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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如果一个人连死都不怕，那还有什么更可怕的呢？一个自杀现象发展到了“九连跳”，就不能不说是个严重问题了。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去问那些已经跳下去的富士康员工，但我们可以向社会求解，向他们工作的企业求解，向和他们一样还在流水线上劳作的工友求解，向我们的产业发展模式求解，向我们的心灵求解……
视频：富士康今年第9起坠楼事件警方判定系自杀 来源：东方卫视《东方新闻》 他们的生命在瞬间结束了，但留给我们的反思远没有停止。在人口红利被过度透支利用、依赖低廉劳动力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的今天，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和定位今后的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必须明确选择发展模式所要倚重的价值标准：是以利益为核心，还是以人的价值为导向？是在致力于为众多外来投资者创造巨额利润，还是在为中国探索一条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现场直击：富士康没能阻止第九跳
5月14日，当大多数人还没有从耸人听闻的“八连跳”中缓过神来，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科技集团还是发生了残酷的“第九跳”。和之前稍有不同的是，在事发现场发现一把带血的匕首，死者身上有四处刀伤，在宿舍7楼楼顶发现有血迹。警方勘查现场后排除他杀嫌疑，确认死者属自杀身亡。
在“第九跳”发生后的第二天下午，5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看到，就在“第九跳”发生地宿舍的楼下，正在举办一场类似“快男超女”的卡拉OK海选，很多20岁出头的男女围在一起观看，不少表情略带羞涩的工人在很多人面前大声唱着歌。
这幢楼已经恢复了以往的状态，楼下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很多工人坐在旁边休息，喝饮料，还有一些工人在旁边观看露天的一些节目，跟往常的任何一个周末一样，喧嚣而平静。
记者在福华宿舍“第九跳”的事发现场看到，从一楼和七楼顶楼的情况来看，现场已经被打扫干净，没有找到任何血迹。记者来到该幢宿舍的七楼楼顶，进入天台之前，有一块警示牌：“天台禁区、楼高危险、请勿进入”，对面是另外一座庞大的宿舍楼，楼下有小卖部，还有水果超市，在七楼楼顶平台周围，有一米多高的栏杆，必须翻越栏杆才能跳下去。
据了解，死者姓梁，所住房间内共有八人，这名安徽籍男子是在去年11月进入富士康从事一线工作，但宿舍的很多人对他并不了解。
这和其他跳楼事件有不少相似之处，1月份跳楼身亡的马向前的一个舍友表示，宿舍的人很少交流，因为两班倒，大家很少见面，他来了7个月，从来没和舍友出去玩过。如果是白班的话，他一般晚上8点钟下班，8点半左右回到寝室，冲完凉，不超过11点钟就睡觉。
不仅如此，“第九跳”死者生前所住的四楼多间宿舍工人表示，并不清楚此事。从警方掌握的情况来看，他是自残后跳楼身亡。
从2010年上半年的富士康员工“九连跳”系列自杀事件来看，这些当事人出生在1986年~1992年，也就是在18岁~24岁之间，入职时间不到一年。
富士康集团媒体办主任刘坤对此表示，富士康集团正在改善和检讨自身管理，同时也正在做很多工作，帮助员工稳定情绪。
在富士康今年的第十场励志交流大会上，记者注意到，有一个游戏，如果能说全一个宿舍的舍友名字的，可以拿到奖金，这个游戏遭遇到一些尴尬，迟迟都凑不齐三个人来参与这个游戏。此前，富士康工会在开展心理辅导讲座时，曾做过类似的举动，要求有工人能说全自己室友的名字，便奖励1000元，同样，绝大部分人答不出来。
励志交流大会上有一个节目改编于富士康员工身边的一个真实故事：一个女工和一个男工谈恋爱，怀孕，然后被男工抛弃，随后发现男工有了新女友，这个女工无望后准备选择死亡，在最后关头被救了下来。记者注意到，在女工几乎陷入绝望在台上歇斯底里哭泣的时候，不少新入职的员工也随之开始抽泣，这是唯一一个从第一场演到现在，每场都有人哭的节目。富士康目前为止跳楼的几个女工中，或多或少有感情纠纷。
尽管富士康对此做出很大努力，但并未能阻止“第九跳”的发生，记者了解到，富士康也有不少娱乐设施：游泳池、健身房、运动场、咖啡厅、网吧。不仅如此，富士康集团还在绝大部分厂区、宿舍、食堂等公共场所装有IPTV电视，除了有集团电视台，还有杂志社和社团组织。
但这一切没能有效阻止富士康跳楼事件的发生。从4月份开始，富士康就通报所有员工：任何职工只要发现身边的同事情绪异常，便可通知心理医师或者部门主管。若情况属实，公司奖励200元。
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对媒体表示，坠楼事件连续发生暴露富士康在管理方面存在漏洞和不足，王同信也说，坠楼事件所涉员工均为“80后”、“90后”，大多入职时间不长，面临工作和生活的较大压力，适应社会缺少经验。
与此同时，在深圳龙华镇东环二路富士康科技集团南门口，尽管将近30摄氏度的高温，求职者还排着长队在报名，在年后招工高峰期的时候，求职工人热情高涨，从凌晨就开始排队，每天人数超过2000人，不得不拉起警戒绳来维持秩序。 李娟
