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_feet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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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在国内单独旅行了几次，胆子大了些。因此，今年九月的河南之行，没有通过旅行社，而是自己去“闯”的。这一闯，就闯出些个故事来。
去之前以为准备充分了，可到了河南后，正好赶上了几天闷热难耐的“桑拿”天，加上长途旅行奔波，脑子里原先的那点章法一下子全被蒸发掉了，只勉强剩下些招架之功。想感受的那些河南“文化”的玩意儿好象只是在梦境里光顾了一回，全无真切的记忆。每次的回想，总是闷热和尘土飞扬搅和在一起的混乱影像。到是这一路遇见的几个河南人和他们的故事，给我留下清晰印象。
我出门，太阳镜和棒球帽是必带的。无论日晒风吹，环境恶劣，只要躲进我这阴凉小世界，我总能找到些踏实和清爽。可这次出门时，偏偏把帽子忘记了。在纽约换飞机时，临时在机场买了一顶。
从北京去河南的头一站是洛阳。在洛阳的头一个目标就是小浪底。当我找到了洛阳火车站旁边的长途汽车站，坐上了去小浪底的大巴时，已经是满头大汗了。说是旅游车，但真正去小浪底游览的没两个人。一路上，汽车见人就停，随喊随停，有时村头停了，村尾又停。无论是乘客还是司机售票员，都见怪不怪，很有耐心。这样一路走走停停，咣咣噹噹，车里车外都热的要命。我有些烦躁，拿着NY帽子不停地扇。下车后，忙着买票，找路，看风景。等我感到头顶上若隐若现的太阳那巨大的能量时，才发现我的NY帽子落在大巴车上了。那天在小浪底大霸下和库区，我少说走了三个小时，又闷又热又晒，体力被蒸发大半。我十分想念我那刚刚相逢就永别了的帽子。
回程坐的是同一个公司的大巴。我坐在司机后面，偶尔同售票员和司机聊上几句。我想起了我的帽子，就说，我早上把帽子丢在你们的一辆车上了。售票员问是哪辆车，可我说不清。因为没有想帽子还有找回来的可能性，就没有继续这个话题。突然，我想起上午上车后，我在车内好象拍了一张照片，也许那照片可以给我点线索。赶紧打开相机，找到了到河南后拍的第一张照片，正是从我坐的位置往车的前面照的。里面有司机的半边脸，车门口的女人应该是早上那个售票员。我把相机递给售票员看。只看了一眼，她就对司机说，“八号车……”，话音还没落，司机突然哇哇地猛按起喇叭来，然后一个急刹车，大巴就嘎吱停在了公路中间。我还没回过神来，司机就回头对我说，你问问，他们有没有检到你的帽子！我这才看到公路上并排停了另一辆大巴，再一看，司机正是我早上坐的那辆车的！我也不管那么多了，伸出头去，扯着脖子大声问，“你们上午有没有找到一顶帽子呀？”那边司机反应了一秒钟，然后在下一秒钟就从窗子里给我递了过来我那亲切凉爽的NY帽子！在我“谢谢”的声音还没有传过去时，两辆车就已经同时开动了。
我含在嘴里的一堆“谢谢”就都献给了这个车的司机和售票员。他们都很自然，没觉得做了什么值得感谢的事。已经都过去了。到是乘客里有人问，那帽子哪儿买的？地道的河南腔。我说纽约。又问，多少钱买的？因为个帽子兴了师动了众，让大家跟着摇来晃去，我有些不好意思。人家问，我就如实回答：“二十美金”。不知道这回答是否符合民意。“一百多块钱儿！”马上有聪明人帮了忙。然后，有人感叹，“一百多买个帽子”。我没敢再说话。在河南几天我注意观察了一下，河南人基本没有戴棒球帽的。
