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权谋与理想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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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http://www.chinagonet.com/main/view_post.php?pid=2307681

文革的权谋与理想 [语迟] 于:2006-02-21 12:11:31

　　庐山会议中毛泽东因为保彭（见拙作《庐山会议·彭德怀逼宫》），与其他大多数发生了尖锐对抗，这次争吵是很伤感情的。1959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全会也是吵架，但这次吵架与遵义会议不同，那一次一群年轻人的争吵的结果是团结，确定了党的领袖，而8月中央全会其混乱的局面最终导致党内积蓄多年的矛盾爆发，遵义会议以来党的团结与融洽走到尽头，党分裂了。与此同时，领袖的权威也受到空前打击。从此开始，党的团结名存实亡，在党内逐渐形成了两个对立集团——毛派与刘（邓）派。后者由新兴的菁英群体构成，是多数派，而前者少数派则是大众哲学的捍卫者，是真正的平等主义者，依然心系着革命者的初衷。党内这整个少数派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只有毛泽东一个人。

　　1935年（遵义会议）-1957年的中共另人神往，它的胸怀象大海一样宽广，它志向远大，目光深邃，它开明民主，朴实无华。这样的一个中共创造了一系列的神话。到1957年，这个似乎是由圣人与圣徒所构成的集体，它的功劳簿上已经是一片璀璨，耀眼得另人眩晕。

　　就象一个成功了伟业的英雄那样，英雄骄傲了，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中的名句

　　谦虚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
　　
　　如此佳句似乎已经透露出不祥的味道。
　　1958年，中共开始集体发热。


　　大跃进的成因必然成为历史上的一个谜。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大跃进就搞起来了，这个事情我看不会有定论的。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头脑发热的决不只是一两个人，是全党，甚至是全国。那么毛泽东在其中究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一起发热，或者是更给这个发热升温，还是试图控制但无能为力，这其实是说不清楚的。总之，从表面现象来看，毛并没有反对，“我不能给人民群众泼冷水”。（不能泼冷水，这个“不能”究竟是“没办法”还是“不愿意”？毛说话总是弦外有音，就象他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女权主义同意，“男尊女卑”的人也同意——妇女只能顶半边天。）

　　其实客观的来看，1958年开始，中共中央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无非就是“物极必反”的客观规律在起作用。阳极生阴，阴极生阳，到了顶点，事物总是会向它的反面转化。遵义会议以来一贯正确料事如神的中共中央终于要犯错误了。党和久必分，由团结走向分裂，而毛泽东则是“高者必堕”，威望信任达到顶峰，也要下降了。

这个贴还是挖坑写，以上是第一部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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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中王 [语迟] 于:2006-02-25 13:24:44

　　第一次访问苏联的经历是暗淡灰色的，在延安的窑洞里就瞧不起斯大林的毛泽东，这时却不得不请求苏联的援助，这个援助有两方面，精神与物质两方面，中共此时急需苏联的认可。但是当时全世界还都不怎么了解中共的分量。

　　斯大林三心二意地接待了毛，给予的援助如同施舍。这刺伤了毛的民族自尊。（毛的民族感极强，他始终认为中国人是人类这个野鸡群落中唯一的一只鹤，鹤很孤独。我对此深表赞同。几乎每个民族都有沙文主义者，世界上那么多沙文主义，总有一种是正确的。）7年以后，历史给予了毛补偿，1957年11月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这时世界共产主义阵营已经视毛为教父，毛在莫斯科受到了沙皇般的礼遇。

　　网上有沈志华的一个讲座（视频），谈中苏分裂的。沈志华这个人因为政治问题坐过牢，出来又做生意，吃了不少苦，现在是史学界的另类。这个人还是有真才实学的，虽然他比较反毛。沈志华认为57年底的访苏经历使毛志得意满，目空一切，但是此时中国的实际力量尤其是经济实力却与毛及中共在世界上的地位极不相称，这让毛倍感遗憾。

　　因此回国后毛才开始反“反冒进”，开始搞大跃进。沈志华的这个逻辑也说得通。毛这时已经在考虑死的问题了，他已经64岁了，死亡已经不再遥远，但是还是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做。解放以后，毛的这种急切心理可能是一直存在着的，譬如公私合营运动，还有农村的合作社，社会主义改造等等事情，客观地说，做得的确有些急，火候没到就匆忙实施了。总之，毛的思维中有很深的民族主义烙印，他认为中国应该是世界第一的国家，各方面都是世界第一，这才是中央帝国，中国应该是这样。但是当时的中国并不是，而且还差得很远。

　　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使毛总有些不耐烦。他明知道客观规律的体现需要时间，但是他更认同佛陀的观点，“境随心转”，毛自信可以改变世界，他要与天（客观规律）斗，一比高低。所以解放以后，毛泽东从未放弃在他有生之年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努力。大跃进（物质方面）是这个目的，文革（精神方面）也有这个目的。
　　以马克思式的唯物主义来看，毛泽东更象是唯心主义者。他藐视物质，而相信并似乎过多地依靠精神。他相信仅仅依靠精神就能创造一切。事实上毛做到了。毛去世的时候，世界普遍对中国充满敬畏，从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白人第一次感觉到还有比他们更高贵的民族，这个民族瞧不起外国人，中国使他们自卑。只是这种情况非常短暂。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到中国一看，敬畏就没有了，而且觉得以前那种敬畏感有些莫名其妙。

　　精神的力量虽然难以量化和捉摸，却真实存在。譬如不少被医生下了死亡判决书的病人“奇迹般”的存活，这就是精神的力量在起作用。马恩列斯之流都没有象毛泽东那样近距离地接触过战争，而可以说正是30年的战争经历赋予了毛泽东浓郁的唯心气质。也许只有军队和战争才痴迷地依靠精神力量，一支缺乏精神的部队不过是乌合之众。

　　如果真的是毛发起的大跃进（见上一节），那么大跃进就是彻底的唯心主义。马克思式的唯物主义者不相信1959年中国会生产出1070万吨钢，而唯心主义则会认为只有想不到而没有办不到的事情。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唯心主义决不意味着愚蠢。中共在很多时候都是唯心唯意志论的，可以说中共就是靠这个成功的，譬如朝鲜战争，中国的部队是依靠精神打败了美国人。那么大跃进无非就是唯心主义失败了一次。

　　与3000年以来所有的政治领袖与哲学家都不同，毛既是政治领袖，又是哲学家。毛这样的哲学家历史上只有不多的几个，佛陀，还有孔子等，其他譬如黑格尔马克思之流还不至于有这个高度。

　　1954年毛泽东对芬兰大使说：“即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来说，算不了什么。”这是庄子才会说的话。有人怀疑毛玩世不恭，这是很有道理的，认为解放以后他就开始玩，后来彻底没有对手了，毛就跟天斗着玩，看谁厉害。什么中国世界的，对毛来说根本不值一提。其实到了毛这样的境界，怎么看他都好象是。说毛慈悲为怀，悲天悯人，好象是；说毛玩世不恭，说毛泽东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也好象是。因此后世对毛才有这么大的争议。我认为哪一派都有道理。

　　譬如说毛有私心，我同意。公与私在某一个境界中是统一的，大公即大私，大私也是大公。顾城说毛是“无我无不我”的人，很对，什么都是他的，中国是毛泽东的，人民是毛泽东的，甚至世界宇宙都是毛泽东的，这是毛泽东的私心。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处理边界问题，毛泽东给的原则是“大国强国从严，小国从宽”，与强国大国谈边界问题必须寸土不让，一定要强硬，而对小国家则可以稀里糊涂，让点就让点，小兄弟照顾照顾。这个事情很能反映毛泽东的私心，他把中国当成是他自己的。同样，毛就象父亲那样对待他的人民。

　　说毛有私心的人也许主要指的是毛的权欲。这就不对了，我不同意，这只是表面现象。譬如文革倒刘，虽然的确有毛的权谋在里面，但是他的这个权谋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要保自己。而是在毛看来，刘集团要把他的国家和他的人民带到邪路上去，这使毛不能容忍。说毛恋栈贪权也罢，搞个人崇拜也罢，那其实只是毛想让人民跟着他走，他自信能带领人民找到真正的幸福，而别人都不行。没有领袖的位置，毛做不了他想做的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民走向歧途。

　　至于辞职引退这个事情，很多人一再谴责毛，谴责中共，认为毛应该学华盛顿早早下来。这些人可以说都没有阅历，不懂政治。连老江退的时候我一个小老百姓都觉得还是不退的好，老江在位十几年，最起码中国没有乱，老江一退，中国如果乱了，老百姓就要倒霉了。这种情绪由下而上，积聚在高层的时候，会产生相当大的阻力。譬如老邓要退的时候，军队就不同意，其他党内的就不说了。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当时毛即便就是想退，他也得能退得了呀。毛去世以后，有次华国锋和许世友同时住在钓鱼台，身边的人劝许去见见上级，问候一下，这是下属的礼节。许说什么，“他算老几？”如果譬如毛在56年或者57年退下来，谁能接替毛？刘？军队会听他的么？毛只要活着，就没人可以接替毛，换上任何一个人都坐不稳。周也不行。周虽然有不亚于毛的人望，但是依然指挥不了军队，军队不会服周。这种情况下让毛怎么退？不可能的事情还说什么呢。拿华盛顿来比是很不客观的，美国的情况和中国不一样，再说乔治·华盛顿当时可能也就是中国一个县级市市长的规模，怎么可以把他拎出来跟中国人比？

　　所以中共的分裂（见上一节及拙作《庐山会议·彭德怀逼宫》）隐含着巨大的危机，庐山会议以后刘集团渐渐掌握实权，毛被架空，这个局面发展下去是很可怕的。一直这样持续下去，如果毛死在刘前面，刘当政，这个国家可能就彻底乱了，军队很可能要造反。毛手下没有几个省油的灯，随便拉出一个都是可以为霸一方的诸侯，更还有林邓这样的大帝级人物，可想而知，这些巨头都健在的情况下，如果一旦没有了毛，中国将乱成什么样。

　　中国历史上革命成功以后皇帝每每大杀功臣就是这个原因，皇帝也有苦衷，这种杀人甚至可以说是慈悲的菩萨心肠，是心念亿兆苍生的行为。

　　乱世造英雄，乱世英雄特别多，因为乱世极其复杂混乱的环境给予了人充分的锻炼，百炼成钢了。同样的天赋，和平时期的人就没有乱世人本事高，因为锻炼不够。

　　但是给文革下结论说就是毛在迫害功臣是不全面的，甚至可以说完全不是这样，文革极其复杂，本质上文革是一场纯粹的哲学运动，兼或有三种以上的其他目的。我开始后悔开这个贴，平白地找个鱼头来拆。这一节写的没什么逻辑，从下节开始还是尽量有些条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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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偶像的破碎 [语迟] 于:2006-03-03 00:26:55

