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警方提请批捕《大迁徙》作者谢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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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警方提请批捕《大迁徙》作者谢朝平

2010年09月14日 07:25云南信息报【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450条


报告文学作家谢朝平作品《大迁徙》

西装革履的谢朝平盘腿坐在逼仄的石窟中 《新世纪》周刊供图

渭南“书案”的最新进展是，昨日据记者证实，陕西渭南临谓公安分局已提请检察院逮捕前记者、作家谢朝平。另据记者获得的消息，目前，检察院尚未作出批捕决定。此举意味着，撰写报告文学《大迁徙》的谢朝平，或将被以“非法经营罪”起诉。昨日，谢朝平家属委托的代理律师周泽向记者称，“离开临渭分局，愤懑！”

在昨日申请要求会见谢朝平未果后，周泽也获悉了谢朝平被警方向临渭区检察院批捕的消息。

据记者了解，目前，临渭区检察院并未对谢朝平作出批捕的决定。而渭南警方一边，除了此前宣称在河北廊坊搜集有关谢朝平案的证据外，也在本月前往谢朝平的四川老家达州搜索谢朝平涉嫌违法的证据。

知识界高度关注 联名呼吁国务院成立调查小组

谢朝平被刑拘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也引发了法学界的关注。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撰文称，渭南警方的做法不但侵犯了谢朝平的人身自由，这一行为也侵害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及公众的知情权。

9月8日，得知谢朝平被刑拘的消息后，老记者、作家铁流也发起倡议，呼吁作家界和记者界有良知的人士行动起来“营救谢朝平”。铁流的倡议，目前获得了近百名人士响应，其中如国内知名学者杜光、茅于轼等人士均支持铁流的呼吁。

铁流在呼吁书中表示，“（渭南警方）严重违反国家法令法规，破坏安定团结，侵犯记者、作家写作正当权益的违法行为”。据记者了解，“渭南书案”已引起知识界高度关注。对于“渭南书案”，近百名人士联署的呼吁书要求：一、要求陕西渭南警方，立即无条件释放作家、记者谢朝平先生；二、要求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政府领导，以及纪检和司法部门，对相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和法律的处理；三、希望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彻查三门峡库区移民的贪腐官员和严重违纪的失职人员。

律师会见谢朝平 不能透露关于该案的细节

据谢朝平的代理律师周泽向记者介绍，除了昨日试图会见的举动外，他分别在8月31日和9月6日两次前往看守所试图会见谢朝平。在9月6日的成功会见中，渭南警方全程进行监视和录像，据周泽透露，警方与周泽达成的会见条件是，代理律师不能向谢朝平透露关于该案的任何细节。

据周泽向记者介绍，拘押于看守所的谢朝平状态良好，周泽称，谢朝平相信自己没有任何问题。对于渭南警方的行为，周泽表示遗憾，“一个记者、一个作家，将自己反映民众疾苦、揭露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的作品予以出版，向他人发行，无论其是否通过合法印刷、出版机构印刷、出版，也无论其是否有营利的目的及是否获得利益，都不能以非法经营追责。”周泽说，“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及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等权利的行使，对等的义务是不得损害他人的人格尊严，不得捏造事实和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人，而无其他。权利人有权通过任何不损害他人合法权利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利，而无需问其目的。”

新闻回放

8月19日，陕西渭南警方进京将原《方圆》杂志记者、作家谢朝平刑拘押回渭南。经披露该案引发社会各界广泛热议。谢朝平自费出版的《大迁徙》一书，披露了渭南市官方在三门峡移民问题上存在的行政不作为及各种涉嫌存在的贪腐问题。因《大迁徙》系以火花杂志增刊的形式出版，由于出版前杂志社未及时向主管部门报批，渭南警方认定此刊物为“非法出版物”，并将该书作者谢朝平刑拘。对于警方的做法，出版《大迁徙》的火花杂志社（北京编辑部）曾提出强烈抗议。

早前报道：

陕西渭南警方进京抓走作家 称其出书涉非法经营

媒体披露作家谢朝平遭陕西渭南警方抓走细节

陕西渭南警方进京抓作家 称人口普查骗开房门

谢朝平被当重要嫌犯 渭南官员集体避谈“书案”

作家遭“跨省抓捕”续：谢朝平在看守所比较受尊重

律师：渭南警方制造文字狱 谢朝平已做最坏打算

http://news.ifeng.com/society/1/detail_2010_09/14/2506721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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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朝平被当重要嫌犯 渭南官员集体避谈“书案”

2010年09月03日 08:09南方报业网【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77条
老谢已经被拘留了十多天，他们显然是把老谢当成“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对待了。如果说他是“重大嫌疑分子”，他是什么样的重大嫌疑分子，重大到什么程度，不是事实都很清楚了吗？如果说其“结伙作案”，那其“同伙”在哪里？为何没抓一个“同伙”？

——— 谢朝平律师周泽

前《方圆》杂志社记者、作家谢朝平，被陕西省渭南市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拘一事，经南方都市报详细披露(详见9月1日《渭南“书案”调查》)后引发社会各界关注。

昨日，南都记者采访得到的最新消息是，渭南市警方仍未向检察院提请批捕《大迁徙》作者谢朝平；对于警方视为“非法刊物”的《火花》杂志社增刊，杂志社方面坚决表示抗议，杂志社相关负责人承认在出版程序上存在违规“瑕疵”，但并不违法。

律师：他“重大”到什么程度？

“我们还没有提请批捕他。”昨日，参与进京拘捕谢朝平的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分局副大队长朱福利对南都记者说，对于该案其他细节，朱表示不方便向记者透露。

据南都记者了解，渭南市警方是在8月19日将谢朝平拘捕回陕西渭南的。按照《刑事诉讼法》第69条第1款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3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1至4日。”此外，《刑事诉讼法》第69条第2款规定：“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30日。”

对此，谢朝平的代理律师周泽称，“老谢已经被拘留了十多天，他们显然是把老谢当成‘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对待了。”周泽对南都记者说：“显然，老谢没有流窜，没有多次作案，如果说他是‘重大嫌疑分子’，他是什么样的重大嫌疑分子，重大到什么程度，不是事实都很清楚了吗，怎么还是‘重大嫌疑分子’？如果说其‘结伙作案’，那其‘同伙’在哪里？为何没抓一个‘同伙’？”

对于周泽律师的疑惑，南都记者试图希望渭南警方释疑，但参与该案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分局副大队长朱福利称案件进展不便向记者透露。

杂志社：杂志问题与作者无关

在渭南“书案”中，案件的另一个重点是《火花》杂志社以增刊形式出版的《大迁徙》是否属于“非法刊物”。此前，《火花》杂志社执行社长魏丕植对南都记者称，增刊只是因疏忽未及时报审，但这只是程序上的“瑕疵”。“只是违规，但增刊是合法的。”魏丕植说。如今，《火花》杂志社仍坚持这一观点，即增刊《大迁徙》只是违规，但不能因此称其为“非法刊物”。

据南都记者了解，对于期刊刊号的管理问题，新闻出版总署曾出台相关通知对增刊一事作出规定。在“新出报刊[1999]1114号”文件中，新闻出版总署规定，“期刊出版增刊应按照有关出版管理规定及批准文件规定的要求进行出版。期刊每年一般只批准出版一期增刊，一次申请只对一期增刊有效。有特殊情况需一年出版一期以上增刊的，应逐次报批。期刊出版增刊，其宗旨、编辑方针、开本和发行范围必须与正刊一致。期刊增刊必须刊印期刊国内统一刊号、一次性增刊许可证编号，并在封面刊印正刊名称和注明‘增刊’，不得冠以其他名称或副标识。期刊出版增刊，必须由本刊编辑出版，不得以委托、承包或类似方式由其他单位或个人编辑出版，亦不得以本刊派出机构的名义及其他变相方式编辑出版。”

谢朝平出版的《大迁徙》一书，封面左上角印有“火花2010年增刊”字样。魏丕植承认，该增刊并未及时向主办方报批，是出版流程上的瑕疵。对违规单位的处罚是上级部门作出的批评或警告等处罚，但这根本就不违法。“增刊是合法的”。魏说，即便杂志是违法的，也与作者没有关系。

据南都记者了解，由于未及时报审增刊，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对《火花》杂志进行了处罚，《火花》由半月刊改为月刊，而杂志社在北京编辑部操作的《火花———文化创意产业》则被勒令永久性停刊。

谢朝平的委托律师周泽也认为此事与作者无关。“增刊有正规刊号，就不是非法出版物，最多算违规。”周泽说，“那是杂志社的责任，与作者没有任何关系。”周泽继而分析称，“正规刊物出增刊没报批只是违背新闻出版署的规定，这个规定合不合理还可讨论。即使以此为据，也不能说没报批出的增刊就是非法出版物。违规不等于违法。”

谢妻：他没收移民的书钱

据了解，谢朝平写作《大迁徙》一书脱稿后，因苦于出版经费的问题，无法找到合适的出版机构。经过朋友介绍，且书稿经过《火花》杂志社审读后，谢朝平决定先自费出版此书。

据周泽律师及谢朝平妻子李琼向南都记者介绍，渭南的移民曾拜托谢朝平帮助写作三门峡库区移民迁徙的历史，并希望结集成书出版以便留给子孙。据周泽称，对于出书的款项，移民们曾考虑集资，但后来担心会落下“非法集资”的罪名而作罢；第二种方案，是在移民中找一个或几个财力不错的人士资助，但最终也没法落实。在谢朝平与《火花》杂志社早就谈妥出版事宜后，在上述方案均无法实现的情况下，谢只好垫资自费出版。

“老谢并没有收移民的书钱。我们送书去渭南，也是说将书赠送给移民。”谢朝平的妻子李琼对南都记者说，“《大迁徙》定价50元，只是为了体现书的价值，移民的一分钱都没收，更不用说经营了。”

南都记者　上官敫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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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官集体避谈“书案”

原称将整理材料公布信息，昨日却集体“失踪”避开记者

南都讯记者鲍小东　针对渭南“书案”，原本答应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渭南各方，却在9月2日“集体失踪”。

9月1日，南方都市报记者从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区公安分局等部门获悉，渭南市相关部门都在整理材料，不日或将以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公布相关信息，渭南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局长华惠民也称，正在整理材料。

但9月2日上午，南都记者和《新世纪周刊》记者一起前往渭南市公安局宣传处询问发布会情况时，一名工作人员答复称，他们联系不到临渭区公安分局的人。记者只好赶到临渭分局，但前一日接待记者的张姓政治处主任不见踪影。

中午12时09分，记者拨通了张主任的手机，张压低着嗓子说，正在开会。下午3时34分，记者再次拨打她的电话时，手机处于“暂时无人接听”状态。而手机同时处于“暂时无人接听”状态的还有渭南市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渭南市公安局新闻处处长等。南都记者均用手机拨打他们的手机，但至晚上7时发稿时为止，他们无一人回复电话。

另外《环球时报》《潇湘晨报》等媒体记者多次拨打他们的手机，也都是“暂时无人接听”。

一边静寂，一边急切。9月1日、9月2日两日来，南都记者在渭南市公安局宣传处联系采访时发现，《法制日报》、《成都商报》等众多媒体纷纷致电渭南市公安局联系采访事宜，但都未得到采访机会，只得留下电话、邮箱，等待渭南警方的答复。据了解，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记者今日到达渭南。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0_09/03/2425530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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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牺牲

　　　　

　　　　引子大错铸成　　　　
1、“污点人物”
　　　　2、“八百里秦川上的粮仓就要用来装水了”
　　　　3、导演激情
　　　　4、“关中白菜心”和“天下黄河富宁夏”，你选择什么
　　　　

　　　　引子大错铸成

　　　　

　　　　【代序】

　　　　龙平川

　　　　十余年前，策划、组织过一个选题，后来成为一篇长篇通讯发稿：《鹿死谁手：检察官的败绩》。文章记录的一个个以失败收场的惨淡结局，是我们常常回避的。在我的记忆中，类似的选题或内容因其“敏感”再没有出现过。这类选题触及到最不堪的一面，就是失败。我们是忌讳失败的，谁都奢望胜利及其光环。战争年代、血雨腥风，勇者不死，那必定是锦袍加身，然而，非战争年代、非血雨腥风，真正的勇者并非一蹴而就。于是，锦袍加身的人，我们常常投以怀疑和审视的眼光。而怀疑和审视是我们无法忍受的。只有在荡涤私利、私欲的前提下，我们才可能坦然面对。

　　　　现实的情况是，我们有太多的忌讳。这些忌讳甚至不是“上边的意思”，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戴上的镣铐。我们为什么要戴上它？因为一种合理的推定，让我们进行了安全的选择。“合理”是制度决定的――然而，不要一切都埋怨制度，安全的选择跟制度有关，更与潜规则有关；同时，也是宽泛而不能言说的利益决定的。一个7岁的孩子说：40亿年后，地球都死了。其实不用她说，几十年以后，我们都死了。但是在面对私利、私欲的时候，我们都忘了常识。我们都以为自己长生不老。是孩子天真，还是我们天真？

　　　　最早知道三门峡，是一位诗人的诗。所以对于一些诗人，我很瞧不上，虽然我自己写了数百首的诗歌。我眼中的那类诗人有太多的激情，激情到了蒙着眼睛说瞎话，激情到了睁着眼睛也说瞎话，要不就是无病呻吟般地自言自语。知识分子是要探究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实质的，如果诗人是知识分子，那大多一定是最蹩脚的那一层。

　　　　这本沉甸甸的《大迁徙》，竟然把我写进去了――说实话，在读到有关的文字时，我觉得羞惭。2006年6月，当我撤下本书作者谢朝平当初的两篇系列报道时，我没有太多去关心这个行为的是非对错。或者因为我的麻木，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所以当整整两个月后，中央电视台对渭南相同题材进行报道时，我既不觉得诧异，心中也无波澜。

　　　　我不会去追问何以如此，因为我知道那股力量由何而来。

　　　　当初撤稿之后我没想到的是，谢朝平后来又多次去了渭南、华阴等地，并将三门峡移民史写成了一本书。我以为这样的选题是需要以做课题的方式，由一个课题组来完成的，却由他一个人用绵里藏针的方式颠覆了三年前的那次撤稿――我可以放弃和逆来顺受的东西，他却没有逃避。

　　　　移民史是一部民族史，也是一个民族或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更是世界史。有关移民的专著在世界学术界更是蔚为大观，然而，对于移民的研究、尤其是国内移民的研究我们却是缺乏的、回避的：学者们喜欢写跨国移民史，他们对天边外的事情似乎更感兴趣。屯守和掺水式的移民，是我们历史的常态。现实中，对于移民问题，我们也基本上处于行政操作的技术层面。中国水利工程项目和规模举世无双，而相对于人口数量而言耕地又如此宝贵和稀少，必然带来复杂且严重的库区移民问题。以这样的背景，这部《大迁徙》的出版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牵涉政治、经济、文化、法治、民众心理等等方面的观照，让我们找到我们生存的社会的痼疾，并探讨治疗的处方。

　　　　渭南移民史是一群蝼蚁一般的农民被拨弄来拨弄去的历史。恶劣的生存状态中谋求生存本来已耗尽了他们的精神，而备受挤压的生存空间更煎熬着他们的神经。面对他们的血和泪，我们中的有些人却无动于衷、甚至加以盘剥和专政。某一个地方一个应该有效、有益运行的行政体系轰然崩塌的时候，批评是远远不够的。然而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评价体系坏了，纠错也就无从谈起，只能眼睁睁看着追求、捍卫私利者一步步侵蚀社会健康的躯体，直至身躯变得羸弱不堪。那些或者对移民大打出手、或者步步盯防，在民众的苦难面前麻木不仁的人，从研究者的角度，我对他们倒没有作者在书中所表达的不满以至愤怒，我只是觉得伤感。在一个上下利益攸关的体系下，他们已经被“锁死”了，不进则退，自觉或不自觉当中，他们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

　　　　这样的人不是在我们身边蒙上眼睛就能抓出几个吗？

　　　　所以，《大迁徙》的又一重意义在于对贪腐的揭露和深恶痛绝，代表了普通人朴素的情感。这本书的完成告诉我们，在饱食之后，我们还有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那些以冠冕堂皇的名义忙于谋取私利，排斥不同的声音，却又在人前极力表现自己的厚道和忠诚的人，才是我们应该真正警惕的。

　　　　然而，这本书又不是一本仅仅关于移民的著作。三门峡移民以一种“运动”的形式进行，而移民的或轰轰烈烈、或偷偷摸摸的17次大规模返库也不得不以一种“运动”的方式进行。我们习惯了“运动”，我们今天依然能够感觉到“运动”的强大影响，“运动”的影子无所不在。如果竟然连行政操作层面上的准备都不够，那么，“运动”真的会害死人的!

　　　　《大迁徙》描写的是一群氓，一群在宿命的操弄下成为人类亚种的生存经历。他们向应许之地迈进，然而，他们没有应有的权利。他们或者惊惊乍乍，或者偷偷摸摸鬼魅一样见不得人，或者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但是，他们是在祈求。他们头上有两重天，一个可以不合时宜地晒死人让土地龟裂或者刮风下雨形成大洪水的天，一个青天大老爷几至于可以生杀予夺的天。所以，无论他们怎么人数众多，无论他们怎么热血豪情，他们始终在祈求。这是因为他们生命轻贱，如走路时一不小心就会被踩死一只蝼蚁一般的轻贱。然而，对于这些蝼蚁一般的生命，我们不应该有一丝一毫的轻忽。

　　　　因想撤前边提到的那两篇稿件，渭南的“灭火队”来北京时，我曾经向那位巧笑嫣然的女宣传部长讲了类似的话，但，她听不懂。她也不需要听懂。

　　　　处在一个社会的中下层，我们是一群最不活跃的人群。按照社会哲学家埃里克？霍弗的说法，一个时代的社会上层“精英”，固然是社会的形塑者，然而在另一端的底层，却也是社会的重要角色，“历史这个游戏的玩家一般都是社会的最上层和最下层”。那么，我们真的只有在台下看戏的份儿？

　　　　历史不会记住那些在三门峡移民事件中的部长、局长、主任们，如果不是这些“不安分的”移民，这部30万多字的著作里不会有他们的名字；即便有，对于他们的评价也并非本书可以完成，最有资格给他们投票的，是那些付出了巨大牺牲的几十万移民，他们会世世代代口口相传。那些上演了三门峡波澜壮阔的移民是这部书的主角，希望未来的某一天，三门峡因此而精彩。

　　　　我记住了那些移民曾经回忆搬迁前的日子：“那时，最穷的是县里的国家干部，最富的，是我们这些黄河滩上的农民。”这不是我们曾经信誓旦旦的理想吗？

　　　　埃里克霍弗说过：我们的时代虽是无神的时代，但却不是没有信仰的时代。

　　　　2009年10月2日于北京八宝山

　　　　（龙平川：资深媒体人、作家）这是一条奇特的大河――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几个泉眼淌出时，它还是清流汩汩，碧波粼粼，向东流过一座黄土高原后，它变成了一条浊浪翻滚的黄色泥河。

　　　　它因此而得名――黄河。

　　　　黄河用5464公里的长度和75万多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维系了炎黄血脉并孕育了华夏文明。中国人都公认黄河是自己的母亲河和“摇篮”，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灵魂……

　　　　面对黄河，一贯气壮山河的伟人毛泽东充满了敬畏之情。他告诫人们：“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藐视，就是不可以藐视黄河。”

　　　　他的敬畏中多少夹杂着一种无奈的矛盾心情――对海河，他说“一定要根治海河”；对淮河，他说“一定要修好淮河”；对黄河，他似乎没有了一贯的大气磅礴，而只是说：“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然而，“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性格基调伴着“圣人出，黄河清”的浪漫情怀和“苏维埃加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还是使毛泽东无法放弃治理黄河的雄心壮志，他同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等决策者把坚定的目光投向了被中外水利专家不约而同看好的三门峡水库坝址。

　　　　所有错误都是在绝对正确的信念下铸就的。1955年7月18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宣布：“只要六年，三门峡水库完成后，就可以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黄河清’这一天！”

　　　　第二天的报纸说：邓子恢的报告赢得了中南海怀仁堂一千多人民代表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代表因那“激动人心”的报告而彻夜未眠。

　　　　激动的代表们忘记了三门峡上游的八百里秦川。当年，德国的水利专家到现场勘测后曾断言，“在三门峡筑起大坝，无异是在修建一个祸害关中的死库！”

　　　　怀有阶级偏见的决策者们把这一警告当作了“不怀好意的危言耸听”。

　　　　1956年，“苏联老大哥”的《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完成，三门峡工程不可逆转地启动了。

　　　　大错由此铸成。

　　　　领导者错误的决策总是以无数小人物的利益和痛苦为代价。决策者的一念之差，陕西省渭南地区当初迁出的28.7万库区移民和他们的几十万个子孙后代（注：库区目前有近48万远迁移民，还有10万就近迁移移民）的命运从此开始转弯――就是从那时起，逃亡移民葬身沙漠风暴和黄河冰窟前绝望的呼救，17次闹返库时的呐喊，对侵吞移民利益者的怒吼不断响起在西北高原和三门峡库区那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

　　　　通过对这段历史的记述，记者希望也能像一篇写三门峡移民的文章里说的那样：让读者“读到那些烙印在历史记忆深处的磨难与挣扎。看到移民来来去去闹返库，执政者给予的充分理解，并尽力创造一切条件，争取让移民安居乐业。看到共产党人是怎样一步步接受着人民群众的考试。”更想让读者看到党和政府的阳光雨露是怎样温暖和抚平广大移民那曾被伤害的心灵……

　　　　通过对这段历史的记录，记者也希望党和政府能关注并进一步惩治那些侵害库区移民利益的腐败现象，把原本属于移民的利益早日归还给库区移民，使库区的政治更加清明……

　　　　