之前总有人提醒我，去河南，小心受骗上当。可到河南的这头一回合，就扰乱了我对河南人看法的形成。他们爽直，单纯，不啰嗦。回来后，每次看到这个NY帽子，总觉得是个HN帽子。
从洛阳乘火车到郑州是傍晚。车站外的广场上人挤人。拉着小箱子出来找出租车，挤了一圈没看到，一不小心就走出了车站广场。这一出来就麻烦了。周围出租车少，而且都不停。好容易看到一辆停下来，我赶紧过去拽住司机，还没等我说完要去哪里，司机就说不认识，开车就跑了。我意识到，一般火车站周围，出租车是不能随便停的。我绕来绕去，身心疲惫。其实周围有很多开小摩托车的，三个小轱轳，后面一个小斗，横着一条板子当座位。河南人叫蹦蹦车。我走到哪里都有人来问要不要车。我一概说不要。转着走着，突然意识到一个黑瘦的中年女人一直跟着我，不停问我要不要车。我实在是太累了，回过头来，问她，去某某酒店认识吗？她说认识。我说多少钱？她犹豫了一下，说，15块。我看着那单薄简陋的小蹦蹦车，说，安全吗？她说，安全着呢！我实在是已经累得不想再说话了。管它三七几十几，就是它了！我爬上了车，背对着开车女人，坐在那块板子上，双手紧紧抓住两边的车帮子。
刚走了没多远，女人突然问我，那酒店在哪儿嘞？原来她根本不认识！我只好拿出酒店的地址，上面多亏有老公给我画的简图，注明酒店在纬三路和经六路口。我告诉了她，她好象一下子明白了，车子开得快了些。然后我发现我们总在黑黢黢的小街小巷里钻，路况很不明了，就问她为什么。她说了些话，可我们背对背，车子噪音又挺大，我没听太清楚，大概意思是，她这种生意是不允许的，警察看见是要罚款的。得了，随便她怎么走吧。把她抓着了，我也麻烦不是。
后来车子上了城里的大马路，好象是在一片横七竖八的立交桥下面，汽车自行车行人全都碴成一锅粥。别的车都走不动，我们的蹦蹦车左躲右闪，横行逆行，畅通无阻，而且还时不时对别人摁个小喇叭什么的。我小小得意了一下。然而，我基本是个晕车的人。火车汽车都不能反着坐。现在反坐在这个摇摇晃晃的小摩托上，旁边无论高楼大厦霓虹闪烁，还是低屋破棚杂货小摊，都是反着进入我的视线，加上我旅途劳累时差混乱，我的头晕中又搀杂了一团梦幻般的糊涂。我随着小车晃荡着，差不多忘记了我这是在哪里，要去干什么。我把一切都托付给了这个素不相识的河南女人。
当我梦幻似的晕眩发展到了极致的一霎那，车子噶吱一声停下了。我一回头，在灯火辉煌中，正是那救命的酒店。我刚想问女人为什么不把我送到门口，话还没出口，就咽回去了。别说她敢不敢开上那个气派高大的半圆形车道，我自己也实在不好意思让她把我直接送到门口。反着坐在个破摩的的破板子上，直接杀到五星级酒店门口，人家服务生想上来帮你开车门都找不到门把手。
跳下车，我对开车女人说，多少钱来着？她嘟嘟囔囔地说，这么远应该是20块，怕你不愿意坐我的车，才说的15块……我看着眼前这个黑瘦的女人，才发现她还很矮小。她拉着我，这一路冲锋陷阵，左突右闯，不畏艰险，还要冒着被抓被罚的危险，跑了大半个小时，现在只敢要15块钱。我心里一阵酸楚。她和我年龄应该差不太多，也是要养家糊口的人。这么晚了还不能回家，为了这么点钱在外面拼命。我拿出30块钱，塞给她，说不用找了，然后拉上我的箱子向酒店走去。身后传来那女人感激的声音，谢谢，大姐，谢谢…… 我已无力再回头了。
在开封火车站，因火车的时间还早，就在车站外面的广场上找个地方坐了下来。以前总纳闷为什么老有那么多人在车站广场上坐着，甚至躺着。这些人为什么不到时候再来呢？现在出门靠自己了，才终于明白了。
