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土博士”的工作环境和心理感觉迫使他们不得不考虑出洋镀金的时候，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认真对待了
在采访另外一个题目时，记者认识了顾君。他是国内某著名高校的博士后，“我是土博士，”他说，“土博士与洋博士是绝不能同日而语的。报纸上总是在欢欣鼓舞地报道某处又从国外引进多少人才，某时期比某时期多引进多少人才。那是社会的注意焦点，单位的领导们也会因此而增加政绩。引进人才固然是好事，我们国家确实需要人才，需要大量的人才。但是人才全是在国外吗？过分地厚此薄彼，会伤了国内这批人的心的。”
他说的情况我感觉陌生。不知他所谓的“伤心”，是个体的感觉还是一批人的感觉，抑或是一个群体的感觉？
此后记者通过各种关系采访了九位博士。其中五“土”四“洋”五位“土博士”，都是我们国家自己培养的博士后；四位“洋博士”，都是教授、博士导师，有的已回国十年，其中不乏中科院“百人计划”的入选者并国家自然基金会“杰出青年基金”的获得者。他们的工作单位都是我国著名大学和科研院所。对于记者的采访，他们欣然作答，但有一点：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姓名。于是记者只好以A、B、C、D、E、F、G、H、I君姑且称之。
土博士A：“我并不嫉妒洋博士。”
“中国别培养博士了，不然干脆叫‘中国博士’，加上一个定语，并注明中国博士不等同于博士。”温文尔雅的A君即便在说气话，也仍然笑容可掬。“我并不是对洋博士心怀嫉妒，对他们个人我无任何偏见。他们中有许多能干的人，一些真正的人才。问题是，现行一些特殊的吸引政策是否就有利于他们的事业长进？最重要的，是否会促进我国的科技发展？以‘百人计划’为例，‘百人计划’有一个限定条件：必须在国外待够两年现在仍在国外的非本单位人员，才能入围。于是，我们这些国内的博士们只能望‘计划’兴叹。但一些在国内读完博士刚刚去国外待了两年的人，镀了一层‘洋’金，就能堂而皇之地入围‘百人计划’。30岁出头，刚才还是别人学生的人，因为这两年的‘洋’经历，一回来就成了教授，成了博导，就有200万的项目资金，就有宽敞的住房，就有了自己的实验室。这些东西，是我们这些国内的博士后奋斗了多少年也还不能想的，出了两年国就能一步到位。您想，这对他们的事业长进有好处吗？”
“当然了。有资金，有项目，有实验室。除了你们感觉到的不公平，对他们的事业发展为什么没有好处？”
“不，您错了。做博士生与做博导，中间有一段很长的路，就如同士兵与将军中间有一段很长的路一样。博士好做，你可以跟着老板，你专心地钻研你的那一门学问就是了。但是做博导，你的知识要全面，你要有思想，你要能给学生以东西。这是一个全面的积累和提高的过程。对于我们土博士，这个过程要十年左右，这也是必须的。而沾了一些‘洋’回来，你立马就能从博士变为博导，这样的拔苗助长对谁有好处呢？对人还是事业？”
土博士B：“出国满两年就成为衡量人才的标准，你不觉得可笑吗？”
模样朴实的B君给我举了两个例子：一是他从博士后站刚出来时带了一个硕士生，这个学生在国内读完博士出了国，在国外一个实验室打工。去年他作为引进人才回来了，两年多的国外生涯使他从“土”变“洋”，马上成为研究员、博导，有了自己的实验室，有了宽敞的住房，有了200万元的项目基金。二是他有一位朋友，本来是洋博士，在德国获得的博士学位。如果他以洋博士的身份回国，他就是“引进人才”，就可以马上成为研究员和博导，可以享受各种优惠待遇。可是他回国读了博士后，于是就自动从“洋”变成了“土”。他不再能作为“引进人才”，他必须像他们这些“土博士”一样从副研做起，像他们一样去自然基金会争取十万二十万元的项目基金。“您不觉得这有些可笑吗？出国满两年能成为衡量人才的一个标准吗？”他问。
“这条规定是否也有它的合理之处呢？”记者问。
“有吧，就是为了多从国外吸引人才。也许认为国内的你反正已经在国内了，多吸引国外的回来，人才岂不是多多益善？可是，也许招来一个‘女婿’，气走几个‘儿子’。”
土博士C：“不过就因为一土一洋，他就能高高在上。”
