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缺乏公正的社会里没有赢家 --- “南平血案”暴露的深层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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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平血案:一个失败者对“非富即贵”人家的报复

[FONT=楷体_GB2312]邻居不认为他有精神病。他们觉得,郑民生就是想把最好的小学、这些“非富即贵”人家的孩子当做报复社会的目标。他报复的是“有钱人”,是“有势力的官员”。因为在这个社会里,他自己是个彻底的失败者。[/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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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南平血案:只有诱因,没有真相
做过外科医生的郑民生刀法极狠,刀子不是抹在脖子处,就是扎进胸腔里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柯杰 | 福建南平报道
3月24日早上7时30分左右,福建南平市实验小学的孩子们在家长的陪护下,陆续来到学校。与昨天相比,孩子们眼中的惊恐已被哀伤取代。
24小时前,郑民生,一名辞职医生,用一把锋利的不锈钢水果刀,连捅13名无辜小学生,造成8死5伤的惨剧。
据目击者介绍,郑民生在现场被制服时高声嘶喊:“你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们活。”这起恶性杀人事件震惊全国。
凶案现场
出租车司机冯刚(化名)是血案目击者之一。3月23日早上7时左右,他开着出租车上街揽活。
据冯刚讲述,近来天气温暖,早到学校的孩子们喜欢扎堆在校门口聊天,很多老人送小孩上学后,就到旁边的体育场内锻炼身体。
7点25分左右,已经有几十个孩子等在校门口了,再过5分钟,7点30分校门就将打开。
此时,手握尖刀的郑民生走到学生人群中。据目击者朱女士说,此前的十来分钟,郑民生躲在角落里静静等待,看着一些家长开车把孩子送到校门前。
环卫工人刘瑞英正好路过学校门口,她亲眼目睹郑民生行凶的过程。她告诉本刊记者,当时郑民生在学生人群中,忽然他拉住一个小女孩的书包,把女孩提起,小女孩尖叫起来,刘瑞英起初以为是父亲在教育自己顽皮的孩子,心想:也不用一大清早到学校门口来打孩子。
接着她看到郑掏出尖刀,直刺女孩子的颈部。孩子们惊叫起来,有些孩子大哭着跑开。
速度快得超乎想象,郑民生已经捅伤了13个孩子。据参加救护的目击者介绍,做过外科医生的郑民生刀法极狠,刀子不是抹在脖子处,就是扎进胸腔里。
好几个孩子躺在学校门口呻吟,外围的孩子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一个劲地往里走,一些孩子开始惊恐地往学校里面冲,他们合力撞开了学校的边门,冲到门卫室里面。
勇敢的刘瑞英拿起扫把当武器,将扫帚柄对准郑民生,迫使郑民生停顿下来,刘的身后是几个呆若木鸡的孩子。此时,郑已经杀红了眼,他挥舞着刀子,试图冲上前来用刀刺杀刘瑞英,但都被她挡开。刘告诉本刊记者,郑民生握着沾满鲜血的尖刀,双手也在发抖。
高年级的孩子开始高声喊叫“杀人啦!”另一位路人停下来,他拿起自己的头盔,朝着郑民生砸过去,郑朝他瞪了一眼。
孩子的叫声被学校教务处副主任、体育老师甘贵平听到,这位体育老师是当天的值日教师,他正在校门口执行巡查工作。
甘贵平告诉本刊记者,他一到校门口就看到几个孩子躺在地上,接着看到郑民生与刘瑞英对峙的场面。甘贵平当时想扛起一辆电动自行车砸死郑民生,发现自行车太重后,他抄起一只拖把与郑民生拼命搏斗。
甘贵平朝着郑民生吼叫,郑停了下来。此时,一位路过的城管干部、学校门卫以及几名市民一起扑了上去,将郑民生按倒在地。
后期的录像监控显示,郑民生的行凶过程只有短短的55秒。这些无辜的孩子是一到四年级学生,其中一年级孩子有4个。
好医生郑民生
“绝对想不到,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郑民生的邻居林先生告诉本刊记者。
郑民生的个人履历并不复杂。
据警方公开资料显示,1968年出生的他是南平本地人,中专毕业,未婚。其父母有六个孩子,他排行第五。
1987 年,正是中专生红火的年代,19岁的郑民生考入南平市建阳卫校医士班。1992年,他进入南平市化纤厂职工医院上班。当时的化纤厂效益很不错,是南平有名 的国企,郑的医生工作更受周围人羡慕。据透露,郑民生曾向他的多位朋友讲述当时化纤厂的盛况,并时常作为酒后谈资显摆。
2002年,南平市化纤厂倒闭,郑所任职的职工医院转制为马站社区诊所,好在编制是事业单位。
在同事眼里,郑民生业务水平很高。他在化纤厂职工医院时,曾被同行称为“一刀”,这是对他外科医术的极大褒奖。
虽然可以说是个好医生,但是郑的偏激性格让他与同事相处甚难,特别是一个叫王德彤的同事,郑对其尤为不满。
3月23日,王德彤向媒体公开表示,自己与郑民生的关系没什么好说的。但据知情人介绍,王和郑都曾是化纤厂职工医院的医生,郑总觉得自己医术比王精湛,但转到社区诊所后,王却当上了领导。郑对此十分不满,觉得是王在卫生局有关系,故意排挤自己。
2008年,郑民生升为外科主治医生,这是医生的一个重要职称,也意味着他可以自己申请开诊所了。取得职称后不久,他就对马站诊所的同事说,自己要辞职了,要去外地发展,一定要干出点名堂来。
2009年6月18日,郑民生主动从马站社区诊所辞职。邻居们都记得,他曾对大家说,他要去全国各地的大医院任职。
42岁,还在恋爱
与光鲜的医生身份形成对比的是,郑民生多年艰难的经济处境。
郑民生进入化纤厂后,这家国企实际在走下坡路,他的收入一直不高。后来在马站诊所,他的月收入只有1400元左右。即使医生工作体面,这个收入标准在南平也算是中低水平。
收入低耽误了他的婚事。自傲的郑民生曾对中专同学说过,自己要娶一个有钱的老婆。但是一直单身到了40来岁,这一“理想”注定无法实现。
郑民生一直对朋友吹嘘自己身边不缺女人,甚至把多位同事的妻子都编入其情人队伍之中,他喜欢在酒后吹嘘自己又和谁搞上的桃色新闻,把“意淫”当做乐趣。
经历过几段失败的恋爱后,他试图安于现状,并寻找归宿。
几年前,他与一位苏姓女子谈起恋爱,尽管苏姓女子比他大4岁,但这不妨碍郑民生有了女友的喜悦。很多邻居都看得出郑民生对他女朋友的喜爱,“我们看到他常常背着女朋友上下台阶,表现得十分恩爱。”一位开小卖部的陈阿姨告诉本刊记者。
郑民生住在南平市延平区天台路一栋1990年建造的老房子里。在这套61.2平方米的房子内,住着他的母亲、一个哥哥一家三口和他,共5口人。
据邻居介绍,这套房子是郑民生的父亲留下来的。两室一厅,哥哥一家住一个房间,母亲住一个房间,郑民生没有房间。因晾晒的衣服落入郑家阳台,楼上的邻居曾进入郑家,他告诉本刊记者,郑民生冬天住客厅,夏天睡阳台。
小 区附近的小卖部是居民聚集的场所。从诊所下班后,郑民生也常去小卖部闲逛。“郑民生长得比较好看,嘴巴也甜。”陈阿姨告诉本刊记者,郑民生生得白净,衣服 也收拾得干干净净,烟酒不沾,一点不粗鲁,举止像读书人,不像其他在工厂工作的人。陈阿姨感慨说,郑民生的耳垂还很肥大---在南平人的眼里,这是一个人 富贵的象征。
“他进小卖部就喜欢照镜子,然后冲我回头说,阿姨,我怎么样?”陈阿姨回忆说,郑民生很喜欢打扮自己。
