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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兄吾
丑化、贬低、损伤文革几乎成了所有触及到那个年代的话题的必然点题之笔。好好的一幅画，一支歌，一本书；一件文物，好好地一个人，一段历史；一个回忆，好好地一个地方，一个标志，一座建筑，非要加上一段“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那个不堪回首的年月”，“那个让人无法成为人的岁月”的文字，连优秀的文学家思想家都无法免俗。
余秋雨先生日前（2010年4月10日）在一篇回忆陈逸飞的文章中写道：“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大半在政治灾难中耗费了，但留下的不仅仅是愤怒和控诉。我们对于自己脚下的土地，有爱有恨，而爱远远超过了恨。或者说，因为有了那份恨，反而爱的更深。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爱是具体可感的，大多是用美来表达的。因此，陈逸飞总是以画笔来抒情。” 如果笔者没有理解错的话，余秋雨先生想说，正是因为陈逸飞有那份对那场政治灾难即文化大革命的恨，才对于脚下的土地，也即祖国爱的更深，才有他的那么多的传世作品。
事实究竟怎么样呢？不妨先来看看近日在上海电视台播出的一部有关纪念陈逸飞逝世五周年的专题片。片中的解说是这样的，“20世纪70年代，陈逸飞的艺术生涯起步于一个动荡不安、文化禁锢的疯狂年代。但他的油画创作，从一开始表现出一种近于执拗的、桀骜不驯的独立倾向。” 这段话应该得出的意思是，文革提倡要画工农兵形象，陈逸飞却一定要坚持画古代仕女才对。但事实不是如此，不仅不是如此，陈逸飞创作还非常合拍那个“动荡不安、文化禁锢的年代”所提倡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创作了《黄河颂》这样的经典传世、不可复制、“难以替代”（余秋雨语）的作品。这是为什么呢？
还是让这部专题电视片来回答，它写道，1946年生于浙江镇海的陈逸飞，“直到进了上海美专，那并不起眼的教室，就此蕴育了未来的一代大师”。未来的大师，终究还不是大师。什么时候陈逸飞踏出了大师的一步呢？电视片告诉我们，“2009年，在上海美术馆典藏部库房的墙角下，人们发现了一副四十年前陈逸飞的作品《开路先锋》。那是1971年，走出校门不久的陈逸飞与魏景山一起创作的。这是一幅工业题材的作品，但是他们却赋予了它一种史诗性的品质，这种品质也贯穿在陈逸飞整个艺术创作生涯之中。” 这段话回答了余秋雨先生的所谓文革“耗费了”陈逸飞这一代人的青春的说法，它告诉我们和余先生，陈逸飞得到的这种艺术品质，来自于文革，并一直影响着他整个艺术创作生涯。如果说陈逸飞对文革没有爱，那至少也没有控诉和愤怒。好像是为了证明笔者的这个结论，片中特地引用了几个人的话：
“上海市文广局艺术处副处长肖谷：《开路先锋》是陈逸飞一生当中一幅重要的主题绘画作品。”
“画家周长江：梅山钢铁厂40年前是九四二四工地，那个工地当时热火朝天。就在这个地方，陈逸飞和魏景山两位老师在这里取材创作了《开路先锋》。”
“画家魏景山：当时工地场面非常壮观，我们在深入过程当中就认识了周长江。我们就在与周长江接触的过程中觉得他的形象正好是我们要找的，而且本身他又是工人，非常理想，那么请他到我们这里来作为作品形象的雏形。”
“画家赵渭凉：那个时候中国也没有这么大的画，而且表现现实主义的包括工人题材的画，所以陈逸飞和魏景山做了一个很大的探索，这个画基本上是 1：1，很震撼。所以看了原作以后，我们当时这些人感觉到很了不起，而且在全国美展上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请余秋雨先生帮我们找一找在创作《开路先锋》时的陈逸飞魏景山的愤怒、控诉和恨在哪里，好吗？ 怎么我们看到的尽是陈逸飞魏景山对那个年代的爱、赞美和惊讶呢？还要怎么表达才是爱、赞美和惊讶呢？