富士康“第九跳”调查：陌生的室友
5月15日下午，深圳富士康福华宿舍楼下，一场类似“快男超女”的卡拉OK海选正在进行，很多二十出头的男女围在一起观看，不少表情略带羞涩的工人在很多人面前大声唱着歌。
这里丝毫没有惨剧的印象。此前一天，5月14日，一名姓梁的员工从宿舍7楼楼顶坠地身亡，成为这家全球最大代工企业今年以来的“第九跳”。“第八跳”发生在三天之前。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福华宿舍“第九跳”的事发现场看到，从一楼和七楼顶楼的情况来看，现场已经被打扫干净，没有找到任何血迹。记者来到该幢宿舍的七楼楼顶，进入天台之前，有一块警示牌：“天台禁区、楼高危险、请勿进入”。在七楼楼顶平台周围，有一米多高的栏杆，必须翻越栏杆才能跳下去。
死者姓梁，所住房间内共有八人，这名安徽籍男子是在去年11月进入富士康从事一线工作的，但宿舍的很多人对他并不了解。
从2010年上半年的富士康员工“九连跳”系列自杀事件来看，这些当事人出生在1986年~1992年，也就是在18岁~24岁之间，入职时间不到一年。标准化的厂房，标准化的住宿，还有被标准化了的员工生活，使得这里的沟通与交流变得机械化。
记者注意到，在富士康今年的第十场励志交流大会上，有一个游戏遭遇到了尴尬：如果能说全一个宿舍的舍友名字的，可以拿到奖金，但游戏中迟迟都凑不齐三个人来参与这个游戏。此前，富士康工会在开展心理辅导讲座时，曾做过类似的举动，要求有工人能说全自己室友的名字，便奖励1000元，同样，绝大部分人答不出来。
一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富士康员工说，在宿舍住得很闷，一个宿舍的人几乎都不说话，“大家是不同的工组，上班时间也不一样，所以都不太认识。”
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富士康集团媒体办主任刘坤表示，富士康集团正在改善和检讨自身管理，同时也正在做很多工作，帮助员工稳定情绪。
然而，这样的表态，与前几跳发生后并无不同。
直到现在，深圳市有关部门和深圳市总工会并未就富士康的“第九跳”发出声音。昨天，《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未能联系到深圳市政府新闻办和总工会的相关人士。与此同时，全国总工会亦尚未就此事及富士康频繁发生跳楼的事件发表声明。昨天本报记者联系到全总相关部门负责人，但并未得到正面回应。
富士康科技集团工会副主席陈宏方曾告诉媒体，在“第六跳”发生后第二天，深圳市总工会便到富士康调查。4月13日下午，深圳市总工会公布富士康近期多名员工坠楼事件的调查结果。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称：富士康在管理方面存在漏洞和不足，希望企业吸取教训，建立人文关怀的管理体制。
不过，这份调查报告并未向社会公开。目前也无法知晓深圳市总工会是否已在针对此后的跳楼事件进行新的深入调查，同时也无法确认深圳市总工会是否对富士康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正意见。
富士康方面也承认，面对近40万的员工，他们的干预措施有些杯水车薪。刘坤认为，跳楼这一社会现象更应该由专业的心理专家剖析。
然而单纯的心理学角度未必能有效诊断富士康的病根。
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建议，不妨请政府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和企业组成一个调研组到富士康来进行一个课题调研，深入研究员工跳楼事件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原因。从这个角度讲，富士康遇到的问题事实上具有普遍意义。 李娟
“九连跳”背后是没有希望的绝望
富士康又一次站在了舆论漩涡的中心。
当人们还未从富士康半年“八连跳”事件的惊悲中缓过神来，这个纪录又被“九连跳”刷新。14日晚，在深圳富士康龙华厂区北大门附近的福华宿舍，21岁的安徽籍男工从宿舍楼7楼楼顶坠地身亡。
一次又一次的跳楼事件，考验着富士康人脆弱的神经，也考验着公众的容忍度和心理承受底线。
当命令成为主要沟通交流模式
上海神光心理咨询公司的彭瑞林，对这次跳楼自杀事件非常有感触。就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富士康昆山分公司曾经邀请他们去做咨询培训。
“因为我们是专业的EAP(Employee Assistant Program员工帮助计划)公司，富士康觉得这方面咨询的费用比较高，所以后来它选择了另外一家要价低的公司合作了。”彭瑞林告诉记者。
据彭瑞林透露，在此次系列自杀事件曝光之前，在富士康昆山分公司就已经有好几起类似事件，只是当时并没有向外界公开，但已经引起管理层对员工心理的重视，所以请了专业人员去做培训。
因为业务前期准备需要，神光心理咨询公司曾去富士康进行调研，在接触富士康昆山分公司的过程中，彭瑞林最大的感受是“所有的员工都非常死板，没有活力”。彭瑞林提问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主动举手回答问题，而彭瑞林在其他公司做培训的时候，员工回答问题明显积极。
他认为，这是富士康典型的军事化管理的原因，员工只有服从，没有反抗的资格。这会让员工心理产生逆反情绪。“这种管理模式能带来企业的高绩效，但是对于员工来说，没有释放和沟通的空间。”
