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四百年前的远征

[guest]

利玛窦像（上海博物馆提供）

马切拉塔全（上海博物馆提供）

塞尔莫内塔的木板油画《圣母、圣子和小圣约翰》
引入西学第一人
本刊编辑部
“这样的事并非不常发生：大规模的远征和轰轰烈烈的壮举，年深日久趋于成熟，但其创始时的情况，对于很久以后的人们，却完全是一本未曾打开的书。对这一事实的原因经常加以思索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一切事件，即使是后来有巨大规模的事件，在开始时都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希望会在后来发展成为重要的事……”
1608年，利玛窦猛然发现自己已经是第一批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中仅存的一个。他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开始记录在中国20多年的传教经历，以使“从这个高尚民族所采摘的第一批基督教果实的故事不致湮没”。
的确，他是第一个成功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在28年的传教历程中，他建立了4个传教点，最后一个就在大明天子的脚下。到利玛窦辞世的1610年，基督教在中国已经有了数千名信徒。他本人获皇帝钦准成为第一个葬于中国内地的教士。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为他们的“远征”建立一劳永逸的基础。因为罗马教廷和中国的“礼仪之争”，1717年，另一个中国皇帝康熙颁令，中国全面禁止传教。在此之后，双方虽有改善关系的尝试，终究没有打破僵局。罗马教廷废除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禁令远在两个世纪后的1934年。
所以，更具深远意义的，毋宁说是利玛窦为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叩开了大门，对中国士大夫而言，利玛窦以温和的方式为他们打开了眼界。他的天文、地理知识，文化、道德观念（宗教观念隐于其后），使他们意识到，西方并非他们以为的蛮人国度，而是极发达的文明。中国中心观虽难以克服，毕竟开始动摇了。
而在西方，除了利玛窦所翻译的《四书》，1615年，金尼阁整理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完全取代了被欧洲人视为童话的《马可・波罗游记》，成为他们了解中国的基本读物。再加上之后的传教士发回来的报告，不少欧洲大思想家对东方的神秘古国萌生浓厚兴趣。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发现，中国典籍《周易》的六十四卦表现出“二进制”，这使他觉得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科学领域中的新成员，他一度相信从中国能找到证据证明《圣经》纪年的精确性；法国思想家伏尔泰高度赞扬中国的“自然神论”，在《风俗论》中他以中国为世界文明史的开端，甚至还用中国纪年来讲述世界历史。美国政治家富兰克林则读了不少有关中国的书籍，计划派人到中国研究古老的法律。
当然也有唱反调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就认为中国法律以高压而不是智慧来统治中国人，极大地遏制了自由。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中国文明停滞在人类精神发展的初期阶段，没有能像西方那样充分发展出自由。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卡尔・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谈到中国，认为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国人才有可能看到“自由、平等、博爱”被镌刻在万里长城上。
无论褒贬，这些议论多少出自相隔遥远的玄想，真正的接触要在1840年才开始，到时候西方人才有可能放下望远镜，用他们的双脚丈量这个古老文明，虽然他们同时也带来了枪炮。
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利玛窦和他的教友们开启了一些“重要的事”。作为沟通中西科学、文化的使者，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尽管因某些局限，他们带到中国的科学并不都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比如其中的天文学还依循地心说。但是总的来说，可以用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的话来概括他们的作为：他们“成功地完成了一项工作，其成就超过了印度佛教的先行者们在唐朝的成功，……开启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自然科学沟通的大门，而中国的自然科学成就将要以此为基点”。
