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由美国学者戴维斯所著的《布满贫民窟的星球》，很多朋友应该已经看过了，或者对书的情况有所了解。它实际描述了人类正在发展中的一个过程，就是与所谓的全球化过程相伴随的，在城市化过程中发展的贫民窟问题。这个贫民窟问题以一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遍布了整个星球。这本书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以清晰的图景打破了我们对于人类所谓全球化和都市化的幻想，让我们看到人类文明与历史中，全球化与城市化过程中不容忽视的负面性。这其实也是我自己想了很多年的问题：中国现在正在极力地推行城市化的过程，我们把都市、城市作为普世文明的一个象征，这个提法和这个实践本身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
首先，对我们中国人来讲，为什么会有一个如此强烈的信仰，就是：都市是好的，都市文明是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这样的一个想象到底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个想象的背后与西方的历史、西方城市的发展史、中国城市的发展史，到底有什么关系？在中国，我们知道已经有很多贫民窟，书上也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北京的浙江村，也说到上海，说中国的大都市都有一些贫民窟的问题。但是，客观地讲，中国目前的问题还没有严峻到像拉美，像东南亚，有那么大的贫民窟问题和社会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问题还没有蔓延到这一步，我们的历史前提并不一样，——这一点恰恰是这本书没有分析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达到哪一步，要看我们自己究竟怎么走。
我们可以对这本书的一些历史前提做一个回顾。拉美和东南亚的贫民窟问题前身是什么？其实是农业问题。这本书说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60年代，特别是 70年代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全球的蔓延，第三世界有那么多的乡村人口都涌到城市里，形成贫民窟。进入二十一世纪，城市平民窟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而不是相反。这些潮水般的城市贫民是从哪来的？他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夜间生出来的。他们的家园在乡村，他们是被某种力量从乡村驱赶到城市来的。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特别核心的，因为我们正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拉美和东南亚来说，他们的问题是，农民失去土地、小农经济破产，不得不迁移到都市，但都市并没有就业空间，都市乡村化和乡村都市化的双向负面效果的汇合，使得拉美和东南亚的城市贫民窟变成社会最严重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说，我们今天讨论的三农问题，它的背后是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问题。所以我希望，当我们讨论城市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城市的背后是乡村，乡村问题与城市问题是锁在一起的。今天在中国最严峻的问题依然体现为“三农”问题，如果中国的“三农”问题处理不好，再过几年，我们大概就不需要再说“三农”，而是直接讨论中国的城市贫民窟问题了，——但是，那时就太迟了，我们就已经没有退路。所以，今天中国的“三农”问题和本书作者讨论拉美、南亚的贫民窟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但属于一个问题的不同层面，或者说一个问题的不同展开。
怎么理解中国的城市、贫民窟、移民、乡村与都市化发展等等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回到西方的城市发展历史来看，首先是欧美城市发展的历史。因为，我们的想象是以欧美作为我们的参照系，而不是以拉美、南亚作为我们城市发展的美好未来的想象蓝本。如果追溯欧美作为民族国家的发源地，他们的历史是来源于地中海的城邦。按照意大利历史学家阿瑞吉的说法，西方民族国家的发展史来源于城市，来源于希腊的城邦国家。之后体现为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葡萄牙，然后发展为英国，最后是美国，这样的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崛起的过程，它的核心和动力都是城市。这样的以城市发展为核心和动力的历史轨迹，是不同于中国的。我们首先来看它不同于中国的是什么？
首先的不同是，这样的城邦国家，它一开始就注定是军事性的。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军事组织。这个军事组织和什么相匹配呢？它与远程贸易、与海外殖民地相匹配。这样的城市发展，依靠的是城市与贸易、军事的一个结合，只有这样结合，这种自治式的城市才可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起源不是依靠土地本身，而是依靠高附加值的手工业，把手工产品销售出去，换取粮食和其他财富。所以城市手工行业必然是高度封闭和排他的，因为需要垄断价格，这其实是一种城市控制乡村的办法。其次的不同，这样的城邦必须依靠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相配合，才可以实现贵族民主化制度。第三的不同，正是因为需要远程殖民地为其输送粮食，为其手工业产品扩大销路，城邦国家逐步发明了很多金融制度、国债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即便是罗马帝国时期，这样的城邦自治结构也并没有改变。阿瑞吉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从城邦国家发展为西班牙和葡萄牙这样的，是城邦国家与地主阶层逐步结合的产物。当城邦国家自身力量不足够的时候，它就会招募地主阶层。这样城邦的、军事的、贸易的组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与国家结合起来，这就是西方的民族国家产生的过程。资本家、企业家和国家结合的完成，就是作为岛国的、殖民主义的英帝国主义，而它的最后形态是作为大陆国家的单边主义的美帝国，——这就是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 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中的叙述。如果看这个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聚集在城市中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权力，是要依靠城市来控制外在于他们的广袤的土地，这决定了他们社会的核心结构是城市中心主义的，是城市的。这样的城市中心主义的叙述，也是西方整个社会理论的来源。比如我们讨论市民社会，讨论民主问题，都是建立在以城市发展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上，这是问题的要害。按照马克思的叙述，西方的整个文明史都贯彻着城乡之间的对立，不过这里“西方”两个字是我加的。
这样的历史发展和中国完全不一样。西方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在讨论自己历史的时候，就会以贬低的口吻说，中国的城市从来就没有西方城市的自治机构，这个自治机构指：行会的自治，议会的自治，政治的经济的整个自治系统。我们欧洲旅行的话，就会看到欧洲古老的城市里核心的建筑就是市议会厅，这是他们城市自治机构的核心体现。所以城市自治的结构是西方民族国家的核心问题。比如我们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会看到他有很多描述，关于城市的行会自治是怎么运作的，它怎么变成垄断集团剥夺乡村的利益，来获得他们自己的利益。这种复杂的权力垄断的、排外的城市自治的机构，以及它的运作方式，在中国没有。
这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城市。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城市。明清之际中国的城市已经非常发达，特别是江南一带，苏州、扬州沿着运河发展的这些城市群落非常繁荣。但是中国的城市发展，在我看来，和西方的城市发展，有一个特别的不同，——但是这一点在今天没有引起特别重视，就是中国城市的发展与乡村的发展，不是像西方一样处在对立的、控制与反控制的过程中；相反，在中国，城市和乡村是一个互相哺育的过程。
