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 丁子霖前往木樨地公开拜祭儿子哭晕过去 警察赶到封锁
昨日是六四前夕，北京市面保安明显加强。昨晚10时许，「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及丈夫蒋培坤等到北京木樨地的地铁站外拜祭。丁子霖夫妇的儿子蒋捷连当年在木樨地遇难，夫妇在现场取出花束、点起蜡烛拜祭，然后静坐悼念，大批警察在场戒备，但未有阻止。警察围起封锁线，阻止在场记者走近，十数名围观的途人，亦被推至30米开外的地方。
丁子霖夫妇二人大约逗留了45分钟，其间丁子霖和丈夫不断大哭，完成仪式后，两人在公安陪同离开，丁子霖突然晕倒，要人掺扶，5分钟后才能离开。
昨日的前门、天安门广场、和平门等处，警车明显多于平日，特警持衝锋枪在路边巡逻。
记者昨抵达北大时，要登记身分证才能进入。一名保安员说，校园保安几日前升级，至少30名保安员踩单车于校内巡逻，对于一切「违反法律行为」都会制止，而发放传单被列为重点，一旦发现有人发传单，将交给在校内巡逻的便衣公安处理。
互联网消息称，前晚11点左右，北大未名讨论区「joke」分区版务「Hades」辞职，原因是不满北大青年研究中心要求他删除「不恰当」留言。有学生提出中午到穿白衣三角地抗议。网友「PKUsych」被认定是组织者，被院系团委、党委副书记叫去谈话，并限制前往三角地。至中午，有零散学生穿白衣到场，但便衣太多无法聚集，学生唯有散去。记者未能确定被要求删除的留言，是否与六四有关。
另一方面，当局亦加紧打压上访人员，国家信访局门前冷清。而在福建长乐，电线杆、海报栏上近日则出现「平反六四，结束专制」的标语，下款是「中国民主党福建党部」。
丁子霖：2010年6月3日夜晚木樨地路祭纪实
我们一直等待着6月3日夜晚去木樨地桥头为死去的亲人祭奠。去年的这一天，我们被国安禁止，没有去成。今年，我们说什么都得去。但是，还没有等到6月，决定和我们一起去祭奠的杜东旭夫妇就“被邀请”到武汉干休所去“休养”了。还有一位徐珏女士，她今年得了癌症，而且正在进行第二次化疗，我们叫她不要去，她一定要去，她由她的小儿子陪同一起去。但是，到了6月3日夜晚，她那里的警察说什么都不让她母子两人去。十九岁中学生叶伟航的妈妈尹敏，早几天那里的警察就不让她单独离开家门了，说要到5号才解除。袁力的父亲已经94岁了，年迈体弱，目前正在住院治疗，他84岁的老伴行动不便，去不了了。其他亲属都是外地的，不能来。这样就剩下我们两位了。安全部门看我们态度坚决，没有来阻止我们，但提出的条件是：不打横幅，不“聚众”一起去，不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我们本来就没有打算这样做。在6月3日夜晚，我们的亲人饮弹倒下的一刻，我们只想在那块血地上陪陪他们，给他们洒上酒，点上香烛，献上花，向他们说上几句话。
6月3日夜晚10点一过，我和老伴便带上祭奠用品离家了。我们拒绝乘用国安提供的便车，自己找了辆出租车。国安的车就在后面随行。夜深了，路上车少人稀，我们十点半到达目的地——复兴门外大街29楼前、地铁木樨地站路北出口处。
我们一眼望去，29楼东头与大马路之间已经拉上了警戒线，从东头到西头靠大马路又竖起了一长条大栅栏。线外、路边已经集聚了好几堆人群，我眼花缭乱一下子也没有认出几位热悉的记者，只听得日本NHK的田中先生在一旁轻轻叫了我一声“丁老师”，我默然点头回应。我们进入29楼前的空地时，身后又拉起了一条警戒线，把29楼前那一大片空地都围了起来，圈内有好几层便衣，圈外也有便衣、穿警服的警察、載红袖套的社区协勤员，以及外国记者，围观群众，足有好几十人混杂在一起，不时发生冲突，便衣粗暴地推搡外国记者，抗议声、叫骂声，此起彼伏。
我和老伴默默不语，静静地坐在地铁站出口路沿上，等待着徐珏母子的到来。
冲突越来越频繁，叫骂声不绝于耳。安全局负责人大概担心场面失控，要求我们提前祭奠，我说不行，说定11点开始的，我要等徐珏来后一起祭奠。