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喝3元一瓶的果粒橙,去年辞职前,每天都要到小卖部买一瓶喝。他也不从赊欠钱,每次买东西都现金付清。
郑民生与家人的关系不十分融洽,他的一个哥哥常常赌博输钱,问他要个一两百元。有邻居听到他与母亲争吵,嚷着:“你害了我,你害了我。”
也有邻居说,他不像其他附近居民那样,一有空就在小卖部的牌桌上打牌,他喜欢坐在凳子上,呆呆地一声不吭。
只有“诱因”,没有真相
辞职后,郑民生曾信心满满地告诉邻居们,自己要去大地方发展、赚大钱。
许多邻居看到郑民生背着包到外地去求职,但是,半个月后,他又出现在小卖部。有人嘲笑他被炒鱿鱼了,他却对打牌的邻居说,自己在外面的确找到了工作,结果老板的老婆勾搭上自己,所以被老板给赶回来了。
小卖部聚集的邻居们都当这一切是个玩笑。
在求职遭遇数次失败后,郑民生曾想自己在南平开一家诊所,他的这一想法得到很多邻居的赞同,但是诊所一直没有开起来。郑民生曾对邻居抱怨说,卫生局不肯发执照,他对此很恼火。
没有人知道他与苏姓女子分手的具体时间和原因。案发后,这些琐事都作为“诱因”被谈起。
据南平市政府的一份内部材料显示,郑民生作案的原因是:一、与原工作单位领导有矛盾,辞职后谋新职不成;二、多次恋爱失败,尤其是与当前所谈女友进展不顺利,导致其心理扭曲,以致故意杀人。
这些说法得到郑民生邻居的认同。
陈阿姨曾问过他:“听说你又分手了?”他很严肃地回答:“阿姨,这个你不要提了。”陈阿姨看到郑民生脸上不悦的样子,就没有说下去。
很多邻居把郑民生与女友感情破裂的原因归结为没钱。“他们两个曾一起到彩票点买彩票。”一位邻居以此说明这对恋人对财富的渴望。
在郑民生感叹自己收入低下的时候,结婚必须的房子却离他越来越远。在经历了几年的房价高涨后,他所住的小区房价从每平米不到1000元涨到近3000元。而离这个老小区不远的地方,新楼盘正拔地而起,50平方米的单身公寓,总价超过25万元。
还在谈恋爱期间,他曾在小卖部对邻居感叹,自己一辈子都买不起房,这也意味着婚姻艰难。他曾向邻居承认,一个女人因他没有房子而不愿意和他结婚。
陈阿姨觉得,辞职后,郑民生的生活每况愈下,一个可以证实的例子是,“以前他买肉吃,最近连7元一斤的肉都不买了。”邻居也曾听到他哥哥骂他没工作。
钱,工作,房子,这些问题都极大地挑战着郑民生的自尊心。最后,连女朋友都分手了。邻居们认为,这让他彻底崩溃。
为何是实验小学
让邻居们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郑民生把作案地点选在南平市实验小学,作案对象是普通的小学生?
“他很喜欢小孩子的,自己的侄女疼爱得不得了。”陈阿姨说,他常常带着侄女到小卖部来,侄女想要什么,他就给买什么。
另一位老人告诉本刊记者,有一次郑民生开着电动车,带着好几个小孩子到街上去,给他们买薯片等零食吃。回到社区后,老人对他说,你带我孙女出去玩,怎么也不告诉我一下。他很不好意思地对老人说:“对不起。”
实验小学是南平市最好的小学,除了按片划分入学的学生外,其他通过关系进入实验小学的学生也不在少数。按照出租车司机冯刚的话说,那里的学生家庭“非富即贵”。他告诉本刊记者,在开家长会的时候,学校旁边的道路上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轿车。
离郑民生所住小区不远的地方,至少还有两家小学,为何他舍近求远?这让许多人认为,郑民生有精神病。
案发后,网络上一度流传郑民生有精神病的说法,社会舆论无法相信一个正常人能做出这么极端残忍的事情来。
3月23日晚10时,南平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包括本刊记者在内的众多记者提问:郑民生究竟是否精神病患者?南平市公安局副局长徐京平表示,“要等专家鉴定后才知晓。”
邻居不认为他有精神病。他们觉得,郑民生就是想把最好的小学、这些“非富即贵”人家的孩子当做报复社会的目标。他报复的是“有钱人”,是“有势力的官员”。因为在这个社会里,他自己是个彻底的失败者。
一切都是后话,一切没有前兆。
陈阿姨最后见到郑民生是在3月23日早上7时左右。天气晴好,她正在开小卖部的大门,看到郑民生与往常一样,似乎是要出门锻炼。他踏着小步,摆着原地跑步的姿势,拍着一位晨练老人的肩膀说:“走,我们跑步去。”
20分钟后,他坐摩的从容到达实验小学。
5分钟后,惊世血案发生。■
一个人的恐怖主义
“如果重新给你一次选择机会,你还会杀人吗?”熊振林沉默几秒钟,说:“会,我不后悔。”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王开 | 北京报道
3月23日,福建南平血案。13名小学生瞬间倒在凶手郑民生刀下。
2月1日,天津市特大交通恶意撞人案。凶手张义民劫持一辆大客车,横冲直撞好几条大街,狂奔7公里,连夺9条人命,另有11人受伤。
再往前回溯到2009年12月,福州罗源县一名男子连杀3人,原因是“心理烦躁”。
2009年,“湖北随州特大杀人案”、“成都公交车放火案”、“湖南望城县出租屋特大杀人案”,一系列恶性暴力犯罪以其相似的面目让人们错愕不已:凶手都是普通人,能被推断的杀人动机都是“报复”,手段都特别残忍。
舆论把这些凶案称为“一个人的恐怖主义”。这些疯狂滥杀无辜的凶手,是有着凶徒性格的天生恶魔?是精神病人,还是心理障碍患者?他们到底要报复什么?梳理近期这一系列普通人报复性暴力犯罪,可以得到怎样的解读?
都是突然“变疯”
与郑民生一样,在周围人看来,“湖北随州特大杀人案”凶手熊振林、“湖南安化杀人纵火案”凶手刘爱兵等等,此类凶手都是“突然”起杀机的。
他们的手段通常残忍而低劣。斧头、锤子、砍刀⋯⋯他们操着并不复杂的凶器,指向的往往是与自身并没有利害冲突,更谈不上不共戴天的无辜者,其中不少被害人是亲属。
惨案发生前,几乎所有亲朋好友都认为他们性格和善,平时为人不错,没有什么迹象显示他们会转眼间变成凶徒。惨案发生后,周围的人又不约而同地表示“绝对不敢相信”。
熊振林用斧头、锤子和叉先后残杀8人,其中6人是熊所雇用的垃圾站帮工和隔壁邻居,2人是其收留的智障人,再加上自己的情人及其年仅2岁半的孙子;刘爱兵纵火烧死了包括自己父亲在内的8名亲人,又用随身携带的鸟铳、柴刀连杀5名乡邻。
名单上的“疯子”还有去年11月26日“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特大杀人案”凶手温铁栓、11月16日“昆明禄劝县乌蒙乡特大杀人案”凶手陈文法。
温铁栓的“发疯”使得李家20号村这座只有18户人家的小山村一日死亡6名壮劳力,而他自己也随后服毒自杀。陈文法杀死了自己的父母、伯父母、奶奶和堂哥。
其中,陈文法已被司法鉴定为精神病发作而脱罪,刘爱兵也曾有精神病史。“武疯子”案件一度使“应对精神病患加强管理监护”的呼声高涨,但是另一些同样恐怖的案件,却因为凶手无法贴上精神病标签而让公众更加愤怒、不解。
如去年11月23日的北京大兴灭门案,凶手李磊杀人的过程就像一部恐怖片。
当日晚10点左右,李磊驾车返回家中,屋内除了李磊妹妹还在房间里玩电脑,其父母妻子与两个儿子都已入睡。李磊走到卧室,抽出事先准备好的单刃刀将妻子杀害,随后又来到妹妹的房间,将其杀死,紧接着又杀死了闻讯赶来的父母。
做完这一切,李磊一个人呆坐在客厅里,两个儿子还在卧室熟睡,大的6岁,小的2岁。一个小时后,他又走进卧室,闭上眼睛,用刀将熟睡中的孩子一一捅死。
案发半年前,北京大兴天宫院村刚刚拆迁,李磊家的两套房和一处旧工厂共获得6套房加200万元现金的拆迁补偿。李家不缺钱,单是其妻月薪已近万元。同时,也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李磊不是正常人。