“基础研究中的大一些的课题，往往不是一个人单枪匹马能够做的，”C君这样对记者开头，据他周围的人介绍，C君很能干，出的论文和成果都多，是他同期博士后中的佼佼者：“它需要一个团队，一个集体。现在的一些引进政策，我认为其实是把引进的人放进了一个花瓶里，反而让他失去了必要的泥土与养分，因而倒难成大气候了。从国外一回来，一次性地就得到了所有的东西，这很自然地就把他同国内这些人隔离了开来。从另一个角度说，比如一个人，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比我晚五、六年，SCI上的文章我比他多出不止一倍（注：SCI为科学论文索引，美国把国际上主要学术刊物上刊登的文章编辑索引。SCI上的论文数量是公认的衡量一个科研人员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记者在采访时经常听到人们提起它），科研水平等各方面衡量起来，我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我要比他高出一截。不过就因为一‘洋’一‘土’，他能够高高在上。你想，我会去他手下干吗？即便我会去，他会请我去他手下干吗？”
“如果您不去想‘公平’不‘公平’这回事，而只考虑这个项目你是不是很想干，或者您会去他手下干。”我说。“您能这么纯粹吗？”他笑问我，“您能吗？”
我无言。没有亲身体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大概我不能。
土博士D：“不管是外来和尚还是本地和尚，你要给他们公平竞争的机会。”
“我知道‘百人计划’‘长江学者’，除此之外，还有些什么吸引国外人才的优惠政策？”
“据我所知，大概1996、1997年之前，还没有许多特别优厚的吸引条件；但是之后，各个大的系统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吸引政策，就好比水涨船高。这之后回来的人，大多都可归于名目繁多的引进项目之下，可获得大量的利
益和机会。我并不是说不该有优惠的吸引条件，必要的条件是应该的。对于特别优秀的人才和学科带头人，‘百人计划’这样优惠的条件也是应该的。事实上，‘百人计划’在实行之初还是很有益的，但是后来有些变味了。我想表达的中心意思是：不管是外来和尚还是本地和尚，你要给他们公平竞争的机会。不能把一方看作后娘养的，连竞争的机会都不给人家。”敦敦实实的D君忧心重重地摇着头：“我担心这种现行政策会导致一大批30岁上下的人才的流失。完成博士和博士后学业正是30岁上下的年龄，这个年龄正是干事业出成绩的黄金年龄，却要拿出来贡献给人家了！其实把洋博士土博士各有所长，放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中，可以是很好的互补和配合。可是现在，回来的就是人才，就能被高高地捧起来。一个洋博士一年的费用可以是十个土博士一年的费用，你教人家如何不走。即便不想长期留在国外，也要先出去，出国再回国以获得承认。”
“要害是浮躁，学术界浮躁的空气，把学术当作政治来做。对‘洋’‘土’的厚此薄彼只是一种表现而已。科学是积累，尤其是基础科学那需要大量的积累，一个诺贝尔奖后面有无数的垫背的。中国科学要大发展要有后劲要与我们这样的大国相称，需要一大批人踏踏实实潜心做学问，需要一个大的科学团队。这就需要好的用人机制，好的学术氛围。”
土博士E：“国家把这笔钱用在这事上就是一大进步。”
E君是我采访的最年轻的土博士，1999年才出博士后站，我是在电话里与他交谈的。听得出来，他很明朗，很乐观。“百人计划、长江学者这样的事，我认为是很好的。国家把这笔钱拨出来用到这件事上，就是进了一大步。当然了，外来的和尚总是好念经些。我们学校引进的长江学者，大部分有较高的科研成绩，但是大部分好像是‘两肩挑’的。就是他还保留在国外大学或研究室的职位，每年回来一些时间，比如放假什么的。这也难怪，在国外获得一个这样的职位并不是很容易。国外的大学是这样的：如果你获得副教授的职称，你就是终身制的，人家不管你今年出不出成果，明年出不出成果，人家既然聘了你，就是认定了你是人才，总有一天会出成果。但是，如果我们多选择一些能长期在国内工作的学者，是否要更好些？”
洋博士F：“我回来后最在意软环境。”
F君是我采访的第一个洋博士，也是我采访的几个洋博士中回来最早的一个，1991年回国。问到国内的科研环境与他回国前的预期差距大不大，他说，“挺好的了，有独立的办公室，特别是近来，可以方便地进行网络查询，到国外有关网站查询到业内的最新信息，这是自然基金委的同志做的好事。”
“您回国时没有特殊的优惠条件吗？”“没什么吧，那时真没什么。”
“那么您知道现在吸引学者回国的优惠政策吗？”
“知道一些吧。但我认为这并无太大的作用。事实上，国外的人决定回国不回国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家庭孩子等等，很复杂。回来的，不见得就是冲着你这钱回来的。200万等等的条件，如果真能吸引回来高手，也让人口服心服，问题是吸引回来的并不常常是高手。过犹不及，有些做法无形中是把人从国内往国外轰。应该一视同仁。”他特别郑重地说。