刚坐下来，发现我旁边有个脸膛黑红，头发雪白的老太太在叫卖开封地图。她坐在个小马扎上，手里握着十几份对叠着的地图，叫卖的声音不疾不徐，不高不低。周围不停有人走过，但对她都视若惘闻，看都不看她一眼。我便和老太太拉起了家常。老太太有七十多岁了。她一家四口，儿子，儿媳，孙子，和她。一家人都没有正式工作，儿子蹬个三轮（不知道是不是蹦蹦车），每月挣一点钱，然后就是他们每月每人领一百元的“低保”，全家人共四百块。老太太就出来卖个地图啥的，顺带拾个废品，挣几个钱。
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就挪到她边上，拿过两份地图，开始帮她叫卖起来，而且是地道河南腔。开始，我是纯好奇，声音挺大，尾音拉得也挺长：“地图（音：递兔），开封地图！”路过的人本来行色匆匆，突然一个大嗓门，他们好奇地向我们看来。看到两个不太搭对的人在一起卖地图，虽然不想买，但也会多扫一眼。十几分钟过去了，虽然我的叫卖声引来了不少目光，但没有人停下来买。我还和不远处站着的几个人打招呼，问他们要不要买地图。他们客气地笑着说，要离开了，下次吧！
等我手里的地图让我捏得发软了的时候，我的好奇没有了。我开始有些着急，进而有些沮丧。两块钱一张地图，卖一张就赚“两三毛钱”，可在二十多分钟里，我没有卖出去一份。我叫卖的声音开始有点不耐烦，甚至有点气急败坏。我问老太太，她一天能卖出去多少份，她说三四份吧。都不用算，她一天最多挣一块钱左右。我一听，开始替她着急了。那你干嘛不卖点别的呢？比如象旁边卖冷饮的，看上去买卖不断。卖一瓶饮料怎么也比一份地图赚的多吧？老太太对我的建议不置可否，只是温和地笑着。我又建议，即使卖地图，也要在出站口卖，刚来的人总比要走的人希望大些吧。老太太说，那儿早有人儿了。我往出站口一望，好家伙，对着出站口一溜三四个老太太坐那，差不多把出站口堵上了！我心情一下子沉了下去了。斗志丧失殆尽。
然后就是我卖地图生涯的最后阶段的最后心情：极度无聊。这最后十来分钟里，我虽没有停止叫卖，但完全没有了底气，或是说是有气无力。做这种毫无成就感的工作，没有人在意你的存在，没有人在意你的心情，更没有人在意你的生活是否困难。太阳下辛苦一天，就赚一块钱！？我这一小时光买水就花了四块钱。我无法想象在太阳底下基本上毫无意义地枯坐一天的感受。只这一个小时就把我整得心情沮丧到无法自拔。
离火车开车还有一阵，我可以说是溃败而逃。我掏出几块钱给老太太，说我买一份地图吧，然后把钱和手里的地图塞给老太太，逃跑了。
逃离了卖地图的老太太，我来到了候车室。虽然明令“严禁吸烟”，但候车室里烟雾弥漫。我在靠门口处看到一个小木椅子，就坐下了。一会儿，看到一位身穿工作服的清洁女工向这边走来，我这才注意到我是坐在清洁工具储藏室门口了。她进去放好她刚用过的工具，然后出来盯着我坐的小板凳。我意识到我占了人家休息的地盘。我一屁股就坐到了旁边的地上，把位置还给女工。她一看，就说“你坐着吧”，回身又找出一个垫子，然后坐在我旁边，一边还擦着汗。我自然就和她说上话啦。
女人很瘦，是的，也很瘦。看上去相当疲惫和憔悴。她今年49岁。她一周工作七天，每次八个小时。月薪550元。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福利。她老公和他做同样的工作，拿同样多的钱。他们原来在国营收割机厂工作，后来下了岗。下岗时没有得到分文补偿。这个情况我同她核实确认了一次，下岗时，他们没有从原单位得到任何补偿。工作没了，拍拍屁股走人完事。他们的儿子二十多岁了，也在打工。我不无担忧的问他们日子过得怎么样，她说，“咳，穷日子穷过呗。”“和有钱的比，那还不得气死呀？”她说，比起小时候吃“玉米卷子”，现在吃白米白面，不错了。她说得很平静。听的人没有她那么平静。
