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博讯 于 2002-3-3 21:02:00:
著名评论家殷惠敏文章:吴杨事件点出专业主义危机
任职联合国总部的著名评论家殷惠敏评论文章，直指「吴征、杨澜事件不是单纯的虚荣问题，是对文凭制度与专业伦理的破坏，会动摇我们对专业主义的信心」。
殷惠敏评论文章:
吴征、杨澜事件现在已闹得沸沸扬扬，从网路媒体到平面媒体，从美国蔓延到中国大陆，在留学生圈中无人不晓。
事件的起因是新浪网主持人吴征在美国一家未经教育部承认的「野鸡」大学弄到一张博士文凭，然后他又藉这张文凭，轻易取得大陆著名的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关系博士学位。在美国，有许多成功致富的故事，主角是没有受过高深教育的人。他们能够掌握时机，白手起家，令人钦慕。俗话说，英雄不怕出身低，为什么吴征却要去弄假文凭？为什么他的妻子兼事业夥伴杨澜要自称是哥伦比亚大学校董？他们只是为了虚荣还是另有所图？为什么大陆留学生对这件事反应这么强烈？
我有一个晚辈在美东一家著名大学任教，领导一个医学研究小组。他的答覆是，大陆学术界目前风气很坏，招摇撞骗的事经常发生。「如果可以随便拿个假博士回去唬人，那我们这些真博士还混什么？十年寒窗岂不是白费？」这应是大陆留学生的典型反应。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不但不讲专业主义，而且是反专业主义的。那时候，外行领导内行是理所当然，白专道路是受批判的。在反智论的风潮下，工宣队驻厂驻校，赤脚医生可以动心脏手术，造反派工人可以当国家领导，卖菜大姐也可以主持经济计划。价值错乱的结果，也就出现手术刀不如剃头刀，工程师不如采购员的现象。
八十年代开始，在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下，专业主义才又重新抬头。首先在政府中，技术官僚纷纷复位，经济管理职务也开始由专家接任，大学教师结束了下放生涯，回校上课，工厂里的工程师也恢复了名分地位。文革时代，知识份子被贬为臭老九，专业主义的恢复，也就是一个老九变香的过程。在这个趋势下，共产党也不能不顺应现实，做一番调整，否则就有边缘化的危险。因此，近年来，我们见到中共一方面大力争取专业人士入党，同时也鼓励党干部进修专业。
在毛泽东时代，有个洋学位几乎是「外国特务」的同义词，随著二十多年来的留学潮，洋学位终于扬眉吐气，成为社会名利的敲门砖。大陆学术界也出现了轻土重洋，矫枉过正的现象。土博士不如洋博士，拿不到洋博士的也千方百计，走旁门左道，一定要弄个博士回来。吴杨事件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崇洋媚外的另一个副产品是大陆的大学争相与美国大学挂钩。能够钩上名校当然最好，钩不上名校的，只要有利可图，也就退而求其次。这个门一开，最后就出现了名不见经传的野鸡学店与大陆的正式大学挂钩合作的怪现状。对经济发展赖以存续的专业主义来说，这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现代国家对于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具体领域，不论是医疗、福利或城市规划或工业生产，都必须有一套可行的制度。专业团体由于拥有特定的知识体系，对这些具体领域也就有发言权和控制权。专业主义体现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也必然会形成体制，发挥功能。专业主义的发展，也就是把作为匮乏资源的特殊知识和技能，转化为社会与经济报偿的一个过程。随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大陆的深化，我们也见到了这个趋势的日渐成长。
专业主义有几点特徵：(一)它有一套文凭制度；(二)由于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在工作领域有自主性；(三)它有一套专业标准，这套标准由文凭制度和专业协会以及国家的立法机关所建立；(四)它有专业伦理与行为守则。专业主义是靠这些条件来维系的。由此可知，搞假文凭或与外国野鸡学店挂钩，是对文凭制度与专业伦理的破坏，会动摇我们对专业主义的信心。这就不是单纯的虚荣问题了。
政府主导教育政策，通过对文凭的认可，维系专业制度，在这方面，无疑扮演了核心的角色，因此对这些问题是不能不过问的。
我也看了吴征在复旦大学的博士论文(最近出版成书)，以我过去在美国念研究所和大学教书的经验，不能不指出，那篇论文属于鼓吹宣传性质，而非扎实的研究成果，若拿到研究所的研讨课上，勉强只能拿到Ｃ等，作为博士论文，未免太淡薄了。这要么反映复旦大学的学术水准已沦落到可悲的地步，要么就是有外人不知的暗盘交易，这对复旦大学的声誉是有损害的。这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这方面是能够有也应该有一个客观评价的标准。或许，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按照以往颁发名誉博士学位给杰出企业家的先例，颁给吴先生一个名誉博士，而收回这个国际政治关系博士。