但是台湾心理咨询师夏东豪认为军事化管理的制度没有错误，错误的是管理层带员工的方式。夏东豪自己曾经在台湾当过兵，“军队里并没有听说有跳楼自杀的现象，虽然也很艰苦，但是会有鼓舞人的信念和荣誉感。富士康的问题在于，怎么去建立员工的信念，激励起员工的希望。”
对于富士康员工的跳楼自杀事件，夏东豪分析认为，主要是“压力过大，人生没有希望”。比如战争中的俘虏有活下去的希望，就会积极争取生命。富士康员工的希望就是怎样活得更好。如果员工认为，活得没有意义，或者无法活得快乐，就会抑郁，从而产生自杀的想法。
此外，公司的氛围也很重要，夏东豪在给企业做心理培训的时候发现，有的企业就是乐观积极的氛围，有的企业就是比较计较的，人与人之间不是互相帮助的。而这跟企业管理层的影响是有很大关系的。他认为，好的公司氛围，能让员工有更好的沟通渠道。
彭瑞林与夏东豪的感受相同，他在富士康调研时的另一个感受是，富士康的员工没有压力纾解的渠道，不仅员工与员工之间沟通很少，主管与员工之间同样沟通很少。
有些主管就是在3至5年这样沉闷的工作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本身就很压抑，当他成为主管后，对下属员工也是采取同样的沟通交流模式，那就是命令。
这就导致了员工的不满情绪淤积，即使富士康在当地的企业中算是待遇还不错的企业，但是，员工跳槽的现象也经常发生。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
“九连跳”让人触目惊心。
“根据心理学上的说法，自杀是会心理传染的，当有一个人选择自杀时，其他人很可能会效仿。”夏东豪说，比如张国荣自杀当天，就有很多人自杀。有些人本来有这个想法的，看到别的人跳楼了，于是给了他这样的勇气。
夏东豪认为，虽然每个人都有工作的压力，但是个人的家庭生活也很重要，如果员工家庭幸福美满，即使工作上有些压力，也是可以得到补偿的。
富士康科技集团新闻发言人刘坤说，其中时间最长的只有一年半，最短的20多天。自杀员工没有很多的加班记录。企业表示，自杀行为与工作压力可能并无直接联系。
有调查显示，这些员工选择轻生，有的是婚恋和情感上遇到挫折导致，有的是家庭出现变故造成情绪低落，更有人可能是由于精神异常而造成悲剧。
彭瑞林对此认为，即使所谓婚恋和情感上遇到挫折，家庭出现变故导致的轻生，也是由于管理制度上原因。“青春期的孩子，由于工作压力大、时间长，工作外的时间没有什么其他的寄托，没有别的爱好，没有地方可以发泄情绪，所以一旦谈了恋爱，就把所有注意力放在恋爱上，当恋爱失败了，整个人就完全崩溃。”他认为，这就像学生如果学习压力大，导致成绩下降，就容易产生网瘾或者陷入早恋。
另一方面，彭瑞林发现，在富士康这半年的自杀者中，年龄大多在18岁至24岁之间。“这些年轻员工，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很多都是在中专或者技校毕业后，直接进入富士康。进入现实工作后，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让这些心理尚未成熟的打工者难以适从。他们会觉得怀才不遇，受到了不公正待遇，逐渐对学习和生活丧失兴趣，产生厌世感。加上工作难以适应、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影响，一些人还会出现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
此外，现在80后、90后是现代大城市中新生打工族，这代人多是独生子女，跟他们的父辈打工者相比，抗压能力、吃苦能力比较差、心理脆弱，但同时，这代人更自尊，梦想也更大，但是却因为找不到实现理想的路径而困惑。彭瑞林认为，这也是富士康自杀事件频出的重要原因。
爱不是用奖金去“勾引”
“自杀是因为绝望，而绝望之前的表现方式就是抑郁。”彭瑞林说，由于长久的压抑，情感、工作、环境、家庭方面的压力，没法得到纾解，就容易产生抑郁。
彭瑞林告诉记者，像富士康这样的代工企业，员工入职后一般只接受简单的培训，但要求比较高，年轻员工每天重复性的工作也会磨损人的心理，如果再休息不好、缺乏情感交流，就会加重挫折感和孤独感，对生活丧失信心。
他认为，自杀需要“勇气”，而这种“勇气”就来自于个人对生的恐惧大于对死亡的畏怯。选择自杀，可能源自内心的脆弱。除了个人内心的因素，外部环境也会或多或少地产生刺激作用。倘若一个社会冷酷无情，多数人的愤懑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得以疏通，那么就会出现更多的谋杀或自杀案例。
富士康深圳厂区有40多万名员工，员工生活在集体管理之中，缺乏足够的个人生活空间。打工者又远离家乡和亲人，一旦出现不良情绪，找不到宣泄途径，缺少亲情抚慰和自我救助的条件，久而久之，不良情绪累积起来，容易造成极端行为。
虽然富士康园区内，有非常完善的娱乐设施，比如游泳池等，但是靠加班来多挣钱的员工们绝大多数没有时间来享用。
在富士康多次跳楼事件后，管理层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补救员工的心理健康。比如，从4月上旬开始“花钱买信息”：任何职工只要发现身边的同事情绪异常，便可通知心理医师或者部门主管。若情况属实，公司奖励200元。
“但是这种方式本身就有问题。”夏东豪说，这是一种很自私的心态，用奖金的鼓励去让人们关爱对方，他们不懂什么是关爱，爱不是用奖金去“勾引”的，爱是真正的关心。