像上海这样的城市，“上海人”作为一个认同是非常晚近的事情。晚清、民国初期的时候，上海人这个概念还没有，我们看到的是各个地方商团进入上海后，他们各自的地方认同并没有改变，比如广东商人，他们就叫“旅沪粤商”，宁波商人就叫“旅沪甬商”，他们不拜上海的城隍庙，不认上海的土地神，他们看自己的地方戏，有自己的祖先崇拜；他们死了以后也是先寄放在会馆里，统一运回去埋葬。所以在传统的城市里我们会看到大量的会馆。会馆是什么？就是从地方上来的青年、学生、商人，进入这个城市的时候可以到当地的会馆白吃白住的，不要钱的，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城市和地方的一个纽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和乡村不是一个断裂的过程，不是对立的过程，而是互相哺育的过程。我们中国人一直说“衣锦还乡”，不管做生意还是做官，有了荣华富贵，最后一定要回到家乡去的。这个回到家乡不仅仅是理念上的，而是有很多实质性的内容，承担家乡的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公共品的供给。明清两大商帮集团：晋商和徽商，他们在外面做生意，其财富很大一部分要输送回本土、乡村去做公共福利的事业，建学校、修祠堂、架路……有人也许会说修祠堂是公益事业？那是非常重要的公益事业，因为祠堂，和中国传统的以村落为聚集方式的居住方式，它本身承担着社会公益的功能，比如说鳏寡孤贫的抚养，有族田。族田和公田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抚养那些自己没有能力生存的人。所以整个社会的治理、发展，它的公共品的提供，都需要依靠在一个外在的网络，这个网络是和城市联系在一起的。通过血缘和地缘，构建出城乡互相哺育的纽带，是中国传统的城市和乡村融合一体的关键。而城市的发展则是依托于小农基础上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繁荣，江南一带的城市群就是江南经济的体现，城市的繁荣并不是依靠远程的殖民地经济，所以城市与乡村是唇齿相依的。我们知道明清中国的经济在世界是属于领先地位的，有发达的国内贸易和长途贸易，市场是非常发达的。江南一带的经济有复杂的社会分工，但是它的生产方式仍然是建立在小农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基础上的，城市是由这样的小农经济与手工业相结合的模式哺育出来的。
但是这样的城乡互相哺育的关系，在20世纪初就开始断裂，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现代性的开始，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开始崛起。上海属于条约口岸城市，它的崛起和现代中国工业化的发生联系在一起，和20、30年代中国的乡村普遍的破产联系在一起。传统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模式在 20、30年代普遍破产，与此同时，城市贫民大量出现。在当时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描述。传统的城乡关系在进入现代化过程中进入一个持续的断裂过程，这导致了中国城市和乡村关系的历史性巨变。从而使得20世纪对中国来说，其核心问题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关系问题，就是城乡断裂的问题，也是社会分裂的问题。
正是严重的城乡断裂问题使得20、30年代一批知识分子和各种各样的政治力量，统统到农村去做乡村建设运动，著名的有晏阳初、梁漱溟等，国民党、共产党、西方的宗教人士、无政府主义者，各种政治力量和宗教力量在20、30年代，也都纷纷去做乡村建设的运动。当时，关于乡村建设的理论期刊和书籍，非常蓬勃。这里面有很多政治的因素，比如大革命的1927年，就是中国乡村建设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也说明中国的政治因素总是要和乡村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化意味着西方的工业模式在中国城市中的确立，它导致中国乡村破产，也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分裂，意味着城乡相互哺育的关系没办法继续下去，这使得中国开始出现西方意义上的“贫民窟”。这样的趋势，在毛泽东时代，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加以抑制和部分解决的，——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国家的强制性力量，但是你不能说它不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今天重新开启，则是80年代以后，所谓的“三农问题”的再度严峻化。它与20、30年代中国乡村的凋敝和中国城市问题的出现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我们先暂时不说，进入下一个讨论就是第三世界的城市发展史。
第三世界的城市发展史，在很大意义上说，有点类似当时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城市史。对于第三世界来说，城市发展的历史恰恰是与国家能力联系在一起的。很多第三世界的贫民窟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其国家能力不能够完成的体现。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有个大辩论，关于中国到底是要应该以工业来立国还是以农业来立国。以工业立国我们都很能理解，那为什么还有些人坚持说中国要以农业来立国呢？就是因为二、三十年代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刺激。他们发现工业文明的发展、城市化的发展，后果会是阶级矛盾的冲突、对立和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对世界资源的争夺，而这是世界大战和人类灾难的来源。他们就会想，中国是否要走这样的路？而中国的历史，按梁漱溟先生的说法，中国的国家和社会都是和西方不一样的。中国是国家融在社会里面的，这个社会不是城市社会而是乡村社会，城市是乡村的延续而不是相反。城市和乡村是一体的。所以，要解决中国的城市问题首先就要解决中国的乡村问题，解决了乡村问题才能解决城市问题。而不能反过来，反过来就像西方一样的，城市变成一个巨大的吸盘，所有的资源都从乡村中抽出来，财富、人才、资源、土地……所有的全都从乡村被城市席卷。在梁漱溟先生看来，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灾难，他投身乡村建设运动背后的理论预设和对中国传统的判断，是中国的国家和西方的国家不一样，中国的社会和西方不一样。中国的国家不是一个军事化的国家，不是城市自治，而是乡村自治，这个区别很关键。山高皇帝远，皇帝在一般意义上是不动武的，除非有农民起义、边疆有异族侵入的时候才会动武，一般意义上它是地方乡村自治的。这样的国家的概念和西方的民族国家并不是一回事。在这样的国家和社会都完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要怎么走西方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道路？梁漱溟先生对此是有很强烈的质疑和反对的。当时有一派观点是说，西方的民族国家完全靠工业和贸易来支持一个国家昂贵的费用，包括要养海军、陆军、养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庞大的司法体系，所有这些其实没办法靠小农经济来养，所以就必须要发展工业、发展贸易，才能有钱来养现代国家需要的这些东西。梁漱溟先生说晚清帝国会垮台，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它要办新政，新政本身把它压垮了。这就是说明没有国家能力，——这个国家能力指的是军事的，和依赖军事进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国家能力，而这正是西方民族国家成功的秘诀。在没有这样的国家能力的情况下，城市发展本身就会变成一个贫民化的过程，这个贫民化的过程就是：传统的农业破产，农民在乡村呆不下去了，资本主义大农业要不就是无法成功，要不就是以排斥劳动力为代价。而第三世界的城市外向型经济与贸易发展，其本身完全不足以支持整个国家人口的就业。我们不难理解，这样的城市发展必然带着深刻的殖民者的烙印，也必然是严重的阶级对立的，我们只要想一想旧上海外滩的 “建筑万国博览会”以及“上只角”和“下只角”的社会区分就可以明白。