　　　　第一章牺牲

　　　　1、“污点人物”

　　　　要采访的对象有“污点”――介绍刘怀荣的朋友提醒记者：他虽是黄河中游那场悲剧性移民的重要亲历者和幸存者，但站在法律和政治的角度看，他是有 “污点”的。

　　　　朋友说刘怀荣有“污点”，是因为他81岁那年曾经“进去过”。陕西省渭南市华阴公安局的材料记载：刘怀荣，男，汉族，生于1922年，小学文化，农民。现住华阴市华西村。因聚众闹事被劳教一年……

　　　　也许是担心记者知道了刘怀荣的“污点”后会放弃对刘的采访，提供这份材料的朋友用令人觉得有些夸张的语气介绍说：刘怀荣绝非一个一般的农民。他是一个被几十万三门峡库区移民尊为“头家”，被当地政府列为移民“四大司令”之一的重要人物。少了他，三门峡库区移民史也许就会不完整，移民在某个时期就会觉得缺少主心骨，移民的故事就没有主角。

　　　　在随后的采访中，记者才知道朋友的介绍并非夸张而是精辟――单从刘怀荣进入86岁耄耋之年时，华阴甚至是渭南各阶层还不能为其“盖棺定论”，还在为他所干一切究竟是“为民请命”，还是“聚众闹事，扰乱社会秩序”等问题争论不休这一点看，他的确应算是一个“人物”。

　　　　2008年正月初三晚，在渭北下吉镇北七村五社的一间农舍里，这个昔日名扬库区的“人物”就坐在记者对面，认真地回忆着并不十分遥远的往事，然后用不紧不慢的语气和辅以幅度较小的手势把他曾经无数次对无数人讲过的故事重复给记者。

　　　　他那些几乎涵盖了三门峡移民所有磨难与挣扎的故事早已烙印在了历史记忆的深处：有充满富庶和希望的甜蜜日子，有用谎言点燃的激情，有被异化、扭曲的人性与灵魂，有逃亡移民葬身沙漠风暴和黄河冰窟的惨烈，还有被编排、被欺凌的漫长岁月里弥漫着的那种伤痛与哀愁……

　　　　重温悲伤是件残酷的事，它会令人更加痛苦。凄惨的往事触到了刘怀荣那本就难以弥合的伤痛，老汉双肩颤抖，老泪纵横。记者也难抑唏嘘之情，采访因此而数度出现中止。

　　　　老汉不懂新闻，却恪守着新闻“真实”的准则。在长达二十多小时的采访中，对那些记不清楚的东西――哪怕只是一个数字、一个姓名或者一件事情的一个并不重要的细节，他都绝不胡诌乱编。他会停下来安静而持久地冥思苦想，让记者边望着被灯光凝固在墙壁上的那个沉思的雕塑边耐心地等待……

　　　　很难把刘怀荣与那些紧扎裤脚、身穿对襟、头裹“白羊肚”的关中老农挂钩。这位曾统领过数十万移民的“司令”虽满头花白，年事已高，但他气质不减，风度依旧。一张富态的国字脸上透出一种农民式的睿智和沉稳，他的沉稳甚至让人觉得这是一个城府很深的老汉，是一个也许更适合做官的人――如今的官员就大多是一副沉稳老道，高深莫测的样子――遗憾的是，刘怀荣终究没能做成官，上世纪中期，黄河中游的那场大移民把一个“战天斗地的带头人”和移民积极分子“锻炼”成了令当地官员头痛不已的“刺儿头”，他因此而常被监控、拘役甚至在80岁高龄之时还被送去劳教……

　　　　事实上，按弗洛伊德“人的命运就是他的性格”或曰“性格决定命运”的说法，刘怀荣的结局只能是这样――他的性格元素中除揉入了太多关中人粗犷仗义、顾群抱团又特别爱较真等特点外，他还有一个致命“弱点”：说话做事从不转弯抹角，总爱“一吐为快”。还喜欢提意见或曰告状――当生产队队长时老给村干部提意见，当移民时，又常到乡里、县里、市里反映问题，当移民“司令”后，甚至还跑到西安、北京告发当地干部……

　　　　“性格决定命运”这一理论的另一说法是：“播下一个行动，你将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你将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你将收获一种命运”。在我们这个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接轨而来的社会里，朝代更替中“遗传”下来的尊者对卑者、上司对下级、城市人对农村人的那种人格歧视还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在我们的一些官员还并不真正民主、开明、大度的时候，尊卑上下和城乡有别被注入了现代性，卑贱之人发出的不同的声音对一些权势者来说都是大逆不道并必将会被排斥的。刘怀荣口无遮拦地给村、乡干部提意见，甚至到西安、北京告发当地政府干部，他“收获”被监控、拘役甚至在80岁高龄之时还被劳动教养这种“命运”也就在所难免了。

　　　　“命运”没有能改变刘怀荣的“性格”，时间的砂轮也没有能将刘怀荣身上的“棱角”打磨出丁点的圆滑。他把胯下之辱深埋心底，以边缘存在的方式让记者从另一种角度在一个“污点人物”身上看到了也许应视为具有“闪光”意义当然也是可彰而不可学的东西……

　　　　讲到带领移民闹返库的动机时，刘怀荣一再向记者强调：“是我把移民带到无法生存的绝地，我一定要把他们带回去”――记忆的揽绳已经把痛苦的往事牢牢套住，固执、倔强的老汉把自己的思绪定格在了五十多年前的岁月里，他无法忘怀关中那片“肥得流油”的土地和那片土地给关中人带来的富庶生活，无法忘怀家乡那条潺潺流过的渭河，无法忘怀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大迁徙，更无法忘记那些被穷山恶水困扰了数十年而变得贫穷不堪的移民……

　　　　“是我把移民带到无法生存的绝地，我一定要把他们带回去”的一诺千金成了刘怀荣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他的一生，几乎都在像堂吉诃德那样“战斗” 着，在赢得一片喝彩的同时也把一个斗士的坚强和脆弱表演得淋漓尽致――他放弃个人幸福和当地政府个别领导给他许诺的利益，与库区的几位移民“头家”结成 “四大司令”，带领着他们的数十万部属，不屈不挠地闹返库、争土地使用权，直至被关进看守所那阴冷潮湿的监舍――那时，他有过沉默，有过被“震慑”后的短暂恐惧，但他终究没有屈服，甚至还对前去“招安”的某领导热嘲冷讽。于是，对其痛恨不已又无可奈何的人利用现代科技的手段给他制造了一个“被招安的事实” ――铁窗内，面对记者伸去的话筒，刘怀荣向某领导保证：“我今后不再上访了……”

　　　　这样的电视画面使得“司令”的部下们一片哗然。有人惊呼：“刘怀荣投降了！”有人埋怨老汉委曲求全，有人猜想，这也许只是他寻求摆脱囚禁的一种 “诈降”和权宜之计，但就是没有人想到他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一句“市里若把移民的事情解决好了”这样的前提条件被剪辑掉了。因为这句被剪辑了的话，刘怀荣在一些部下心目中没有能保持住一个移民“司令”的最后晚节和尊严。

　　　　显然，刘怀荣非常看重部下的感受和评价，谈到这一话题时，他多次停下来，望着窗外的夜空发呆。

　　　　记者明白，老汉是在为部下们的误解和评价而伤心。

　　　　其实，部下们的看法并不会影响或贬低刘怀荣的“司令”形象，连原华阴市政法委书记李集新都说：“移民能重返库区，刘怀荣起了重要作用”。这位原政府官员的评价是中肯的，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使刘怀荣和他的部下们度过了艰难的岁月，终于，他和几十万移民不屈的抗争赢得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注，中央下发文件允许15万移民走出缺乏起码生存条件高塬大山，返回他们数十年来魂牵梦绕的库区……

　　　　如今，三门峡库区的“四大司令”已有三人作古，“司令”们手下的干将们大多徘徊在生命的边缘，再也无心、无力于耗去了他们大半生精力与财力的移民问题。然而，86岁了仍敢骑着摩托在马路上狂奔的刘怀荣却背负着历史的尘埃，依旧为移民返库人数、安置土地等问题奔走呼号，他无数次地层层找领导、找当地和上级政府、找执法部门。但令他郁闷和伤心的是，他和他反映的问题总是在层层领导和各级政府部门之间被推来推去，个别执法者还动辄就对他“绳之以法”，好像个别人对移民的侵害天经地义，被人蚕食了的移民利益从来就游走于当地政府及“法律”的思维之外。

　　　　刘怀荣十分不解也十分不服，他对记者说：“当年，我们是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才移民的，对于国家来说，我们是有功之民，理应得到善待。可是，如今当地政府的个别领导不但不善待我们，还心安理得地侵吞我们的利益。更可气的是，移民利益受到侵害，渭南和省里还没有人管……”

　　　　激动和愤怒使得老汉的逻辑思维变得有些不大连贯，想指责“当地的个别领导”，他却又突然把话题转到从前。“上世纪五十年代移民前，层层政府的领导给我们描绘了多么美好的前景啊！给我们承诺了多少的好事啊！他们讲的那些话是何等温暖人心，感动得我们热血沸腾、无怨无悔地移民大西北，移民陕西渭北高塬……”

　　　　刘怀荣记得，最初感动他和库区百姓的是邓子恢副总理在全国人代会上的报告。

　　　　他说，邓副总理那“激动人心”的报告传达到陕西省渭南地区华阴县时，已是1956年冬春交替时节。对国务院邓副总理那份报告，“刘司令”的记忆里只剩下了一些断断续续的碎片。“唉，反正讲的都是如何修好三门峡水库为老百姓谋福利之类的事情；讲了黄河变清的美好情景；讲了建三门峡电站是治黄史上的千古大业；好像还讲了三门峡电站修成后对社会主义建设、对增强国力、对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政治意义。号召每个贫下中农要把自己的思想、命运甚至是生命都同党和国家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

　　　　刘怀荣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个政治激情燃烧的岁月――党和国家教育刚翻身做主人的农民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一切都要以听从党和国家的指挥为天职，以服从党和国家为己任。

　　　　那时有一首歌：“我是党的一块砖，任党用来任党搬……”

　　　　以歌词的标准衡量，刘怀荣绝对是一块好“砖”――当年，他“官场”的职务是华阴县(注：1990年12月改为华阴市)义合乡义升村三生产队队长。 1956年初春，在乡上参加过“建设三门峡电站干部动员大会”回到村里的当天，他就同村干部们提着石灰浆桶用他那歪歪斜斜得有些难看的“手迹”到处书写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支援国家建设！”“奉献三门峡、永远不后悔！”等标语。

　　　　数十年后的今天，刘怀荣依然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确实永远需要有国家和民族主义精神。在国家利益确有需要时，个人应该无条件做出牺牲。

　　　　但他又老思考着这样的问题：五十多年前，国家确实需要我们作出那样的牺牲吗？国家有能力修建三门峡电站或者的确需要修建三门峡电站吗？三门峡电站建设中的错误和几十万移民的巨大牺牲都是不可避免的吗？我们牺牲的实际意义和价值又是什么……

　　　　对三门峡工程的怀疑颠覆了刘怀荣移民初期“国家至上”的觉悟，这种思想的变化使刘怀荣的人生发生了质的演变――他因此而由华阴县移民初期的一颗小如萤火的“明星”蜕变成了一颗渭北平原上空很惹眼的“流星”……

　　　　2、“八百里秦川上的粮仓就要用来装水了”

　　　　五十多年前，华阴县义升村的“建设三门峡电站积极分子动员大会”是在村小学召开的。

　　　　那天，天公不作美，闹起了倒春寒。刺骨的北风夹裹着雪花来势汹汹地从渭北山区袭来，在渭河平原上凝聚、徘徊。窗外寒风怒吼，树木在白茫茫的原野上摇曳挣扎，雪花在风里盘旋着，风在雪里撕扯着，打着尖利的响哨狂暴地扫荡着关中大地。

　　　　一间50平方米的教室里，全村近百名先遣队积极分子密密麻麻地拥挤在一起。往常开会，会场里比集市还嘈杂，难得聚在一起的村民们会格外珍惜这种机会，他们一边抽烟，一边嘻哈打笑地打趣聊天，大着喉咙讲些家长里短，牲口庄稼之类的闲话。一会儿工夫，会场就烟雾缭绕，人声鼎沸，主持会议的村干部要站在讲台上又是挥手又是用教棍猛敲桌子才能让乱哄哄的会场安静下来。

　　　　可这天的动员会，教室里却出奇地静，除偶尔响起几声咂吧着嘴抽土烟的声音和有人被呛得直咳嗽的声音外，连人们粗重的呼吸声也能听得清清楚楚。

　　　　乡政府主持会议的冯乡长（根据部分受访者要求，书中隐去了他们的真实姓名。书中还有数人因读者可理解的原因，也都使用了化名。化名只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其后出现时不再注明）省去了以往开会时那冗长的开场白，只用严肃的口吻宣布：下面，由李运龙大队长传达中央重要指示！

　　　　坐在冯乡长旁边的村大队长（后改称村主任）李运龙一脸肃容，从怀里拿出笔记本开始传达乡里前几天召开的会议精神。李运龙是村里唯一的高中生，能说会道，口才极好，平时开会总是信马由缰，口若悬河。但在这天的会议上，他一改往日的滔滔不绝，诚惶诚恐地拿着在乡里开会时作的记录照本宣科，声音里的沉重超过了他故意的轻描淡写，一副不敢多说一个字，不敢错说一个词的样子。

　　　　已在乡里开过“三干会”的刘怀荣知道，“教育”或者说动员的口径从省、地、县到乡、村、社都是一致的，在这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会议上，谁要是突破了或讲错了上边统一的口径是要负政治责任的――那个年代的“政治责任”包含着批评、检讨、撤职、开除、遭批斗、坐大牢乃至于家破人亡等等“一条龙”的处罚 ――这样的原因导致李运龙在整个传达中一直提心吊胆并格外地小心翼翼。

　　　　　李运龙讲完，村支书刘柏松又表情凄然地念着为什么要把华阴等县作为库区的问题，肃穆的语气像是在给生他养他几十年的这片土地致永别的悼词。刘支书结结巴巴地照笔记本念几句，又忍不住离开笔记本想补充些什么，他费力地在脑海深处搜索并组织着语言的阶梯，竭力想表述清楚自己此时此刻的思想情感，但任他怎样搜肠刮肚也没能找到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只言片语，一时，“卡”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卡”了片刻，刘柏松没头没脑地冒出了一句沉重的叹息：“这里自古以来就号称是八百里秦川上的粮仓啊！可如今，这八百里秦川上的粮仓就要用来装水了……”

　　　　讲完这句话，刘柏松似乎意识到了自己已偏离了会议的主题和动员口径，于是赶紧又去照笔记本念会议记录。结果，费力地念了半天，他也没能从“八百里秦川粮仓”转到“库区”的概念。念着念着，刘柏松觉得自己还是没能进入会议所需要的状态，还是没能把库区的意思说清楚，便烦躁地站起身，从讲台上拾起一个粉笔头，然后转过身在黑板上画了一块瓦，接着，用教棍指着“瓦片”说：我们整个渭南地区都位于渭河平原东部，北边是渭北高原，南边是秦巴山地，黄土台塬，中间是渭河平原。地形呈现南北高，中间低，东西开阔，像一块不规则的瓦仰放在关中八百里秦川的东北部。我们华阴、大荔、朝邑、潼关四县就在“瓦片”最低的部位。所以，三门峡水库修成后，就等于堵住了“瓦片”的东北部，我们这几个县就成了蓄水的库区。

　　　　刘柏松以“瓦片底”作模型解释的“库区”形象而直观，五十多年后，参加那次会议的积极分子们依然对“库区”的解释记忆犹新。但刘柏松对库区的解释毕竟过于简单，这个只读了一年初中的村支书不懂库容、水位高程这些水利术语，更不知道“苏联老大哥”对三门峡水库建设的巨大影响，所以，他没能讲清富饶的 “瓦片底”为什么会变成库区。

　　　　当时，为了修建三门峡电站，中国从苏联请来了原就职于苏联电站工业部的科洛略夫等人为主的外国专家组。

　　　　对科洛略夫出任专家组组长一职，他的同门师辈们早有微词。原苏联水利科学研究院院长、著名泥沙专家康恰洛夫说：中国找错门儿了。科洛略夫对河流一窍不通，他仅能就工程角度考虑，无法理解河流，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对于黄河这条世界上变化最大最激烈的河，就算把我们这些老头子全搬过去，一时三刻也治不了，科洛略夫不栽跟头才怪!

　　　　康恰洛夫一语成谶。在三门峡电站设计中，科洛略夫一门心思于高库大坝发电。在一次中外专家会议上，他用带卷舌音的俄语轻松而不可置疑地说：想找一个既不迁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洪水的水库，这是不能实现的幻想、空想，没有必要去研究。为了调节洪水，需要足够的水库容积，但为了获得必要的库容，就免不了淹没和迁移。任何一个坝址，为了调节洪水所必须的库容，都是用淹没换来的，区别仅在于坝址的技术质量和水利枢纽的造价。

　　　　凭着苏联人的气势和那时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老大哥”用淹没换库容的观点对三门峡工程的决策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事过十年，水电部党组在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汇报的材料中言辞颇为沉痛地说：三门峡修坝的问题，日本人研究过，国民党研究过，解放后我们研究过，都不敢定案。但是苏联专家说行，我们就定案了；1955年，针对不同意见，也组织了全国专家展开鸣放讨论，但是，我们急于想把三门峡定案，听不进不同意见，鸣放讨论只是走了个过场。

　　　　“急于想把三门峡定案”和“听不进不同意见”的不仅仅只是水电部党组，包括主席和总理在内的很多中央领导也都想把建三门峡电站的事定下来，当陕西官员有抵触情绪时，周恩来总理还让对西北局有很大影响力的彭德怀、习仲勋前去做说服工作，讲“淹一家救万家”的道理，讲三门峡电站修好后对中国工业建设的影响，讲在朝朝代代都没能治理好的黄河上建修大电站对提升新中国形象的意义――当然，也暗示“圣人出，黄河清”高层梦想。终于，陕西官员们向中央作出了 “无条件服从”的表态。由此，在修建三门峡电站的最后一个障碍被清除的同时，三门峡电站的大错也从此铸成。

　　　　为此，在1964年的半年内，总理曾两次实事求是地总结三门峡水库建设的经验教训。他承认：“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建国才五六年就兴建三门峡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但科学态度不够……”

　　　　对“科学态度不够”的原因，总理总结为，“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不能只看下游不看中游，更不能说为了救下游，宁可淹关中。这不是辩证的说法。做不好，上下游都受害怎么办？为什么不从另一面想想？”

　　　　 本来，若是走错方向,停止就是进步。但中国的决策者们如此深刻而辨证地认识三门峡电站时为时已晚――修建三门峡电站的脚步已无法停止。按照苏联人设计的方案，三门峡水库正常高水位要达到360米高程(海拔以上的水位高)，淹没农田325万亩，库区移民87万人。后经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水利部青年技术员温善章等专家多次反对，三门峡水利枢纽终于有了低水位、少淹没、多排沙的设计思路。在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三门峡水库现场会议上，才制定出了既保留了苏联专家的意见，又兼顾国情的修正方案：三门峡水库拦河大坝按360米高程设计，汛前高程为335米。

　　　　即使是这样，专家们计算出的淹地和移民数字仍然大得惊人：库区要淹没山西省的平陆、永济、芮城和河南省的灵宝、陕县等县（占全库区总受淹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左右），移民11万。而陕西省的大荔、朝邑、华阴、潼关等335米高程以下的100多万亩土地也将成为“库区”，库区须迁出移民28.7万余人。须搬迁朝邑、潼关两个县城和21个乡镇，253个村庄……

　　　　在华阴县义升村召开的“积极分子动员大会”上，当这组淹地和移民的数据经冯乡长之口补充出来后，会场上发出了一阵唏嘘和惊叹。

　　　　在一片躁动声中，刘柏松缓缓坐下，挥手示意大家静下来后才继续照着笔记本念道：这次库区移民动员的要点是，建设新宁夏，建设大西北。接着，他念了很多关于黄河祸害下游的事情，并念了三门峡电站修成后的发电量，对工业建设发挥多大作用等等一大串数字。他说：中央已作出修建三门峡电站的决定，三门峡电站修成后，不仅能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还能保护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库区移民要放弃狭隘的小农意识，发扬“迁一家，保千家”，“一人迁，万人安”的无私奉献精神……

　　　　几位干部照本宣科的传达虽有些古板，但却在会场上轻而易举地制造出了一种荣誉感。每个与会者都开始没由来地对自己肃然起敬：自己将为黄河下游数以千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作出牺牲，自己是国家的功臣，自己将在中国经济建设中名垂青史……

　　　　人们还沉侵在自我陶醉的激动中，冯乡长又循循善诱，把另一个美好的场景推到了大家眼前：“我们的奉献不是没有回报的，上边讲了，我们迁一家保千家，今后，下游那些因修建三门峡水库获得利益的‘千家’也会反过来扶持‘一家’搬迁移民的！”讲到这里，乡长激动了起来，他同时高高地伸出双手，然后又将左右手的食指同时伸出，边用右手的食指压在左手的食指上边动情地说：“大家设想一下，一千家来帮助一家那将会是怎样一个概念啊，一家帮你一元钱是多少！帮你三元又是多少！帮你五元呢……”

　　　　这位高明的诱导者首先陶醉了自己――冯乡长眼里放射出发现阿里巴巴山洞般的狂喜，久久地伸着两根指头也忘了放下，给与会者留下了一个富有感染力的 “雕像”。过了许久，会场里交头接耳的嘈杂声才使他从那个由数字换算出的财富世界里走出。喝一口水后，他接着换算另一笔账，“退后一万步讲，即使没有一千家帮一家我们也不会吃亏，国家要给我们广大移民‘输血’，按搬迁政策什么都会有专门的搬迁补助。我给大家透透风吧，一棵树赔多少，迁一座坟赔多少，拆一间房赔多少，上级都是有规定的。上级还有一个对我们移民非常有利的重要规定：在迁移区新恳荒地前3年不能达到安置区同类土地常年产量的，其产量差额部分由国家予以必要的补偿，并在3年内免交农业税。我可以肯定而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们搬迁的移民只会越迁越好，越迁越富。安置地的生活绝对不会低于迁出地现在的水准！”

