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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你回家 他们的春节故事】
・代课教师李建新：我不是村里最穷的人了
・“劫人救母”重庆兄弟：戴着“镣铐”，回到起点
・东莞民工王宏勇：再撑五六年，我就回家
・失去资助之后的李冬梅：盼着熬到尽头
・金融风暴下的海归：在中国与美国之间
代课教师李建新：我不是村里最穷的人了
作者: 潘晓凌
2009年，前代课教师李建新彻底摆脱了“村子里最穷的人”的形象。在过去一年，李家迎来了两件喜事，一是家里住了三十多年的土坯房终于换成了砖瓦房，二是在复旦大学物理系念书的大儿子李自龙保送了本校的研究生。
2010年春节前，广州火车站进站通道，返乡民工等待上车回家图/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
临近儿子春节放假回家，李建新和妻子忙着把老房子里的家什搬入新家。新家占地32平方米，花费4万多元，眼下暂时没余钱装修，室内的墙还裸着红砖。家什实在太简陋，一台25英寸旧彩电、一张老饭桌、一张斑驳的方形写字台，在还散发着水泥与粉尘气息的新房里，显得突兀。
写字台在甘肃渭源农村里是耕读身份的象征。在1981～2005年间，李建新一天又一天，重复着简单而贫困的生活。作为渭源县会川镇罗家磨村福和希望小学一名代课教师，李建新每个月都按时到校财务处，接过会计悄悄塞来的40块钱。这是他的月薪，仅相当于公办教师的零头。
他是当时甘肃省农村3.2万代课教师中的一员，这些被称为“农村里最穷的人”，占农村小学教师的28.2%。
2005年，经南方周末报道甘肃代课教师的清苦现状，引起热烈反响后，李建新与同事的月薪曾被提高到120元。“美好”时光很快被教育部清退代课教师的政策终结，同年，清退代课教师行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2008年9月份，李建新正式接到“清退”通知，以及800元的一次性补偿。这是被清退的代课教师中拿到的最高补偿，是为了照顾教龄在20年以上的老教师。李建新没有像大多数代课教师一样外出打工，做建筑工人或维修电器，在他心中，这和“清退”的说法一样，有辱斯文。
他重新返回土地，做起了农民。李家有12亩地，过去二十几年，全由妻子一人打理，每年除了一家温饱，还能卖1000多块钱。在丈夫的加入下，夫妇俩分季节精心种上了小麦、大豆、洋芋、油菜和当归，2009年地里收成卖了四千多元，是迄今李家收入最高的一年。
李建新还是想当老师，平时有事没事，就回学校转一圈。有时在路上拦车到镇上，遇到坚决不收车钱的学生，李建新会格外高兴，然后坚决给钱。
他时常感慨个人命运的不公，却从没怀疑读书的意义。这两年，他将精力和期望全投在儿女身上。2006年，儿子李自龙考上复旦大学，李建新在村里摆了六十多桌酒席，席间，他喝得大醉，边喝边哭，妻子忙过来解释，老李是太高兴了。
李自龙上大学后，其生活费及其父母一直得到几位热心人士的资助，这使得李家的经济负担大为减少。过去四年，李自龙主要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他渐渐发现，除了入学成绩彼此接近，自己与大城市出来的同学存在不少差距，比如英语口语不好，除了学习好没其他爱好与特长。这正是渭源县及素有“状元县”之称的甘肃会宁县走出的尖子生们的共同特质，在经济条件、教育资源与录取比例极其有限的环境中，将全部时间与精力都用于冲刺高考，是他们改变自己及家庭命运的惟一选择。
2009年李建新也有不小的遗憾，平时在年级成绩保持前三名的女儿李自奋高考失利，差几分与北京邮电大学失之交臂。李建新坚决支持女儿重读，并且听从儿子的建议，下一年还报北京或上海的名校，理由是，“目前全中国最优质的资源都集中在这两座城市”。
李建新对于“资源”说颇有感触，在渭源县这样天干地瘠之地，毫无资源可言，想有好的出路，只能往外走。
这几天，渭源县外出打工的前代课教师们陆续返乡过年，李建新在街上看到一些昔日的同事，身形已被沉重的体力劳动压得与普通农民工无二，“很难想象他们以前曾是'灵魂的工程师'”。
这个队伍随着2009年更大规模的代课教师清退潮，还将日益扩大。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成为新闻人物的李建新那般幸运，他们鲜有受到资助，只能靠自己的双手经营被清退后更为惨淡的人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选择外出打工，但未必获得更高的收入。
儿子回家前两天，李建新宰了一头猪，意外遇到一位四十多岁的前同事，外出打工既无体力也无技能，只好买了套工具上街卖爆米花，气罐换了两次都是坏的，无端耗去两三百块钱。那天，他赚了5块钱，还是在气罐漏气后，路人看急得满头大汗的他实在可怜，仍旧买下了未膨胀开的玉米粒。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
