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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江海客 关键词：华为 阅读次数：202
编者按：
业界早已传言思科要告华为，2003年春节前夕，这一传言变成了现实。
美国当地时间1月23日，思科宣布已经向位于得克萨斯州Marshall的联邦法庭提起诉讼，指控华为公司非法盗用思科的知识产权，包括源代码和软件设计方案，并指控华为抄袭思科拥有知识产权的文件和资料，并侵犯思科其它多项专利。
消息一出，全球舆论哗然。这是思科和华为的一场正面冲突，也是中美两国顶级企业的一次正面冲突。这场官司被称为中美最大的知识产权案。
与美国一边倒的舆论倾向不同，中国国内质疑和批判华为的声音不绝于耳。上至政府官员消极的表态，下至黎民百姓的对国外企业的盲从，已经使中国这个成功的企业面临尴尬的境地。
此情此景，让每一个关心民族企业成长的人感到不安，为此本刊刊出这篇文章。让人们对这场官司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上篇：解读思科诉讼
源码疑云
思科把源码抄袭列为了诉讼的第一条，显然这更有助于获得美国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和同情心，因为谁都知道源代码是核心的东西。至于私有协议、命令行和用户手册，无疑都是枝节问题。
从思科的诉讼内容来看，思科认为华为的核心路由平台VRP是抄袭IOS的。如果抄袭无非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华为得到了思科IOS的源代码，另一种是华为对IOS进行了系统的逆向工程分析。
实际上，这两种假设都很难讲通。
如果说，华为得到了IOS的源码，这有些近乎天方夜谭，思科这样的大型企业，在源码保护制度上，应该是相当完善的。IOS的源码之于思科，有如Windows源码之于微软，除非思科技术管理有重大问题，否则很难出现这种情况。而如果华为真的窃取了源码，思科起诉的就不仅是侵犯知识产权，而要加上窃取商业秘密罪了。
思科视若至宝的IOS，本身就不是百分百在思科土生土长的，同样是参考了FreeBSD等开放源码的UNIX系统来实现的。思科IOS软件在设备中是以二进制形态出现的，而FreeBSD是开放源码的。
懂得开发组织的人都能理解，如果华为要开发自己的核心路由平台，完全从FreeBSD的源码入手，要比从逆向工程分析清楚一个庞大的IOS，然后再编码实现容易的多。在一些局部技术实现上，反汇编分析是有可能的，而对IOS全面的解析，其工作量与重新开发也差距不远。而且就算华为是通过逆向工程得到一些开发启示，也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反汇编的代码基本只能看看思路，而没有使用价值，最终还是要自行编码实现。而思路本身则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关键的问题还在于IOS并不是什么高端而完美的体系，而是一套开始架构就不完全合理的东西，若干年来一直不断缝缝补补。华为作为市场的后来者，无需兼顾很多问题，最佳的开发策略显然是以FreeBSD为基础，搭建一个更为合理的总体架构，逐步丰富。网上有一些VRP的前开发者回忆上百人是如何攻关开发VRP的文章，是足以令人信服的。
所谓实现相似，bug也相似，其实不难理解，都以FreeBSD等系统为基础，编写同样功能的软件，而且可能采购了同一型号的套片，bug的类似也完全有可能。
FreeBSD是一种自由Unix系统，它是由专家和程序员通过Internet合作开发的。
FreeBSD全面支持TCP/IP协议,因为Internet的前身，APPRNET的开发者，正是使用BSD Unix来实现的TCP/IP协议。因此FreeBSD具有最成熟、最稳定的TCP/IP实现。加之FreeBSD在多方面的优异性能，也就使其成为了各种路由器软件平台的鼻祖。
互联网上有国人为思科自圆其说，说是华为挖了大量思科的研发人员，潜台词是怀疑华为偷了思科的源码。对此我们做了调查，华为拉美分部的确聘用了几个原思科的市场人员，但没有技术人员，而且都是在南美，美国本土一个都没有。这不是华为想不想的问题，谁都想像比尔盖茨那样，开着自己的加长林肯，跑到竞争对手的技术骨干那里，给对方开出300万美元的年薪；更何况，路由器这样软硬件的系统工程，如果以抄袭为目的的挖角，不是挖一个两个人的问题，而要成建制的挖走开发小组，而思科技术人员的工资水平，显然不是华为能够承受的。
在聘用外国开发人员方面，华为曾经有过尝试：为了提高软件工程水平，曾经聘用了大量的富有纪律性的印度工程师，这种行为引发了内部的一些不满，毕竟印度工程师长于编码的规范性但缺乏创造力，有中国工程师认为，不少印度工程师“拿着比我们还高的工资，却写出很垃圾的代码。”
但思科工程师的身价与印度工程师相比肯定不是一个量级。
有分析认为，华为很可能不惜代价挖掉思科的一个骨干小组，这样就可以获得全套的型号设计。但作为华为这样比较成熟的企业，不会搞这种待遇小圈子操作来打破自己的工资体制和企业文化的。而且有开发经验的人可以估算，这样的经济代价决不低于华为自己开发。
可以说，思科的开发人员跑到华为，在目前的条件下，完全是一种笑谈。
相反，思科对华为的人才掠夺却是事实。
“华为的开发人员，出国后到思科工作的则有不少，”一位华为的资深工程师这样介绍说。业界有一个公开的秘密：思科中国研究院对承担VRP主要开发任务的华为北研所的疯狂人才掠夺攻势，犹如暴雨下的黄土高原，那才是试图整编制、整型号的连窝端。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对华为的技术人员来说，他们对于这次诉讼强烈的情绪反弹，不单单是公司利益和民族感情，更多的是认为思科污蔑了他们的辛勤劳动和智慧，“上百个程序员和硬件设计人员，历经数年开发出来的东西，人家说你是抄他的，你做何感想。”
有意思的是，在历史上，思科是第一次对其他企业提出知识产权方面的诉讼，但在此前，思科并不远离诉讼，由于思科利用自己的经济基础，大肆挖取全球竞争对手的研发骨干，一些企业的研发小组甚至整建制的跳槽到思科，因此思科知识产权方面的官司不断，而当时作为思科总裁的钱伯斯则有一句名言：“以知识产权诉讼来阻碍技术进步，是对知识产权的污辱”。
私有协议悖论
如果说源码抄袭显然是一种无稽之谈的话，使用了思科私有协议的指控则确实是一种事实。如果做一个类比的话，就好像思科创造了一种视频的格式，而华为做了一个播放器，可以播放这个格式，但华为没有从思科那里得到可以播放这种格式的授权。不过首先公众需要明确的的是，协议是一种接口标准，华为产品对思科的私有协议的支持，就是让产品可以支持这个标准。至于用于这个接口的代码，则是华为自己编写的。在这一点，思科其实也很清楚。
