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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甫
原文：http://hi.baidu.com/wmquan/blog/item/9533970a2fdde81595ca6bc1.html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了一则在文革中参与刘少奇治疗护理工作的当事人顾英奇的回忆文章（见附录）。人家作者一开始就说到：“在他（指刘少奇）病重病危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抢救工作，多次把他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
看完后我就纳闷了，刘不是在文革中被“饱受迫害，直至死亡”么？上初中高中时从课本上学的就是“党内最大的冤案”，其子女在回忆录中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十年浩劫”对其父的“迫害”，而且还有模有样：
—— “当知道妈妈和孩子们都已被迫离家，只剩下自己孑然一身之后，爸爸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再加上不给足够的安眠药，强迫改变生活习惯，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彻夜不眠。这种折磨使得爸爸成天神志恍惚，常常陷入沉思而忘掉一切。他的手臂曾在革命战争年代受过伤，经过扭打，如今又发作了，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到饭厅吃饭，短短的30米距离，竟要“走”上50分钟，甚至两个小时。前后跟着的看守战士准也不敢上去扶一把。最后根本不能走动了，只能由工作人员把饭打来吃。工作人员去饭堂打饭，被人骂作“保皇兵”，因此也不肯每餐去打饭，只好打一次饭，吃几顿。爸爸满口只剩七颗残存的牙齿，嚼不动窝头、粗饭，又长期患有胃病，加上经常吃剩菜馊饭，常拉肚子，身体更虚弱了。手颤抖得不听使唤，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王光美、刘源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第213页）
—— “这一切，使得爸爸身体愈来愈坏，经常生病。病得太厉害了，大夫护士也不敢好好看。每次看病前先开一阵批判斗争会，一边检查病情还得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用听诊器狠狠敲打，用注射器使劲乱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样。有一次，爸爸实在忍受不了，抗议道：“你们给我看病是假，我的病你们越看越重。” 接着，他们又把爸爸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D860也停了。”（《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王光美、刘源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第213页）
—— “1968年仲夏的一个晚上，爸爸发起高烧。大夫来敷衍了一下就走了。第二天转成肺炎，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有死的危险。上面得知后，立即派医护人员来抢救。为什么故意把爸爸折磨病了以后，又要抢救呢？当时中办的负责人对医护、工作人员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谁都知道，对像爸爸这样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经过几十年枪林弹雨、白色恐怖、出生人死的考验，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共产党员，最大的摧残、最沉重的打击，莫过于‘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了。会诊医生提出离开监护环境住院治疗，被拒绝了；医生请求摘掉卧室内挂满的标语、口号，以使病人精神不受刺激，也被拒绝了。他们就是要让爸爸这样活受罪，活受折磨。这以后，爸爸虽然没有瘫痪，却再也无力起身活动，每天在严密的监视中躺在床上。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人给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起床大小便。”（《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王光美、刘源著河南人民出版社第213—214页）
而顾文中的回忆却有着天壤之别：
——“根据上级指示我们从北京医院接过刘少奇的医疗任务和病历。领导给我们的指示是：‘刘少奇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去，还要认真给他治病。’”
——“那时，少奇同志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庭院和室内，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原来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他情绪很低落，食欲下降，血压很高，糖尿病加重，身体消瘦，体力大为减弱。”
—— “6月18日，针对他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组织了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对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个鸡蛋进行了调整，改为每天两个；并提出肉类和蔬菜要适当搭配，少吃些猪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购人员和厨师都很配合，都认真做到了。”
——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明确指示说：“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即请北京、上海的知名专家会诊，并请陶桓乐、黄宛两教授和中南海门诊部医生董长城和我住在刘少奇家。因没有足够的床铺，顾英奇和董长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铺。同时安排四名护士参加护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组成医疗组。”
——“少奇同志到1969年，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的头发变黑；虽然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这都是由于护士按护理规程，按时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洁才得到这样好的结果。”
——“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7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3次。”
——“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抗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从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边，从未发生过差错。至于严重的精神创伤，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复发作，脑组织软化，意识严重障碍等病情发展，实非当时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
看到这些鲜明的对比，应该知道什么叫“农夫与蛇”了吧！应该知道什么叫“狗咬吕洞宾”了吧！应该知道什么叫“恩将仇报”了吧！先撇开毛主席、周总理多次指示不说，人家工作人员辛辛苦苦的抢救，精心备至的护理到头来得到了什么？——“残酷迫害”、“你们给我看病是假，我的病你们越看越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爸爸完全像囚犯一样，不！连囚犯还不如”（《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王光美、刘源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第213、212页））
“精英”们不惜用造谣污蔑的卑劣手段制造历史，忽悠老百姓，其政治目的能好到哪里去？其政治品质能好到哪里去？要是光明正大的事情，能用这种暗地里搞阴谋诡计，造谣诽谤来实现么？显然不能！
三十年来， “精英”们垄断话语权，随心所欲的解释历史，没有“冤案”，制造“冤案”，没有“迫害”，制造“迫害”。有利于他们的东西，扩大百倍的宣传，不利于他们的东西，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踏上一万支脚，永世不得翻身。凡是有利于丑化毛泽东和文革的，无条件坚决拥护；凡是不利于丑化毛泽东和文革的，无条件坚决反对。这仅仅是“精英”们谣言中的九牛一毛、冰山一角，所以的谣言都冲着一个目标而去 ——反毛，而且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变着花样的造，正像鲁迅先生说的：“然而谣言家是极无耻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撤谎时，他就躲了，另外又来一批。”
2009-11-25
附录1：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0378942.html
2009年11月15日09:11 来源：《重庆晚报》
从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门诊部的医务人员和全国知名的各科专家，为刘少奇做了大量的治疗护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抢救工作，多次把他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
门诊部一开张就遇到给刘少奇看病的问题
文革之初，少奇同志于1963年9月搬到中南海福禄居。
1967 年1月，我从下乡医疗队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上班。当时医院虽然混乱，但对刘少奇看病的问题，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曾给北京医院下达一条原则：刘少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由医院的医生、护士出诊；药品还是从保健药房（文革中编入中央警卫团后勤部）发给。据刘少奇病历记载，北京医院曾有四位医生到他家出诊过，为解决疑难问题也曾在他家多次组织过会诊。
1968 年2月，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我被调回中南海并编入部队，任新成立的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中南海门诊部（现警卫局保健处前身）两名负责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之后，根据上级指示我们从北京医院接过刘少奇的医疗任务和病历。领导给我们的指示是：“刘少奇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去，还要认真给他治病。”