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传统农业之所以破产，很大的背景就是欧洲特别是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美国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大农场、大农业击垮了第三世界的小农经济。在WTO的框架下，在欧美巨额的农业补贴政策下，第三世界的小农无一例外都在经历破产的过程。其后果就是，他们在农村没法活，只能到城市来。刚刚发生了严重地震的海地，其传统农业本来时可以自给自足的，但是八十年代之后的自由贸易政策，使得美国进口的大米在几乎没有关税的情况下轻易击败了海地的传统农业生产体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小农顿时失业，几十万农民纷纷离开土地到城市的贫民窟生活，海地陷入长期的饥荒状态，成为美洲最穷的国家。首都太子港本身就拥挤着大量的贫民窟，2008年的世界粮食价格动荡在海地就成为社会骚乱，海地首相被迫下台。这就是为什么地震这样的天灾人祸在海地一旦发生就会特别严重。贫民窟的背后是世界性的小农经济的破产，而农业破产的世界性的格局恰恰是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美国的农业资本主美国的黑人问题本来是农业问题，但是随着美国式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黑人从种植园里被排斥出去，农业问题就变成了城市和种族问题。因此，美国的种族问题从历史上来看，其实就是他们的农业问题，美国农业从一开始就是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分工的产物，非洲黑人怎么会来到美国的呢？不就是因为南方的种植园经济需要劳动力，才使得殖民者从非洲把奴隶贩运到美洲来的。起初是为了满足南方棉花种植园经济的需求，当美国农业开始资本主义化的时候，农业和乡村中的这些人口就被排挤到城市中去了。这就是美国的上世纪30年代之后，大批的黑人从农村进入城市的过程。但是，他们进入城市后，同样是失业、贫困，所以他们居住的区域就变成美国城市中的城中城，美国的贫民窟。它是殖民主义的南方种植园经济和资本主义大农业的产物。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美国资本主义大农业并没有解决掉美国的贫民窟，只不过它换了种方式出现，变成了黑人问题和移民问题。比如美国的大农场，它不像中国的乡村是community，不是一个社区，它就是农业工厂，但是它需要季节工。季节工从哪里来？就是墨西哥移民。大量的墨西哥移民以非常低廉的价钱，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大农场做工，这才是美国资本主义大农场获得成功的一个条件。当然，它还有需要很多别的条件，比如对印第安人的屠杀获得大量的土地，比如金融资本与美国大农业的血缘关系，比如对第三世界传统小农经济的摧毁等等。即便是这样，今天美国的资本主义大农场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我去年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特别去考察这个问题。第一个挑战是他们的环境压力，他们本来依赖的是中西部大平原的肥沃的黑土，但是现在这个黑土层已经到了最底层，一层一层地消失了，这是他们的一个不可持续；另外一个不可持续是，他们完全要依赖国家的大额的投入（每一届政府上台都加大对农业的补贴），这个使得多哈谈判，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关于农业的谈判永远没办法成功，永远没法达成一致。这里有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是，传统的农业国家（第三世界）越来越依赖于粮食进口，比如中国东北的大豆完全沦陷了，豆农破产了。当传统的农业国家都变成了农产品输入国的同时，传统的工业国（欧美的这些国家）却变成了农业大国，大量输出他们的粮食产品。我以前对这个现象特别疑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他们要用价格倒挂的方式、倒贴的方式来向全世界倾销他们的产品？正是这种倾销使得世界性小农普遍破产，不得不移居到城市的贫民窟来。这个原因到底是在哪里？后来我发现很多的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美国的大农场，背后完全靠的是金融体系的输血，靠的是高科技，石油、化工和转基因……所有的石油的、化学的、生物的高科技全部是要通过农业的资本主义来实现。我觉得这是今天全球资本主义最大的秘密，它把全人类都绑架了。这是我们来讨论为什么今天全球性的贫民窟不可避免的一个必要前提。
再回到当代中国的问题。当代中国，之所以还没有出现旧上海二、三十年代那样大规模的贫民窟问题，是因为中国目前的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联产承包制，使得农民还能够保有他的土地。大家都知道，农民土地私有化在今天中国就变成了一个有极大争议的问题。中国很多人认为要给农民权益就要土地私有化，因为私有化之后他们才能成为土地的主人，这样才能体现对农民的尊重。但是我们再仔细去看这些说法背后的动机，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今天说土地私有化，其实是想说，只有土地私有化之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能够更快；而不是说，土地的私有化之后，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能够完成。今天你看资本的运作，土地的流转，在中国并没有形成像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大农业，因为你不具备那样的国家补贴、高科技等一系列的条件，最重要的是你不具备国际市场。所以我们今天说农民土地的私有化其实是为了使得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能够更快推进。土地私有化了的农民在跟国家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可以拿得更高一点的补偿金，如此而已，但是补偿金总有被花完的时候，那时候怎么办呢？而且对于不在城市边缘的中西部农村来说，补偿金问题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的土地并不具有资本化的条件。因此，土地私有化并不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农民、农业和农村，这三个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农村作为一个社会性的存在，它自身的凋敝问题是无法靠私有化来解决的。这本书上也说到，很多第三世界的农民有一些传统的互助的社会纽带，家属的、血缘的、地缘的，这些关系在他们进入城市进入贫民窟后，由于环境的压力和恶化，使得这些互助的纽带也断裂了。也就是说，当农民从乡村离开进入城市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并没有更好，反而更坏。与此同时，他们离开了，乡村的土地谁进入了呢？资本进入，有钱人进入。所以土地私有化的过程，它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资本对乡村土地的进入，是乡村土地的非农化过程，是把乡村用资本的逻辑重新城市化。比如在农村建别墅，建私家庄园。我听过的最夸张的故事是，开发商承包了某个地方的一座山，在山上建了非常高档的别墅群，是非常隐秘的，山顶上甚至建了一个直升飞机的机场。那个山就整个成了有钱人的世外桃源。这样的过程在中国正在发生。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过程呢？
回到中国的问题来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对与整个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五年前我们对它的想象还很灿烂的话，那么今天，随着“白领”在这个城市化过程中的破产，随着“蜗居”现象的出现，你更无法想象那些离开土地到了城市之后的农民工，如何获得在城市立足的空间。今天就拿上海来说，我们把上海的门打开，就能解决“三农”问题吗？我们要去看城市化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到底是使谁得益？是使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得益，还是使少数的开发商、官僚、利益集团得益？如果这是我们的城市化过程，那我们是要去质疑它的。我们有一个城乡分割，我们不认为城乡分割是一件好事。但城乡分割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后果，不是前提。等到富人都去乡村去了，穷人都到城市来了，我们的城乡也许是不分裂了，但是城市分裂了，这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案吗？这并不是解决问题，只是转化了问题，而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农民并没有获得解放，而是相反，被囚禁在更没有前途的贫民窟中，就像这本书所描述的那样，所以作者 Davis断言，二十一世纪以后的社会革命将以城市贫民窟为主战场。
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图景在中国上演，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中国的另类的发展道路？这个发展道路不再建立在城市和乡村隔绝的基础上，也不再建立在对城市贫民窟的依靠上。北京的社会学家孙立平有一个断言，他说毛泽东时代的城乡分割是行政主导下的。但是毛泽东时代也有强制性的方式进行城乡的互动，比如说毛泽东时代的消灭三大差别，第一个差别就是城乡差别。毛泽东时代用强制的方式让知识青年、让医疗队、让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你说他“专制”也好，也说他 “暴力”也罢，他是用他的方式来解决城乡分裂的问题。但是今天，中国的城乡分裂是市场主导下的城乡分裂。按照孙立平的说法，这种城乡分裂是不可逆的。不可逆意味着什么？中国就变成两个中国，一个是城市的中国，一个是乡村的中国。城市的中国是什么？就是这本书描绘给我们的那个可怕的图景，悲惨的图景，谁都不希望看到的城市化的图景，却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上。