在全国精神障碍者刑事能力评定大纲课题组成员刘锡伟看来,这些突然“疯了”的凶手,与马加爵、邱兴华、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枪手赵承熙等人一样,都具有“精神异常”的特征。
生得局促,死得局促
这些凶手滥杀无辜的理由,往往被笼统概括为“报复社会”。社会是什么?他们并不很清楚。他们多是被边缘化的“失败者”,长期处于被人漠视的境地,渴望受人瞩目,但却总是受到伤害,经济窘迫,婚姻生活不如意,生活圈子狭隘局促。
郑 民生42岁还是单身;温铁栓娶了个残疾老婆;熊振林因无子,被人私下议论“不是男人”,他与妻子离婚后也未能成功和情人结婚,更糟糕的是,他离婚后资产已 所剩不多,2008年上半年高价收购的大量废品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价格急剧下降;刘爱兵朋友很少,内心孤僻,他很想改变自己的家庭状况,却始终无能为力, 在外打工,挣不到钱又受人欺负,回到家乡,连个伙伴都没有,每天只能无所事事。
有很多理由,却找不到特别突出的一条。所谓报复社会,在这些凶手眼里,并没有落到某些具体的责任人身上,他们自己甚至都没能弄清楚内心黑暗的根源。对于他们来说,记仇已成为习惯。
逃往海南的熊振林,在短短5天后就因为忘记不了生活中的一些过节而潜回湖北。被抓后,他对警察说:“如果不是被你们抓到,我还要回随州再杀9人,包括我的前妻。”
刘爱兵不知为何坚信自己家的100亩山林被同村人骗光。“如果有一天我不想活了,漆树村的人一个都不放过,全都杀光。”他在日记中写道。
总是没人有心思关注他们的情绪变化。“如果早点发觉他有问题就好了⋯⋯”刘爱兵的姐姐和家人曾经自责地说。家庭关系紧张,亲情淡漠,也是几乎所有此类凶手的共同特点。
在李磊的描述中,他之所以残杀全家,是因为“长期的家庭积怨”。父母对自己管教太严,妻子又一贯强势。尤其是在拿到拆迁补偿款之后,家庭积怨更加突出。
目前,李磊正等待着审判。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心理研究所所长马皑分析,李磊所理解的家庭积怨,和大多数人的认知不太一样。在他看来无法解决的深仇大恨,可能在其他人看来完全可以化解,是他的偏执导致了极端行为。
此类凶手的社会影响特别恶劣,被“报复”了的社会不愿意看到他们以“精神病”为由苟活性命,其中的大部分,还是被“从重从快”地执行了死刑。
他们生得局促,死得同样局促。
真相不止于案发现场
网络猜测真假难辨,精神鉴定引发质疑,公安和政府部门的信息发布简单得“惜字如金”---惊世命案发生后,凶手的面目在公众面前是一团模糊。
除了还原案件过程,在报复性重大恶性杀人案件的报道中,唯一清晰的,只有残酷血腥的犯罪现场。其他前因后果,往往由开始的扑朔迷离而最终烟消云散。
比如,熊振林为什么会去杀害那两个曾经在街头流浪、后来被其收留的智障人?他平时总是与这两个智障人吃住在一起,从没有嫌弃。
张义民驾车撞死9人案,仅仅是媒体发起的疑点提问,就多达五六处。张义民要报复些什么?
刘爱兵到底是不是精神病?李磊真的是个正常人吗?几乎每一个案例在被忘却前,都无法以完整的真相示人。记者无法采访,也鲜有犯罪心理专家能替公众释疑解惑。
轰动一时的马加爵案,倘不是马加爵姐姐选择了直面公众以及马加爵被捕后与心理学家的对话被公开,又有谁能相信这个杀害自己4名同学的大学生,内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恶魔。
从2006年邱兴华案直到现在,人们对于此类恶性事件的了解程度都还没有能够超过马加爵案。包括邱兴华、熊振林等凶手的精神鉴定申请,都被法院当庭驳回。已经被执行死刑的邱兴华、熊振林到底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已然无法去印证。
来 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研究数据表明,在2009年发生的故意杀人案件中,有几类犯罪案件比较突出: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恶性伦理杀人案件多发,且犯罪手段残 忍,被害人多为犯罪者亲人家属,社会影响十分恶劣;报复社会的重大恶性杀人案件多发,犯罪人出于泄愤或报复的目的残忍地滥杀无辜;精神病患者实施的恶性杀 人案件危害严重,各类精神疾病重症患者是危害公共安全的“定时炸弹”之一。
针对这三类恶性暴力犯罪,有专家指出:一些本应由公共机构承担的社会问题,在缺乏制度介入之下,不得不转嫁给亲情关系来承担、解决;而亲情伦理无法提供解决通道时,问题还是要爆发。这提醒我们,过多的社会问题不能全仰赖亲情纾解,公共机构也要担起责任。
“不后悔,不恐惧”
2010年初,广东东莞“双刀客”黎恩旺,从菜市场拿了两把杀猪刀,冲上东莞四环路,一遍遍劈砍路旁一家建筑公司的大门,在与当地警方对峙数小时后,他束手就擒。
“双刀客”留下诸多“名言”:“我们从小被欺负着长大”;“死也要让世人知道,有我这个人曾经存在,所以说法律已经阻止不了我了”,等等。
好在这位宣称“窝囊了一辈子,要做件大事”的黎恩旺,最终只是演出了一幕荒诞剧。
然而,他的这些“名言”与真的做成“大事”的凶手们惊人相似---郑民生说“你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们活”;熊振林说“现在感觉到比较绝望,对生活、生命、婚姻都感到比较绝望”。
导火索不知会在什么时候点燃。
就在一个多月前的除夕,在北京六里桥长途汽车站附近一座天桥下又发生一起凶杀案。被害人在跟女朋友准备进长途车站回家过年时,突然被人追上去捅了十几刀。
犯罪嫌疑人梅小讲和被害人都是摩的司机,相互认识。讲起为什么杀人时,他对记者说,人家过年都热热闹闹的,可自己还得蹲在冷风中趴活,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时他恰巧看见被害人带着女朋友要回家过年,“一下就变得疯狂起来”。
又见“疯狂”,却不是精神病人的疯狂,而是被自己清楚认知的疯狂。不仅是他,熊振林、刘爱兵、李磊等,还有最新加入名单的郑民生,他们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似乎已经准备好为此付出代价。
“在他的思维里,他认为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而不按社会道德标准来评判,他认为别人跟他有仇,就可以杀他们。”刘爱兵的大姐刘爱玲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据媒体报道,2009年4月16日,在执行死刑押赴刑场途中,熊振林面部表情平静,但双腿却一直在微微发抖,脸上悄悄流下了眼泪。曾经有人问他,“如果重新给你一次选择机会,你还会杀人吗?”熊振林沉默几秒钟,说:“会,我不后悔。”
同样有人问过刘爱兵:“你杀了这么多人,有没有后悔?”刘爱兵说:“不后悔,他们都该杀。”
善良的人们以为被捕后的凶手必定会幡然悔悟,至少也会对犯罪后果发生恐惧。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后悔。■
为何如此烦躁
一些社会影响很大的家庭灭门案和报复不特定人群的暴力犯罪,看似都与心理障碍有关,人们会追问为什么现代人的心态这么浮躁,而实际上,心理只是果,不是因