彭瑞林介绍说，据他了解，有些企业就有不错的帮助员工释放压力的方式。比如对公司贡献大的员工，会发给他一张健身卡，要求带着家人去健身房，不去的话，反而会扣该员工的工资。这样一方面，让该员工与家人有较多时间交流，另一方面也能通过运动纾解压力。
此外，在日本企业里面，有专门的心理健康保健组织；在美国，企业有专门的员工援助计划，有专业心理人员提供指导和咨询。
对于富士康，彭瑞林认为，当务之急是，利用好释放压力的场所，经常举行一些活动，同时，主管要与员工加强沟通，而且这种沟通应该是平等的、经常性的、一对一的。 刘琼
“90后流水兵”何杨的打工生活
湖北小伙子何杨(化名)是不折不扣的“90后”，今年1月26日在富士康得到了第一份工作，成为了PCEBG事业群做电脑板的包装和打螺丝的一名“流水兵”。他最近准备要搬家，从宿舍搬到外面和老乡一起去住。
他每天7点钟要起床，每个星期休息一天，这样算下来，一个月可以拿2000元左右，有时候多一点，有时候少一点。
最多的时候是今年春节过后第一个月，当时他刚刚进来，一个月只休息了一天，这个月拿到了2500元，高兴坏了。
和何杨一样，富士康大多数员工的工资都是来自底薪和加班费，底薪是以当地的最低工资为标准的，每月900元人民币。这刚好占到工资的一半左右，即使疯狂的加班，最多也不会超过3000元一个月。
何杨的梦想是回老家武汉开出租车或者自己做货运，他说离梦想的差距是5万元，但是来富士康四个月他几乎没存下什么钱，“一个月2000元工资可以花掉1900元。”听了这番话，坐在一旁的湖北老乡都夸张地笑了。
他们几乎有差不多的特征，头发染成夸张的颜色，然后发梢在烫染和定型水的共同作用下直指天空，“我们就是要打扮成‘非主流’的样子。”何杨的另外一个老乡，被他叫做“黄毛”的一个工人说，他穿着紧身的衣服和裤子，头发像极了“花儿乐队”的一个主唱。
“以前每天上网打游戏，然后和一些老乡吃饭，钱很快就不见了。”何杨有点懊恼地摸摸头发。
在富士康的工厂里，几乎随处可以看到这样的“非主流”，他们构成了其中的一道风景线，在周末的时候穿着自己的衣服出门，男男女女都十分靓丽。
让何杨想搬离的一大原因是，这里被标准化的厂房，标准化的住宿，还有被标准化了的员工生活。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包装、打螺丝，他们的半条生产线有40个人左右，这半条线归一个“线长”来管。“没意思，还是出去好玩一点。”“黄毛”对记者表示，他比何杨要大两岁，之前在东莞一家照相机工厂里做过，显得老成一些。
“以前每个月有3000多元。”他撇撇嘴，“真的是累死！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或者12点，一个月一天都不休息！我连花钱都没时间，三个月竟然存了一万块！”
在何杨入职富士康的第二天，他也来到了富士康。和其他工厂一样，这里也加班，每天差不多2个小时的加班时间，中午有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在最近，刚刚把周末加班制度改了，每个礼拜可以休一天。
“有时候听他们说有人自杀，烦死了。”他很不明白为什么要选择自杀，但是在宿舍住得很闷，一个宿舍的人几乎都不说话，“大家是不同的工组，上班时间也不一样，所以都不太认识。”四个月里，他们宿舍搬走了一个工友，又来了两个新的工友。
何杨说更愿意去和外面的老乡住到一起，这样有点意思，不像现在，下了班好像累得就要洗澡睡觉一样。
下班就回宿舍睡觉，好像是很多工人的程序一样，富士康1988年在深圳地区建厂，随后，在深圳的员工人数迅速达到40万人。这些人被招进来后，就被随机分配到宿舍中，然后经过简单的培训上岗。他们像是“被植入了电脑芯片的人”，每天都在接受同一种指令，到固定的地方吃饭、上班、睡觉。
从每一天的8点开始，这40万人启动程序，从宿舍到食堂到流水线，在各自的岗位上，按部就班地工作。
在富士康科技集团这个庞大的帝国里，这些“工兵”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以富士康国际为例，2009年利润为3900万美元，这只是富士康科技集团中的一部分而已。据台湾媒体报道，鸿海集团4月发布了2009年第四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第四季度净利润290亿新台币(约合人民币63.22亿元)，平均每日净赚3亿新台币(约合人民币6540万元)，合并毛利率达10.2%，创下该公司公布单季度合并财报以来的新高。
这组数据和何杨没有任何关系，他的劳动力价值就是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2000元，多一点，或者少一点点。
一个来自重庆的工友任超告诉记者，他才来了一个月，他的一个老乡，赶到富士康的南门招聘处，“这里更稳定点吧？至少不会拖欠工资。”任超这样跟他老乡说。
任超的宿舍里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人是两年，其他时间都不长。两年在这里被视为“比较长”的一个时间了，在富士康做测试的一个工友陈文斌说，他待了两年，是宿舍里时间最长的一个了。
每天都有人离职，也有更多的人进场，这个“超级大国”的兴衰，和他们谈不上任何关系。这个荣耀，创造了台湾首富、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的奇迹。 李娟
富士康今年第9起坠楼事件警方判定系自杀 来源：东方卫视《东方新闻》 播放视频 > 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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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报：如何打破富士康跳楼魔咒