　　　　村大队长李运龙赶紧附和：“肯定会越迁越好，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嘛……”

　　　　冯乡长和李运龙等人在作这番宣传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们明明知道，眼前这些先遣队员要去的宁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环境，他们也知道，1956 年，三门峡水库移民计划中移民补偿费为每人620元，远迁为每人800元，这点钱，除掉干部进行移民工作的办公费和移民的路费就会所剩无几了，还有什么钱去安置移民？还有什么钱去保证他们能“越迁越好，越迁越富”？还怎样使“安置地的生活绝对不会低于迁出地的水准”？

　　　　冯乡长更没有想到，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过分强调自力更生和人的作用，逐渐降低移民安置补偿标准，1958年减少到每人429元，1959年降为每人316元，有人甚至还提出不给一分钱也可以搞好移民安置的口号，这种不顾客观实际的做法，直接导致了关中移民安置质量的低下。

　　　　对此，1958年4月21日,周恩来总理在视察三门峡水库工地时曾痛心地讲道：“在移民问题上,我们犯了一个政治错误。那就是去年增产节约预算下来以后,我后来才听说（移民资金部分）少发了一些钱,这个影响很坏。”总理强调：今后，有关移民问题,一切合理的要求,中央一定要负责解决。陕西一定要把迁移工作做好。

　　　　总理的指示并未能在陕西得到很好贯彻，导致不少移民无房屋栖身，无土地耕种，无饭吃无书读……

　　　　公正地说，出现这样的局面不能全怪基层的干部们，当时的实际情况的确使冯乡长这样的乡镇干部陷入两难：“没有钱也要搞好移民安置”的口号使基层的干部们成了无米之炊的“巧妇”，他们不用虚幻的“画饼”和“美好的前景”去欺骗移民，移民就不会到风沙蔽日、环境恶劣的宁夏，那个充满诗情画意的三门峡电站就不能开工，自己就完不成上边下达的任务，就会轻者受批评挨处分，重则丢官失职。在国家建设、自身利益与移民利益发生冲突时，干部们只有选择欺骗去坑害 28.7万关中移民。

　　　　世间的事似乎皆有因果报应。当年，冯乡长在会场上对“迁一家保千家”与“千家扶持一家”的即兴发挥和对移民迁往宁夏后那番美妙图景的描绘使他在几年后也遭到了点小小的报应――1961年底，在下乡的路上，冯乡长被从宁夏逃回的那些愤怒的先遣队员们用麻袋蒙住脑袋一顿狠揍，打掉了四颗门牙，从此说话吐词不清，只好安上假牙。

　　　　如今，早退休在家安度晚年的冯乡长仍时不时会为过早离开自己的四颗门牙感到惋惜，也会良心发现地对当年那次会场上的欺骗感到歉意。但在有生之年，他也许永远也忘不了那次会场上受骗者如痴如狂的情景――自己的慷慨激昂使整个会场的人也慷慨激昂起来，自己带描绘性的煽动和李运龙的“画龙点睛”点燃了参会人员心中的烈火，会场气氛一下活跃起来，除一些可能有如刘支书所说的那种“狭隘小农意识”的人显得态度冷淡外，大多数到会积极分子都很激动，有的自觉地在鞋底上蹭灭烟头专心听讲，有的以点头微笑表达自己的心领神会，有的还用笔在黑乎乎的本子上记录着。这种按捺不住的激动渐渐演绎成了无法控制的狂热，义和村那个后来到达宁夏陶乐县平吉堡后聚众逃跑的李志强还带头呼起了口号：

　　　　“坚决支持国家建设！”

　　　　“牺牲我一家，幸福千万家！”

　　　　“迁出华阴县，为国做贡献……”

　　　　按会议议程，积极分子代表开始表决心。这一议程也是事前就安排好的，决心怎么表，说些什么，乡里已派专人把关。所以，大家的决心都近似于“坚决支持国家建设”、“迁出华阴县，为国做贡献……”之类的口号。

　　　　刘怀荣的发言却没有按乡里的“套路”来――他从人群里站起，先讲起了华阴、大荔四县的人文地理：“刚才，刘书记说我们这几个县像一块瓦片，这的确是一块令人难以割舍的‘瓦片’啊！这几天，我反反复复研究了地图，才发现我们这里的地势是以渭河为轴线，形成了南北两山、两塬和中部平川五大地貌。我们这里有山有川，有塬有滩，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尤其是水源丰富：黄河自北而来，沿陕西关中平原东部的大荔、华阴边境流过。洛河自西北而东南入渭河，渭河自西而东，在境内汇人黄河。这些，都是上天赐予我们丰衣足食的保证。秋季，我们这块“瓦片”上简直就是一片棉花、粮食、油、西瓜、苹果、花生、红枣的世界……”

　　　　“怀荣，别扯得太远了！”刘怀荣正讲得兴起，村支书刘柏松打断了他的话。平时开会，刘怀荣就常爱提些相反的意见，弄得村干部们很是难堪。在事关国家移民大事这样的会上，刘柏松见自己的这个部下信缰由马，山南海北地闲侃，怕他又唱反调，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忙进行发言引导：“你就代表全村八个队的干部，表表如何用实际行动支援三门峡电站建设的决心吧。”

　　　　刘怀荣有些激动地应道：“决心要表，但我想多说几句！”会场里有人应和：“刘队长已憋好多天了，让他讲吧！”“我们没机会发言，已托刘队长替我们讲讲，怎不让说呢？”

　　　　冯乡长见状，摆摆手说：“刘书记，怀荣心中有话，让他说吧！”

　　　　得到乡长首肯，刘怀荣重新接上了被村支书打断的话头：“大家都知道，我们这里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历史厚重，源远流长。距今约80万年前的 ‘蓝田猿人’，20万年前的‘大荔人’，就在我们这些地方繁衍生息；周、秦、汉、唐两千年间，我们这里是京畿重地，历来为兵家所必争。被称为五岳第一庙的西岳庙，中外驰名的西岳华山就在我们县内。隋文帝杨坚这样的皇帝，杨玉环这样的美女，还有好多我说不出名字的文臣武将也都出在我们这里。这些都说明我们这一带是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

　　　　说到这里，刘怀荣话锋一转：“我们这里是金不换的风水宝地，最初听说要把我们迁走我还有些想不通，但通过上级的宣传发动，现在我想明白了，国家要治理黄河，要建水电站搞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这些托共产党的福才翻身做了主人的贫下中农，我们这些新中国建设的积极分子，还有什么二话可说？还有什么理由同党同国家讨价还价！其他人怎么做我不知道，反正我刘怀荣一家决不含糊，坚决支持国家的移民政策，迁到南宁去建设新家园！”

　　　　冯乡长、刘支书等人带头为刘怀荣的发言鼓掌并带领大家把刘怀荣的发言内容变成了高昂的口号。“坚决支持国家移民政策，迁到南宁建设新家园”等口号透过教室，在茫茫雪野回荡……

　　　　

　　　　3、导演激情

　　　　一棵不知有几百年的歪脖子槐树矗立在华阴县义升村村头，巨大的树冠枝繁叶茂、遮天蔽日。夏天纳凉，平时开会，小孩子们游戏嬉闹，走累了的人休息一下，农闲时，村里的婆姨们聊天做针线活都会选择在这棵树下。于是，有人戏称歪脖子槐树是义升村的“活动中心”。刘怀荣回忆说：动员大会召开的当天，渭南地委的文件便贴上了“活动中心”那棵歪脖子槐树：

　　　　“……在黄河上修建三门峡水库是我们的前人想做而未做成的大事，它也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伟大工程，这种对国家对人民都会带来极大利益的工程，必然遭到反革命分子的极端仇视。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制造各种谣言，阴谋破坏治理黄河工作。对此，我们的移民工作必须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

　　　　根据渭南地委的安排，华阴等县部分村社将移民宁夏。为了给移民宁夏创造条件，各县都以村成立了先遣队。地委文件规定：“先遣队员必须以党团员、积极分子和贫下中农为主要力量，吸收部分表现较好，条件成熟的上中农。严格禁止地主、富农、管制分子或他们的子女和直属亲戚进入先遣队。在移民过程中，对他们，要严格管制和进行秋风扫落叶般的斗争”。

　　　　结合本县实际情况，华阴县还规定：愿意参加先遣队的村民以社为单位报名，然后村里讨论，报乡政府进行政审，最后由县政府批准。

　　　　踊跃的报名在“积极分子动员大会”后的第二天就开始了。义升村第一个报名的是刘怀荣――本来，按政策规定，报名应“本人通，全家通，全社通”。可刘怀荣未与家人商议就缠着村干部硬要把全家11口人的名字全部报到赴宁夏先遣队。村干部说，先遣队不要老人小孩和妇女。刘怀荣说，我去总可以吧！他们第二批去。村干部劝他，“你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可要三思，一下子把十几口都迁去，就不留条退路？”刘怀荣两眼一瞪，“支援国家建设还留什么退路！”

　　　　这件事经华阴县委宣传部那帮笔杆子一提炼，刘怀荣很快就成了移民宁夏的典型。“典型”的事迹马上配合库区移民的大局四处流传――那些日子里，县、乡干部们起早贪黑地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各村社，不断把刘怀荣这样的动人故事以通报、报告会等形式传递给本县或大荔、朝邑等县年轻的积极分子们，然后，又把大荔、朝邑等县积极分子的故事搜集给华阴的积极分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同刘怀荣等人一起闹移民返库的原朝邑县严庄乡新东市村的赵德龙也学着刘怀荣当了一回移民先进。1956年，赵20岁，是全家10口人的顶梁柱――他的奶奶70多岁，父亲患严重胃病，母亲是个瞎子，六个弟妹都还年少，像这样困难的家庭连乡干部也不同意他参加先遣队。但几次动员会后，赵德龙热血沸腾了，去先遣队报名被拒绝后，他找到乡长刘怀兵嚷嚷：“我是共青团员，为什么不让我参加先遣队？”好心的刘乡长劝他说：还是好好照顾家人吧，先遣队少你一个没什么，但你这个家少了你就更困难了。

　　　　赵德龙认为刘乡长不支持自己建设新宁夏，又去乡党委书记雷步怀那里缠，乡里“磨”不过他，只好同意他参加先遣队。五十多年过去了，回忆这段历史时，赵德龙仍然十分得意，“我是全乡第一个报名的！”

　　　　全乡第一个报名的赵德龙和刘怀荣一样上了县里的简报，他们“克服家庭困难建设新宁夏”的事迹在库区家喻户晓……

　　　　据刘怀荣回忆：那段时间，几乎天天都能听到一些激动人心的先进事迹。什么义和村只分了30个先遣队员名额却有八九十人争着报名呀，什么杨村某妇女要求和丈夫共赴西北呀，什么父子兄弟争着报名当先遣队的事迹和妻子劝丈夫踊跃“建设新宁夏”的典型人物不断在渭河平原上传颂，激励着更多的人上演绎出了更多更动人的故事。

　　　　刘怀荣解释说：那时，人们响应政府号召的积极性是真实的，大家要一心支援三门峡电站建设的热情也是真实的。但大家的积极性和热情也有因形势所逼而不得不表现的成分，你不表现就显得落后，就会被人瞧不起，就会有人怀疑你不支持社会主义建设。那个年代，如果有谁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那他离倒霉的日子就不远了。

　　　　南洛乡义和村的那份血书也许就是这多种复杂情感的“结晶”。该村二社有个叫赵少虎的中农也去报名当先遣队员，因成分“高”了点，且他是独子，村里担心其走后无人照顾他的父母，故劝他不要报名。这位20来岁的青年急了，当众咬破手指在白布上写下“坚决要求参加先遣队”的血书交到村里。村里向乡里报告后，乡里又把那份开始发黑的血书上报到县里，县里政审的干部为其精神所感动，于是，赵少虎参加先遣队的事不但很快解决，他还成了建设新宁夏的典型，被县里大张旗鼓地宣传了好一阵子。

　　　　为了把“建设新宁夏先遣队”的声势造得更大，华阴县除在各乡、村、社不厌其烦地大会动员，小会发动外，还在县城东边的岳庙布置了大型的“治理黄河大展览”等活动。朝邑、大荔、潼关三县也组织各村社的先遣队员和贫下中农轮流到西安文庙参观了“根治黄河水害”的展览。

　　　　两处的展览内容、形式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电站的模型就放在中国地图的河南三门峡的位置上，女解说员用长棍一指，地图后西北五省的小灯泡全亮了起来。参观的先遣队员们激动得咬紧嘴唇边点头边鼓掌。在另一个模型前，黄河决口，泛滥成灾，把下游的人们淹得哭爹叫娘。女解说员一摁电钮，三门峡水库一下拦住了波涛汹涌的黄河，下游的群众立即脱离苦海，过起了安居乐业的日子。

　　　　参观的先遣队员们在拍红巴掌的同时，更觉自己责任重大，“迁一家，保千家”的使命感油然而生。

　　　　4、“关中白菜心”和“天下黄河富宁夏”，你选择什么？

　　　　 1956年初，强大的宣传发动攻势把“迁一家，保万家”和“建设新宁夏”的号召传达到大荔、朝邑、潼关三县时，其响应程度远不如相邻的华阴县那样热烈―― 这三个县也不乏有为三门峡建设而热血沸腾的青年，也有母亲送儿赴西北的典型。据记载：大荔县杨村，先遣队员的分配名额只有150个，却呼啦啦地涌去了 1000多人报名，这样一来，就形成了100多起兄弟相争要去宁夏的“情况”。这边已争得不可开交了，县乡干部们在汇总情况时，还统计出了有200多名妇女在动员丈夫报名参加先遣队……

　　　　但在这些动人的场面背后，细心的干部们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紧靠黄河的潼关县有不少人对要拆迁已有数千年历史的县城一事有意见；朝邑县豫安乡豫安村那个70多岁的张老头不但不要孙子报名参加先遣队，还公开向乡干部叫板：我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谁敢让我们迁走我就跟他拼了；大荔也有不少人质疑：宁夏有大荔这样的平原吗？那里一个劳动日可挣多少钱？有人甚至说：没有我们现在这样的条件，宁愿让水淹死也不离开……

　　　　 这些与“一人迁，万人安”这一库区主旋律不谐调的“情况”被各县的领导们定为了“当前移民工作最大的隐患”。经过对大量情况的分析，几个县都终于找出了那些“隐患”背后的共同原因――富不愿迁！

　　　　大荔、朝邑两县地处关中平原东部，素有“三秦通衢”、“三辅重镇”之称。两县县域面积177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9.3万公顷，当时总人口60余万。而潼关紧靠黄河，境内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几县皆水资源丰富，灌溉条件优越，有效灌溉面积占总耕地的70％以上。几县皆畜牧业发达，盛产棉花、黄花、花生、小麦等农作物，早就有“关中白菜心”之称。优越的地理条件加上村民们的勤劳，使得这一带富甲一方，农民更是富得让人眼红心热。

　　　　曾在大荔县政府工作过的退休干部李松柏（化名）告诉记者：1956年那阵，我们每个月的工资才二三十元，而当地农民每个劳动日差的能挣三四元，好的可以达到七元左右，年纯收入能达到1200元至2500元。那个年代能有一两千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

　　　　2006年10月，陈思忠等几个大荔县移民到北京办事，记者请他们吃了顿便餐，席间，几杯下肚，朴实善良的移民们不禁感慨万千，唏嘘不已。他们说：如果当年我们不移民宁夏，后来不反反复复折腾这几十年，今天与你坐在一起的肯定不是几个穷移民，这顿饭说什么也得我们请你这个京城里的记者了。

　　　　这些落魄的移民念念不忘当年的富裕：“那时，县乡干部刚有人戴手表，我们农村马上也有人买来手表。几乎家家户户都买了自行车，什么中国的名牌永久、日本名牌菊花、富士，英国的菲力普，我们那一带农村都有。一百多元一辆国产自行车，二三百元一辆的进口自行车，大家买时会轻松地说：有什么了不起，大不过二三十个劳动日！”

　　　　如今，站在生活的废墟上回顾几十年前那些得意的生活细节，陈思忠等移民脸上笑着，眼里却泪光闪闪，“那时，我们县里的大多数干部都买不起自行车，下乡检查生产只能以步代车，我们这些农民却骑着自行车去赶集走亲戚或办事。每当自行车从那些走路下乡的干部身边呼地超过时，啧，那个神气劲儿，真让那些国家干部羡慕死我们了……”

　　　　令国家干部羡慕的肯定不只是自行车，陈思忠告诉记者，现在的人千方百计地都想自己的儿女去当国家干部，可我们那会儿有谁家去动这样的心思啊――那时，最穷的是县里的国家干部，最富的是我们这些黄河滩上的农民！

　　　　讲到此，他卖关子地问记者：知道我家去宁夏前有多少存款吗？

　　　　记者猜不出。陈思忠得意地伸出四个指头。

　　　　“四千？”记者吃惊地问。

　　　　陈思忠哈哈一笑：太小瞧我们了。告诉你吧，四万！

　　　　记者采访过的十多个大荔人――准确地说，是1958年将朝邑县并入大荔后的朝邑人几乎都讲到了一个名叫李英的朝邑县干部嫁给当地农民的故事。那故事的大概意思是，朝邑县一个叫李英的女干部到上八户村去驻村蹲点，却被村民的勤劳和富庶所吸引，并同上八户村的一位农民小伙子相爱结婚。婚后，还居然放弃干部身份和城镇户口在上八户村落了户，心甘情愿当起了农村妇女……

　　　　如今，对这个被朝邑人在几年前或几十年前就已给无数记者、作家讲述了无数次的故事已演绎出了多种版本，各种版本的故事元素也发生了不少变化：人们已记不得李英与那位农民小伙子结婚的具体时间，有说是1953年的，有说是1955年的，也有人说反正是解放后到移民前这段时间内的事情。李英下嫁那个白马王子尊姓大名大家也说法不一，有人说叫王某，有人说是张某，还有人说那男的好像姓刘。

　　　　故事元素在半个多世纪的传扬、演绎中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这并不影响此事的真实。如今，这件事已深深扎根于库区移民的心中，在成为永不销褪的记忆的同时，也成为库区往日富庶的最好见证。

　　　　老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1956年，突然要如此富庶的“库区人”迁移他乡，他们能不产生“宁夏是否有大荔这样的平原”，“那里一个劳动日可挣多少钱”这样的问题吗？产生“没有现在这样的条件，宁愿让水淹死也不离开”的想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干部们担心：村民思想深处的这种“隐患”会成为库区移民的最大障碍。于是，有针对的宣传发动在“库区人”中展开了。在村社的大小会议上，干部们鹦鹉学舌地讲三门峡电站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讲保护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等种种好处，讲库区移民要放弃狭隘的小农意识，发扬“迁一家，保千家”，“一人迁，万人安”这样的无私奉献精神，更多的是讲宁夏的富饶，讲宁夏的移民历史。

　　　　老移民马连保回忆说：我就是那时才知道，地处祖国西北边陲的宁夏，是一个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相互交织缠绕的地区。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曾派兵在宁夏屯垦，并在宁夏境内修筑了著名的秦长城。汉武帝刘彻向宁夏移民70万进行大规模开渠垦田。唐、元、明、清时期，全国各地的移民更是以空前的规模进入宁夏。以至于民间有这样的说法：宁夏有天下人，而天下无宁夏人。

　　　　特别是明代，内地读书人以及官员和被流放者频繁进入宁夏，这些“知识移民”积极倡导中原先进文化，建立学校，大兴儒学，不仅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更为重要的是带去了一整套新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使宁夏的经济有了较快发展。

　　　　马连保说：当时，县乡干部给我们讲来讲去，无非想用宁夏的富裕来引诱我们。但他们所讲的富裕的宁夏离我们太遥远太空洞，一些人听后态度冷淡。干部急了，问：听说过“天下黄河富宁夏”这句诗吗？有人回答：好像听说过。干部们说，这就行了。这句诗的意思是说宁夏是天下最富裕的地方。你们总认为“关中白菜心”最了不起，现在，“关中白菜心”和“天下黄河富宁夏”，你们选择什么？

　　　　村民们当然选择了那句流传甚广的诗句。干部们进一步巩固宣传成果，他们以谎言的道具蛊惑村民：宁夏也是一个望不到边的大平原，过去后，每个人能分水田三亩，旱地七亩。并且，田地不会被黄河淹，水车就可以把黄河的水抽到田里，旱涝保收。

　　　　一个虚拟的“大饼”吊起了被发动者的胃口，村民们警惕的防线终于被发动者美妙的谎言击溃，视土地为生命的村民们砰然心动：在关中，自己才四五亩土地，还尽是旱地，移民过去不仅能多得一半的土地，还能分到水田！

　　　　远迁西北的好处令村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可能吗？

　　　　怎么不可能？干部们拿出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1955年7月18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的报告念道：政府保证移民在到达迁移地点以后得到适当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政府将努力保证他们在迁移的时候不受损失，并且帮助他们在到达迁移地点后尽快走上安居乐业的道路……

　　　　干部们还给村民们念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1956年1月制定的《提纲》中的一段话，来作为村民到宁夏能分到十亩土地的佐证――“从水库区移民利益出发，主要考虑移民在迁移安置后，每年的生产收入不低于其在水库区的原有水平并且要逐步有所发展提高……”

