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年前，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开始起草后，曾经发生了一场“法治国家”的用字争论。有人认为，该用刀旁“制”表述成法制；但有人表示，该用水旁“治”表述为法治。最终，1997年9月12日通过的报告，采用了水旁“治”：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2008年5月4日，温家宝在与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座谈时说，法制还是法治，“虽然一字之差，但意义大不相同。光讲制度的‘制’，只提到制度建设层面；而治理的‘治’，就提到了治国的层面”。他还透露，组织主持起草该报告的人，就是他自己。
著名法学家李步云是最早为此事上书高层的人。他解释，刀者，专政工具；而水，寓意“平之如水”，这才是法治精髓所在。法制是指一个国家的法及法律制度，它可存在于任何社会形态；法治则强调一个国家处于依法治理的一种状态，它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
两次表态同声同调
所以在此回顾14年前的这场争论，是缘于温总最近的两次表态。一次是27日，温家宝在主持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时强调，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在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而孳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会改变，就会人亡政息。只有政府严格依法行政，才是规范权力运行和防治腐败的治本之策。
另一次则是8月21日，在深圳庆祝特区成立30年之际，温家宝第8次到这里考察。他要求深圳官员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他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则会葬送一切，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一周两次，温家宝如此频率如此高调地阐述政治体制改革的的必要性，极为罕见。在中国改革开放走过32个年头后，在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在胡温体制已然运行8年后，中国政情民情日趋复杂，政治体制改革已不能再是欲说还羞。此时，温家宝以“人亡政息”告诫，可算是发出了呼唤中国深化改革的最强音。
纪念耀邦别有深意
这条路很漫长。1980年8月 18日，邓小平曾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今弹指一挥，已是30年过去，这中间还经历了刀制水治争论的小插曲，到了2007年，十七大报告才明确指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多年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谁都知道不改就是死路一条，但由谁挑头改和怎么改，却似乎一直讳莫如深。时间不等人，如果一直这样温水煮青蛙，势必将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还有两年任期届满的温家宝，深知其中的迫切性。于是，当年力主用水旁治的温家宝，今年接二连三地为政治体制改革呼吁呐喊。
4月15日这天，《人民日报》曾发表了温家宝的《再回兴义忆耀邦》一文。文中，温家宝力赞当年提携他的前任总书记胡耀邦注重调查研究、体察民众疾苦的工作作风。值得关注的是，胡耀邦生前一直强力主张进行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甚至要限制最高领导人的权力。温在文中对此并未有一处着墨，但现在回头看，这篇文章实在是他最近一周两次呼吁呐喊的有力伏笔：怀念耀邦，就是怀念他的工作作风和他的执政理念。只是，当时全国正处于抗震救灾的忙碌中，舆论并未就此展开深层解读。
上任之初，温家宝就形容自己是 “是一个温和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有信念、有主见、敢负责的人”。这位中南海的传奇人物，在出任总理后，东奔西走调研，日以继夜工作。8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也层出不穷。他深知，所有问题虽千头万绪，但结点却都发生在体制层面，尤其是政治体制层面。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不拿出勇气和胆识，断无法继续推进。不继续深入改革，就会前功尽弃，甚至面临死路一条，人亡政息。
两大改革两大任务
接下来，有信念、有主见、敢负责的温家宝果断出手了。3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他提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会后的记者会上，他说要“促进社会公正和谐，让人民更幸福，更有尊严地活着。”6月1日，他在东京接受专访时更清晰描绘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线图：第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公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第二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第三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第四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温家宝承认普世价值。2007 年他就在两会后答记者问时指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不是背离的，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在这一价值观下，“我们要完成两大任务，推进两大改革。两大任务，一是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二是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两大改革，一是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
在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温家宝代表北京，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任交给了深圳。但在此前，深圳的多番相关尝试，或偃旗息鼓，或效果不甚理想。比如，直选镇长的尝试，行政权三分的试验，以及地方大部制改革等。但既是特区，深圳当然就要担负特区的责任，更何况深圳已然而立，自然要担负起更大的责任。30年，是一轮甲子的一半，过去的30年，深圳在经济改革上带动了全中国；未来的30年，深圳还要在政治改革上起着同样的作用。深圳特区曾经因为自己“不再特”而困惑，来自温家宝的嘱托，让“特” 在何处又有了鲜明的定义。
政治改革难度更大
但是，这场改革很难。难点在于，一，中国式的政治体制改革无前车之鉴。尽管温家宝描绘出了路线图，但到现在还没有成功的实践者。二，改革势必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和新权贵集团的蛋糕，并进而引发左右之争、制度之辩，甚至派别斗争。三，政治体制改革不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成败清晰可见，在稳定的前提下，冒风险的动力难免天生不足。
过去的30年，深圳曾前赴后继地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改革家。这些人是深圳人心目中的英雄，比如梁湘，比如袁庚。他们中，有的已经撒手西去，有的已是古稀年迈，但他们的精神仍在深圳上空矗立。而立的深圳，背负着崭新使命，呼唤新一代改革家的诞生。如果要给新一代改革家一个忠告，这就是，无论是刀制还是水治，制度创建总是为先。同时，他们还需要像前辈一样有勇气，更需要像温家宝一样，有信念、有主见、敢负责！