礼拜三,上海市民的“上访日”。
中午时分,49路公交车刚开车门,一队人挤上车。
49路停靠人民大道200号,上海市信访办所在地。
同一午后,常熟路113弄内,沪上“一号人民调解员”柏万青化了淡妆,正在工作室内接待三名来访者。外间办公室内热线铃声此起彼伏,街道的爷叔和大妈们分头接线。
没人注意这两个场景,它们被庞大的城市消化了,就像从北方飘来的沙尘暴这几日偷袭上海,绝大多数市民并没发觉。
“浮躁的心态就像沙尘暴,不去治理,有可能演变成黑风暴。”心理咨询师张昊告诉本刊记者。
抚触民意痛点
张昊曾在上海市信访办“老上访户接待室”当过一段时间心理观察员。
“初次上访户基本都是来解决问题的,老上访户中心理障碍人群比例的确高许多。”张昊说。
这正是信访办聘心理咨询师的原因,合作双方想就这个课题展开研究,成果发表在内部刊物《上海信访》上。
一名接待员、一名心理师,正在倾听一位老太的“状子”。听完,他们和颜悦色地说:“阿婆,你的问题我们了解了,你先回家吧!”每隔七天,老太就要来重念一遍上访书,念完就回去,似乎只是为了听接待员这句话。
柏万青的倾听风格完全不同,她是急性子,会“气势汹汹”地发问,问完还会再多一句:“你们打算上电视吗?”
来访者是一对离婚夫妇,为房屋纠纷而来。女方同意上电视调解,男方不同意。
节目叫“新老娘舅”,自从柏万青加盟后,在上海当地的收视率不断飙升,最高达到10.3%。有专家呼吁要把柏万青打造成美国黑人名嘴欧普拉那样的荧屏偶像。
“老娘舅”这个称谓在江浙沪语系中有特殊地位,旧指坊间生活中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人物或族群中有地位、威望的长者,当家庭或邻里发生纠纷,就请来这位“老娘舅”一锤定音。
“老娘舅”节目起到了“社会减压器”功能。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刘忠定说:“现在上海每年大约有20万件通过人民调解得到解决的民间纠纷,这是个很大的数字。”
无论柏万青还是张昊,都在正常司法通道之外,走着疏通社会矛盾的旁道,也更直感地抚触着民意的痛点。
作为人民调解的主管单位,上海市司法局给了老娘舅栏目“实质性帮助”。司法局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蓄积的社会矛盾若不通过这些毛细血管般的支流泄洪,集中在主动脉就引起高血压,极端情况下,还会发生血管爆裂,那就是《法治蓝皮书》所说的各类暴力犯罪事件。”
心是果,不是因
张昊在担任心理观察员期间做了一个粗略统计,老上访户中约有1/3是有心理障碍的。
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有过更过激的言论,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曾称老上访者99%以上都有精神问题,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口诛笔伐,并有上访者到北大找他算账。
复旦大学心理学系教师高山川解释说:“某些屡教不改、极端残忍的犯罪分子有可能属于‘反社会人格’,之所以如此冷血,有可能存在某种至今未探明的神经生理缺陷,但这不是暴力犯罪的主流。”
高山川说,根据心理咨询和变态心理学的经验分析,实施暴力行为者不仅有个人原因,其家庭教养、经济条件、父母阶层等因素也不容忽视。很多社会问题是心理咨询师或社会工作者解决不了的,需要政府从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去改善大环境。
基 于这个原因,张昊担任了几次心理观察员后,与信访办的合作就终止了,也没有科研成果在《上海信访》上发表。他说:“去年发生了一些社会影响很大的家庭灭门 案和报复不特定人群的暴力犯罪,看似都与心理障碍有关,人们会追问为什么现代人的心态这么浮躁,而实际上,心理只是果,不是因。”
他认为,不能将老上访户等同于导致暴力犯罪的因素,但暴力犯罪分子确有相当部分是在诉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走向极端。
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心理因素的确在暴力案中发挥着作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在新著《犯罪心理研究》自序中说:“为何年年严打,犯罪数量仍居高不下?原因在于,少数人决定刑事案件的多数。”
“减少犯罪数量并不在于整体的严厉打击,不在于总体抓捕判决犯罪人数的多少。若要有效地减少和控制犯罪数量,需要识别和监控少数具有危险人格的犯罪人,他们往往以犯罪的方式解决生存中的基本需求。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们恰恰缺乏对这类人有效的研究和对策。”李玫瑾说。
“躁化”的社会
“社会心态为什么浮躁?房子!”在心理因素外,柏万青根据自己的调解心得,给出一个社会视角的重要理由。
柏万青接待的矛盾高发人群包括下岗工人、农民工和外来媳妇。
下岗工人中尤以“后三届”为主,上世纪60年代出生,上学时赶上“文革”,“没文化技术,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不像‘老三届’有文化基础。买不起房,碰到房产、家产、父母赡养和感情问题时没能力解决。”
农民工问题集中在夫妻感情和子女教育。他们文化活动缺乏、工作劳累、缺少夫妻生活,往往居无定所,且子女到高考需返乡,特别容易产生夫妻离异和孩子教育缺失问题。
外来媳妇大多来自农村,对上海的期望值太高,嫁的上海丈夫多是残疾人或“二流子”。她们勤俭持家、忍辱负重,为的是15年后报上上海户口,可婆家怕外来媳妇有户口后跑掉或分房产,又阻止她们报户口。
复旦大学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滕五晓分析道,我国收入差距、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现实,增加了某些底层民众的不平衡感和自卑感,他们的长期压抑如果因为某个突发事件而爆发,就完全有可能转化为对政府部门乃至整个社会的仇恨。
“他 们徘徊在无能为力却心有不甘、自卑却不能接受现实的矛盾心态中,往往将个人的生活挫折产生的痛苦归咎于社会,容易出现以最简单的暴力方式对其他生活顺意的 人们进行痛苦性的报复。如在人群集中区域进行自杀式的杀人案,包括以前在北京、河北、珠海等地开车撞人案件等。”李玫瑾说。
中国社会要“加湿”
“中国社会太干巴巴了,需要加湿。”克莱.舍基的《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一书的译者之一胡泳说。
“湿”是一种隐喻,指协调合作的态度,也可指社会资本的积累,还有思维方式的一维变万维。胡泳很强调互联网对中国的“加湿器”意义。
中国社科院今年2月底公布的《法治蓝皮书》指出,个别地方政府网站信息获取不便,有些网站在栏目设置、信息编排上缺乏科学性,忽视使用者获取信息的便利性。
信息流不畅通的后果就是造成若干“不明真相的群众”。而某些地方政府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时习惯使用“极少数坏人”和“暴徒”唆使等简单化的总结性语言来应付上级机关和公众的质疑。
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戴元光认为,民意在互联网上的顺畅表达有利于疏解矛盾、发泄情绪。“现在的社会对于关爱生命、珍视生命的宣传太少。尊重生命是人性的基础,但草菅人命的事件常有发生,而我们对此已经习惯漠视,更可怕的是,这种对生命的不尊重是会传染的。”
戴 元光曾在美国做过犯罪研究,他表示暴力犯罪是个国际性、社会性问题。这与滕五晓的观点不谋而合:“极端暴力行为实施者之所以将私愤泛化放大,与社会矛盾进 入易发、多发期相关。在西方,当人均GDP在 1000至3000美元期间,也同样出现过暴力犯罪上升的现象,这是由于经济发展速度大大快于社会体系建设,而社会体系滞后过于严重。”■
(实习生林歆、章涵意对本文亦有贡献)
当暴力犯罪率调头向上
--- 专访《法治蓝皮书》撰写者靳高风
中国犯罪率自2001年起就一直处在高位状态,那时每一万人中有34个人犯罪,现在也差不多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明 | 北京报道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法治蓝皮书》显示,2009年中国犯罪数量大幅增长。这是2001年以来,中国暴力犯罪量首次调头向上。
蓝皮书撰写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系副教授靳高风分析,犯罪率大幅度上升,与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颁布、经济危机以及国家加大暴力犯罪打击力度有关。