当时，我们先指派助理军医李留壮和护士马小先负责平时到刘少奇家的巡诊工作，门诊部的其他医生、护士也到他家出诊。医护每次出诊都做认真的检查、治疗并详细记录于病历。
那时，少奇同志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庭院和室内，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原来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他情绪很低落，食欲下降，血压很高，糖尿病加重，身体消瘦，体力大为减弱。
1968 年4月，少奇同志开始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碎步）。为了查明病因，我们即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会诊，王主任虽未肯定脑部有局灶性病变，但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态。这段时间，少奇同志还是照常下地活动，在卫士或护士的搀扶下散步，一直到他重病卧床不起时为止。
在这期间，我们不但经常去给他看病，还对他的生活照顾及时提出指导意见：1968年5月3日，发现给刘少奇做饭的师傅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进行了隔离治疗，另换一名师傅；同时把他的厨房、餐厅、餐具都做了消毒，以保护他的健康。
6月18日，针对他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组织了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对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个鸡蛋进行了调整，改为每天两个；并提出肉类和蔬菜要适当搭配，少吃些猪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购人员和厨师都很配合，都认真做到了。
在“打倒”声中抢救刘少奇
在工作中，我们虽然不能像以往那样和他有思想感情交流，但我们确实严格按照医患之间的关系来处理他的健康和医疗问题，没有任何轻视和懈怠。
当时，少奇同志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免疫力较低，易病。1968年6月初他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当时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研究了治疗措施，并当即将病情上报。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明确指示说：“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即请北京、上海的知名专家会诊，并请陶桓乐、黄宛两教授和中南海门诊部医生董长城和我住在刘少奇家。因没有足够的床铺，顾英奇和董长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铺。同时安排四名护士参加护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组成医疗组。
当时，是汪东兴向我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在刘少奇病重时，周总理派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也是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之一）几乎每天都来了解情况，只是要尽力救治。
七次从凶险的肺炎中把他抢救回来
经X线胸片及痰培养证实，他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较强，耐药，较难控制，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少奇同志病势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谵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
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这需要先请示得到批准，以便关键时刻立即施行。报告后，很快汪东兴即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如果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我们当即请耳鼻喉科、麻醉科专家（负责呼吸管理）住到刘少奇家，准备需要时及时做气管切开手术。
此次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少奇同志的意识没有恢复。他虽然也是夜里睡觉，白天醒来，睁着眼睛，头左右转动，但没有思维活动，不能说话，认知力丧失，熟人也不认识（医学上叫醒觉昏迷）。从此一直卧床不起，吃饭靠护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护士照顾。
由于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复发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在这期间曾多次出现病危，均经抢救、治疗得以转危为安。
脑软化日益严重，意识一直没有恢复
1968 年10月9日，他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为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所致。10月11日开始鼻饲，由于炊事员与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使每日总热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因此，少奇同志到1969年，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的头发变黑；虽然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这都是由于护士按护理规程，按时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洁才得到这样好的结果。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刘少奇虽然已经不能认人和说话，但他头部自由转动，眼睛明亮，注视着景物。“家庭病房”窗明几净，床单雪白，器物整齐。
在1968 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7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3次。参加会诊的专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教授专家。中南海门诊部参加医疗工作的有：卞志强、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男）、三○一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
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抗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从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边，从未发生过差错。至于严重的精神创伤，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复发作，脑组织软化，意识严重障碍等病情发展，实非当时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
中南海门诊部派医护，把刘少奇护送到洛阳
少奇同志在我们的照顾下生活了一年零八个月后，1969年10月，上级指示要把刘少奇疏散到河南去。中南海门诊部派董长城医生和曹兵、纪秀云两位置护士携带医疗抢救用品一直护送到洛阳，并向当地接班医生做了详细交班。
1979年11月27日，中纪委的王绍棠把刘少奇的病历、治疗和抢救工作的全部资料取走，其中包括数张刘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疗的照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两案的审查已有结论。其中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治病和抢救是满意的。中办警卫局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上述情况说：“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两案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察组认为门诊部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
刘少奇的这段病历大部分是董长城医生执笔的。
讲述人：顾英奇，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保健处医生，北京医院主治医师，中央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副主任，总参警卫局保健处主任军医，中国康复医学会会长，卫生部副部长等职。
附录2：关于刘少奇临终前医疗护理情况的八种说法
老田
老田按：许多网友根据“深揭狠批四人帮”时期的宣传口径，认定刘少奇是被“迫害致死”，如果把政治词汇“迫害致死”转换成法律术语就等价于“谋杀”。老田注意到：在为刘少奇平反的五中全会决议中间，使用的词汇是相对含糊的说法“被迫害含冤逝世”，决议的用词特别“严谨”就主要体现在“模糊”上，措辞没有用“被迫害致死”的字样，改而用了一个相对含糊的组词“被迫害”“含冤逝世”——这可以理解为本人逝世时仍然是处在“含冤未雪”状态，也可以理解为“因迫害致死”——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需要找出“凶手”来——而按照刘氏家属的两种说法临终前刘少奇身边的医护人员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法律责任，但许多年来追究医护人员在为刘治病时“迫害”他的程序从未采取。在另外一个最高权威的官方文献里——邓小平所致悼词中间，在后句使用了“不幸病故”同时在前一句使用了“残酷迫害”，这给人的印象是把两者分开来讲的，没有引导人们在“迫害”和“病故”之间建立因果联想。
与官方的模糊定性不同，深揭狠批时期的报章宣传则力求“明确”，特别是在刘少奇临终前的医护待遇方面提供全面的说法，这些说法大部分来自刘的直系亲属，以及另外两位身份不明的化名人士文章。相对晚近的时候，刘氏临终前的两位亲历者也终于打破沉默说话了，他们提供的说法，与早期报章宣传的说法大相径庭。一般而言，亲历者提供的第一手文献七说服力要优于其他通过“听说”来叙述的第二手文献，但是第一手文献的提供者只是两位小人物（刘临终前的护士），反过来，早先在官方大报发言的却是高门大户、煌煌贵胄，这对于中国许多人的理解力而言不无影响，因此，在文献的说服力方面就不好按照常规来理解了。
本文收集了相关文献，罗列了各有不同特点的八种说法，供网友自行判断。其中关于刘少奇临终前的医疗和居住状态，这些说法相互矛盾，网友可以自己据以判别。主要的分歧和矛盾之处如下：
1、 刘少奇去开封是“押送”还是“战备疏散”，刘去开封与林彪的“一号命令”有无关系；
2、 刘少奇在开封的驻地是“特别监狱”、“医院”还是其他性质的地点；
3、 刘少奇从1968年生病后是否享受到适当的医疗救护，或者医护人员是否“批斗”或者对他施加过“迫害”；
4、 刘少奇临终前，抢救人员是“四分钟之后”就赶到了，还是“两小时之后”才赶到的；
5、 刘少奇病中生活是否受到不合理对待：例如下飞机是“拖下来”的还是“抬下来”的，死前是否缺乏照顾以至于头发“一尺多长”；