新京报：富士康如何才能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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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富士康今年第9起坠楼事件警方判定系自杀 来源：东方卫视《东方新闻》 他们的生命在瞬间结束了，但留给我们的反思远没有停止。在人口红利被过度透支利用、依赖低廉劳动力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的今天，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和定位今后的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必须明确选择发展模式所要倚重的价值标准：是以利益为核心，还是以人的价值为导向？是在致力于为众多外来投资者创造巨额利润，还是在为中国探索一条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现场直击：富士康没能阻止第九跳
5月14日，当大多数人还没有从耸人听闻的“八连跳”中缓过神来，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科技集团还是发生了残酷的“第九跳”。和之前稍有不同的是，在事发现场发现一把带血的匕首，死者身上有四处刀伤，在宿舍7楼楼顶发现有血迹。警方勘查现场后排除他杀嫌疑，确认死者属自杀身亡。
在“第九跳”发生后的第二天下午，5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看到，就在“第九跳”发生地宿舍的楼下，正在举办一场类似“快男超女”的卡拉OK海选，很多20岁出头的男女围在一起观看，不少表情略带羞涩的工人在很多人面前大声唱着歌。
这幢楼已经恢复了以往的状态，楼下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很多工人坐在旁边休息，喝饮料，还有一些工人在旁边观看露天的一些节目，跟往常的任何一个周末一样，喧嚣而平静。
记者在福华宿舍“第九跳”的事发现场看到，从一楼和七楼顶楼的情况来看，现场已经被打扫干净，没有找到任何血迹。记者来到该幢宿舍的七楼楼顶，进入天台之前，有一块警示牌：“天台禁区、楼高危险、请勿进入”，对面是另外一座庞大的宿舍楼，楼下有小卖部，还有水果超市，在七楼楼顶平台周围，有一米多高的栏杆，必须翻越栏杆才能跳下去。
据了解，死者姓梁，所住房间内共有八人，这名安徽籍男子是在去年11月进入富士康从事一线工作，但宿舍的很多人对他并不了解。
这和其他跳楼事件有不少相似之处，1月份跳楼身亡的马向前的一个舍友表示，宿舍的人很少交流，因为两班倒，大家很少见面，他来了7个月，从来没和舍友出去玩过。如果是白班的话，他一般晚上8点钟下班，8点半左右回到寝室，冲完凉，不超过11点钟就睡觉。
不仅如此，“第九跳”死者生前所住的四楼多间宿舍工人表示，并不清楚此事。从警方掌握的情况来看，他是自残后跳楼身亡。
从2010年上半年的富士康员工“九连跳”系列自杀事件来看，这些当事人出生在1986年~1992年，也就是在18岁~24岁之间，入职时间不到一年。
富士康集团媒体办主任刘坤对此表示，富士康集团正在改善和检讨自身管理，同时也正在做很多工作，帮助员工稳定情绪。
在富士康今年的第十场励志交流大会上，记者注意到，有一个游戏，如果能说全一个宿舍的舍友名字的，可以拿到奖金，这个游戏遭遇到一些尴尬，迟迟都凑不齐三个人来参与这个游戏。此前，富士康工会在开展心理辅导讲座时，曾做过类似的举动，要求有工人能说全自己室友的名字，便奖励1000元，同样，绝大部分人答不出来。
励志交流大会上有一个节目改编于富士康员工身边的一个真实故事：一个女工和一个男工谈恋爱，怀孕，然后被男工抛弃，随后发现男工有了新女友，这个女工无望后准备选择死亡，在最后关头被救了下来。记者注意到，在女工几乎陷入绝望在台上歇斯底里哭泣的时候，不少新入职的员工也随之开始抽泣，这是唯一一个从第一场演到现在，每场都有人哭的节目。富士康目前为止跳楼的几个女工中，或多或少有感情纠纷。
尽管富士康对此做出很大努力，但并未能阻止“第九跳”的发生，记者了解到，富士康也有不少娱乐设施：游泳池、健身房、运动场、咖啡厅、网吧。不仅如此，富士康集团还在绝大部分厂区、宿舍、食堂等公共场所装有IPTV电视，除了有集团电视台，还有杂志社和社团组织。
但这一切没能有效阻止富士康跳楼事件的发生。从4月份开始，富士康就通报所有员工：任何职工只要发现身边的同事情绪异常，便可通知心理医师或者部门主管。若情况属实，公司奖励200元。
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对媒体表示，坠楼事件连续发生暴露富士康在管理方面存在漏洞和不足，王同信也说，坠楼事件所涉员工均为“80后”、“90后”，大多入职时间不长，面临工作和生活的较大压力，适应社会缺少经验。
与此同时，在深圳龙华镇东环二路富士康科技集团南门口，尽管将近30摄氏度的高温，求职者还排着长队在报名，在年后招工高峰期的时候，求职工人热情高涨，从凌晨就开始排队，每天人数超过2000人，不得不拉起警戒绳来维持秩序。 李娟
富士康“第九跳”调查：陌生的室友