　　　　见仍有人将信将疑，县里派人去宁夏进行了考察。回来的人说：那边土肥地广，水源丰富，能保证一人分十亩田地，年收入肯定高出陕西这边！

　　　　后来，乡、村、社也派代表去了宁夏。代表回来的说法与县里完全一致。

　　　　这下，“库区人”不再瞻前顾后了。“走，建设新宁夏去！”

　　　　5、多情自古伤离别

　　　　《华阴县志》载：“1956年夏末秋初，关中多雨。麦登场，连降霖雨，麦生芽，损失严重。”

　　　　淅淅沥沥的细雨织成一张湿漉漉的密网，打捞着库区人的离愁和伤感，也打捞着库区人情感世界里的亢奋与凄惶。

　　　　多雨的季节，首批迁往宁夏的5200多名先遣队员于青春年少之时临危受命,带着一种朝圣般的神圣，将远离故土去西北高原续写使命的传奇……

　　　　随着先遣队出发的日子越来越临近，华阴县的先遣队员及他们的家属们也在做着最后的准备：粮食卖了，鸡鸭猪狗卖了，房前屋后的树木卖了，房子全以 100至300元一间折价卖给了国家，祖坟也迁移到了南北两面“瓦片”的高处。先遣队员们打点好行装，只等一声令下。

　　　　乡、村干部拎着盛满石灰浆的桶在先遣队员们的房屋墙壁上写下了醒目的“拆”字和“一人迁，万人安”之类的标语。

　　　　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种由凄凉到悲壮的气氛中，先遣队员们开始同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告别，一种“建设新宁夏，舍我其谁”的豪情壮志夹杂着“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去阳关无故人”的离愁别绪，构成了那个夏末渭河平原上最复杂的思想情感。

　　　　一首当时在青年人中流行的加拿大民歌《红河谷》给这种离别前的伤感更增添了几分浓厚的忧伤情绪――

　　　　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

　　　　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

　　　　你的眼睛比太阳更明亮，

　　　　照耀在我们的心上。

　　　　

　　　　走过来坐在我的身旁,

　　　　不要离别的这样匆忙；

　　　　要记住红河谷你的故乡，

　　　　还有那热爱你的姑娘。

　　　　刘怀荣至今仍记得那首当时令库区人闻歌生情的《红河谷》。他中气不足且有些跑腔走调地轻声哼唱：

　　　　你可会想到你的故乡，

　　　　多么寂寞多么凄凉；

　　　　一想你走后我的痛苦，

　　　　想一想留给我的悲伤。

　　　　……

　　　　歌声将刘怀荣带回了那个久远的年代，他回忆说：“先遣队即将出发那些日子里，我们年轻人常聚在一起唱这首歌，大家唱一遍又一遍，直唱得声音发颤，泪水直流。我们还故意把歌词‘要记住红河谷你的故乡’改成‘要记住华阴县你的故乡’……”

　　　　越来越浓的离愁别绪像根无形的鞭子狠狠抽打折磨着先遣队员们脆弱的情感。先遣队员们几乎全是清一色的年轻人，他们中有的或初为人夫，或初为人父，有的则还是父母膝下承欢的娇儿，如今，像从一个热闹的梦中突然醒来，真的就要独自背井离乡，远赴西北，年轻的汉子们顿时惶惑无措，当初那经宣传发动澎湃激荡起来的热血开始“退潮”了――抛亲别家的凄然苦情，天涯孤旅的惆怅忧伤，前程难料的虚渺迷茫等等情绪，使整装待发的先遣队忽然陷入楚歌四起的危局，这支凭借鼓动和热情组织起来的队伍军心开始动摇。华阴县焦镇乡、北山乡等地的一些村社有人装病，有的外出不归，有的干脆提出家里的父母和孩子需要照顾，暂时退出先遣队……

　　　　先遣队面临未曾出征兵先散的危险。

　　　　这时，华阴县政府一个人物的出场挽救了这一危局――此人姓王名润亭（原名振华），华阴台头村人。因须髯过腹，人称王胡子。这个个子不高，满脸憨态，以为人厚道诚实而得到人们敬重的王胡子曾有一段传奇的经历。民国九年（1920年），因土匪、恶绅欺凌，他弃学从军，参加过直奉战争。1924年，在陕西陆军第四师任排长。后考入西北军冯玉祥部的军事政治学校。

　　　　1931年，已任杨虎城部副营长的王润亭因仗义救人而坐牢，在狱中，他潜心钻研中医。被人救出狱后，王胡子到华阴罗山小学任副理事长并于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经组织同意加入国民党抗日义勇军，任团副。1944年，身体一向健壮的王润亭突然称病告假去向不明。1949年4月19日，解放军从东渡黄河解放潼关时，人们发现了失踪多时的王胡子出现在渡河的支前队伍中，他指挥民工用竹筏把部队从河东渡到河西，然后突然向防守潼关的国民党守军发起猛攻，一举拿下了潼关。

　　　　原来，王胡子的儿子王平凡也是地下党，以教书做掩护，长期在渭北地区从事民运工作。后任教于马兰地委党校。1944年，王润亭化装成游医步入陕北马兰党校学习时，其子王平凡就是他的老师。

　　　　解放后，王润庭父子回到渭南地区，王平凡到华县任了第一任县委书记，1953年，年仅29岁的王平凡死于肺结核疾病。王胡子到华阴当了副县长，几年后任县长。1959年，调任陕西省卫生厅中医处处长。逝世于1974年。

　　　　在任期间，王胡子的治县有方与平易近人在官场和民间都有极好的口碑。所以，1956年2月，成立华阴县支援三门峡水库修建工程工作委员会时，他成了该委员会主任不二的人选。

　　　　这年初秋，在赴宁夏先遣队出现危机时，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县长出现在了全县“赴宁夏先遣队积极分子动员大会”上，他的一番话使那些心中有病，脸上愁云密布，随时都可能打退堂鼓的先遣队员重新扬起了远航之帆。

　　　　他说：为了支援三门峡电站建设，你们即将离开故土，告别亲人，到遥远而陌生的大西北去。人说，故土难别，亲人难离。我知道，你们中有人因此已对当先遣队去宁夏的事感到后悔并开始动摇，我还知道，你们中有不少人可能正在想方设法地要离开先遣队。

　　　　讲这些话时，王胡子面色凝重，语调低沉，语速缓慢，讲到最后竟停下来，他用犀利的目光将会场缓缓扫视了一遍，接着继续语调沉重地说：“解放后这些年来，党和国家一直教育我们贫下中农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一切都要以听从党和国家的指挥为天职，以服从党和国家为己任。现在看来，你们很多人都白受教育了，你们跟党离心离德，口是心非啊！”

　　　　讲到这里，王胡子突然提高嗓门，用手不断地朝会场指指点点道：“你们中不少人也经常说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贫下中农要无条件的服从国家利益！你们中的很多人都会唱‘我是党的一块砖，任党用来任党搬’那首歌，可今天，你们中还有多少人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自己在以听从党和国家的指挥为天职？你们中有多少人还具有国家至上的精神？你们中有多少人在国家利益需要时，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你们中还有多少人敢拍着胸口说自己是党的一块砖，任党用来任党搬？”

　　　　一连串机关炮似的喝问扫过会场之后，不待台下的先遣队员们从严厉的斥责中回过神来，王胡子用愈加激愤的语气开始了更加苛刻的指责：“真令人想不到啊，大家大多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是千挑万选才定下来的先遣队员，可关键时刻，却有人孬种了！想临阵脱逃，把国家的三门峡电站建设，把黄河下游同胞的安危都抛到了脑后！只想自己的老婆孩子热炕头，只留恋自己的‘关中白菜心’，这种人真是给我们贫下中农丢脸！给华阴县丢脸！给先遣队这个神圣的名字丢脸！叫我这个县长脸上无光啊！”

　　　　王胡子越讲越激动，越讲越慷慨激昂，“你们都知道，我是华阴的县长，论职务，算国家的七品命官，讲待遇，我吃的是皇粮皇饷。而你们无官无职，只是白丁一个。但我现在要告诉大家，今后，为了国家的三门峡电站建设，我这个七品命官也要去宁夏，并且，我还要以华阴县移民大队长的身份去宁夏！”

　　　　会场里，那些被斥骂得无地自容的先遣队员们一愣，接着骚动起来，有人惊诧地交头接耳：

　　　　“什么！王胡子他说他要去宁夏？”

　　　　“他是县长，怎么可能？”

　　　　“日哄我们吧？”

　　　　“他真去我们就不好不去了。”

　　　　“球！只要他去，老子也敢去！”

　　　　“别嚷，听他怎么说！”

　　　　王胡子朝人声鼎沸的会场挥挥手，待大家渐渐安静下来他才继续讲道：“不用怀疑，不用大惊小怪，真的，从今以后，我也是你们中的一员了，我的行李已准备好了，我也要和你们一起去扎根大西北，到宁夏去建设新家园，以实际行动支援三门峡电站建设！”

　　　　会场里，人们激动而疑惑地面面相觑，接着爆发出一阵掌声。王胡子的话没有被掌声打断，他提高嗓音继续说：“我已是52岁的人了，我也有家有室，我的亲戚朋友也都生活在华阴，我也将带着孤独远行。建设新宁夏，就必须有人背井离乡甚至是妻离子散，就必须有人去付出和牺牲。你们都是党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组成的先遣队，先遣队员岂能有狭隘的小农意识？党团员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岂能儿女情长，畏缩不前！”

　　　　王胡子的激情而愤怒的喝问令那些“有狭隘的小农意识”和“儿女情长”的先遣队员们羞愧难当，会场里有人把目光避开了台上的演讲者，有人情不自禁地低下了头。但台上的喝问仍像一排排巨浪，汇成怒海狂潮，挟棍带棒地狂卷而来。“我一个县长，一个国家的七品命官都去得宁夏，你们这些一般的党团员又怎么去不得！你们这些先遣队员又怎么去不得？我年过半百的王胡子能去宁夏，你们这些二十来岁的娃娃为什么不能去……”。

　　　　很多年后，一位读博士的移民后代在评述王胡子的那次“救场讲话”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不过是华阴的领导们利用王胡子在移民中的威望进行的一次高明的信仰欺骗和道德绑架”――说信仰欺骗，是因为王胡子并未像他所说的那样扎根西北建设新家园，而只是到宁夏去虚晃一枪便回到西安当了省卫生厅中医处长。博士生所说的“道德绑架”是什么意思呢？是说王胡子以他的人生价值取向把移民们“绑”上了西去宁夏的征途？还是说王胡子用自己的道德准则和信仰标准 “感动”了所有先遣队员……

　　　　如今，后人如何评述对那次动员大会及当时的施政手段，对当时的政府部门对王胡子本人似乎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王胡子那番讲话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时，在在场先遣队员中的确起到了催化的作用――他的话像高昂的冲锋号角，让理想与激动、责任和奉献的精神激流在先遣队员心中蔓延、激荡，会场上，不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声。

　　　　“迁一家，保千家！”

　　　　“一人迁，万人安！”

　　　　“服从国家利益，听从党的指挥！”

　　　　“以实际行动支援三门峡电站建设！”

　　　　“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到宁夏建设新家园！”

　　　　面临溃散之险的先遣队再次被凝聚振作，先遣队员们恢复并坚定了远赴宁夏的决心。

　　　　从一开始就决心响应号召的刘怀荣在最后的时刻却离开了“到宁夏去建设新家园”的队伍――先遣队出发的前几天，他妻子突发高血压、胃痛等病，躺在床上还老感到天旋地转，不能动弹，成天水米难进，吃什么吐什么，后来连喝药都很困难。医生说，病人的情况绝对经不起车马劳顿，此时若还要远途跋涉，恐怕不等颠簸到宁夏人也就完了。

　　　　突然而至的灾难使刘怀荣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报名后，家里的房子、粮食、树木都卖掉了，全家11口人的户口也全部转到了宁夏。此时如冒险去宁夏，妻子有生命之忧，自己将面临家破人亡之灾。自己如同三个孩子留下来照顾妻子，年迈的父母和四个弟妹去了宁夏无人照顾不说，又怎受得了日后那骨肉分离，互相牵挂思念之苦……

　　　　先遣队出发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刘怀荣每日里着急上火，坐卧不宁。情况反映到乡上，冯乡长向县长王润亭汇报后作出决定：刘怀荣的父母和四个弟妹迁往宁夏，刘怀荣留下照顾妻子和三个孩子，待其妻痊愈，刘怀荣一家五口再迁往宁夏。

　　　　数个月后，得知迁往宁夏移民的悲惨遭遇，刘怀荣再也不愿也不敢去那里“重建家园”了，经过数番交涉和申请，乡里只好将他改迁到渭北下吉镇北七村五社。在搬迁的途中，刘怀荣接到了父母饿死西北宁夏的消息，原本计划前去奔丧，但村干部要求他化悲痛为力量，带领全社六百多村民搞好搬迁。直到几年后，他前去西北将一家人已迁往宁夏的户口往渭北下吉镇办理时，才在贺兰山下见到了父母的坟堆。刘怀荣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那场大逃亡中一路讨口回到了华阴。还有一个弟弟因在宁夏的某厂当了司机并同一当地女子结婚，从此便扎根西北高原。

　　　　提到这段历史，刘怀荣的情绪再次失控，禁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他一边不断用手抹去浑浊的泪水一边对记者说：“真没想到，一开始的宣传动员就充满了谎言和欺骗。我们轻信了谎言，被当地的官员骗得热血沸腾，争先恐后地在搬迁中当积极分子，结果，把父母的老命搭上了，还把几个弟弟妹妹也搞得那么惨！”

　　　　不过，刘怀荣还是把悲惨往事的症结想明白了，“当时的社会氛围就令人不得不轻信并热血豪情――那时，宣传、动员方式太出色了。离开家园前，人的情感是最脆弱最伤感的时候，但那些干部却能把你哄得心花怒放……”

　　　　刘怀荣所说“哄得心花怒放”的内容是指村里组织的欢送晚会。华阴县义升村先遣队到县里集结的日子到了，出发的前一夜，村支书刘柏松、村长李运龙专门在村小学为先遣队组织了送别座谈会。为了增添气氛，村里还特意让学校的师生们赶排了一套文艺节目参加联欢。

　　　　听说要看节目，下午五点过，村里的男女老幼就源源不断地向村小学汇聚，邻村也有不少人加入到欢送先遣队员的行列。天还未黑净，刘怀荣带着一家老小赶到小学时，操场和教室外的屋檐下都已被挤得满满当当。舞台上，数盏汽灯咝咝地响着，把操场照得亮如白昼。

　　　　联欢前，村干部讲话；村民代表讲话；家长代表讲话；先遣队员的妻子代表讲话……大家充满激情地千叮万嘱，要先遣队员们到宁夏后好好干出个样子来，为华阴县争光，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争气。先遣队员代表则信誓旦旦地表达着自己“不建设好新家园誓不休”的决心。

　　　　节目演出开始。一首歌曲演唱后的那首诗朗诵很快就触动了人们的心绪――

　　　　多情自古伤离别，

　　　　更哪堪，冷落清秋节。

　　　　长亭风吹人消�，

　　　　淅沥霖雨难停歇。

　　　　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问远征的儿郎，

　　　　你可知道，

　　　　关中的杜娟也啼血……

　　　　台下开始有人流泪抽泣，不知就里的孩子们也跟着依依呀呀地哭了起来，欢送晚会上出现了一阵骚动。当诗朗诵转入愿西征的先遣队员在宁夏建功立业，为库区人建设新家园打好基础这个主题时，先遣队员们开始热血沸腾，不断有先遣队员带头呼喊口号：

　　　　“迁到宁夏去，支援三门峡！”

　　　　“愿吃苦中苦，建设新家园！”

　　　　在震耳欲聋的歌声与口号声中，人们忘记了离愁别绪，也忘掉了即将背井离乡的孤独忧伤，神圣的使命感使联欢的人们心里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憧憬与渴望。

　　　　大队长李运龙趁机上台助兴，用他那带着浓浓关中口音的普通话朗诵他上高中时最喜欢的徐志摩的那首《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

　　　　……

　　　　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采访时，当年曾参加过晚会的刘怀荣回忆说：李运龙朗诵的诗，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不大懂其中的意思，但我们都知道那首诗说的是人们的离别之情，那种离别之情正好与当时欢送晚会的气氛相吻合，所以，不太明白诗意的人们仍使劲鼓掌欢呼，使晚会渐入****……

　　　　一曲热情奔放的旋律将时间推入了午夜时分，村支书刘柏松提醒：“该散了！明天还要赶路呢。”先遣队员们却要求：“我们还没有尽兴，再联欢一会儿吧！”学校的师生们只好又把演过的节目重新表演，苏联二战期间风靡一时的歌曲《共青团之歌》演唱了数遍仍不能谢幕，有先遣队员站起来高声要求：“干脆教我们唱会这首歌吧！”于是，小学的那位女音乐教师一边拉手风琴一边动情地教大家演唱起来：

　　　　再见吧,妈妈!

　　　　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悲壮雄浑的旋律穿透夜色，在黎明前的渭河平原久久回荡。临行前的先遣队员们把歌声把热泪深情地留在了养育他们的母亲大地上……

　　　　蒙蒙细雨中，新的一天来临了。彻夜未眠的先遣队员们走出家门，他们背着行李，带着农具，胸戴红花，被村民们簇拥上了马车。此刻，小伙子们再也无法顾及男子汉的尊严，一边热泪横流，一边向同样是泪流满面的家人和乡亲们挥手道别。初为人妻的女人们失魂落魄地靠在门框上，紧紧地攥着衣角，任秋风吹落她们那冰冷的泪滴。

　　　　马车无情地滚动了，母亲和孩子们无法抑制的哭泣声，父亲们那有些哽咽的道别声和着欢送的锣鼓声从先遣队员们的家门口慢慢移向村口，再慢慢从村口移向通往乡里的那条土路。母亲们终于忍不住高声哭喊：“娃呀，路上小心！”年轻的妻子们也泪流满面地叮咛：“娃他爹，到后赶紧写信！”后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喊了起来：“保重啊！”“一路走好啊！”

　　　　先遣队员们全都眼睛直视前方，使劲地点头回应着亲人的嘱咐，他们再也不敢回过头去看那“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的情景，生怕这情景会动摇他们离开这方热土最后的决心。

　　　　马车缓缓驶过夹道欢送的人群，辗过这方深情的土地，辗过亲人们的心，辗过这个轰轰烈烈而又暗伏灾难的年头，向西边的县城驰去。欢送的人群渐渐远去，那些熟悉的房舍、树木及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也一一从先遣队员们的视线里消逝。茫茫暮霭中，一条陌生而又令人神往的征途在他们前面延伸，一直向西，向西……

　　　　在吉凶难卜的路上，先遣队员们满怀深情地歌唱着头晚刚从那位女教师处学来的《共青团之歌》。

　　　　……再见了亲爱的故乡

　　　　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

　　　　再见吧,妈妈!