法律的效率、公正出了一些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近年来的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有没有一些突出表现?
靳高风:值得关注的是报复性暴力犯罪。比如2001年时发生的靳如超爆炸案,非常可怕,2009年也很多,像“打砸抢事件”,围攻政府的事件,还有“通钢事件”。
报复性暴力犯罪,在中国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这个阶段是难以避免的。以前更多是个人间报复,慢慢被害对象扩大,演化为报复社会。
去年此类犯罪上升有两个原因,一是经济发展中遇到难题,犯罪诱因增多,特别是无法就业带来的犯罪;另外一个原因,社会发展中积累下来的矛盾,比如环境污染、土地、拆迁、补偿、治安问题等等。环境污染导致的冲突,比如陕西的“血铅事件”,影响人数很多,很严重。
《瞭望东方周刊》:对此,国家采取哪些措施解决?
靳高风:全国政法系统都在加强政法工作,主要是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尽量不造成这么多上访、矛盾冲突。
我们现在出了事就想到去找人,没有想到要去找法律,为什么?有传统文化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法律的效率、法律的公正出了一些问题。如果找法院解决不了,掏1万块钱给黑社会却能解决,效率很高,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找黑社会呢?
公安机关也加大了打击力度,但是公安系统工作任务压力很大,先是奥运安保,然后进入国庆安保,接着迎来双节,随后又是世博,连轴转。
缺乏挫折感教育
《瞭望东方周刊》:从报告来看,“90后”青少年犯罪呈持续上扬态势,而且他们的犯罪类型以盗窃、抢劫、抢夺、故意伤害为主,暴力性明显?
靳高风:青少年暴力犯罪以前没这么多,现在明显多了起来。我们调研发现,青少年暴力犯罪这么严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网络游戏在进行暴力亚文化熏陶。现在的小孩子,在游戏里杀人,都是举手之劳,对生命没有敬畏。
还有一个原因,现在的年轻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调适能力明显比父辈差了很多。像政法大学弑师案,作为一个学法律的学生,在课堂上拿刀把老师砍死,这是一个极其不正常的现象。在政法大学这个案件发生前,全国发生过四五起类似案件,多数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引起的。
这一代年轻人缺乏挫折感教育,突然间遭遇挫折,不能调适,就产生两种倾向,一是自残,二是攻击他人,暴力犯罪。一个女生因就业和父母发生矛盾被当街大骂了一通,她回家后就投毒杀了父母。
《瞭望东方周刊》:去年家庭伦理暴力犯罪案件也很突出?
靳高风:我们分析过27起伦理杀人案件,超过半数是起因于夫妻关系不和。小三、情人,这些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念里引以为耻的东西,现在反以为荣了。我们查获的很多高官背后都有情人,还不止一个,几乎成了铁律。
伦 理杀人里面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报复某一家庭成员,往往会波及到其他亲属。问他为什么杀媳妇,他说媳妇有外遇。可是,你把媳妇杀掉了,为什么杀你孩子啊? 为什么还杀父母?大部分都是这样解释的,老婆杀死了,孩子没妈了。我也完了,孩子又没爹了,孩子、父母在这个社会上很难生存,与其这样,还不如让他们解 脱。
近年来的几个灭门大案,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瞭望东方周刊》:从媒体报道看,近些年来暴力犯罪的手段似乎特别残忍。
靳高风:这一般与临时起意有关,得啥是啥。在农村,凶杀的手段一是农药,一是放火,还有就是菜刀。
根据我们的统计数据,在家庭杀亲致被害人死亡案件中,多为刀具所致。从个案可以看出来,一些案件是酒后发生的,包括大兴灭门案,说明多数人起杀人之意时,并没有事先预谋好。
每一万人中有34个人犯罪
《瞭望东方周刊》:根据报告,2001年以来,杀人、伤害、抢劫、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一直呈下降态势,而且下降幅度较为明显,但是2009年出现了较大增幅。十年来,全国暴力犯罪出现首次增长,为什么?
靳高风:2009年犯罪率突然增长有其特殊原因。刑事政策、刑事立法对犯罪率影响很大。比如1987年,犯罪率直线上升,原因是立案标准变了,原来是盗窃800元立案,当时变成300元;同样,1998年犯罪率直线上升,原因是新刑法实施,新增了很多罪名。
2009年也是如此:刑法修正案(七)颁布,将一些新行为犯罪化了,比如组织非法传销的、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的,还有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证券市场老鼠仓等。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社会环境的变化:金融危机使得案件数量增多;国家刑事政策又开始趋紧,以前国家“不大管”的小案件,比如打架斗殴,一般通过调解处理,现在都进入警方视野,犯罪率就上去了。
其实,中国犯罪率自2001年起就一直处在高位状态,那时每一万人中有34个人犯罪,现在也差不多。
最根本的还是社会环境、社会矛盾以及经济发展
《瞭望东方周刊》:去年犯罪率上升,据统计,安全感也上升?
靳高风:是的。安全感与多发性犯罪的多寡,以及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直接相关。
比如,你的同事在上班途中钱包被偷了,大家听说后会觉得无所谓;但是,如果一周内这个同事的钱包连续被偷,你会明显感觉安全感在降低。
另外,安全感还与案件的严重程度有关。钱包被偷对安全感影响不大,但同事如果是被抢劫,还被杀害了,那肯定人人自危。
去年,北京大兴的一个小区连续发生三起杀人案件。这个事情,起初对公众安全感影响很大。但是,再了解到案件都发生在家庭内部,发生在熟人之间,并非是陌生人之间的抢劫、杀人,这对公众的安全感影响就不那么大了。当然,对特定区域内的当事人影响依旧很大。
还有一个对安全感影响很大的因素,就是破案率以及破案速度。发生了抢劫杀人案件,公安部门一个月不吭声,公众一定会恐慌。但是,公安部门如果第二天就能把犯罪嫌疑人抓到,公众的安全感就会是上升的。
再来看为什么去年的公众安全感并没有下降,反而上升。2004年公安部门要求命案必破,之后几年来,涉及命案的破案率基本上稳定在95%以上。去年,包括前年奥运和后来的六十年国庆等原因,刑事政策又开始一轮趋紧,破案率相应上升,安全感自然不会下降。
《瞭望东方周刊》:你预测一下,未来两三年内犯罪率是否会继续上升?
靳高风:在犯罪学上有一个著名理论,一个特定社会,有其容纳的饱和犯罪量,犯罪实际发生数围绕着这个饱和点上下波动。环境变化了,或经济发生重大波动,犯罪数都可能会上升下降。过一段时间后,犯罪数又会回到这个饱和点。
今年犯罪率估计会小一些。原因是经济形势好转了些,就业矛盾冲突少了一点,另外,今年的刑事政策也不可能像去年那样,因为经过奥运安保、国庆安保,形势得到了好转,加上今年的世博、亚运会也没有以往那么敏感。
一般情况下,刑事政策趋紧后的第二年、第三年,犯罪率会下来。这在中国历次严打时都有印证。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社会环境、社会矛盾以及经济发展。现在中国经济稍微趋稳一点,这是好现象。但是,从我们掌握的信息来看,整体形势还很不稳定。第二次金融危机会不会来?这是个未知数。目前物价指数在涨,通胀会到什么程度,这些都在考验我们。■
(本文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吉利·富豪:出来行,迟早要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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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大轮船开过去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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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21世纪中国的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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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付明泉