2008年5月4日，温家宝在与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座谈时说，法制还是法治，“虽然一字之差，但意义大不相同。光讲制度的‘制’，只提到制度建设层面；而治理的‘治’，就提到了治国的层面”。他还透露，组织主持起草该报告的人，就是他自己。
著名法学家李步云是最早为此事上书高层的人。他解释，刀者，专政工具；而水，寓意“平之如水”，这才是法治精髓所在。法制是指一个国家的法及法律制度，它可存在于任何社会形态；法治则强调一个国家处于依法治理的一种状态，它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
两次表态同声同调
所以在此回顾14年前的这场争论，是缘于温总最近的两次表态。一次是27日，温家宝在主持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时强调，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在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而孳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会改变，就会人亡政息。只有政府严格依法行政，才是规范权力运行和防治腐败的治本之策。
另一次则是8月21日，在深圳庆祝特区成立30年之际，温家宝第8次到这里考察。他要求深圳官员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他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则会葬送一切，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一周两次，温家宝如此频率如此高调地阐述政治体制改革的的必要性，极为罕见。在中国改革开放走过32个年头后，在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在胡温体制已然运行8年后，中国政情民情日趋复杂，政治体制改革已不能再是欲说还羞。此时，温家宝以“人亡政息”告诫，可算是发出了呼唤中国深化改革的最强音。
纪念耀邦别有深意
这条路很漫长。1980年8月 18日，邓小平曾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今弹指一挥，已是30年过去，这中间还经历了刀制水治争论的小插曲，到了2007年，十七大报告才明确指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多年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谁都知道不改就是死路一条，但由谁挑头改和怎么改，却似乎一直讳莫如深。时间不等人，如果一直这样温水煮青蛙，势必将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还有两年任期届满的温家宝，深知其中的迫切性。于是，当年力主用水旁治的温家宝，今年接二连三地为政治体制改革呼吁呐喊。
4月15日这天，《人民日报》曾发表了温家宝的《再回兴义忆耀邦》一文。文中，温家宝力赞当年提携他的前任总书记胡耀邦注重调查研究、体察民众疾苦的工作作风。值得关注的是，胡耀邦生前一直强力主张进行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甚至要限制最高领导人的权力。温在文中对此并未有一处着墨，但现在回头看，这篇文章实在是他最近一周两次呼吁呐喊的有力伏笔：怀念耀邦，就是怀念他的工作作风和他的执政理念。只是，当时全国正处于抗震救灾的忙碌中，舆论并未就此展开深层解读。
上任之初，温家宝就形容自己是 “是一个温和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有信念、有主见、敢负责的人”。这位中南海的传奇人物，在出任总理后，东奔西走调研，日以继夜工作。8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也层出不穷。他深知，所有问题虽千头万绪，但结点却都发生在体制层面，尤其是政治体制层面。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不拿出勇气和胆识，断无法继续推进。不继续深入改革，就会前功尽弃，甚至面临死路一条，人亡政息。
两大改革两大任务
接下来，有信念、有主见、敢负责的温家宝果断出手了。3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他提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会后的记者会上，他说要“促进社会公正和谐，让人民更幸福，更有尊严地活着。”6月1日，他在东京接受专访时更清晰描绘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线图：第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公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第二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第三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第四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温家宝承认普世价值。2007 年他就在两会后答记者问时指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不是背离的，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在这一价值观下，“我们要完成两大任务，推进两大改革。两大任务，一是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二是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两大改革，一是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
在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温家宝代表北京，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任交给了深圳。但在此前，深圳的多番相关尝试，或偃旗息鼓，或效果不甚理想。比如，直选镇长的尝试，行政权三分的试验，以及地方大部制改革等。但既是特区，深圳当然就要担负特区的责任，更何况深圳已然而立，自然要担负起更大的责任。30年，是一轮甲子的一半，过去的30年，深圳在经济改革上带动了全中国；未来的30年，深圳还要在政治改革上起着同样的作用。深圳特区曾经因为自己“不再特”而困惑，来自温家宝的嘱托，让“特” 在何处又有了鲜明的定义。
政治改革难度更大
但是，这场改革很难。难点在于，一，中国式的政治体制改革无前车之鉴。尽管温家宝描绘出了路线图，但到现在还没有成功的实践者。二，改革势必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和新权贵集团的蛋糕，并进而引发左右之争、制度之辩，甚至派别斗争。三，政治体制改革不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成败清晰可见，在稳定的前提下，冒风险的动力难免天生不足。
过去的30年，深圳曾前赴后继地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改革家。这些人是深圳人心目中的英雄，比如梁湘，比如袁庚。他们中，有的已经撒手西去，有的已是古稀年迈，但他们的精神仍在深圳上空矗立。而立的深圳，背负着崭新使命，呼唤新一代改革家的诞生。如果要给新一代改革家一个忠告，这就是，无论是刀制还是水治，制度创建总是为先。同时，他们还需要像前辈一样有勇气，更需要像温家宝一样，有信念、有主见、敢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