・代课教师李建新：我不是村里最穷的人了
・“劫人救母”重庆兄弟：戴着“镣铐”，回到起点
・东莞民工王宏勇：再撑五六年，我就回家
・失去资助之后的李冬梅：盼着熬到尽头
・金融风暴下的海归：在中国与美国之间
代课教师李建新：我不是村里最穷的人了
作者: 潘晓凌
2009年，前代课教师李建新彻底摆脱了“村子里最穷的人”的形象。在过去一年，李家迎来了两件喜事，一是家里住了三十多年的土坯房终于换成了砖瓦房，二是在复旦大学物理系念书的大儿子李自龙保送了本校的研究生。
2010年春节前，广州火车站进站通道，返乡民工等待上车回家图/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
临近儿子春节放假回家，李建新和妻子忙着把老房子里的家什搬入新家。新家占地32平方米，花费4万多元，眼下暂时没余钱装修，室内的墙还裸着红砖。家什实在太简陋，一台25英寸旧彩电、一张老饭桌、一张斑驳的方形写字台，在还散发着水泥与粉尘气息的新房里，显得突兀。
写字台在甘肃渭源农村里是耕读身份的象征。在1981～2005年间，李建新一天又一天，重复着简单而贫困的生活。作为渭源县会川镇罗家磨村福和希望小学一名代课教师，李建新每个月都按时到校财务处，接过会计悄悄塞来的40块钱。这是他的月薪，仅相当于公办教师的零头。
他是当时甘肃省农村3.2万代课教师中的一员，这些被称为“农村里最穷的人”，占农村小学教师的28.2%。
2005年，经南方周末报道甘肃代课教师的清苦现状，引起热烈反响后，李建新与同事的月薪曾被提高到120元。“美好”时光很快被教育部清退代课教师的政策终结，同年，清退代课教师行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2008年9月份，李建新正式接到“清退”通知，以及800元的一次性补偿。这是被清退的代课教师中拿到的最高补偿，是为了照顾教龄在20年以上的老教师。李建新没有像大多数代课教师一样外出打工，做建筑工人或维修电器，在他心中，这和“清退”的说法一样，有辱斯文。
他重新返回土地，做起了农民。李家有12亩地，过去二十几年，全由妻子一人打理，每年除了一家温饱，还能卖1000多块钱。在丈夫的加入下，夫妇俩分季节精心种上了小麦、大豆、洋芋、油菜和当归，2009年地里收成卖了四千多元，是迄今李家收入最高的一年。
李建新还是想当老师，平时有事没事，就回学校转一圈。有时在路上拦车到镇上，遇到坚决不收车钱的学生，李建新会格外高兴，然后坚决给钱。
他时常感慨个人命运的不公，却从没怀疑读书的意义。这两年，他将精力和期望全投在儿女身上。2006年，儿子李自龙考上复旦大学，李建新在村里摆了六十多桌酒席，席间，他喝得大醉，边喝边哭，妻子忙过来解释，老李是太高兴了。
李自龙上大学后，其生活费及其父母一直得到几位热心人士的资助，这使得李家的经济负担大为减少。过去四年，李自龙主要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他渐渐发现，除了入学成绩彼此接近，自己与大城市出来的同学存在不少差距，比如英语口语不好，除了学习好没其他爱好与特长。这正是渭源县及素有“状元县”之称的甘肃会宁县走出的尖子生们的共同特质，在经济条件、教育资源与录取比例极其有限的环境中，将全部时间与精力都用于冲刺高考，是他们改变自己及家庭命运的惟一选择。
2009年李建新也有不小的遗憾，平时在年级成绩保持前三名的女儿李自奋高考失利，差几分与北京邮电大学失之交臂。李建新坚决支持女儿重读，并且听从儿子的建议，下一年还报北京或上海的名校，理由是，“目前全中国最优质的资源都集中在这两座城市”。
李建新对于“资源”说颇有感触，在渭源县这样天干地瘠之地，毫无资源可言，想有好的出路，只能往外走。
这几天，渭源县外出打工的前代课教师们陆续返乡过年，李建新在街上看到一些昔日的同事，身形已被沉重的体力劳动压得与普通农民工无二，“很难想象他们以前曾是'灵魂的工程师'”。
这个队伍随着2009年更大规模的代课教师清退潮，还将日益扩大。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成为新闻人物的李建新那般幸运，他们鲜有受到资助，只能靠自己的双手经营被清退后更为惨淡的人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选择外出打工，但未必获得更高的收入。
儿子回家前两天，李建新宰了一头猪，意外遇到一位四十多岁的前同事，外出打工既无体力也无技能，只好买了套工具上街卖爆米花，气罐换了两次都是坏的，无端耗去两三百块钱。那天，他赚了5块钱，还是在气罐漏气后，路人看急得满头大汗的他实在可怜，仍旧买下了未膨胀开的玉米粒。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