这种局面来自于一个历史原因。
不仅是华为，几乎所有的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走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他们面对一个两难的尴尬，那就是，以思科为代表的各路国外公司私有协议，写入了国内大大小小的信息化项目的标底当中。比如设备必须支持思科的IGRP或者EIGRP（IGRP的Enhanced版本）协议，否则没有投标资格。谁也不会想到，我们自己的民族企业，会在自己的家门口，遭遇到歧视性政策。
这显然将国内的通讯设备供应商置于进退维谷的境界，如果设备不支持私有协议，就卖不出去，如果想要支持私有协议，就必须向思科购买授权。这样自然形成了思科在中国市场上的天然竞争优势，对于思科的对手，思科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进行阻击：要么根本就不给你授权，要么开出一个让你倾家荡产的天价。
这种历史原因，造成了国内通讯设备制造企业（不只是华为）为了生存和发展，除了自己扩展对大大小小的对中国信息化建设其实并无实际意义的私有协议的支持外，别无选择。尽管私有协议在中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都不受法律保护，但当华为登陆美国市场后，这个历史问题也就授人以柄了。
知识产权的卫道士们恐怕还要在道德与发展的矛盾上再放一些厥词，对此我们并不关心，问题在于中国的信息化建设什么时候变成了思科的后院，为什么我们自己的企业反而被逼之下走入了要不就侵权，要不就没有生存空间的境地呢。
“私有协议会促进垄断，排挤竞争对手”，很早就有专家向国家呼吁警惕私有协议问题，而偏偏有人喜欢上这种当。
思科的鼻祖和老大地位的确造就了思科在协议方面的优势，不仅仅是私有协议， OSPF最早是思科支持的，因为那时候只有他们一家生产路由器。 思科很长时间，也是唯一支持ITU-T的IS-IS协议的产品。于是思科就把支持IS-IS作为卖点。强力向中国推行。这方面，思科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但如果深入分析来看，IS-IS是一个异构网络互连的协议，由于美国信息化建设从60年代就开始了，各种网络拓扑结构和通讯协议并存，因此类似这样的协议是必要重要的，而对于中国这种全新建设的基本以IP协议为基础的网络来说，IS-IS根本就没有意义。而华为们只有迎战了。如果说，IS-IS只是思科胁国际邮联而令诸侯，还有情可原，但IGRP这样的技术鸦片，又如何被列入中国信息化建设的食谱呢。支持IS-IS无非只是一点技术上的努力，但支持IGRP显然就要面临法律风险。但华为却别无选择。
对于把类似这样的歧视性标准写入标底的人，无论是冠以“无知”的鄙夷，还是“别有用心”的揣度，我觉得都并不过分。
华为的遭遇不仅在路由设备领域，在华为起步的程控设备领域同样如此。几年前，华为把销售部的几千儿郎，投入到县一级别电信的广阔天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回想起来，也许不能说是多么高明的战略，只是一种无奈之举。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另一个问题引发了我们的注意，这就是“境外培训黑洞”，很多人一直诟病国内IT企业在投标拿项目过程中的一些内幕操作。而很多国内IT企业和国外企业同台竞技的时候则叫苦连篇，“我们能提供的人家都能提供，人家能提供的的我们肯定提供不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那种集体的“境外培训”。
据说，已经有中国企业在筹建“海外培训中心” 作为那种外企“境外培训黑洞”的应对，“海外培训中心” 不单单用来“培训”海外顾客，更要用来“培训”大陆顾客的“出国梦”。这是尴尬下的何其无奈。
命令行参数受不受法律保护？
兼容私有协议是一种被迫之举，而兼容思科的配置命令则显然是华为故意而为之了。华为并不是这种兼容始作俑者，全球有大量的产品采用和思科一样的配置命令，而没有向思科提出申请。只是华为的行为被思科作为罪证之一。这里面需要分析的是两个问题，第一、命令行参数受不受法律保护，第二、命令行参数该不该受法律保护。
首先解释一下，思科提供了一组命令用于配置他的路由器产品，
比如：
路由器常规检验命令：show
配置引导参数命令：boot
等等。
这里面当然也有大家比较熟悉的类似ping、trace这样的网络命令。
由于思科在这个领域占有权威的地位，因此几乎所有的网管都比较熟悉这样的命令，显然如果一个路由器厂家完全采用一套全新的命令，会需要工程师重新学习。这种兼容的方法，实际是降低培训资源，占有现有市场的方法。使产品替代思科的产品的时候并不需要重新培训网管人员。
命令行接口和实现命令的程序不是一回事，也不是什么核心技术，这种兼容，只是为了给用户提供方便而已。是一种商业手法。这是IT界的一种常见的手法，当年Novell为了与微软抗衡，推出了DR DOS，他完全兼容和MS DOS的常见命令和参数，而且扩展了一些新的命令和参数。这个例子和华为对思科配置命令的兼容非常近似，华为在兼容的基础上，做得更加人性化一些，比如命令的自动提示功能等等，都是思科没有的。
对美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大家都缺乏了解，不清楚命令行参数是否能申请专利技术，是否可以被版权保护。不过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命令行参数是否应该受到保护。
如果命令行可以申请专利，那么意味什么呢，假如一个商用UNIX产品将命令行参数全部注册，那么其他所有的UNIX都不可以用ls列目录，用mkdir建立目录，而要重新开张。
如果有人把/？、 /HELP或者-man这种参数注册，那么不论你写什么样的工具，都不能再留下这样的接口，作为察看帮助的选项。
更有甚者，如果有一个反病毒把scan c:（检测c盘），scan d:（检测d盘）这种参数都注册的话，其他的软件是不是要去设计类似scan DriverC这样的古怪参数呢？
版权保护的出发点是鼓励技术进步，但如果滥用的话，显然就会成为信息化发展的障碍。
一个朋友查找了近年来大量的美国知识产权诉讼案例，他告诉我把命令行参数作为诉讼内容的这是第一例。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思科从2002年下半年，对IOS中相关的很多东西作了全面的注册，作为这起诉讼的准备，用一个评论者的话说，“连IOS的垃圾都没有放过”。