一个那么大的候车大厅，就两个人打扫。虽然四周都摆放了垃圾筒，但99%的人是不用的。几百号人，随便一扔那就是扫不完的东西，劳动量相当大。而且，女工说，站长可能随时会来检查，发现不干净，就会罚清洁员的工资。三十，五十，站长说了算。想想女工两口子一共才挣一千块多点一个月，他们当然怕被罚钱了。后来，我去了趟卫生间，回来后把憋着的气喘匀实了，然后问她是否也负责那里，她说是。实话说，厕所里该擦该扫的地方都做到了。但是，茅坑是贯穿整个厕所的一条长沟，很有些缺水缺氧的意思。女工说，她管不了厕所冲水的事。那里每半个小时自动冲一次水。什么？半小时？！我再次窒息。
十几分钟后，女工起身，又要去打扫那早已垃圾点点的大厅。看她疲惫的样子，我说，要不我帮你扫一圈，你再歇会儿？市场营销我不行，出把子力气还是有的。她说，谢谢了，那怎么行呢。上火车前，我过去同她说再见，然后踏上我的下一段旅程。那女工也要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不停地向前走。
在开封，还是想去黄河景区看看。天热得不得了，不敢再咣噹着公车去了，就打了个车。的哥很健谈，知道了我从美国回来，他就开始给我讲述他姐姐和姐夫的故事。
姐姐两口子原来在开封时，一个是会计，一个是司机，两人月收两千来块钱。后来，两人先后下岗，生活没有了着落。之后，姐姐和姐夫想办法去了美国，但他们的儿子还留在国内。他们具体怎么去的我没听太明白，因为口音太重。开始我听的是跟旅游团去的，后来意识到不是那么回事。他说他姐姐两口子去了美国，然后留了下来，一共花了三十多万人民币。我确认了这个数字后，我问是“黑”下来了吗？他说是。我因此认定他们是“偷渡”去的。我问这么多钱哪里来的呢？的哥说，东拼西凑，到处借呗。他说，现在姐姐两口子在纽约，都在餐馆打工，一个月能赚4000多美金。的哥说，他们一年挣的钱就能还上那三十万了。口气里满是信心。他说，姐姐两口子正在办绿卡，要花8000多美金。我听明白了。
原来听说很多偷渡的事，都没太往心里去，总觉得这些人干什么要冒那么大险跑出来，然后吃那么大苦打黑工，担惊受怕，任人摆布，图什么呢？留在家乡再苦也是家呀！现在我知道，两个成年人，带着个上高中的孩子，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他们的生活在中国，在河南，在开封有多么难。几次国内旅行下来，我看到了很多普通人，就是有个工作，他们的日子也过得很艰难。这次在河南碰到的这些人，让我有了更具体的感知。假如他们在家乡看不到希望，得不到帮助，当他们听说外面有那么一个地方，他们只要肯下力气就能过上好日子，挣大钱，为生活所迫，他们中会有胆子大些的敢于到外面的世界拼一下，闯一闯。他们没有太多可以失去的。
现在这位姐姐的梦想好象就要实现了。他们现在一个月挣的钱，比他们原来几年挣的都多。我只盼他们能早日和自己的孩子团聚，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我希望他们在纽约能从别人阴冷的地下室里早日搬出来，住上干净向阳的房子，堂堂正正地工作，有尊严地生活。