但是由于彻底否定文革已经三十多年了，文革是魔鬼已经是官方的结论，大众也稀里糊涂的接受了。于是遇到陈逸飞这样的在文革中创作的传世经典，如何能自圆其说呢？或者说，怎样既真实的道出历史真实，又能符合官方的口味呢？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不顾前后表述的自相矛盾，将当时的艺术之争、学术之争，说成是政治之争，与“四人帮”的斗争之争。请看下面的解说：
“《开路先锋》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唯美”倾向，使他们在创作时有意识地规避“文革”时期“红光亮”的固有模式。巧妙地经营自己喜欢的色彩、人物个性以及情感表达。”“当年招来一些人的批判和非议。”“一个领导审查，觉得这样不行，太硬了”。陈逸飞后来创作了《红旗颂》，”《文汇报》曾经有这么一个组，对这幅画进行批判，认为宣扬了“战争恐怖论”，甚至写了内参”，“就这样，陈逸飞差一点就被扼杀了艺术生命，断送了艺术生涯。”
仅仅有一个领导觉得有改进之处，仅仅是一家报社的一个组有不同看法，就可以提到差一点被扼杀艺术生命，断送艺术生涯的吓人高度。陈逸飞有没有如此脆弱不说，为什么一幅艺术作品就不能被人批评一下？说“太硬了”，纯是艺术探讨，说“战争恐怖论”也是一孔之见，这难道是迫害吗？还好，“内参”送上去，“四人帮”和上海的领导没有发表看法，否则不知会有怎样铺天盖地的控诉。但“内参”没有反应，不正是说明文革的宽容和理智吗？不正说明“四人帮”哪里有迫害一个艺术工作者的事呢？有意的抹黑，故意的串编，反而证明了一个原不想证明的事实，这就是现在中国丑化文革中常常出现的悖论。
丑化文革，却不料说出了文革期间的文艺创作的繁荣和文革的魅力。《开路先锋》是陈逸飞深入工厂，塑造工人阶级的光辉形象的一个作品，它告诉人们，只有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去，文学艺术家们才能获得无穷尽的创作源泉和灵感，才能创作出一幅幅经典的传世之作。陈逸飞是好样的，他投入生活是自觉地，是有意识的。画家夏葆元在专题片中说，和陈逸飞一起下生活的其他人，一个半月后都往回走，回上海去了。但陈逸飞借口有事留下来了，又多呆了一个半月，回上海后，脸色黝黑的陈逸飞拿出了一叠来自火红生活的速写。写到这里，难道不该说，是文化大革命给了陈逸飞全新的创作理念，是文化大革命让陈逸飞从工人阶级的创造性的生活中汲取了创作的养料，这就是陈逸飞之所以成为一代大师的奥妙所在，魅力所在。
文化大革命给了艺术家们无穷尽的创作源泉，给他们带来了有别于以往的全新的创作理念，使他们创作了大批的经典传世之作，是他们一生艺术创作最为自豪的时期，这是否定文革论者最为头痛、最为尴尬、最不能接受、最不愿意面对而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他们多么希望陈逸飞去的不是梅山钢铁厂，创作的原型不是一个钢铁工人，而是什么在一个老画家的家里看到了一幅十九世纪的西方名画后找到了灵感，创作的原型是来自于一个旧上海的百乐门里的一个金大班的舞女的老公，那有多好啊！加上这一切发生在文革期间，而在陈逸飞创作的时候，又恰恰冲进来一批红卫兵造反派，带队的如果不是姚文元，最好也是朱永嘉之类的带点文化色彩的“四人帮”余党，那就更完美了。这样就可以创造一个惊天大案：被美国哈默收藏，并送给邓小平油画的陈逸飞，文革中受尽迫害。但一切的一切完全不是如此。从整个社会环境来说，否定文革论者可以通过捏造、编造、“创造”一个文革是大灾难的谎话，但具体到一个个人，他们就无能为力了。除非这个艺术家对毛主席深深仇视而又昧着良心，或者为了今天当局给予的名不副实的荣誉和地位，或为了博得廉价的掌声和回音，或为了讨好历史的冤鬼和相好，才会提供当年受尽迫害又创作出了具有当时鲜明时代特征和色彩的作品的过程来。当这个过程铺展开来时，漏洞百出，矛盾满地时怎么办？那就只有依靠对文革一无所知的年轻一代的记者编辑导演学者来尽情的施展各自的无知和弱智了，如果看的人也是弱智和无知，也是一个文革迫害妄想症者，那效果就达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文革中的迫害的悲惨场面，几乎都是这样创作出来的，