　　遵义会议以来毛第一次感到无能为力,局面变得无法控制，毛有可能心里没底了。从57年底回国一直到62年七千人大会下“罪己诏”，特别是59年8月的庐山会议,这段时期毛似乎变得有些优柔寡断。睿智洞达、深沉冷静、胸有成竹，等等这些人们十分熟悉的领袖形象似乎发生了改变，毛象变了个人，他变得多疑而敏感，有时甚至控制不了情绪。这让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失望。

　　57年以前全党对毛的崇拜与信任可以说恰恰是一种迷信。这种信任完全建立在事功上，建立在表面现象上，毛总是正确，成功了那么多事，了不起，是这样而产生的一种盲目的信任，而不是建立在完全理性基础上的，对毛的人格与素质有深刻的了解以后而产生的信任。就仿佛现在的社会崇拜富翁那样,仅仅因为他有钱.就仿佛爱上一个美人，仅仅因为她美艳动人。这种崇拜与爱慕并不牢固，经受不了冲击。早期党对毛的信任就是这样。世俗对偶像的要求总是极其挑剔苛刻，任何一点轻微的瑕疵都可以导致偶像的破碎。所以大跃进及庐山会议等混乱轻而易举地击碎了人们对毛的信任，高层有些人甚至觉得毛泽东不过如此。

　　党对毛泽东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反复的过程,27年-35年是一个阶段,35年-58年,58年-66年,66年-71年,71年-76年,76年-89年,89年至今,可以大致分为这么几个阶段．对毛的尊崇与信任的指数点在这些不同阶段内画出的是一条上下起伏的曲线,这条曲线中的最低点就在57年-66年这个区间.而等到后来党内一些人因为年龄职位的变化，阅历的增加，开始真正理解并怀念毛的时候，这时候毛已经死了．

　　庐山会议以后，毛实质上的孤独开始表面化．毛从里到外都在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孤家寡人．党几乎抛弃了毛．时光象是在倒流，遵义会议之前28B当权毛被冷落,毛靠边站,毛又一次遇到了这种局面.不过毛此时手里尚有两张牌，一张是军队和林彪，另一张是人民．

　　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下“罪己诏”，由大跃进而出现的混乱终于结束了。这是毛从遵义会议以来最为狼狈的一段时光。大跃进究竟怎么回事，我看也许只有毛刘周邓林等不超过10个人了解。而这10个人当中又有人因为傲慢与偏见，并不能客观公正地看问题。

　　七千人大会开得很民主，许多基层党员要求说话，批评中央压制党内民主，官僚主义严重，会议于是被迫改变了进程。以毛为首，中央各大员不得不检讨，作自我批评。而此时，林彪的声音在与会者的一片讨伐声中显得十分另类。

　　林彪说，
　　“过去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错误。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这段意味深长的话似乎直指大跃进。

　　毛泽东“看过此文大为高兴”。

　　林彪无疑是一代人杰．党内在认识水平上可以与毛相比的人只有林彪，邓当时还不行（邓在文革中认识水平有相当大的提高，这个后面再说）．但是林彪有其致命的弱点，也是最终不敌毛与邓的弱点，这就是林的阴毒，林不是光明正大的人，他本质阴毒，心机深不可测，尽管他一直掩饰的很好．譬如毛和邓对待对手都是不为已甚，对手不成为对手也就完了，而林不同，林对待对手则是必欲至之于死地．文革很多人被整死其中有多少是林所为呢？也许没有确切的史料提供佐证，但是林的影子似乎在其中若隐若现．说得中国味浓一些，林彪就是杀星下界，他到这个人间就是来杀人的，到后来林居然连毛都敢杀，不从正义道德的角度来看，林的胆量心机确实使人敬畏．我非常佩服他．

　　林与毛的关系有些象颜回与孔子，孔子一生只有颜回这么一个照心的学生，只有颜回得了他的真传，可惜短命死矣．林彪摔死，毛也极为伤心，毛的这个感情很复杂，毛万万没有料到林居然要杀他，林企图篡权毛是知道的，而毛无法相信林彪狠毒至此，要杀老师．林彪外逃四个多小时，周汇报时，毛泽东还半信半疑，过了一会毛说："高，高超！我被他骗了，骗了二十二年。..."毛又指著周和江青骂道："你们一个总理，一个我老婆，都把副主席抬得天一样高，我也受你们的骗了。"周在林彪事件中放声大哭可能就在毛说完这个话之后．林彪出事，毛泽东一度精神恍惚，摔东西骂人，他指责周的内些话不过是内心极度痛苦无从发泄的一种表现．

　　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毛可以说一辈子都没有失算过，大跃进都不是，大跃进有些天命难为的味道，除了林彪这件事．这是毛一生唯一的一次失算．从一开始毛就看错了林彪,这个误判后来彻底改变了文革的进程，使毛的晚年极其灰暗．

　　没有林彪这个人文革搞不起来，林是文革的关键人物，林死后毛真正落单了，强撑而已．看他用的那些人．正是与林的同心同德才让毛下决心发动了文革．

　　这个贴扎的架子有些大了，似乎要写文革史，这不行，下个贴开始要改．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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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哲学问题 [语迟] 于:2006-03-15 06:14:55

　　1959年-1966年的党轻率地抛弃了毛，而此时的党却并不知道该怎么办。经历了大跃进的疯狂与混乱之后，中国向何处去？这个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而产生的，已经有些古老的问题依然存在。历尽了战争的杀戮，历尽了动荡与苦难，共产党终于为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此时的党真的知道吗？
　　孤独的毛泽东不无嘲讽地看着他的那群浑浑噩噩的战友们，“冷眼向洋望世界”，他从心底里感到悲凉。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平等，可是这些昔日的平等主义者们正在不可避免地堕落为新贵族式的特权阶级。

　　在这个时期毛有一次说，“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毛还说，“过分地讲究吃穿用，和小汽车，是高级干部生病的主要原因。”毛在他的战友身上看到了他革命的对象的影子。装腔作势、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置民间疾苦于不顾，等等。毛泽东肯定觉得非常讽刺，难道付出了上亿生命为代价的中国革命，就是为了造就这样一群新的革命的对象吗？

　　无事可做的毛在思考哲学问题。

　　哲学在意的是永恒，而世俗总是为一些昙花一现的事情沉迷。譬如说一个在遗传学方面有独特建树的生物学博士实际上什么都不是，很多人不能接受这个观点。可是对于永恒来说，这个博士的确什么都不是。

　　一个老红军，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枪林弹雨中几次与死亡擦肩而过，难道有这个资本了就可以高高在上，自以为是地为所欲为吗？一个作家科学家医生，读了几本书，又写了几本书，发现了几个定理，搞了些发明，手术技术娴熟，救了不少人命，难道就意味着成为了高等人类么？

　　辨证法就是这样，当你觉得自己很不平凡，学识渊博，才能出众，谁都不如你的时候，你恰恰很平凡。而当你觉得自己很平凡，没什么，毫不出众，与大众没什么不一样，这时反而你就不平凡了。

　　在毛泽东这样的哲学家看来，一个科学家炫耀他的发现和发明，一个党的干部炫耀他的资历与贡献，一个演员或者作家画家炫耀他的艺术才能，并以此为资本而觉得自己高高在上，比农民或者工人高贵，比其他人高贵，这与一个庸俗的贵妇人炫耀她的珠宝和裘皮大衣一样浅薄。

　　更还有一些连什么都不是都不是的欺世盗名的人混迹在“高等人类”之中，虽然似乎也读了些书，可是一辈子只学成了只鹦鹉，毫无真才实学，只会说些别人的话，还有相当多的这样的人也自以为高高在上，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贡献，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人民劳动，粮食、房屋、汽车，这样的人甚至还对他的衣食父母指指点点，满脸鄙夷。

　　中国难道要让这些人来管理么？他们会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德行智慧如佛，到最后还说“四十九年未说一字”。佛陀还说自己什么都没做，做的事情不值一提，你们又凭什么觉得自己了不起呢？
　　
　　抛弃了毛泽东的党此时象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被客观规律操纵着象一个傀儡。毛说，“有几个人才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呢？”他从苏联党的现状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在苏联，共产主义已经堕落为“土豆烧牛肉”。马克思说“物质极大丰富”只是共产主义的副产品，而苏联党却把这个“物质极大丰富”当成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改造人类精神是共产主义的宏图大志，而苏联党此时却庸俗地要和美国去比富。

　　穿上泳裤（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游泳（共产主义），赫鲁晓夫游泳的目的却是为了穿上泳裤。毛可以轻蔑地嘲笑苏联党，但是当中国党也在为了穿上泳裤而奋力游泳的时候，毛怎么也笑不起来了。

　　从哲学素养来说，除了邓以外，当时的刘少奇及其集团可以说是昏聩的，也许邓当时和他们也是一类。他们胸无大志而目光短浅。这个集团的大部分人只是精于战术而缺乏战略素质。于是他们不可避免地赫鲁晓夫化了，就象一个辛苦奋斗了几十年的小业主那样开始满足已有的地位，开始享受迷恋现有的生活，并孜孜以求企图更加丰富这种享受。

　　刘集团可以说从来没有倒毛的心却在1959年-1966年时不停地做着倒毛的事情，架空毛，从毛手中一点一点地夺取权力。他们的昏聩和愚蠢就表现在这里，他们对党的分裂无动于衷，任由其发展，他们在无意识地加速扩大这个分裂而看不到必然由此带来的严重危机。这个危机严重到将引发内战，因为毛泽东是不可能打倒的，毛的身后站着军队和人民。一旦倒毛成为事实，军队第一个就会反抗。（见《第1节：王中王》后半部分）

　　到了1966年，形势已经严峻到必须要做些什么了。毛泽东开始了反击。

　　刘在文革刚开始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候，曾经试图重演庐山会议的故技（见拙作《庐山会议·彭德怀逼宫》），刘企图再一次召开中央全会来阻止毛，可是这一次刘再搞朋党却没用了，斗争完全扩展到了党外，党已经几乎被摧毁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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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绝圣弃智 [语迟] 于:2006-04-01 12:32:20