同这些在开封和其它地方为生活苦苦挣扎，甚至挺而走险的人们比，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知足。
韩玲玲
去之前以为准备充分了，可到了河南后，正好赶上了几天闷热难耐的“桑拿”天，加上长途旅行奔波，脑子里原先的那点章法一下子全被蒸发掉了，只勉强剩下些招架之功。想感受的那些河南“文化”的玩意儿好象只是在梦境里光顾了一回，全无真切的记忆。每次的回想，总是闷热和尘土飞扬搅和在一起的混乱影像。到是这一路遇见的几个河南人和他们的故事，给我留下清晰印象。
（一）洛阳大巴，NY帽子
我出门，太阳镜和棒球帽是必带的。无论日晒风吹，环境恶劣，只要躲进我这阴凉小世界，我总能找到些踏实和清爽。可这次出门时，偏偏把帽子忘记了。在纽约换飞机时，临时在机场买了一顶。
从北京去河南的头一站是洛阳。在洛阳的头一个目标就是小浪底。当我找到了洛阳火车站旁边的长途汽车站，坐上了去小浪底的大巴时，已经是满头大汗了。说是旅游车，但真正去小浪底游览的没两个人。一路上，汽车见人就停，随喊随停，有时村头停了，村尾又停。无论是乘客还是司机售票员，都见怪不怪，很有耐心。这样一路走走停停，咣咣噹噹，车里车外都热的要命。我有些烦躁，拿着NY帽子不停地扇。下车后，忙着买票，找路，看风景。等我感到头顶上若隐若现的太阳那巨大的能量时，才发现我的NY帽子落在大巴车上了。那天在小浪底大霸下和库区，我少说走了三个小时，又闷又热又晒，体力被蒸发大半。我十分想念我那刚刚相逢就永别了的帽子。
回程坐的是同一个公司的大巴。我坐在司机后面，偶尔同售票员和司机聊上几句。我想起了我的帽子，就说，我早上把帽子丢在你们的一辆车上了。售票员问是哪辆车，可我说不清。因为没有想帽子还有找回来的可能性，就没有继续这个话题。突然，我想起上午上车后，我在车内好象拍了一张照片，也许那照片可以给我点线索。赶紧打开相机，找到了到河南后拍的第一张照片，正是从我坐的位置往车的前面照的。里面有司机的半边脸，车门口的女人应该是早上那个售票员。我把相机递给售票员看。只看了一眼，她就对司机说，“八号车……”，话音还没落，司机突然哇哇地猛按起喇叭来，然后一个急刹车，大巴就嘎吱停在了公路中间。我还没回过神来，司机就回头对我说，你问问，他们有没有检到你的帽子！我这才看到公路上并排停了另一辆大巴，再一看，司机正是我早上坐的那辆车的！我也不管那么多了，伸出头去，扯着脖子大声问，“你们上午有没有找到一顶帽子呀？”那边司机反应了一秒钟，然后在下一秒钟就从窗子里给我递了过来我那亲切凉爽的NY帽子！在我“谢谢”的声音还没有传过去时，两辆车就已经同时开动了。
我含在嘴里的一堆“谢谢”就都献给了这个车的司机和售票员。他们都很自然，没觉得做了什么值得感谢的事。已经都过去了。到是乘客里有人问，那帽子哪儿买的？地道的河南腔。我说纽约。又问，多少钱买的？因为个帽子兴了师动了众，让大家跟着摇来晃去，我有些不好意思。人家问，我就如实回答：“二十美金”。不知道这回答是否符合民意。“一百多块钱儿！”马上有聪明人帮了忙。然后，有人感叹，“一百多买个帽子”。我没敢再说话。在河南几天我注意观察了一下，河南人基本没有戴棒球帽的。
之前总有人提醒我，去河南，小心受骗上当。可到河南的这头一回合，就扰乱了我对河南人看法的形成。他们爽直，单纯，不啰嗦。回来后，每次看到这个NY帽子，总觉得是个HN帽子。
(二) 蹦蹦车，星级酒店