当张春桥因为一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极度重视的时候,在当时的中国也许没有太多人会想到21世纪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全面开花。也没有太多人会想到多年后有郎咸平教授讲出了《黑领和白领》慷慨激昂的抨击中国的开黑车,书房放着纯金的毛泽东批注的二十四史的特权阶级。也没有人想到中国会出现《乌有之乡》这样的毛式左派建立的网站对当今社会的全面批判。

80年代末美国前总统里根在白宫对全美国民众进行他的告别演说的时候,他和缓的语气中依然坚定全面的反对的是所谓的前苏联的“铁幕政策”和“非民主制度”,但是,当然,他绝对不会抨击美国的大资产阶级,因为这个阶级把他推上了总统的宝座,他是这个阶级的代理人,他不会,不想,更不能批评他的老朋友们,老后台和老靠山。

邓小平在1989年学潮后说,“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真的造成社会的两级分化,那么我们的改革也许真错了,也许我们真就走上邪路了”。邓小平对他提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正确性的认定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不是会造成新的腐败阶层和特权阶级,这个特权阶级有多大的力量,对中国社会造成多大的影响,中国未来到底向何处去,这个开放政策对中国未来的影响,他似乎是没有把握的,也正因如此,他才说,“摸着石头过河”。

晚清末年,思想先进的中国人从学习西方开始,转了一圈,再次回到了早期中国人提出的小康大同思想,人们发现,最能保持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依然是“均贫富”和“耕者有其田”的非极端两级分化的社会形式。从古代知识阶层提出的小康大同社会形式,到陈胜吴广的大泽乡农民起义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的社会口号,到李自成提出的“均贫富”的社会形式,一直到太平天国洪秀全为首的农民将领们提出的“天下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中国从知识分子到草根阶层,长期已经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只有不出现贫富巨大差距,中国社会才能稳定,中国才会出现一个基本理想的社会形式”。

然而这样一个社会形式,是不容易达到的。姑且不说外国的影响,就从人本身的思想差异,出身差异,能力差异,再加上人的私心,虚荣,贪婪等不可爱的固有本性,就很难实现这样一种社会形式。美国前国务卿曾说,“中国历次发生革命是因为人太多了,饭太少了,中国人吃不上饭,人口过剩,所以发生革命”,这遭到了毛泽东的痛批,毛泽东说,“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美国人当时反对英国人,不是因为人口太多,而是英国人欺压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

只要你稍细一点看看中国的历史,在革命这点,美国人艾奇逊确实说错了,中国人的革命,更多的原因是社会的贫富极端不均,社会贫富差距过大,近代则是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凌,本国政府高层的对外妥协退让,对内残酷镇压,特权阶层极端腐败,民不聊生,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的最贫寒阶层揭竿而起造成的。

中国的资产阶级,在近代是一直是没有形成大气候的,这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形式造成的,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都是以皇帝为首,各地官吏和大小豪绅组成了以拥有土地为标志的封建阶层统治的社会形式。重农轻商的封建主必然全面打压以提倡和从事商品流动的在封建主看来“雕虫小技”并不能推动社会物质生产的投机者的“资本阶层”。明代后期江南形成一点资产阶级作坊,很快在更落后的外族--满族的入侵下土崩瓦解。而北洋军阀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更是封建家族,军阀官吏为主体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夹缝中苦苦挣扎,既害怕所谓的“泥腿子”的左翼劳动人民,也害怕右翼的封建大贵族和其代理的军阀贵族,其结果必然是无力形成社会的分庭之力。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试图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形式总体上想建成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而人民的代表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从40年代的解放区开始的土地改革,一直到1949年建国后,在枪杆子的全面控制下,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封建资本,旧官僚资本的全面财产没收政策,到对民族阶级的全面改造(包括公方入股,公私合营),都体现了这个新兴的政权试图全面控制国家资产,真正结束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社会经济的控制。

然而,很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有远见的高层共产党人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新的各级党的各级政权的控制者和拥护共产党的民主党派的大小领导人,形成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比以前的特权阶层更难处理,更难对付,而靠党本身甚至是无力处理的。毛泽东第一次发现自己和自己领导的政党和社会的悖论--消灭外在特权后自己依靠的内部领导集团的特权,面对这个两难的命题,毛泽东思考良久后,再次想到民众----这个他和他的政党一直依赖的最大靠山,毛泽东因此发动了一场新的人民战争,依靠全国民众的自下而上的“造反运动”试图推翻新的党内和依附党而形成的新的经济和政治上特权阶级--毛泽东本人称呼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毛泽东开始依靠新的在他看来革命的左派文人--张春桥为首的文人集团和自己缔造创建的军队的他看来可靠的“革命派”林彪等为代表的军人集团,联合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的中间派的吏治集团,对全社会的“牛鬼蛇神”的“骑在人民头上”的试图“走资派”和“特权阶层”全面开战,他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与其说是他试图消灭政治对手,不如说是他从深层次,试图消灭一些因为这个新政权而兴起的“新中国”贵族阶层。毛泽东比他的同时代战友和下属更深远的看到了中国社会如果实现“自由市场经济”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唯生产力论”后将出现的严重的两级分化后的社会问题。