　　从1959年8月庐山会议党分裂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必然将有一场更大的动乱。毛和他的战友们分道扬镳了，矛盾在逐渐积蓄，进而演化成为危机——必须解决的矛盾。刘（邓）集团与毛摊牌的时刻在渐渐逼近，可是这个稀里糊涂的集团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两手空空，根本不堪一击。而他们的敌人，人民领袖毛泽东手里却牢牢掌握着军队。

　　本来我们应该会看到历史的重复，就象中国历史上与苏联肃反时期出现的那样，毛动用了军队或者是秘密警察，发动暴力政变，摧毁刘（邓）集团，清洗党内异己分子。事情似乎应该是这样。可是发生的事情却大大出乎符合逻辑的预料，毛泽东居然摧毁了整个上流社会！如果把一般性的政变比喻为常规爆炸，那么文革无疑就是一次核爆。这样规模的政变譬如朱元璋之流是绝没有能力发动的，多少年以后的今天，理解真相的人们依然会被毛泽东的巨大能量所震撼，目瞪口呆。他怎么想得到，而且居然做到了。

　　1966年，毛泽东在故乡的滴水洞闭关隐居了13天，13天中毛泽东只走出洞口一次，不到300米远。毫无疑问，这位战神正在策划一场史无前例的宏伟战争，而这一次却没有战友帮他参谋。

　　中国本土哲学源于自然天象。我在《汉文化扫盲·中庸》中说过这个事。《易》云——孔子在《易·系辞传》中写道：

　　......
　　鼓之以雷霆（雷霆虽然震撼激荡，万物在打击之下才被鼓舞奋发）
　　润之以风雨（刮风下雨虽然不舒服，万物却得以滋润）
　　日月运行
　　一寒一暑
　　......

　　这么简单的四句话可以说就是中国本土哲学的基础，就是全部的辩证法。寒冬过后的第一个温暖的天气，并不意味着春天已经到了。中国民谚说“二八月乱穿衣”，寒暑交替的时节，必然会有一番拉锯冲突，忽冷忽热。

　　那么1949年-1966年，这时的新中国恰恰仿佛寒冬刚刚过去的温暖天气，以此时新中国的稳定和强大，就可以断定和平富强的春天已经来了么？1966年，毛泽东很清楚，寒冬（指战乱年代、饥荒年代）虽然已经过去，春天的到来却还尚须时日。也就是说，此时的新中国不过是大病初愈的人，还谈不上健康。

　　直觉就足以使毛泽东相信，国家这样下去绝对不行，国家的根基还不稳定，在真正的和平富强时代到来之前，必然还会不止一次地再出现大规模混乱。

　　滴水洞里的毛泽东想了很多，共产党大内讧就在眼前，无论愿意不愿意，大乱都会来的，这个没有疑问。那么与其乱起来被动应付，不如主动制造混乱而把握它，毛在任何事情上都要求主动权，从来不愿意被牵着鼻子走，这次当然不会例外。但是怎样乱，规模多大，乱到什么程度，怎样收场，这些还需要细细思量。

　　
　　《老子》云，“绝圣弃智,民利百倍”。近代以来，西方的菁英哲学横扫世界，尤其对中国传统的平民哲学打击巨大。中国传统哲学要求所有的人追求平凡，而西方的菁英哲学则与此相反，鼓吹的是想方设法在人群中出类拔萃。这是一个谁向谁学习、谁向谁看齐的问题。譬如一个普通百姓与一个科学家，应该是普通人努力成为科学家，还是反过来，科学家应该努力成为普通百姓。

　　中国传统自始至终地劝说内些身怀绝技的能人们应该做到“和光同尘”，这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问。不要表现的与普通人有什么不一样，第一这是个人修为的问题，你即便有才能，却不用它，藏于拙，归隐于市，这样就可以养生可以全身，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可以平安宁静地度过一生。所谓天妒英才，人满天盖之，你太出类拔萃，或者是生活太美满，天道就会打击摧残你。第二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和平与幸福。这怎么理解呢？

　　同性恋作为异性恋的悖论虽然也是这个世界必然的客观存在，但这种现象是极少数。如果鼓吹所有异性恋都学习同性恋，都变成同性恋，谁都知道这很荒唐。同样，有才能的人与平凡的人也是一个极少数与大多数的问题。而譬如世界现在流行的教育体系——这是以西方菁英哲学为基础建立的，却在逼迫大多数天赋就注定平凡的孩子们去出类拔萃，去出人头地，去不平凡。社会也一样逼迫着大多数的普通人去追求获得概率极小的富有、社会地位和荣耀。这是对孩子们的摧残，是对整个人类的摧残。如此逆天而行的社会却并没有几个人觉得荒唐。

　　近现代西方社会就是这么一个极少数人操纵控制大多数人的畸形社会。绝大多数的人都在被菁英哲学摧残折磨着，无可奈何。中国古代社会与当代社会虽然也存在上流社会，也存在菁英治国的现象，但与西方社会本质上不同。中国历代的大朝代，其上流社会上面还存在一个顶级统治阶级，这个阶级西方是没有的，而这个阶级却往往是平民哲学的代言人。譬如现在的胡温政权，胡温二人则属于平民阶级，他们并不是仅仅以才能获得了最高权力，而是以德行为根本。这个德行就是平民哲学的核心，是获得民心的基础。菁英哲学以才干为核心，平民哲学以道德为核心。才干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或者是有可能具备的，而道德却源自人类天性，人人都可以追求。中国民国以前的帝制统治似乎不是平民政治，其实从唐代门阀现象逐渐消退之后，很多平民通过科举进入了最高统治机构和中央中枢，许多伟大的政治家都是平民甚至是贫民出身。这个问题比较大也比较复杂，还牵涉到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及体系的问题，有空在《汉文化扫盲》系列里开新贴再说，这里就不跑题了。至于今天的胡温政府依然是平民本色，并不是一两个什么高干子弟，太子什么的，或者是得了诺贝尔医学奖金化学奖金的什么鸟人，“菁英”，做了中国的元首。这就是以后节段要谈的问题，文革的遗产问题，平民政权只是其中之一。也到此为止。

　　毛泽东要通过文革对社会意识形态进行根本性的革命，在他的理想社会里，工农兵普通人才是上流人群，而有才能的人，不老实的人，富有的人则被整个社会轻视，迫使他们变得普通。

　　子曰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

　　贫穷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没有绝对的标准。有富裕才有了贫穷。反过来说，消灭了富裕，贫穷也就不存在了。譬如我们看到信息闭塞的大山深处很贫苦的人民，他们未必会觉得贫穷，因为他们没有用来比较的参照。所以说“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东西少一点，清贫一点没有什么，只要所有人都一样，老百姓心里就很太平。良田千倾，日食三餐；广厦万间，夜眠八尺。那么辛苦干什么，有什么必要？知识才能也是一个道理，把这一段中的“富裕”换成“知识才能”也一样讲得通。所以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精神是超越时间的，时间不过是精神的内容之一。如果从无到有积蓄兵力、物资等去攻克一个国家，这样利用物质手段去攻城掠镇，也许需要几十年几百年的时间，而利用精神手段去攻克一个国家，也许只需要几年。当全世界大部分的下层底层社会都明了了以上这些道理——并不难理解，并且组织了起来，那么世界会发生什么事呢？先是大乱，而后大治，天下大同。

　　毛泽东在滴水洞策划文革的时候，是不是想到把文革搞成世界级革命，这只能是猜测，没办法搞清楚。不过我是这么认为的，毛计划了利用文革在几年时间内推翻全球的资产阶级政权，包括苏联政权，在意识形态领域彻底摧毁西方菁英哲学。所以叫做“文化”“大”革命。而且我认为毛有七成以上的把握。实现以上这些目标在理论上并没有问题。从西安事变开始，共产党只用了13年就把国民党搞翻了，要知道1936年共产党只有不到4万军队，同时的国民党却拥有整个中国。即便推翻全球资产阶级政权这个目标不是那么现实，最起码，搅和得世界大乱是很有可能的。世界大乱，中国就有机会充分发挥她的人口优势，把源源不断的军队派赴世界各地。要知道毛泽东很喜欢打仗，他的内些无所事事的将军们也正闲得不耐烦。

　　所以毛泽东策划文革有多种目的，其中有政变动机，有哲学考虑，有对政权平民性质的捍卫，有对国民意志的磨练，有对民主思想的普及教育，有引发世界革命的企图，等等，等等，所有的思考都决定了必须发动文革。而且毛并不想杀人，他不过让菁英们承认错误，使菁英们意识到自己没什么了不起的，把菁英们赶到农村去养猪，向工农兵学习，用毛自己的话说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单纯从党的角度来看文革，这次运动就是第二次“延安整风”运动，是“延安整风”运动的扩大。文革的精神意义的核心，在“延安整风”中就有明确清晰的表述。


　　任何现象都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文革虽然最终失败了，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是文革给我们这个国家也带来了很多好处，其他的都先不说，只说一点，也许没有文革，中国的下场就和苏联一样，在89年前后就玩完了，与苏联不同的是，现在可能我们还身处分裂和全面内战的水深火热之中。文革成功地阻止了诸如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一类的庸才与其集团拿到中国政权。这可能是文革对中国最大的贡献。

　　累了，先这么写吧，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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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弓没有回头箭 [语迟] 于:2006-04-06 10:33:27

　　鼓励孩子扔掉内些枯燥繁琐，看到就想吐的课本，要比威逼利诱地强迫他们理解什么洛仑兹变换容易得多。孩子们有理由愤怒。毛善于发现力量并驾御它们。在全世界掀起滔天巨浪其实并不那么难，只要你告诉学生们，可以不读书，告诉学生们，他们是被压迫被损害的人，他们应该反抗。

　　当中国所有的学生都扔掉了课本，向社会发泄他们的愤怒的时候，日本的，美国的，还有苏联的青年们难道会无动于衷么？榜样的作用是惊人的。世界上所有孩子们的心都很纯洁，没有什么是非和成见。既然中国的毛主席都来鼓励他们扔掉该死的课本，赶走老师，甚至摧毁政府，他们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真理离我们很近，但总是被一层薄薄的烟雾掩盖着，我们看不见。一旦有智者驱散了烟雾，揭穿了皇帝们的新衣，使我们觉醒，我们还会甘愿被压迫被摧残么？毛泽东的哲学简单明了，这个世界应该是平凡人做主人的世界，毛要通过他的文革使全世界人民觉醒。

