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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魏文侯
清初文人曾静，因参加“我大清”的科举不第，报效朝庭无门，又由于受吕留良遗著中关于“夷夏之防””（“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的反清思想影响，便产生了浓厚的民族意识。
时雍正帝即位不久，杀其弟胤禩。曾静闻之，以为清朝末运已至，便命弟子张熙持书策反川陕总督岳钟琪，称他是岳飞的后裔，劝他起兵反清；又称“五星聚，黄河清”，合该轮到他本人做皇帝。结果被钟琪上奏雍正而被拘捕并解往京师。在重刑之下，曾静以反毛干将李锐为师，跪地求饶，摇尾乞怜，痛哭流涕，痛悔“前非”，把罪责推卸到吕留良的遗著上——“为留良等所误”；还戴罪立功、反戈一击，供出吕的学生严鸿逵、沈在宽等人，以期雍正“杀降不武”。果然，雍正一面大兴文字狱，将吕留良遗著焚毁，吕留良、吕葆中及严鸿逵戮尸枭示，沈在宽等斩决，族人俱诛，孙辈流放为奴。一面赦免曾静师生，作为反面教员派往各地现身说法作报告，向百姓宣扬雍正圣德，普及“君臣之伦”大于“华夷之分”、“人权大于主权”的普世价值观。
曾静于是堕落成清庭不折不扣的奴才，咒骂反清人士为“爱国贼”，鼓吹“爱国不等于爱崇祯”的汉奸哲学；打着自己的嘴巴，自称“弥天重犯”、“向为禽兽，今转人胎”（按右派们的说法，就是被“强权”、“专制”压迫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骨气，说了违心话。）；肉麻无耻地著了大肆吹捧雍正“亲民”和清朝“仁政”的《归仁说》，被雍正连同曾静口供一起编入《大义觉迷录》，大量印制，发往各府州县，作为学子的必读书，以期起到与《南方周末》之于美国相同的作用——帮助汉人“觉迷”（洗脑）。
这就是文化人与粗人的区别。大凡粗人干了一件好事，彼此心知就完了，决不会学着领导干部的样儿，又是报纸又是电视的天花乱坠、芝麻变西瓜；若干了坏事，抵赖不成便供认不讳；做了汉奸，也直来直去，死猪不怕开烫，我是汉奸我怕谁？专擅瑜中求瑕，屎里觅道的文化人就不会如此低级了，他们是决计不肯承认自己是汉奸、叛徒的，而是转而讴歌新主子是勤政爱民、礼贤下士的有道明君——“弥天重犯今日始知圣恩高厚，虽尧舜不过如此”，“皇上至德深仁，遍及薄海内外，其用意于民，固可谓亘古少媲”，“此是心肝上的实话”（曾静）；“满洲国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以建立现代法制治国为目标的国家”（马立诚）；“他（奥巴马）给全人类树了一面旗帜，一个榜样，一个理想国。”（《南方周末》）……，新主子既然如此圣明，那他自己就非但不是汉奸，反而是胸怀天下、心思百姓、人性至伟、弃暗投明的贤达了。
雍正知道，吕留良作为一世大儒，其影响远大于曾静，他提出“夷狄”说，“华夷辩”，尤其关系到清朝统治的根基。因此，在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一面批驳对吕留良的“华夷之辨”——“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又异心。”一面歌颂自己的“仁德”——“朕性本最慈，不但不肯妄罚一人，即步履之间，草木蝼蚁，亦不肯践踏伤损。即位以来，时刻以祥刑为念……”可以看出，雍正采用“君臣父子”、“圣王之道”的儒家思想，是缘于当时的历史局限性，还没学会使用美帝及其走狗《南方周末》的“民主”、“人权”这个思想武器。但该文中的“自御极以来，夙夜孜孜，勤求治理，虽不敢比于古之圣君哲后，然爱养百姓之心，无一时不切于寤寐，无一事不竭其周详。”“不惜劳一身以安天下之民，不惜殚一心以慰黎庶之愿”，就不逊于奥巴马的就职演说了。
胡适曾经在北平对新闻记者的谈话中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见1933年3月22日《申报·北平通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此莫逆于心。——《南方周末》就是奥巴马用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大义觉迷录》。