毛泽东不能容忍出现这样贫富分化,两级差距的社会,他宁可天下大乱,也不能容忍他和他领导的政党建立的国家是这样一种形式。从史料可以看出,毛泽东晚年对两级分化,贫富等级的考虑是最多的。

当毛泽东死后,邓小平掌权后,邓小平马上用极右的让民众马上看到好处容易理解的“发展经济不问其他的发展论”政策代替了毛泽东的更远见的“防止资产阶级和两级分化的革命论”后,邓小平立刻得到了更多的社会认可和拥护,这种没有远虑,必有近忧的只发展经济的政策很快形成了中国新的特权阶层,并形成了全国很多阶层空前团结一致的1989年开始要民主,反官倒(官员参与走私垄断和投机倒把的特权活动)的全国运动。

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有效的放开政策,中国的下层民众得到了一些经济活动的自由和小的言论自由,社会出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这主要是因为那时全社会在毛泽东时代整体的道德体系还在指导社会民众的活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长期的无原则宣传“唯经济发展论”,全社会的道德体系开始全面坍塌,中国官员逐渐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中国特色权力”在经济活动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新兴民族资产阶级那种“唯利是图”,“拉拢贿赂”的本能再次显现,于是,官商勾结,共同搜刮民脂民膏的传统套路和方法再次显现时,而最高统帅的小平的“宁右毋左”的政策也让各级官吏和新兴资产阶级看到了国家的方向标,“步子大一点,胆子大一点”,“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开始成了这些特权阶层的座右铭,而“做一个明白人,做一个能人,做一个赚钱的人" 甚至做一个嗜血的资本家和大富翁的目标和荣辱观已经压倒了毛泽东在全社会曾大力提倡的“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社会道德价值观。甚至极端再次回归到了1949年前的“笑贫不笑娼”的社会状态。

但是由于社会的政治形势,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依然必须依靠在官僚资本主义和特权阶层上,他们无力也不可能形成大独特的力量,这也决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比其他民主民生的资产阶级更加腐朽和没落,更加贪婪和无道德。因为他们本来的一点良心和民生,由于自己的软弱,贪婪和无奈,已经忘记的干干净净,他们自己应该改变和付出的一点民主,民生努力,也因为软弱和无奈,统统归罪于官僚阶层上,而自己则摇身一变,成了为广大民众谋福利的,创造工作机会的能人阶层。

中国资产阶级,历来是软弱的,这个是因为世界的资产阶级本质上统一的,一致的,虽然不是铁板一块,但是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也决定,如果这个阶层对欧美的发达国家政权,永远都会是谄媚的,软弱的,讨好的,甚至是进贡的。他们和西方的资本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无力,不能,也不想,或者从根本利益上也不可能为任何劳动阶层谋取任何利益,他们对本国劳动阶层,比发达国家的民生资本主义阶层更加贪婪,野蛮,虚伪,横征暴敛和喜欢做秀。

在南北朝时期的贵族阶层,由于权力和军队在手,做官世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通天的腐朽阶层,这个阶层用人乳喂猪,为了劝客人酒而杀掉自己的丫鬟无数,自成一体的形成一个内部的特权阶层,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巨大绊脚石。那么拥有中国特权的特权官僚阶级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结合的21世纪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其对内的贪婪自私,横征暴敛,腐朽虚伪,对外的软弱无力,奴颜婢膝和这些没落士族相比,一点不比他们更好更强。中国21世纪的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没有道德,最没有进步意义的社会阶层。

从1949年开始,在领导他所在的政党在争取国际地位,展示中国外交,领导中国社会建设中,毛泽东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复辟,这个熟读历史的中国农民的儿子,目光如炬的看到了中国"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深刻了解中国腐败阶层的腐败的“无极限”。他试图利用自己的皇权一样的最高特权和忠于他的笔杆子枪杆子集团和中国的特权阶层决一死战,他深深知道,这个大的战役的敌人,是最凶残,最长期,最隐蔽的。他看到了这个阶层的巨大的力量,远非他在此生所能遏制和击败,他知道唯一可以克制和击败这种特权的力量在于民众,他试图用他的思想教育全国民众,让这个影响千秋万代长存于民众的心中,让民众在任何时候,都能记得他的“革命”理论,他的“防两级分化”理论。如果说,“庆父不死,鲁难不已”,那么中国大资产阶级,无疑是中国的庆父,他们已经成为中国最没落,最腐朽,最阻碍社会进步的阶层。

看有些分析文章说,"中国必将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未来也一定是精英政治"。这代表了很多民族资本家的观点,他们觉得自己的大好时代已经来临,他们激动,他们兴奋,他们欢心鼓舞,他们觉得,21世纪的中国,未来的中国,就是他们坐在宽阔的议政大厅,或者慷慨激昂,或者言辞平缓的参与施政,然后回到公司赚钱,生意越做越大,接着和各国资本家合作竞争。

然而,这只是民族资本主义者的迷梦,或者是单相思,中国当今的社会,包括未来的中国,不是简单的可以走向那样的民生资本的状态,中国的实际财富和权力,牢牢控制在权力阶层和官僚阶层手中。拥有中国特色的权力,才能根本拥有中国式的财富,这是中国当今社会一个重大的特征。而这个权力,不是君权神授,也不是民赋之权,而是地地道道的已经形成的垄断之权。

文革结束后,中国出现了国家的貌似贫穷,但是邓小平为代表的元老看到了中国潜在的巨大财富,那就是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既不内债也无外债的现实状态。这是很容易造成几十,几百,几千,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富翁的社会状况。在毛泽东带领下,中国已经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农业基础,基础建设基本完成,国防,科技,教育的基础已经全面完成,全国重工业部门齐全,在这样一个现实状况下,发展轻工业,用很少的代价和投入就能满足民众基本需求的改变是最能得到民心的。

正因如此,开放初期,全国民众欢心鼓舞,毛泽东时代的贫穷似乎一扫而空,过去政策错误成了家喻户晓的真理,而能带领大家发财致富的人也成了远近的能人。各级官吏招商引资,不亦乐乎,大家看到外面的世界,确定了这么年就是在愚民,害民,而这下改革,人们都富了。

在一阵狂热的时期过去以后,人们逐渐发现,巨大的财富逐渐被权力垄断了,过去属于人民和民众的工厂和企业在厂长负责制,股份制以后逐渐变成了家族的企业,一阵眼花缭乱的重组,合资,股份改造,外资进入,租赁以后,工人们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企业的主人,而等待自己的只有下岗,再就业和黯然离开。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曾经无比欢欣鼓舞,他们感到自己的光辉时代到来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以后,他们才发现,自己需要一个老大,不然依然是奴才,这个老大,就是官僚和各级权贵,没有他们,自己永远是土人一个,自己永远还是下层的打工仔的头。而考上了任何一级官僚权贵,人生就完全不同,资本的积累变得容易和便捷。一个政策和通知,一个规定和条例,就完全可以让自己财源广进,钞票如水,否则不论如何努力,也是朝不保夕。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招商引资显得拙劣,贷款办企业显得缓慢,直接从国有企业通过重组股份改造而探囊取物才来的快捷。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都通过各种办法以上市作为敛财的目标而不是继续发展企业的方式。由于资源的有限,如马克思多年前所说,直接赤裸裸的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成了有产者对无产者的直接掠夺方式。土地和工厂成了官僚特权阶层最能直接获得利益的物质资料。而通过有利于自己集团的政策,又使得广大工人农民的无偿劳动创造的有形和无形价值很快落到自己手中。

