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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08 旺报 【滕彪 （中国知名维权律师）】
放大
▼艺术家艾未未。（本报资料照片）
中国的样貌并非主流媒体所能呈现，充满多种光怪陆离，关心底层的维权律师滕彪以纪录片这个媒介，探讨媒体和司法不顾及的民间社会及其运动，揭露社会多种「看不见」、「听不到」的画面。
村里土地被村官卖掉，帐目却并不公开，村民在律师、记者、学者的帮助下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罢免村官运动。
2005年广东番禺太石村事件是方兴未艾的中国公民维权运动中一个著名案例，艾晓明的纪录片《太石村》记录了这一事件，律师遭殴打，村民被抓捕，村庄笼罩在恐怖气氛中。最后的镜头是拍摄者被不明身份的暴徒围堵，车玻璃被砸碎，惊恐地拨打电话求救。制作人打上这样的字幕：「在拍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机构都有摄像机，我觉得村民也应该有一架属于自己的摄像机。」
随著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压制性政治体制造成的侵犯人权现象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反抗。后极权政治体制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和对自由民主的要求，这可以来看做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此背景下，中国公民维权运动应运而生。而从互联网来到中国之后，明显地增加了公民运动的速度、广度并改变了其面貌。从文字到照片，从图片到视频，从传统媒体到公民记者，从单向传播到信息互动，这个过程符合传播和社会运动的发展规律，而纪录片正在中国公民运动中扮演非常引人注目的角色。
我曾经以维权律师的身份介入一些人权案件，非常强烈的一个感受是，中国既没有独立的司法，也没有独立的媒体，可以借助的为数不多的手段就包括利用官媒以外的管道传播真相，诉诸公众的舆论和道义的力量。自然而然地，纪录片以其图象和人物的直观性，最容易被人理解，产生共鸣，达到震撼效果；有时可以放大当事者的声音、推进事件本身的进展，甚至会成为某一公共事件中最为关键的转折点。
纪录事件的媒介
一类纪录片是直接记录某个案件或事件的，比如艾未未的作品《老妈蹄花》，记录了谭作人案开庭前，艾未未作为法庭证人在成都的种种遭遇。《老妈蹄花》出来之后，在网络上十分红火，争相传看，对于谭作人案的宣传动员，居功至伟。奥运之前发生的杨佳案，在中国民众尤其是线民中引起的巨大震撼，不亚于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一个孤僻的人》揭示了杨佳案的种种不为外界所知的真相。
杨佳案之于艾未未，正如太石村至于艾晓明的意义：促成了一南一北两个重要公共知识份子的某种转变；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和纪录片作品，成为中国公民运动中的突出人物。2006年、2007年艾晓明教授冒著巨大风险完成的《中原纪事》和《关爱》两部纪录片，分别纪录了河南及河北省感染爱滋病的村民的痛苦、抗争及艰难的上诉之路。艾晓明说：「我每次拍摄都会和当地政府产生直接冲突。」地方政府把她被定为「反动教授」，强力阻挠村民接受采访。
独立制片人何杨的《应急避难场所》，讲述的是维权律师倪玉兰遭受迫害的故事。她在为拆迁户维权的过程中，被恶警打成残疾，之后被诬告袭警，以「妨害公务罪」被判刑二年。出狱时，自家房屋遭报复性拆毁，只得流落街头，在皇城根公园的一角的「紧急避难场所」搭起帐篷度日。
面对镜头，她平静地讲述起多年来遭遇的惨无人道的虐待和酷刑。倪玉兰案虽然在几年前有过报导，没有引起太多注意。何杨的纪录片通过网络传播之后，成千上万的人转发，倪玉兰的故事才被广泛关注，迫害倪玉兰的恶警肖巍等人也受到线民的强烈谴责。人们纷纷前去「应急避难场所」捐钱送物，表示支持，在616端午节这天，网友组织了消夏晚会，声援倪玉兰，警方将倪玉兰抓到派出所，线民干脆到派出所门口搭帐篷抗议。在围绕此事件的公民行动中，纪录片无疑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公民行动参与和记录
另一类纪录片则直接参与和记录公民行动。比如在公民行动中轰轰烈烈的「福建三线民案」。2009年，因发布「严晓玲案」的网帖以及拍摄上传相关视频，范燕琼、游精佑、吴华英3人被以「诽谤罪」刑拘、起诉并被法院判刑，引起线民的持续关注和强烈抗议。围绕开庭、宣判、出狱，前后有多次围观行动。每一次围观都有很多拍摄者，将声音、照片同步传到社交网站，在线线下相结合，或者在事后制作纪录片，详细呈现现场情况及前因后果。