　　康熙皇帝曾说，领导人上任，他的最重要最急迫的事情就是选好接班人。譬如现在的胡温政府，作为元首，他的最急迫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尽快物色人选，确定下一届政府的核心人物，并且在自己的任期内给予这些人选充分的锻炼机会，进一步认识他们，磨练他们，同时，也让全国人民渐渐地熟悉他们。这是元首应该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毛泽东在很早就开始物色接班人。毛并不刚愎自用。他会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而随时修正自己的观点，譬如解放战争时期，毛就多次根据前线指挥官的意见而修正自己的战争方略，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毛润之之谓也。可以说毛在1959年以前对接班人这个问题并不是很在意，当时党内一团和睦，在这种气氛中接班人的问题很好解决，以全党的智慧，选出一个党满意、军队满意、人民也满意的领袖是顺理成章的。但是随着形势在1959年8月庐山会议以后急转直下，接班人的问题突然变得严峻起来。

　　急风识劲草，党的分裂使毛泽东对高层很多人有了全新的认识。1966年10月，毛泽东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前面第三节曾谈到，刘（邓）集团对党的分裂无动于衷，任由其发展，他们在无意识地加速扩大这个分裂而看不到必然由此带来的危机。毛泽东在以上讲话中谈到的就是这一点。如此对党的分裂漠不关心，这是政治远见的问题，是严重的水平问题。刘（邓）们在庐山会议以后的表现充分暴露了他们的短见和昏聩。难道这样的一些人能够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么？由他们来领导党和人民？

　　当滴水洞中的毛泽东完成文革战略构想的时候，关于如何选择接班人的重大问题也基本上有谱了。这是文革整体战略中极其重要、必不可少的环节，它直接关系到文革的成败。毛泽东虽然“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1966年，73岁的毛泽东畅游长江1小时零5分钟，游程30华里。毛在示威，向全世界展示他异乎常人的强健体魄。他要让全世界相信，历史会给予毛泽东充分的时间来“搅得周天寒彻”。虽然这样，一向冷静的毛还是没有忽略从常理看问题。无论如何，毛已经73岁了，假如生命已经接近终点，那么文革这样一场旷古未有的奇迹，在成功之前，由谁来继续下去呢？除了林彪，此时的毛还没有发现第二个更理想人选。也许对于林彪，毛泽东同样存在隔膜。毛泽东坚信人可以改造，他已经成功地改造了成千上万的人，他还要再看看，还要继续观察。

　　
　　于是1966年-1967年，第一批人被打倒了，随着这些人的倒掉而自然地产生了一批新贵。到了1969年，这一批新贵也被打倒了。革命的潮水一浪接一浪，大浪淘沙，毛泽东要在沙砾中找到金子。

　　随着1969年文革新贵们的倒台，林彪慌了张了。这是情理中的事。林彪判断毛早晚也会收拾他，这是必然的。至于毛泽东是不是也计划把林彪打倒，毛也想看看林彪在逆境中的表现，也要对林彪搞一次摸底考试，毛泽东是不是这么计划的，这个也是历史上的谜。不过我认为毛就是这么想的。林彪判断得不错。

　　历史上林彪杀人太多，而且文革以来，林做的坏事也足够了。既然连邓小平这样的老实人君子，都会在南昌重兵防守的将军楼里遭遇扫射，那么林彪一旦被打倒，他生存的机会有多大？毫无疑问，想杀掉林彪的人远比想杀掉邓小平的人多出不知几倍。林彪不想死，他要反抗。

　　9·13前1年多，从林计划夺权开始，毛泽东就意识到，文革完了。他的这个接班人，这个使文革继续下去的希望，根本不合格，还没有进考场就做了逃兵。林彪心里一定有鬼，否则他不会这么害怕。我以前一个贴《文革与改革》中有些话还可以，改了改再抄一下：

　　在文革进行到第5年的时候，1971年，毛泽东却意识到大势已去，意识到文革很可能要失败。毛产生这个判断的直接原因，就是林彪的背叛。在9·13事件发生以前的1年多时间里，林彪企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野心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文革在毛泽东死后能继续下去的希望，要背叛毛。

　　毛泽东于是当机立断决定与美国接触。文革失败的可能性陡增，引发世界革命来打垮资本主义，这个目标已经几乎不切实际了，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以其无比的智慧，果断决定与美国接触，来与世界资本主义达成妥协。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开始。 　　

　　1971年4月19日美国乒乓球队收到访华邀请，及以后的中美秘密接触，到1971年7月9日基辛格首次访华成功，使林彪这个与美国不共戴天的红色悍将意识到毛泽东决定要抛弃他了。林彪慌乱之下阴谋谋害毛泽东未果，遂仓皇出逃，于1971年9月13日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汉。随着林彪的覆灭，文革实际上已经宣告完结。
　　......


　　林彪死了，文革很可能要失败，那么这时的毛泽东何去何从呢？也许在滴水洞的时候，毛泽东想到的是他不会活那么长。他完全没有预料到林彪会死在他的前面。万事开头难，只要他迈出了开天辟地的一步，继承者的工作就简单的多，照着做下去就行了。文革在一代人手中成功的可能性也许只有50%，而在两代人的时间内成功的可能性就可以达到90%以上。

　　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一夜之间变得苍老了。林彪死了，毛的生命没有了希望。那么毛会向这个逆天而行的肮脏社会投降么？毛会在林彪死后就结束文革么？这是不可能的。

　　毛一生之所以能够取得的惊人的成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毛的不屈不挠。毛泽东是战神，他的字典里没有“投降”这两个字。如果毛的内心深处哪怕存在一丝一毫的投降心理，那么在20年代白色恐怖的时候，在28B几乎毁掉红军的时候，在1936年底毛以不足4万军队独挡国民党50万雄兵的时候，在1950年的鸭绿江畔以共和国的病弱之躯直面美国人直面原子弹的时候，毛早就投降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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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邓小平 [语迟] 于:2006-04-22 06:03:12

　　1966年-1969年，邓小平在做什么，什么处境，我找不到资料，不知道。但是这一时期邓的心境是可以推测的。和刘一样，邓小平勃然大怒，内心感到委屈和激愤。我们有什么错？我们一心想把国家建设好，这难道是错误么？凭什么如此对待我们？内心的剧烈震荡在外部环境中必然引起相应的变化，邓的路越走越窄，终于在1969年被流放（疏散）到南昌软禁。在拖拉机修配厂里，邓每天站着做半天工，年近古稀的邓常常累得脸色苍白。

　　下午闲暇的时候，邓小平就在将军楼的院子里走路。一圈走完，再走一圈。所谓“心静而神策生”，南昌岁月的苦行和寂寞无论对邓还是对中国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象所有的杰出者一样，邓对未知的事情充满好奇，他渴望了解真相。邓并不象此时的刘那样，内心被幽怨与愤恨所充满，与刘不同的是，邓小平还试图揣测文革的真意，毛泽东此时掌握着他的生杀大权，邓很想搞明白毛究竟想把他怎样。

　　作为党内的小字辈，第二代人，邓对毛的感情与刘对毛的感情有本质上的差别。这一点从毛泽东1957年访苏的记录片中就可以窥见端倪。在中国代表团中，毛身边的邓就象一个谦逊而真诚的弟子，对毛泽东这位老师的敬佩与爱戴溢于言表。多少年的志同道合，荣辱与共舍生忘死，共同度过的内些艰难岁月，人中之龙的邓小平常常感觉到与毛泽东心有戚戚焉，而且往往毛的见识会更高一畴。邓是很谦虚的人，他在1959年以前，对毛泽东是发自内心的钦佩。除此以外，敦厚善良的邓也感觉得到毛泽东宽仁博爱的胸怀，那是一种可以穿透时空的温暖。

　　而作为毛泽东同代人的刘少奇，从一开始就带着人性中固有的自负与傲慢来看待毛泽东。可以说刘从来也没有敬佩过谁，在他的狭隘的内心世界里，伟大的刘少奇同志才是天下第一人。一念之差，决定生死。邓的谦逊与善良给予了邓充分的内心空间来思考自身以外的问题，这使得将军楼里的邓渐渐沉静下来，他对毛泽东没有恨，而是不理解。就象许世友那样，对文革感到困惑。而且邓并不会自以为是地来轻率地揣测毛，得出一个以贬低毛而自圆其说的结论，使自己心安理得。他内心一定感觉到什么——这是基于几十年以来对毛的了解而产生的内心深刻烙印造成的——毛肯定有他的想法，只是我不知道不理解。我要想明白为什么。而文革以来的刘少奇呢？他的内心的偶像——他自己，那么聪慧与完美，另人怜爱，却被公然地羞辱折磨。就象一个失贞的纯洁女子那样，刘的潜意识里已经决定放弃生存——活着还有意思么？可以这么说，刘少奇死于自私。而邓小平想得更多的则是国家和民族。这样的广阔胸襟，如此坚定的信念使邓小平坚不可摧。没有人可以否认，最起码，邓小平有一个特点与毛泽东一模一样，那就是坚强，顽强不屈，百折不挠。


　　世界是运动的，是变化的。这个宇宙中唯一不变的只有变化。党也是这样。1957年以后，党由深沉冷静变得浮躁，于是遭遇打击，又变得沉静。与个人一样，一个浮躁的集体是一定要出问题的。苏联党的覆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浮躁。苏联党脱离了人民，被一群浮躁的菁英控制，这就是后来出问题的根本原因。毛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做具体事情的人，另一种则是组织者。菁英群体仅仅是做具体事情的人，在这方面他们很擅长，国家离不开他们。但是他们决不是合格的组织者。他们的组织才能政治悟性远远逊色于文盲陈永贵。而这种天赋悟性书本上是学不到的。这种才能似乎虚无缥缈，难以捉摸。我们很难在菁英太子党或者博士的什么身上找到这种素质，而它在中国的普通百姓中却广泛存在。它也许是一个种地的普通老人对人生的感悟，也许是一个小商人的狡猾，也许是一个普通工人的兢兢业业，也许是一个小公司经理的交际手腕，也许是一个父亲处理家庭矛盾的原则。

　　和平会使庸才上进之门大开。一个人很会考试，或者出身高贵，近水楼台先得月，政府渐渐地就会被这群擅长夸夸其谈而缺乏真才实学的蠢蛋们占据。再由他们想当然地搞决策，决定国家与大众的前途，而他们与大众是隔膜的，他们不懂生活是什么，他们不了解人民在想什么，他们仅仅是以自己浅薄的见识来揣测民意。苏联就是这么完蛋的，其由来也渐矣。从赫鲁晓夫开始，苏联当政的都是一些没有吃过苦的人，一些没有真正长时间接触过底层民众的人，这样的人一般都是浮躁浅薄的，很少有例外。