从洛阳乘火车到郑州是傍晚。车站外的广场上人挤人。拉着小箱子出来找出租车，挤了一圈没看到，一不小心就走出了车站广场。这一出来就麻烦了。周围出租车少，而且都不停。好容易看到一辆停下来，我赶紧过去拽住司机，还没等我说完要去哪里，司机就说不认识，开车就跑了。我意识到，一般火车站周围，出租车是不能随便停的。我绕来绕去，身心疲惫。其实周围有很多开小摩托车的，三个小轱轳，后面一个小斗，横着一条板子当座位。河南人叫蹦蹦车。我走到哪里都有人来问要不要车。我一概说不要。转着走着，突然意识到一个黑瘦的中年女人一直跟着我，不停问我要不要车。我实在是太累了，回过头来，问她，去某某酒店认识吗？她说认识。我说多少钱？她犹豫了一下，说，15块。我看着那单薄简陋的小蹦蹦车，说，安全吗？她说，安全着呢！我实在是已经累得不想再说话了。管它三七几十几，就是它了！我爬上了车，背对着开车女人，坐在那块板子上，双手紧紧抓住两边的车帮子。
刚走了没多远，女人突然问我，那酒店在哪儿嘞？原来她根本不认识！我只好拿出酒店的地址，上面多亏有老公给我画的简图，注明酒店在纬三路和经六路口。我告诉了她，她好象一下子明白了，车子开得快了些。然后我发现我们总在黑黢黢的小街小巷里钻，路况很不明了，就问她为什么。她说了些话，可我们背对背，车子噪音又挺大，我没听太清楚，大概意思是，她这种生意是不允许的，警察看见是要罚款的。得了，随便她怎么走吧。把她抓着了，我也麻烦不是。
后来车子上了城里的大马路，好象是在一片横七竖八的立交桥下面，汽车自行车行人全都碴成一锅粥。别的车都走不动，我们的蹦蹦车左躲右闪，横行逆行，畅通无阻，而且还时不时对别人摁个小喇叭什么的。我小小得意了一下。然而，我基本是个晕车的人。火车汽车都不能反着坐。现在反坐在这个摇摇晃晃的小摩托上，旁边无论高楼大厦霓虹闪烁，还是低屋破棚杂货小摊，都是反着进入我的视线，加上我旅途劳累时差混乱，我的头晕中又搀杂了一团梦幻般的糊涂。我随着小车晃荡着，差不多忘记了我这是在哪里，要去干什么。我把一切都托付给了这个素不相识的河南女人。
当我梦幻似的晕眩发展到了极致的一霎那，车子噶吱一声停下了。我一回头，在灯火辉煌中，正是那救命的酒店。我刚想问女人为什么不把我送到门口，话还没出口，就咽回去了。别说她敢不敢开上那个气派高大的半圆形车道，我自己也实在不好意思让她把我直接送到门口。反着坐在个破摩的的破板子上，直接杀到五星级酒店门口，人家服务生想上来帮你开车门都找不到门把手。
跳下车，我对开车女人说，多少钱来着？她嘟嘟囔囔地说，这么远应该是20块，怕你不愿意坐我的车，才说的15块……我看着眼前这个黑瘦的女人，才发现她还很矮小。她拉着我，这一路冲锋陷阵，左突右闯，不畏艰险，还要冒着被抓被罚的危险，跑了大半个小时，现在只敢要15块钱。我心里一阵酸楚。她和我年龄应该差不太多，也是要养家糊口的人。这么晚了还不能回家，为了这么点钱在外面拼命。我拿出30块钱，塞给她，说不用找了，然后拉上我的箱子向酒店走去。身后传来那女人感激的声音，谢谢，大姐，谢谢…… 我已无力再回头了。
（三）卖地图的老太太
在开封火车站，因火车的时间还早，就在车站外面的广场上找个地方坐了下来。以前总纳闷为什么老有那么多人在车站广场上坐着，甚至躺着。这些人为什么不到时候再来呢？现在出门靠自己了，才终于明白了。
刚坐下来，发现我旁边有个脸膛黑红，头发雪白的老太太在叫卖开封地图。她坐在个小马扎上，手里握着十几份对叠着的地图，叫卖的声音不疾不徐，不高不低。周围不停有人走过，但对她都视若惘闻，看都不看她一眼。我便和老太太拉起了家常。老太太有七十多岁了。她一家四口，儿子，儿媳，孙子，和她。一家人都没有正式工作，儿子蹬个三轮（不知道是不是蹦蹦车），每月挣一点钱，然后就是他们每月每人领一百元的“低保”，全家人共四百块。老太太就出来卖个地图啥的，顺带拾个废品，挣几个钱。