5分钟过去了——这五分钟对便衣们来说也许够长的了。他让我与徐珏电话联系，开始我电话联系不上她，她家中电话和手机均无人接听。我感到事情不妙。果然，不一会儿，徐珏来电，说警方把她母子俩堵在家里，不准外出。她的情绪异常激动，在电话里可以听到她气愤地训斥身边的警员。徐珏重病在身，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肝部，是不能动气的。白天又刚做了化疗，我只得在电话里语不成句地连连劝慰她。
我们不得不在10点45分提前举行了祭奠仪式。我和老伴拿出蜡烛、烛台、香炉和炷香、红白双色的玫瑰花，一瓶白酒，最后再拿出早先准备好的一条黑布条幅，上面平排贴着包括我儿子捷连在内的十位在木樨地遇难者的照片，每张照片下方都贴有他们的名字。
本来我们在每张照片前方还分别摆上了小烛台，但当夜这里风大，刚点燃的蜡烛就被风吹灭了，好在我们准备了一对高大的插有蜡烛的烛台放在我儿子的遗像前。然后我们鞠躬行礼默哀。我手举酒瓶挨个儿给遇难者奠酒致哀：
她是马承芬，1989年她53岁。我说：“马承芬大姐，您是我找到的在木樨地遇难的年长者，他们都是您的晚辈，恳求你在另一个世界对他们都关心和照顾。……你的老伴被送到外地‘休养’去了，不能亲自来祭奠您，他们委托我了。”
第二位是肖波，北大化学系讲师，遇难时27岁，我说：“一个能长久被人怀念着的人是幸福的。你老母亲已经病故随你而去，如今你那远在湘西的老父亲已病重在床，无法圆他来京的梦了。他早先就托我前来为你祭奠，我一定要来的。你当时一对才70天的孪生子如今已是在校大学生了。”
第三位是郝致京，中科院助理研究员，遇难时30岁。我说：“致京，我知道你是家中独子，父母都年事已高，而且料理完你的丧事后，他们俩决心再也不踏上北京这块伤心地了。年复一年，都是由同命运的老父母在万安公墓为您扫墓。几年前你父母委托我在你倒下的地方为他们祭奠，我今天终于为你们实现了。
第四位是吴向东，遇难时才21岁，夜大三年级学生。他父亲十五年前已陪伴在他身边了。现在他妈妈又患了癌症。我说：“向东，你妈妈是好样的。你们父子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她战胜死神，度过这一劫吧，我们都需要她啊！
第五位就是我们的儿子蒋捷连了。他遇难时才十七岁……我泣不成声了。我说：“我只能在梦中相见了。现在父母都老了。爸爸又有病，但我们会竭尽全力……我们不会放弃的……。
第六位是叶伟航，北京高三学生，遇难时仅19岁。我说：“伟航，我知道你是个优秀的学生，就在高考前你遇难了，你正直无畏，我也知道你妈妈多么深爱着你，她是个刚性的人，可是只要一提起你，她就热泪盈眶。这次你妈妈被警察限制在家，不能来，今天我代表她来了。”
第七位是邝敏，北京叉车厂工程师，遇难时，婚后不久。六四十周年时，他的老父亲和我们一起祭奠时，曾说：“邝敏，老爸会尽力为你讨回公道的。”如今，他的话语犹在耳，可惜病故多年。在他弥留之际，我对他许下诺言：会继续，永不放弃！
第八位是陆春林，人大哲学系硕士研究生。遇难时27岁。我说：“春林啊！你与我们同乡、同系，又是与我们的儿子遇难在一个地区的，可是我们与你生前无缘相识，只是在你遇难后我们才来到你出生地——苏南乡间，见到了你父母，见到了你的墓地；才得知你是从一名小学生考到北京，成为一名大学研究生。你父母老了，又远离北京，他们早就托我这个同乡前来斟酒了。”
第九位是袁力，机床研究所助研。遇难时28岁。我说：“袁力，你父亲已经94岁了，现病重住院，你母亲也84岁了，腿骨受伤，行走不便，我代表他们给你斟酒了。祝愿你在天之灵保佑你老父亲平安过关，康复回家。
第十位是李得志，北京邮电大学的硕士生。我说：“得志啊！你爸爸把你养大不容易，你少年丧母，你是三兄弟中最有出息的一个，他一直以你为荣。可是厄运突然降临，你的一张遗像一直就挂在他的房间里，他对你的思念心切，你的在天之灵保佑爸爸健康平安吧！
我和老伴终于完成了难友们的嘱托。但此时我终因悲伤过度体力不支，原现绷紧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突然眼前一片漆黑，双腿乏力，在走向计程车的途中瘫倒在地。稍事休息后勉强乘车回家。