但陈逸飞似乎拒绝这样的创作，笔者几乎没有看到过陈逸飞对文革中如何受到迫害有过创造性的想象和发挥。他的愤怒、控诉和恨，真希望余秋雨先生能披露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当然，陈逸飞也不会大谈自己如何在文革中如何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与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保护自己总是第一位的。和时代大潮去碰撞，不是艺术家的特长，也不是个个都做得到的，更没有必要。况且搞政治出身的邓小平都会假喊“永不翻案”。陈逸飞没有理由去撞枪口。他是真正做到真话可以不说，假话一定不说的人。他只要用自己的经历，自己在文革中的作品来讲话就足够为他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唱上一曲赞歌了。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在中华大地进行着的时候，陈逸飞大学毕业后，没有上山下乡，或进工厂，而是进了上海油画雕塑工作室，也就是上海画院的前身，当了一名职业画家。之前，陈逸飞1965年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文革初期，他在街头画了大量的文革宣传品------（这是不是可以回答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斯文扫地”的说法？）
六十年代末，陈逸飞和一批年轻的上海画家在《解放日报》社，创作了革命样板戏黑白水粉画，其中有陈逸飞的《洪常青就义》，同行称洪常青亮相动作，处理得特别妙------（这是不是可以回答文革中样板戏稍作修改，便遭批斗的说法？）
1971年，陈逸飞和魏景山创作了油画《开路先锋》，在全国美术展览中获高度评价。同年，陈逸飞又创作了反映解放战争题材的油画《红旗颂》------（这是不是可以回答文革中文艺一片萧条，文艺工作者不敢创作的说法？）
1972年，25岁的陈逸飞成为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油画组负责人。他和其他六位画家一起创作油画《黄河》，其中陈逸飞创作了第二乐章《黄河颂》。画中，一位年轻的红军战士，站在黄土高原，迎着初升的太阳，充满着对胜利的信心。2007年，此画被佳德公司以4032万元拍卖，创了中国油画的成交记录------（这是不是可以回答文革中的文艺作品没有艺术可言，“高大全的作品”不受欢迎的说法？）
1976年，陈逸飞与魏景山合作创作了油画《占领总统府》，有舆论说，此油画代表了中国目前油画的最高水平------（这是不是可以回答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命的说法？）
丑化文革，控诉文革已经三十多年了，已经丑化控诉过的人，大部分已经作古，但这出戏还要唱下去，那就只能越唱越走调，越唱越病态，越唱越不可理喻。老调子已经唱完，新调子又唱不好。笔者前些日看到上海《新民晚报》上登了一篇意在讲文革中停课闹革命的文章，作者写道，“在我念中学时，正赶上文革，停课在家，家里仅有两本藏书《红日》与《林海雪原》，我就凭着这两本书，在邻居、同学中换书来看，《艳阳天》《牛虻》《悲惨世界》《青春之歌》......我前前后后看了上百本长篇小说，开拓了我的视野。” 看看，这又在为文革唱颂歌了。看来，以后，人们将不断地从丑化文革，控诉文革的文章里看到文革的美丽和魅力。彻底否定文革变成了彻底肯定文革，正是报应。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26319