另一方面，他们当时来说成果还不很丰硕的福音传播事业，在400年后的今天，已然“征服”了不少中国人的心灵。就像《圣经》说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利玛窦
一个跛子的远征
本刊记者 李乃清 施雨华
跛子与皇帝
1601年的一天，利玛窦和他的同伴被召进了紫禁城，因为他们献给万历皇帝的大自鸣钟走不了。于是他们在紫禁城中的钦天监住下，向被派去学习的4名太监教授如何使用和保养自鸣钟。3天之后，太监们掌握了技巧，钟被搬回皇帝身边，令他异常高兴。据说太后获知此事后，也想见识一下西洋宝贝。皇帝怕她不还，命太监将发条先松掉。太后觉得这座“死钟”索然无味，就完璧归赵了。
神父们进贡的物品中还有一架铁琴。过了些时候，万历皇帝又派来4名太监学习演奏这种乐器。利玛窦借此机会编写了8首歌曲，名为《西琴曲意》。其中的第二首《牧童游山》这样唱道：
牧童忽有忧，即厌此山，而远望彼山之如美，可雪忧焉。至彼山，近彼山，近不若远矣。牧童、牧童，易居者宁易己乎？汝何往而能离己乎？忧乐由心萌，心平随处乐，心幻随处忧，微埃入目，人速疾之，而尔宽于串心之锥乎？已外尊己，固不及自得矣，奚不治本心而永安于故山也？古今论皆指一耳。游外无益，居内有利矣！
（牧童忽然忧愁起来，厌倦了这座山，而远望那座山的美好，以为可以消除忧愁。往那座山去，靠近了，近看不如远看。牧童、牧童，与其换居所还不如改变自己？你往哪儿去能离开自己呢？忧愁和快乐由心萌生，心平静随处可乐，心虚幻随处可忧。微小的尘埃进入眼睛，人马上要处理，而你对穿心的锥子反而不在意吗？在外面使自己尊荣，当然不如自得，为什么不安顿好自己的心而宁息于原来那座山呢？古今的论说要义都是一样的：四处漫游没有益处，不如安居内省！）
这已经是利玛窦第3次“进京”了，也是他最接近中国皇帝的一次。
6年前，他随兵部侍郎石星第一次往北京去。适逢大明与日本在朝鲜交战，刚到南京就被驱逐，随行的年轻教士巴拉达斯也在路上溺水身亡。石星抵京后即升任兵部尚书，但旋即因在与日本谈判时主和而被诛。
第二次是在1598年，他随在韶州传教时结识的官员王弘诲去北京。王告诉他9月17日那天，北京的官员要朝见皇帝为他庆祝生日。（此前利玛窦曾想通过建安王的帮助进北京。但他很快明白了：皇帝对他的亲戚有强烈的猜疑。走这条路不仅没有好处，还有可能带来很大的危险。）9月7日，皇帝生日前10天，传教士们一行4人抵达北京。这是利玛窦第一次与京师的朝廷有实质性的接触。当时廷臣与宦官的争斗升级，和日本的关系再度紧张，朋友们怕遭到猜疑而不敢接待他。利玛窦意识到：“在这里，传播福音的日子还没到来。”11月初，传教士们离开北京。
而这一次，他们搭乘一个太监的船只，1600年5月从南京出发，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河里挤满船只，遇到水闸，没有特权的船往往要等好几天。那个太监发现利玛窦是个很有用的人物。他请那些等候过闸的船老大来见他船上的外国人以及要进献给皇帝的礼物，他们往往便爽快地答应让他的船队排在最前面。在山东的济宁，利玛窦遇到朋友李贽和刘东星。他们对他上呈皇帝的奏折不太满意，为他重新起草一份，并让城里书法最好的人誊写出来。利玛窦依依惜别，希望有一天能向他们回报（但半年后64岁的刘东星就去世了。又过了一年，75岁的李贽在狱中自杀）。当年7月他们在山东临清遇到了税监马堂。发现传教士的行李中有耶稣受难像时，马堂大叫了起来，他认为这些外国人显然想用它诅咒皇帝。于是利玛窦一行被拘押了半年。眼看山穷水尽，1601年1月9日，圣旨到了，命令立即将利玛窦一行以及贡品送到北京。
1月24日一行人来到北京。按理有关外国人的事务归礼部管，但太监们想绕过这个惯例。他们把利玛窦等人带到属于马堂的一处房子，并派卫兵把守。3天后，贡品和奏折送到了皇帝那儿。
礼部官员蔡献臣派了一小队兵丁把他们从太监们手中夺了过去。之后，利玛窦和他的同伴被安顿在了会同馆。那里有许多伪装成使者的外国人，假借进贡的名义获取皇帝的赏赐。他们彼此默契，谁也不去拆穿对方。住了几天之后，利玛窦和庞迪我还参加了一次朝礼。但皇帝并不在场，自从因为立嗣问题与大臣怄气以来，他已经10多年不上朝了。那些“使臣”朝着空空如也的天子宝座进献礼物，并行三拜九叩之大礼。
长久以来，传教士们一直渴望着见到皇帝，以获得在中国传教的钦准。他们一度希望罗马教廷派遣使节促成此事。而利玛窦的上司范礼安则不断催促他尝试接近“在北京的朝廷和皇帝”，那些进献给万历的贡品就是他准备的。尽管利玛窦如今已能经常出入紫禁城，他还是没有办法一睹龙颜。不过万历倒是对传教士们很感兴趣，虽未亲自接见，却指派了宫内画师为他们画像。据目睹当时情景的太监说，皇帝凝视画像片刻后误认道：“他们是回回。”此外，万历在见到利玛窦所绘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后，吩咐钦天监用丝织出，放进屏风里。传教士们之前一直不敢把图献给他，因为在这幅地图上，大明的版图远远不如中国人以往想象的那么大。