用户手册问题
用户手册问题实际源自命令行兼容，同样的配置接口，自然用户文档会比较近似，也许是唯一一个可能确实有问题的环节，但显然这并不是一个根本环节。
对此，确实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华为的文档人员偷懒，部分抄袭思科公开产品文档。如果确有其事，说明华为对文档人员的管理确实需要加强。
综述思科诉讼，用户手册是一个细枝末节的问题，不可能是拉锯的焦点，命令行参数是一个有争议的法律问题，作为最根本的源码抄袭问题，显然是空穴来风，思科也没有更有效的证据。华为真正比较被动的是私有协议的问题。
但实际上，华为的问题不是一个个体问题，无论是私有协议、命令行参数、甚至手册问题，都是思科背后紧追不舍的后来者们的普遍问题。但为什么诉讼的对象是华为呢？
中篇：为什么是华为
在国人眼中，当被告似乎不是光彩的事情，因此，我们要问的是，思科选择的诉讼对象为什么是华为。而为什么不是从思科中克隆出来的朱尼伯（Juniper），或者是其他公司。
Juniper：在过去两年中，在思科一直引以为自豪的高端路由器领域，一个叫Juniper的公司对思科进行了坚决阻击。Juniper是思科一次内乱的结果，思科一个副总带领一批技术人员出走，成立了Juniper。
IT界近年来的著名知识产权官司，如：
英特尔诉AMD，AMD反诉
英特尔起诉威盛，威盛反诉
SUN起诉微软
……
这其中，莫不是产业巨人之间的制约和反制约的对抗，或者是霸主对后来者的打压。
真正有判断力的人都不会相信，思科是为了版权而官司的，而不少资深评论家都指出了其中的利益本质，这一观点相关的讨论已经浩如烟海，结果已经非常清晰，无需赘言。
显然，华为遭到起诉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思科已经视华为为一个必须打压得对手。而部分国人之所以还简单的站在版权的角度上看待这场官司，正是不能理解，一个中国公司，会拥有威胁到业界巨人的实力。
从思科CEO钱伯斯在2003年1月的表态就可以看出，华为不只是思科在中国市场上的对手，而且是全球对手了。
我们应该揭示的是这个内在的原因。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IT企业，如何能在自己的家门口从先入为主的思科高端打压下突围，而反过来向思科的一亩三分地进军；又如何能被思科视为全球对手。
要了解华为，首先需要分析的是华为的研发体制。
华为的研发体制
一篇让读者大呼过瘾，但令华为内部紧张兮兮的《土狼向狮子的演变》引发了很多人对华为市场战略的兴趣，作者信誓旦旦的说：“销售是土狼时代的华为唯一的主业，销售的秘密是华为最大的秘密。”但我个人认为，华为更值得人们关注，但却更不为人所知的却是华为的研发体制。
在所有的中国IT企业中，华为的研发规模可谓最为庞大。（见右图）
华为的研发体制，招牌说明只有一句话，就是公司不少于10%的营业额和10000名工程师投入研发。10%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2002年，华为的营业额是220亿人民币，也就是一年的研发的经费超过22亿。22亿，超过了互联网鼎盛时代，联想对FM365烧钱式的全部投资。
而更令人惊讶的是，华为研发经费的构成比例，其中预研的部分高达30%，这种预研是完全可以没有结果，不产生回报的。如果说把10%的营业额投入开发的规模和手笔，已经绝对不是一般中国民营企业家所能想象的，那么科研经费的1/3可以不求回报，这在一些国外著名的IT企业中也是不可想象的。
应该说，由于管理水平还不是很高，包括一些决策失误，加上很多项目的无功而返，华为确实在科研中有一些惊人的浪费。但好在华为始终在坚持和发展，这种持续的投入就越发彰显出力量。
华为对开发条件，对软硬件环境的投入是绝对不惜金钱的。很多人知道，一些专用的硬件开发环境，造价都以几十万、几百万美元计算，而华为购买时从来不犹豫。一位曾经先后在华为和美国贝尔供职的开发人员曾经感叹，贝尔实验室也不过如此。
而更有华为工程师坚定的留在华为的一个原因是，他在适应了华为“要什么有什么”的开发条件后，也知道国内其他企业根本不会有这样好的软硬件开发环境了。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华为要给员工一流的工作条件，却并不给一流的住宿条件，华为上研所可以铺张的在上海最好的写字楼金茂大厦租下两层，但开发人员的宿舍，还是分布在那些仿佛是烂尾楼一样的毛坯房里。
对此，有人理解，有人不理解。不理解的人多半会跳槽而去，而理解的人，逐步会成为华为的骨干力量。理解的人知道，华为不缺这两个钱，但公司领导认为，过于安逸的生活条件会磨灭工作的激情。
华为对技术人员的压力确实很大，业界曾经流传一个笑话，说一只狗挡在路上，一个华为的人说了一句话，狗落荒而逃，这句话就是，“不让开，我把你调到华为中研部去。”
华为分散开发压力的重要方法就是不断补充人力，甚至扩展新的研究机构，从最开始的中研、中试到现在独立出来的北研所、上研所，华为的开发队伍已经极度庞大，超过了1万人。以至会被某记者拿来和微软比较，作为中国企业技术管理质量低下和技术人员能力差的佐证。我并不否认该记者的结论，但记者把微软的营业额/微软开发人员数量，与华为营业额/华为开发人员数量的两个结果比较，未免有些不伦不类。
华为这支技术队伍确实有些参差不齐，在业务种类繁多的情况下，很多毕业生，刚刚结束了几周的华为训练营，就被拉到开发前沿去设计电路板或者编写软件模块。其中付出了很多学费，但很多骨干技术人员就是在付出了这样的学费后成长起来的。
这支队伍也确实流动性很高，但无论如何这支队伍是华为极度宝贵的财富。这一点，任正非很清楚，一位华为的办公室人员讲，任总看到行政人员总是板着脸，但见到技术人员总是非常和蔼。另外据说，华为技术人员如果有脾气，可以到任何一级别领导那里去拍桌子。包括对任正非本人。
在华为，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尽管各个岗位总是或多或少的有对公司的不满，但技术岗位的人的不满最少，对公司的理解最多。总是有人说华为的洗脑，但在技术人员看来，似乎那更多的是非技术岗位的事情。而越是出色的技术人员越忙，越体会不到这些洗脑的过程，这让我联想到了《编程之道》中那只传递总部消息的大鸟，对于这只大鸟：
The master programmer continues to work at his terminal, for he does not know that the bird has come and gone.