丑化、贬低、损伤文革几乎成了所有触及到那个年代的话题的必然点题之笔。好好的一幅画，一支歌，一本书；一件文物，好好地一个人，一段历史；一个回忆，好好地一个地方，一个标志，一座建筑，非要加上一段“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那个不堪回首的年月”，“那个让人无法成为人的岁月”的文字，连优秀的文学家思想家都无法免俗。
余秋雨先生日前（2010年4月10日）在一篇回忆陈逸飞的文章中写道：“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大半在政治灾难中耗费了，但留下的不仅仅是愤怒和控诉。我们对于自己脚下的土地，有爱有恨，而爱远远超过了恨。或者说，因为有了那份恨，反而爱的更深。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爱是具体可感的，大多是用美来表达的。因此，陈逸飞总是以画笔来抒情。” 如果笔者没有理解错的话，余秋雨先生想说，正是因为陈逸飞有那份对那场政治灾难即文化大革命的恨，才对于脚下的土地，也即祖国爱的更深，才有他的那么多的传世作品。
事实究竟怎么样呢？不妨先来看看近日在上海电视台播出的一部有关纪念陈逸飞逝世五周年的专题片。片中的解说是这样的，“20世纪70年代，陈逸飞的艺术生涯起步于一个动荡不安、文化禁锢的疯狂年代。但他的油画创作，从一开始表现出一种近于执拗的、桀骜不驯的独立倾向。” 这段话应该得出的意思是，文革提倡要画工农兵形象，陈逸飞却一定要坚持画古代仕女才对。但事实不是如此，不仅不是如此，陈逸飞创作还非常合拍那个“动荡不安、文化禁锢的年代”所提倡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创作了《黄河颂》这样的经典传世、不可复制、“难以替代”（余秋雨语）的作品。这是为什么呢？
还是让这部专题电视片来回答，它写道，1946年生于浙江镇海的陈逸飞，“直到进了上海美专，那并不起眼的教室，就此蕴育了未来的一代大师”。未来的大师，终究还不是大师。什么时候陈逸飞踏出了大师的一步呢？电视片告诉我们，“2009年，在上海美术馆典藏部库房的墙角下，人们发现了一副四十年前陈逸飞的作品《开路先锋》。那是1971年，走出校门不久的陈逸飞与魏景山一起创作的。这是一幅工业题材的作品，但是他们却赋予了它一种史诗性的品质，这种品质也贯穿在陈逸飞整个艺术创作生涯之中。” 这段话回答了余秋雨先生的所谓文革“耗费了”陈逸飞这一代人的青春的说法，它告诉我们和余先生，陈逸飞得到的这种艺术品质，来自于文革，并一直影响着他整个艺术创作生涯。如果说陈逸飞对文革没有爱，那至少也没有控诉和愤怒。好像是为了证明笔者的这个结论，片中特地引用了几个人的话：
“上海市文广局艺术处副处长肖谷：《开路先锋》是陈逸飞一生当中一幅重要的主题绘画作品。”
“画家周长江：梅山钢铁厂40年前是九四二四工地，那个工地当时热火朝天。就在这个地方，陈逸飞和魏景山两位老师在这里取材创作了《开路先锋》。”
“画家魏景山：当时工地场面非常壮观，我们在深入过程当中就认识了周长江。我们就在与周长江接触的过程中觉得他的形象正好是我们要找的，而且本身他又是工人，非常理想，那么请他到我们这里来作为作品形象的雏形。”
“画家赵渭凉：那个时候中国也没有这么大的画，而且表现现实主义的包括工人题材的画，所以陈逸飞和魏景山做了一个很大的探索，这个画基本上是 1：1，很震撼。所以看了原作以后，我们当时这些人感觉到很了不起，而且在全国美展上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请余秋雨先生帮我们找一找在创作《开路先锋》时的陈逸飞魏景山的愤怒、控诉和恨在哪里，好吗？ 怎么我们看到的尽是陈逸飞魏景山对那个年代的爱、赞美和惊讶呢？还要怎么表达才是爱、赞美和惊讶呢？