6、 刘少奇临终前是否仍然受专案组控制；
7、 刘少奇骨灰盒上的名字与姓名权问题等等。
其中：
官方定性说法两种
亲历者说两种
官方研究机构的说法一种
刘氏亲属说两种和朱卞说一种
一、 官方的“定性”说法两种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一九八O年二月二十九日通过）》称：“一九六九年十月，于重病中被强行从北京押送到开封‘监护’，同年十一月十二日被迫害含冤逝世。”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刘少奇追悼大会上的悼词（1980年5月17日）》称：“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利用我们党的缺点和错误，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刘少奇同志。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同志在河南开封不幸病故。”
二、 亲历者说两种
1、刘少奇在最后日子的医疗护理真实情况
来源：环球视野 作者：王凡 东平
刘少奇在中南海的最后日子，医务人员对他的治疗和护理是积极认真的。
自从进到中南海后，作为门诊部主任的卞志强大夫，就一直告诫门诊部的其他医务人员：“组织上让我们到中南海来，就是搞医疗保健工作，没有别的任务。我们的 具体服务对象，可能是‘红’的领导；也可能把你派到‘黑’的领导那里，但不管是‘红’的还是‘黑’的，我们到那里，就只管做好我们的业务工作。”
然而刘少奇的情况与其他“黑”了的领导人，还是有些区别的。刘少奇已经在中南海里遭受到面对面的批斗，《人民日报》也已经陆续发表了一些一看就知道是针对 是少奇的批判文章，只不过没有点名而已，刘少奇基本上已经被划到毛主席的对立面去了，就差一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公开确认了。
马晓先记得，她参与对刘少奇的护理工作初期，刘少奇的身体状态已经非常不好了。在１０月１４日的《刘少奇病情报告》上，已经有了大致如下的文字：心脏有冠 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病情有可能突然恶化，今后如再发生严重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这就是说，他已经濒临危险的边缘。
当时常出现反复的是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一旦发作就处于高烧状态。每逢出现这种情况，马晓先他们就分外的忙碌和紧张。因为倘若控制不住，刘少奇的病情将更 加恶化。在马晓先的记忆里，还有过从北京医院等医院请专家到福禄居里会诊抢救的印象。马晓先说在给刘少奇进行救治的过程中，医务人员还是竭尽全力的，对刘 少奇的治疗和护理是积极认真和负责的。当时为刘少奇成立了最好的抢救组，还从空军总院、陆军总院请来了呼吸科的专家会诊。
马晓先参与了护理工作，包括给刘少奇打针和喂药等。她清晰地记得当时医生给刘少奇开的药，都是最好的。针剂和服用的药，都是进口的，抗生素药片一片十好几 块钱，相当于那时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所用的针剂也是十分昂贵的。这些药用下去以后，能够比较快地把支气管肺炎和高烧控制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中央警卫团的李留壮医生就被调走了，卞志强和马晓先感到仅由两个人照顾刘少奇人手有些不够，有关方面就又从中国人民解放军３０１医院调 来了黄宛大夫。黄宛大夫是国内著名的心内科专家，他在医术上是很有经验的，而且曾经多次参加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会诊。
刘少奇病情尚未稳定，北京赴河南的医护人员都奉命返回。
黄宛大夫来的时候，带了两个护士，他们来实际上就是接替卞志强、马晓先，负责此后刘少奇的医疗保健工作的。经过一段交接，马晓先他们就离开了。那两位护士，后来一直护理到把刘少奇送到河南开封。
马晓先回忆说：在和黄宛大夫他们交接时，刘少奇的病情有所好转，面色好看了，甚至有些头发也渐渐变黑了。当时，他们担负刘少奇的医疗工作期间，每天是如何 进行医疗护理的，都作了详细记录。当治疗显示了一定的效果，病情有所好转了，他们就马上给刘少奇拍了照片，这实际上也是出于谨慎的考虑，留下一个直观的证 明。马晓先推测说，他们当年记录下来的这份文字东西，应该保存下来了。“这份文字记载可以说明我们当时在刘少奇身边，是遵循了医务工作者的道德准则，遵循 了人道主义精神，对患者进行积极认真负责的治疗的。”
马晓先虽然不知道刘少奇离开北京去开封时的病情，以及在路途中发生了怎样的情况，但她相信北京的这些大夫和护士，都是会全力以赴地对刘少奇进行诊治和护理的。
根据有关资料的记载，处于重病中的刘少奇，由于从北京到开封的“途中颠簸受凉，到达开封后病情进一步加重。１０月２４日、３１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等症状两次发作，经随同前来的医护人员救治后脱险……”
但就在“刘少奇病情尚未稳定的情况下，从北京来的人包括医生、护士在11月6日全部奉命返回。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移交给当地驻军负责。”11月10 日，当刘少奇的病再次发作时，进行抢救的只剩下当地的医务人员，他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救治措施，但刘少奇的心脏还是于11月12日早晨6时45分停止了跳 动。
（《环球视野》摘自《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2、刘少奇在开封的最后日子
师振德（原解放军155医院工作人员）
1969年11月17日上午10点钟的时候，教导员通知让我跑步上院长办公楼。随后几个医生护士都过来了。院长说：军里给我们一个特殊任务，我们医院选派你们去接受任务，家里的事你们不要管，你们只带牙具、换洗衣服，其他什么都不准带，纸条也不能带。我们就回家拿了东西，一辆上海凤凰轿车把我们拉到西院。这时候叫我们上楼，我坐在西边的沙发上。当时军里王景春副政委问：你们都是党员吧？我说不是，石斌也说不是。他说不是没关系，以后争取。接下去他说：同志们没想到吧，刘少奇要来开封了，派我们去执行这次特别任务，也就是说，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保证他的生活，谁走漏消息，杀谁的头，党员开除党籍，你就是见着亲人，见着什么人都不准说；让张院长领着你们，可能是开封，也可能是别的很远的地方。然后他看看表，说你们吃饭吧，吃完饭就走。我们坐上车，转了转，一看就到了北土街这里。警卫连的战士正在打扫卫生。我们一来赶紧脱了衣服也参加打扫。晚上7点的时候，一切才算就绪。院长叫厨房开饭，吃完了回房里休息。
大概在9点钟之前，保卫处长张金贵通知我随他到机场接人。我坐上一辆救护车，他坐上一辆上海轿车，出新开门往南一直到开封机场。到机场仅3分钟，从北方来了架飞机。飞机上面有红灯。天空比较灰暗，阴沉沉的。这时候，从机场西边来了一辆轿车，灯光很亮，是一辆苏式伏尔加轿车，淡青色的，下来河南军区政委王新。飞机停下来，从上面走下一个人，就是专案组副组长老邢。他们在一块接头后，我们的张院长通知我说：振德，上去抬人。我就上去了。其他还有几个人，都不太认识。上去了以后，一看机舱里面，少奇同志在那里躺着，护送人员在给他换被子。他盖的是酱紫色的毛巾被，这时换上粉红色的棉被。在换被子的时候，我发现少奇同志没有穿衣服，鼻子里插一个鼻饲管。换了被子，我就在后面抬，因为当时我年轻力壮，我抬后面，旁边一些人抬前边。搁在救护车上放稳以后，我们和北京来的医护人员同车出了飞机场。下车的时候，我抬在前面，走小院门进屋。放好了以后，北京的医务人员和开封医疗组的刘医生，让我负责内务。又从医院调来常文秀等三个护士。北京来的同志一个姓曹，一个姓纪，他们向我们交代少奇同志的生活、治疗和饮食等方面的情况。
少奇当时是鼻饲，比如鸡蛋汤、鸡肉汤、豆浆、牛奶都是从鼻子灌食。还写了一个饮食单，每天按照这个，定量是五顿。三四天、四五天剪一次指甲，天天给他洗洗脚、梳梳头。
少奇同志到这以后，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们过来他眼睛瞅瞅就闭上，面容很自然。
治疗是由刘主任按照北京的治疗方案治疗，我们在这里又给他增加了一些抗菌素。他有肺炎，有糖尿病。这些病都按照病情治疗。
因为机舱温度高，少奇同志来这第二天就受凉感冒了，体温比较高，来这后就输液打针。北京的两位同志在这留了一个星期，我们的同志熟悉了以后才走。走了以后，从警卫连又挑选了六个战士参加监护。
少奇同志去世那天，我是早晨4点钟起的床，过来一看，很多人正在抢救。当时抢救我在是在，但来得晚，因为我不是搞护理医疗的。呼吸停止5分钟还不行就终止抢救了。院长请示回来说，你们清洁遗体吧。我和曹文秀在这清洁遗体，洗洗澡，净净面。然后在这照相，又在走廊照，是院长照的。
后来火化我也去了。出发是在夜间，很晚了。我和六个战士抬遗体。六个战士分两边，我在前面引导。当遗体抬到前院中间的时候，老邢命令停止，原地放下，交给我一块大三角巾，说把脸蒙着。我接过三角巾，把遗体移过来，把三角巾往上一搁。当时开来一辆大六九车。我上了车，战士把担架递给我，我把担架放稳。战士上来，我从前面车楼跳下来，转过来一看，少奇同志的腿稍微露出了一点，我拉上布盖好。前面引导车坐着老邢、李卫士长、我们的院长。
到了火葬场，我先下来等着。院长先办手续，办完手续一摆手，我就命令战士把遗体抬下来。抬遗体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穿白大褂的在这喷洒药水，可能是我们院长派人喷洒的。我们把遗体抬到火化炉前。这时过来一个人，也就30多岁，把火化炉打开。我托着担架前面，六个战士拉着褥子托着，慢慢搁在传送车上。火化完了我们就回来了，大概是凌晨1点多。
三、 官方权威研究机构及其研究者的说法
【老田按：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刘少奇传》的副主编是黄峥，《刘少奇年谱》1966-1969年的编辑者也是黄峥，《刘少奇的最后岁月》中间的引述部分也是黄峥，此人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刘组”的组长，这三个文献的作者实际上是一个人，但是详略和重点还是颇有不同。下文引述的王光美的两个说法，也是此人采写的。】
本来就处于重病中的刘少奇，由于途中颠簸受凉，到达开封后病情进一步加重。十月二十四日、三十一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等症状两次发作，经随同前来的医护人员救治后脱险。在刘少奇病情尚未稳定的情况下，从北京来的人包括医生、护士在十一月六日全部奉命返回。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移交给当地驻军负责。
十一月十日，刘少奇的病再度发作，连续高烧不退。当地医务人员参照上两次的办法医治。十二日凌展一时许，刘少奇病情出现异常症状，吸氧后也不见改变。值班护士在六时三十八分紧急通知医护人员抢救。六时四十二分医护人员赶到，还没有来得及采取措施，六时四十五分，将满七十一岁的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076页）
本年（按：1968年）刘少奇继续被单独关押，从年初起陆续发生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多种疾病。四月上旬出现神志不清、表情呆滞、动作反常、站立不稳、小步态等症状。七月上旬，在慢性支气管炎基础上发生支气管肺炎。七月十一日至十四日病情严重，经抢救脱险，但以后又多次发作，到十月份共发生较大反复五次。十月九日以后完全不能自行进食，靠鼻饲维持生命。十月十四日《病情报告》记载：刘少奇的心脏有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病情有可能突然恶化，今后如再发生严重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刘少奇年谱》）
（1969年）10月17日晚身患重病的刘少奇被用担架抬上飞机，送往河南开封，秘密关押于开封市革命委员会院内原“同和裕银号”旧址。到达开封后病情进一步加重，二十四日、三十一日和十一月十日三次病危。
11月12日晨六时四十五分，在河南开封逝世。（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刘少奇年谱》）