（编程大师则继续在他的终端前工作他根本不知道这只鸟曾经来过）
投入不是没有浪费、队伍也不是稳定如一、管理方法同样饱受诟病，但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全部。在持续的播种下，华为的研发体系为华为积累起爆发的力量。
农村包围城市到夺取城市
作为“学毛”标兵的任正非很重要的一个战略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从电话交换设备从县级电信做起，到境外业务从非洲做起，都是这一战略的完美体现。
农村包围城市，目的是最终夺取城市。
2002年6月，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Supercomm展会。会上，华为展出了自己的全线家当，并且安排了美国方式的TALK SHOW（脱口秀），而且，展台还被组织方评为最佳展台设计。一时间华为受到美国电信运营商、参展商和观众的广泛关注。
这个事情在国内波澜不惊，但却是华为在IP网络设备领域，吹响夺取城市的号角的一刻，对华为来说，意义重大。
华为终于吹响夺取城市的号角了，因为这不是2000年，那时华为只凭借几种低端的产品，打拼于非骨干网市场；这也不是2001年，华为面临着，没有中档产品，而高端产品（骨干网路由器）还不稳定的尴尬。此时，华为用NE08/NE16/NE20/NE40/NE80这样齐全的产品线，向经典的思科7200/7300/7500/7600/12000/12400 系列发出挑战，尽管这些思科的高端路由器一度占了全世界80% 的市场，
华为一直低调前进，几年前，华为将自己C&C08上的几块芯片的设计卖给摩托罗拉的时候，如果是任何其他的企业都会大肆炒作，但华为却只是内部通报了一下。华为一向是深挖洞，广积粮；但如今，短兵相接之下，思科还是感受到了华为的不臣之心。
“如果思科还有一个全球的最糟的梦魇，那就是华为。”这来自美国媒体的评论。
钱伯斯那句“思科下一阶段面临的竞争将来自中国最大的电信制造商华为科技公司”，也认可了华为的地位。
第五代路由器之争
事实上，华为等国内企业市场上的紧逼，并不足以对思科构成挑战，谁都知道思科的老大地位难以动摇，几年前，有人把挑战这个希望寄托在英特尔身上，有“购买3COM是购买过去，购买思科是购买现在，购买英特尔是购买未来”之说。但几年之后思科始终稳坐鳌头。英特尔的大手笔尚且不能动摇思科，何况一个从中国县级电信设备供应而起步的华为呢。
华为真正触痛了思科的是两点，一个是近乎贴身肉搏的市场阻击，你不是高质高价么，你看我们路由器同样运行稳定、界面友好，价格却只有你的几分之一。这实际暴露的是思科的暴利，把思科推到了道德法庭的被告席上。
而华为更加刺激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思科已经变得有些敏感而脆弱的神经的是所谓第四代与第五代路由器划分之争。从市场上分一杯羹，思科无法避免。但技术上的挑战是思科不能接受的。多年以来，一直是思科领导路由设备前进的，如今出来一个华为，声称自己的产品是第五代的，而思科的产品是第四代的，而且言之凿凿，捧场者大有人在，这是思科非常深恶痛绝的。
华为是这样，给路由器分代的：
抛开这种划分是否准确不说，华为的新一代路由器，的确突出了业务的灵活性，而其过去很长时间受到客户不满的的稳定性在新的产品线上已经有了全面的改善。华为新一代产品业务的灵活性，主要依靠网络处理器（NP）起来实现。由于采用网络处理器,非常灵活.可以修改微码来灵活提供业务.而思科一直采用专用芯片（ASIC） 技术,无法灵活实现业务,如果需要实现也必须通过软件实现.那么效率就会很低.这是华为倡导的所谓第五代路由器对ASCI 技术(第四代)的优势所在。
网络处理器（Net Processer），该器件从硬件上实现了一些基本的路由转发功能，可以增值功能可以定制。而且可以Online refresh。因此其灵活性要比专用芯片（ASIC）好的多，ASIC一旦量产后发现BUG，或者就全部召回，或者要在软件中打补丁。应该说，NP虽然是全新的技术，但不能说在ASIC面前有绝对的优势，因为NP的缺点是成本很高，而ASIC成本低得多。对于大批量生产来说，ASIC要经济的多。
很多人指出，在技术创新方面，思科正在没落，而以华为为代表的很多新兴企业正在崛起，令我们惊诧的是，与一些国人抱定思科大腿不放相比，国外一些评论人士对此认识则更为准确。
思科对华为诉讼，有利用法律陷阱进行迎头阻击的考虑，但也有从名声上搞臭华为的考虑。以彻底避免，在四代、五代路由器等相关概念上，公众被华为引导。
诉讼背后所表现的，是思科这个通讯巨人前所未有的颤栗。
下篇：诉讼所考量的
思科对华为的诉讼，是一个美国巨人企业和中国的龙头企业的较量，而这场诉讼，只是一场大博弈的开局。这场惊天动地的诉讼，最终会因为这场博弈的大手笔，而日见渺小。
思科对华为诉讼，所考量的是华为能否有足够的能力面对风云突变。事实证明，多年低调造就了今日华为，但过于低调，在如此风云变幻下则略显稚嫩。
从背景上看，华为有足够的时间应对诉讼。甚至完全可以同样在美注册一部分技术、并从思科从华为挖人，进行不平等竞争等许多方面准备材料反诉思科。但一切好像都没有准备，显得过于和缓。
在这个本该是一边倒的事情上，华为对政府、媒体和公众，似乎都没有任何影响力。政府含糊其辞；媒体东倒西歪；公众吵成一片。
1999年，中国一家著名IT企业与国外一家具有业界领袖地位的公司发生摩擦，“巧合”的是，这个国外公司某型号小型机的一个硬件级别安全漏洞不久之后就被批漏。然后有关部委发文禁止政府机关使用这个型号的机器。之后就是国外那家公司的总裁来华道歉。显然，华为还不懂得、甚至是不屑于去借力这种资源。同时在如何引导媒体和公众方面，华为似乎也缺乏经验。
思科对华为诉讼，所考量的，是中国IT人、IT媒体和公众，对于我们自身技术领先企业的信心。这其中，我们看到了理解、信任和理性。同时也看到了一些，无知、盲从、和虚无。
思科对华为诉讼，所考量的，既有中国政府对知识产权的恰当理解，更有维护民族企业权益的决心。我们想听到的，不是我们的政府口口声声说，这是两个企业的事情，不要总让政府表态；也不想听到我们的一些部委仿佛很中立的说，希望大家坐下来谈。我们的政府完全应该有底气来说，“我们信任自己的企业”。
思科动用所有力量，包括美国主流媒体，在自己的后院搭建了一个完全不平等的舞台，让华为被迫应战而措手不及。中国政府虽然不方便直接插手这个争端，但中国政府可以用完全合理的方式给思科一个压力。我认为最有效的，就在各个行业系统清算思科的垃圾，譬如私有协议。
以下的行动对中国政府来说，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给政府招标采购制定明确要求，境外企业私有协议，不得写入标底。
各行业系统，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通讯不得基于境外厂商的私有协议。
从国家安全的需求，要求思科公开源码，否则不得进入中国所有关键行业。
中国政府需要让思科这个已经有些被自己惯坏了的城里孩子明白，如果他试图通过非商业手段让华为在美国市场上付出代价的话，思科就会同样的在中国市场付出代价。