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就挪到她边上，拿过两份地图，开始帮她叫卖起来，而且是地道河南腔。开始，我是纯好奇，声音挺大，尾音拉得也挺长：“地图（音：递兔），开封地图！”路过的人本来行色匆匆，突然一个大嗓门，他们好奇地向我们看来。看到两个不太搭对的人在一起卖地图，虽然不想买，但也会多扫一眼。十几分钟过去了，虽然我的叫卖声引来了不少目光，但没有人停下来买。我还和不远处站着的几个人打招呼，问他们要不要买地图。他们客气地笑着说，要离开了，下次吧！
等我手里的地图让我捏得发软了的时候，我的好奇没有了。我开始有些着急，进而有些沮丧。两块钱一张地图，卖一张就赚“两三毛钱”，可在二十多分钟里，我没有卖出去一份。我叫卖的声音开始有点不耐烦，甚至有点气急败坏。我问老太太，她一天能卖出去多少份，她说三四份吧。都不用算，她一天最多挣一块钱左右。我一听，开始替她着急了。那你干嘛不卖点别的呢？比如象旁边卖冷饮的，看上去买卖不断。卖一瓶饮料怎么也比一份地图赚的多吧？老太太对我的建议不置可否，只是温和地笑着。我又建议，即使卖地图，也要在出站口卖，刚来的人总比要走的人希望大些吧。老太太说，那儿早有人儿了。我往出站口一望，好家伙，对着出站口一溜三四个老太太坐那，差不多把出站口堵上了！我心情一下子沉了下去了。斗志丧失殆尽。
然后就是我卖地图生涯的最后阶段的最后心情：极度无聊。这最后十来分钟里，我虽没有停止叫卖，但完全没有了底气，或是说是有气无力。做这种毫无成就感的工作，没有人在意你的存在，没有人在意你的心情，更没有人在意你的生活是否困难。太阳下辛苦一天，就赚一块钱！？我这一小时光买水就花了四块钱。我无法想象在太阳底下基本上毫无意义地枯坐一天的感受。只这一个小时就把我整得心情沮丧到无法自拔。
离火车开车还有一阵，我可以说是溃败而逃。我掏出几块钱给老太太，说我买一份地图吧，然后把钱和手里的地图塞给老太太，逃跑了。
（四）候车室清洁员
逃离了卖地图的老太太，我来到了候车室。虽然明令“严禁吸烟”，但候车室里烟雾弥漫。我在靠门口处看到一个小木椅子，就坐下了。一会儿，看到一位身穿工作服的清洁女工向这边走来，我这才注意到我是坐在清洁工具储藏室门口了。她进去放好她刚用过的工具，然后出来盯着我坐的小板凳。我意识到我占了人家休息的地盘。我一屁股就坐到了旁边的地上，把位置还给女工。她一看，就说“你坐着吧”，回身又找出一个垫子，然后坐在我旁边，一边还擦着汗。我自然就和她说上话啦。
女人很瘦，是的，也很瘦。看上去相当疲惫和憔悴。她今年49岁。她一周工作七天，每次八个小时。月薪550元。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福利。她老公和他做同样的工作，拿同样多的钱。他们原来在国营收割机厂工作，后来下了岗。下岗时没有得到分文补偿。这个情况我同她核实确认了一次，下岗时，他们没有从原单位得到任何补偿。工作没了，拍拍屁股走人完事。他们的儿子二十多岁了，也在打工。我不无担忧的问他们日子过得怎么样，她说，“咳，穷日子穷过呗。”“和有钱的比，那还不得气死呀？”她说，比起小时候吃“玉米卷子”，现在吃白米白面，不错了。她说得很平静。听的人没有她那么平静。