“那么您决定回国的因素是什么呢？”“要听面上的话还是听真话？”“当然是真话。”“还是认为在国内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吧。你在国外就要认同国外的价值标准，而国外的社会关系非常简单，心里常常有孤家寡人的感觉。不管怎么说，看《红楼梦》长大的与看《红与黑》长大的总有许多难于沟通之处。”
“其实我回来后最在意的不是硬件，而是软环境。国内外软环境上的差距对科研影响很大。你每天都很忙，忙完后却不知都忙了些什么。我的太太比我晚回来几年，她就去了民营企业，去了中关村科技园区。我觉得以后回国人员去民营企业或许会是一个趋势。国营单位因体制上的原因缺乏竞争力，真想吸引人才，最需要往这方面着手。”
洋博士G：“回不回来是很个人的问题。”
G先生1998年回国，他的专业是我国较薄弱的，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很大的专业。“回国是为了个人的成就感吧，国内这个专业人才缺乏。国外做同样的事，人家并不会特别看重，而在国内，也许对整个国家都有意义。”谈到吸引国外人才的优惠政策，他说：“回不回来是很个人的问题，有方方面面的考虑。对于原来想回来的，有促进的作用，对于原本并不想回来的，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洋博士H：“关键在于你这个人的能力怎么样。”
H君1996年回国，他获得的成就、荣誉和待遇，即便在归国的洋博士中，也算得是佼佼者。他说，“对于国内的科技界，认为作为整体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是重要的。百人计划是我熟悉的，总的来说应该肯定多一些。获得了很多成果，还是相当不错的，有一大部分项目都是卓有成效的。”
“那么你怎么看‘土博士’不能入围‘百人计划’这一点呢？”
“并不是‘土博士’不能入围，”他纠正我，“真正‘洋博士’承担项目的并不多，还是在国内完成博士学业，也即你说的‘土博士’，又在国外待过两年或两年以上的承担的多一些。对于这一条，我也不太赞成，我认为国内的人也可以做，关键并不在于你是否去国外待过两年，关键在于你这个人能力怎么样，你干得怎么样。”
“当然拿这个钱可以吸引外面的人才。对这个我这样说过，我说你记的都是正的，不记负的；走的人你就不算了，来了又走的你也不算了。来了又走的其实也不少，真正能干的他在乎的是好不好做事，能不能做成事。总之我认为，制定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是上面制定政策时，先听下面多一些要好一点。”
洋博士I：“洋博士与土博士应该说是各有优势。”
I君是知情人隆重地推荐给我的，据介绍他在国外的时候就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现在也是有关学术界知名人才。“在国外读完博士，博士后，1993年回国。”他自我介绍。“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差距。实际上给大家的感觉从国外回来的人确实有优越条件。我对我的学生就不讳言，我对他们说，将来想在国内好好工作，一定要先出国，一是长见识，锻炼做事的方式方法；二是镀镀金，不公平确实是存在的。”“其实在竞争的基础上，在国内与在国外就不能平等，或者说相等。在国外有好的实验室，好的工作条件，做起事来要容易得多，相对发文章也更容易。同样一个工作，如果你在国外，你的论文就能发到更好的刊物上去，这个我们有亲身体会，在国外发文章确实比较容易。或者这样说，付出同样的努力，在国外的人好像获得的成就要更多一些。”“但是在外面锻炼过的人见识会多一些。就比如农村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你能说谁的能力更强？你无法说。但你能说城市的孩子要见多识广一些。”“我认为，洋博士与土博士应该说是各有优势，应当让他们处在平等的竞争条件下。活不是一个人干成的，重要的是一个队伍。”“百人计划我听到过一些说法。据说前期进行得比较严格，后来有些偏。这涉及到单位的利益，如果你引进十个人，就有2000万的进项，于是有的也就不管引进的人是否适合了。”“我也不太同意一回来就给个教授、博导。人家送你的，也没有成就感，自己奋斗得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可能吸引来一个人，但你可能就气跑了一班人。人才的重要性是越来越被认识了，这是好事。但是怎样吸引人才？怎样让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制定的政策应该有一个连续性和整体性。”