飞机到开封机场着陆已是21点30分。同机跟去的还有一名医生、两名护士和原卫士长李太和。刘少奇被抬下飞机直送监护地点—开封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小天井院。（黄峥编著《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第360页）
到开封没有几天，刘少奇的病情就发作了3次。第三次是在11月12日，刘少奇又高烧不退。当地医护人员限于水平和条件，又不熟悉病史，只得仍按肺炎治疗。
11月12日凌晨1时许，刘少奇身体状况急趋恶化，发生点头张口呼吸、嘴唇发紫等现象，吸氧后也不见改变。值班护士仍按原处方用药，到6点38分，发觉情况不妙，连忙叫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然而为时已晚。6点42分医护人员到齐，3分钟后，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1岁。（同上第361页）
火化手续是从北京赶来的专案组人员办的，登记申请人时冒用了刘原的名字。对死者则填了“刘卫黄”这个刘少奇少年时曾经用过但不为外界所知的名字。（同上第361页）
四、 “刘氏妻子说”、“刘氏子女说“和“朱卞说”
1、 刘氏妻子——王光美说
少奇同志和她分开以后，于1968年在看管中得了肺炎，逐渐卧床不起。过去，少奇同志的生活都由她照料，现在无人敢再去过问了。虽然也曾经进行过一些治疗，但那是为了要在1969年4月九大开幕时留个活靶子。1969年9月林彪的所谓一号通令下达后，10月里，少奇同志就在重病中，光着身子被卷在一床被子里，运去开封“监护”。这年11月12日，71足岁尚差12天的少奇同志就在开封被活活折磨得咽了最后一口气。谈起这些，王光美同志的声音低了下来，她的眼里闪着泪光。户她不愿多谈细节，我们也不忍心多问，去让那些悲痛的回忆再度刺伤她的感情!（黄峥编著《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第5页，《王光美谈刘少奇的最后岁月》，这是黄峥于1980年5月访问王光美时的说法）
少奇和我被关押以后，迟群向警卫二中队宣布说：“你们现在的任务变了，不是保卫，而是监视。”这样一来，警卫战士、医生、护士和办公室工作人员都自身难保，生怕被说成丧失立场。他们受到的压力太大了！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有的同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尽量照顾了少奇同志，我很感谢！有些受蒙蔽的群众，对少奇同志有过火行动，我能谅解。他们是执行者，责任不能由他们来负。当时，他们在看管少奇问题上各自向上写报告，并且互相监视。那段时间少奇瘦得皮包骨头，吃饭、穿衣、行动都很困难，有谁敢去帮助他？少奇得了多种疾病，但很少得到治疗。有时来个大夫敷衍一下，还要先批判。1969年10月17日，少奇在重病中被送到河南开封。11月12日，少奇在开封含冤去世。（黄峥《王光美访谈录》之《不堪回首的岁月(3) 》）
2、刘氏子女——刘平平、刘源、刘婷婷说
这一切，使得爸爸身体愈来愈坏，经常生病。病得太厉害了，大夫护士也不敢好好看。每次看病一前先开一阵批判斗争会，一边检查病情还得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用听诊器狠狠敲打，用注射器使劲乱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样。有一次爸爸实在忍受不了，抗议道：“你们给我看病是假，我的病你们越看越重。”接着，他们又把爸爸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D860也停了。（刘平平 刘源 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历史在这里沉思》第一册，华夏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40页，作者注：本文是应《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杂志之约而作。1980年4月完稿于北京。）
1969年10月17日，根据林彪“一号手令”，将爸爸送往开封。
林彪在河南的那个死党亲自把爸爸关进一个特别监狱。这里围墙高大，电网密布，戒备森严。
这正是初寒的大气，爸爸在担架上因为没有穿衣服，一着凉肺炎又复发了，高烧39℃，呕吐厉害。雨林彪在河南的死党却声称：“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到11月5日，爸爸又一次高烧，抢救两天以后才降到37.2℃。（同上第45页）
13日凌晨，老李叔叔到开封，直奔爸爸的身旁。爸爸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着一个白床单。一尺多长的白发蓬乱着，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了，下领一片淤血……
老李叔叔急切地询问了解，原来——
11月10日晚发高烧，试体温表，五个小时后才取出，体温39.7℃，“当时不能确诊是肺炎”，但却按肺炎治疗，不让送医院抢救；到11日深夜，嘴唇发紫，两瞳光反应消失，体温40.1℃。第二天6点40分，才发出病危通报；5分钟后，6点45分心脏停止跳动。两分钟后，值班医生、护士赶到现场。两个小时后，“抢救”人员才赶到….…（同上第46页）
火化后，专案组宣布纪律，要用党籍和脑袋担保，谁也不准透露出去。并举行酒宴，宣布：“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同上第47页）
3、朱可先、卞卡说
《最后的27天》（1980年3月1—10日开封—郑州）
少奇同志被拖下了舷梯（同上书第49页）
这是原开封市人民医院。院内有一座独特的天井小院，国民党时期的金城银行就设在这个小院内。四座三层高楼对峙耸立，与其说雄伟，倒不如说森严。（同上第50页）
少奇同志的病情恶化了。
请求调拨药物。答复是：根据当地条件进行治疗。实际上是被拒绝了。
几天前组织起来的一个医疗班子，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一直没能出现在少奇同志床前。（同上第52页）
他患的是肺炎和糖尿病，早已不能从口腔进食了，全靠从鼻饲管中打进的流食，维持着奄奄一息的生命。医护人员只有定时做流食，定时帮他翻身，进行简单的药物治疗。（同上第52页）
五、 关于“一号命令”与对刘少奇的“押送”问题
“10月17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去江苏省的苏州市，住在一个以前曾是宋美龄私人别墅的院子里。因为林彪是以‘紧急战备’为由疏散到这里的。”“他这次让给黄永胜打个电话也是这样。大意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重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讯联络要经常畅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也要作好发射准备等等。林彪一共讲了六条，差不多一句话就是一条。这显然是林彪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向全军下达的一份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口述命令。” “两个小时以后，即当晚七点钟左右，我用电话把林彪口述的六条指示传给了在北京的黄永胜。过了几天之后我从军委的收电中才知道，黄永胜通过总参作战部向全军传达的林彪指示只剩下四条(有关二炮的一条不向其它单位传达，另一条是关于武器生产的，也不向部队传达)，并给冠之以一个十分显眼的标题：‘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命令’。林彪口述这个‘一号命令’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但可苦了全军百万指战员他们奉命疏散，在严寒的季节里一直远离营房，挨了一冬的冤枉冻。我的一个弟弟当时正在部队服役，他在数年之后复员还乡，但一提‘一号命令’还是怨声不绝。” “林彪发出‘第一个战斗号’之后，我军各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与此同时，敌人方面似也进入了同样的戒备状态。据情报消息，沿中苏、中蒙边境一带的苏军，全都取消了一切休假，部队调动频繁，有些部队似有向我前沿推进的趋势。驻在太平洋地区的美军，也奉命开始全面戒备。连在台、澎、金、马的国民党军队，也进入一战备状态。各个方面的动向，确有一种剑拔弩张之势。”（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316-320）
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的《周恩来年谱》记载
【1969年10月17日】
△林彪作《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次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正式下达林彪的《紧急指示》。在此前后，根据毛泽东意见和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在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机关及其干部家属被“战备疏散”到外地。
六、 关于刘少奇问题的两种定性
刘少奇在文革期间遭到严厉批判，有两种不同的定性，一是作为党内反了路线错误的干部，针对的是刘少奇文革前、1936年以后的工作表现，这是以内部矛盾对待的，这在时间段上截止于1967年3月之前；二是刘受到叛徒内奸工贼三项严重罪名的指控，这主要是针对刘在1925年、1927年和1929年的工作表现，大量的批判文献中间还反复提到1936年的北平监狱61人出狱问题，这是把刘少奇作为敌我矛盾来看待的并最终于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被开出出党。
后一严重指控主要是依据专案组的材料，当时的专案组组长是周总理。比较专案材料和后来的平反材料，1925年在长沙，刘被同乡叶开鑫具保释放属于正常，不应该小题大做上纲上线；1927年的事情两份材料依据不同的证人证言作为依据，因为无法判别真伪，后人难以判别；但是，1929年的事情，即便抛开供词和翻供，后人也有可能做出独立判断的，关键在于刘少奇到底是以“政治案”还是“工潮案”被抓捕的，如果是作为共产党身份被抓捕的政治案，显然快速释放就不合常理了，如果是因工潮案被抓关押一段时间被释放还可以理解，对于这个案子到底是政治案还是工潮案，相信网友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
官方定性中间，强调了第一个“定性”——即刘少奇被文革派指控为“资反路线”的决策者，在第一个定性中间，刘氏作为“反文革派”的代表人物在党内外都是有很正常的“持不同政见者”；对于第二个定性，官方文件仅仅强调证据不足，把刘氏都被迫害与第二个定性进行了脱钩处理。刘氏家人则根本不提刘氏在党内的工作表现（特别是文革初期的工作表现）以及与对立面的分歧问题，而是改而认为刘氏是“怀璧其罪”——因为刘氏掌握了对立面需要的政治权力，所以才受到对立面的“迫害”。
李雪峰在接受师东兵的采访时，对于1936年的时期他说过一点看法，他说：“我在战争年代里处理叛变革命的人，是要区别两种情况的：一是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而写了自首书，但是没有出卖组织，没有杀人；二是经不起敌人的利诱和拷打，出卖泄露了党的机密后，又用同志的鲜血来换得了自己的生命或者也被敌人处死，这样的人是坚决要镇压的。总之，要有区别，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就没有党的规矩。关于薄一波和刘少奇他们被捕以后的情况，我没有发言权。所以康生和戚本禹他们或他们派来的人都找过我，我都是这么回答的，他们也没有办法说什么。但是，让薄一波他们写这种《反共启事》，我保留我自己的看法。”（师东兵《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雪峰》）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11/116365.html
