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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天命之年,王晓桦成了河北省大名县的风头人物。他是一个性格复杂的官员,一个不断尝试着改革而又稍有顾虑的人;他做过党校教师,文章写得头头是道,却不喜欢被称作“学者型官员”;性情温和,却无法容忍下属的错误,曾把人骂得狗血淋头;他有主见,做事雷厉风行,不喜欢废话,厌恶应酬,甚至有点“不合群”,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简单来说,他是一个有魅力的改革者,一个执著地改变这个贫困县城官场习气的县委书记。
但当靠在一张宽大的真皮沙发上,他会宣称自己做的只是一个县委书记最起码的本分。
上任一年多,他给这座位于河北东南角的县城带来了很多肉眼看得见的变化。他拓宽了一些街道,正在恢复“大名府”的古城墙。不过,一些街道两旁仍然破敝,交通仍然混乱,人们的钱包并没比以前鼓多少,甚至连那座已经用了50年的县委机关办公楼,楼梯还是嘎吱嘎吱响。王晓桦还雄心勃勃,力图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这座县城乃至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东西。他改变的是官场生态。
他处理有问题的官员;他把官员的电话号码贴在单位的门口;他甚至要求官员们每周二早晨到街上打扫一次卫生,除极端天气外,雷打不动。
最关键的改革是官员任命制度。2009年春节前上任后,这名新任县委书记用两个月时间,连续起草了10份文件变更干部任用制度。从此,起码在形式上,想在这座县城里成为一名官员的人,除了要获得组织部和县委常委(委员)的认可外,还要赢得同事和普通百姓的投票。
这些举措招来议论纷纷。有人觉得,这是对官场“潜规则”的恣意挑衅,必然阻力重重;也有人说,这项改革,实质上是“县委书记对自己权力的限制”;有人则把这一切与“民主”联系在一起。
王晓桦则用他惯有的干练语气表示:“我也是在保护自己。”
县委书记问一句“有意见吗”,大家就不好说什么了
与所有嫌权力不够大的官员不同,王晓桦主动“捆住”了自己的手,而且是以一种急不可耐的方式。
大名县县委组织部部长庞耀洲回忆说,在改革刚开始推行的那段时间,每过几天,县委书记王晓桦就会拿着一个文件的草稿要他修改,有时候甚至是在夜里。时间很紧张,两三天内就要给出修改意见。修改完毕后,王晓桦就立刻召开常委讨论会,通过后就正式发文件,“时间通常都很短”。
这些打印出来的文件草稿,内容十分广泛,既包括县委书记的用人行为规范等原则性文件,又包括设立封闭写票台等操作性文件。同时还有一些打印好的表格。
“每一个流程规定得都很细,一看就能明白,操作性非常强。”庞耀洲如此评价。
只用了两个月,大名县就抛弃了已经在这里存在多年的旧的干部任用制度。2009年6月,新制度第一次运行,一名副科级干部升为正科级。
当了7年县委书记,王晓桦对旧制度非常熟悉。他刚到大名上任不久就与这种制度进行了正面接触:一些老同事前来拜访新任县委书记,其间就有人提出,希望他“照顾一下某某”。
从政之前,他在邯郸地委党校当过8年半教师,教经济管理史,还写过一些制度分析的文章。做官以后,他认真分析过干部任用制度。
结果他发现,在干部任用上,“民主与集中脱节了”。
在王晓桦看来,任命官员时一把手权力过度集中,“几乎不受任何有效制约”。这种现象在某些地方愈演愈烈,衍生出了一些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
庞耀洲对这种现象同样感触颇深。他去年才到大名县任职,之前的10多年时间内,一直在邯郸市市委组织部工作。那期间,他耳闻目睹了不少怪现状。
“有个地方明码标价,镇长5万元,镇党委书记七八万元,有的职位甚至开出了50万元的价格。”庞耀洲说。
按照之前的规定,领导提出任用干部的建议后,组织部就去派人考察,最后将考察结果呈报给县委常委会,由常委会决定。
“县委书记主持会议,先由组织部讲考察报告,接着县委书记就开始征求意见。”庞耀洲说,“表决通常是投票表决或者口头表决。县委书记问一句‘有意见吗’,大家就不好说什么了。有一半以上的常委会委员通过即可,个别有意见的也不影响结果。”
另一种形式则是“大会民主推荐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所有具备晋升资格的人都可能成为被推荐对象。谁的选票多,谁就能升官。
这种方式,王晓桦称之为“放任式民主”。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原本用来消除一把手用人权力过度集中之弊的制度安排,因其简单化而引发出拉票贿选及朋党政治的新问题。”
成安县职教中心副校长李永彬坦言自己是这种制度的“牺牲品”。2006年,李永彬与同事竞选副局长一职。因自己“没有拉票”,结果第二轮以一票之差落选。
“这就看自己活动不活动。要是连个电话都不打,别人就以为自己不参与竞选了。在这样的竞选中,老实人吃亏。”李永彬说。
为解决新出现的问题,近年来又提出了“既看票又不唯票”的原则。大会民主推荐依旧进行,但是得票最多的人未必就能升迁。“票决成了走过场。”一名干部如此评价。
王晓桦觉得,这种制度很难解决拉票与贿选的问题,并且为一把手用人的私下交易提供了便利。这些问题,他早烂熟于心,就开始想办法。
