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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记者_张小摩 实习生_万丹妮 摄影_于东东
三个月没摸过球杆了，难得清明小假，“驴屎蛋”痛痛快快地打了两场高尔夫。“离开垃圾话题的日子真美好！”
他的形象几乎可以归于“嘻哈族”。已经48岁，但他喜欢穿大红大黄、富有视觉冲击力的服饰，喜欢染发，喜欢高尔夫，喜欢开“林肯领航者”越野车。
大家都叫他“驴屎蛋”。到底何许人也？一个概括的说法是“官民携手合作的使者”。今年2月22日，作为反对垃圾焚烧的唯一市民代表，他获邀与北京市政市容委组织的垃圾考察团，一同赴日本、澳门考察。此后，他迅速成为京城 “焦点人物”，在京城媒体的出镜率远高于不少一线明星。
他的职业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但现在业务已“全部瘫痪”。“驴屎蛋”，这个带有自嘲精神的名字，让他的真名黄小山也被忘却了。
“胆小”的排头兵
许多人觉得驴屎蛋“叛变”了。
3月21日，北京奥北地区的居民代表驴屎蛋，召集周边12个小区居民代表、政府官员、垃圾问题专家等30余人，召开了一次“垃圾分类筹备会”。会议连续开了近4个小时，中间充满了火药味。
在日本考察之行的启发下，驴屎蛋想在几个小区启动一场全面的垃圾分类。他倡议成立技术组、政策研究组、财务组等五个小组，所有参与的小区都实施统一的垃圾分类。他逻辑清晰，说话富有激情。
但他话音未落，就被一位居民代表打断：“成立很多小组让人感到很官僚，集体统一垃圾分类不如自己小区自己弄”；而另一位居民代表则反对自己出资，认为这事应该政府来牵头操作。
质疑声音不断加大，终于一位居民代表将矛头直指驴屎蛋：你有点“越俎代庖”了！
事情正在起变化。曾经得到居民拥护的驴屎蛋，现在被质疑替政府说话。虽然驴屎蛋当天说服了其他居民代表，加入这个垃圾分类计划。但他也意识到，自己面临更大的信任危机。
“现在骂我的人越来越多了。”此前，驴屎蛋被公认为北京最强硬的反垃圾焚烧派代表之一。
5年前，他搬到北京纳帕溪谷别墅区安家，这里空气温润，碧草蓝天，是公认的上风上水宝地。闲的时候，他喜欢在草地上打打高尔夫，日子过得很惬意。
但附近将建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的消息，打破了他的田园生活。2009年7月底，出于对垃圾焚烧危害性的恐惧，当地居民开始反对建这个焚烧厂，身为律师的黄小山也加入反建阵营。网络成为他们联络的阵地，按“律师”的谐音，他给自己取了个新网名“驴屎蛋”。
“那时候真是呼天天不应，大家就说闹吧，不闹没人搭理你。”他说。据《新京报》报道，2009年9月4日，几十位奥北业主统一着装，头系绿丝带，身穿“环保衣”，聚到北京农展馆门口。
“没有人说话，就默默无声地表达抗议。”驴屎蛋自称胆儿小，不过，他还是站在队伍的最前面。“懂法律的人永远胆儿最小，我特别知道每件事情的法律后果是什么。”与警方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后，一名警察指着染发的他大喊，“就是那个黄毛”。
17名参与维权的业主被讯问至深夜。之后，驴屎蛋收到了“行政拘留5天”的通知。他的名气却因此大增。哪天闻到臭味重了，哪天有垃圾问题要咨询了，居民都会打电话给他，他得到一个外号：阿苏卫110。
反对派当上使者
驴屎蛋决定放弃以极端方式与政府“死磕”，他将收到的“行政拘留书”裱贴了一番，挂在自家墙上。
之后，他和阿苏卫地区的众多业主组成志愿者团队，力图以理性的方式对话。不久，一份多达40多页、具有专业水准的垃圾处理建议方案，交给了市政市容委，名为《中国城市环境的生死抉择――垃圾焚烧政策与公众意愿》。这是众多业主几个月熬夜写成的成果。
这过程中的关键对话人物是王维平。王是北京市政市容委副总工程师，由于他主张采用焚烧，被当地居民送了个外号“王焚烧”，甚至“王自焚”。
驴屎蛋第一次遇到王维平，是在电视节目《一虎一席谈》的录制现场。他烟瘾很大，就在门口抽烟的功夫，一位中年男子也凑了过来抽烟。
他试探着问，您是王维平老师吗？
对方反问，你哪位？
他回答，我是阿苏卫周边一居民。
接下来的发展可以用峰回路转来形容。两人竟然聊得特别投机，半小时后节目要录制了，俩人才止住话头。
“我觉得王维平没有想象的那么脸谱化，他不是一个坏人。他跟我接触后也觉得，阿苏卫居民不是那么不讲道理。”
没几天，驴屎蛋就接到了王的电话，当晚，两人一起晚餐。这之后的一段时间，几乎每天五点下班后，王维平都邀请驴屎蛋到自己的办公室聊天。面对着墙上的北京地图，两人经常为如何解决垃圾问题，要不要建垃圾焚烧厂，争得脸红脖子粗。
而提到“王焚烧”之类的外号，王维平还有些委屈：“我很理解大家对环境问题的担忧，但我为了环保也付出了毕生精力嘛！”