在采访另外一个题目时，记者认识了顾君。他是国内某著名高校的博士后，“我是土博士，”他说，“土博士与洋博士是绝不能同日而语的。报纸上总是在欢欣鼓舞地报道某处又从国外引进多少人才，某时期比某时期多引进多少人才。那是社会的注意焦点，单位的领导们也会因此而增加政绩。引进人才固然是好事，我们国家确实需要人才，需要大量的人才。但是人才全是在国外吗？过分地厚此薄彼，会伤了国内这批人的心的。”
他说的情况我感觉陌生。不知他所谓的“伤心”，是个体的感觉还是一批人的感觉，抑或是一个群体的感觉？
此后记者通过各种关系采访了九位博士。其中五“土”四“洋”五位“土博士”，都是我们国家自己培养的博士后；四位“洋博士”，都是教授、博士导师，有的已回国十年，其中不乏中科院“百人计划”的入选者并国家自然基金会“杰出青年基金”的获得者。他们的工作单位都是我国著名大学和科研院所。对于记者的采访，他们欣然作答，但有一点：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姓名。于是记者只好以A、B、C、D、E、F、G、H、I君姑且称之。
土博士A：“我并不嫉妒洋博士。”
“中国别培养博士了，不然干脆叫‘中国博士’，加上一个定语，并注明中国博士不等同于博士。”温文尔雅的A君即便在说气话，也仍然笑容可掬。“我并不是对洋博士心怀嫉妒，对他们个人我无任何偏见。他们中有许多能干的人，一些真正的人才。问题是，现行一些特殊的吸引政策是否就有利于他们的事业长进？最重要的，是否会促进我国的科技发展？以‘百人计划’为例，‘百人计划’有一个限定条件：必须在国外待够两年现在仍在国外的非本单位人员，才能入围。于是，我们这些国内的博士们只能望‘计划’兴叹。但一些在国内读完博士刚刚去国外待了两年的人，镀了一层‘洋’金，就能堂而皇之地入围‘百人计划’。30岁出头，刚才还是别人学生的人，因为这两年的‘洋’经历，一回来就成了教授，成了博导，就有200万的项目资金，就有宽敞的住房，就有了自己的实验室。这些东西，是我们这些国内的博士后奋斗了多少年也还不能想的，出了两年国就能一步到位。您想，这对他们的事业长进有好处吗？”
“当然了。有资金，有项目，有实验室。除了你们感觉到的不公平，对他们的事业发展为什么没有好处？”
“不，您错了。做博士生与做博导，中间有一段很长的路，就如同士兵与将军中间有一段很长的路一样。博士好做，你可以跟着老板，你专心地钻研你的那一门学问就是了。但是做博导，你的知识要全面，你要有思想，你要能给学生以东西。这是一个全面的积累和提高的过程。对于我们土博士，这个过程要十年左右，这也是必须的。而沾了一些‘洋’回来，你立马就能从博士变为博导，这样的拔苗助长对谁有好处呢？对人还是事业？”
土博士B：“出国满两年就成为衡量人才的标准，你不觉得可笑吗？”
模样朴实的B君给我举了两个例子：一是他从博士后站刚出来时带了一个硕士生，这个学生在国内读完博士出了国，在国外一个实验室打工。去年他作为引进人才回来了，两年多的国外生涯使他从“土”变“洋”，马上成为研究员、博导，有了自己的实验室，有了宽敞的住房，有了200万元的项目基金。二是他有一位朋友，本来是洋博士，在德国获得的博士学位。如果他以洋博士的身份回国，他就是“引进人才”，就可以马上成为研究员和博导，可以享受各种优惠待遇。可是他回国读了博士后，于是就自动从“洋”变成了“土”。他不再能作为“引进人才”，他必须像他们这些“土博士”一样从副研做起，像他们一样去自然基金会争取十万二十万元的项目基金。“您不觉得这有些可笑吗？出国满两年能成为衡量人才的一个标准吗？”他问。
“这条规定是否也有它的合理之处呢？”记者问。
“有吧，就是为了多从国外吸引人才。也许认为国内的你反正已经在国内了，多吸引国外的回来，人才岂不是多多益善？可是，也许招来一个‘女婿’，气走几个‘儿子’。”
土博士C：“不过就因为一土一洋，他就能高高在上。”
“基础研究中的大一些的课题，往往不是一个人单枪匹马能够做的，”C君这样对记者开头，据他周围的人介绍，C君很能干，出的论文和成果都多，是他同期博士后中的佼佼者：“它需要一个团队，一个集体。现在的一些引进政策，我认为其实是把引进的人放进了一个花瓶里，反而让他失去了必要的泥土与养分，因而倒难成大气候了。从国外一回来，一次性地就得到了所有的东西，这很自然地就把他同国内这些人隔离了开来。从另一个角度说，比如一个人，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比我晚五、六年，SCI上的文章我比他多出不止一倍（注：SCI为科学论文索引，美国把国际上主要学术刊物上刊登的文章编辑索引。SCI上的论文数量是公认的衡量一个科研人员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记者在采访时经常听到人们提起它），科研水平等各方面衡量起来，我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我要比他高出一截。不过就因为一‘洋’一‘土’，他能够高高在上。你想，我会去他手下干吗？即便我会去，他会请我去他手下干吗？”