有一种观点认为，城市贫民窟的出现是必然的现象，所以我们不能反对城市化过程和与此相伴随的贫民窟，而是要让政府保障他们的人权和基本生活权利。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为什么这个星球上不断蔓延的贫民窟现象并没有得到这些基本的保障？因为，任何一种国家能力都无法保障不断扩大的失业人群，美国不能，中国不能，第三世界更不能，因为政府能力是建立在就业和税收的基础上的，就业下降也就必然意味着政府能力的下降。Davis的书中有一章就是：“政府的背叛”，因为一旦这样的局面发生，这个政府就一定是代表着富人阶级的利益，而不是相反，政府本身就是推动贫民窟产生的原因。所以，这样的观点恰恰遮蔽了对产生贫民窟现象的资本主义动因的追问。中国目前一味追求城市化，追求土地财政，把土地的资本化作为现代化的指标，土地的资本化从城市开始向乡村蔓延，它所导致的城市拆迁、农地侵占的残忍过程，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痛苦指数最高的社会群体事件的爆发点。所以，今天已经到了需要换个维度来思考问题的时候，应该思考的是怎样让农民在自己的土地获得他们应有的权益，而不是把他们推向城市的贫民窟过悲惨的生活。最近有媒体披露，现在的很多农民并不愿意把自己变成城市户口， ——并不像我们很多城里的知识分子想象的那样，因为这意味着失去土地。拥有一个城市户口，却没有工作，吃住行都要花钱，这日子怎么过呢？这就是我为什么今天希望来和大家讨论的问题：中国新的乡土主义是否有可能？
这个新的乡土主义是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来建立城乡互动的、相互哺育的良性关系。这个良性的关系，不是把乡村变成城市，也不是把城市变成乡村，而是在保存乡村既有的文化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生存方式多样性的情况下，使得乡村能够成为更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乡村本来是中国文化的根源，但是现在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乡村的凋敝意味着这个民族的社会根基、文化根基的塌陷。在今天，在我们还没滑向拉美式的贫民化、都市化的情境下，我们也许还有唯一的历史机遇，来重新建构一个城市与乡村互相哺育的体系。一旦错过，也许就是永劫。所以，我们需要开放出各种各样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实践力，来建构多样的、多模式的城乡互动体系，并把这样的发展设定为国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目标。
比如一些朋友在尝试重建传统乡村有机农业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农村与城市直接销售的方式。今天，传统的有机农业应该看成是对抗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大农业的有效方式，资本主义的大农业给今天全球的食品安全问题造成严重的隐患，转基因的食品问题，化肥和农药污染问题，层出不穷。而美国式的有机农业，却是一个昂贵的体系，无法被广大消费者所接受。但是，中国传统的小农经营的农业方式，本身就是有机的和低碳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不惜摧毁我们自己的体系，而去重建一个昂贵的不可持续的高能源消耗的体系呢？所以，问题是，今天我们怎样能够让传统的小农经济在新的条件下复苏，在能够保存乡村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上新生？这才是问题的重点。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何慧丽所做的城乡互助合作社，帮助农民把有机大米、健康猪肉卖给城市居民，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很多人对何慧丽的责难是：不遵从市场规律。但到底什么是“市场”，消费者除了有毒食品、有害食品，别无选择就叫“市场”？！真正的市场应该是能够体现劳动价值的地方，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下的健康有机食物，应该在这样的市场里实现价值。我们不是不要市场，我们不要的是恶意的、垄断的、以牟利为唯一目的资本主义市场，这样的市场是劣币驱逐良币。你问一问大家，谁愿意吃转基因食品？没有人愿意，但是恶意的市场强加给你，你别无选择。而中国的真正的农民生产的有机健康美味的食物，却被市场拒绝，这是什么“市场”逻辑？所以，中国的小农经济并不是没有市场，有需要就是有市场，但是我们没办法让这样的市场成长起来，这是问题所在，—— 这就是何慧丽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做城乡合作的典范意义。我们需要在今天美国式资本主义农业模式的危机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传统的小农经济的意义，并且帮助这样的小农经济实现它的劳动力价值，从而创造出真实的和真正的市场关系，用这样的市场关系来重建城市与乡村的良性互动。
我认识一位在云南的乡村里生活的朋友，他就说城里人很奇怪，他们为什么没事老是要跑到我们乡下来“旅游”？后来他得出一个结论，因为城里人都病了，他们心里面有病，所以要到乡下去寻找治疗。我觉得一点都没错，我们在城市里住久的人心理都会生病的。那时候我们需要去乡村，乡村的熟人社会、作为社会存在的伦理互助关系，是人类文明中非常重要的存在，也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根基。回到大自然中，去体味人和自然的关系。而在都市文明中，互相冷漠的人际关系，所有人都关在水泥森林的小格子里面，然后网瘾、自杀、忧郁症泛滥成灾，……所有这些都是城市病，都是因为我们离开了乡村，我们和乡村之间有机的联系被割断了。因此，怎么重新建立多种的渠道，不是一个渠道，而是让各种想象力、行为和实践来重构城乡互相哺育的关系，对于当代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上的重新建构尤其重要。我们的艺术家都关在城市里，可是中国乡土社会那么多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却没有人真正关心，除了出于旅游和商业的目的而大造假古董、大造 “城市印象”，真正的文化与社区的建构工作并没有人愿意去做。
2009年11月，我去参加深圳的城市建筑双年展，之前我与策展人欧宁先生有过一个设想，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个关于“乡土中国”的讨论。由于欧宁先生的努力，这个叫做“农业中国：乡土主义的乌托邦”的小型讨论会终于做成了，我们有机会请了一些在台湾和大陆做乡村工作的朋友们一起畅谈。台湾的建筑师黄声远，耶鲁大学建筑系硕士毕业，后去了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小镇，一去就是十多年，他的建筑所叫“田中央”，就设在宜兰。他的事务所帮助乡民们规划他们的家园，帮助他们重建乡土社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现在这个宜兰小镇已经成为台湾建筑界的标志性存在，他的事务所也吸引了一大批年轻人去乡村追随他的理念。而他则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把这样的乡土价值的理念传播出去，让整个社会都能够来关心和思考这些问题。台湾有一批这样的有识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做这样的事情，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的当代艺术家也去农民村子里住，但是却鲜见参与当地乡村社会的文化重建，曝光出来的多是和农民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房产纠葛。这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城市中心化和城市现代化的想象和意识形态，恰恰是在做相反的事有关。我们说，只有住进城里才是文明的，住在乡下就是落后。我们的村村通工程，让每个乡村都能够看到电视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却是城市消费主义对他们的改造。这个社会的城市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身正在摧毁乡村作为社会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城市中的我们，怎么样去反思我们自己的存在，怎样为重建这样的城乡互动的关系贡献力量，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急迫的任务。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城市贫民窟的问题的时候，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问题上，而是要把它的前生后世，它和中国现实的关联，都放在一起来讨论。才能够让我们看到某种可能性和某种前景，否则就觉得人类已经没有办法救赎了。这本书上告诉我们的其实就是我们就没办法救赎了，这不是我们愿意接受的一个图景。