既然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认定中国已经从信息化推动工业化，而进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时代。这就应该是一个造就我们自己的民族领袖企业的时代，过去我们政府官员、记者和民众，面对微软、IBM、摩托罗拉和思科时所抱有的学生心态，应该彻底抛开。不承认美国的发达与先进当然是自大狂，但不遗余力的百分百追捧与狂热崇拜则是软骨病。
记得康柏的一位高层管理人员，在评论微软垄断案时曾说，微软的垄断地位，是美国全球威慑力的一部分，不应受到损害。同样在知识经济背景下，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不仅在于中国三位一体的核力量。更在于，中国的跨国企业，特别是高技术企业的全球市场渗透能力。中国的未来国际地位，将来自国内大型企业的支撑。
在中国IT领域，长城式的防守路线应该被抛弃，而代以成吉思汗的铁骑。
与民用航空制造业等行业比较，中国电信业何其幸运，如果没有巨大中华，中国信息化建设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华为，是我们所关注的国内企业中，被人骂过最多的；华为，也是我们所关注的国内企业中，最为成功的。
骂有骂的原因，成功有成功的理由。
对于这样一个企业，不仅是要像剖析我们自己那样去剖析他；更要像理解我们自己那样理解他。
无论如何，对华为这样的民族企业我要深深鞠上一躬，正是因为有他们，才让那些国际IT寡头们明白，卖给中国人几台设备就可以一边点着钞票一边对中国信息化建设指手画脚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编者按：
业界早已传言思科要告华为，2003年春节前夕，这一传言变成了现实。
美国当地时间1月23日，思科宣布已经向位于得克萨斯州Marshall的联邦法庭提起诉讼，指控华为公司非法盗用思科的知识产权，包括源代码和软件设计方案，并指控华为抄袭思科拥有知识产权的文件和资料，并侵犯思科其它多项专利。
消息一出，全球舆论哗然。这是思科和华为的一场正面冲突，也是中美两国顶级企业的一次正面冲突。这场官司被称为中美最大的知识产权案。
与美国一边倒的舆论倾向不同，中国国内质疑和批判华为的声音不绝于耳。上至政府官员消极的表态，下至黎民百姓的对国外企业的盲从，已经使中国这个成功的企业面临尴尬的境地。
此情此景，让每一个关心民族企业成长的人感到不安，为此本刊刊出这篇文章。让人们对这场官司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上篇：解读思科诉讼
源码疑云
思科把源码抄袭列为了诉讼的第一条，显然这更有助于获得美国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和同情心，因为谁都知道源代码是核心的东西。至于私有协议、命令行和用户手册，无疑都是枝节问题。
从思科的诉讼内容来看，思科认为华为的核心路由平台VRP是抄袭IOS的。如果抄袭无非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华为得到了思科IOS的源代码，另一种是华为对IOS进行了系统的逆向工程分析。
实际上，这两种假设都很难讲通。
如果说，华为得到了IOS的源码，这有些近乎天方夜谭，思科这样的大型企业，在源码保护制度上，应该是相当完善的。IOS的源码之于思科，有如Windows源码之于微软，除非思科技术管理有重大问题，否则很难出现这种情况。而如果华为真的窃取了源码，思科起诉的就不仅是侵犯知识产权，而要加上窃取商业秘密罪了。
思科视若至宝的IOS，本身就不是百分百在思科土生土长的，同样是参考了FreeBSD等开放源码的UNIX系统来实现的。思科IOS软件在设备中是以二进制形态出现的，而FreeBSD是开放源码的。
懂得开发组织的人都能理解，如果华为要开发自己的核心路由平台，完全从FreeBSD的源码入手，要比从逆向工程分析清楚一个庞大的IOS，然后再编码实现容易的多。在一些局部技术实现上，反汇编分析是有可能的，而对IOS全面的解析，其工作量与重新开发也差距不远。而且就算华为是通过逆向工程得到一些开发启示，也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反汇编的代码基本只能看看思路，而没有使用价值，最终还是要自行编码实现。而思路本身则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关键的问题还在于IOS并不是什么高端而完美的体系，而是一套开始架构就不完全合理的东西，若干年来一直不断缝缝补补。华为作为市场的后来者，无需兼顾很多问题，最佳的开发策略显然是以FreeBSD为基础，搭建一个更为合理的总体架构，逐步丰富。网上有一些VRP的前开发者回忆上百人是如何攻关开发VRP的文章，是足以令人信服的。
所谓实现相似，bug也相似，其实不难理解，都以FreeBSD等系统为基础，编写同样功能的软件，而且可能采购了同一型号的套片，bug的类似也完全有可能。
FreeBSD是一种自由Unix系统，它是由专家和程序员通过Internet合作开发的。
FreeBSD全面支持TCP/IP协议,因为Internet的前身，APPRNET的开发者，正是使用BSD Unix来实现的TCP/IP协议。因此FreeBSD具有最成熟、最稳定的TCP/IP实现。加之FreeBSD在多方面的优异性能，也就使其成为了各种路由器软件平台的鼻祖。
互联网上有国人为思科自圆其说，说是华为挖了大量思科的研发人员，潜台词是怀疑华为偷了思科的源码。对此我们做了调查，华为拉美分部的确聘用了几个原思科的市场人员，但没有技术人员，而且都是在南美，美国本土一个都没有。这不是华为想不想的问题，谁都想像比尔盖茨那样，开着自己的加长林肯，跑到竞争对手的技术骨干那里，给对方开出300万美元的年薪；更何况，路由器这样软硬件的系统工程，如果以抄袭为目的的挖角，不是挖一个两个人的问题，而要成建制的挖走开发小组，而思科技术人员的工资水平，显然不是华为能够承受的。
在聘用外国开发人员方面，华为曾经有过尝试：为了提高软件工程水平，曾经聘用了大量的富有纪律性的印度工程师，这种行为引发了内部的一些不满，毕竟印度工程师长于编码的规范性但缺乏创造力，有中国工程师认为，不少印度工程师“拿着比我们还高的工资，却写出很垃圾的代码。”
但思科工程师的身价与印度工程师相比肯定不是一个量级。
有分析认为，华为很可能不惜代价挖掉思科的一个骨干小组，这样就可以获得全套的型号设计。但作为华为这样比较成熟的企业，不会搞这种待遇小圈子操作来打破自己的工资体制和企业文化的。而且有开发经验的人可以估算，这样的经济代价决不低于华为自己开发。
可以说，思科的开发人员跑到华为，在目前的条件下，完全是一种笑谈。
相反，思科对华为的人才掠夺却是事实。
“华为的开发人员，出国后到思科工作的则有不少，”一位华为的资深工程师这样介绍说。业界有一个公开的秘密：思科中国研究院对承担VRP主要开发任务的华为北研所的疯狂人才掠夺攻势，犹如暴雨下的黄土高原，那才是试图整编制、整型号的连窝端。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对华为的技术人员来说，他们对于这次诉讼强烈的情绪反弹，不单单是公司利益和民族感情，更多的是认为思科污蔑了他们的辛勤劳动和智慧，“上百个程序员和硬件设计人员，历经数年开发出来的东西，人家说你是抄他的，你做何感想。”