写成此文以告所有关心我们的朋友们！迟告为歉！
昨日是六四前夕，北京市面保安明显加强。昨晚10时许，「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及丈夫蒋培坤等到北京木樨地的地铁站外拜祭。丁子霖夫妇的儿子蒋捷连当年在木樨地遇难，夫妇在现场取出花束、点起蜡烛拜祭，然后静坐悼念，大批警察在场戒备，但未有阻止。警察围起封锁线，阻止在场记者走近，十数名围观的途人，亦被推至30米开外的地方。
丁子霖夫妇二人大约逗留了45分钟，其间丁子霖和丈夫不断大哭，完成仪式后，两人在公安陪同离开，丁子霖突然晕倒，要人掺扶，5分钟后才能离开。
昨日的前门、天安门广场、和平门等处，警车明显多于平日，特警持衝锋枪在路边巡逻。
记者昨抵达北大时，要登记身分证才能进入。一名保安员说，校园保安几日前升级，至少30名保安员踩单车于校内巡逻，对于一切「违反法律行为」都会制止，而发放传单被列为重点，一旦发现有人发传单，将交给在校内巡逻的便衣公安处理。
互联网消息称，前晚11点左右，北大未名讨论区「joke」分区版务「Hades」辞职，原因是不满北大青年研究中心要求他删除「不恰当」留言。有学生提出中午到穿白衣三角地抗议。网友「PKUsych」被认定是组织者，被院系团委、党委副书记叫去谈话，并限制前往三角地。至中午，有零散学生穿白衣到场，但便衣太多无法聚集，学生唯有散去。记者未能确定被要求删除的留言，是否与六四有关。
另一方面，当局亦加紧打压上访人员，国家信访局门前冷清。而在福建长乐，电线杆、海报栏上近日则出现「平反六四，结束专制」的标语，下款是「中国民主党福建党部」。
丁子霖：2010年6月3日夜晚木樨地路祭纪实
我们一直等待着6月3日夜晚去木樨地桥头为死去的亲人祭奠。去年的这一天，我们被国安禁止，没有去成。今年，我们说什么都得去。但是，还没有等到6月，决定和我们一起去祭奠的杜东旭夫妇就“被邀请”到武汉干休所去“休养”了。还有一位徐珏女士，她今年得了癌症，而且正在进行第二次化疗，我们叫她不要去，她一定要去，她由她的小儿子陪同一起去。但是，到了6月3日夜晚，她那里的警察说什么都不让她母子两人去。十九岁中学生叶伟航的妈妈尹敏，早几天那里的警察就不让她单独离开家门了，说要到5号才解除。袁力的父亲已经94岁了，年迈体弱，目前正在住院治疗，他84岁的老伴行动不便，去不了了。其他亲属都是外地的，不能来。这样就剩下我们两位了。安全部门看我们态度坚决，没有来阻止我们，但提出的条件是：不打横幅，不“聚众”一起去，不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我们本来就没有打算这样做。在6月3日夜晚，我们的亲人饮弹倒下的一刻，我们只想在那块血地上陪陪他们，给他们洒上酒，点上香烛，献上花，向他们说上几句话。
6月3日夜晚10点一过，我和老伴便带上祭奠用品离家了。我们拒绝乘用国安提供的便车，自己找了辆出租车。国安的车就在后面随行。夜深了，路上车少人稀，我们十点半到达目的地——复兴门外大街29楼前、地铁木樨地站路北出口处。
我们一眼望去，29楼东头与大马路之间已经拉上了警戒线，从东头到西头靠大马路又竖起了一长条大栅栏。线外、路边已经集聚了好几堆人群，我眼花缭乱一下子也没有认出几位热悉的记者，只听得日本NHK的田中先生在一旁轻轻叫了我一声“丁老师”，我默然点头回应。我们进入29楼前的空地时，身后又拉起了一条警戒线，把29楼前那一大片空地都围了起来，圈内有好几层便衣，圈外也有便衣、穿警服的警察、載红袖套的社区协勤员，以及外国记者，围观群众，足有好几十人混杂在一起，不时发生冲突，便衣粗暴地推搡外国记者，抗议声、叫骂声，此起彼伏。
我和老伴默默不语，静静地坐在地铁站出口路沿上，等待着徐珏母子的到来。
冲突越来越频繁，叫骂声不绝于耳。安全局负责人大概担心场面失控，要求我们提前祭奠，我说不行，说定11点开始的，我要等徐珏来后一起祭奠。