首先，对我们中国人来讲，为什么会有一个如此强烈的信仰，就是：都市是好的，都市文明是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这样的一个想象到底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个想象的背后与西方的历史、西方城市的发展史、中国城市的发展史，到底有什么关系？在中国，我们知道已经有很多贫民窟，书上也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北京的浙江村，也说到上海，说中国的大都市都有一些贫民窟的问题。但是，客观地讲，中国目前的问题还没有严峻到像拉美，像东南亚，有那么大的贫民窟问题和社会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问题还没有蔓延到这一步，我们的历史前提并不一样，——这一点恰恰是这本书没有分析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达到哪一步，要看我们自己究竟怎么走。
我们可以对这本书的一些历史前提做一个回顾。拉美和东南亚的贫民窟问题前身是什么？其实是农业问题。这本书说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60年代，特别是 70年代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全球的蔓延，第三世界有那么多的乡村人口都涌到城市里，形成贫民窟。进入二十一世纪，城市平民窟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而不是相反。这些潮水般的城市贫民是从哪来的？他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夜间生出来的。他们的家园在乡村，他们是被某种力量从乡村驱赶到城市来的。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特别核心的，因为我们正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拉美和东南亚来说，他们的问题是，农民失去土地、小农经济破产，不得不迁移到都市，但都市并没有就业空间，都市乡村化和乡村都市化的双向负面效果的汇合，使得拉美和东南亚的城市贫民窟变成社会最严重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说，我们今天讨论的三农问题，它的背后是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问题。所以我希望，当我们讨论城市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城市的背后是乡村，乡村问题与城市问题是锁在一起的。今天在中国最严峻的问题依然体现为“三农”问题，如果中国的“三农”问题处理不好，再过几年，我们大概就不需要再说“三农”，而是直接讨论中国的城市贫民窟问题了，——但是，那时就太迟了，我们就已经没有退路。所以，今天中国的“三农”问题和本书作者讨论拉美、南亚的贫民窟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但属于一个问题的不同层面，或者说一个问题的不同展开。
怎么理解中国的城市、贫民窟、移民、乡村与都市化发展等等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回到西方的城市发展历史来看，首先是欧美城市发展的历史。因为，我们的想象是以欧美作为我们的参照系，而不是以拉美、南亚作为我们城市发展的美好未来的想象蓝本。如果追溯欧美作为民族国家的发源地，他们的历史是来源于地中海的城邦。按照意大利历史学家阿瑞吉的说法，西方民族国家的发展史来源于城市，来源于希腊的城邦国家。之后体现为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葡萄牙，然后发展为英国，最后是美国，这样的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崛起的过程，它的核心和动力都是城市。这样的以城市发展为核心和动力的历史轨迹，是不同于中国的。我们首先来看它不同于中国的是什么？
首先的不同是，这样的城邦国家，它一开始就注定是军事性的。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军事组织。这个军事组织和什么相匹配呢？它与远程贸易、与海外殖民地相匹配。这样的城市发展，依靠的是城市与贸易、军事的一个结合，只有这样结合，这种自治式的城市才可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起源不是依靠土地本身，而是依靠高附加值的手工业，把手工产品销售出去，换取粮食和其他财富。所以城市手工行业必然是高度封闭和排他的，因为需要垄断价格，这其实是一种城市控制乡村的办法。其次的不同，这样的城邦必须依靠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相配合，才可以实现贵族民主化制度。第三的不同，正是因为需要远程殖民地为其输送粮食，为其手工业产品扩大销路，城邦国家逐步发明了很多金融制度、国债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即便是罗马帝国时期，这样的城邦自治结构也并没有改变。阿瑞吉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从城邦国家发展为西班牙和葡萄牙这样的，是城邦国家与地主阶层逐步结合的产物。当城邦国家自身力量不足够的时候，它就会招募地主阶层。这样城邦的、军事的、贸易的组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与国家结合起来，这就是西方的民族国家产生的过程。资本家、企业家和国家结合的完成，就是作为岛国的、殖民主义的英帝国主义，而它的最后形态是作为大陆国家的单边主义的美帝国，——这就是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 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中的叙述。如果看这个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聚集在城市中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权力，是要依靠城市来控制外在于他们的广袤的土地，这决定了他们社会的核心结构是城市中心主义的，是城市的。这样的城市中心主义的叙述，也是西方整个社会理论的来源。比如我们讨论市民社会，讨论民主问题，都是建立在以城市发展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上，这是问题的要害。按照马克思的叙述，西方的整个文明史都贯彻着城乡之间的对立，不过这里“西方”两个字是我加的。
这样的历史发展和中国完全不一样。西方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在讨论自己历史的时候，就会以贬低的口吻说，中国的城市从来就没有西方城市的自治机构，这个自治机构指：行会的自治，议会的自治，政治的经济的整个自治系统。我们欧洲旅行的话，就会看到欧洲古老的城市里核心的建筑就是市议会厅，这是他们城市自治机构的核心体现。所以城市自治的结构是西方民族国家的核心问题。比如我们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会看到他有很多描述，关于城市的行会自治是怎么运作的，它怎么变成垄断集团剥夺乡村的利益，来获得他们自己的利益。这种复杂的权力垄断的、排外的城市自治的机构，以及它的运作方式，在中国没有。
这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城市。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城市。明清之际中国的城市已经非常发达，特别是江南一带，苏州、扬州沿着运河发展的这些城市群落非常繁荣。但是中国的城市发展，在我看来，和西方的城市发展，有一个特别的不同，——但是这一点在今天没有引起特别重视，就是中国城市的发展与乡村的发展，不是像西方一样处在对立的、控制与反控制的过程中；相反，在中国，城市和乡村是一个互相哺育的过程。