但是由于彻底否定文革已经三十多年了，文革是魔鬼已经是官方的结论，大众也稀里糊涂的接受了。于是遇到陈逸飞这样的在文革中创作的传世经典，如何能自圆其说呢？或者说，怎样既真实的道出历史真实，又能符合官方的口味呢？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不顾前后表述的自相矛盾，将当时的艺术之争、学术之争，说成是政治之争，与“四人帮”的斗争之争。请看下面的解说：
“《开路先锋》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唯美”倾向，使他们在创作时有意识地规避“文革”时期“红光亮”的固有模式。巧妙地经营自己喜欢的色彩、人物个性以及情感表达。”“当年招来一些人的批判和非议。”“一个领导审查，觉得这样不行，太硬了”。陈逸飞后来创作了《红旗颂》，”《文汇报》曾经有这么一个组，对这幅画进行批判，认为宣扬了“战争恐怖论”，甚至写了内参”，“就这样，陈逸飞差一点就被扼杀了艺术生命，断送了艺术生涯。”
仅仅有一个领导觉得有改进之处，仅仅是一家报社的一个组有不同看法，就可以提到差一点被扼杀艺术生命，断送艺术生涯的吓人高度。陈逸飞有没有如此脆弱不说，为什么一幅艺术作品就不能被人批评一下？说“太硬了”，纯是艺术探讨，说“战争恐怖论”也是一孔之见，这难道是迫害吗？还好，“内参”送上去，“四人帮”和上海的领导没有发表看法，否则不知会有怎样铺天盖地的控诉。但“内参”没有反应，不正是说明文革的宽容和理智吗？不正说明“四人帮”哪里有迫害一个艺术工作者的事呢？有意的抹黑，故意的串编，反而证明了一个原不想证明的事实，这就是现在中国丑化文革中常常出现的悖论。
丑化文革，却不料说出了文革期间的文艺创作的繁荣和文革的魅力。《开路先锋》是陈逸飞深入工厂，塑造工人阶级的光辉形象的一个作品，它告诉人们，只有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去，文学艺术家们才能获得无穷尽的创作源泉和灵感，才能创作出一幅幅经典的传世之作。陈逸飞是好样的，他投入生活是自觉地，是有意识的。画家夏葆元在专题片中说，和陈逸飞一起下生活的其他人，一个半月后都往回走，回上海去了。但陈逸飞借口有事留下来了，又多呆了一个半月，回上海后，脸色黝黑的陈逸飞拿出了一叠来自火红生活的速写。写到这里，难道不该说，是文化大革命给了陈逸飞全新的创作理念，是文化大革命让陈逸飞从工人阶级的创造性的生活中汲取了创作的养料，这就是陈逸飞之所以成为一代大师的奥妙所在，魅力所在。
文化大革命给了艺术家们无穷尽的创作源泉，给他们带来了有别于以往的全新的创作理念，使他们创作了大批的经典传世之作，是他们一生艺术创作最为自豪的时期，这是否定文革论者最为头痛、最为尴尬、最不能接受、最不愿意面对而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他们多么希望陈逸飞去的不是梅山钢铁厂，创作的原型不是一个钢铁工人，而是什么在一个老画家的家里看到了一幅十九世纪的西方名画后找到了灵感，创作的原型是来自于一个旧上海的百乐门里的一个金大班的舞女的老公，那有多好啊！加上这一切发生在文革期间，而在陈逸飞创作的时候，又恰恰冲进来一批红卫兵造反派，带队的如果不是姚文元，最好也是朱永嘉之类的带点文化色彩的“四人帮”余党，那就更完美了。这样就可以创造一个惊天大案：被美国哈默收藏，并送给邓小平油画的陈逸飞，文革中受尽迫害。但一切的一切完全不是如此。从整个社会环境来说，否定文革论者可以通过捏造、编造、“创造”一个文革是大灾难的谎话，但具体到一个个人，他们就无能为力了。除非这个艺术家对毛主席深深仇视而又昧着良心，或者为了今天当局给予的名不副实的荣誉和地位，或为了博得廉价的掌声和回音，或为了讨好历史的冤鬼和相好，才会提供当年受尽迫害又创作出了具有当时鲜明时代特征和色彩的作品的过程来。当这个过程铺展开来时，漏洞百出，矛盾满地时怎么办？那就只有依靠对文革一无所知的年轻一代的记者编辑导演学者来尽情的施展各自的无知和弱智了，如果看的人也是弱智和无知，也是一个文革迫害妄想症者，那效果就达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文革中的迫害的悲惨场面，几乎都是这样创作出来的，