5分钟过去了——这五分钟对便衣们来说也许够长的了。他让我与徐珏电话联系，开始我电话联系不上她，她家中电话和手机均无人接听。我感到事情不妙。果然，不一会儿，徐珏来电，说警方把她母子俩堵在家里，不准外出。她的情绪异常激动，在电话里可以听到她气愤地训斥身边的警员。徐珏重病在身，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肝部，是不能动气的。白天又刚做了化疗，我只得在电话里语不成句地连连劝慰她。
我们不得不在10点45分提前举行了祭奠仪式。我和老伴拿出蜡烛、烛台、香炉和炷香、红白双色的玫瑰花，一瓶白酒，最后再拿出早先准备好的一条黑布条幅，上面平排贴着包括我儿子捷连在内的十位在木樨地遇难者的照片，每张照片下方都贴有他们的名字。
本来我们在每张照片前方还分别摆上了小烛台，但当夜这里风大，刚点燃的蜡烛就被风吹灭了，好在我们准备了一对高大的插有蜡烛的烛台放在我儿子的遗像前。然后我们鞠躬行礼默哀。我手举酒瓶挨个儿给遇难者奠酒致哀：
她是马承芬，1989年她53岁。我说：“马承芬大姐，您是我找到的在木樨地遇难的年长者，他们都是您的晚辈，恳求你在另一个世界对他们都关心和照顾。……你的老伴被送到外地‘休养’去了，不能亲自来祭奠您，他们委托我了。”
第二位是肖波，北大化学系讲师，遇难时27岁，我说：“一个能长久被人怀念着的人是幸福的。你老母亲已经病故随你而去，如今你那远在湘西的老父亲已病重在床，无法圆他来京的梦了。他早先就托我前来为你祭奠，我一定要来的。你当时一对才70天的孪生子如今已是在校大学生了。”
第三位是郝致京，中科院助理研究员，遇难时30岁。我说：“致京，我知道你是家中独子，父母都年事已高，而且料理完你的丧事后，他们俩决心再也不踏上北京这块伤心地了。年复一年，都是由同命运的老父母在万安公墓为您扫墓。几年前你父母委托我在你倒下的地方为他们祭奠，我今天终于为你们实现了。
第四位是吴向东，遇难时才21岁，夜大三年级学生。他父亲十五年前已陪伴在他身边了。现在他妈妈又患了癌症。我说：“向东，你妈妈是好样的。你们父子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她战胜死神，度过这一劫吧，我们都需要她啊！
第五位就是我们的儿子蒋捷连了。他遇难时才十七岁……我泣不成声了。我说：“我只能在梦中相见了。现在父母都老了。爸爸又有病，但我们会竭尽全力……我们不会放弃的……。
第六位是叶伟航，北京高三学生，遇难时仅19岁。我说：“伟航，我知道你是个优秀的学生，就在高考前你遇难了，你正直无畏，我也知道你妈妈多么深爱着你，她是个刚性的人，可是只要一提起你，她就热泪盈眶。这次你妈妈被警察限制在家，不能来，今天我代表她来了。”
第七位是邝敏，北京叉车厂工程师，遇难时，婚后不久。六四十周年时，他的老父亲和我们一起祭奠时，曾说：“邝敏，老爸会尽力为你讨回公道的。”如今，他的话语犹在耳，可惜病故多年。在他弥留之际，我对他许下诺言：会继续，永不放弃！
第八位是陆春林，人大哲学系硕士研究生。遇难时27岁。我说：“春林啊！你与我们同乡、同系，又是与我们的儿子遇难在一个地区的，可是我们与你生前无缘相识，只是在你遇难后我们才来到你出生地——苏南乡间，见到了你父母，见到了你的墓地；才得知你是从一名小学生考到北京，成为一名大学研究生。你父母老了，又远离北京，他们早就托我这个同乡前来斟酒了。”
第九位是袁力，机床研究所助研。遇难时28岁。我说：“袁力，你父亲已经94岁了，现病重住院，你母亲也84岁了，腿骨受伤，行走不便，我代表他们给你斟酒了。祝愿你在天之灵保佑你老父亲平安过关，康复回家。
第十位是李得志，北京邮电大学的硕士生。我说：“得志啊！你爸爸把你养大不容易，你少年丧母，你是三兄弟中最有出息的一个，他一直以你为荣。可是厄运突然降临，你的一张遗像一直就挂在他的房间里，他对你的思念心切，你的在天之灵保佑爸爸健康平安吧！
我和老伴终于完成了难友们的嘱托。但此时我终因悲伤过度体力不支，原现绷紧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突然眼前一片漆黑，双腿乏力，在走向计程车的途中瘫倒在地。稍事休息后勉强乘车回家。
写成此文以告所有关心我们的朋友们！迟告为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