　　　　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车队远去了。车队扬起的尘土遮掩了库区繁华的烟云。但库区曾经富有的历史，却永远留在了先遣队员们伤感的心田。

 

[我等屁民]

第二章 移民泪 文 / 大迁徙













　　　　

　　　　6、风沙月牙湖

　　　　7、绝地大逃亡

　　　　8、“跳河无盖，上吊给绳！”

　　　　9、游荡的移民部落

　　　　10、难以逾越的死亡线

　　　　11、“宁当库区鬼，不做安置区人”

　　　　第二章移民泪

　　　　6、风沙月牙湖

　　　　1956年农历8月13日，国内各大媒体都刊登了一则《三门峡水库区农民开始迁移，移民得到妥善安置》的消息：

　　　　“11日，陕西境内三门峡水库区500多名农民乘汽车从西安出发向甘肃省银川地区（注：1928年，以原甘肃省宁夏道八县等地置宁夏省，1954 年宁夏并入甘肃省。1958年，又以甘肃的银川、吴忠两市及银川专区和固原、吴忠两回族自治州建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驻地，根据移民们的习惯，书中统称他们的迁移地为宁夏）迁移。三门峡水库工程占地二百多万亩，其中大部分在陕西境内。水库区内的陕西农民们为了支援这一伟大工程的顺利进行，都决心响应政府号召，从今年开始分批迁移。第一批移民中都是青壮年和农业社骨干，其中有很多人是党员和青年团员。他们将先在银川专区的安置区修建房舍，开垦荒地，为将来全家、全社、全村的迁移创造条件……”

　　　　消息强调：“国家将在安置地区分配给移民土地，并发给垦荒补助费。在安置区修建房屋时，国家将在材料、设计技术方面给予协助，以充分保证移民生活不低于现在的水平。现在，陕西省人民委员会购备的移民盖房用的六万多根木椽，已经运到银川安置区。首批移民盖房、开荒需用的一百多头牲畜，五十多辆大车和三千多件双犁双铧犁等农具，也由国家负责提前运往安置区……”

　　　　消息还说，在最近十天左右，还有4000多人也将分批出发。这500人是先遣队中的第一批。

　　　　500多先遣队员像汩汩溪流，从潼关、朝邑、大荔、华阴四县的村村社社汇向华阴的岳庙，然后，流向西边120余公里的省城西安，再经永叙、平梁、古源到达宁夏……

　　　　“西泻”的队伍中，朝邑县豫安乡豫安村大队长（村主任）魏来玉带领的35名先遣队员也许是最风光的一个“方阵”了。为了显示“关中白菜心”的气派，村里安排各生产队筹款，由村里统一给先遣队员们各添置了两套棉衣、两套单衣、两床棉被，连碗筷茶杯也一应俱全。在他们的衣服上，还统一用红布白字制作了“三门峡库区移民先遣队”的胸章――这使先遣队员们很自然地把自己同几年前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的装束联想起来，自豪之情不觉油然而生。

　　　　马连保是这个“方阵”中最显眼的一个――高平头，枣红色的脸膛，努力做出的严肃表情和挥抹不去的稚气同时集中在这个刚过完18岁生日的年轻人的脸上。这个没有多少文化却喜欢用在识字班学来的知识攻读史书和背诵唐诗宋词的年轻人家境不错，在他18岁生日那天，有人上门提亲，但他不愿把自己固定在 “家”这个“牢笼”里，他还想尽情地享受青春生活，在青春年少之时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听到三门峡水库库区向宁夏移民的消息后，马连保兴奋得夜不能寐――这倒不完全是因为马连保觉得自己找到了脱离家的“牢笼”的机会，也并非他觉得自己这个共青团员在开发黄河水利这一国家大事中负有什么神圣的责任，最主要的是他对遥远的宁夏充满了幻想和好奇，尤其是听说自己所在的朝邑县豫安村要迁移到陶乐月牙湖，他更是乐不可支，因为他听去宁夏考察的人回来讲，离陶乐不远，就是内蒙古毛乌素大沙漠。当时他就在想：到了月牙湖，就可以天天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塞外景色了，那可是自己无数次在古诗中早就熟悉和神往的景色！到了那里，不仅可以亲近祖国西北边关那片神奇的土地，了却自己多年来的梦想，还可以在把自己融入唐宋诗篇那种境界的同时，在宁夏给自己和家人建设起新的家园，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于是，他以报效祖国建设的忠心和古人征战沙场的那般勇气加入到了先遣队的行列。

　　　　15日，马连保一行到达银川。欢迎的场面十分热烈。宁夏的报纸在第二天报道说：银川地区下着蒙蒙细雨，但沿途仍有成千上万的人像迎接亲人一样地夹道欢迎这些新来的居民。移民们下车后，欢迎者都拥上前去，把塞上江南的时鲜苹果和梨、桃塞到他们的衣袋里。欢迎者和移民们还高兴地携起手来一道欢呼。银川专区的党、政领导人这天也前去欢迎移民，并且到住地向移民进行了慰问。

　　　　报纸还说，这批移民未到之前，当地党政机关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早已为移民安排了新居，准备了粮食、蔬菜、家具、煤炭等，当地农民还腾出房子800间让移民居住，并帮助移民开垦好了种蔬菜的土地。移民看到当地农民这种热情温暖的照顾，都表示要一边生产，一边安家，尽快建立起新的生活。同时，供销部门也加强了对移民的冬季供应工作，在移民集中地区设立了分销店，准备了充分的粮食、燃料、菜蔬和日用品……

　　　　几十年后，记者找到那一批进入银川地区的数位先遣队员印证“当地党政机关早就已为移民安排了新居，当地农民还腾出房子800间让移民居住，并帮助移民开垦好了种蔬菜的土地”等情节时，有人一听就骂报纸“尽说瞎话骗人！”

　　　　据马连保回忆，先遣队当天从银川直奔陶乐，根据安排，先遣队要在陶乐县城休息一天。趁此机会，他溜了出去，四处打探新居情况和周边的人文地理。马连保说：“我没有打听到新居的情况，更没有看到800间房子和种蔬菜的土地。”停了停，他补充说：“在当地人那里，我倒是听到了一个个浪漫而又美好的传说。”

　　　　美妙或者美好的东西，哪怕只是一个传说，都容易入脑入心，令人念念不忘。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曾抱着要亲近祖国西北边关那片神奇土地的梦想前去宁夏的马连保，如今对自己当年听到的那些浪漫而又美好的传说依旧记忆犹新。

　　　　他边比划着边告诉记者：陶乐西临黄河，构成了一个南北长东西窄的狭长地域，从版图上看，那个狭长地域似一条长长的羊毛口袋，有人形象地将其比喻为系在黄河老人腰上的酒葫芦，当地人还煞有其事地说，黄河老人喝了葫芦里的酒，醉了，走起路来就扭秧歌似的一摆三摇，硬是把黄河摇摆成九百九十道弯。

　　　　马连保说：从人们的介绍中，我还了解到，中古和远古时期，陶乐是北方少数民族游牧之地，古称胡地，明代定名“套虏”，含有贬意，清初改为“陶乐”。秦统一中国后，就在县境内修筑军事城障――“浑怀障”。汉晋时，浑怀障仍为军事要地。明代在其南部修筑东长城和行堤后，大部境地划在长城之北，称为边外地。此后成为蒙古族游牧地。清朝光绪年间，在伊盟地区推行“放荒招垦”政策，陶乐许多地方得以开发。1921年，马鸿宾在今高仁镇的上下营盘一带相继招垦；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联盟反蒋失败后控制绥远，相继办军垦，招民聚居此地。此时，邻省区的佳县、榆林、东胜、神木等地受灾，大批农民移居此地垦荒，平罗、贺兰的不少农民也移居此地。

　　　　陶乐既是移民垦荒之地，许多地名便带有浓郁的移民垦荒色彩。对那些稀奇古怪的地名，马连保如数家珍，他说：高仁镇是因一个名叫高仁的一户人家最先在此地定居，因此，此地先叫高家疙瘩，后改为高仁镇。白家台子最先由白姓人家居此。六顷地先是以土地面积起名，又因刘青最早于此落户，后人也称“六顷地” 或“刘青的地”，后统称六顷地。

　　　　开发出六顷地，建起的村庄便叫做“六顷地”。后来，以马太为首的一伙人又在六顷地以北开出了大片土地建立了村庄，由于村旁有河沟，村庄便称为“马太沟”。

　　　　然而，每逢黄河涨水，河岸常常大片大片地陷落，成片的庄稼地被河水卷走，人们哭喊连天：“不好了，不好了，河岸被河水淘落了”。“淘落了！淘落了……”

　　　　河岸淘落，高仁寝食不安。他采用草、土、石头三结合垒筑码头引水的办法治理了“淘落”。之后，他又引导村民从黄河上游开口，挖出了一条纵贯南北的水渠。治理了“淘落”危害，又有水浇灌土地，这一带成了富裕之地。然而，“淘落”的阴影一直笼罩着百姓的心。这天，他把大家召集起来说：“‘淘落’害苦了我们，但把这两个字稍稍改动一下，意思就全变了。‘淘’取掉三点水放耳旁，就成了乐陶陶的‘陶’，‘落’同乐谐音，把‘落’改成‘乐’，‘淘落’就变成了 ‘陶乐’了。”大家齐声叫好。从此，黄河东岸的地盘就叫陶乐。

　　　　当时，这些美好的传说使马连保坚信：陶乐和月牙湖一定是个好地方。

　　　　16日午后两点，到达月牙湖后苦水井附近的安置点时，马连保和先遣队的小伙子们全傻眼了：这就是那个有着月牙湖美名的地方吗？

　　　　没有报纸上所说的“当地党政机关为移民安排的新居”，看不见当地农民为移民腾出的800间房子，更没有当地人“帮助移民开垦好的种蔬菜的土地”！

　　　　位于陶乐县城南25公里处月牙湖，东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台地接壤，北临毛乌素沙漠。古黄河在这里原是成一条幅度非常小的曲线由南向北流去，但数千年来，黄河多次改道，不断吞噬河西的土地，呈椭圆形地绕西向北，在20多公里外才与老黄河岸汇合。

　　　　改道后冲积的滩地与原来的老黄河岸形成了方圆数十公里的月牙状。在这块状若月牙的荒滩上，大多是不值钱的沙子和拳头大小的石块，唯有潇潇秋色的荒草丛中，那秦时古长城的残垣断壁和五里一个的大墩台似乎还在风沙中演绎着一个古国的兴衰荣辱，向后来者诉说一段久远的历史……

　　　　东北方向光秃秃一片，大沙包一个接一个，一层连一层，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海，黄澄澄的沙湾像大海里层层叠叠的波澜。茫茫沙原上，看不见一个人，看不见一只鸟，甚至看不见一棵树――即使偶尔看见一棵沙枣树，也一定是被沙埋掉了大半个树身，沙枣树周围那些稀稀疏疏的芦荟、金琥和刺人的骆驼草奄奄一息地瘫软在燥热的沙漠里。

　　　　站在高处的沙包上，先遣队员们仓惶地向西望去，远处，黄河朝西北方向匆匆而去，“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凄美景色伴着一股热气腾腾的蒸汽在黄河的上空猛烈地升腾。在这股热浪的波及下，先遣队员们犹如置身蒸笼，不但大汗淋漓，而且呼吸困难。

　　　　更让先遣队员们不解和失望的是，月牙湖上非但无湖，连个找口水喝的井或池塘都没有。十几公里外倒是有一个村子有水，但那水也如这个叫苦水井村的名字一样，水质又苦又涩，根本无法食用。

　　　　这片沙漠边缘地带，因为缺少一种构成生命最基本的要素――水,使得这里成了没有生命的世界，一切都显得那样毫无生机。靠西南倒是有一些植被，但那些半人高的茅草，在这夏末初秋时节便已枯黄衰败，把秋的萧杀气氛过早笼罩在这块荒凉的不毛之地。

　　　　这样的地方也配月牙湖这样美好的名字？

　　　　置身此地，一种受人欺骗后的愤怒和被抛弃的孤独及恐惧一下笼罩了先遣队员们，几十号小伙子神色惊惶地打量着周围，继而垂头丧气地蹲在地上。接着，有人哭泣。先是几个人低声抽泣，这抽泣立即传染了更多的人，耸着肩头的抽泣很快变成一片由低到高的呜鸣，最后，大多数人都失声痛哭起来。

　　　　哭声中，有人呼天抢地地高声骂了起来：“他妈卖×，不是说这边每人都能分到十多亩良田吗？良田在哪里呀！”

　　　　“狗日的，还说可以抽黄河水浇地，哪有他娘的黄河水？”

　　　　“遭千刀的乡干部把我们骗到这种鬼地方来，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马连保没有哭也没有骂――他相信，要是乡长、书记们知道了这些破口大骂中的任何一句，准得扒了这些落后分子的皮。更重要的是，马连保觉得，共青团员是党的助手，不能把自己混同一个普通老百姓，不能无组织无纪律地去骂政府骂上级领导――但他又觉得上级领导以欺骗的方法把村民弄到这种风沙蔽日、寸草不生的荒漠里来也太缺德、太无人性了，今后，在这种既无地又无水的地方，叫人怎么生产？又怎么建设新家园？关中的父老乡亲们都迁来后又怎样生存……

　　　　他感到一阵绝望和愤怒。对“上边”敬畏和怨恨的矛盾心情使马连保只能保持沉默，他呆呆地望着无际的大沙漠发愁。此刻，正是黄昏，火红的夕阳已向浩瀚的大沙漠慢慢坠落，它的余辉将整个毛乌素沙漠染成了鲜血一样的颜色，在把一种凄美呈现给人们的同时，也把不祥的预感留给了这群来自关中的不速之客。后来，马连保回忆说：当时，我心里充满了凄凉恐怖，不停地追问：老天啊，你是在暗示我们将血染这片沙漠吗……

　　　　一直蹲在一旁默默无语的大队长魏来玉终于在面前的石块上磕掉烟斗里抽剩的土烟，站起身大声制止了：“哭够骂够没有？哭够了骂够了就赶快来同我一起弄住的地方，否则，晚上只能住露天了！”

　　　　前来带路的当地人也搭讪说：“住露天可不闹着玩的，我们这里的气候是早穿棉袄午穿纱，晚上抱着火炉啃西瓜。能把人冻成冰棍……”

　　　　马连保等几个怕“被东成冰棍”的小伙子跟着大队长魏来玉干了起来，其余先遣队员也无可奈何地停止了哭骂，无精打采地一起建造住房。

　　　　住房是就地取材，当地政府已雇人在沙滩上挖了两个宽3米，深1.6，长10多米的大坑，魏来玉等几十号人在土坑的上方再铺上木棍杂草填上土，他们的“地下宫殿”就算造好了

　　　　1956年农历8月25日的党报说“今年就修建了3400间房屋，这批房屋是按照陕西农民的习惯以一户一院修建的，窗户上还嵌着明亮的玻璃”，但事实是，那个时期赴宁夏八个县建设新家园的74个安置点上的先遣队大多住在魏来玉他们建造的那种“地下宫殿”里。接着，以此为根据地，再打砖建房。只有到马太沟劳改农场的先遣队才“有幸”住上犯人们迁走后遗弃的窑洞。后来，大量关中移民迁移到此地后，一个长5米，宽3米的窑洞里，中间拉上帘子，常常住两到三家。虽然挤些，但同“地下宫殿”比，也算有天上人间的区别了。首先，那“地下宫殿”在采光、透气、防潮等方面都不能与地面的窑洞同日而语；其次是心理作用：住惯了独家大院的关中移民住在“地下宫殿”里，他们总有“没死就被埋进了坟墓里”的感觉。

　　　　最糟糕的是1956年农历8月16日的那个傍晚，马连保等三十多个先遣队员还没来得及入住他们的新居，那些白天躲在草丛、石缝中忍受了一天酷热之苦的蚊虫纷纷迫不及待地从四面八方嗡嗡地欢叫着拥入了充满凉意的“地下宫殿”。这些“非法入侵”他人住所的家伙逮住谁就叮谁，几个在“宫殿”附近方便的先遣队员也被其毫不客气地顺便在屁股上叮了几口――那些比绿头苍蝇还大的长脚蚊虫不仅十分厉害而且毒性极大，经它们一叮，先遣队员们的脸上手上屁股上马上隆起了一个个的大红包，奇痒难忍。

　　　　这阵势吓得先遣队员们抓起行装赶紧从“地下宫殿”里落荒而逃，一边拍打攻击他们的蚊虫，一边发愁。“妈呀！别说干活，连这蚊虫也对付不了，怎么办？”

　　　　一伙人正脚慌手乱地对付蚊虫，突然传来隆隆的雷声。大家十分奇怪：太阳还悬在天边，怎么打起雷来了？前来带路的当地人惊慌地边推大家边高声道： “快进坑道里避避，大风来了！”

　　　　刚撤进“地下宫殿”，趴在“宫殿”门口的马连保等人发现：刚才还霞光万道的天空突然乌天黑地，风声大作，黄沙漫卷，一个个的大旋风铺天盖地而来，把沙包抛上天，再扔下地。道路消失了，眼前的那些茅草、沙包消失了，整个月牙湖变得一片混沌。“地下宫殿”也风沙弥漫，伸手不见五指。接受采访时，马连保告诉记者：那场劈头盖脸而来的风暴真像唐朝一首诗写的那样，大如斗的石头被吹得满地乱跑。

　　　　记者问，是岑参的“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马连保一拍手道：就是！就是！我的个娘耶，那风真是挂的个邪乎……

　　　　不知过了多久，那场令马连保记忆到如今的风沙终于小了下来。“地下宫殿”里立即恢复闷热，那些疯狂的蚊虫也马上嚣张起来，叮得大家连蹦带跳地逃出 “地下宫殿”。

　　　　大风过后，一片狼籍。刚才逃进“地下宫殿”时没来得及拿走的行装不知被刮到了什么地方；铁铲、撮箕等工具翻着“筋斗”早飘然而去；一段“地下宫殿”被掀开，顶盖上的木料“跑”到老远的荒滩上戳着，茅草则高高地飘荡在混沌的天空中再慢悠悠地落下……

　　　　大家边拍打身上的尘土边问：刚才还晴得好好的，怎么说打雷就打雷？当地人告诉惊魂未定的先遣队员：“刚才那雷声是从沙包发出的，我们叫‘沙响’。出现这种响声你就得小心了，这种风暴能把一个沙包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说到这里，当地人问：“你们看看，周围的沙包有什么变化吗？”

　　　　马连保等人一看不由吓了一跳：沙包都“搬家”了，有一个还“搬”到了“地下宫殿”五六米的地方！

　　　　有人惊叫：天呀！它如果“搬”到房顶，我们不就被活埋了吗！

　　　　当地人答道：在这里，风沙埋人是经常的。

　　　　当地人的话决非危言耸听。后来，在马连保所在的先遣队集体逃亡的那个毛乌素沙漠里，就常有逃亡移民被风沙埋葬的事情发生。马连保所在的先遣队集体逃亡一年后，月牙湖边也发生了好几起风沙埋人的事。华阴南洛乡郗贤基的婶娘李枚去看她的女儿时突然失踪。村干部杨凤山带人四处搜寻。那天，搜寻到月牙湖边突遇大风，一伙人连忙躲在一沙包后避风。风过沙停，眼前的情景把杨凤山等人惊得目瞪口呆：躲风的沙包被卷走了，就在原沙包的位置露出了一颗睁着恐惧双眼的脑袋，大家上前一看，原来正是他们搜寻的李枚……

　　　　吞没移民性命的沙“魔”从毛乌素沙漠越来越近地逼向安置区。原华阴县文王乡文王村王火尧（返陕后被安置在白水县冯雷镇白堡村至今）的父亲就是在离住房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丧命的。

　　　　王火尧回忆说：1956年，我的父亲王甲瑞带我们全家迁移到了宁夏陶乐县。1959年4月的一天早上，生产队食堂的管理员派我父亲到野外沙丘给食堂砍柴。当时天气晴朗，非常闷热，社员们都穿着单衣在地里干活。可是，到了下午3点，突然乌云翻滚，狂风大作，沙尘飞扬，到处一片昏暗，气温骤然降到了零下，冻得直打哆嗦的人们连忙往回跑。

　　　　我们着急地等待父亲回家。到了傍晚，风停云散，但我的父亲仍未回家。全村社员便带着手电、马灯，分散在茫茫的沙漠中到处寻找，一直找到半夜，也没见到他老人家。

　　　　第二天早上，人们接着在沙漠中寻找。后来，一个放羊人告诉我们：刚才他的牧羊犬在前边一个沙丘旁狂叫了一阵，那里可能有什么情况。大家跑过去一看，果然见到了我的父亲。只见他冻得僵硬的尸体蜷缩着，头还埋在沙中，双手却张开着露在外面，可见他死前的挣扎和恐惧……

　　　　7、绝地大逃亡

　　　　风沙过后，马连保等先遣队员围着那个前来帮忙的当地人不断地问东问西，有人问：这样的风常刮吗？

　　　　当地人说：“我们陶乐县风少，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他本想开句玩笑来减缓一下大家紧张的情绪，不想，这句玩笑却直接诱发了这次逃亡事件。有人听后马上嘀咕：长年累月地刮这种风，被活埋是早晚的事！

　　　　被蚊虫叮得满身是包的人附和：“不被沙子活埋，也会被蚊虫咬死！”

　　　　“娘的，与其死在它乡当孤魂野鬼，不如把这把骨头扔到老家的土里！”这句极富煽动性的“心里话”像火星掉进了一堆干柴之中，马上呼啦啦地点燃了所有先遣队员心中思乡的烈火。

　　　　“妈的，什么先遣队，我们是被人骗到这里来送死了！”

　　　　“哼，还他妈的什么安置地的生活绝对不会低于原有水准，这熊样，能和我们关中比吗？”

　　　　“让他妈的建设新家园见鬼去吧！”

　　　　“走，回陕西去！”

　　　　“走，不受他们的欺骗……”

　　　　用谎言编织的“塞外江南”的“道具”在1956年农历8月16日那个闷热的下午被大漠风沙和蚊虫彻底撕破。谎言被戳穿后，先遣队“兵败如山倒”。

　　　　先是一个叫马少堂的退伍军人背着魏来玉在几个先遣队员中嘀咕了一阵，接着，几个先遣队员分别又到更多的先遣队员中悄声商量着什么。当大队长魏来玉发现苗头不对劲时，大家已从“地下宫殿”把行李拎出来，拍打掉尘土后背在了身上……

　　　　傍晚时分，一支由关中开赴银川地区月牙湖“建设新家园”的先遣队在到达安置地4小时不到便彻底土崩瓦解――35人中有33人决定自行返回陕西。三门峡移民史上的第一个集体大逃亡开始了。

　　　　这次逃亡显然太仓促，临到出发前，才有人突然问：“我们该怎样走？”

　　　　这支无头苍蝇一样的队伍这才想起，“是呀，该从哪里走呢？”马少堂拿出一张地图给大家比划说：“走来时的路，车站不会卖给我们车票，一路上还有人拦堵逃跑的先遣队员，这条路肯定走不通。我们陕西在东南方向，要回去只有一条路：穿过陶乐北边方圆500多公里的毛乌素沙漠，转道山西，再进入陕西……”

　　　　马少堂的分析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对，穿越沙漠回陕西！”

　　　　马少堂说：走沙漠可不是闹着玩的，要多作准备。接下来，大家便开始分头准备电筒、伞、水。

　　　　就要出发了，见马连保仍楞在那里，同队的杨来喜催道：“连保，还犹豫啥？赶紧准备走吧。”

　　　　傍晚那场风暴的惊吓和身边那些赶不走打不完的蚊虫本来也动摇了马连保“扎根宁夏建设新家园”的决心，但大家真的嚷嚷着要回陕西时他仍吓了一跳， “我们都是党团员，我们是华阴派来的先遣队员，怎能说走就走？”

　　　　杨来喜朝他吼道：“不愿走就留下等死吧！”

　　　　三十多号人都背上行装出发了，魏来玉仍一声不响地蹲在地上，埋着头吧嗒吧嗒地抽着土烟，好像眼前发生的集体逃亡与他这个共产党员干部，与他这个带队的大队长毫无关系一样。

　　　　此时，最着急的当数马连保。这个大队长唯一的同盟军真想冲上去揪住他追问：“你为什么不阻拦？你还记得自己的责任吗？大家都逃了你难道就不怕乡里处分你！”但魏来玉的麻木不仁和无动于衷使恨其渎职、怒其不作为的马连保失去了追问的勇气。一旦没有了胆气和勇气，马连保要坚守月牙湖的思想防线也就彻底崩溃了。他抓起行李朝已经上路的逃亡者们追去，“等等我！”

　　　　魏来玉的最后一个同盟者“反水”了。

　　　　一伙逃亡者刚走出不远，突然听到身后传来魏来玉严厉的吼声，“都给我站住！”