2010-08-08 旺报 【滕彪 （中国知名维权律师）】
放大
▼艺术家艾未未。（本报资料照片）
中国的样貌并非主流媒体所能呈现，充满多种光怪陆离，关心底层的维权律师滕彪以纪录片这个媒介，探讨媒体和司法不顾及的民间社会及其运动，揭露社会多种「看不见」、「听不到」的画面。
村里土地被村官卖掉，帐目却并不公开，村民在律师、记者、学者的帮助下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罢免村官运动。
2005年广东番禺太石村事件是方兴未艾的中国公民维权运动中一个著名案例，艾晓明的纪录片《太石村》记录了这一事件，律师遭殴打，村民被抓捕，村庄笼罩在恐怖气氛中。最后的镜头是拍摄者被不明身份的暴徒围堵，车玻璃被砸碎，惊恐地拨打电话求救。制作人打上这样的字幕：「在拍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机构都有摄像机，我觉得村民也应该有一架属于自己的摄像机。」
随著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压制性政治体制造成的侵犯人权现象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反抗。后极权政治体制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和对自由民主的要求，这可以来看做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此背景下，中国公民维权运动应运而生。而从互联网来到中国之后，明显地增加了公民运动的速度、广度并改变了其面貌。从文字到照片，从图片到视频，从传统媒体到公民记者，从单向传播到信息互动，这个过程符合传播和社会运动的发展规律，而纪录片正在中国公民运动中扮演非常引人注目的角色。
我曾经以维权律师的身份介入一些人权案件，非常强烈的一个感受是，中国既没有独立的司法，也没有独立的媒体，可以借助的为数不多的手段就包括利用官媒以外的管道传播真相，诉诸公众的舆论和道义的力量。自然而然地，纪录片以其图象和人物的直观性，最容易被人理解，产生共鸣，达到震撼效果；有时可以放大当事者的声音、推进事件本身的进展，甚至会成为某一公共事件中最为关键的转折点。
纪录事件的媒介
一类纪录片是直接记录某个案件或事件的，比如艾未未的作品《老妈蹄花》，记录了谭作人案开庭前，艾未未作为法庭证人在成都的种种遭遇。《老妈蹄花》出来之后，在网络上十分红火，争相传看，对于谭作人案的宣传动员，居功至伟。奥运之前发生的杨佳案，在中国民众尤其是线民中引起的巨大震撼，不亚于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一个孤僻的人》揭示了杨佳案的种种不为外界所知的真相。
杨佳案之于艾未未，正如太石村至于艾晓明的意义：促成了一南一北两个重要公共知识份子的某种转变；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和纪录片作品，成为中国公民运动中的突出人物。2006年、2007年艾晓明教授冒著巨大风险完成的《中原纪事》和《关爱》两部纪录片，分别纪录了河南及河北省感染爱滋病的村民的痛苦、抗争及艰难的上诉之路。艾晓明说：「我每次拍摄都会和当地政府产生直接冲突。」地方政府把她被定为「反动教授」，强力阻挠村民接受采访。
独立制片人何杨的《应急避难场所》，讲述的是维权律师倪玉兰遭受迫害的故事。她在为拆迁户维权的过程中，被恶警打成残疾，之后被诬告袭警，以「妨害公务罪」被判刑二年。出狱时，自家房屋遭报复性拆毁，只得流落街头，在皇城根公园的一角的「紧急避难场所」搭起帐篷度日。
面对镜头，她平静地讲述起多年来遭遇的惨无人道的虐待和酷刑。倪玉兰案虽然在几年前有过报导，没有引起太多注意。何杨的纪录片通过网络传播之后，成千上万的人转发，倪玉兰的故事才被广泛关注，迫害倪玉兰的恶警肖巍等人也受到线民的强烈谴责。人们纷纷前去「应急避难场所」捐钱送物，表示支持，在616端午节这天，网友组织了消夏晚会，声援倪玉兰，警方将倪玉兰抓到派出所，线民干脆到派出所门口搭帐篷抗议。在围绕此事件的公民行动中，纪录片无疑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公民行动参与和记录
另一类纪录片则直接参与和记录公民行动。比如在公民行动中轰轰烈烈的「福建三线民案」。2009年，因发布「严晓玲案」的网帖以及拍摄上传相关视频，范燕琼、游精佑、吴华英3人被以「诽谤罪」刑拘、起诉并被法院判刑，引起线民的持续关注和强烈抗议。围绕开庭、宣判、出狱，前后有多次围观行动。每一次围观都有很多拍摄者，将声音、照片同步传到社交网站，在线线下相结合，或者在事后制作纪录片，详细呈现现场情况及前因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