原文：http://hi.baidu.com/wmquan/blog/item/9533970a2fdde81595ca6bc1.html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了一则在文革中参与刘少奇治疗护理工作的当事人顾英奇的回忆文章（见附录）。人家作者一开始就说到：“在他（指刘少奇）病重病危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抢救工作，多次把他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
看完后我就纳闷了，刘不是在文革中被“饱受迫害，直至死亡”么？上初中高中时从课本上学的就是“党内最大的冤案”，其子女在回忆录中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十年浩劫”对其父的“迫害”，而且还有模有样：
—— “当知道妈妈和孩子们都已被迫离家，只剩下自己孑然一身之后，爸爸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再加上不给足够的安眠药，强迫改变生活习惯，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彻夜不眠。这种折磨使得爸爸成天神志恍惚，常常陷入沉思而忘掉一切。他的手臂曾在革命战争年代受过伤，经过扭打，如今又发作了，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到饭厅吃饭，短短的30米距离，竟要“走”上50分钟，甚至两个小时。前后跟着的看守战士准也不敢上去扶一把。最后根本不能走动了，只能由工作人员把饭打来吃。工作人员去饭堂打饭，被人骂作“保皇兵”，因此也不肯每餐去打饭，只好打一次饭，吃几顿。爸爸满口只剩七颗残存的牙齿，嚼不动窝头、粗饭，又长期患有胃病，加上经常吃剩菜馊饭，常拉肚子，身体更虚弱了。手颤抖得不听使唤，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王光美、刘源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第213页）
—— “这一切，使得爸爸身体愈来愈坏，经常生病。病得太厉害了，大夫护士也不敢好好看。每次看病前先开一阵批判斗争会，一边检查病情还得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用听诊器狠狠敲打，用注射器使劲乱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样。有一次，爸爸实在忍受不了，抗议道：“你们给我看病是假，我的病你们越看越重。” 接着，他们又把爸爸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D860也停了。”（《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王光美、刘源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第213页）
—— “1968年仲夏的一个晚上，爸爸发起高烧。大夫来敷衍了一下就走了。第二天转成肺炎，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有死的危险。上面得知后，立即派医护人员来抢救。为什么故意把爸爸折磨病了以后，又要抢救呢？当时中办的负责人对医护、工作人员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谁都知道，对像爸爸这样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经过几十年枪林弹雨、白色恐怖、出生人死的考验，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共产党员，最大的摧残、最沉重的打击，莫过于‘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了。会诊医生提出离开监护环境住院治疗，被拒绝了；医生请求摘掉卧室内挂满的标语、口号，以使病人精神不受刺激，也被拒绝了。他们就是要让爸爸这样活受罪，活受折磨。这以后，爸爸虽然没有瘫痪，却再也无力起身活动，每天在严密的监视中躺在床上。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人给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起床大小便。”（《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王光美、刘源著河南人民出版社第213—214页）
而顾文中的回忆却有着天壤之别：
——“根据上级指示我们从北京医院接过刘少奇的医疗任务和病历。领导给我们的指示是：‘刘少奇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去，还要认真给他治病。’”
——“那时，少奇同志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庭院和室内，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原来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他情绪很低落，食欲下降，血压很高，糖尿病加重，身体消瘦，体力大为减弱。”
—— “6月18日，针对他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组织了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对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个鸡蛋进行了调整，改为每天两个；并提出肉类和蔬菜要适当搭配，少吃些猪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购人员和厨师都很配合，都认真做到了。”
——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明确指示说：“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即请北京、上海的知名专家会诊，并请陶桓乐、黄宛两教授和中南海门诊部医生董长城和我住在刘少奇家。因没有足够的床铺，顾英奇和董长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铺。同时安排四名护士参加护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组成医疗组。”
——“少奇同志到1969年，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的头发变黑；虽然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这都是由于护士按护理规程，按时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洁才得到这样好的结果。”
——“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7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3次。”
——“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抗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从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边，从未发生过差错。至于严重的精神创伤，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复发作，脑组织软化，意识严重障碍等病情发展，实非当时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
看到这些鲜明的对比，应该知道什么叫“农夫与蛇”了吧！应该知道什么叫“狗咬吕洞宾”了吧！应该知道什么叫“恩将仇报”了吧！先撇开毛主席、周总理多次指示不说，人家工作人员辛辛苦苦的抢救，精心备至的护理到头来得到了什么？——“残酷迫害”、“你们给我看病是假，我的病你们越看越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爸爸完全像囚犯一样，不！连囚犯还不如”（《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王光美、刘源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第213、212页））
“精英”们不惜用造谣污蔑的卑劣手段制造历史，忽悠老百姓，其政治目的能好到哪里去？其政治品质能好到哪里去？要是光明正大的事情，能用这种暗地里搞阴谋诡计，造谣诽谤来实现么？显然不能！
三十年来， “精英”们垄断话语权，随心所欲的解释历史，没有“冤案”，制造“冤案”，没有“迫害”，制造“迫害”。有利于他们的东西，扩大百倍的宣传，不利于他们的东西，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踏上一万支脚，永世不得翻身。凡是有利于丑化毛泽东和文革的，无条件坚决拥护；凡是不利于丑化毛泽东和文革的，无条件坚决反对。这仅仅是“精英”们谣言中的九牛一毛、冰山一角，所以的谣言都冲着一个目标而去 ——反毛，而且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变着花样的造，正像鲁迅先生说的：“然而谣言家是极无耻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撤谎时，他就躲了，另外又来一批。”
2009-11-25
附录1：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0378942.html
2009年11月15日09:11 来源：《重庆晚报》
从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门诊部的医务人员和全国知名的各科专家，为刘少奇做了大量的治疗护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抢救工作，多次把他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
门诊部一开张就遇到给刘少奇看病的问题
文革之初，少奇同志于1963年9月搬到中南海福禄居。
1967 年1月，我从下乡医疗队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上班。当时医院虽然混乱，但对刘少奇看病的问题，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曾给北京医院下达一条原则：刘少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由医院的医生、护士出诊；药品还是从保健药房（文革中编入中央警卫团后勤部）发给。据刘少奇病历记载，北京医院曾有四位医生到他家出诊过，为解决疑难问题也曾在他家多次组织过会诊。
1968 年2月，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我被调回中南海并编入部队，任新成立的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中南海门诊部（现警卫局保健处前身）两名负责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之后，根据上级指示我们从北京医院接过刘少奇的医疗任务和病历。领导给我们的指示是：“刘少奇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去，还要认真给他治病。”
当时，我们先指派助理军医李留壮和护士马小先负责平时到刘少奇家的巡诊工作，门诊部的其他医生、护士也到他家出诊。医护每次出诊都做认真的检查、治疗并详细记录于病历。