一个那么大的候车大厅，就两个人打扫。虽然四周都摆放了垃圾筒，但99%的人是不用的。几百号人，随便一扔那就是扫不完的东西，劳动量相当大。而且，女工说，站长可能随时会来检查，发现不干净，就会罚清洁员的工资。三十，五十，站长说了算。想想女工两口子一共才挣一千块多点一个月，他们当然怕被罚钱了。后来，我去了趟卫生间，回来后把憋着的气喘匀实了，然后问她是否也负责那里，她说是。实话说，厕所里该擦该扫的地方都做到了。但是，茅坑是贯穿整个厕所的一条长沟，很有些缺水缺氧的意思。女工说，她管不了厕所冲水的事。那里每半个小时自动冲一次水。什么？半小时？！我再次窒息。
十几分钟后，女工起身，又要去打扫那早已垃圾点点的大厅。看她疲惫的样子，我说，要不我帮你扫一圈，你再歇会儿？市场营销我不行，出把子力气还是有的。她说，谢谢了，那怎么行呢。上火车前，我过去同她说再见，然后踏上我的下一段旅程。那女工也要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不停地向前走。
（五）开封的哥，美国姐姐
在开封，还是想去黄河景区看看。天热得不得了，不敢再咣噹着公车去了，就打了个车。的哥很健谈，知道了我从美国回来，他就开始给我讲述他姐姐和姐夫的故事。
姐姐两口子原来在开封时，一个是会计，一个是司机，两人月收两千来块钱。后来，两人先后下岗，生活没有了着落。之后，姐姐和姐夫想办法去了美国，但他们的儿子还留在国内。他们具体怎么去的我没听太明白，因为口音太重。开始我听的是跟旅游团去的，后来意识到不是那么回事。他说他姐姐两口子去了美国，然后留了下来，一共花了三十多万人民币。我确认了这个数字后，我问是“黑”下来了吗？他说是。我因此认定他们是“偷渡”去的。我问这么多钱哪里来的呢？的哥说，东拼西凑，到处借呗。他说，现在姐姐两口子在纽约，都在餐馆打工，一个月能赚4000多美金。的哥说，他们一年挣的钱就能还上那三十万了。口气里满是信心。他说，姐姐两口子正在办绿卡，要花8000多美金。我听明白了。
原来听说很多偷渡的事，都没太往心里去，总觉得这些人干什么要冒那么大险跑出来，然后吃那么大苦打黑工，担惊受怕，任人摆布，图什么呢？留在家乡再苦也是家呀！现在我知道，两个成年人，带着个上高中的孩子，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他们的生活在中国，在河南，在开封有多么难。几次国内旅行下来，我看到了很多普通人，就是有个工作，他们的日子也过得很艰难。这次在河南碰到的这些人，让我有了更具体的感知。假如他们在家乡看不到希望，得不到帮助，当他们听说外面有那么一个地方，他们只要肯下力气就能过上好日子，挣大钱，为生活所迫，他们中会有胆子大些的敢于到外面的世界拼一下，闯一闯。他们没有太多可以失去的。
现在这位姐姐的梦想好象就要实现了。他们现在一个月挣的钱，比他们原来几年挣的都多。我只盼他们能早日和自己的孩子团聚，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我希望他们在纽约能从别人阴冷的地下室里早日搬出来，住上干净向阳的房子，堂堂正正地工作，有尊严地生活。
同这些在开封和其它地方为生活苦苦挣扎，甚至挺而走险的人们比，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知足。
韩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