有意思的是，在历史上，思科是第一次对其他企业提出知识产权方面的诉讼，但在此前，思科并不远离诉讼，由于思科利用自己的经济基础，大肆挖取全球竞争对手的研发骨干，一些企业的研发小组甚至整建制的跳槽到思科，因此思科知识产权方面的官司不断，而当时作为思科总裁的钱伯斯则有一句名言：“以知识产权诉讼来阻碍技术进步，是对知识产权的污辱”。
私有协议悖论
如果说源码抄袭显然是一种无稽之谈的话，使用了思科私有协议的指控则确实是一种事实。如果做一个类比的话，就好像思科创造了一种视频的格式，而华为做了一个播放器，可以播放这个格式，但华为没有从思科那里得到可以播放这种格式的授权。不过首先公众需要明确的的是，协议是一种接口标准，华为产品对思科的私有协议的支持，就是让产品可以支持这个标准。至于用于这个接口的代码，则是华为自己编写的。在这一点，思科其实也很清楚。
这种局面来自于一个历史原因。
不仅是华为，几乎所有的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走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他们面对一个两难的尴尬，那就是，以思科为代表的各路国外公司私有协议，写入了国内大大小小的信息化项目的标底当中。比如设备必须支持思科的IGRP或者EIGRP（IGRP的Enhanced版本）协议，否则没有投标资格。谁也不会想到，我们自己的民族企业，会在自己的家门口，遭遇到歧视性政策。
这显然将国内的通讯设备供应商置于进退维谷的境界，如果设备不支持私有协议，就卖不出去，如果想要支持私有协议，就必须向思科购买授权。这样自然形成了思科在中国市场上的天然竞争优势，对于思科的对手，思科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进行阻击：要么根本就不给你授权，要么开出一个让你倾家荡产的天价。
这种历史原因，造成了国内通讯设备制造企业（不只是华为）为了生存和发展，除了自己扩展对大大小小的对中国信息化建设其实并无实际意义的私有协议的支持外，别无选择。尽管私有协议在中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都不受法律保护，但当华为登陆美国市场后，这个历史问题也就授人以柄了。
知识产权的卫道士们恐怕还要在道德与发展的矛盾上再放一些厥词，对此我们并不关心，问题在于中国的信息化建设什么时候变成了思科的后院，为什么我们自己的企业反而被逼之下走入了要不就侵权，要不就没有生存空间的境地呢。
“私有协议会促进垄断，排挤竞争对手”，很早就有专家向国家呼吁警惕私有协议问题，而偏偏有人喜欢上这种当。
思科的鼻祖和老大地位的确造就了思科在协议方面的优势，不仅仅是私有协议， OSPF最早是思科支持的，因为那时候只有他们一家生产路由器。 思科很长时间，也是唯一支持ITU-T的IS-IS协议的产品。于是思科就把支持IS-IS作为卖点。强力向中国推行。这方面，思科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但如果深入分析来看，IS-IS是一个异构网络互连的协议，由于美国信息化建设从60年代就开始了，各种网络拓扑结构和通讯协议并存，因此类似这样的协议是必要重要的，而对于中国这种全新建设的基本以IP协议为基础的网络来说，IS-IS根本就没有意义。而华为们只有迎战了。如果说，IS-IS只是思科胁国际邮联而令诸侯，还有情可原，但IGRP这样的技术鸦片，又如何被列入中国信息化建设的食谱呢。支持IS-IS无非只是一点技术上的努力，但支持IGRP显然就要面临法律风险。但华为却别无选择。
对于把类似这样的歧视性标准写入标底的人，无论是冠以“无知”的鄙夷，还是“别有用心”的揣度，我觉得都并不过分。
华为的遭遇不仅在路由设备领域，在华为起步的程控设备领域同样如此。几年前，华为把销售部的几千儿郎，投入到县一级别电信的广阔天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回想起来，也许不能说是多么高明的战略，只是一种无奈之举。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另一个问题引发了我们的注意，这就是“境外培训黑洞”，很多人一直诟病国内IT企业在投标拿项目过程中的一些内幕操作。而很多国内IT企业和国外企业同台竞技的时候则叫苦连篇，“我们能提供的人家都能提供，人家能提供的的我们肯定提供不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那种集体的“境外培训”。
据说，已经有中国企业在筹建“海外培训中心” 作为那种外企“境外培训黑洞”的应对，“海外培训中心” 不单单用来“培训”海外顾客，更要用来“培训”大陆顾客的“出国梦”。这是尴尬下的何其无奈。
命令行参数受不受法律保护？
兼容私有协议是一种被迫之举，而兼容思科的配置命令则显然是华为故意而为之了。华为并不是这种兼容始作俑者，全球有大量的产品采用和思科一样的配置命令，而没有向思科提出申请。只是华为的行为被思科作为罪证之一。这里面需要分析的是两个问题，第一、命令行参数受不受法律保护，第二、命令行参数该不该受法律保护。
首先解释一下，思科提供了一组命令用于配置他的路由器产品，
比如：
路由器常规检验命令：show
配置引导参数命令：boot
等等。
这里面当然也有大家比较熟悉的类似ping、trace这样的网络命令。
由于思科在这个领域占有权威的地位，因此几乎所有的网管都比较熟悉这样的命令，显然如果一个路由器厂家完全采用一套全新的命令，会需要工程师重新学习。这种兼容的方法，实际是降低培训资源，占有现有市场的方法。使产品替代思科的产品的时候并不需要重新培训网管人员。
命令行接口和实现命令的程序不是一回事，也不是什么核心技术，这种兼容，只是为了给用户提供方便而已。是一种商业手法。这是IT界的一种常见的手法，当年Novell为了与微软抗衡，推出了DR DOS，他完全兼容和MS DOS的常见命令和参数，而且扩展了一些新的命令和参数。这个例子和华为对思科配置命令的兼容非常近似，华为在兼容的基础上，做得更加人性化一些，比如命令的自动提示功能等等，都是思科没有的。
对美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大家都缺乏了解，不清楚命令行参数是否能申请专利技术，是否可以被版权保护。不过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命令行参数是否应该受到保护。
如果命令行可以申请专利，那么意味什么呢，假如一个商用UNIX产品将命令行参数全部注册，那么其他所有的UNIX都不可以用ls列目录，用mkdir建立目录，而要重新开张。
如果有人把/？、 /HELP或者-man这种参数注册，那么不论你写什么样的工具，都不能再留下这样的接口，作为察看帮助的选项。