那时，少奇同志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庭院和室内，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原来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他情绪很低落，食欲下降，血压很高，糖尿病加重，身体消瘦，体力大为减弱。
1968 年4月，少奇同志开始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碎步）。为了查明病因，我们即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会诊，王主任虽未肯定脑部有局灶性病变，但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态。这段时间，少奇同志还是照常下地活动，在卫士或护士的搀扶下散步，一直到他重病卧床不起时为止。
在这期间，我们不但经常去给他看病，还对他的生活照顾及时提出指导意见：1968年5月3日，发现给刘少奇做饭的师傅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进行了隔离治疗，另换一名师傅；同时把他的厨房、餐厅、餐具都做了消毒，以保护他的健康。
6月18日，针对他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组织了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对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个鸡蛋进行了调整，改为每天两个；并提出肉类和蔬菜要适当搭配，少吃些猪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购人员和厨师都很配合，都认真做到了。
在“打倒”声中抢救刘少奇
在工作中，我们虽然不能像以往那样和他有思想感情交流，但我们确实严格按照医患之间的关系来处理他的健康和医疗问题，没有任何轻视和懈怠。
当时，少奇同志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免疫力较低，易病。1968年6月初他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当时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研究了治疗措施，并当即将病情上报。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明确指示说：“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即请北京、上海的知名专家会诊，并请陶桓乐、黄宛两教授和中南海门诊部医生董长城和我住在刘少奇家。因没有足够的床铺，顾英奇和董长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铺。同时安排四名护士参加护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组成医疗组。
当时，是汪东兴向我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在刘少奇病重时，周总理派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也是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之一）几乎每天都来了解情况，只是要尽力救治。
七次从凶险的肺炎中把他抢救回来
经X线胸片及痰培养证实，他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较强，耐药，较难控制，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少奇同志病势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谵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
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这需要先请示得到批准，以便关键时刻立即施行。报告后，很快汪东兴即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如果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我们当即请耳鼻喉科、麻醉科专家（负责呼吸管理）住到刘少奇家，准备需要时及时做气管切开手术。
此次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少奇同志的意识没有恢复。他虽然也是夜里睡觉，白天醒来，睁着眼睛，头左右转动，但没有思维活动，不能说话，认知力丧失，熟人也不认识（医学上叫醒觉昏迷）。从此一直卧床不起，吃饭靠护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护士照顾。
由于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复发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在这期间曾多次出现病危，均经抢救、治疗得以转危为安。
脑软化日益严重，意识一直没有恢复
1968 年10月9日，他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为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所致。10月11日开始鼻饲，由于炊事员与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使每日总热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因此，少奇同志到1969年，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的头发变黑；虽然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这都是由于护士按护理规程，按时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洁才得到这样好的结果。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刘少奇虽然已经不能认人和说话，但他头部自由转动，眼睛明亮，注视着景物。“家庭病房”窗明几净，床单雪白，器物整齐。
在1968 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7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3次。参加会诊的专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教授专家。中南海门诊部参加医疗工作的有：卞志强、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男）、三○一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
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抗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从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边，从未发生过差错。至于严重的精神创伤，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复发作，脑组织软化，意识严重障碍等病情发展，实非当时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
中南海门诊部派医护，把刘少奇护送到洛阳
少奇同志在我们的照顾下生活了一年零八个月后，1969年10月，上级指示要把刘少奇疏散到河南去。中南海门诊部派董长城医生和曹兵、纪秀云两位置护士携带医疗抢救用品一直护送到洛阳，并向当地接班医生做了详细交班。
1979年11月27日，中纪委的王绍棠把刘少奇的病历、治疗和抢救工作的全部资料取走，其中包括数张刘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疗的照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两案的审查已有结论。其中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治病和抢救是满意的。中办警卫局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上述情况说：“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两案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察组认为门诊部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
刘少奇的这段病历大部分是董长城医生执笔的。
讲述人：顾英奇，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保健处医生，北京医院主治医师，中央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副主任，总参警卫局保健处主任军医，中国康复医学会会长，卫生部副部长等职。
附录2：关于刘少奇临终前医疗护理情况的八种说法
老田
老田按：许多网友根据“深揭狠批四人帮”时期的宣传口径，认定刘少奇是被“迫害致死”，如果把政治词汇“迫害致死”转换成法律术语就等价于“谋杀”。老田注意到：在为刘少奇平反的五中全会决议中间，使用的词汇是相对含糊的说法“被迫害含冤逝世”，决议的用词特别“严谨”就主要体现在“模糊”上，措辞没有用“被迫害致死”的字样，改而用了一个相对含糊的组词“被迫害”“含冤逝世”——这可以理解为本人逝世时仍然是处在“含冤未雪”状态，也可以理解为“因迫害致死”——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需要找出“凶手”来——而按照刘氏家属的两种说法临终前刘少奇身边的医护人员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法律责任，但许多年来追究医护人员在为刘治病时“迫害”他的程序从未采取。在另外一个最高权威的官方文献里——邓小平所致悼词中间，在后句使用了“不幸病故”同时在前一句使用了“残酷迫害”，这给人的印象是把两者分开来讲的，没有引导人们在“迫害”和“病故”之间建立因果联想。
与官方的模糊定性不同，深揭狠批时期的报章宣传则力求“明确”，特别是在刘少奇临终前的医护待遇方面提供全面的说法，这些说法大部分来自刘的直系亲属，以及另外两位身份不明的化名人士文章。相对晚近的时候，刘氏临终前的两位亲历者也终于打破沉默说话了，他们提供的说法，与早期报章宣传的说法大相径庭。一般而言，亲历者提供的第一手文献七说服力要优于其他通过“听说”来叙述的第二手文献，但是第一手文献的提供者只是两位小人物（刘临终前的护士），反过来，早先在官方大报发言的却是高门大户、煌煌贵胄，这对于中国许多人的理解力而言不无影响，因此，在文献的说服力方面就不好按照常规来理解了。
本文收集了相关文献，罗列了各有不同特点的八种说法，供网友自行判断。其中关于刘少奇临终前的医疗和居住状态，这些说法相互矛盾，网友可以自己据以判别。主要的分歧和矛盾之处如下：
1、 刘少奇去开封是“押送”还是“战备疏散”，刘去开封与林彪的“一号命令”有无关系；
2、 刘少奇在开封的驻地是“特别监狱”、“医院”还是其他性质的地点；
3、 刘少奇从1968年生病后是否享受到适当的医疗救护，或者医护人员是否“批斗”或者对他施加过“迫害”；
4、 刘少奇临终前，抢救人员是“四分钟之后”就赶到了，还是“两小时之后”才赶到的；
5、 刘少奇病中生活是否受到不合理对待：例如下飞机是“拖下来”的还是“抬下来”的，死前是否缺乏照顾以至于头发“一尺多长”；
6、 刘少奇临终前是否仍然受专案组控制；