　　　　逃亡者们吓了一跳，以为大队长要阻止了，大家暗暗攥紧拳头，准备给他一个迎头痛击。但回头一看，只见魏来玉扛着一袋面粉拿着三个洗脸盆飞快追上来边塞给逃亡者边说：“不带上吃的和煮饭的东西，想饿死在沙漠中吗？”接着，他把一包火柴塞给马少堂并吩咐，“你要带好他们，沙漠里不要走散了，大家要相互照应！”说完，背过身去挥挥手，声音哽咽地说：“走，快走！”

　　　　大队长的举动使得逃亡者们不知所措，一行人站在呼呼的风沙里默不作声，过了很久，马少堂才呐呐地说：“大队长，我们，我们一起逃吧！”

　　　　其他人也附和道：“大队长，走吧，何必在这里送死！”

　　　　“大队长，走吧，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

　　　　一直背过身的魏来玉猛地转过身时，一行热泪已夺眶而出，他猛地一挥手，声嘶力竭地吼道：“滚！滚！都他妈的快滚！”

　　　　一群逃亡者像受惊的兔子一样连滚带爬地逃走了，把孤独的魏来玉留在了茫茫的大漠里……

　　　　后来，在追查这次逃亡事件时，魏来玉没有推卸责任，他在交代中写道：“我不想让大家遭罪送死，因为他们还年轻。”

　　　　然而，当时，年轻的逃亡者们并没有谁去揣摩魏大队长给他们放行的动机，更没预料到大队长给他们的面粉和脸盆在进入绝境之时挽救了他们的性命。

　　　　当晚，借着明亮的月光，34名先遣队员像一群漏网之鱼，一进入沙漠就是一阵狂奔猛跑。马连保告诉记者：“我当时的感觉是终于脱离苦海了，心里老背诵着‘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将还’之类的诗句”。

　　　　进入沙漠后，马少堂用在部队强行军的经验对手下的三十多位同伴宣布了这样的计划：用一天一晚的时间跑完近300公里的路程，这样，就可以穿过 500公里毛乌素沙漠的中心地带，在第三天早上到达有人放牧的沙漠北部。这位复员军人的纸上谈兵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他用训练有素的部队战士的标准来要求这群经数日车马劳顿之苦后已疲惫不堪的逃亡者；二是他把陆地行军的速度搬到了处处都暗伏着凶险危机的沙漠之中。

　　　　且不说人非机器，不可能保持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也不说这群生存环境优越的关中人没有行军经验，单是沙漠里行走的艰难就很快使这群关中逃兵溃不成军。马连保回忆说：“沙漠无路，脚下如雪地一样松软，踩下去却又极难拔出，行走时最忌讳疾走快跑――那样，不仅不能达到快速的目的，而且还会很快耗尽体力。”

　　　　果然，跑了不到两小时，一伙人便汗流浃背，浑身发软。于是，他们开始扔东西。先扔被盖，再扔棉衣，最后，全都扔得只剩下一件衬衣和一条单库，有的甚至只穿一个背心。扔掉行李虽轻松了许多，可走一段后乏力的双腿又迈不动了，大家便停下来歇息。刚坐下，问题又来了――晚上，沙漠的气温急速下降，扔掉了衣服被盖的马连保等人很快被冻得瑟瑟发抖。在寒冷的黑龙江当过兵的马少堂赶紧叫醒刚坐下就呼呼入睡的同伴，“起来！起来！不能睡。这样会出事的！”大家睡眼惺忪地爬起来，被马少堂连吼带赶地逼上了饥寒交迫和困顿不堪的行程。连续不断地行走使得一行人越发疲惫，步子越来越沉重，速度自然也就越来越慢，但他们不敢停下来，更不敢坐下或躺下。从马少堂那些骇人听闻的呵斥中，大家知道，坐下或躺下也许就再也爬不起来了。于是只好咬紧牙继续朝前走，直走得像醉汉一样东歪西倒，跌跌撞撞……

　　　　越到后来情况越严重――原计划所带的水要喝三天，但从未经受过白日沙漠高温灼烤的关中人不到第二天中午就将所有的水喝得一口不剩。置身于午后烈日炎炎之下，像把人放进蒸笼蒸后又放在烈火上烤，汗水被高温“挤”出体内又很快被烤干，喉咙里生火冒烟，脑袋发昏，脚下的沙子烫得人生痛，周身好像要被点燃似的。无水的熬煎逼得逃亡者们不得不喝自己拉出的尿，到后来，已无尿可拉了，干渴则更加残酷地折磨着先遣队员，死亡的的阴影乘机悄悄向逃亡者们逼来。

　　　　还是头天中午吃过饭，经过十六七小时的行走，逃亡者们腹内早已饥肠辘辘，唯一可吃的东西只有临行前魏大队长送的那袋面粉，可眼下无水无柴，只能望面止饿了。直到下午三点，大家才遇到了一块有草的地方，一伙人忙蹿过去寻找些已经干枯的野菜放进嘴里嚼后吞下。挣扎着走到傍晚，饥渴交加的逃亡者们再也无力前行了，三十多人接二连三地全部栽倒在地。

　　　　马连保在回忆到这一情节时曾苦笑着告诉记者：“那一刻，大家都被死亡的阴霾笼罩着，我都甚至感到自己已进入了地狱之门，明明才傍晚时分，可我眼前却是一片漆黑，耳边老鸣响着恐怖的乌哇乌哇的声音……”

　　　　人陷入绝境的时候也是求生****最强烈的时候。绝望中，马连保、马少堂和杨来喜、王加轩四个年轻人相互搀扶着站了起来，他们一边拽扯一边用沙哑而微弱的声音呼喊同伴们，“大家站……起来，我们不能死，要……坚持，要回家！”

　　　　可余下的三十人再也站不起来了。有人用无力的手扯住站起来的人，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告诉同伴，“你们走吧，我们……不行了，就死在这里算了！”

　　　　“回去……告诉家乡的人……千万别上当……到宁夏了……”

　　　　那个在家里被父母当作心肝宝贝的李成根想得更远，“告诉我爸爸妈妈……不要来……找我的尸体了，逢年过节，朝……这个方向……烧把纸……就行了！”

　　　　四个拽扯不动同伴的年轻人想哭，但他们已流不出眼泪，只有咧着嘴干嚎。人性的本能和患难与共的情谊使他们对倒下的同伴难离难弃。危难中，他们只有一个顽强的念头：找水，一定要找到水！

　　　　受过部队野外生存训练的马少堂预感到，这一带既然有草就可能有水，只要找到水，大家就有救了。

　　　　四人连走带爬地又前行了三四里地，转机终于出现了：一块低洼的地方有水！马连保等四人如遇救星般地扑了上去，趴下便咕噜咕噜地喝了起来。喝了一阵，马连保等人觉得不对：那水又苦又涩又咸。咂着嘴稍作品味，大家判断：是盐碱水！

　　　　饥渴的肠胃适应不了盐碱水，马连保等四人很快就哇哇地吐了起来，直吐得胃冒苦水，五脏六腑都像被揪在了一起。但为了活命，吐过后，四个小伙子又趴在水塘边喝了起来，喝完又吐，吐完又喝。这样反反复复吐了七八次，大家终于不吐了，身上也有劲了。小伙子们欣喜若狂，端起三盆水就朝同伴们倒下的地方跑去。

　　　　三盆盐碱水救活了三十个已进入昏迷状态的先遣队员。傍晚时分，一行人赶到那个盐碱水塘边，煮了三盆面糊喝下。天快黑时，又突然下了一场大雨，雨水一淋，大家立即感到凉爽了许多。进入沙漠后，一伙人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有人欢呼：“我们活出来了！”“我们可以活着回家了！”

　　　　稍事休息，马少堂又催促大家出发了。他知道，眼下，并没有真正脱离险境，这群逃亡者在体力和精神上的复苏只是暂时的。前面的路仍然是茫茫沙漠，依然潜伏着数不清的困苦凶险，要摆脱这块凶险之地，就要利用同伴们刚得以恢复的体力和精神面貌继续前进，否则，大家那刚刚复苏的体力和精神状态就会成为被沙漠吞噬前的“回光返照”……

　　　　第三天下午，马连保等人终于遇到了放牧骆驼的人和清甜的水源――这伙逃亡者虽比原计划晚大半天到达沙漠北部，但整个队伍无损兵折将的情况，这在所有穿越毛乌素沙漠的移民逃亡史上，也算得上是最成功的一次了。

　　　　当天晚上，死里逃生的逃亡者们借放牧人的大锅，将那袋余下的面粉就着野菜煮出了可口的晚餐，饭饱水足后，大家又美美地睡了一觉，体力得到了很好的恢复。

　　　　第四天早上，34个弹尽粮绝的逃亡者终于走出了毛乌素沙漠。进入到花马池县后，马少堂对大家说：“后边的路程就只有靠讨饭走完了。三十多人走在一起讨不到那么多吃的，分开走吧。走山区，不要走交通线，更不要坐车，也许县里的干部他们正张着网四处抓我们呢……”

　　　　马少堂的决定显然是正确的。在这段回家的路上，虽仍饿死了五人，但他分开逃亡的决定毕竟使大家免除了集体饿死的灾难。

　　　　第七天，面容憔悴，形若乞丐的马连保终于第一个回到了朝邑。当晚，在村、乡干部上门抓人时，他又成功逃脱，躲到山西芮城的一个砖厂打工。在马连保后边逃回的那些先遣队员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村、乡干部们“守株待兔”，逃亡者刚回家就一一全被抓获送回宁夏陶乐。

　　　　8、“跳河无盖，上吊给绳！”

　　　　马连保最终也没能“漏网”。他在山西打工三个月回家过年时被村干部逮个正着。县、乡干部恨得摩拳擦掌，“你他妈的，什么共青团员？什么党的助手！还带头逃跑！”

　　　　“开除你的团籍！”

　　　　“知不知道，你们开这个头造成了多么恶劣的影响和后果！”

　　　　影响的确恶劣――据朝邑县1956年底那份“部分移民返朝邑情况”的报告称：该县首批迁宁夏陶乐县移民800人，三天跑了361人，其中途中拦挡回260人外，101人现无下落；其余439人，“有的情绪不安，时有回朝邑想法……”

　　　　这种恶劣的影响和后果不仅仅在于先遣队员的逃亡，逃亡对三门峡库区及随后即将开展的大规模迁移产生的“不良影响”也都是不可低估的。

　　　　1994年初，陕西五大才女之一的作家冷梦，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驱车几千里，对三门峡库区移民问题进行采访后创作了中篇报告文学《黄河大移民》。她在文中这样记述了先遣队员从宁夏逃回时的情形：

　　　　“当逃亡者面容憔悴，衣衫褴褛地出现在亲人面前时，当他们声泪俱下诉说着不得已喝尿、渴死又救活、沿途乞讨等等死里逃生的悲惨经历时，亲人们放声大哭，母亲抱着儿子跑肿的腿，媳妇抚摩着丈夫磨破的脚掌，唏嘘长叹，潸然泪下。逃亡者最多的朝邑县鲁安村其情形尤为悲凉，46名形容枯槁的人被村民们团团围住，如同开群众大会，村道上几百名群众不厌其烦地打听着宁夏安置区的种种细节和逃跑的经历，讲的人边讲边哭，听的人边听边哭，泪水淹没了整个村庄，从中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雄鸡啼明。受难的‘英雄们’在接受父老乡亲一遍又一遍抚慰的同时，也把不安和前途多险、晦暗的阴影投在了人们心中……”

　　　　第二天，几辆大车逶迤出村，去迎接尚在路途上的逃难者。风****及相邻的几个村庄，社干部经不住村民们的哭闹，亲自驾着大车，率领浩浩荡荡的车队，远途跋涉去接本村移民。

　　　　情况还不止女作家描述的那么简单。逃亡者归来后的惨况已使库区那好不容易才发动起来的令人欢欣鼓舞的局面毁于瞬间，逃亡者声泪俱下的诉说更是以 “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般的巨大力量摧毁着干部们当初动员先遣队远迁西北高原时使用的宣传“道具”，空前的信任危机迅速在库区弥漫开了。对干部充满仇视的人们把气都撒在了当初到宁夏考察后回来“谎报军情”的乡、村干部身上。一群群老太婆老头儿，吵吵嚷嚷，气势汹汹地找到乡、村干部，唾沫四溅地乱骂：

　　　　“你们考察回来说宁夏这好那好，现在怎么不是那个样了？你们说的那些话是不是放屁？”

　　　　“你们这些伤天害理的家伙，把人骗到那拉屎不生蛆的地方可怎么活呀？”

　　　　“骗子，你们坑死咱家娃了……”

　　　　挨了骂，干部们还满脸堆笑地给老人们赔不是――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内疚者的面部表情，更不是干部们胸怀大度――他们的忍让是有原因的：按照陕西省 “从生产出发，照顾当地人民生产生活习惯，采取省内与省外，集体与分散相结合”的移民方针，库区原计划分两期将28.7万人迁出库区。第一期从1956年至1960年秋收前，将335米高程以下的村民全部迁移到宁夏，第二期从1960年到1961年底，将335米至338.5米高程内的移民迁移安置在省内。对于基层的干部们来说，没有什么事比动员这么多人迁往它乡更难了，也没有什么事比说服移民搬迁更伤脑筋了――经从宁夏跑回来的先遣队员们一闹腾，再动员库区村民迁走就更难了――毕竟，声泪俱下的现身说法比任何漂亮的诺言和空洞的大道理都更有说服力。当初说假话骗人迁宁夏的事既然已经穿帮，后边还得让人家迁走，不对其客气点行吗？

　　　　不管干部们如何客气，如何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1957年秋天以后向宁夏移民的情况都仍然急转直下――死活不愿去宁夏的人们以躲藏、逃跑等手段相对抗。他们躲进山里，藏到亲戚家，即使“押送”上火车，中途又跳车往回跑。很多时候，“押送”移民的干部还未回家，逃跑的人早就回到了库区。

　　　　严峻的形势使干部们翻脸了――此后的移民，没有了赔着笑脸的说服动员，没有了送行时的欢声笑语，没有了锣鼓喧天的相送场面。宣传口号一下由“迁一家，保万家”变成了“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不走的就派人把房子拉倒，把户口迁走，把口粮卖掉。政府派出的大批移民干部和民兵如同围猎一般驱赶着村民，民兵挨家挨户地搜查藏匿不走者，推倒藏匿者的房屋，派人到山里到移民亲戚家“清剿”搜查，派移民干部将移民押送到宁夏后就地对其监视……

　　　　至今，不少移民都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到处是拆房子的乌烟瘴气，到处是在上演“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到处是移民的号啕痛哭。对那些用哭用骂来对抗迁移的移民，干部们口气强硬地说，不去，跳井跳河、上吊吃药由你选，不死就得去宁夏！有的干部甚至还幽默地问不愿迁移的移民：跳井跳河没盖盖子，要上吊给绳子!你需要我们给你提供哪项服务？

　　　　也真有以死相抗者。《黄河大移民》中记录了这样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情节：

　　　　一对年轻夫妇跑回去躲藏在宋峪村土崖边茅草棚里，一天，搜索的干部发现了他们。男人无奈地背上了铺盖卷，在干部“押送”下慢慢腾腾挪动着脚步，突然，背后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女人披头散发纵身一扑跳崖了！干部和男人惊恐地睁大眼睛，等把血肉模糊的女人救上来，女人在痛苦地呻吟中还泪流满面苦苦地哀告：

　　　　“我们不走，我们不走……”

　　　　女人没有死。土崖下的血迹渐渐淤黑成一片褐土，摔断了一条胳膊和一条腿的女人还是被送上了火车。当然，同她一起的是她那位背着铺盖卷默默无语老实巴交的男人。

　　　　在执行搬迁政策和面对移民之间，最难做人的恐怕要数移民干部了。1956至1958年，郭中举在华阴县西阳乡当副乡长，负责移民工作。2008年春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74岁的老人说出了当时的感受：“将群众迁移到那么恶劣的环境去，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也真有些于心不忍，但国家的移民政策又不得不执行，如果对移民动了恻隐之心，就意味着国家的政策难以执行。两难之间，我们这些当干部的只有选择执行国家政策。”

　　　　郭中举也曾带人把逃亡的移民追得鸡飞狗跳，他也曾带人去拆过移民的房子，他也曾把“顽固不化”者的户口强行迁往宁夏。但1958年春天，当他亲自经历了那次艰难而漫长的“押送”之旅后，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痛楚使郭中举震撼了。漫长的岁月里，他的心底一直弥漫着一种伤感，一种挥之不去的歉疚……

　　　　在沙尘蔽日的道路上，郭中举“押解”三车移民昼夜兼程地奔向西北。一路上，因害怕移民逃跑的提心吊胆和寝食不安自不消说，更让他不安的是越向西越荒凉，一点也没有上级领导宣传的那种“塞外江南，高原鱼米之乡”的迹象：已是春天了，光秃秃的原野没有庄稼树木，没有一点绿意，更没有什么人烟，呼呼作响的大风卷着沙尘把西北高原搅得昏天黑地……

　　　　一路上，老头老太婆们一直泪流满面，“郭乡长，你不要把我们送到宁夏嘛，你把我们往那里送等于把我们往坟墓里送呀！”

　　　　“你发发善心吧，我们给你跪下了！”郭中举手足无措。每次扶起那些比自己父母年龄还大的老人时，他只能机械地重复道：怎么会是坟墓？上级已传达了，那里是大平原，又有黄河水灌溉，条件好着呢……

　　　　一听郭中举这样说，车上的男女老少就骂：“好你妈个×，睁着眼说瞎话！”“条件好为什么不把你的爹妈婆姨也迁去？”

　　　　“条件好你去后就别回去了……”

　　　　到陶乐马太沟后，眼前的情景使郭中举一下懵了：这就是上级领导讲了无数次“条件比华阴还好”的地方吗？

　　　　这原本是一个劳改农场。残垣断壁上，“老实改造，重新做人”之类的标语下那“陶乐监狱宣”的字样还清晰可见，方圆数十公里的沙滩上稀稀蔬蔬地长些野草，沙滩远处的碉堡、高墙、铁丝网若隐若现，一座土山下，排列着原曾是犯人住过的窑洞……

　　　　郭中举的脸唰地红了――自己一路向移民宣传安置区条件十分好，现在该怎么给他们讲呢？

　　　　郭副乡长艰难地转过身，他觉得自己应该给大家讲些什么，但他还没想明白，一群男女老少齐唰唰地跪下了。“郭乡长，你行行好，把我们带回去吧！”

　　　　“郭乡长，给上级如实反映一下，这里的确种不出庄稼呀！”

　　　　“郭乡长，我们想活命……”

　　　　热泪夺眶而出，郭中举两腿一软，“咚”地跪在了地上……

　　　　同那些因同情移民而引火烧身的移民干部比，郭中举的这段经历也许是非常平常的――熟悉渭南地下党党史的人也许还记得一个叫常绪棠的名字。1938 年，常绪棠和他的结义大哥刘钟谐、二哥杨海潮在朝邑县长备队（属革命武装）担任分队长。1945年，常绪棠和刘钟谐、杨海潮等人在朝邑盐滩集资开办了集盛盐厂，常担任场长，刘担任会计。同年，常绪棠经刘钟谐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盐厂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该盐场从此成为党的地下交通站，由常绪棠任站长，负责在朝邑地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原中共渭南地委书记白云峰就是当时的交通员之一。此间，常绪棠冒着生命危险为地下党同志搞到了十多个身份证件。为了支援解放战争，他用食盐换来了5000多发手枪子弹及大量军需品，为此，人民解放军总政部还给常绪棠颁发了一枚解放大西北纪念章。

　　　　解放后，刘钟谐担任朝邑县县长，常绪棠先后在该县盐滩乡、平民乡、紫阳乡任乡长。在1956年，修建三门峡水库时，常绪棠负责移民安置工作。当时，有一部分移民不愿到那遥远而陌生的西北高原，甚至连那些当初热血沸腾的先遣队员也打退堂鼓了。在对移民采取空洞说教、四处追逐和强行拆房卖粮的过程中，移民们的哭声和眼泪刺痛了常绪棠这个老地下党的良心。他的儿子常荣础对记者回忆说：“那时，我已十来岁了，记得父亲回到家经常愁眉不展。有一次，我听见他对母亲说，他知道宁夏那边是一个大沙漠，他是真不忍心把移民逼到宁夏那地方去。但移民不走，三门峡电站又无法开工，说到这里，父亲长吁短叹说，难啊！母亲问他怎么办，父亲同母亲商量说，为了完成移民任务，他准备带移民先遣队去宁夏，希望母亲和我也随他一起去。母亲说，你既然知道那边是大沙漠，干吗还把全家人弄到那里去？我们不去！”

　　　　后来，常绪棠还是转走了全家人的户口，带着不愿去宁夏的妻子、儿子和乡里的几十个移民先遣队员去了宁夏惠农县，在那里，同移民一道经历了数年的艰难困苦后，1962年，死里逃生的常绪棠一家随移民返陕。大荔政府给常绪棠做工作说：“组织安排移民干部有一定困难，目前，组织需要在政府干部中搞支农退职，你已58岁了，干脆给你一些钱，你随移民一起迁到安置区，也好继续帮政府做一些移民工作……”

　　　　于是，在领取了1100元的安置费后，常绪棠被迁移到合阳县黑池乡马坊村。从宁夏惠农县返陕时，马坊村的移民卖牲口有一笔余款，后因该村有的移民要被安置到其他村，常等移民干部申请库区工委领导后，将这笔款给每个移民人均分了30元。1965年10月，合阳县雇用干部张某等人到马坊村清算账务时，以“集体私分，破坏集体经济”的罪名把常绪棠定为坏分子，并逼分钱的移民退款，常绪棠等人被连续扣掉全年分配款7年。