　　当毛泽东发现浮躁的党与人民渐行渐远的时候，毛看得很远，他知道，他如果对此不管不问，听之任之，那几乎就是对人民对国家的犯罪。而且如果他不这么做，后来者根本没有能力和机会做这样的事情。党的本身还是好的，党出身贫苦，历尽苦难，只是暂时被和平和享受所迷惑，很有必要再使党变得清醒。于是毛把高高在上的党打倒，把党驱赶到基层吃苦，去接触人民，接受再教育。

　　南昌的邓小平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可能多少理解了毛。这主要是由于邓从北京浮躁的空气里脱离出来，心渐渐安静了。文革使邓对上流社会也有了新的认识。于是邓认错了，选择了一个很好的时机。邓给毛写信说，“我在犯错误之后...”，高手过招就是这样，“犯错误”三个字足以说明一切，毛和邓心有灵犀一点通。


　　我以前一个贴谈到毛有意在文革一开始就重点保护邓，这是文革整体战略的重要部分。一是利用邓来制衡林彪，一旦林彪失控，就可以打邓的牌，用邓对付林。二是文革一旦失败，还要依靠邓来收拾残局。毛在构思文革的时候必然会考虑到文革失败的后果，这是一个战略家必备的素质。毛死了以后，邓多次说“毛主席保护了我”，这是肺腑之言。网上的一个资料也提供了佐证，我们由此可以想见文革如果作为一个工程来看，其复杂与精巧也是空前绝后的。这个资料是这样：

　　“从1969年被‘战备疏散’到江西，邓小平一直很谨慎地潜居乡下。和同时被打倒的刘少奇不同，他通过汪东兴实际上和毛泽东保持着间接的联系。这种状况当然是按毛泽东的意图安排的，他在那里埋下了一个可以起用制约林彪的棋子。而邓小平也很‘懂事’地注意不卷入政治旋涡。在多事之秋，这种守规矩的表现是邓小平争取复出的最好方式。尤其是林彪折戟沉沙后，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表明心迹，是林彪事件后正在孤寂中的毛泽东很愿意看到的，...他需要一个彻底与这一事件毫无关系的人。因此，邓小平的信很快得到了良性反应。毛泽东质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指示：‘他的事还要汪东兴管。’并且把邓小平来信批给中央政治局。往来的鸿雁传情，终于在第二年有了结果。”


　　经历了文革的党和上流社会脱胎换骨，尽管其中很多人恨毛泽东，咒骂他，然而这些人却在不知不觉地享用着文革带给他们的好处。文革对幸存者来说是磨练，他们因为经历了文革而变得深沉和朴素。正是经历了文革的党，在经历了文革的邓的领导下，才有能力有智慧有意志来领导中国的变革。否则，一个浮躁的党，一个被不谙世事的菁英们操纵的党，决没有能力领导中国平安穿越后来的惊涛骇浪风云诡谲。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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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巨人末日 [语迟] 于:2006-04-30 17:59:09

　　毛与刘摊牌了， “党内的走资派”一片片地倒下，而事情却并不是象大厦坍塌内样简单。它更象剥洋葱，一层又一层。刘少奇等不过是第一层。当这个洋葱剥到文革末期的时候，毛泽东终于遇到了他迟早会遇到的，一个毫无办法去逾越的障碍。毛碰到了洋葱的核心。而这个核心，文革的反对派实质上的精神领袖——二十世纪全世界唯一的，真正的贵族。他是那么高贵，那么优雅，那么的俊朗、清秀、潇洒，那么坦荡无私，他另无数人为之倾倒。正是这个障碍——周恩来，他的存在从一开始几乎就宣告了文革的失败，宣告了文革不可能成功。周恩来就象是上天派来阻挡毛泽东的铜墙铁壁，他冰清玉洁的品德与水一样的婉转温柔使毛泽东无可奈何，完美的周恩来无懈可击。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反对周恩来，人民不会答应”，听起来就象在叹气。

　　有些事情，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先总理周公恩来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任何诋毁反对周总理的言行都必然被人群唾弃。现在也是这样。而正是这么一个伟人，我也十分仰慕怀念的，也为之倾倒的伟人，却是文革最强大的敌人，是历史上唯一战胜了毛泽东的人。也许，打倒美国，打倒全世界的菁英贵族资本主义，都没有打倒一个周恩来那么难，因为人民不会答应。

　　周恩来是美和高贵的化身，是优秀的化身，他的贵族气质使几乎其他所有所谓的贵族与菁英们显得微贱和委琐。有白人说，“与周恩来相比,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所谓的贵族与菁英们往往就象白修德（Theodore White，美国名记者）那样，在周恩来面前手足无措，自惭形秽。

　　《老子》云，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斯恶矣

　　如果所有人的思想中都形成了美（高贵、才华、富裕等等）的概念与判断美的标准——就象现在很多人尊崇比尔·盖茨——这就是恶。以前谈了（见《第四节：绝圣弃智》），贫穷是因为富裕而产生的，同样，丑则是因为美而产生的。消灭贫穷与丑恶的最有效最快捷的方法，则是消灭富裕与美丽。正是富裕、高贵与美丽等导致了人类社会的不平等与混乱，而周本身恰恰就是美与高贵的标准。文革要为大多数平凡者出头，周就是最大的障碍。几乎没有人象周一样美丽纯洁得如此彻底，他仿佛是一个吸风饮露的仙人。

　　辩证法教父，毛泽东，品尝着辩证法的滋味，那一定很苦涩。人民爱戴崇敬的，天下无双的周恩来却是人民的对立面。毛没有任何办法使人们减少对周的好感。


　　对历史感兴趣的敏锐的人们都会发现，毛与周在人群中的威望存在微妙的差别。毛在大众普通人中的威望很高，而周在上流社会中的威望很高。与中国领导层有过直接接触的西方人譬如基辛格等（当然是菁英贵族），总是对周的印象更深，更容易产生敬畏。他们从感情上就排斥农民气质浓郁的毛泽东，他们不可能理解毛泽东，他们往往倾向于把周描绘得更伟大一些。而中国的老百姓对毛泽东津津乐道，却不是那么容易理解周的优雅细腻的风度。他们几乎很少谈周，虽然他们对周没有丝毫的不敬。可以这么说，毛是大众的精神领袖，周则是上流社会的精神领袖，毛和周分别代表了两种对立的哲学思想。

　　周是君子，周完美地达到了一个儒家标榜的君子应该具备的风度与内涵。然而，周却并不是圣人。君子可以做有些事，圣人则无所不能。统领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仅仅是君子那是不够的。他必须了解体察大众而不仅仅是菁英们的思想，并以了解大众的思想为基础来决策。作为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顶级菁英人物，也许，周总理同样存在与人民的隔膜，就象人民对他的感觉一样，比对毛的感觉淡漠。


　　伪君子林彪死了以后，祸不单行，文革势不可转地推进到最深刻的阶段——林彪事件大大加深了文革的深刻程度，与周恩来的斗争不可避免了。伪君子容易打倒，而真君子决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真君子与世无争，他根本就不和你斗，不但如此，他还十分忠诚，你再怎么样他都顺着你。

　　虚弱的毛泽东进退两难。已经根本没办法退了，怎么退？由毛来终止文革？能终止么？终止了以后会怎样？让整个中国给自己殉葬么？一旦由毛来终止文革，恢复上流社会，这群曾经大权在握对毛充满仇恨的菁英们重新掌握了权力，那会是怎样的不堪设想的局面？

　　现实只剩下一个选择，向不可能战胜的，亲密战友，忠诚的下属周恩来宣战。尽管毛刻意地避免直接与周发生冲突，他尽力掩饰，“批孔”，指使江青们出面，自己在幕后，毛根本没有办法直接打倒周。如此来来往往，毛泽东就象一个拳击手在追打空气。此时的毛不过在等死，他渴望尽快死去。

　　1975年10月，毛泽东说，“人无百年寿，常有千年忧，一天到晚想那些办不到的事，能办到的事也耽误了。”毛知道自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文革也就如此了，无所谓了，但是还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办。


　　周恩来已经病入膏肓，十年浩劫，巨头们死的死废的废，全党全军，再没有比邓小平更出色的人选来继承天下。毛要保护邓，他死后国家不能乱，不能再打仗，打的仗已经太多了。于是在1975年11月，毛再次撤消邓小平一切职务，只保留党籍。

　　可以对比一下康熙皇帝临终前做出的决策，干臣能吏，国家的支柱一概被降级、罢官、监禁或者强迫退休，驱逐出朝廷。避免他们卷入嫡争。拥对了皇帝难免居功自傲尾大不掉，拥错了皇帝更是麻烦，甚至有杀身之祸。如此迫使他们远离政争，不管谁登基，一纸诏书起用，这些人自然会对新帝心怀感激，难生二志。政局很快就会平静下来。即使不存在嫡争的问题，这些旧臣不去，自然会以老臣自居，新帝上台压力就会很大，自信不容易树立。康熙皇帝正是以降级、罢官、监禁等方式来为国家保留人才。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表面现象是骗人的，准备杀鳌拜了，则先是封官进爵。

　　假如毛泽东在去世以前就把邓推上去，毛死后作为毛钦定的接班人难免代毛受过，被文革受害者千夫所指，这样邓有多大把握坐得稳？即便能坐稳，邓与上流社会的隔阂也难以消除，就不要指望同心协力做事了。于是先把邓打倒，再让民心军心把邓抬起来，邓上台再起用牛棚里的菁英们——自然感恩戴德，跑前跑后的卖力。其实邓公心里何尝又瞧得起他们。我以前一个贴写过这些，毛说，“华是老实人，可是老实也就等于没用”。毛把中间派的华扶上去，就是在给老邓铺路。如果扶江青张春桥之类上去，邓就活不成了。只要保证邓的安全，谁也不是老邓的对手。所以扶植华其实就是在扶植邓。老邓接班是毛安排好的。这里面的道理并不难理解。邓小平1975年的时候已经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这种气势无人可挡。


　　这件事情准备完了，成事还是在天，就看老天是什么意思了。巨人累了，要休息了。毛泽东最后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早就该死了。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了老家。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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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家的敌人 [语迟] 于:2006-05-06 04:46:13

　　毛泽东逝世后一个月，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寂寞中骤然听到这个消息，邓小平夹着烟的手在颤抖。巨大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使这位饱经风雨的老人有些激动，邓小平知道，自己君临天下的日子不会太久了。