但陈逸飞似乎拒绝这样的创作，笔者几乎没有看到过陈逸飞对文革中如何受到迫害有过创造性的想象和发挥。他的愤怒、控诉和恨，真希望余秋雨先生能披露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当然，陈逸飞也不会大谈自己如何在文革中如何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与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保护自己总是第一位的。和时代大潮去碰撞，不是艺术家的特长，也不是个个都做得到的，更没有必要。况且搞政治出身的邓小平都会假喊“永不翻案”。陈逸飞没有理由去撞枪口。他是真正做到真话可以不说，假话一定不说的人。他只要用自己的经历，自己在文革中的作品来讲话就足够为他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唱上一曲赞歌了。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在中华大地进行着的时候，陈逸飞大学毕业后，没有上山下乡，或进工厂，而是进了上海油画雕塑工作室，也就是上海画院的前身，当了一名职业画家。之前，陈逸飞1965年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文革初期，他在街头画了大量的文革宣传品------（这是不是可以回答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斯文扫地”的说法？）
六十年代末，陈逸飞和一批年轻的上海画家在《解放日报》社，创作了革命样板戏黑白水粉画，其中有陈逸飞的《洪常青就义》，同行称洪常青亮相动作，处理得特别妙------（这是不是可以回答文革中样板戏稍作修改，便遭批斗的说法？）
1971年，陈逸飞和魏景山创作了油画《开路先锋》，在全国美术展览中获高度评价。同年，陈逸飞又创作了反映解放战争题材的油画《红旗颂》------（这是不是可以回答文革中文艺一片萧条，文艺工作者不敢创作的说法？）
1972年，25岁的陈逸飞成为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油画组负责人。他和其他六位画家一起创作油画《黄河》，其中陈逸飞创作了第二乐章《黄河颂》。画中，一位年轻的红军战士，站在黄土高原，迎着初升的太阳，充满着对胜利的信心。2007年，此画被佳德公司以4032万元拍卖，创了中国油画的成交记录------（这是不是可以回答文革中的文艺作品没有艺术可言，“高大全的作品”不受欢迎的说法？）
1976年，陈逸飞与魏景山合作创作了油画《占领总统府》，有舆论说，此油画代表了中国目前油画的最高水平------（这是不是可以回答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命的说法？）
丑化文革，控诉文革已经三十多年了，已经丑化控诉过的人，大部分已经作古，但这出戏还要唱下去，那就只能越唱越走调，越唱越病态，越唱越不可理喻。老调子已经唱完，新调子又唱不好。笔者前些日看到上海《新民晚报》上登了一篇意在讲文革中停课闹革命的文章，作者写道，“在我念中学时，正赶上文革，停课在家，家里仅有两本藏书《红日》与《林海雪原》，我就凭着这两本书，在邻居、同学中换书来看，《艳阳天》《牛虻》《悲惨世界》《青春之歌》......我前前后后看了上百本长篇小说，开拓了我的视野。” 看看，这又在为文革唱颂歌了。看来，以后，人们将不断地从丑化文革，控诉文革的文章里看到文革的美丽和魅力。彻底否定文革变成了彻底肯定文革，正是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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