　　　　为了村里一百多口移民的生活和生存，常绪棠经常到渭南地区找有关领导反映情况，六年后才从县里讨回了“移民牲口款不属于私分，移民干部在这件事上没问题，所扣移民款全部清退，并向移民道歉”的“说法”。

　　　　常绪棠并没有因此逃脱厄运，文革时期，他因解放前开盐场为地下党筹集资金被定为“落网资本家”，他因“私分公款”被开除党籍并被打成了“反革命”，常绪棠还因“抗拒退款”被殴打折磨七天六晚，房子也被抵了账。

　　　　后来，经已任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的刘钟谐和省农业厅经济作物处处长杨海潮等老地下党员的证明，1973年，常才恢复了党籍。1984年，常绪棠在宁夏惠民县被转为离休干部。1985年，移民返迁时常被安置在大荔县平民乡严通村，直至1989年12月逝世。

　　　　9、游荡的移民部落

　　　　1958年2月，马连保被押送回陶乐月牙湖后，他们村在苦水井村附近的安置点已撤消了。原来，马连保等34人集体逃亡后，当地政府组织力量抓获，有20多人刚回家就被逮住遣返回了月牙湖。这些人同看管他们的移民干部一起在那里开荒30多亩种下麦子。一个多月过去了，麦地里仍不见动静,却发现成群结队的老鼠在地里忙忙碌碌，把麦地掏得大洞小眼，刨开麦地一看，才发现沙化的盐碱地由于缺水，播下的麦种全都“无动于衷”，成了老鼠的美餐。于是，豫安村的先遣队员们只好迁到了离陶乐15公里处的沟湾子。

　　　　沟湾子解放初属该县第三乡的所在地，但风沙、缺水等原因很快就逼迫第三乡政府所在地另迁它地。逃亡者马连保被遣送到沟湾子时，因所有移民都对在地下挖的“宫殿”有逆反心理，坚决不愿住在那样的“棺材”里。所以，到了沟湾子，马连保与那些逃亡的“同案者”在移民干部和积极分子的监视下,把土挖松，用水泡湿再用石碾碾实，用钢丝切成砖，然后开始建房。

　　　　干部动员大家：多建些房，准备迎接家乡的父老乡亲。马连保等人用好几个月时间建了三十多间土坯房，家乡的父老乡亲到陶乐还没来得及住进去，一场暴风把沟湾子方圆七八公里都变成了沙丘，先遣队的人差点全军覆没，土坯房也被埋成了沙丘下的“文物”――2007年，一伙外地开发商到沟湾子建别墅时挖出了这些土坯房，以为是古代的什么建筑，还专门找文物部门进行了鉴定……

　　　　1957年6月，马连保所在的先遣队在那场风暴中从沟湾子落荒而逃后，到了西北十多公里的黄河边。黄河边地好水好，种下的玉米很快就长得绿油油的，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当时，部分先遣队员的家人也已来到，见到地里的庄稼，人们心中再次燃起希望的火焰。但秋收前的一场大水把移民们的希望再次冲毁淹灭。村干部们无计可施了，“再向西北方向挪挪试试吧！”

　　　　这次，豫安村的安置点搬到了新东市村附近。在新东市村，马连保认识了后来同他一起闹返库的赵德龙等人。新东市村的赵德龙等一百多号移民也来自马连保的老家朝邑县，该村也经历了三次搬迁的折腾。最先，新东市村的安置点在月牙湖南端的严家庄村，那里土地少，加上黄河的冲击使那一带常常塌岸，该村就搬到了苦水井村，但住了不到一个月，因吃不惯那又苦又涩的水，便搬到了新东市村。豫安村、新东市村的几百号移民在陶乐游荡数月，经过三四次搬迁好不容易定居下来，但华阴县好几个已搬迁了几次的移民村也向新东市村一带游荡了过来。陶乐县规划时说，这一带移民安置密度太大，要把后到此地的豫安村移走。

　　　　再也经不起折腾的移民们再次逃亡。马连保也再次出现在逃亡的队伍中。一路上，他两次险些丧命，有一次，差点被山洪冲进了一百多米高的瀑布，紧急中，若不是抓住瀑布边的石头，他也就早已命丧黄泉了。

　　　　带着一身伤痕回到朝邑时，已是1958年秋天。其时，渭南地区正将三门峡库区的25万多移民往渭北高原沟壑区的蒲城、白水、澄城、合阳、韩城、富平、渭南等八县迁移安置。马连保迁往了宁夏，给他的父母兄弟也报了去宁夏的名，同时，户口也已迁到了宁夏。马连保第一次逃亡时，村、乡干部就催他的父母兄弟都迁往宁夏。可马连保说：就是死，他的家人也不会去宁夏！为了让父母免去宁夏遭罪，他同干部达成协议：自己回月牙湖，留下他的家人。结果，马连保回月牙湖不到一年又再次逃亡。这下可惹恼了干部们，为了惩戒马连保和与他相似的那些先遣队员，干部们决定，渭南地区这次内迁时，像马连保这样的逃亡者，他们的亲人要么按当初的报名和户口办理情况迁移到宁夏，要么自己联系关系自行迁移。

　　　　第二次逃回朝邑,马连保告诉父母，“你们无论如何也不要到宁夏！到陕北黄龙县刘叔叔那里去吧，那儿虽然也苦，但也许能保住一家人的性命。”

　　　　于是，马连保没有“内迁移民”资格的父母兄弟以“自迁移民”的身份去了延安地区最南边的黄龙县街头庙乡槐树塬村。

　　　　这显然是一个仅次于去宁夏的错误抉择。

　　　　在黄龙县那个偏僻而贫穷的山区，他的父母最终没能达到“保住性命”的最低生存标准，在次年的那场灾荒中，两位老人双双饿死在黄龙，成了异乡野鬼。马连保的哥哥和弟弟的下场也非常不妙：在大山里经历了数年艰难困苦后，那里苦涩的饮用水使他们同他们的后人一起得了与无数当地人一样的怪病：长不高个子，脚手伸不直，腿疼……

　　　　但他们并不怎么后悔――听内迁到渭北高原沟壑区的大多数移民讲，他们也经受着无水和饮用带氟、带盐碱的水――这样的水会使人的牙齿变黄早脱，一些乱七八糟的疾病也很快附体。也许是认识到了这种水对人体的危害，或者是看上了当地人饮用的窖水，后来，很多移民都节衣省食地挖了地窖――10多米见方，十多米深，遇上雨天，地上、房上的积水统统流进窖里。这样，节约着用，一窖水可吃上半年――这种水虽无毒无害，但生活在城市的人是断然不敢饮用这种水的―― 下雨时，地上的****牛尿都随雨水流进了窖中……

　　　　父母兄弟迁往黄龙县后，第二次逃回朝邑的马连保的日子更不好过了――他曾随父母去黄龙当了一段时间的黑户，结果，被当地发现其“逃亡”身份后马上报告到了朝邑，朝邑方面几次派人到黄龙，要将马连保“捉拿归案，在全体移民和先遣队员中抓个典型”。

　　　　马连保的父母居住在一个山梁上，屋前是一片视野开阔的山坡。每次，见有生人出现在山道上，马连保就从屋后溜进山里，让来人总是扑空。朝邑的人后来改变策略，利用晚上夜幕的掩护悄悄进村。一次，来人将马连保堵在屋中，若不是弟弟和父亲等人死命抱住来人，马连保差点“落网”。

　　　　马连保的弟弟上过几年学，还看了不少关于侦探方面的书。他给哥哥建议：你还不如回朝邑看看，那里是灯下黑，干部们不会注意的。

　　　　弟弟的这个建议显然是错误的。马连保回朝邑后，家里的房子被拆了，乡亲们也被迁走，他的名字早就从朝邑的户籍簿上注销。不久，连这个建于公元 487年前北魏时期的朝邑县也被撤消并入了大荔。马连保彻底成了无县无家无亲之人。随着三门峡水库建成日期日渐临近，他的“盲流”日子也越来越难混。

　　　　最初，他混入“拉吊庄”（库区移民迁走后，土地荒芜，安置区移民又普遍存在土地不足的问题，于是，省、地、县政府同意内迁渭南县等地的移民在安置区定居后，可同时在安置区和库区种地，粮食归种地者）的队伍在库区种了一段时间的庄稼。他挖出三四亩荒地，种上小麦，又在麦地旁搭了一个窝棚，不分白天晚上地侍弄那几亩地。见绿油油的麦苗越长越旺盛，他在心里喜孜孜地盘算：等秋收后，打下的粮食就可以补贴父母兄弟们了！但还没来得及收获，当地政府就发现了马连保的逃亡身份。于是，他只好放弃那片丰收在望的麦地，天天和成百上千的逃亡者在库区的废墟和山沟里躲来藏去，被县、乡干部像打猎一样追逐着。

　　　　躲了一时间，实在躲不掉那些攻势越来越猛的围追堵截了，马连保逃到了宁夏石嘴山煤矿挖煤。煤矿也不是清闲之地，因好多移民也都走了与马连保相同的路，乡、村干部发现这一秘密后，常到煤矿去找人。矿上也想留住这些劳动力，事先让人通知井下的工人，接着又让干部守在矿坑口，结果，井下的移民就很晚才出来，让那些干部们在矿坑口白等。更多的时候，马连保等移民们从矿下出来时将脸抹得乌黑，让前来“认领”的干部们难识庐山真面目，只好无功而返……

　　　　10、难以逾越的死亡线

　　　　那段时光至今仍令很多人为之怅然心伤。无数悲剧****件，无数悲剧性家庭，无数悲剧性人物充满了那段时光。下面要讲述的这个悲剧性的家庭不过是无数悲剧家庭的一个缩影。

　　　　悲剧发生前，这个家庭居住在朝邑县碾庄乡碾庄村3组。该村在黄河滩上，盛产棉花、花生和小麦，属“关中白菜心”最核心的部位。

　　　　那时，这个家庭的主角席有生刚20来岁，婚后已有一女。除妹妹席宣花只有5岁不能干活外，席有生的的父亲席兵，母亲席王氏，妻子谢翠花都是干农活的好手。一家人每年都能在社里挣1200多个劳动日――再提醒一下读者，那里那时一个劳动日的价值是五至六元。那时的一元钱可买六七十个土鸡蛋，仅凭有六七千元收入这一点，你就可以想象席有生一家的日子有多么殷实了。

　　　　这样的富裕殷实很快成了过眼云烟。也和三门峡库区所有移民积极分子一样，1957年阴历6月，席有生一家去了宁夏陶乐县的月牙湖。去的那天已是晚上10点，周围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又没有灯，到后，疲惫不堪的一家人只好摸着黑睡下。第二天早上醒来，风沙悄悄给了席有生这些关中贵客一个下马威：房门被流沙封住！脚慌手乱地折腾了好一阵才打通了出门的道路。一家人站在门外一看，一排低矮的移民房孤零零地横在沙漠边缘的荒原上，原野上没有人烟，没有树木，只有些枯草在风沙中挣扎晃动着。那片茫茫无际的大沙漠里，黄沙蔽日的景象还没有消散，它时近时远，时高时低地翻腾着，狂暴地把些沙石扔在移民点周围。关中人何时见过这种飞沙走石、尘土弥漫的情景？席有生一家人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沙漠的荒凉和无法克服的艰苦在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先遣队员和移民中引发了惨烈悲壮的大逃亡。与此同时，大批外迁移民在干部的“护送”下源源不断地涌向宁夏。朝塞外迁徙和向关中逃亡的两股双向逆反人流塞满了黄河古道。

　　　　席有生完全可以带着一家加入逃亡的队伍，但这个老实巴交的关中农民当时牢牢记住的是为国家建设舍小家，保大家，“一家迁，万家安”。他让一家六口留在了荒凉的月牙湖上，隐藏起这个家庭最深重的艰难困苦，默默上演着生存的困惑与生命的挣扎……

　　　　此后的日子非常不顺。一夜之间，腹泻、腹疼、发呕、头晕和一些不明不白的病症折磨着一家老小，全家六口卧床难起，连找医生的人都没有。当席有生强撑着虚弱的身子去请医生时才知道，家人的病症是水土不服引起的，从关中来的移民绝大多数都因此躺下了，有的还因此而丢了性命。带来的耕牛也水土不服，没有多久就死得所剩无几……

　　　　还算幸运，在那场百分之六十以上移民都经历过水土不服的大难中，席有生一家终于摆脱病魔的纠缠而活了下来。

　　　　生活刚归于平静，“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灭顶之灾却又降临在席有生一家的头上。

　　　　1959年至1961年这段恶梦一样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也叫做“三年自然灾害”。史学家用“空前绝后”来形容这场灾害的严重程度。然而，关于困难局面的成因，几十年来却经历了一个不尽相同的表述过程。

　　　　困难时期尚未过去的1961年5月31日，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他用农民的说法，肯定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

　　　　他还激动地对毛泽东主席讲：“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刘少奇的激动遭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评――一年多后的夏秋之交，在中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主席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把形势说成一团漆黑的“黑暗风”，而对“人祸”的原因却绝口不提。以后，“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被完全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直到1978年以前，“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说法索性取代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三年自然灾害”“主要是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与刘少奇当年代表中央所作的判断，是基本相同的，以后的党史、国史著作在总结其原因时，大都是从这三方面表述的。

　　　　这场“空前绝后”的饥馑之年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有人说饿死的农民多达三千多万人，有说达五千万……

　　　　不管这个数字是多少，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那都是一场灾难性的悲剧，都永远是一种难以愈合的痛。对远迁宁夏的移民，悲剧的色彩更浓，难以言说的痛苦也显得更加沉重。席有生说：我们那个大队饿死了二十多人，我一家六口就有四人在这场灾难中死亡！

　　　　灾难降临前出现过短暂的海市蜃楼：大人每月供应45斤面粉和大米，小孩的定量是三十斤。每人每月有几两青油，还能吃上两次肉。环境虽差，但不饿肚子，这对远迁他乡的人来说，已是一种不可多求的福祉了。

　　　　不久，饥饿的影子出现――先遣队员的定量由每月的45斤一下锐减至20斤，小孩减到了10斤。肉、油也从先遣队员的生活中消失。原希望自己种的粮食、蔬菜能补贴一下生活，但糟糕的是，先遣队员们费九牛二虎之力种下的小麦、糜子、蔬菜之类，由于缺乏水的浇灌，要么就根本长不出苗，要么即使长点苗也很快就枯黄死掉，给先遣队员们留下的只有无尽的失望和焦虑。

　　　　移民的定量还在不断减少。最后，每人每月只能得到七斤半（小孩三至五斤）带皮的糜子。

　　　　干部号召：粮不够，瓜菜凑。

　　　　荒滩上草都没有，哪有什么瓜菜？

　　　　干部们答复干脆而简单，“没有瓜菜自己想办法！”

　　　　远离家乡，举目无亲的人还能想出什么办法？席有生的母亲席王氏只有像所有移民一样变卖家中包括被盖、衣服和桌椅板凳在内的所有财产，到占有好土地和浇灌条件好的当地人那里去换粮换瓜菜――一件衣服换一斤箩卜白菜，一张桌子只能换两三斤面粉。到了基本上是倾家荡产时，席王氏便把当地人抛弃的糠壳和空玉米棒拾来磨细做成馍吃，或者到荒滩上挖来一种叫黄角粮的药材，剥皮泡三五天去掉麻性再吃。但这些都是具有危险的食品，吃后拉不出屎，得用棍子掏。

　　　　初冬来临之际，树皮、草根、糠壳……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席王氏常到黄河边去寻些枯野菜，或者去拣当地人丢弃在地里的干莲花白叶子，用水泡泡，然后和着带壳的糜子面煮成一锅能照起人影的糊给一家人充饥。

　　　　即使这样的食品，也不能保证一家人吃饱。席王氏为了让丈夫、儿孙们多吃一点，她常常把“糊”煮好后就借故去做这做那地忙着，或者舀上一小碗躲到一边吃。实在饿得慌了，她便按照乡亲们介绍的方法，把辣椒磨细，冲一碗开水喝下，让辣的感觉麻醉空空的胃囊，暂时忘饥饿的折磨。不到两个月，席王氏骨瘦如柴。

　　　　为了改善家庭生活，席王氏去挖老鼠洞，抓老鼠给家里人加强营养。去世的前几天，把手伸进洞里抓老鼠时被老鼠咬了一口，没有钱看伤，伤口感染了肿得老高。这样一来，她更加虚弱了，在家走路要扶着墙，在外找野菜拄着木棍还常常被大风刮倒。

　　　　1958年阴历2月初7，阳光明媚，无风。但在寻找野菜的路上，席王氏仍然倒下了――她不是被风吹倒的，而是饿得发晕，一头栽倒的。若像平时那样倒在沙地上，也许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每次被风吹倒，稍过片刻，她就能依靠手中的棍子慢慢站起来。但这天，席王氏却倒在了水渠里。水渠里没有水，但淤泥死死陷住了她的双脚，她用带伤的手挖开淤泥才好不容易取出了一只脚，另一只脚挣扎了很久都拔不出来。她曾经呼救，但虚弱的她喊出的声音那么微弱，根本传不远，更何况，荒原上当时根本就没人。

　　　　当天中午，临村的人发现时，时年51岁的席王氏仰卧在渠中的淤泥里，她的生命已一点点远去――一滩淤泥，成了压垮她生命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

　　　　“她的一只脚仍陷在淤泥里，那只被老鼠咬伤后肿得老高的右手沾满稀泥，左手紧紧攥着篮子，篮子里装着一点不多的野菜。她脸上充满忧郁，两眼圆睁。”

　　　　49年后，席王氏这个被历史雕塑得最完美无缺的悲剧形象依旧清晰地保留在儿子的心目中――已74岁的席有生提到母亲死亡的姿态和表情时，禁不住老泪纵横，“我去收尸，怎么也取不下她手上的篮子，也无法使她闭上眼。我知道，妈是放不下我爸我妹和我这一家人。她想用那点少得可怜的野菜解除饥饿对一家人的威胁，死亡之神却以这种方式宣布她从生命的舞台上出局……”

　　　　如今已年近六旬当时还不满八岁的席宣花对母亲的记忆已经十分朦胧，但她却牢牢记住了母亲死后的情景。

　　　　按家乡的习俗，在外死去的人是不能进村的，席家只好在村外搭个棚将席王氏的尸体停在那里。席宣花不知道妈妈已离开了他们，还天天去摸妈妈的脸，去拉妈妈起来煮饭，说自己饿了。直到母亲入葬那天，席宣花才突然明白了死的含义，她扑在妈妈的棺材上撕心裂肺地哭喊：“妈妈，别走呀！我饿，你走了谁给我们做饭啊……”

　　　　母亲去世后，席有生的婆姨谢翠花被推到了家庭主妇的位置。当时，刚满20岁的谢翠花是一个漂亮、矜持、柔弱且极爱面子的少妇。不久，无米之炊的苦恼使她意识到，当贫穷、饥饿时时相逼之时，人的尊严、人格和面子也就不复存在了。为了一家人能活下去，她不仅继承了婆婆饿自己，顾家人的品质，而且，还毫不犹豫地拿起讨口的篮子和打狗棍，走家串户地去乞讨食物，用自己那瘦削的肩膀勇敢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她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家里人挨饿，更不能让家里人饿死。

　　　　每天天不亮，谢翠花就用小车推着一岁多的女儿英子去挖野菜，然后推着小车从冰上过黄河，到黄河西边的贺兰县去讨饭，中午前后，她准会回到家中用挖来的野菜和讨来的食品给一家人煮一锅饭充饥。

　　　　后来，谢翠花东度黄河讨饭的路也因政府要堵截逃亡的移民而被堵死了――1958年，难忍饥饿的移民们成群结队地乘车逃往陕西，陕西的各级父母官们组成了由某副省长和各县县委书记或县长参加的工作组。他们守住车站码头，围堵逃亡的移民，凡乘车者必须持“移民通行证”，没有“通行证”，一律不准通行。工作组还要求各乡、村干部和交通部门，不给移民开回陕的通行证，不卖给移民车票。没有通行证，买不到车票移民们也要逃――黄河上的冰层成了饥饿移民“暗度陈仓”向陕西逃亡的秘密通道。他们从黄河的冰上东度，然后顺着原路绕道逃跑。或者从北边进入茫茫内蒙沙漠，插山西太原，过潼关，然后回到库区。逃亡，成了一股无法阻挡的潮流。朝邑有个叫党正华的，四年不到他竟然逃跑了八次，成了名副其实的“逃跑冠军”。

　　　　这种局势令陕西官员们非常头疼和恼怒。他们开始组织人在黄河西边堵截，凡冰层厚，过往人多的地方都派有工作组把守，凡是从河东陶乐方向来的人，不管你是讨饭的还是过路的，只要一听是陕西口音就统统原路赶回。有两次，谢翠花都被赶回河东，害得一家人饿了两天。

　　　　谢翠花急了，她只好把过河的时间提前。每天凌晨三点左右，她便出门。这样果然躲过了河西设卡的工作组，并走到贺兰很远的地方去讨到了较多的食物。

　　　　这样的幸运并不长久。1958年农历11月下旬，工作组对谢翠花经常过河的那个地段实行了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设卡，谢翠花的乞讨之路再次被阻断。

　　　　谢翠花要去贺兰乞讨食物救活家人的决心并没能被阻断。她决定另劈过河的途径。席有生听了婆姨的决定坚决反对，“千万不能冒险去另外找路！去年以来，好多先遣队的人走白冰掉进黄河，至今仍尸骨难收！”