　　古语云，“应事接物常觉得心中有从容闲暇时才见涵养”。邓小平上台，却先把最重大最急迫的事情——处理文革问题——放在一边，不着急，慢慢来。此时邓面对着三种势力——人民、军队、上流社会，邓小平分别针对性地做了安抚。安抚上流社会——冤假错案平反、恢复高考等；安抚人民——知青回城，农村包产到户，让日子好过一点；安抚军队——发动对越战争，顺便借此转移国内日渐激化的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政治矛盾，转移视线。到了1981年，以上三件事情都做得差不多了，军队经历了战争，军心凝聚，尤其军队看到邓也是一个喜欢打仗的人，管他娘的说干就干，和老毛一样，是自己人，是真的统帅；上流社会官复原职，重新找到了感觉；而人民则有鸡蛋有肉吃了。三种势力都得到了邓的好处，拿人手短，吃人嘴短，即便以后邓有什么得罪他们的地方，也不好说什么。

　　在这样的基础上，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一举解决了文革问题。这个政治文件如此经典——历史上罕见的精彩文章，千古绝唱——以至于让所有人都觉得不是那么舒服，但是却勉强可以接受。由此，久违的团结降临了，党和国家从1959年开始的分裂状态终于结束了。全党全国统一了思想，昔日的仇敌们终于可以坐在一起共商国是。

　　在起草《决议》的过程中，几易其稿，稿子给邓拿过去，一看不行，打回去重写，如此五次三番（见《邓选》）。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对毛的评价。这些笔杆子几乎都是文革中倒霉的人，对毛切齿愤恨，自然希望彻底打倒毛泽东，下笔是狠的，那是一种自然的感情流露。邓小平这个“头号毛派”能看得惯么？于是在老邓的打压下，笔杆子们不得不一次次修改对毛的愤恨，使语调逐渐变得温柔起来。另外更重要的是，对于毛邓这个位子上的人，他们是“无我”的，他们不能有自己的感情与好恶，不能根据自己的感情好恶来取舍选择。《决议》要拿给全国全世界看，全世界都在等着这么一个文件，把毛彻底打倒或者彻底不打倒，都不能让所有人接受，还要继续制造分裂与混乱么？

　　邓在上台初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即来自上流社会的要求彻底打倒毛泽东的压力，正是刚毅果决的邓小平代表人民，在政治上为毛主席争取了最大程度的肯定，正是邓小平——而不是后来内些以毛派自居而反邓的人——捍卫了毛泽东的伟大旗帜。不是邓小平，可以说当时没有人能够承受来自上流社会的压力。内些大权在握，还掌握着宣传机器的上流社会们的能量也是很大的，文革把人家搞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人家跟你同归于尽的心都有，对于这种情绪必须妥协而进行安抚，国家毕竟还要指望这些贵族菁英们做事。

　　政治文件与学术文件不同，政治文件在意的不是真相，而是实用，在意的是能不能解决问题。而真相则是学术文件的追求。我写这个贴就是学术上的东西，如果把这个贴转化成政治文件，那么与《决议》应该是一样的，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说，“七三开”，毛主席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云云，这是政治的需要，是团结的需要。


　　文革问题妥善处理完了以后——说实话，高，实在是高。什么是伟大的政治家，什么是水平，看看老邓处理文革就知道——摆在邓小平面前的还是内个老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答案也很简单，要么和平，要么打仗——发生内乱而民不聊生。邓小平说，“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现在就不同了。”

　　中国政治亘古不变的追求说出来很简单很平常，那就是和平。和平如此珍贵，以至于我们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与个人的健康一样，当你拥有它的时候，你浑然不觉，但是当你一旦失去了健康，你就会发现健康才是人生最可贵的珍宝。

　　使现代和平社会中的某些人群，特别是读过一些书认识几个字的人，使他们理解战乱的苦难与和平的珍贵很难，他们一般很蠢，他们会以为和平天经地义，是与生俱来的，是根本不需要去花费力气争取与维持的。虽然中外历代的史书都用了大量笔墨来刻画战乱带给人类的痛苦，但是和平中的这些人却很难设身处地地去想象一下。他们不会设想假如自己是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海水灌满肺部的感觉，他们也不会切身地体味明末清兵攻入扬州，疯狂逃难的人群过后，城市干道上一眼望去，竟然是满地襁褓！他们不会想象一下假如他们站在这样的大街上，会是怎样的心情。中国的改革事业推进到了现在，从不好的一面来看，确实造成了许多的社会矛盾，发生了不少人间惨剧，自杀率很高，很多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子，但是这些如果作为国家和平的代价，却是可以承受的。相比战争和全国内乱，这些苦难几乎不算什么，人民宁愿要这些也不会愿意遭遇战乱。如果因为这些问题而挑战国家的稳定与和平，那是不可以的，那是最大的犯罪。所以自由民主的右派与主张倒退的左派完全是一丘之貉，他们在挑战和平，他们想毁掉我们的国家，把人民推向内战的深渊。

　　中国史籍虽然浩如烟海，其实就写了这么一句话，所谓“乱离人不如太平犬”。共产党毛主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和平，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和平，从邓开始，中国的和平必须要有这么一个悖论来支撑：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同时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二者缺一不可。现在改革业已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各种阻力成几何倍数的增长，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毛泽东似的英雄气概。孟子说，虽千万人吾往矣。


　　历史总是按着它的固有逻辑运动的，有如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历史显得那么冷血无情，那么没有是非，惨绝人寰的战乱与太平盛世一概作为这个世界的客观存在，而不可避免地交替出现着。虽然，毛泽东还是渴望能给他的祖国和人民，甚至给整个世界，创造可以持续无限久远的和平局面，永远地告别战争。为此巨人不惜与上苍一决雌雄。辩证法揭示了这么一个真理，和平需要动荡来维持，所以对于文革，毛泽东说，“七八年再来一次”。孟子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毛泽东的意思正在于让我们的民族时刻处在忧患之中而避免安逸放纵——这个安逸放纵，就是灭亡与战乱的开始。无论对一个国家还是对个人来说，都是这样。

　　毛以后的历届中央无不领会贯彻着毛的这一思想。譬如“三讲”、“保先”、基层锻炼什么的。就是要让广大党员时刻感到压力，教育他们并让他们觉得麻烦不舒服，以此来避免党的精神的涣散。从邓开始，中央把“文革”搞得很温和舒缓，七八年再来一次文革，可以搞成１年就来一次“保先”等。如此持续不断地整党。而且，毛以后的中央包括邓在内都决无能力发动类似文革的政治运动，文革是仅属于毛泽东的没有可能复制的专利。毛泽东是可遇不可求的盖世英才，说千年一遇都是不过分的。想象一下如佛陀、孔子老子那样的伟人，我们在有生之年一不留神遇到俩，可能么？时代不一样了，和平的环境造就不了毛泽东。天赋与复杂的经历是成就伟人的两个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而总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幻想着再搞一次文革，回归毛泽东时代，他们口口声声毛主席万岁，却不自觉地将创造历史的巨人与自己等同，荒谬地认为自己或者某些人可以再现巨人伟业，他们为了一己私利或者愚蠢的成见不惜意图将整个国家推向大乱，何其蠢也，何其毒也！邓公说过一句话是至理名言，“主要的任务是防左”，左对国家的威胁现在（截止2006年,特此说明）远远大于自由民主的右派，后者的愚蠢浅薄早就把自己打倒了，而左派利用毛主席的声望颇能获得很多不满社会的人的同情。

　　关于邓的改革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谈，我这里也不想详细写了，大概就是孟子说的一句话，

　　既不能令
　　又不受命
　　是绝物也

　　毛泽东有命令的能力，他可以向西方直接宣战，而毛以后的中央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只有“受命”，改变不了人家——毛已经做了失败的尝试——那就只有跟着人家变,与西方妥协而“徐图之”。否则，中国绝无生机。就象西安事变之后的共产党那样，在解放区停止阶级斗争，停止土改，红军接受改编，换上青天白日的帽徽，当时很多人也想不通的。

　　这个问题下个节段详细再说一下，就是以前写过的一个贴，现成的，《从毛泽东到朱镕基》，改了改作为这个贴的第九节。还有一个结语这个贴就写完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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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从毛泽东到朱镕基 [语迟] 于:2006-05-06 05:23:07

　　（一）

　　89年的动乱并不那么单纯，所谓其由来也渐矣，可以说这个事件从1971年中美接触开始，积蓄了18年的时间才爆发，而江朱政府后来孤注一掷的改革可能也与89年动乱有直接关系。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朱镕基不惜得罪老百姓而开创了现在这样一个局面，89年的事情很可能还会在短时期内再次上演。

　　表面上，89动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斗，是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对中共中央集权的挑战，而实质上的原因却朴素简单，因为中国太穷。耳濡目染了许久，豪富的西方美国式生活使得某些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难以忍受中国的清贫，对美国式生活的渴望以及对现状的怨恨，使他们盲目地认定美国的自由民主才能够带领他们到达天堂。

　　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对外界一无所知，中国仿佛是桃花源。中国人陶醉在安贫乐道的高尚生活中，认为中国以外的人类都在受苦。这也并不都是共产党宣传的结果，因为那时我们即便敞开大门别的国家也在封锁我们。自从1971年中美接触，双方的大门互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亲眼目睹或者听说了发达国家的豪富，他们富裕舒适的程度是那时的中国人无法想象的。随着这样的人群的不断扩大，中国人的失落感也越来越强烈，这种失落感和自卑感首先表现在知识分子阶层。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好比两个邻居，一个很穷一个很富有，穷人家的孩子就很容易怨恨自己的家庭，怨恨父母，与此同时，穷人家的父母必然会有压力，会想方设法地来改变现状，来与邻居看齐。

　　邓小平看得很远，特别是他1979年的外访经历更是加重了他的危机感，他目睹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那时这种来自中国民间的要求富裕的压力还没有形成气候，而正是这种迟早要来临的压力决定了中共必须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以图国家迅速致富。否则，当这种压力形成规模，共产党政权首当其冲会成为所有怨气的目标。共产党挡不住，中国就要改朝换代，就要天下大乱。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两种含义，第一这是富裕的唯一途径，刺激全民向钱看，也根本没办法整体致富，即便有办法也太慢，来不及。第二就属于政治谋略，在于分化人民。使得当那种危机到来的时刻，共产党不是那么孤立，会有一部分人民支持现政权。

　　80多岁的邓小平率领共产党政府在极其艰难地走着钢丝，一方面小心翼翼地维持着民心——国家投入大量财政来继续维持毛时代的社会福利，福利分房，公费教育及医疗等等，同时还要显著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国家却在现代化建设方面捉襟见肘，举步为艰。资金缺乏一直到江朱时代都是国家建设发展的瓶颈。没有钱，拿什么去搞建设？邓小平时代的发展速度相当慢。没法和近几年相比，就是因为那时没钱。

　　我以前一个贴写过这一部分的事情，因为我不懂经济学，只能凭着感觉写，我不敢保证其可靠性。不过陈经对这段话似乎没有异议，他可能同意，摘抄如下：

　　“这个时候（邓小平时代）国家还是没钱，没有多少资金来提升工业。再压榨农民农业是不行了，农民不会造毛泽东的反，但是未必不会造邓小平的反。那么去哪找钱呢？于是在沿海划几个圈，搞点国际加工贸易，挣些血汗钱。国内也鼓励私营经济，鼓励创造财富，国家可以捞一点。从老邓到老江，一直这样，那时候国家寒酸得很，建个宝钢几乎把家底都倒腾光了。军队都不怎么管了，军费省下来支援别的建设，你们自己搞钱吧，经商，走私，甚至开妓院，国家睁只眼闭只眼算了。这个时候国家四处捞钱，但缺少大额，都是些小钱，后来农民的负担也日渐沉重，国家又想从农民身上扣，贪官污吏乘机浑水摸鱼，上面要1个，下面就敢要10个20个。农民不堪重负...”