5月15日下午，深圳富士康福华宿舍楼下，一场类似“快男超女”的卡拉OK海选正在进行，很多二十出头的男女围在一起观看，不少表情略带羞涩的工人在很多人面前大声唱着歌。
这里丝毫没有惨剧的印象。此前一天，5月14日，一名姓梁的员工从宿舍7楼楼顶坠地身亡，成为这家全球最大代工企业今年以来的“第九跳”。“第八跳”发生在三天之前。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福华宿舍“第九跳”的事发现场看到，从一楼和七楼顶楼的情况来看，现场已经被打扫干净，没有找到任何血迹。记者来到该幢宿舍的七楼楼顶，进入天台之前，有一块警示牌：“天台禁区、楼高危险、请勿进入”。在七楼楼顶平台周围，有一米多高的栏杆，必须翻越栏杆才能跳下去。
死者姓梁，所住房间内共有八人，这名安徽籍男子是在去年11月进入富士康从事一线工作的，但宿舍的很多人对他并不了解。
从2010年上半年的富士康员工“九连跳”系列自杀事件来看，这些当事人出生在1986年~1992年，也就是在18岁~24岁之间，入职时间不到一年。标准化的厂房，标准化的住宿，还有被标准化了的员工生活，使得这里的沟通与交流变得机械化。
记者注意到，在富士康今年的第十场励志交流大会上，有一个游戏遭遇到了尴尬：如果能说全一个宿舍的舍友名字的，可以拿到奖金，但游戏中迟迟都凑不齐三个人来参与这个游戏。此前，富士康工会在开展心理辅导讲座时，曾做过类似的举动，要求有工人能说全自己室友的名字，便奖励1000元，同样，绝大部分人答不出来。
一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富士康员工说，在宿舍住得很闷，一个宿舍的人几乎都不说话，“大家是不同的工组，上班时间也不一样，所以都不太认识。”
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富士康集团媒体办主任刘坤表示，富士康集团正在改善和检讨自身管理，同时也正在做很多工作，帮助员工稳定情绪。
然而，这样的表态，与前几跳发生后并无不同。
直到现在，深圳市有关部门和深圳市总工会并未就富士康的“第九跳”发出声音。昨天，《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未能联系到深圳市政府新闻办和总工会的相关人士。与此同时，全国总工会亦尚未就此事及富士康频繁发生跳楼的事件发表声明。昨天本报记者联系到全总相关部门负责人，但并未得到正面回应。
富士康科技集团工会副主席陈宏方曾告诉媒体，在“第六跳”发生后第二天，深圳市总工会便到富士康调查。4月13日下午，深圳市总工会公布富士康近期多名员工坠楼事件的调查结果。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称：富士康在管理方面存在漏洞和不足，希望企业吸取教训，建立人文关怀的管理体制。
不过，这份调查报告并未向社会公开。目前也无法知晓深圳市总工会是否已在针对此后的跳楼事件进行新的深入调查，同时也无法确认深圳市总工会是否对富士康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正意见。
富士康方面也承认，面对近40万的员工，他们的干预措施有些杯水车薪。刘坤认为，跳楼这一社会现象更应该由专业的心理专家剖析。
然而单纯的心理学角度未必能有效诊断富士康的病根。
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建议，不妨请政府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和企业组成一个调研组到富士康来进行一个课题调研，深入研究员工跳楼事件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原因。从这个角度讲，富士康遇到的问题事实上具有普遍意义。 李娟
“九连跳”背后是没有希望的绝望
富士康又一次站在了舆论漩涡的中心。
当人们还未从富士康半年“八连跳”事件的惊悲中缓过神来，这个纪录又被“九连跳”刷新。14日晚，在深圳富士康龙华厂区北大门附近的福华宿舍，21岁的安徽籍男工从宿舍楼7楼楼顶坠地身亡。
一次又一次的跳楼事件，考验着富士康人脆弱的神经，也考验着公众的容忍度和心理承受底线。
当命令成为主要沟通交流模式
上海神光心理咨询公司的彭瑞林，对这次跳楼自杀事件非常有感触。就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富士康昆山分公司曾经邀请他们去做咨询培训。
“因为我们是专业的EAP(Employee Assistant Program员工帮助计划)公司，富士康觉得这方面咨询的费用比较高，所以后来它选择了另外一家要价低的公司合作了。”彭瑞林告诉记者。
据彭瑞林透露，在此次系列自杀事件曝光之前，在富士康昆山分公司就已经有好几起类似事件，只是当时并没有向外界公开，但已经引起管理层对员工心理的重视，所以请了专业人员去做培训。
因为业务前期准备需要，神光心理咨询公司曾去富士康进行调研，在接触富士康昆山分公司的过程中，彭瑞林最大的感受是“所有的员工都非常死板，没有活力”。彭瑞林提问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主动举手回答问题，而彭瑞林在其他公司做培训的时候，员工回答问题明显积极。
他认为，这是富士康典型的军事化管理的原因，员工只有服从，没有反抗的资格。这会让员工心理产生逆反情绪。“这种管理模式能带来企业的高绩效，但是对于员工来说，没有释放和沟通的空间。”