所幸的是万历没有答复礼部官员建议驱逐传教士的奏折。在朋友们帮助下，1601年5月28日，耶稣会士们终于结束磨难留居北京。这时距他们从南京出发已经一年有余。
此时的情形和利玛窦1592年夏天的一次经历有微妙的相似之处。当时一帮中国青年袭击了他在韶州的住所，他从窗口跳出时扭了脚。澳门的大夫们无法治愈他的腿伤，使他从此成了个跛子。现在，他在北京的事业注定也要一瘸一拐向前，一只脚拖着失望，另一只脚拖着希望。
亲人和导师
“我们在这些国家，就像是自愿流放，不仅远离我们的亲人：父母、兄弟和亲戚，而且远离基督教民族和我们的祖国，有时是来到一个十几二十年见不到一个欧洲人的地方。”（书信）
自从1578年3月离开欧洲，利玛窦终身未能回到故乡。在数万里之外的异国，他有时也会怀疑向天主献身是否必须远赴海外。对于度过了生命中最初16年的马切拉塔，他一直念念不忘。在他绘制的中文版世界地图上，亚得里亚海惟一有标注的地方正是马尔凯（马切拉塔所在的省）。
仿佛命中注定，他出生在弗朗西斯・沙勿略去世的1552年。那位打开日本信仰之门的耶稣会士，在当年12月2日死于珠江口一个名叫上川岛的小岛上，未能实现他进入中国传教的梦想。
利玛窦的父亲乔万尼・利奇是一个有见识的人，在经商之外，还在教皇领地内和别的地方经营产业。据说他还热衷地方行政，代理过马尔凯地区的区长。利玛窦是众多孩子（至少7男1女）中的长子。
父亲把儿子送往罗马去学习法律，但马太（利玛窦本名马太・利奇）抵达罗马后不久就开始过严格的修士生活了。1571年8月15日，他加入了耶稣会。他知道父亲对他另有期许，就寄了一封信回家请求同意。乔万尼大吃一惊，马上动身去罗马，但他在出发后的第一天就病倒了。他相信自己的病出自天意，于是就返回家中给儿子写了一封信，赞成他的选择。
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仿佛一个重大启示，刺激了传教士们的使命感。明朝治下的中国在他们看来就像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一些进入中国的鲁莽尝试失败后，有的传教士认为让中国人改变信仰是没有希望的，除非用武力。一位修士这样说，“没有士兵的介入而希望进入中国，就等于尝试着去接近月球。”
但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勇于开辟新路。他制定的修会规则，对传教方式不做狭隘的规定，却要求它的成员必须学会所在国语言。他认为传播信仰过程中，暴力和军队不是必须的，相反可以带一些农业专家、工程师和内外科医生去当地。这种适应当地文化的精神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作出了最初始和最显著的努力。
1572年秋，利玛窦在宣誓后进入罗马学院。由于彼时到海外传教的热潮，当他听说将增派传教士去东方“远征”时，就静不下心来读书了，未及完成学业（数年之后他才在印度完成神学课晋铎），他就要参与其中。
耶稣会会长恩准他前往洛雷图圣殿参拜，好在途经马切拉塔时与亲人告别。但他急切之极，放弃了见父母的机会，也许他当时没有想到，这原本会是他和父母的最后一面。
1578年，他们一行14人在里斯本启程，往远东而去。
接下来的那些年，他过着一种带有《圣经》事迹色彩的生活，孤独地穿行在无数异教徒中。
现在，身在中国的利玛窦争取每年给家人写一两封信。尽管他常常写两份，分别经由葡属印度果阿和菲律宾马尼拉两条路线发送，这些信件还是时常遗失，或者由于疏忽，或者由于海难，或者由于海盗的劫掠。所以后来他渐渐习惯以6-7年为一个时间周期（从发信至收到回信）。这样的情形自然会影响到他写信的动力。1594年，他从韶州写信给一位朋友说，如此漫长的往复不仅意味着形势的变化会使得信件内容失去意义，“而且，……我时常想，我写了那么多关于这里生活的长信，收信人却说不定早已不在人世。”
最富有戏剧性的正是关于亲人的消息。1593年，利玛窦写信给父亲时已有15年不知道双亲的音讯了（他们只是在15年前利玛窦从里斯本出发后给他发了封信）：“要是不那么麻烦的话，我就能知道家里的近况和你们是否依然健在，那我会是多么快乐啊！”3年后，他从意大利的一位密友处获知双亲去世的噩耗，连着做了好几次弥撒表达哀悼。但这个他无法求证的消息并不确切。1605年，利玛窦又震惊地获知父亲仍然健在，兴奋难抑，他马上写了封极其热忱的家信，并概述了自己这些年来在中国传教的主要成就。结尾处他写道：“我不知道这封信究竟会是在地球上找到你们呢还是在天堂：但无论如何我都要给你们写信。”
真的是在天堂。当这封信抵达马切拉塔时，父亲乔万尼・利奇已经过世了；而当报告这一千真万确之死讯的信回到他所在的中国，利玛窦本人也已经死了。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