一贯以鼓吹普世价值淡化民族意识，宣扬“爱国不等于爱党”（在他们的宣传神话中，仿佛美国的导弹专门精确打击中共，普通百姓只需保持中立、坐等美国送来的民主即可。）的《南方周末》，在打造新主子奥巴马的不分华夷的一代明主、中美国总统、太平洋总统、世界总统形象时，其肉麻无耻的程度较自居禽兽的曾静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代人中难得一见的雄辩家。口头表达的准确和流畅，无疑令人觉得耳目一新。他最重要的几篇演说都是气势磅礴，节奏分明，言简意赅，既有林肯式的深邃和思辨，也有马丁·路德·金的激情和抑扬顿挫，不仅能感染打动眼前的听众，事后也经得起推敲细读，反复品味。”
“奥巴马沉着坚定地宣告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来临。他既要提醒国内的选民一个新的时代确已来临，又要告诉国际社会和那些狐疑观望者，美国依然是美国，不仅没有被颠覆，反而更加辉煌。
因为奥巴马决心提倡一种新的精神，激励一种百废待兴时的希望和奉献。奥巴马所要号召的，是一次“民族再造”，而这个再造工程的必由之路，是重返勤奋、坚忍的传统美德，一砖一瓦，胼手胝足的不懈努力。
这个“民族再造”的号召，奥巴马首先用大多数美国人耳熟能详的《圣经》语言风格发出，简洁而又充满寓意，几乎让人感受到摩西率领犹太人出埃及时所表现出来的坚忍和信念，向着“流动着牛奶和蜂蜜”的应许之地迈进：
聪明、雄辩，以及英俊外表，使他成为“美国梦”的新象征。”
日军侵华时期文人当汉奸尚要“琵琶半掩”、“曲线救国”，在据说是综合国力空前强大、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的“特别是”年代里，自称“党报”的《南方周末》竟然义正辞严、招摇过市地充当了美帝国主义“颜色革命”的桥头堡、奥巴马的《大义觉迷录》。不知道伟大的“特别是”年代里还有什么丑陋、无耻、怪异之事不能发生？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曾经被毛泽东时代的专制夺去的自由吗？后人谈史至此，怎能不拍案惊奇、叹为观止？
历史证明，内奸被不仅本民族不容，同样也被其所投的敌国不容。雍正十三年冬，乾隆即位，自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已为汉人所淡，“觉迷”工程已峻，而满清江山已固，为教化民众以忠君爱国为荣，以投敌叛国为耻，便以“泄臣民公愤”为由，将汉奸曾静、张熙处死；并下令为前明爱国将领袁崇焕平反昭雪。
《南方周末》的长平、鄢烈山们，到西湖旁边与秦桧作伴的下场，也已经可以提前预见了。
清初文人曾静，因参加“我大清”的科举不第，报效朝庭无门，又由于受吕留良遗著中关于“夷夏之防””（“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的反清思想影响，便产生了浓厚的民族意识。
时雍正帝即位不久，杀其弟胤禩。曾静闻之，以为清朝末运已至，便命弟子张熙持书策反川陕总督岳钟琪，称他是岳飞的后裔，劝他起兵反清；又称“五星聚，黄河清”，合该轮到他本人做皇帝。结果被钟琪上奏雍正而被拘捕并解往京师。在重刑之下，曾静以反毛干将李锐为师，跪地求饶，摇尾乞怜，痛哭流涕，痛悔“前非”，把罪责推卸到吕留良的遗著上——“为留良等所误”；还戴罪立功、反戈一击，供出吕的学生严鸿逵、沈在宽等人，以期雍正“杀降不武”。果然，雍正一面大兴文字狱，将吕留良遗著焚毁，吕留良、吕葆中及严鸿逵戮尸枭示，沈在宽等斩决，族人俱诛，孙辈流放为奴。一面赦免曾静师生，作为反面教员派往各地现身说法作报告，向百姓宣扬雍正圣德，普及“君臣之伦”大于“华夷之分”、“人权大于主权”的普世价值观。
曾静于是堕落成清庭不折不扣的奴才，咒骂反清人士为“爱国贼”，鼓吹“爱国不等于爱崇祯”的汉奸哲学；打着自己的嘴巴，自称“弥天重犯”、“向为禽兽，今转人胎”（按右派们的说法，就是被“强权”、“专制”压迫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骨气，说了违心话。）；肉麻无耻地著了大肆吹捧雍正“亲民”和清朝“仁政”的《归仁说》，被雍正连同曾静口供一起编入《大义觉迷录》，大量印制，发往各府州县，作为学子的必读书，以期起到与《南方周末》之于美国相同的作用——帮助汉人“觉迷”（洗脑）。
这就是文化人与粗人的区别。大凡粗人干了一件好事，彼此心知就完了，决不会学着领导干部的样儿，又是报纸又是电视的天花乱坠、芝麻变西瓜；若干了坏事，抵赖不成便供认不讳；做了汉奸，也直来直去，死猪不怕开烫，我是汉奸我怕谁？专擅瑜中求瑕，屎里觅道的文化人就不会如此低级了，他们是决计不肯承认自己是汉奸、叛徒的，而是转而讴歌新主子是勤政爱民、礼贤下士的有道明君——“弥天重犯今日始知圣恩高厚，虽尧舜不过如此”，“皇上至德深仁，遍及薄海内外，其用意于民，固可谓亘古少媲”，“此是心肝上的实话”（曾静）；“满洲国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以建立现代法制治国为目标的国家”（马立诚）；“他（奥巴马）给全人类树了一面旗帜，一个榜样，一个理想国。”（《南方周末》）……，新主子既然如此圣明，那他自己就非但不是汉奸，反而是胸怀天下、心思百姓、人性至伟、弃暗投明的贤达了。