但是台湾心理咨询师夏东豪认为军事化管理的制度没有错误，错误的是管理层带员工的方式。夏东豪自己曾经在台湾当过兵，“军队里并没有听说有跳楼自杀的现象，虽然也很艰苦，但是会有鼓舞人的信念和荣誉感。富士康的问题在于，怎么去建立员工的信念，激励起员工的希望。”
对于富士康员工的跳楼自杀事件，夏东豪分析认为，主要是“压力过大，人生没有希望”。比如战争中的俘虏有活下去的希望，就会积极争取生命。富士康员工的希望就是怎样活得更好。如果员工认为，活得没有意义，或者无法活得快乐，就会抑郁，从而产生自杀的想法。
此外，公司的氛围也很重要，夏东豪在给企业做心理培训的时候发现，有的企业就是乐观积极的氛围，有的企业就是比较计较的，人与人之间不是互相帮助的。而这跟企业管理层的影响是有很大关系的。他认为，好的公司氛围，能让员工有更好的沟通渠道。
彭瑞林与夏东豪的感受相同，他在富士康调研时的另一个感受是，富士康的员工没有压力纾解的渠道，不仅员工与员工之间沟通很少，主管与员工之间同样沟通很少。
有些主管就是在3至5年这样沉闷的工作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本身就很压抑，当他成为主管后，对下属员工也是采取同样的沟通交流模式，那就是命令。
这就导致了员工的不满情绪淤积，即使富士康在当地的企业中算是待遇还不错的企业，但是，员工跳槽的现象也经常发生。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
“九连跳”让人触目惊心。
“根据心理学上的说法，自杀是会心理传染的，当有一个人选择自杀时，其他人很可能会效仿。”夏东豪说，比如张国荣自杀当天，就有很多人自杀。有些人本来有这个想法的，看到别的人跳楼了，于是给了他这样的勇气。
夏东豪认为，虽然每个人都有工作的压力，但是个人的家庭生活也很重要，如果员工家庭幸福美满，即使工作上有些压力，也是可以得到补偿的。
富士康科技集团新闻发言人刘坤说，其中时间最长的只有一年半，最短的20多天。自杀员工没有很多的加班记录。企业表示，自杀行为与工作压力可能并无直接联系。
有调查显示，这些员工选择轻生，有的是婚恋和情感上遇到挫折导致，有的是家庭出现变故造成情绪低落，更有人可能是由于精神异常而造成悲剧。
彭瑞林对此认为，即使所谓婚恋和情感上遇到挫折，家庭出现变故导致的轻生，也是由于管理制度上原因。“青春期的孩子，由于工作压力大、时间长，工作外的时间没有什么其他的寄托，没有别的爱好，没有地方可以发泄情绪，所以一旦谈了恋爱，就把所有注意力放在恋爱上，当恋爱失败了，整个人就完全崩溃。”他认为，这就像学生如果学习压力大，导致成绩下降，就容易产生网瘾或者陷入早恋。
另一方面，彭瑞林发现，在富士康这半年的自杀者中，年龄大多在18岁至24岁之间。“这些年轻员工，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很多都是在中专或者技校毕业后，直接进入富士康。进入现实工作后，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让这些心理尚未成熟的打工者难以适从。他们会觉得怀才不遇，受到了不公正待遇，逐渐对学习和生活丧失兴趣，产生厌世感。加上工作难以适应、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影响，一些人还会出现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
此外，现在80后、90后是现代大城市中新生打工族，这代人多是独生子女，跟他们的父辈打工者相比，抗压能力、吃苦能力比较差、心理脆弱，但同时，这代人更自尊，梦想也更大，但是却因为找不到实现理想的路径而困惑。彭瑞林认为，这也是富士康自杀事件频出的重要原因。
爱不是用奖金去“勾引”
“自杀是因为绝望，而绝望之前的表现方式就是抑郁。”彭瑞林说，由于长久的压抑，情感、工作、环境、家庭方面的压力，没法得到纾解，就容易产生抑郁。
彭瑞林告诉记者，像富士康这样的代工企业，员工入职后一般只接受简单的培训，但要求比较高，年轻员工每天重复性的工作也会磨损人的心理，如果再休息不好、缺乏情感交流，就会加重挫折感和孤独感，对生活丧失信心。
他认为，自杀需要“勇气”，而这种“勇气”就来自于个人对生的恐惧大于对死亡的畏怯。选择自杀，可能源自内心的脆弱。除了个人内心的因素，外部环境也会或多或少地产生刺激作用。倘若一个社会冷酷无情，多数人的愤懑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得以疏通，那么就会出现更多的谋杀或自杀案例。
富士康深圳厂区有40多万名员工，员工生活在集体管理之中，缺乏足够的个人生活空间。打工者又远离家乡和亲人，一旦出现不良情绪，找不到宣泄途径，缺少亲情抚慰和自我救助的条件，久而久之，不良情绪累积起来，容易造成极端行为。
虽然富士康园区内，有非常完善的娱乐设施，比如游泳池等，但是靠加班来多挣钱的员工们绝大多数没有时间来享用。
在富士康多次跳楼事件后，管理层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补救员工的心理健康。比如，从4月上旬开始“花钱买信息”：任何职工只要发现身边的同事情绪异常，便可通知心理医师或者部门主管。若情况属实，公司奖励200元。
“但是这种方式本身就有问题。”夏东豪说，这是一种很自私的心态，用奖金的鼓励去让人们关爱对方，他们不懂什么是关爱，爱不是用奖金去“勾引”的，爱是真正的关心。
彭瑞林介绍说，据他了解，有些企业就有不错的帮助员工释放压力的方式。比如对公司贡献大的员工，会发给他一张健身卡，要求带着家人去健身房，不去的话，反而会扣该员工的工资。这样一方面，让该员工与家人有较多时间交流，另一方面也能通过运动纾解压力。