像上海这样的城市，“上海人”作为一个认同是非常晚近的事情。晚清、民国初期的时候，上海人这个概念还没有，我们看到的是各个地方商团进入上海后，他们各自的地方认同并没有改变，比如广东商人，他们就叫“旅沪粤商”，宁波商人就叫“旅沪甬商”，他们不拜上海的城隍庙，不认上海的土地神，他们看自己的地方戏，有自己的祖先崇拜；他们死了以后也是先寄放在会馆里，统一运回去埋葬。所以在传统的城市里我们会看到大量的会馆。会馆是什么？就是从地方上来的青年、学生、商人，进入这个城市的时候可以到当地的会馆白吃白住的，不要钱的，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城市和地方的一个纽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和乡村不是一个断裂的过程，不是对立的过程，而是互相哺育的过程。我们中国人一直说“衣锦还乡”，不管做生意还是做官，有了荣华富贵，最后一定要回到家乡去的。这个回到家乡不仅仅是理念上的，而是有很多实质性的内容，承担家乡的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公共品的供给。明清两大商帮集团：晋商和徽商，他们在外面做生意，其财富很大一部分要输送回本土、乡村去做公共福利的事业，建学校、修祠堂、架路……有人也许会说修祠堂是公益事业？那是非常重要的公益事业，因为祠堂，和中国传统的以村落为聚集方式的居住方式，它本身承担着社会公益的功能，比如说鳏寡孤贫的抚养，有族田。族田和公田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抚养那些自己没有能力生存的人。所以整个社会的治理、发展，它的公共品的提供，都需要依靠在一个外在的网络，这个网络是和城市联系在一起的。通过血缘和地缘，构建出城乡互相哺育的纽带，是中国传统的城市和乡村融合一体的关键。而城市的发展则是依托于小农基础上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繁荣，江南一带的城市群就是江南经济的体现，城市的繁荣并不是依靠远程的殖民地经济，所以城市与乡村是唇齿相依的。我们知道明清中国的经济在世界是属于领先地位的，有发达的国内贸易和长途贸易，市场是非常发达的。江南一带的经济有复杂的社会分工，但是它的生产方式仍然是建立在小农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基础上的，城市是由这样的小农经济与手工业相结合的模式哺育出来的。
但是这样的城乡互相哺育的关系，在20世纪初就开始断裂，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现代性的开始，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开始崛起。上海属于条约口岸城市，它的崛起和现代中国工业化的发生联系在一起，和20、30年代中国的乡村普遍的破产联系在一起。传统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模式在 20、30年代普遍破产，与此同时，城市贫民大量出现。在当时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描述。传统的城乡关系在进入现代化过程中进入一个持续的断裂过程，这导致了中国城市和乡村关系的历史性巨变。从而使得20世纪对中国来说，其核心问题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关系问题，就是城乡断裂的问题，也是社会分裂的问题。
正是严重的城乡断裂问题使得20、30年代一批知识分子和各种各样的政治力量，统统到农村去做乡村建设运动，著名的有晏阳初、梁漱溟等，国民党、共产党、西方的宗教人士、无政府主义者，各种政治力量和宗教力量在20、30年代，也都纷纷去做乡村建设的运动。当时，关于乡村建设的理论期刊和书籍，非常蓬勃。这里面有很多政治的因素，比如大革命的1927年，就是中国乡村建设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也说明中国的政治因素总是要和乡村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化意味着西方的工业模式在中国城市中的确立，它导致中国乡村破产，也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分裂，意味着城乡相互哺育的关系没办法继续下去，这使得中国开始出现西方意义上的“贫民窟”。这样的趋势，在毛泽东时代，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加以抑制和部分解决的，——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国家的强制性力量，但是你不能说它不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今天重新开启，则是80年代以后，所谓的“三农问题”的再度严峻化。它与20、30年代中国乡村的凋敝和中国城市问题的出现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我们先暂时不说，进入下一个讨论就是第三世界的城市发展史。
第三世界的城市发展史，在很大意义上说，有点类似当时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城市史。对于第三世界来说，城市发展的历史恰恰是与国家能力联系在一起的。很多第三世界的贫民窟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其国家能力不能够完成的体现。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有个大辩论，关于中国到底是要应该以工业来立国还是以农业来立国。以工业立国我们都很能理解，那为什么还有些人坚持说中国要以农业来立国呢？就是因为二、三十年代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刺激。他们发现工业文明的发展、城市化的发展，后果会是阶级矛盾的冲突、对立和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对世界资源的争夺，而这是世界大战和人类灾难的来源。他们就会想，中国是否要走这样的路？而中国的历史，按梁漱溟先生的说法，中国的国家和社会都是和西方不一样的。中国是国家融在社会里面的，这个社会不是城市社会而是乡村社会，城市是乡村的延续而不是相反。城市和乡村是一体的。所以，要解决中国的城市问题首先就要解决中国的乡村问题，解决了乡村问题才能解决城市问题。而不能反过来，反过来就像西方一样的，城市变成一个巨大的吸盘，所有的资源都从乡村中抽出来，财富、人才、资源、土地……所有的全都从乡村被城市席卷。在梁漱溟先生看来，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灾难，他投身乡村建设运动背后的理论预设和对中国传统的判断，是中国的国家和西方的国家不一样，中国的社会和西方不一样。中国的国家不是一个军事化的国家，不是城市自治，而是乡村自治，这个区别很关键。山高皇帝远，皇帝在一般意义上是不动武的，除非有农民起义、边疆有异族侵入的时候才会动武，一般意义上它是地方乡村自治的。这样的国家的概念和西方的民族国家并不是一回事。在这样的国家和社会都完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要怎么走西方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道路？梁漱溟先生对此是有很强烈的质疑和反对的。当时有一派观点是说，西方的民族国家完全靠工业和贸易来支持一个国家昂贵的费用，包括要养海军、陆军、养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庞大的司法体系，所有这些其实没办法靠小农经济来养，所以就必须要发展工业、发展贸易，才能有钱来养现代国家需要的这些东西。梁漱溟先生说晚清帝国会垮台，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它要办新政，新政本身把它压垮了。这就是说明没有国家能力，——这个国家能力指的是军事的，和依赖军事进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国家能力，而这正是西方民族国家成功的秘诀。在没有这样的国家能力的情况下，城市发展本身就会变成一个贫民化的过程，这个贫民化的过程就是：传统的农业破产，农民在乡村呆不下去了，资本主义大农业要不就是无法成功，要不就是以排斥劳动力为代价。而第三世界的城市外向型经济与贸易发展，其本身完全不足以支持整个国家人口的就业。我们不难理解，这样的城市发展必然带着深刻的殖民者的烙印，也必然是严重的阶级对立的，我们只要想一想旧上海外滩的 “建筑万国博览会”以及“上只角”和“下只角”的社会区分就可以明白。
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传统农业之所以破产，很大的背景就是欧洲特别是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美国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大农场、大农业击垮了第三世界的小农经济。在WTO的框架下，在欧美巨额的农业补贴政策下，第三世界的小农无一例外都在经历破产的过程。其后果就是，他们在农村没法活，只能到城市来。刚刚发生了严重地震的海地，其传统农业本来时可以自给自足的，但是八十年代之后的自由贸易政策，使得美国进口的大米在几乎没有关税的情况下轻易击败了海地的传统农业生产体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小农顿时失业，几十万农民纷纷离开土地到城市的贫民窟生活，海地陷入长期的饥荒状态，成为美洲最穷的国家。首都太子港本身就拥挤着大量的贫民窟，2008年的世界粮食价格动荡在海地就成为社会骚乱，海地首相被迫下台。这就是为什么地震这样的天灾人祸在海地一旦发生就会特别严重。贫民窟的背后是世界性的小农经济的破产，而农业破产的世界性的格局恰恰是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美国的农业资本主美国的黑人问题本来是农业问题，但是随着美国式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黑人从种植园里被排斥出去，农业问题就变成了城市和种族问题。