当然，决定权操在复旦大学手里，外人是无可置喙的。
著名评论家殷惠敏文章:吴杨事件点出专业主义危机
任职联合国总部的著名评论家殷惠敏评论文章，直指「吴征、杨澜事件不是单纯的虚荣问题，是对文凭制度与专业伦理的破坏，会动摇我们对专业主义的信心」。
殷惠敏评论文章:
吴征、杨澜事件现在已闹得沸沸扬扬，从网路媒体到平面媒体，从美国蔓延到中国大陆，在留学生圈中无人不晓。
事件的起因是新浪网主持人吴征在美国一家未经教育部承认的「野鸡」大学弄到一张博士文凭，然后他又藉这张文凭，轻易取得大陆著名的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关系博士学位。在美国，有许多成功致富的故事，主角是没有受过高深教育的人。他们能够掌握时机，白手起家，令人钦慕。俗话说，英雄不怕出身低，为什么吴征却要去弄假文凭？为什么他的妻子兼事业夥伴杨澜要自称是哥伦比亚大学校董？他们只是为了虚荣还是另有所图？为什么大陆留学生对这件事反应这么强烈？
我有一个晚辈在美东一家著名大学任教，领导一个医学研究小组。他的答覆是，大陆学术界目前风气很坏，招摇撞骗的事经常发生。「如果可以随便拿个假博士回去唬人，那我们这些真博士还混什么？十年寒窗岂不是白费？」这应是大陆留学生的典型反应。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不但不讲专业主义，而且是反专业主义的。那时候，外行领导内行是理所当然，白专道路是受批判的。在反智论的风潮下，工宣队驻厂驻校，赤脚医生可以动心脏手术，造反派工人可以当国家领导，卖菜大姐也可以主持经济计划。价值错乱的结果，也就出现手术刀不如剃头刀，工程师不如采购员的现象。
八十年代开始，在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下，专业主义才又重新抬头。首先在政府中，技术官僚纷纷复位，经济管理职务也开始由专家接任，大学教师结束了下放生涯，回校上课，工厂里的工程师也恢复了名分地位。文革时代，知识份子被贬为臭老九，专业主义的恢复，也就是一个老九变香的过程。在这个趋势下，共产党也不能不顺应现实，做一番调整，否则就有边缘化的危险。因此，近年来，我们见到中共一方面大力争取专业人士入党，同时也鼓励党干部进修专业。
在毛泽东时代，有个洋学位几乎是「外国特务」的同义词，随著二十多年来的留学潮，洋学位终于扬眉吐气，成为社会名利的敲门砖。大陆学术界也出现了轻土重洋，矫枉过正的现象。土博士不如洋博士，拿不到洋博士的也千方百计，走旁门左道，一定要弄个博士回来。吴杨事件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崇洋媚外的另一个副产品是大陆的大学争相与美国大学挂钩。能够钩上名校当然最好，钩不上名校的，只要有利可图，也就退而求其次。这个门一开，最后就出现了名不见经传的野鸡学店与大陆的正式大学挂钩合作的怪现状。对经济发展赖以存续的专业主义来说，这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现代国家对于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具体领域，不论是医疗、福利或城市规划或工业生产，都必须有一套可行的制度。专业团体由于拥有特定的知识体系，对这些具体领域也就有发言权和控制权。专业主义体现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也必然会形成体制，发挥功能。专业主义的发展，也就是把作为匮乏资源的特殊知识和技能，转化为社会与经济报偿的一个过程。随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大陆的深化，我们也见到了这个趋势的日渐成长。
专业主义有几点特徵：(一)它有一套文凭制度；(二)由于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在工作领域有自主性；(三)它有一套专业标准，这套标准由文凭制度和专业协会以及国家的立法机关所建立；(四)它有专业伦理与行为守则。专业主义是靠这些条件来维系的。由此可知，搞假文凭或与外国野鸡学店挂钩，是对文凭制度与专业伦理的破坏，会动摇我们对专业主义的信心。这就不是单纯的虚荣问题了。
政府主导教育政策，通过对文凭的认可，维系专业制度，在这方面，无疑扮演了核心的角色，因此对这些问题是不能不过问的。
我也看了吴征在复旦大学的博士论文(最近出版成书)，以我过去在美国念研究所和大学教书的经验，不能不指出，那篇论文属于鼓吹宣传性质，而非扎实的研究成果，若拿到研究所的研讨课上，勉强只能拿到Ｃ等，作为博士论文，未免太淡薄了。这要么反映复旦大学的学术水准已沦落到可悲的地步，要么就是有外人不知的暗盘交易，这对复旦大学的声誉是有损害的。这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这方面是能够有也应该有一个客观评价的标准。或许，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按照以往颁发名誉博士学位给杰出企业家的先例，颁给吴先生一个名誉博士，而收回这个国际政治关系博士。
当然，决定权操在复旦大学手里，外人是无可置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