驴屎蛋也多次邀请王维平来小区。当发现小区一位60岁的老太太满嘴都是垃圾处理的术语，不少居民在研究日文、法文、英文的垃圾处理专著时，王维平大为惊讶。他对驴屎蛋说，你们垃圾的研究之深，资料之广，完全出乎我意料。
驴屎蛋承认，自己起初反对阿苏卫建垃圾焚烧厂，更多是出于一种“自卫”的心理。“我们那儿别墅少则三五百万，动则一两千万的。你那儿建一垃圾场，起码财产会贬值。”但后来，他发现自己与王维平在观点上相互影响。“通过他，我们了解了一些政府的想法，反过来我们反烧的观点对他也有影响。这促成了我们的换位思考。”
现在，王维平跟国内很多反焚烧的民间代表都有联系，除了北京的驴屎蛋，还有广州市番禺的阿加西等人。
信任感一点点在累积。
今年春节前，一个电话让正在埃及度假的驴屎蛋，兴奋得“差点从金字塔顶掉了下来”。电话是王维平打来的：“我们有个去日本的垃圾考察团，你跟着一块儿去吧。”
这个考察团由市政管委官员、垃圾处理专家、媒体记者和市民代表驴屎蛋组成。临行前，驴屎蛋发了篇帖子，“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
考察团是王维平一手促成的。而之所以邀请驴屎蛋，一方面是两人建立了初步的信任，二是看到了驴屎蛋在当地居民中的号召力。
“前一段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对抗和指责，解决不了问题，沟通才是有益的。”王维平对南都周刊记者说。
对驴屎蛋的日本之行，居民反应不一。高安屯地区的著名维权代表赵蕾说，她最关注的是考察团归国后的实施效率。“至少政府打算做什么，需要百姓做什么，都可在短期给出公示。”
在驴屎蛋去日本的那几天，赵蕾每天都看报纸报道，看驴屎蛋更新的博客。她有三个担心：一是怕政府只是选了一个作秀的人，二是怕驴屎蛋被招安了，三是怕他水平有限，去了一趟没看明白。
对于“招安”说，驴屎蛋回应称，他此前是挑头反对焚烧的，如果要作秀不会找他这样一个人，“收买谁也不会收买我。”
但从日本考察回来后，驴屎蛋确实变了。他认为，无论是填埋、焚烧、高温汽化、厌氧发酵、RDF技术等等处理方式，都不是最重要的，“良好的垃圾分类和前、中端处理才是最重要的。”
他开始重新理解垃圾围城。“说实话，过去是一种愤怒，现在我已经很理智了。我觉得这也是公民的义务。生活垃圾都是自己产出来的，你现在‘反’，你是不是也每天扔垃圾？你不能就指手画脚，说政府你就该这样就该那样。”
“我现在喊出来垃圾分类。垃圾不分类，坚决不焚烧。”这一点让他感到自豪。他甚至期待，这次考察带来的变化会成为北京垃圾处理里程碑式的标志，会改写北京垃圾处理的历史。
正因为这种关注焦点的转变，也使得他被指责为“越俎代庖”。现在，他对自己的角色也多了一份冷静。“人家没有义务听我的，我又不是选出来的人大代表。我没把自己当做一个组织的领袖，我就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不只有一个驴屎蛋
“我们把当官的得罪够了，他们不可能听我们说了。”比起驴屎蛋，高安屯维权代表赵蕾对自己的处境有些悲哀。尽管充满争议，但她对驴屎蛋的评价是正面的，“作为代表，他非常负责”。
表面看来，事情正朝着驴屎蛋希望的方向发展。4月12日，驴屎蛋一直倡议的厨余垃圾分类收集、分类处理正式在北京启动。今年内，北京市600多个居民小区、30%的党政机关都将采用这种处理方式。
这本来是好事，但阿苏卫的居民也更担心了：垃圾分类开始了，是不是意味着焚烧提上日程了？
“我现在一点都不乐观，因为到现在看不到任何松口的迹象。”他知道现在已经不是研究“烧不烧”的问题，而是研究“改不改”的问题。
最后的结果会怎样？他打了个比方，我们就像和他们踢一场足球赛，输是肯定的，关键是输几个球的问题。也许还有最坏的结果：驴屎蛋他们一个球也进不了。
还有人担心，如果以“驴屎蛋”参与了考察为由，生米煮成熟饭后再例行公事公布信息，岂不成了“卸磨杀驴”？
别说，他还真感慨自己的命运。在一篇博客中，他写了一篇“梦想中的悼词”。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刚入伍的小兵，扛着旗闷头向前冲，想定神喘息一下的时候，竟发现自己站在阵地的最前沿。
一直关注北京垃圾问题的环保作家冯永锋，对驴屎蛋的努力非常赞赏。他觉得，像驴屎蛋这样的都市富翁，是一群能量超强的人，他们早就超越了维权的概念。“他们能拉动专家、政府积极考虑这个问题。”
在冯永锋看来，中国环保问题的出路在于公众。之前维权的居民大部分是“苦闷型”或者“仇恨型”。但驴屎蛋等人的出现，超越了维权的基本层次，开始向区域公益、社会公益的更高层次转变。
赵蕾则说，希望不只有一个黄小山。(本文来源：南都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