7、 刘少奇骨灰盒上的名字与姓名权问题等等。
其中：
官方定性说法两种
亲历者说两种
官方研究机构的说法一种
刘氏亲属说两种和朱卞说一种
一、 官方的“定性”说法两种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一九八O年二月二十九日通过）》称：“一九六九年十月，于重病中被强行从北京押送到开封‘监护’，同年十一月十二日被迫害含冤逝世。”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刘少奇追悼大会上的悼词（1980年5月17日）》称：“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利用我们党的缺点和错误，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刘少奇同志。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同志在河南开封不幸病故。”
二、 亲历者说两种
1、刘少奇在最后日子的医疗护理真实情况
来源：环球视野 作者：王凡 东平
刘少奇在中南海的最后日子，医务人员对他的治疗和护理是积极认真的。
自从进到中南海后，作为门诊部主任的卞志强大夫，就一直告诫门诊部的其他医务人员：“组织上让我们到中南海来，就是搞医疗保健工作，没有别的任务。我们的 具体服务对象，可能是‘红’的领导；也可能把你派到‘黑’的领导那里，但不管是‘红’的还是‘黑’的，我们到那里，就只管做好我们的业务工作。”
然而刘少奇的情况与其他“黑”了的领导人，还是有些区别的。刘少奇已经在中南海里遭受到面对面的批斗，《人民日报》也已经陆续发表了一些一看就知道是针对 是少奇的批判文章，只不过没有点名而已，刘少奇基本上已经被划到毛主席的对立面去了，就差一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公开确认了。
马晓先记得，她参与对刘少奇的护理工作初期，刘少奇的身体状态已经非常不好了。在１０月１４日的《刘少奇病情报告》上，已经有了大致如下的文字：心脏有冠 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病情有可能突然恶化，今后如再发生严重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这就是说，他已经濒临危险的边缘。
当时常出现反复的是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一旦发作就处于高烧状态。每逢出现这种情况，马晓先他们就分外的忙碌和紧张。因为倘若控制不住，刘少奇的病情将更 加恶化。在马晓先的记忆里，还有过从北京医院等医院请专家到福禄居里会诊抢救的印象。马晓先说在给刘少奇进行救治的过程中，医务人员还是竭尽全力的，对刘 少奇的治疗和护理是积极认真和负责的。当时为刘少奇成立了最好的抢救组，还从空军总院、陆军总院请来了呼吸科的专家会诊。
马晓先参与了护理工作，包括给刘少奇打针和喂药等。她清晰地记得当时医生给刘少奇开的药，都是最好的。针剂和服用的药，都是进口的，抗生素药片一片十好几 块钱，相当于那时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所用的针剂也是十分昂贵的。这些药用下去以后，能够比较快地把支气管肺炎和高烧控制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中央警卫团的李留壮医生就被调走了，卞志强和马晓先感到仅由两个人照顾刘少奇人手有些不够，有关方面就又从中国人民解放军３０１医院调 来了黄宛大夫。黄宛大夫是国内著名的心内科专家，他在医术上是很有经验的，而且曾经多次参加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会诊。
刘少奇病情尚未稳定，北京赴河南的医护人员都奉命返回。
黄宛大夫来的时候，带了两个护士，他们来实际上就是接替卞志强、马晓先，负责此后刘少奇的医疗保健工作的。经过一段交接，马晓先他们就离开了。那两位护士，后来一直护理到把刘少奇送到河南开封。
马晓先回忆说：在和黄宛大夫他们交接时，刘少奇的病情有所好转，面色好看了，甚至有些头发也渐渐变黑了。当时，他们担负刘少奇的医疗工作期间，每天是如何 进行医疗护理的，都作了详细记录。当治疗显示了一定的效果，病情有所好转了，他们就马上给刘少奇拍了照片，这实际上也是出于谨慎的考虑，留下一个直观的证 明。马晓先推测说，他们当年记录下来的这份文字东西，应该保存下来了。“这份文字记载可以说明我们当时在刘少奇身边，是遵循了医务工作者的道德准则，遵循 了人道主义精神，对患者进行积极认真负责的治疗的。”
马晓先虽然不知道刘少奇离开北京去开封时的病情，以及在路途中发生了怎样的情况，但她相信北京的这些大夫和护士，都是会全力以赴地对刘少奇进行诊治和护理的。
根据有关资料的记载，处于重病中的刘少奇，由于从北京到开封的“途中颠簸受凉，到达开封后病情进一步加重。１０月２４日、３１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等症状两次发作，经随同前来的医护人员救治后脱险……”
但就在“刘少奇病情尚未稳定的情况下，从北京来的人包括医生、护士在11月6日全部奉命返回。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移交给当地驻军负责。”11月10 日，当刘少奇的病再次发作时，进行抢救的只剩下当地的医务人员，他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救治措施，但刘少奇的心脏还是于11月12日早晨6时45分停止了跳 动。
（《环球视野》摘自《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2、刘少奇在开封的最后日子
师振德（原解放军155医院工作人员）
1969年11月17日上午10点钟的时候，教导员通知让我跑步上院长办公楼。随后几个医生护士都过来了。院长说：军里给我们一个特殊任务，我们医院选派你们去接受任务，家里的事你们不要管，你们只带牙具、换洗衣服，其他什么都不准带，纸条也不能带。我们就回家拿了东西，一辆上海凤凰轿车把我们拉到西院。这时候叫我们上楼，我坐在西边的沙发上。当时军里王景春副政委问：你们都是党员吧？我说不是，石斌也说不是。他说不是没关系，以后争取。接下去他说：同志们没想到吧，刘少奇要来开封了，派我们去执行这次特别任务，也就是说，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保证他的生活，谁走漏消息，杀谁的头，党员开除党籍，你就是见着亲人，见着什么人都不准说；让张院长领着你们，可能是开封，也可能是别的很远的地方。然后他看看表，说你们吃饭吧，吃完饭就走。我们坐上车，转了转，一看就到了北土街这里。警卫连的战士正在打扫卫生。我们一来赶紧脱了衣服也参加打扫。晚上7点的时候，一切才算就绪。院长叫厨房开饭，吃完了回房里休息。
大概在9点钟之前，保卫处长张金贵通知我随他到机场接人。我坐上一辆救护车，他坐上一辆上海轿车，出新开门往南一直到开封机场。到机场仅3分钟，从北方来了架飞机。飞机上面有红灯。天空比较灰暗，阴沉沉的。这时候，从机场西边来了一辆轿车，灯光很亮，是一辆苏式伏尔加轿车，淡青色的，下来河南军区政委王新。飞机停下来，从上面走下一个人，就是专案组副组长老邢。他们在一块接头后，我们的张院长通知我说：振德，上去抬人。我就上去了。其他还有几个人，都不太认识。上去了以后，一看机舱里面，少奇同志在那里躺着，护送人员在给他换被子。他盖的是酱紫色的毛巾被，这时换上粉红色的棉被。在换被子的时候，我发现少奇同志没有穿衣服，鼻子里插一个鼻饲管。换了被子，我就在后面抬，因为当时我年轻力壮，我抬后面，旁边一些人抬前边。搁在救护车上放稳以后，我们和北京来的医护人员同车出了飞机场。下车的时候，我抬在前面，走小院门进屋。放好了以后，北京的医务人员和开封医疗组的刘医生，让我负责内务。又从医院调来常文秀等三个护士。北京来的同志一个姓曹，一个姓纪，他们向我们交代少奇同志的生活、治疗和饮食等方面的情况。
少奇当时是鼻饲，比如鸡蛋汤、鸡肉汤、豆浆、牛奶都是从鼻子灌食。还写了一个饮食单，每天按照这个，定量是五顿。三四天、四五天剪一次指甲，天天给他洗洗脚、梳梳头。
少奇同志到这以后，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们过来他眼睛瞅瞅就闭上，面容很自然。
治疗是由刘主任按照北京的治疗方案治疗，我们在这里又给他增加了一些抗菌素。他有肺炎，有糖尿病。这些病都按照病情治疗。
因为机舱温度高，少奇同志来这第二天就受凉感冒了，体温比较高，来这后就输液打针。北京的两位同志在这留了一个星期，我们的同志熟悉了以后才走。走了以后，从警卫连又挑选了六个战士参加监护。
少奇同志去世那天，我是早晨4点钟起的床，过来一看，很多人正在抢救。当时抢救我在是在，但来得晚，因为我不是搞护理医疗的。呼吸停止5分钟还不行就终止抢救了。院长请示回来说，你们清洁遗体吧。我和曹文秀在这清洁遗体，洗洗澡，净净面。然后在这照相，又在走廊照，是院长照的。
后来火化我也去了。出发是在夜间，很晚了。我和六个战士抬遗体。六个战士分两边，我在前面引导。当遗体抬到前院中间的时候，老邢命令停止，原地放下，交给我一块大三角巾，说把脸蒙着。我接过三角巾，把遗体移过来，把三角巾往上一搁。当时开来一辆大六九车。我上了车，战士把担架递给我，我把担架放稳。战士上来，我从前面车楼跳下来，转过来一看，少奇同志的腿稍微露出了一点，我拉上布盖好。前面引导车坐着老邢、李卫士长、我们的院长。
到了火葬场，我先下来等着。院长先办手续，办完手续一摆手，我就命令战士把遗体抬下来。抬遗体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穿白大褂的在这喷洒药水，可能是我们院长派人喷洒的。我们把遗体抬到火化炉前。这时过来一个人，也就30多岁，把火化炉打开。我托着担架前面，六个战士拉着褥子托着，慢慢搁在传送车上。火化完了我们就回来了，大概是凌晨1点多。
三、 官方权威研究机构及其研究者的说法
【老田按：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刘少奇传》的副主编是黄峥，《刘少奇年谱》1966-1969年的编辑者也是黄峥，《刘少奇的最后岁月》中间的引述部分也是黄峥，此人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刘组”的组长，这三个文献的作者实际上是一个人，但是详略和重点还是颇有不同。下文引述的王光美的两个说法，也是此人采写的。】
本来就处于重病中的刘少奇，由于途中颠簸受凉，到达开封后病情进一步加重。十月二十四日、三十一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等症状两次发作，经随同前来的医护人员救治后脱险。在刘少奇病情尚未稳定的情况下，从北京来的人包括医生、护士在十一月六日全部奉命返回。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移交给当地驻军负责。
十一月十日，刘少奇的病再度发作，连续高烧不退。当地医务人员参照上两次的办法医治。十二日凌展一时许，刘少奇病情出现异常症状，吸氧后也不见改变。值班护士在六时三十八分紧急通知医护人员抢救。六时四十二分医护人员赶到，还没有来得及采取措施，六时四十五分，将满七十一岁的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076页）
本年（按：1968年）刘少奇继续被单独关押，从年初起陆续发生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多种疾病。四月上旬出现神志不清、表情呆滞、动作反常、站立不稳、小步态等症状。七月上旬，在慢性支气管炎基础上发生支气管肺炎。七月十一日至十四日病情严重，经抢救脱险，但以后又多次发作，到十月份共发生较大反复五次。十月九日以后完全不能自行进食，靠鼻饲维持生命。十月十四日《病情报告》记载：刘少奇的心脏有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病情有可能突然恶化，今后如再发生严重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刘少奇年谱》）
（1969年）10月17日晚身患重病的刘少奇被用担架抬上飞机，送往河南开封，秘密关押于开封市革命委员会院内原“同和裕银号”旧址。到达开封后病情进一步加重，二十四日、三十一日和十一月十日三次病危。
11月12日晨六时四十五分，在河南开封逝世。（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刘少奇年谱》）