更有甚者，如果有一个反病毒把scan c:（检测c盘），scan d:（检测d盘）这种参数都注册的话，其他的软件是不是要去设计类似scan DriverC这样的古怪参数呢？
版权保护的出发点是鼓励技术进步，但如果滥用的话，显然就会成为信息化发展的障碍。
一个朋友查找了近年来大量的美国知识产权诉讼案例，他告诉我把命令行参数作为诉讼内容的这是第一例。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思科从2002年下半年，对IOS中相关的很多东西作了全面的注册，作为这起诉讼的准备，用一个评论者的话说，“连IOS的垃圾都没有放过”。
用户手册问题
用户手册问题实际源自命令行兼容，同样的配置接口，自然用户文档会比较近似，也许是唯一一个可能确实有问题的环节，但显然这并不是一个根本环节。
对此，确实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华为的文档人员偷懒，部分抄袭思科公开产品文档。如果确有其事，说明华为对文档人员的管理确实需要加强。
综述思科诉讼，用户手册是一个细枝末节的问题，不可能是拉锯的焦点，命令行参数是一个有争议的法律问题，作为最根本的源码抄袭问题，显然是空穴来风，思科也没有更有效的证据。华为真正比较被动的是私有协议的问题。
但实际上，华为的问题不是一个个体问题，无论是私有协议、命令行参数、甚至手册问题，都是思科背后紧追不舍的后来者们的普遍问题。但为什么诉讼的对象是华为呢？
中篇：为什么是华为
在国人眼中，当被告似乎不是光彩的事情，因此，我们要问的是，思科选择的诉讼对象为什么是华为。而为什么不是从思科中克隆出来的朱尼伯（Juniper），或者是其他公司。
Juniper：在过去两年中，在思科一直引以为自豪的高端路由器领域，一个叫Juniper的公司对思科进行了坚决阻击。Juniper是思科一次内乱的结果，思科一个副总带领一批技术人员出走，成立了Juniper。
IT界近年来的著名知识产权官司，如：
英特尔诉AMD，AMD反诉
英特尔起诉威盛，威盛反诉
SUN起诉微软
……
这其中，莫不是产业巨人之间的制约和反制约的对抗，或者是霸主对后来者的打压。
真正有判断力的人都不会相信，思科是为了版权而官司的，而不少资深评论家都指出了其中的利益本质，这一观点相关的讨论已经浩如烟海，结果已经非常清晰，无需赘言。
显然，华为遭到起诉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思科已经视华为为一个必须打压得对手。而部分国人之所以还简单的站在版权的角度上看待这场官司，正是不能理解，一个中国公司，会拥有威胁到业界巨人的实力。
从思科CEO钱伯斯在2003年1月的表态就可以看出，华为不只是思科在中国市场上的对手，而且是全球对手了。
我们应该揭示的是这个内在的原因。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IT企业，如何能在自己的家门口从先入为主的思科高端打压下突围，而反过来向思科的一亩三分地进军；又如何能被思科视为全球对手。
要了解华为，首先需要分析的是华为的研发体制。
华为的研发体制
一篇让读者大呼过瘾，但令华为内部紧张兮兮的《土狼向狮子的演变》引发了很多人对华为市场战略的兴趣，作者信誓旦旦的说：“销售是土狼时代的华为唯一的主业，销售的秘密是华为最大的秘密。”但我个人认为，华为更值得人们关注，但却更不为人所知的却是华为的研发体制。
在所有的中国IT企业中，华为的研发规模可谓最为庞大。（见右图）
华为的研发体制，招牌说明只有一句话，就是公司不少于10%的营业额和10000名工程师投入研发。10%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2002年，华为的营业额是220亿人民币，也就是一年的研发的经费超过22亿。22亿，超过了互联网鼎盛时代，联想对FM365烧钱式的全部投资。
而更令人惊讶的是，华为研发经费的构成比例，其中预研的部分高达30%，这种预研是完全可以没有结果，不产生回报的。如果说把10%的营业额投入开发的规模和手笔，已经绝对不是一般中国民营企业家所能想象的，那么科研经费的1/3可以不求回报，这在一些国外著名的IT企业中也是不可想象的。
应该说，由于管理水平还不是很高，包括一些决策失误，加上很多项目的无功而返，华为确实在科研中有一些惊人的浪费。但好在华为始终在坚持和发展，这种持续的投入就越发彰显出力量。
华为对开发条件，对软硬件环境的投入是绝对不惜金钱的。很多人知道，一些专用的硬件开发环境，造价都以几十万、几百万美元计算，而华为购买时从来不犹豫。一位曾经先后在华为和美国贝尔供职的开发人员曾经感叹，贝尔实验室也不过如此。
而更有华为工程师坚定的留在华为的一个原因是，他在适应了华为“要什么有什么”的开发条件后，也知道国内其他企业根本不会有这样好的软硬件开发环境了。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华为要给员工一流的工作条件，却并不给一流的住宿条件，华为上研所可以铺张的在上海最好的写字楼金茂大厦租下两层，但开发人员的宿舍，还是分布在那些仿佛是烂尾楼一样的毛坯房里。
对此，有人理解，有人不理解。不理解的人多半会跳槽而去，而理解的人，逐步会成为华为的骨干力量。理解的人知道，华为不缺这两个钱，但公司领导认为，过于安逸的生活条件会磨灭工作的激情。
华为对技术人员的压力确实很大，业界曾经流传一个笑话，说一只狗挡在路上，一个华为的人说了一句话，狗落荒而逃，这句话就是，“不让开，我把你调到华为中研部去。”
华为分散开发压力的重要方法就是不断补充人力，甚至扩展新的研究机构，从最开始的中研、中试到现在独立出来的北研所、上研所，华为的开发队伍已经极度庞大，超过了1万人。以至会被某记者拿来和微软比较，作为中国企业技术管理质量低下和技术人员能力差的佐证。我并不否认该记者的结论，但记者把微软的营业额/微软开发人员数量，与华为营业额/华为开发人员数量的两个结果比较，未免有些不伦不类。
华为这支技术队伍确实有些参差不齐，在业务种类繁多的情况下，很多毕业生，刚刚结束了几周的华为训练营，就被拉到开发前沿去设计电路板或者编写软件模块。其中付出了很多学费，但很多骨干技术人员就是在付出了这样的学费后成长起来的。
这支队伍也确实流动性很高，但无论如何这支队伍是华为极度宝贵的财富。这一点，任正非很清楚，一位华为的办公室人员讲，任总看到行政人员总是板着脸，但见到技术人员总是非常和蔼。另外据说，华为技术人员如果有脾气，可以到任何一级别领导那里去拍桌子。包括对任正非本人。
在华为，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尽管各个岗位总是或多或少的有对公司的不满，但技术岗位的人的不满最少，对公司的理解最多。总是有人说华为的洗脑，但在技术人员看来，似乎那更多的是非技术岗位的事情。而越是出色的技术人员越忙，越体会不到这些洗脑的过程，这让我联想到了《编程之道》中那只传递总部消息的大鸟，对于这只大鸟：
The master programmer continues to work at his terminal, for he does not know that the bird has come and gone.