到大名履新之前,王晓桦在大名县以西的成安县工作过8年,前两年零三个月任县长,其后一直任县委书记。在成安时,他以改革著称,先是推广“社会旁听制”,在人事任免和重大问题决策的常委会和全委会上,邀请社会各界现场列席旁听;2008年,他又主持推行了干部任用制度改革,并用新办法成功地任用了4名干部。
仅仅一年后,他带着这套制度来到了大名,并发起了“县委书记限制自己的权力”的改革。
通过民主投票的考验,选出来的人一定不会太差
根据新的干部任免制度,要在大名县当一个副科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首先,有空缺名额的单位领导以及县一级的官员,可以以集体或个人名义,对合适的人选进行书面的“预提名”,并填写好“预提名责任书”,一并提交给被提名人单位的党委。被提名人单位党委投票产生正式的预提名人选。
这个人选,除了要经过公开、上报、县委组织部和纪委等部门的资格审查等程序,还要在本单位进行民主测评和民主推荐。经过3轮民主推荐后胜出的人选,将进入组织部考察程序,最后交由县委常委会票决。
在初始预提名、正式预提名、公开预提名人选、资格审查和民主推荐这5个步骤中,权利每行使一次,都伴有相应的责任。
比如预提名权,单位及县级领导班子每一个人都有。但一旦发现被提拔的人提拔前存在严重问题等情况,县委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追究预提名责任人(以集体名义预提名的,单位主要领导为预提名责任人)的责任。
“不能让当官的乱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哪个环节的责任人就要负责。”王晓桦说。
有了连带责任,推荐干部就变得谨慎了。县里曾有一个机关的领导,以个人名义推荐了一个人。组织部在考察时,发现被推荐人以前有过违纪现象,但在预提名责任书中没有体现。为此,这个被推荐人被取消了资格。
“推荐人没有受处罚。机关里面的人和我们都知道他推荐的人没通过,他一定也会感到不好意思的。”大名县委组织部一名干部说。
王晓桦非常看重预提名这一个环节。在他看来,这个环节是“集中”的有力表现,体现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单位的领导班子、党委班子,就是要发现优秀人才。这些人再通过民主投票的考验,选出来的人一定不会太差。”
他很清楚,这样做必然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但还是坚决地推行。
这名县委书记做起事情来有股能坚持的狠劲儿。他抽过很多年的烟,一天将近两包。但4年前,他和别人打赌,硬是将烟戒掉了。至今,他仍放不下烟,经常会拿一支烟在手里,实在想抽了,就吃一点烟丝,甚至吃掉过整支烟。但为了遵守那个赌约,一口也不抽。
大名县的一些老干部,对王晓桦推行的新制度连声称赞。一名老干部说:“只要把工作干好,就有上升空间。不要溜须拍马了,不要跑官要官了,成本和风险都小了。我想除了那些本身没有多少能力、不求上进的人,没有人会反对。时间长了,当官的也会理解。谁也不想犯错误。”
这套新制度推行以后,王晓桦也省心了。“别人找过来,我就告诉他,按制度走吧。时间长了,大家就不找我了。”
以前连推荐的是谁都不知道,神秘兮兮的,现在全部公开了
随着县委书记王晓桦来到大名的,还有往日并不常见的投票场面。
这个场面与人们熟悉的不同,并不是在某个礼堂里正襟危坐地举手。每逢有这样的“选举”,所在机关的会议室常坐满人,凳子都不够用,有的人甚至要站着。
其中一次,大名县政府办公室有4名副科级干部将角逐两个正科级职位,办公室50名工作人员中,有44人到场。
4人中,两人是本单位预提名的,另两人是本单位“具有同等条件者”。根据新制度,这些“具有同等条件者”,也就是符合提拔要求而没有被预提名的人,都会列为被推荐对象。
此前,单位预提名的两人已经经过了一轮筛选,政府办领导班子对符合条件的人进行了投票表决,以决定政府办集体预提名人选。这一轮胜出者,还要接受另一场考验,即由县委常委会进行投票。
第一轮是不记名投票。在场的县政府办公室44名成员,每人都发了一张事先打印好的表格。这张表格上,单位预提名人选与单位具有同等条件者的姓名一一列出,投票人只需在意见一栏中画钩与否。投票人写好选票后,依次投入选票箱。组织部的工作人员统计选票。单位人数超过一半后,投票方才有效。
在这一轮及其后的所有投票中,如果候选人得票未能过2/3,将不被列为组织部的考察对象。
紧接着,单位中层以上干部逐个记名投票。
记名投票结束后,会议室又多出了16人。这些多出来的人,来自与办公室有紧密业务联系的单位或下属机构。这60人,又进行了一轮不记名投票。
经过3轮投票后,胜出者在单位门口张榜公示,直到组织部考察结束。榜上留有举报电话和举报地址。
大名县政府信息中心副主任赵现杰是具有同等条件者之一。在第一轮的投票中,他就被淘汰出局。对此结果,他表示“毫无怨言”。
“以前连推荐的是谁都不知道,神秘兮兮的,现在全部公开了。自己没被大家选上,说明自己做得有不到位的地方。以前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现在全变了。机会就在自己的表现上。”赵现杰说。
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科员孙怀民也有同感:“现在不要说后门,连后窗户都关上了。就是找到县委书记也没用。他一个人说了不算。”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