因此，美国的种族问题从历史上来看，其实就是他们的农业问题，美国农业从一开始就是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分工的产物，非洲黑人怎么会来到美国的呢？不就是因为南方的种植园经济需要劳动力，才使得殖民者从非洲把奴隶贩运到美洲来的。起初是为了满足南方棉花种植园经济的需求，当美国农业开始资本主义化的时候，农业和乡村中的这些人口就被排挤到城市中去了。这就是美国的上世纪30年代之后，大批的黑人从农村进入城市的过程。但是，他们进入城市后，同样是失业、贫困，所以他们居住的区域就变成美国城市中的城中城，美国的贫民窟。它是殖民主义的南方种植园经济和资本主义大农业的产物。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美国资本主义大农业并没有解决掉美国的贫民窟，只不过它换了种方式出现，变成了黑人问题和移民问题。比如美国的大农场，它不像中国的乡村是community，不是一个社区，它就是农业工厂，但是它需要季节工。季节工从哪里来？就是墨西哥移民。大量的墨西哥移民以非常低廉的价钱，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大农场做工，这才是美国资本主义大农场获得成功的一个条件。当然，它还有需要很多别的条件，比如对印第安人的屠杀获得大量的土地，比如金融资本与美国大农业的血缘关系，比如对第三世界传统小农经济的摧毁等等。即便是这样，今天美国的资本主义大农场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我去年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特别去考察这个问题。第一个挑战是他们的环境压力，他们本来依赖的是中西部大平原的肥沃的黑土，但是现在这个黑土层已经到了最底层，一层一层地消失了，这是他们的一个不可持续；另外一个不可持续是，他们完全要依赖国家的大额的投入（每一届政府上台都加大对农业的补贴），这个使得多哈谈判，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关于农业的谈判永远没办法成功，永远没法达成一致。这里有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是，传统的农业国家（第三世界）越来越依赖于粮食进口，比如中国东北的大豆完全沦陷了，豆农破产了。当传统的农业国家都变成了农产品输入国的同时，传统的工业国（欧美的这些国家）却变成了农业大国，大量输出他们的粮食产品。我以前对这个现象特别疑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他们要用价格倒挂的方式、倒贴的方式来向全世界倾销他们的产品？正是这种倾销使得世界性小农普遍破产，不得不移居到城市的贫民窟来。这个原因到底是在哪里？后来我发现很多的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美国的大农场，背后完全靠的是金融体系的输血，靠的是高科技，石油、化工和转基因……所有的石油的、化学的、生物的高科技全部是要通过农业的资本主义来实现。我觉得这是今天全球资本主义最大的秘密，它把全人类都绑架了。这是我们来讨论为什么今天全球性的贫民窟不可避免的一个必要前提。
再回到当代中国的问题。当代中国，之所以还没有出现旧上海二、三十年代那样大规模的贫民窟问题，是因为中国目前的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联产承包制，使得农民还能够保有他的土地。大家都知道，农民土地私有化在今天中国就变成了一个有极大争议的问题。中国很多人认为要给农民权益就要土地私有化，因为私有化之后他们才能成为土地的主人，这样才能体现对农民的尊重。但是我们再仔细去看这些说法背后的动机，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今天说土地私有化，其实是想说，只有土地私有化之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能够更快；而不是说，土地的私有化之后，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能够完成。今天你看资本的运作，土地的流转，在中国并没有形成像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大农业，因为你不具备那样的国家补贴、高科技等一系列的条件，最重要的是你不具备国际市场。所以我们今天说农民土地的私有化其实是为了使得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能够更快推进。土地私有化了的农民在跟国家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可以拿得更高一点的补偿金，如此而已，但是补偿金总有被花完的时候，那时候怎么办呢？而且对于不在城市边缘的中西部农村来说，补偿金问题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的土地并不具有资本化的条件。因此，土地私有化并不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农民、农业和农村，这三个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农村作为一个社会性的存在，它自身的凋敝问题是无法靠私有化来解决的。这本书上也说到，很多第三世界的农民有一些传统的互助的社会纽带，家属的、血缘的、地缘的，这些关系在他们进入城市进入贫民窟后，由于环境的压力和恶化，使得这些互助的纽带也断裂了。也就是说，当农民从乡村离开进入城市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并没有更好，反而更坏。与此同时，他们离开了，乡村的土地谁进入了呢？资本进入，有钱人进入。所以土地私有化的过程，它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资本对乡村土地的进入，是乡村土地的非农化过程，是把乡村用资本的逻辑重新城市化。比如在农村建别墅，建私家庄园。我听过的最夸张的故事是，开发商承包了某个地方的一座山，在山上建了非常高档的别墅群，是非常隐秘的，山顶上甚至建了一个直升飞机的机场。那个山就整个成了有钱人的世外桃源。这样的过程在中国正在发生。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过程呢？
回到中国的问题来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对与整个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五年前我们对它的想象还很灿烂的话，那么今天，随着“白领”在这个城市化过程中的破产，随着“蜗居”现象的出现，你更无法想象那些离开土地到了城市之后的农民工，如何获得在城市立足的空间。今天就拿上海来说，我们把上海的门打开，就能解决“三农”问题吗？我们要去看城市化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到底是使谁得益？是使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得益，还是使少数的开发商、官僚、利益集团得益？如果这是我们的城市化过程，那我们是要去质疑它的。我们有一个城乡分割，我们不认为城乡分割是一件好事。但城乡分割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后果，不是前提。等到富人都去乡村去了，穷人都到城市来了，我们的城乡也许是不分裂了，但是城市分裂了，这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案吗？这并不是解决问题，只是转化了问题，而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农民并没有获得解放，而是相反，被囚禁在更没有前途的贫民窟中，就像这本书所描述的那样，所以作者 Davis断言，二十一世纪以后的社会革命将以城市贫民窟为主战场。
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图景在中国上演，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中国的另类的发展道路？这个发展道路不再建立在城市和乡村隔绝的基础上，也不再建立在对城市贫民窟的依靠上。北京的社会学家孙立平有一个断言，他说毛泽东时代的城乡分割是行政主导下的。但是毛泽东时代也有强制性的方式进行城乡的互动，比如说毛泽东时代的消灭三大差别，第一个差别就是城乡差别。毛泽东时代用强制的方式让知识青年、让医疗队、让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你说他“专制”也好，也说他 “暴力”也罢，他是用他的方式来解决城乡分裂的问题。但是今天，中国的城乡分裂是市场主导下的城乡分裂。按照孙立平的说法，这种城乡分裂是不可逆的。不可逆意味着什么？中国就变成两个中国，一个是城市的中国，一个是乡村的中国。城市的中国是什么？就是这本书描绘给我们的那个可怕的图景，悲惨的图景，谁都不希望看到的城市化的图景，却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上。