“如果您不去想‘公平’不‘公平’这回事，而只考虑这个项目你是不是很想干，或者您会去他手下干。”我说。“您能这么纯粹吗？”他笑问我，“您能吗？”
我无言。没有亲身体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大概我不能。
土博士D：“不管是外来和尚还是本地和尚，你要给他们公平竞争的机会。”
“我知道‘百人计划’‘长江学者’，除此之外，还有些什么吸引国外人才的优惠政策？”
“据我所知，大概1996、1997年之前，还没有许多特别优厚的吸引条件；但是之后，各个大的系统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吸引政策，就好比水涨船高。这之后回来的人，大多都可归于名目繁多的引进项目之下，可获得大量的利
益和机会。我并不是说不该有优惠的吸引条件，必要的条件是应该的。对于特别优秀的人才和学科带头人，‘百人计划’这样优惠的条件也是应该的。事实上，‘百人计划’在实行之初还是很有益的，但是后来有些变味了。我想表达的中心意思是：不管是外来和尚还是本地和尚，你要给他们公平竞争的机会。不能把一方看作后娘养的，连竞争的机会都不给人家。”敦敦实实的D君忧心重重地摇着头：“我担心这种现行政策会导致一大批30岁上下的人才的流失。完成博士和博士后学业正是30岁上下的年龄，这个年龄正是干事业出成绩的黄金年龄，却要拿出来贡献给人家了！其实把洋博士土博士各有所长，放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中，可以是很好的互补和配合。可是现在，回来的就是人才，就能被高高地捧起来。一个洋博士一年的费用可以是十个土博士一年的费用，你教人家如何不走。即便不想长期留在国外，也要先出去，出国再回国以获得承认。”
“要害是浮躁，学术界浮躁的空气，把学术当作政治来做。对‘洋’‘土’的厚此薄彼只是一种表现而已。科学是积累，尤其是基础科学那需要大量的积累，一个诺贝尔奖后面有无数的垫背的。中国科学要大发展要有后劲要与我们这样的大国相称，需要一大批人踏踏实实潜心做学问，需要一个大的科学团队。这就需要好的用人机制，好的学术氛围。”
土博士E：“国家把这笔钱用在这事上就是一大进步。”
E君是我采访的最年轻的土博士，1999年才出博士后站，我是在电话里与他交谈的。听得出来，他很明朗，很乐观。“百人计划、长江学者这样的事，我认为是很好的。国家把这笔钱拨出来用到这件事上，就是进了一大步。当然了，外来的和尚总是好念经些。我们学校引进的长江学者，大部分有较高的科研成绩，但是大部分好像是‘两肩挑’的。就是他还保留在国外大学或研究室的职位，每年回来一些时间，比如放假什么的。这也难怪，在国外获得一个这样的职位并不是很容易。国外的大学是这样的：如果你获得副教授的职称，你就是终身制的，人家不管你今年出不出成果，明年出不出成果，人家既然聘了你，就是认定了你是人才，总有一天会出成果。但是，如果我们多选择一些能长期在国内工作的学者，是否要更好些？”
洋博士F：“我回来后最在意软环境。”
F君是我采访的第一个洋博士，也是我采访的几个洋博士中回来最早的一个，1991年回国。问到国内的科研环境与他回国前的预期差距大不大，他说，“挺好的了，有独立的办公室，特别是近来，可以方便地进行网络查询，到国外有关网站查询到业内的最新信息，这是自然基金委的同志做的好事。”
“您回国时没有特殊的优惠条件吗？”“没什么吧，那时真没什么。”
“那么您知道现在吸引学者回国的优惠政策吗？”
“知道一些吧。但我认为这并无太大的作用。事实上，国外的人决定回国不回国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家庭孩子等等，很复杂。回来的，不见得就是冲着你这钱回来的。200万等等的条件，如果真能吸引回来高手，也让人口服心服，问题是吸引回来的并不常常是高手。过犹不及，有些做法无形中是把人从国内往国外轰。应该一视同仁。”他特别郑重地说。
“那么您决定回国的因素是什么呢？”“要听面上的话还是听真话？”“当然是真话。”“还是认为在国内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吧。你在国外就要认同国外的价值标准，而国外的社会关系非常简单，心里常常有孤家寡人的感觉。不管怎么说，看《红楼梦》长大的与看《红与黑》长大的总有许多难于沟通之处。”