　　（二）

　　危机终于还是来了，89年的风浪虽然有惊无险——10年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相当大的缓冲作用，大大减轻了风浪的冲击力度，试想89年时如果中国人还是78年的生活水平，动乱可能就会糜烂全中国，一发而不可收拾——老邓在风浪平息后却并没有感到轻松，他反而更加忧虑。

　　国家经济的增长在象牛一样缓慢地爬行，捉襟见肘的艰难岁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动乱时毫无经验的共产党被逼到了墙角，仓促之下自卫却拿错了家伙。89风暴虽被强压下去，但是激愤的情绪仍然在涌动，也许并没有消弱，甚至可能有加强的趋势。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再不飞跃，再不发生质的变化，89风暴就可能仅仅是个开始。

　　在这种情况下，1992年，邓小平踏上了南巡的专列。他出人意料地要和89以后似乎反右反得有些左倾的现政府唱反调。邓小平要求加大在经济问题上向右转的力度，“步子再迈大一点”。于是后来几乎摧毁了中国经济的疯狂岁月开始了。

　　从改革开放开始到1992年，邓小平的思路很清晰，这个思路是辨证的：邓小平在力保社会主义政权，而力保社会主义政权不变色的唯一途径，却是使它变色。以变色来保证不变色。这并不是说老邓一定信仰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是中国唯一可以选择的政治模式。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政治制度能够确保中国的团结与稳定。中国不能够选择自由民主制度不是因为别的，仅仅是因为中国人脑子活，中国人聪明。看看台湾就知道。美国人可以搞自由民主，那是因为美国人傻，呆头呆脑。我不排除中国将来也搞自由民主的可能，那不是不可能的，但是需要等到中国人普遍变得象美国人那么弱智。

　　从1992年到1997年，期间的过程我很不清楚，这还是我不懂经济学的缘故。邓小平南巡讲话究竟怎样刺激了后来的泡沫经济，国家经济因此危险到了什么程度，为什么会这样。朱镕基又是通过怎样的步骤在几年内挽救了危局，在1997年前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这些我没有能力写，对此我也不是很清楚。

　　总之，到了1993年，经济形势可能已经呈现危急态势，国家处在风雨飘摇的境地。物价飞涨，人大会议吵成一团。就在这一年夏天，朱镕基成了力挽狂澜的人物。1993年6月撤掉原行长自己兼任人行行长铁手整顿金融秩序，约法三章，在金融界又抓又杀，成功地在年底实现经济刹车，朱镕基如此大刀阔斧，斩断了很多个人与小集团的财路。朱镕基“除去承受各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弹，更担着阻碍改革的罪名的危险”。根据网上对1993年夏天事件的诸多论述，仅此一举，可能朱镕基就可以青史留名，可能说他挽救了中国经济，挽救了中国也是不过分的。

　　1994年，朱镕基说，“中国经济改革不从难处着手，就不能再前进”。英雄所见略同，这与邓小平的想法不谋而合。国家经济要突破资金瓶颈，必须要下铁手了。于是，后来产生了强烈争议的江朱政府的改革开始了，其中就包括停止福利分房、教育及医疗的产业化改革，以及不惜付出高额代价加入WTO。

　　（三）

　　朱镕基说，“只要老百姓说我是个清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再说一句朱镕基还做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总理从一开始就没有指望老百姓说他的好话，他所谓的“地雷阵”和“万丈深渊”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指得就是必然要出现的汹汹舆情。为了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为了中国的复兴大业，他不得不开罪于千万百姓。

　　国家和企业及家庭一样，想发展就要有基础，有积蓄，有钱，要有第一桶金。而新中国有么？欧洲日本靠贩毒抢劫地捞足捞够了，美国虽然没怎么抢掠，但是人家有狗屎运，地大物博又大发了两次战争财，于是长袖善舞多财善贾，钱多好办事，发展都是一帆风顺。新中国开始的时候有什么？只有满目的战争创痍和一穷二白。

　　在这样一穷二白破烂不堪的经济基础上，毛泽东要装备现代化的军队，制造上万辆坦克装甲车辆，数千架喷气歼击机，要造原子弹，造核潜，要发射卫星，要培养庞大的科技人员队伍，要修建几万公里的铁路，更要建立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从那里来的钱？毫无别的办法，只有全国上下玩命地苦干，一边苦干，一边还得最大可能地节衣缩食，这样把钱干出来省出来，用来建设很费钱的现代工业，用来培养更费钱的专业技术人才。

　　如果我们还在古代，不需要去搞什么现代工业建设，新中国成立不久，就会象历代开朝不久以后那样，百姓日子很快就好起来，普通百姓都吃上肥肉白面。但是新中国不行，本来可以吃白面吃饱了，却只能换成玉米面，而且还吃不饱，这样节省下来的钱拿去建设工业，去造桥修铁路修公路。

　　所以新中国的政治宣传极力把中国古代社会描绘得一团漆黑，让人民误以为他们吃的穿的远好于过去，而实际上呢？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在毛泽东时代过的是两千年以来最清贫最贫困的日子。因为要打仗，国民党40年代末收农业税居然预收到1986年，要农民提前把1986年的税都交了上来，国民党因此被誉为刮民党，而实际上，两千年以来刮农民刮农业刮得最狠的却是共产党毛泽东。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奇迹般的人物，让百姓过得那么贫苦，百姓却依然爱戴怀念他。

　　我们能因此而责怪毛泽东吗？共产党这么干，并不是为了丰富一己私利，也不是象国民党那样为了支撑战争，而是为了在一无所有的背景下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和国防，是为了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而不得不这么做。

　　朱镕基现在受到这么多责备，尤其是有些老百姓骂他，下岗职工，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都可能要责怪朱镕基，这个问题的性质，与因为当年生活过于贫苦而指责毛泽东的性质完全一样。

　　苦干同时节衣缩食的确建立起了毛时代的工业，但是仅仅依靠苦干和节省而创造的财富是十分有限的，这种办法不足以使中国获得象欧洲日本那样的足够的第一桶金，来迅速地使经济发展实现质的飞跃。这个第一桶金的问题与由此而产生的局促寒酸的困境一直到江朱改革见到成效，在中国已经持续了整整半个世纪。1992年南巡讲话正是老邓为了摆脱这一困境而不惜孤注一掷。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仅仅以他个人的权威，就足以维持国家的团结稳定，这就是后来老邓说的“国家安危维系在一两个人的权威上”，“这是很不健康的”。一旦这个权威消失，毛泽东去世，国家的团结稳定立刻就会成为最大的问题，使继任者几乎难以招架。“国家安危维系在一两个人的权威上”并不是一个可以延续的稳定结构，因此是不健康的。

　　在这种情况下，维持稳定的唯一方法就是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让国家尽快富裕起来，原因上文已经谈了。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归根结底是个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关系到是否会天下大乱。想要国家稳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经济。

　　到南巡讲话以前，中国改革与中国经济几乎陷入了泥潭。这个道理我觉得不难理解。共产党想坐得稳，就必须给予老百姓实惠。人民对毛泽东时代的清苦的忍耐是有限度的，邓小平政府在收入没有显著增加的情况下，却不得不大幅度增加支出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消费状况。原来白面换成玉米面的事情不敢再做下去了，要让老百姓吃白面，还要有肉吃。这样一来，发展工业的钱就少了。拿不出很多的钱去投资搞建设。所以从78年到92年，国家建设几乎是裹足不前。这种情况从军队就可以看出来。甚至连航天这样的尖端核心产业国家也没有钱拨给它。要让它自己去找饭吃。

　　这之中有一个简单的关系，国家、人民、钱。人民创造财富，创造钱，毛泽东时代人民创造100块钱的财富，国家要拿走90块，只给人民留10块钱。邓小平时代是国家不敢再拿走90块钱了，只敢拿走也许20或者30块钱，把80块钱的大头留给人民，这样搞了十几年的时间，国家弄得精穷，干什么都捉襟见肘，人民手里却有了些积蓄。打比方说吧，毛泽东30年人民总共创造了1000块钱，国家就拿走了900块。邓小平十几年因为改革，人民创造的财富多了些，也创造了1000块钱。国家拿走了200块，这时人民兜里有了800块钱的积蓄。这800块钱是个大数目，但是这个钱在人民兜里，国家无法支配。于是国家开始打起这笔巨款的主意。

　　朱镕基准确把握了问题的实质，江朱政府想率领中国突破发展资金缺乏的瓶颈，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方向，一是向内搜刮民财，二是向外去挣外汇。譬如人民币大幅贬值，譬如停止福利分房，实行住房货币化改革就是向内搜刮民财的重要举措之一，老百姓住房子要自己拿钱买。土地是国家的，国家于是在房地产行业捞了一大票。其他还有一些行业也类似，譬如电信，当年装门电话居然敢要他妈的5000块钱。正是这样的雄厚积累，才使得各种行业突飞猛进地发展。