有一种观点认为，城市贫民窟的出现是必然的现象，所以我们不能反对城市化过程和与此相伴随的贫民窟，而是要让政府保障他们的人权和基本生活权利。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为什么这个星球上不断蔓延的贫民窟现象并没有得到这些基本的保障？因为，任何一种国家能力都无法保障不断扩大的失业人群，美国不能，中国不能，第三世界更不能，因为政府能力是建立在就业和税收的基础上的，就业下降也就必然意味着政府能力的下降。Davis的书中有一章就是：“政府的背叛”，因为一旦这样的局面发生，这个政府就一定是代表着富人阶级的利益，而不是相反，政府本身就是推动贫民窟产生的原因。所以，这样的观点恰恰遮蔽了对产生贫民窟现象的资本主义动因的追问。中国目前一味追求城市化，追求土地财政，把土地的资本化作为现代化的指标，土地的资本化从城市开始向乡村蔓延，它所导致的城市拆迁、农地侵占的残忍过程，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痛苦指数最高的社会群体事件的爆发点。所以，今天已经到了需要换个维度来思考问题的时候，应该思考的是怎样让农民在自己的土地获得他们应有的权益，而不是把他们推向城市的贫民窟过悲惨的生活。最近有媒体披露，现在的很多农民并不愿意把自己变成城市户口， ——并不像我们很多城里的知识分子想象的那样，因为这意味着失去土地。拥有一个城市户口，却没有工作，吃住行都要花钱，这日子怎么过呢？这就是我为什么今天希望来和大家讨论的问题：中国新的乡土主义是否有可能？
这个新的乡土主义是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来建立城乡互动的、相互哺育的良性关系。这个良性的关系，不是把乡村变成城市，也不是把城市变成乡村，而是在保存乡村既有的文化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生存方式多样性的情况下，使得乡村能够成为更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乡村本来是中国文化的根源，但是现在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乡村的凋敝意味着这个民族的社会根基、文化根基的塌陷。在今天，在我们还没滑向拉美式的贫民化、都市化的情境下，我们也许还有唯一的历史机遇，来重新建构一个城市与乡村互相哺育的体系。一旦错过，也许就是永劫。所以，我们需要开放出各种各样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实践力，来建构多样的、多模式的城乡互动体系，并把这样的发展设定为国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目标。
比如一些朋友在尝试重建传统乡村有机农业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农村与城市直接销售的方式。今天，传统的有机农业应该看成是对抗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大农业的有效方式，资本主义的大农业给今天全球的食品安全问题造成严重的隐患，转基因的食品问题，化肥和农药污染问题，层出不穷。而美国式的有机农业，却是一个昂贵的体系，无法被广大消费者所接受。但是，中国传统的小农经营的农业方式，本身就是有机的和低碳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不惜摧毁我们自己的体系，而去重建一个昂贵的不可持续的高能源消耗的体系呢？所以，问题是，今天我们怎样能够让传统的小农经济在新的条件下复苏，在能够保存乡村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上新生？这才是问题的重点。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何慧丽所做的城乡互助合作社，帮助农民把有机大米、健康猪肉卖给城市居民，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很多人对何慧丽的责难是：不遵从市场规律。但到底什么是“市场”，消费者除了有毒食品、有害食品，别无选择就叫“市场”？！真正的市场应该是能够体现劳动价值的地方，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下的健康有机食物，应该在这样的市场里实现价值。我们不是不要市场，我们不要的是恶意的、垄断的、以牟利为唯一目的资本主义市场，这样的市场是劣币驱逐良币。你问一问大家，谁愿意吃转基因食品？没有人愿意，但是恶意的市场强加给你，你别无选择。而中国的真正的农民生产的有机健康美味的食物，却被市场拒绝，这是什么“市场”逻辑？所以，中国的小农经济并不是没有市场，有需要就是有市场，但是我们没办法让这样的市场成长起来，这是问题所在，—— 这就是何慧丽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做城乡合作的典范意义。我们需要在今天美国式资本主义农业模式的危机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传统的小农经济的意义，并且帮助这样的小农经济实现它的劳动力价值，从而创造出真实的和真正的市场关系，用这样的市场关系来重建城市与乡村的良性互动。
我认识一位在云南的乡村里生活的朋友，他就说城里人很奇怪，他们为什么没事老是要跑到我们乡下来“旅游”？后来他得出一个结论，因为城里人都病了，他们心里面有病，所以要到乡下去寻找治疗。我觉得一点都没错，我们在城市里住久的人心理都会生病的。那时候我们需要去乡村，乡村的熟人社会、作为社会存在的伦理互助关系，是人类文明中非常重要的存在，也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根基。回到大自然中，去体味人和自然的关系。而在都市文明中，互相冷漠的人际关系，所有人都关在水泥森林的小格子里面，然后网瘾、自杀、忧郁症泛滥成灾，……所有这些都是城市病，都是因为我们离开了乡村，我们和乡村之间有机的联系被割断了。因此，怎么重新建立多种的渠道，不是一个渠道，而是让各种想象力、行为和实践来重构城乡互相哺育的关系，对于当代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上的重新建构尤其重要。我们的艺术家都关在城市里，可是中国乡土社会那么多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却没有人真正关心，除了出于旅游和商业的目的而大造假古董、大造 “城市印象”，真正的文化与社区的建构工作并没有人愿意去做。
2009年11月，我去参加深圳的城市建筑双年展，之前我与策展人欧宁先生有过一个设想，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个关于“乡土中国”的讨论。由于欧宁先生的努力，这个叫做“农业中国：乡土主义的乌托邦”的小型讨论会终于做成了，我们有机会请了一些在台湾和大陆做乡村工作的朋友们一起畅谈。台湾的建筑师黄声远，耶鲁大学建筑系硕士毕业，后去了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小镇，一去就是十多年，他的建筑所叫“田中央”，就设在宜兰。他的事务所帮助乡民们规划他们的家园，帮助他们重建乡土社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现在这个宜兰小镇已经成为台湾建筑界的标志性存在，他的事务所也吸引了一大批年轻人去乡村追随他的理念。而他则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把这样的乡土价值的理念传播出去，让整个社会都能够来关心和思考这些问题。台湾有一批这样的有识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做这样的事情，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的当代艺术家也去农民村子里住，但是却鲜见参与当地乡村社会的文化重建，曝光出来的多是和农民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房产纠葛。这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城市中心化和城市现代化的想象和意识形态，恰恰是在做相反的事有关。我们说，只有住进城里才是文明的，住在乡下就是落后。我们的村村通工程，让每个乡村都能够看到电视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却是城市消费主义对他们的改造。这个社会的城市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身正在摧毁乡村作为社会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城市中的我们，怎么样去反思我们自己的存在，怎样为重建这样的城乡互动的关系贡献力量，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急迫的任务。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城市贫民窟的问题的时候，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问题上，而是要把它的前生后世，它和中国现实的关联，都放在一起来讨论。才能够让我们看到某种可能性和某种前景，否则就觉得人类已经没有办法救赎了。这本书上告诉我们的其实就是我们就没办法救赎了，这不是我们愿意接受的一个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