中国的当代的资产阶级,以特权阶层为第一个资产阶级,这个阶层十分隐蔽,他们无需企业和厂房,利用政策做杠杆,就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把银子轻易拿到自己的手中。他们高喊为人民服务,而很多人已经完全丧失了任何信仰,唯一信仰的就是“闷声发大财”。当然,他们最不能丢掉的就是权力,这个是他们命根子,丢掉这个,就丢掉了一切。

在特权阶层之下,是权贵阶层,这个阶层没有前者权力大,或者已经不在正规的权位上,但是他们和第一个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者是前高官,或者是相应亲属,在一些委员会,理事会,协会中挂职,但是他们能力通天,和第一个阶层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们可以影响政策的指定,可以轻易为了自己的一个利益就让无数劳动者蒙受损失。他们的私心是很大的,完全没有任何纪律约束,他们貌似自由主义者,他们装作能人,但是他们是可以为了自己煮熟鸡蛋而烧掉别人的房子的,他们利用政策的杠杆来达到剥削的目的。

在此之下,就是民族大资本家,他们很多人也非实干发迹,但是比前两者要辛苦些,起步也艰难些,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拼杀接触到了前两个阶层的人物,然后就开始利用其中的关系运作,他们是开始被民众定义为企业家和能人的人,或者叫做老板的人,但是他们知道,他们不是真正的老板,真正的老板,能决定他们生死大权的人是前两个阶层的人。

在民族大资本家下是中小民族资本家,他们和上层权贵资本阶层联系依然,不然不能生存,但是他们很难巴结上真的大权贵阶层,因为他们的资本不够雄厚,手法不够大,还不足以让官僚资本和权贵和他们合作,他们每天渴望的就是如何真正走入上层社会,或者期盼国家有一天忽然下达什么政策,有运气的让他们改变命运。

在这几个阶层的资本家中,中小资本家的迷梦最多,他们有时摇摆的摆向下层民众,当他们对上层权贵和大资本阶层有牢骚的时候。但是更多时候是靠向上面的,他们高谈精英政治,希望中国实现民生资本主义的政策,自己能够参政议政,自己的经商环境更加公平和宽松,进入官僚资本的垄断行业中,但是,显然,他们这些迷梦是很难变成现实的,也因此,他们时而沮丧,时而牢骚,他们一样大骂社会不公,大骂贪污腐败,但是他们是因为参与不上,而非骨子痛恨。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其他三个大的阶层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在之下的小企业主和朝不保夕的工薪阶层,不论白领还是蓝领,还是小公务员,其本质都是劳动阶层,他们唯一的梦想是中国出现一个肚子大,两头小的中产阶层社会,自己可以衣食无忧,有个小房一住,但是他们的这个迷梦也是无法实现的,他们每天为了工作奔波,为了房子和物价的飞涨痛苦,他们在中国更贫困的工人,农民,地方无业者和工资很少的阶层看来也属于有钱人,但是只有他们本人知道,他们的经济更像建立在沙滩上楼房,时刻都有坍塌的危险。他们只能通过大的群体高呼一下户籍改革,高呼一下房价太高,他们通过高喊爱国和出国来宣泄心中的不满,他们通过呐喊和群体性的呼喊表达一下并没有丝毫作用的疾呼。他们相信民众的力量,但是也现实的感受到了作为个体的无力。

中国官僚阶层和权贵阶层的腐朽,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任何一个黑幕被揭开,都让世界为之震撼。 毛泽东选择的庸碌的华国锋,除了逮捕了左派理论的清教徒一样的文人政治家们和毛泽东的遗孀外,毫无任何治国能力,他既没有林彪的言简意赅的治军能力,也没有张春桥等人的理想主义思维,更没有权贵阶层的稳准狠的现实风格,华国锋既缺乏经验,更没有思想,他在摇摆中终于走完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之后的中国,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就是,毛泽东从60年代用全部后半生与之斗争和担忧的特权资本和贵族资本,连同他们无耻的掠夺广大民众的卑鄙手段和肮脏的货色,已经一样不少的摆在中国当今社会上。
 
在缺乏公正的社会里没有赢家

这是个很好的命题,一个很好的观察。

只是不知道有多少人认识到真正的“公正”其实不在官员手里、不在法官手里、甚至不在制度里面?真正的“公正”在每个人的心中。

只有在每个人都相信有公正的存在并且追求公正并且追求为他人的公正而不是为自己的公正的时候,社会才会有真正的公正。一个社会追求为他人的公正的人越多则社会公正实现的可能性也越大。
 
追求“为他人的公正”之“他人”,必须包括有意无意剥夺自己的公正的人,也就是说,“迫害你们的人”。
 
我X,说南平杀人案说到一半,突然说起上访户,怎能不让某些人浮想联翩?

好把,你们可以说这是"不公正的社会"导致的
那再说说前年在加拿大发生的灰狗杀人案吧
几乎同样的诱因,看你们还能编出什么借口
 
我X,说南平杀人案说到一半,突然说起上访户,怎能不让某些人浮想联翩?

好把,你们可以说这是"不公正的社会"导致的
那再说说前年在加拿大发生的灰狗杀人案吧
几乎同样的诱因,看你们还能编出什么借口

国家政府有公权力还必须有公信力的配合才可能有效行政。光靠强制性的政治权力是不行的。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从政治强制力上讲,中国政府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强大的不知凡几。然而,和谐社会在西方是理所当然,在中国却是个崇高目标,为什麽?

从负面来看,为什麽加拿大有巴士杀人,美国有校园枪击,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并没有浮想联翩。而中国一有风吹草动,全国上下就惴惴不安,而且往往野火燎原,非得大动干戈才能勉强压制?

中国政府中国社会缺的是什麽?
 
国家政府有公权力还必须有公信力的配合才可能有效行政。光靠强制性的政治权力是不行的。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从政治强制力上讲,中国政府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强大的不知凡几。然而,和谐社会在西方是理所当然,在中国却是个崇高目标,为什麽?

从负面来看,为什麽加拿大有巴士杀人,美国有校园枪击,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并没有浮想联翩。而中国一有风吹草动,全国上下就惴惴不安,而且往往野火燎原,非得大动干戈才能勉强压制?

中国政府中国社会缺的是什麽?
那你说缺什么?然后你再说美国政府多什么?
 
那你说缺什么?然后你再说美国政府多什么?

简而言之,中国政府严重缺少中国公民的信任;中国社会也缺少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

如果要具体说说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那这个任务就很大了。罗列起来只怕没个了。
 
咱们国应该检讨对心理疾病的认识态度,要多花一些力气来预防和治疗心理疾病。严重的心理疾病如果得不到妥善救治对社会的危害非常大。就这一点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做得比较好。
CFC上也有一些人有心理疾病的症状,主要表现在偏执,妄想受迫害,多疑等。也应该及时治疗。
 
中国是个权力通吃的国家。游戏规则是从上往下一层层地扇耳光,从下往上一层层地磕头的社会。
 
“一个失败者的报复” 今天的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惨绝人寰的血案?看看我们的昨天都教育了些什么,就不难理解了。
过去我们经常被灌输太多的仇恨和暴力宣传。如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血债要用血来还,其结果产生了仇富心态等等。还有战斗英雄董存瑞舍身炸碉堡事迹,也就有了后来众多的人肉炸弹。下什么种子结什么果,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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