此外，在日本企业里面，有专门的心理健康保健组织；在美国，企业有专门的员工援助计划，有专业心理人员提供指导和咨询。
对于富士康，彭瑞林认为，当务之急是，利用好释放压力的场所，经常举行一些活动，同时，主管要与员工加强沟通，而且这种沟通应该是平等的、经常性的、一对一的。 刘琼
“90后流水兵”何杨的打工生活
湖北小伙子何杨(化名)是不折不扣的“90后”，今年1月26日在富士康得到了第一份工作，成为了PCEBG事业群做电脑板的包装和打螺丝的一名“流水兵”。他最近准备要搬家，从宿舍搬到外面和老乡一起去住。
他每天7点钟要起床，每个星期休息一天，这样算下来，一个月可以拿2000元左右，有时候多一点，有时候少一点。
最多的时候是今年春节过后第一个月，当时他刚刚进来，一个月只休息了一天，这个月拿到了2500元，高兴坏了。
和何杨一样，富士康大多数员工的工资都是来自底薪和加班费，底薪是以当地的最低工资为标准的，每月900元人民币。这刚好占到工资的一半左右，即使疯狂的加班，最多也不会超过3000元一个月。
何杨的梦想是回老家武汉开出租车或者自己做货运，他说离梦想的差距是5万元，但是来富士康四个月他几乎没存下什么钱，“一个月2000元工资可以花掉1900元。”听了这番话，坐在一旁的湖北老乡都夸张地笑了。
他们几乎有差不多的特征，头发染成夸张的颜色，然后发梢在烫染和定型水的共同作用下直指天空，“我们就是要打扮成‘非主流’的样子。”何杨的另外一个老乡，被他叫做“黄毛”的一个工人说，他穿着紧身的衣服和裤子，头发像极了“花儿乐队”的一个主唱。
“以前每天上网打游戏，然后和一些老乡吃饭，钱很快就不见了。”何杨有点懊恼地摸摸头发。
在富士康的工厂里，几乎随处可以看到这样的“非主流”，他们构成了其中的一道风景线，在周末的时候穿着自己的衣服出门，男男女女都十分靓丽。
让何杨想搬离的一大原因是，这里被标准化的厂房，标准化的住宿，还有被标准化了的员工生活。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包装、打螺丝，他们的半条生产线有40个人左右，这半条线归一个“线长”来管。“没意思，还是出去好玩一点。”“黄毛”对记者表示，他比何杨要大两岁，之前在东莞一家照相机工厂里做过，显得老成一些。
“以前每个月有3000多元。”他撇撇嘴，“真的是累死！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或者12点，一个月一天都不休息！我连花钱都没时间，三个月竟然存了一万块！”
在何杨入职富士康的第二天，他也来到了富士康。和其他工厂一样，这里也加班，每天差不多2个小时的加班时间，中午有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在最近，刚刚把周末加班制度改了，每个礼拜可以休一天。
“有时候听他们说有人自杀，烦死了。”他很不明白为什么要选择自杀，但是在宿舍住得很闷，一个宿舍的人几乎都不说话，“大家是不同的工组，上班时间也不一样，所以都不太认识。”四个月里，他们宿舍搬走了一个工友，又来了两个新的工友。
何杨说更愿意去和外面的老乡住到一起，这样有点意思，不像现在，下了班好像累得就要洗澡睡觉一样。
下班就回宿舍睡觉，好像是很多工人的程序一样，富士康1988年在深圳地区建厂，随后，在深圳的员工人数迅速达到40万人。这些人被招进来后，就被随机分配到宿舍中，然后经过简单的培训上岗。他们像是“被植入了电脑芯片的人”，每天都在接受同一种指令，到固定的地方吃饭、上班、睡觉。
从每一天的8点开始，这40万人启动程序，从宿舍到食堂到流水线，在各自的岗位上，按部就班地工作。
在富士康科技集团这个庞大的帝国里，这些“工兵”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以富士康国际为例，2009年利润为3900万美元，这只是富士康科技集团中的一部分而已。据台湾媒体报道，鸿海集团4月发布了2009年第四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第四季度净利润290亿新台币(约合人民币63.22亿元)，平均每日净赚3亿新台币(约合人民币6540万元)，合并毛利率达10.2%，创下该公司公布单季度合并财报以来的新高。
这组数据和何杨没有任何关系，他的劳动力价值就是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2000元，多一点，或者少一点点。
一个来自重庆的工友任超告诉记者，他才来了一个月，他的一个老乡，赶到富士康的南门招聘处，“这里更稳定点吧？至少不会拖欠工资。”任超这样跟他老乡说。
任超的宿舍里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人是两年，其他时间都不长。两年在这里被视为“比较长”的一个时间了，在富士康做测试的一个工友陈文斌说，他待了两年，是宿舍里时间最长的一个了。
每天都有人离职，也有更多的人进场，这个“超级大国”的兴衰，和他们谈不上任何关系。这个荣耀，创造了台湾首富、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的奇迹。 李娟
富士康9名自杀员工均不到24岁 入职不到1年
记者潜伏富士康打工28天:员工戏谑跳楼自杀同事
富士康连发员工跳楼案 请高僧做祈福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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