（编程大师则继续在他的终端前工作他根本不知道这只鸟曾经来过）
投入不是没有浪费、队伍也不是稳定如一、管理方法同样饱受诟病，但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全部。在持续的播种下，华为的研发体系为华为积累起爆发的力量。
农村包围城市到夺取城市
作为“学毛”标兵的任正非很重要的一个战略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从电话交换设备从县级电信做起，到境外业务从非洲做起，都是这一战略的完美体现。
农村包围城市，目的是最终夺取城市。
2002年6月，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Supercomm展会。会上，华为展出了自己的全线家当，并且安排了美国方式的TALK SHOW（脱口秀），而且，展台还被组织方评为最佳展台设计。一时间华为受到美国电信运营商、参展商和观众的广泛关注。
这个事情在国内波澜不惊，但却是华为在IP网络设备领域，吹响夺取城市的号角的一刻，对华为来说，意义重大。
华为终于吹响夺取城市的号角了，因为这不是2000年，那时华为只凭借几种低端的产品，打拼于非骨干网市场；这也不是2001年，华为面临着，没有中档产品，而高端产品（骨干网路由器）还不稳定的尴尬。此时，华为用NE08/NE16/NE20/NE40/NE80这样齐全的产品线，向经典的思科7200/7300/7500/7600/12000/12400 系列发出挑战，尽管这些思科的高端路由器一度占了全世界80% 的市场，
华为一直低调前进，几年前，华为将自己C&C08上的几块芯片的设计卖给摩托罗拉的时候，如果是任何其他的企业都会大肆炒作，但华为却只是内部通报了一下。华为一向是深挖洞，广积粮；但如今，短兵相接之下，思科还是感受到了华为的不臣之心。
“如果思科还有一个全球的最糟的梦魇，那就是华为。”这来自美国媒体的评论。
钱伯斯那句“思科下一阶段面临的竞争将来自中国最大的电信制造商华为科技公司”，也认可了华为的地位。
第五代路由器之争
事实上，华为等国内企业市场上的紧逼，并不足以对思科构成挑战，谁都知道思科的老大地位难以动摇，几年前，有人把挑战这个希望寄托在英特尔身上，有“购买3COM是购买过去，购买思科是购买现在，购买英特尔是购买未来”之说。但几年之后思科始终稳坐鳌头。英特尔的大手笔尚且不能动摇思科，何况一个从中国县级电信设备供应而起步的华为呢。
华为真正触痛了思科的是两点，一个是近乎贴身肉搏的市场阻击，你不是高质高价么，你看我们路由器同样运行稳定、界面友好，价格却只有你的几分之一。这实际暴露的是思科的暴利，把思科推到了道德法庭的被告席上。
而华为更加刺激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思科已经变得有些敏感而脆弱的神经的是所谓第四代与第五代路由器划分之争。从市场上分一杯羹，思科无法避免。但技术上的挑战是思科不能接受的。多年以来，一直是思科领导路由设备前进的，如今出来一个华为，声称自己的产品是第五代的，而思科的产品是第四代的，而且言之凿凿，捧场者大有人在，这是思科非常深恶痛绝的。
华为是这样，给路由器分代的：
抛开这种划分是否准确不说，华为的新一代路由器，的确突出了业务的灵活性，而其过去很长时间受到客户不满的的稳定性在新的产品线上已经有了全面的改善。华为新一代产品业务的灵活性，主要依靠网络处理器（NP）起来实现。由于采用网络处理器,非常灵活.可以修改微码来灵活提供业务.而思科一直采用专用芯片（ASIC） 技术,无法灵活实现业务,如果需要实现也必须通过软件实现.那么效率就会很低.这是华为倡导的所谓第五代路由器对ASCI 技术(第四代)的优势所在。
网络处理器（Net Processer），该器件从硬件上实现了一些基本的路由转发功能，可以增值功能可以定制。而且可以Online refresh。因此其灵活性要比专用芯片（ASIC）好的多，ASIC一旦量产后发现BUG，或者就全部召回，或者要在软件中打补丁。应该说，NP虽然是全新的技术，但不能说在ASIC面前有绝对的优势，因为NP的缺点是成本很高，而ASIC成本低得多。对于大批量生产来说，ASIC要经济的多。
很多人指出，在技术创新方面，思科正在没落，而以华为为代表的很多新兴企业正在崛起，令我们惊诧的是，与一些国人抱定思科大腿不放相比，国外一些评论人士对此认识则更为准确。
思科对华为诉讼，有利用法律陷阱进行迎头阻击的考虑，但也有从名声上搞臭华为的考虑。以彻底避免，在四代、五代路由器等相关概念上，公众被华为引导。
诉讼背后所表现的，是思科这个通讯巨人前所未有的颤栗。
下篇：诉讼所考量的
思科对华为的诉讼，是一个美国巨人企业和中国的龙头企业的较量，而这场诉讼，只是一场大博弈的开局。这场惊天动地的诉讼，最终会因为这场博弈的大手笔，而日见渺小。
思科对华为诉讼，所考量的是华为能否有足够的能力面对风云突变。事实证明，多年低调造就了今日华为，但过于低调，在如此风云变幻下则略显稚嫩。
从背景上看，华为有足够的时间应对诉讼。甚至完全可以同样在美注册一部分技术、并从思科从华为挖人，进行不平等竞争等许多方面准备材料反诉思科。但一切好像都没有准备，显得过于和缓。
在这个本该是一边倒的事情上，华为对政府、媒体和公众，似乎都没有任何影响力。政府含糊其辞；媒体东倒西歪；公众吵成一片。
1999年，中国一家著名IT企业与国外一家具有业界领袖地位的公司发生摩擦，“巧合”的是，这个国外公司某型号小型机的一个硬件级别安全漏洞不久之后就被批漏。然后有关部委发文禁止政府机关使用这个型号的机器。之后就是国外那家公司的总裁来华道歉。显然，华为还不懂得、甚至是不屑于去借力这种资源。同时在如何引导媒体和公众方面，华为似乎也缺乏经验。
思科对华为诉讼，所考量的，是中国IT人、IT媒体和公众，对于我们自身技术领先企业的信心。这其中，我们看到了理解、信任和理性。同时也看到了一些，无知、盲从、和虚无。
思科对华为诉讼，所考量的，既有中国政府对知识产权的恰当理解，更有维护民族企业权益的决心。我们想听到的，不是我们的政府口口声声说，这是两个企业的事情，不要总让政府表态；也不想听到我们的一些部委仿佛很中立的说，希望大家坐下来谈。我们的政府完全应该有底气来说，“我们信任自己的企业”。
思科动用所有力量，包括美国主流媒体，在自己的后院搭建了一个完全不平等的舞台，让华为被迫应战而措手不及。中国政府虽然不方便直接插手这个争端，但中国政府可以用完全合理的方式给思科一个压力。我认为最有效的，就在各个行业系统清算思科的垃圾，譬如私有协议。
以下的行动对中国政府来说，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给政府招标采购制定明确要求，境外企业私有协议，不得写入标底。
各行业系统，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通讯不得基于境外厂商的私有协议。
从国家安全的需求，要求思科公开源码，否则不得进入中国所有关键行业。
中国政府需要让思科这个已经有些被自己惯坏了的城里孩子明白，如果他试图通过非商业手段让华为在美国市场上付出代价的话，思科就会同样的在中国市场付出代价。
既然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认定中国已经从信息化推动工业化，而进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时代。这就应该是一个造就我们自己的民族领袖企业的时代，过去我们政府官员、记者和民众，面对微软、IBM、摩托罗拉和思科时所抱有的学生心态，应该彻底抛开。不承认美国的发达与先进当然是自大狂，但不遗余力的百分百追捧与狂热崇拜则是软骨病。
记得康柏的一位高层管理人员，在评论微软垄断案时曾说，微软的垄断地位，是美国全球威慑力的一部分，不应受到损害。同样在知识经济背景下，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不仅在于中国三位一体的核力量。更在于，中国的跨国企业，特别是高技术企业的全球市场渗透能力。中国的未来国际地位，将来自国内大型企业的支撑。
在中国IT领域，长城式的防守路线应该被抛弃，而代以成吉思汗的铁骑。
与民用航空制造业等行业比较，中国电信业何其幸运，如果没有巨大中华，中国信息化建设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华为，是我们所关注的国内企业中，被人骂过最多的；华为，也是我们所关注的国内企业中，最为成功的。
骂有骂的原因，成功有成功的理由。
对于这样一个企业，不仅是要像剖析我们自己那样去剖析他；更要像理解我们自己那样理解他。
无论如何，对华为这样的民族企业我要深深鞠上一躬，正是因为有他们，才让那些国际IT寡头们明白，卖给中国人几台设备就可以一边点着钞票一边对中国信息化建设指手画脚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