“其实我回来后最在意的不是硬件，而是软环境。国内外软环境上的差距对科研影响很大。你每天都很忙，忙完后却不知都忙了些什么。我的太太比我晚回来几年，她就去了民营企业，去了中关村科技园区。我觉得以后回国人员去民营企业或许会是一个趋势。国营单位因体制上的原因缺乏竞争力，真想吸引人才，最需要往这方面着手。”
洋博士G：“回不回来是很个人的问题。”
G先生1998年回国，他的专业是我国较薄弱的，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很大的专业。“回国是为了个人的成就感吧，国内这个专业人才缺乏。国外做同样的事，人家并不会特别看重，而在国内，也许对整个国家都有意义。”谈到吸引国外人才的优惠政策，他说：“回不回来是很个人的问题，有方方面面的考虑。对于原来想回来的，有促进的作用，对于原本并不想回来的，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洋博士H：“关键在于你这个人的能力怎么样。”
H君1996年回国，他获得的成就、荣誉和待遇，即便在归国的洋博士中，也算得是佼佼者。他说，“对于国内的科技界，认为作为整体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是重要的。百人计划是我熟悉的，总的来说应该肯定多一些。获得了很多成果，还是相当不错的，有一大部分项目都是卓有成效的。”
“那么你怎么看‘土博士’不能入围‘百人计划’这一点呢？”
“并不是‘土博士’不能入围，”他纠正我，“真正‘洋博士’承担项目的并不多，还是在国内完成博士学业，也即你说的‘土博士’，又在国外待过两年或两年以上的承担的多一些。对于这一条，我也不太赞成，我认为国内的人也可以做，关键并不在于你是否去国外待过两年，关键在于你这个人能力怎么样，你干得怎么样。”
“当然拿这个钱可以吸引外面的人才。对这个我这样说过，我说你记的都是正的，不记负的；走的人你就不算了，来了又走的你也不算了。来了又走的其实也不少，真正能干的他在乎的是好不好做事，能不能做成事。总之我认为，制定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是上面制定政策时，先听下面多一些要好一点。”
洋博士I：“洋博士与土博士应该说是各有优势。”
I君是知情人隆重地推荐给我的，据介绍他在国外的时候就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现在也是有关学术界知名人才。“在国外读完博士，博士后，1993年回国。”他自我介绍。“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差距。实际上给大家的感觉从国外回来的人确实有优越条件。我对我的学生就不讳言，我对他们说，将来想在国内好好工作，一定要先出国，一是长见识，锻炼做事的方式方法；二是镀镀金，不公平确实是存在的。”“其实在竞争的基础上，在国内与在国外就不能平等，或者说相等。在国外有好的实验室，好的工作条件，做起事来要容易得多，相对发文章也更容易。同样一个工作，如果你在国外，你的论文就能发到更好的刊物上去，这个我们有亲身体会，在国外发文章确实比较容易。或者这样说，付出同样的努力，在国外的人好像获得的成就要更多一些。”“但是在外面锻炼过的人见识会多一些。就比如农村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你能说谁的能力更强？你无法说。但你能说城市的孩子要见多识广一些。”“我认为，洋博士与土博士应该说是各有优势，应当让他们处在平等的竞争条件下。活不是一个人干成的，重要的是一个队伍。”“百人计划我听到过一些说法。据说前期进行得比较严格，后来有些偏。这涉及到单位的利益，如果你引进十个人，就有2000万的进项，于是有的也就不管引进的人是否适合了。”“我也不太同意一回来就给个教授、博导。人家送你的，也没有成就感，自己奋斗得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可能吸引来一个人，但你可能就气跑了一班人。人才的重要性是越来越被认识了，这是好事。但是怎样吸引人才？怎样让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制定的政策应该有一个连续性和整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