　　关于教育产业化，悲观者只注意到它把很多百姓搞得倾家荡产，人民对此怨声载道，却忽视了此项改革巨大的社会效益。现在中国每年本科毕业的工程师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这在教育体制改革以前是不敢想象的。当年国家是又想高校大规模扩招又想不拿钱，这个钱让老百姓来掏。我上学那会，我93届的，高校改革前的最后一届，每个学年只有几百块钱学费书本费，每个月学校还倒贴给每人30多块钱什么“人民助学金”。这样培养一个本科生，国家要拿几万元出来。高校一改革，这个钱就由老百姓来掏了。所以高校肆意扩招，反正国家不掏钱，没有了限制。进大学门比我们那时候容易多了。这样几年下来，社会人群中的大学生比例大幅提高，大学建得也越来越漂亮，教学设备实验室等硬件建设迅速升级，直追发达国家。如果一直是国家拿钱来达到现在这样一个教育的局面，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多长时间才可以。医疗体制改革性质可能类似，现在中央宣布医疗改革失败。这个问题要在这个五年规划中解决。

　　接着就是WTO的问题，中国政府真正变成富翁就是从加入WTO开始。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以上教育医疗的问题陈经已经说得很多，有兴趣的可以再看看陈经的文章。

　　（四）

　　正如总理在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的：

　　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迈上了新的辉煌征程。

　　中国必然会从1949年以前的卑微状况而跃升为世界第一强国，中国必然会成为全世界最强大最富有最文明的国家，就象40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保持的那样。这是清醒的人们都坚信不疑的。当然，中国现在和未来也还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严重问题，还会存在危机，这些问题有很多是朱镕基的改革造成的，但是哪个时代又没有问题和危机呢？有问题有危机本来就是国家社会的常态。

　　我认为评价朱镕基要站在国家民族而不是个人立场才能够看得清楚。说得严重一点，总理推行他极其艰难的改革甚至是冒了生命危险的。总理一心为了国家民族，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而丝毫不计个人得失毁誉，其高贵情操值得所有人敬畏。

　　更为难得的是，他成功了，他的才华和刚毅改变了中国，使中国经济跃出泥潭而进入了广阔的空间，这一巨变必然也将改变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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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民主与集权[语迟] 于:2006-06-03 14:31:26

　　这个贴越写越难，本来早该结了，犹豫来犹豫去的也想不好怎么写。结语准备写什么呢？要写“民主”——文革最重要的遗产。这也是这个贴最重要的部分，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可能性最大的原因。但至于什么是民主，仅仅就这个问题已经是纠缠不清的了，一个名词，却各有各的定义。李敖说，“共产党没有说它的民主是真的，但我们的（美式）民主号称是真的，却是假的。”

　　前面写的部分有些注重行文，形式上花的功夫大了些，写得很累，这个结语就平常说话吧。

　　简单点说，从秦代开始到民国的2000年中，没有什么现代科技，仅仅利用原始的通讯及交通手段，中国的中央政府要维持我们这么巨大的一个国家的和平是很困难的，但是居然就这么维持下来了，这是人类政治史上的奇迹。这是很多人都不会留意的。这是不折不扣的奇迹，但是没几个人在乎。2000年的集权史，我们国家统一和平的时光要占到2/3。而战乱与分裂的时间只占到1/3。古代中国的政治能有这样的成就，与儒家文化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是密不可分的。

　　譬如康熙皇朝末期的时候，据说全国的公务员是17，000人。这17，000要管理多少人呢？大概有1亿人。就是说平均1个公务员要管理大约5000人以上。这个数字也许不是很准确，大概的，不管怎么样，也少不到1000以下的。1个人管理1000人这是什么概念？当时也养不了太多的官，财政负担不起。官只能那么多，而且他们没有电话、没有铁路和汽车，也没有自动步枪和武装直升机。

　　所以不得已，历代中央为了使如此稀少的官吏有效施行管理，维持全国的政治稳定，于是把官吏阶层神圣化，老百姓见到官要下跪，民告官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清末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杨乃武的姐姐为弟申冤，要告官，就得冒死先从钉板上滚过去。政府这样来从精神上和制度上树立官吏阶层的绝对权威。如此2000年下来，百姓见到官腿就是软的，无故就矮一截。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做是必要的，很必要。哪个地方民变，出乱子了，朝廷派不多的几个人过去就收拾了。百姓只要怕官，精神上胆怯，这样1个官就可能威慑数百人上千人甚至上万人。

　　老百姓闹事也不一定都是有道理的，真正有道理的闹事再多的官也挡不住，譬如历代掀翻了政府的大规模造反，那就是有道理的闹事，不闹事没法子活下去了。历代政府坚持不懈树立起来的官吏阶层的绝对权威，一是威慑你不让闹事，有些不痛快忍忍就算了，不值得和官去打擂台，挺害怕的，二是即便闹起来了，和官打起擂台了，首先在气势上就短，政府一开始就占上风，容易收拾。

　　这样一种政治情态我们今天来看当然不民主，专制，野蛮，其实却是民主的。其中有民主的成分。怎么理解呢？譬如甘肃省灾荒，地方官赈灾不利激起民变，朝廷就派遣军队镇压。这种镇压对于甘肃人民是野蛮专制，而对于这一年丰收的浙江省湖北省或者其他省份日子还过得去的人民来说，这种镇压却是民主的。如果问陕西人民，甘肃人要造反，要来枪你们的粮食，让你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中央现在派兵去镇压他们好不好呀？除去甘肃省的全国人民应该都会同意，如果全民公决的话，甘肃人就玩完了。这难道不是民主么？

　　仇恨怨怒是可以积累的。我认为仇恨几乎可以量化。古代中国政治的集权保障了社会稳定的同时，却不停地积累着仇恨。历代开局，经历了大乱之后，上个时代积累的仇恨在大乱中得到释放，这时社会总的仇恨量为，譬如１个单位吧，经过一二百年的专制制度的积累，仇恨量达到100个单位，达到了临界点，于是爆发、释放，社会仇恨释放的结果，就是战乱与分裂。

　　一个普通百姓甲被地方豪强乙欺凌侮辱，甲告了官，官收了乙的贿赂，判原告无理取闹，甲不服还要申诉却挨了一顿扳子，回到家连伤带气的死掉了。暂时风平浪静了。但是这个甲及其家人的仇恨却仍然存在，而且完全转移到政府这边。这样那样的社会矛盾就是如此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中国古代政治尽最大可能地维持了和平。在当时那么一个物质条件下，给予将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二百多年的和平，这可能是一个极限。集权制度保障着和平的同时，却也在一点一点制造着矛盾和仇恨——战乱的根源。

　　和平与战争，集权与民主，这之中充满了辨证。

　　1840年开始，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的科技与野蛮几乎颠覆了一切。面对巨变，中国人的反应还是相当快的。短短八十年的酝酿积累，首先在读书人阶层，爆发了大规模的哲学思辩的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新的形势下，如何使国家长久的和平稳定并进一步使中国保持几十个世纪以来的惟我独尊，读书人群体在最初的概念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尽快对国家完成科学与民主的改造。其中科学是手段，民主则是政治指导思想。至于后来发生的对于民主的概念在理解上的分歧那是后来的事，这里不谈。

　　有句话说得好，“你比我高大，因为我跪着”，民主（与平等）的最大障碍并不是上层社会的高傲，而是下层底层社会的怯懦与自卑。对中国进行民主改造，最难之处就在于怎样才能使大众从精神上真正站立起来。2000年的历史惯性很沉重，普通百姓都怕官，他们在读书人面前总是自惭形秽，不敢说话，没有言论自由的意识，改变这种大众积习极其困难。

　　1949年，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在当时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现实还不是这样，或者说，中国人仅仅在形式上站起来了，中国人，主要指大众，内时候在精神上并没有站起来。

　　1966年，毛泽东仍然没有看到中国民主的希望，2000年以来形成的中国官吏阶层与上流社会的装模作样的神圣感，依然使普通大众望而生畏。毛泽东不能再等下去了，他没有时间了。毛泽东知道，如果他不发动文革，中国的民主也会觉醒，但是如果那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就要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这种代价与文革造成的损害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要严重百倍以上——正如后来苏联发生的事情，中国因此就可能一蹶不振。

　　如果我们敬畏的一个人，忽然在我们面前出丑，或者走出他内片神秘的小天地，走到我们中间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工作，我们对他的敬畏感很容易就会消失。这就是文革要做的事情之一。文革以后，头衔官衔社会地位等等虚头八脑的东西再也吓唬不了老百姓了。......

　　还有譬如89动乱，刚开始人民对这个运动还是有同情的，当时共产党的问题的确严重，然而随着境外势力明目张胆的介入，民心立刻发生了大幅度逆转。这种蠢事西方做得多了。中国人历来讨厌外国插手中国事物，这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民族自尊和民族优越感，谁敢冒犯这种尊严，人民一定会反对。...民心已倒向中共，就难以掀起大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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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语迟] 于:2006-06-03 15:25:37

　　如果佛陀还生活在我们中间，现在这些浮躁狂妄浅薄的人们一样也会对佛陀说三道四，说佛的不是。毛泽东就是这种境况。辩证法虽然一再说没有完美的事物，没有完美的人，但是这个观点其实并不符合辨证法，的确也存在无所不能福泽万世的圣人，虽然这样的人极少，出生于20世纪的我们有幸遇到过一位，他就是毛泽东。
　　
　　我一点也不怀疑，随着时间的流逝，蠢蛋小丑们针对毛泽东的语无伦次会逐渐淡去消灭，毛泽东就象一座山，离开他越远，我们看得才越真切。数百年上千年以后，毛泽东会作为与孔子老子齐名的伟大人杰，被我们这个民族永久地纪念。

　　作为圣人的神来之笔，文革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往世之绝学，开万世之太平。这么说是不过分的。

　　历史是一条长河，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无数的民族、国家、朝代、事件、人物，在这条河里就象一个个泡沫，瞬间出现又覆灭，融化成为河流的本身，流向无穷的未来。一切真的都是命中注定么？谁知道呢。而有那么一次，人为的巨浪似乎马上就改变了命运安排好的河道，几乎把这个世界带上别的方向，这就是毛的文革。几千年来，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中，文革独一无二，它之所以如此独特，因为文革是唯一的一次与人类宿命抗争的全民运动，是一次人与天的战争。文革虽然最终失败，但是它散发出的人类理性之光却是光焰万丈。仿佛火炬熄灭前瞬间勃发的光明，它辉煌地宣告了哲学的终结。文革是人类理性的回光返照，文革是一首气势磅礴的挽歌。文革已死，文革不再。

　　（全文完）

 

[xyzology]

49年

49年以后，毛导演的一场场闹剧，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企图毁灭罪证，为毛的“革命”找根据。毛根本就是个呆子，他家让他搞得前辈早死，同辈遭殃，后辈早夭。跟他的女人也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生活在中国大地的人也因他遭了很大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