雍正知道，吕留良作为一世大儒，其影响远大于曾静，他提出“夷狄”说，“华夷辩”，尤其关系到清朝统治的根基。因此，在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一面批驳对吕留良的“华夷之辨”——“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又异心。”一面歌颂自己的“仁德”——“朕性本最慈，不但不肯妄罚一人，即步履之间，草木蝼蚁，亦不肯践踏伤损。即位以来，时刻以祥刑为念……”可以看出，雍正采用“君臣父子”、“圣王之道”的儒家思想，是缘于当时的历史局限性，还没学会使用美帝及其走狗《南方周末》的“民主”、“人权”这个思想武器。但该文中的“自御极以来，夙夜孜孜，勤求治理，虽不敢比于古之圣君哲后，然爱养百姓之心，无一时不切于寤寐，无一事不竭其周详。”“不惜劳一身以安天下之民，不惜殚一心以慰黎庶之愿”，就不逊于奥巴马的就职演说了。
胡适曾经在北平对新闻记者的谈话中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见1933年3月22日《申报·北平通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此莫逆于心。——《南方周末》就是奥巴马用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大义觉迷录》。
一贯以鼓吹普世价值淡化民族意识，宣扬“爱国不等于爱党”（在他们的宣传神话中，仿佛美国的导弹专门精确打击中共，普通百姓只需保持中立、坐等美国送来的民主即可。）的《南方周末》，在打造新主子奥巴马的不分华夷的一代明主、中美国总统、太平洋总统、世界总统形象时，其肉麻无耻的程度较自居禽兽的曾静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代人中难得一见的雄辩家。口头表达的准确和流畅，无疑令人觉得耳目一新。他最重要的几篇演说都是气势磅礴，节奏分明，言简意赅，既有林肯式的深邃和思辨，也有马丁·路德·金的激情和抑扬顿挫，不仅能感染打动眼前的听众，事后也经得起推敲细读，反复品味。”
“奥巴马沉着坚定地宣告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来临。他既要提醒国内的选民一个新的时代确已来临，又要告诉国际社会和那些狐疑观望者，美国依然是美国，不仅没有被颠覆，反而更加辉煌。
因为奥巴马决心提倡一种新的精神，激励一种百废待兴时的希望和奉献。奥巴马所要号召的，是一次“民族再造”，而这个再造工程的必由之路，是重返勤奋、坚忍的传统美德，一砖一瓦，胼手胝足的不懈努力。
这个“民族再造”的号召，奥巴马首先用大多数美国人耳熟能详的《圣经》语言风格发出，简洁而又充满寓意，几乎让人感受到摩西率领犹太人出埃及时所表现出来的坚忍和信念，向着“流动着牛奶和蜂蜜”的应许之地迈进：
聪明、雄辩，以及英俊外表，使他成为“美国梦”的新象征。”
日军侵华时期文人当汉奸尚要“琵琶半掩”、“曲线救国”，在据说是综合国力空前强大、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的“特别是”年代里，自称“党报”的《南方周末》竟然义正辞严、招摇过市地充当了美帝国主义“颜色革命”的桥头堡、奥巴马的《大义觉迷录》。不知道伟大的“特别是”年代里还有什么丑陋、无耻、怪异之事不能发生？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曾经被毛泽东时代的专制夺去的自由吗？后人谈史至此，怎能不拍案惊奇、叹为观止？
历史证明，内奸被不仅本民族不容，同样也被其所投的敌国不容。雍正十三年冬，乾隆即位，自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已为汉人所淡，“觉迷”工程已峻，而满清江山已固，为教化民众以忠君爱国为荣，以投敌叛国为耻，便以“泄臣民公愤”为由，将汉奸曾静、张熙处死；并下令为前明爱国将领袁崇焕平反昭雪。
《南方周末》的长平、鄢烈山们，到西湖旁边与秦桧作伴的下场，也已经可以提前预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