飞机到开封机场着陆已是21点30分。同机跟去的还有一名医生、两名护士和原卫士长李太和。刘少奇被抬下飞机直送监护地点—开封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小天井院。（黄峥编著《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第360页）
到开封没有几天，刘少奇的病情就发作了3次。第三次是在11月12日，刘少奇又高烧不退。当地医护人员限于水平和条件，又不熟悉病史，只得仍按肺炎治疗。
11月12日凌晨1时许，刘少奇身体状况急趋恶化，发生点头张口呼吸、嘴唇发紫等现象，吸氧后也不见改变。值班护士仍按原处方用药，到6点38分，发觉情况不妙，连忙叫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然而为时已晚。6点42分医护人员到齐，3分钟后，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1岁。（同上第361页）
火化手续是从北京赶来的专案组人员办的，登记申请人时冒用了刘原的名字。对死者则填了“刘卫黄”这个刘少奇少年时曾经用过但不为外界所知的名字。（同上第361页）
四、 “刘氏妻子说”、“刘氏子女说“和“朱卞说”
1、 刘氏妻子——王光美说
少奇同志和她分开以后，于1968年在看管中得了肺炎，逐渐卧床不起。过去，少奇同志的生活都由她照料，现在无人敢再去过问了。虽然也曾经进行过一些治疗，但那是为了要在1969年4月九大开幕时留个活靶子。1969年9月林彪的所谓一号通令下达后，10月里，少奇同志就在重病中，光着身子被卷在一床被子里，运去开封“监护”。这年11月12日，71足岁尚差12天的少奇同志就在开封被活活折磨得咽了最后一口气。谈起这些，王光美同志的声音低了下来，她的眼里闪着泪光。户她不愿多谈细节，我们也不忍心多问，去让那些悲痛的回忆再度刺伤她的感情!（黄峥编著《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第5页，《王光美谈刘少奇的最后岁月》，这是黄峥于1980年5月访问王光美时的说法）
少奇和我被关押以后，迟群向警卫二中队宣布说：“你们现在的任务变了，不是保卫，而是监视。”这样一来，警卫战士、医生、护士和办公室工作人员都自身难保，生怕被说成丧失立场。他们受到的压力太大了！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有的同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尽量照顾了少奇同志，我很感谢！有些受蒙蔽的群众，对少奇同志有过火行动，我能谅解。他们是执行者，责任不能由他们来负。当时，他们在看管少奇问题上各自向上写报告，并且互相监视。那段时间少奇瘦得皮包骨头，吃饭、穿衣、行动都很困难，有谁敢去帮助他？少奇得了多种疾病，但很少得到治疗。有时来个大夫敷衍一下，还要先批判。1969年10月17日，少奇在重病中被送到河南开封。11月12日，少奇在开封含冤去世。（黄峥《王光美访谈录》之《不堪回首的岁月(3) 》）
2、刘氏子女——刘平平、刘源、刘婷婷说
这一切，使得爸爸身体愈来愈坏，经常生病。病得太厉害了，大夫护士也不敢好好看。每次看病一前先开一阵批判斗争会，一边检查病情还得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用听诊器狠狠敲打，用注射器使劲乱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样。有一次爸爸实在忍受不了，抗议道：“你们给我看病是假，我的病你们越看越重。”接着，他们又把爸爸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D860也停了。（刘平平 刘源 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历史在这里沉思》第一册，华夏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40页，作者注：本文是应《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杂志之约而作。1980年4月完稿于北京。）
1969年10月17日，根据林彪“一号手令”，将爸爸送往开封。
林彪在河南的那个死党亲自把爸爸关进一个特别监狱。这里围墙高大，电网密布，戒备森严。
这正是初寒的大气，爸爸在担架上因为没有穿衣服，一着凉肺炎又复发了，高烧39℃，呕吐厉害。雨林彪在河南的死党却声称：“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到11月5日，爸爸又一次高烧，抢救两天以后才降到37.2℃。（同上第45页）
13日凌晨，老李叔叔到开封，直奔爸爸的身旁。爸爸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着一个白床单。一尺多长的白发蓬乱着，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了，下领一片淤血……
老李叔叔急切地询问了解，原来——
11月10日晚发高烧，试体温表，五个小时后才取出，体温39.7℃，“当时不能确诊是肺炎”，但却按肺炎治疗，不让送医院抢救；到11日深夜，嘴唇发紫，两瞳光反应消失，体温40.1℃。第二天6点40分，才发出病危通报；5分钟后，6点45分心脏停止跳动。两分钟后，值班医生、护士赶到现场。两个小时后，“抢救”人员才赶到….…（同上第46页）
火化后，专案组宣布纪律，要用党籍和脑袋担保，谁也不准透露出去。并举行酒宴，宣布：“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同上第47页）
3、朱可先、卞卡说
《最后的27天》（1980年3月1—10日开封—郑州）
少奇同志被拖下了舷梯（同上书第49页）
这是原开封市人民医院。院内有一座独特的天井小院，国民党时期的金城银行就设在这个小院内。四座三层高楼对峙耸立，与其说雄伟，倒不如说森严。（同上第50页）
少奇同志的病情恶化了。
请求调拨药物。答复是：根据当地条件进行治疗。实际上是被拒绝了。
几天前组织起来的一个医疗班子，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一直没能出现在少奇同志床前。（同上第52页）
他患的是肺炎和糖尿病，早已不能从口腔进食了，全靠从鼻饲管中打进的流食，维持着奄奄一息的生命。医护人员只有定时做流食，定时帮他翻身，进行简单的药物治疗。（同上第52页）
五、 关于“一号命令”与对刘少奇的“押送”问题
“10月17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去江苏省的苏州市，住在一个以前曾是宋美龄私人别墅的院子里。因为林彪是以‘紧急战备’为由疏散到这里的。”“他这次让给黄永胜打个电话也是这样。大意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重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讯联络要经常畅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也要作好发射准备等等。林彪一共讲了六条，差不多一句话就是一条。这显然是林彪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向全军下达的一份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口述命令。” “两个小时以后，即当晚七点钟左右，我用电话把林彪口述的六条指示传给了在北京的黄永胜。过了几天之后我从军委的收电中才知道，黄永胜通过总参作战部向全军传达的林彪指示只剩下四条(有关二炮的一条不向其它单位传达，另一条是关于武器生产的，也不向部队传达)，并给冠之以一个十分显眼的标题：‘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命令’。林彪口述这个‘一号命令’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但可苦了全军百万指战员他们奉命疏散，在严寒的季节里一直远离营房，挨了一冬的冤枉冻。我的一个弟弟当时正在部队服役，他在数年之后复员还乡，但一提‘一号命令’还是怨声不绝。” “林彪发出‘第一个战斗号’之后，我军各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与此同时，敌人方面似也进入了同样的戒备状态。据情报消息，沿中苏、中蒙边境一带的苏军，全都取消了一切休假，部队调动频繁，有些部队似有向我前沿推进的趋势。驻在太平洋地区的美军，也奉命开始全面戒备。连在台、澎、金、马的国民党军队，也进入一战备状态。各个方面的动向，确有一种剑拔弩张之势。”（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316-320）
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的《周恩来年谱》记载
【1969年10月17日】
△林彪作《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次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正式下达林彪的《紧急指示》。在此前后，根据毛泽东意见和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在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机关及其干部家属被“战备疏散”到外地。
六、 关于刘少奇问题的两种定性
刘少奇在文革期间遭到严厉批判，有两种不同的定性，一是作为党内反了路线错误的干部，针对的是刘少奇文革前、1936年以后的工作表现，这是以内部矛盾对待的，这在时间段上截止于1967年3月之前；二是刘受到叛徒内奸工贼三项严重罪名的指控，这主要是针对刘在1925年、1927年和1929年的工作表现，大量的批判文献中间还反复提到1936年的北平监狱61人出狱问题，这是把刘少奇作为敌我矛盾来看待的并最终于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被开出出党。
后一严重指控主要是依据专案组的材料，当时的专案组组长是周总理。比较专案材料和后来的平反材料，1925年在长沙，刘被同乡叶开鑫具保释放属于正常，不应该小题大做上纲上线；1927年的事情两份材料依据不同的证人证言作为依据，因为无法判别真伪，后人难以判别；但是，1929年的事情，即便抛开供词和翻供，后人也有可能做出独立判断的，关键在于刘少奇到底是以“政治案”还是“工潮案”被抓捕的，如果是作为共产党身份被抓捕的政治案，显然快速释放就不合常理了，如果是因工潮案被抓关押一段时间被释放还可以理解，对于这个案子到底是政治案还是工潮案，相信网友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
官方定性中间，强调了第一个“定性”——即刘少奇被文革派指控为“资反路线”的决策者，在第一个定性中间，刘氏作为“反文革派”的代表人物在党内外都是有很正常的“持不同政见者”；对于第二个定性，官方文件仅仅强调证据不足，把刘氏都被迫害与第二个定性进行了脱钩处理。刘氏家人则根本不提刘氏在党内的工作表现（特别是文革初期的工作表现）以及与对立面的分歧问题，而是改而认为刘氏是“怀璧其罪”——因为刘氏掌握了对立面需要的政治权力，所以才受到对立面的“迫害”。
李雪峰在接受师东兵的采访时，对于1936年的时期他说过一点看法，他说：“我在战争年代里处理叛变革命的人，是要区别两种情况的：一是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而写了自首书，但是没有出卖组织，没有杀人；二是经不起敌人的利诱和拷打，出卖泄露了党的机密后，又用同志的鲜血来换得了自己的生命或者也被敌人处死，这样的人是坚决要镇压的。总之，要有区别，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就没有党的规矩。关于薄一波和刘少奇他们被捕以后的情况，我没有发言权。所以康生和戚本禹他们或他们派来的人都找过我，我都是这么回答的，他们也没有办法说什么。但是，让薄一波他们写这种《反共启事》，我保留我自己的看法。”（师东兵《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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