　　　　席有生的话并非吓唬妻子的无稽之谈。贺兰县某移民村40余人趁着夜色偷渡冰封的黄河，浮冰断裂，当场13人葬身黄河。

　　　　华阴县百洛村一个叫王新年的年轻人刚从部队复员就带着妻子、儿子到了陶乐。因不愿饿死异乡，1957年隆冬的一天晚上，他带着妻子和三岁的儿子，准备过黄河逃回陕西。行至河心，突听脚下的冰层发出了可怕的“咔嚓”声。王新年知道不好，惊叫一声，抓住老婆的手想跑，但已来不及了，不堪重负的冰层瞬间塌陷，一家三口被黄河吞没。次年春暖冰融，人们在黄河里发现了这不幸的一家：王新年挑着担子，手牵妻子，妻子拽着儿子，三口人以奔跑的姿势，在水下保持着令人心酸心碎的造型……

　　　　某村那13个冤魂及王新年一家悲惨的故事并未吓退谢翠花。她安慰丈夫说：“放心吧，目前已是隆冬季节，河里的冰越来越厚。更重要的是，最近多次过黄河，从当地人那里学了不少过河的知识。比如，分开行走，莫挤一堆。比如，走青不走白……”

　　　　她问丈夫：“知道为什么要走青不走白吗？”席有生茫然地摇摇头。谢翠花得意地告诉丈夫：因为冰层颜色发青的地方就表明冰已结得很厚了，行走在上面就不会有危险。而发白的地方，就表明那里的冰层还不厚，朝这种地方走准会掉下去……

　　　　有丰富冰上知识的谢翠花还是没能逃脱厄运的降临，她和女儿走了“白冰”。

　　　　几十年过去了，席有生仍然准确地记得黄河吞噬他婆姨和女儿英子生命的时间，“那天是1958年农历11月26日。”

　　　　与谢翠花一起的乞讨者告诉席有生：那天，谢翠花的运气不错，讨到了好几斤黄豆。她兴冲冲地用小车推着英子往回走，说要给家里人做顿豆花饭吃。结果，她慌不择路，忘记了走青不走白的过河秘诀。小车压裂了冰层，车上惊愕的女儿还没来得及哭出声来就“嚓”地掉进了黄河，谢翠花“啊”地尖叫一声扑上前去营救女儿，但她没能抓住女儿反倒压裂了身下的冰块。同行的人说：“掉下河后，她只冒了一下就不见踪影……”

　　　　1959年4月，打鱼的人从河里捞起了谢翠花的尸体，女儿的尸首则不知去向。已家徒四壁的的席有生用一床破棉被掩埋了自己的婆姨。

　　　　没有家庭主妇的日子使席家从此失去了重心，倍感迷茫。席兵的身体原本非常健壮，在老家时，他能挑着200多斤的竹货在一天之内从朝邑赶到60多里外的华阴去卖掉，然后再赶回家里。一年四季，天天如此。重体力劳动也使他非常能吃，一天能吃十斤膜，晚上从朝邑回家，还能吃一小盆面条。到陶乐后，粮食的奇缺使他不得不以紧勒库带的方式节食，即使这样，他的饭量仍大得惊人，有一次，实在忍受不了饥饿折磨时，他问妻子：过来几个月了，一直都饿着，能不能让我吃一顿饱饭？席王氏默默地流着眼泪把一家六口的饭舀给了丈夫。

　　　　席兵吃完一家人的那顿饭后流泪了。那之后，一种罪过感老堵在他的胸口，使他心神不宁，不管家里人以什么方式让他多吃一点饭菜他都会拒绝。长时间的饥饿使席兵的身体很快虚弱起来，特别是妻子、儿媳相继去世后，家里连野菜糊都没有保证了，他周身的浮肿开始加剧，手、脚“胖”得吓人，长期卧床难起。

　　　　最让席兵揪心的是，家中无隔夜之粮，九岁的女儿席宣花外出乞讨挖野菜不是被狗咬便是跌得伤痕累累。

　　　　又过了不久，连席宣花挖回的野菜也没地方煮了――当时，人民公社方兴未艾，墙壁上、山石上到处都是“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是我家！”“人民公社万岁！”的口号。迁往宁夏的关中移民也按照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公社之内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的要求效仿起了“大而公”的公社化生活。吃大食堂，统一劳作，统一分配成了那个时代农村最时尚的生产生活模式。家家户户的锅都被收去炼了钢铁，社员们集中在公社的食堂里，每天都凭借三碗稀粥两个馍维系着生命，也维系着人民公社艰难时期的“大好形势”。

　　　　一天，饿得头昏眼花的席宣花说了一句让父亲心惊胆颤的话：爸爸，让我死吧，我死了你就可以一个人吃四个膜了。

　　　　席兵不安起来。他已听到了太多为了一顿饭、一个膜而亲情冷酷无情，骨肉亲人自相残杀的事情：一个叫薛辛友的汉子，在饿得发昏时，只因六岁的儿子老啼哭着问他要饭吃，他发怒了，亲手掐死了自己的亲生骨肉！随即自己也成疯癫。几天后，这个“杀人凶手”饿死于拘留所，紧随着无辜的儿子相会在另一个世界……

　　　　在离席兵所在移民村不远的何家庄村，一个八岁的小男孩哭着问他妈要饭吃，已饿得奄奄一息的妈妈已拿不出任何东西给儿子吃。情急之下，妈妈打儿子一巴掌并骂道：催命鬼，早晚都要饿死，自己去死吧，还要吃什么饭……

　　　　“死就死！”倔强的小男孩用一根绳子把自己吊死在了村口的大树上。他母亲知道后也当场气绝身亡，于是，吊在树上的小男孩连个收尸的亲人也没有，在树上整整吊了一天……

　　　　为了不让女儿重蹈那两个小男孩的旧辙，席兵做出了一个他十分不情愿的决定：卖掉女儿，给她一条生路，也给自己一个苟延残喘的机会！

　　　　一个姓蒋的人同意用130斤面粉“换”席宣花――席兵还想再多要点粮，可那姓蒋的说，130斤面粉换你一个女娃已很亏了，华阴土洛坊村的朝老头把他儿子朝耕喜30元就卖给了朝新朝。一个当地人用70斤豆腐渣就换了一个小女儿，你要价这么高，我得考虑要不要你这个女儿了……

　　　　怕蒋家反悔，席兵赶紧同意。1959年3月的一天，席兵把从人民公社食堂领来的那个窝窝头塞给女儿说：妞儿，去给蒋叔当女儿吧，今后你就有饭吃了！

　　　　有了面粉，席兵的生命历程出现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回光返照”。他可以下床拄根棍子行走了。无风的日子，他还能步履蹒跚地挪到移民村落的那道土墙根下蜷缩着身子同那些与他命运相似的老婆老汉们一起晒太阳。

　　　　在那道土墙下，席兵不断从那些说话已口齿含混不清的老头老太婆们那里听到不少与粮食相关的悲剧故事：什么百洛乡的安东来、李新力为了不让一家人饿死，在生产队偷粮200斤被判3年呀，什么某村一老汉，吃了糠皮馍肚胀拉不出屎还嚷着问儿子要了碗面条吃，结果被撑死了呀……

　　　　但最令席兵惺惺惜惺惺的还数华阴南洛乡义和村那个叫石光兆的孤寡老汉。石老汉已70岁却饭量大得惊人，他把一个月的5斤面粉从村里的食堂领去两顿就吃完。接着，他又寅吃卯粮，把下一个月的5斤面粉也领去两顿吃完。食堂再也不给他发粮了――石老汉四顿吃掉了两个月的定量，也吃断了自己的命脉――一星期后，他饿死在床。

　　　　令席兵伤感的还不只是这些――前不久，由于到墙根下来晒太阳的老哥们儿老姐妹们多，位置还有些挤。可两个月不到，蹲在墙根底下的老人已经所剩无几 ――他们都已到村外沙丘下的新坟堆下永远“晒太阳”了。剩下的这些老哥们儿老姐妹们也都同自己一样周身发肿，四肢无力。他在心里估摸：大家到村外沙丘旁那新坟堆里“晒太阳”的时间也都不会太久了……

　　　　果然，130斤面粉吃完不久，席兵不能到墙根下晒太阳了。极度的虚弱和日渐沉重的病体使他预感自己已来日不多。他想女儿了。但无力抚养女儿的无奈和将其当作廉价商品出卖的疚愧使席兵不敢提出让女儿前来相见的要求，他担心女儿不会认自己这个无能无情的父亲，更不会来给自己送终。不过，将死之人最终还是没能遏制住自己越来越强烈的舔犊之情――他不想把对女儿的牵肠挂肚和担心、思念、忏悔之情带进坟墓。席兵托人把女儿从蒋家叫了回去。

　　　　席宣花至今仍能清晰地记得自己那天回家时的情景：哥哥到青风峡抬石头去了，躺在床上已动弹不得的父亲想喝水，可家里没有，席宣花到村头的井里用破盆端了点。她本想给父亲烧成开水，可人民公社的食堂已把所有锅、壶收走。她刚要把破盆架到灶上烧，父亲忙阻止，“别点火，房上冒烟，那些……干部又要来……找麻烦！”家里已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不知怎么办的席宣花呆呆地坐在床前，天黑后，就靠在父亲身边睡下。

　　　　半夜，席兵用沙哑而微弱的声音问饿醒的女儿，“妞儿，什么时候了？”

　　　　席宣花告诉父亲，自己也不知道。

　　　　“妞儿，把你卖给蒋家，怨爸吗？”

　　　　“不。”

　　　　“不就好。只有你……这么个妞，爸也……舍不得。但爸这里……没活路呀！”席兵哽咽得说不下去了。

　　　　停了停，情绪稍稳定些，知道生命的时间表已经排定，席兵开始交代后事，“妞儿，告诉哥……今后一定……要把我和你妈、你嫂子……迁回陕西！不要让我们……在他乡……当野鬼……”

　　　　席宣花不明白父亲的话，“爸爸，你怎么会当野鬼呀？”席兵喘着粗气对女儿说：“你不懂……给哥哥说……他……他明白”。说完，席兵拼尽全力慢慢地一点点地把身子转过去背对着女儿，然后问：“妞儿，我的脸……是不是背着你的？”

　　　　从席宣花的回答中得到证实后，席兵安静地“睡着”了――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席兵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完成了一个转身动作，把脸背朝着墙壁，避免死后吓着女儿，以此表达出他最后的舔犊之情,把生前的情感和死后灵魂永远地留在了女儿的心中……

　　　　1963年，席有生从宁夏返回库区。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关中汉子却牢牢记住“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这首词，他告诉记者，为了了却亲人魂归故里的遗愿，自己曾两次去月牙湖，将父母的尸骨分别背回。第三次前去背谢翠花的尸骨时，妻子的坟头已变成了一座高高的沙丘。无力挖开沙丘的席有生瘫坐在坟前问：翠花，是你不愿离开月牙湖，故意弄些泥沙把自己埋得深深的吗？你不愿离开这块过早结束了你年轻生命的伤心之地，是不是丢不下至今还沉在黄河里尸骨难收的女儿？是不是怕女儿一个人留在这西北塞外太孤独……

　　　　历尽人生磨难和经历了四次失去亲人伤痛的席有生如今住大荔县安仁镇营官村六社。他的妹妹席宣花住在离他不远的村子里……

　　　　11、“宁当库区鬼，不做安区人”

　　　　“案子”发生在夜里11点左右。

　　　　初秋的夜晚格外静谧。澄县刘家洼公社干部刘松（化名）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抓住了！刘干事，抓住了！”来人边敲门边兴奋而又莫头莫脑地报告着。

　　　　刘松在黑暗里喝问：“谁呀！抓住了什么？”

　　　　“刘干事你忘了？我是梁洲大队干部杨兵（化名），你安排我们在地里蹲守偷红薯的，我们抓住了！现在已把人送到乡上来了……”

　　　　刘松这才想起，六天前，自己包队的梁洲大队三队集体地里的红薯被偷了好几处。1960年的背景下，这显然是“破坏农业生产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公社领导评价“刘松同志阶级斗争敏感性强”，工作中“敢干敢斗敢拼”。偷盗集体红薯这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自然会引起驻该队干部刘松的注意，他亲临现场勘验，了解情况，排查作案者……

　　　　刘松志在必得――参加工作后，尽管“阶级斗争敏感性强”，工作中“敢干敢斗敢拼”，但因没有太多业绩，还是影响了提拔。所以，从接到报案后，刘松脑海里马上产生了斗争“灵感”：办好此事，争取进步！

　　　　六十年代初，具有刘松这种素质的干部是很容易“进步”的――在破获梁洲大队三队红薯盗窃案不久，因“打击盗窃活动”有功，刘松调任罗家洼公社治保主任。此后，刘“治保”“治理”自己辖下的移民更起劲了――为了让一个叫李显明的移民交代上访的“罪行”，他采用“吊”、“抽”、“烤”等种种酷刑苦苦相逼。李显明不堪折磨，投井而亡……

　　　　对李显明的寻死，受到降级处分的刘松一直想不通：不就挨了点皮肉之苦吗，至于寻死吗？当初，破获梁洲大队的案件时，案犯受的刑还比这狠呢……

　　　　的确，对梁洲大队盗窃案的“案犯”是够狠的。红薯被盗之初，大队、生产队干部都把怀疑的重点放在了朝邑县鲁安村来的移民身上。说这伙人都是解放前从山东逃荒到朝邑黄河滩安家的，这次修三门峡电站一下就迁移了46户到梁洲大队。平时，他们爱抱团，爱打架闹事，最难管理。他们来梁洲大队后，一直闹没有粮食吃，漫山遍野挖野菜。如今，这红薯接二连三地被盗，肯定是移民干的。大队、生产队干部都建议先抓几个来审，趁此机会治治那些不守规矩的移民,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刘松没敢轻举妄动。自库区移民迁移到安置区后，不断出现的一些事件已引起了不少风波――

　　　　前不久，白水县四关公社一个叫兰新和的移民因缺粮而把自己的女儿以100斤玉米卖给黄龙的一户人家，对方给了粮食前去领人时，舍不得把女儿给别人的兰新和与其商议，让女儿在家再住一段时间。后来，买主再去领人，已把100斤玉米吃完的兰和新仍不给人。双方发生冲突，兰将对方杀死后自杀。此事在安置区干部中传达后，人们莫不惊惶。

　　　　澄城县的移民为粮食、为居住等问题也出现了不少恶****件：杨家洼大队王学林的婆姨误吃有毒野菜被毒死后，留下一双儿女没人照料，成了大队和生产队干部无法甩掉的“包袱”。

　　　　庄头公社移民杨志文一家九口挤在一间有问题的窑洞里，窑洞垮塌后把全家人都埋在里面，无一生还。公社瞒报此事，移民四处告状，闹得满城风雨……

　　　　眼下这种偷盗集体红薯的事情虽然极有可能是移民干的，但刘松想到：捉奸捉双，抓贼抓脏，没根没据，抓来的移民不承认怎么办？于是，他对大队、生产队的干部说：“还是你们辛苦一下，来个人脏俱获再收拾他们，到时这些人也就无话可说了。”

　　　　当天，刘松调兵遣将，布置了几拨人马每天晚上都在三队的红薯地周围蹲守。才布置下去三天，蹲守就马到功成，作案者连连落网，四个偷盗红薯的人被当场拿下――但偷盗者是本地生产队的社员――这与刘松和村干部们要“给移民一个下马威”的盘算相差甚远。于是，“盗贼”被毫发无损地放掉，“盗窃案”不了了之。

　　　　刘松指示：再抓！不相信那些移民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又是三天过去了，现在又有“盗贼”被抓，刘松有点紧张，隔着门问杨兵：“盗窃犯是谁？该不会又是本生产队的社员吧？”

　　　　“刘干事，这回是移民，叫贾坤（化名）！”

　　　　“这些家伙，终于碰到我手上了！”刘松一下兴奋起来，拉开门，边扣衣服边对杨兵一挥手：走！审审去！

　　　　审讯室设在乡政府的会议室里，主席台的桌上放着本案的全部证据――三棵红薯（共5斤），一根小木棍和一个口袋。

　　　　借助昏暗的灯光，刘松这才看清：“盗窃犯”贾坤已被“办案人员”像捆粽子一样五花大绑着扔在地上。也许是太热，或者是捆得太紧，贾坤满头大汗，皱着眉头不停呲牙咧嘴地扭动着身子。

　　　　刘松在主席台中间坐定，“办案人员”分坐两边，审讯开始。

　　　　先是心理战术，政策攻心。刘松用少得可怜的法律知识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讲“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讲“贾坤，你的唯一出路是把啥都竹桶倒豆子”……

　　　　贾坤没有“把啥都竹桶倒豆子”，而是在地上小声呻吟。政策攻心显然没有见效。

　　　　刘松及时调整审讯方式，一拍桌子厉声问道：“贾坤，知道你犯下了什么罪行吗？”

　　　　贾坤咧咧嘴仍没有回答――他被捆的双手血脉不通，疼痛难忍，其思维很难集中到“罪行”的概念上。更重要的是，他也实在搞不清楚那五斤红薯会给自构成一个怎样严厉的罪行和惩罚。

　　　　见贾坤不吱声，刘松火了，咬牙切齿地一声高吼，“妈的，跪下！”并将皮带往桌上重重地一拍。杨兵等几个“办案人员”也立即声色俱厉地喝道：“跪下！”

　　　　贾坤大概是被眼前的阵势吓懵了，他仍弓着身子躺在那里。气急败坏的刘松和几个“办案人员”一拥而上，一阵拳打脚踢和皮带飞扬，贾坤终于被人卡着脖子跪下了。

　　　　“你顽固不化是吧？你不愿说是吧？我替你说！”刘松把声音突然提高一个八度自问自答道：你这是不折不扣的破坏农业生产的盗窃犯罪！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在我们刘家洼公社梁家庄大队的具体反映！我们要严惩不待――把你弄到大队里去批斗，抓你去游街……

　　　　贾坤终于开口了，“刘干事，不，刘同志，千万不能把我弄去批斗游街！那样了，我今后怎么在梁洲大队活呀！”

　　　　刘松冷笑道：“你还想在梁洲大队活？凭你的罪行，把你判刑后送去劳改都算轻的了！”

　　　　贾坤吓哭了，“不能呀！我坐牢了，我父母、孩子谁养？”

　　　　刘松马上“指出路”：不批斗游街坐牢也可以，但你必须交代，你的同党是谁？指使你作案的是谁？前几次盗窃集体的红薯的又是谁？你们移民是不是有个盗窃团伙？这个团伙的头是谁？骨干分子又有哪些人？你们的作案目的是什么？只要你如实交代了这些问题，我可以保你既不批斗游街，也不坐牢……

　　　　刘松的意图十分明显：要通过贾坤这条线索破一个移民盗窃团伙案，这样，不仅自己可以“进步”，还可以杀鸡给猴看，震慑整个安置区的移民！

　　　　贾坤却在心里暗暗叫苦：天呀！因为父母和两个孩子两天都没东西吃，自己才大着胆子去偷了三棵红薯，现在怎么偷出了个“移民盗窃团伙”？还有什么头目、骨干、目的什么的，这叫我到哪里找这些呀！

　　　　他忍着痛解释说：“到安置区后，我家人口多，分那点粮食不到夏天就吃光了。没办法，只好到当地老社员那里去借粮，讲好借一斤还两斤。前不久，队里借给我的秋荒粮全还账了，一还账家里就又揭不开锅盖了……”

　　　　贾坤还未讲完，杨兵上前就是一个响亮的耳光，“妈的，谁听你哭穷，交代是谁指使你去偷红薯的！”

　　　　“真的没人指使呀！一家人两天没东西吃，小孩饿得嗓子都哭哑了。开初，我……我还……”说到这里，贾坤吞吞吐吐，不敢往下说。刘松一拍桌子， “说！你还什么？”办案人员也高声喝问：“讲！”“快讲！你还什么？”

　　　　见不说不行，贾坤压低声音嘟哝道：“我本来也不敢去偷，怕抓住后挨打，名声也不好。但见前几天偷红薯的人抓住后又悄悄放了，所以，就大着胆子来偷了……”

　　　　“少诡辩！交代你们的团伙、骨干和头目。”没容贾坤讲完，“办案人员”打断了他的“诡辩”。

　　　　贾坤着急地向刘松分辨：“刘干事，真的没有团伙、骨干和头目呀！”

　　　　“哼，没有？鬼才相信。”杨兵接过话冷笑着骂道：“你们这些移民，天生的强盗，像你妈一群入侵者，跑来占我们的土地分我们的粮不说，还偷集体财产！”

　　　　其他几个“办案人员”也破口大骂：“什么移民，你他妈的全是贱民！”

　　　　“移民没一个好东西，全是偷鸡摸狗的强盗！”

　　　　“贾坤，你说，除了我们拉的屎你们移民没偷过外，还有什么没偷过？”

　　　　“哈哈哈……”一伙人觉得通过贾坤对移民的辱骂、蔑视很解气，边骂边开心地狂笑。

　　　　辱骂使贾坤非常不服，他“顶嘴”了。“本地的社员偷红薯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处罚，不这样辱骂他们？太不一视同仁了！太不公平了……”刘松等人听后先是一愣，接着，“哄”地一声笑了起来――他们觉得成天扛着锄头“修理地球”，连大荔县界都没有出过的贾坤有这种思想太可笑了。

　　　　贾坤的确有些“可笑”。他竟然不懂“花有几样红，人与人不同”这样浅显的理儿！在安置区，移民同本地人在任何事情上都是“内外有别”的：当地社员叫“老社员”，移民叫“新社员”。新、老之间，将同为农民的人划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等级。当兵、招工，当地人优先，一般轮不到新社员的子女。连生产队看守庄稼这种活儿，也只能由老社员去干，没有新社员的份，而生产队的重活、苦活、脏活又从来都是新社员的“专利”。

　　　　最令新社员们不解、不平的是，当地人每人有三分土的自留地，新社员却没有。要求给新社员分自留地的问题在会议上提出后，当地人白他们一眼，满脸讥诮和不屑：分了我们的粮种了我们的田还想分我们的地，你们移民是打土豪夺天下的绿林好汉啊？

　　　　到后来，歧视基本公开化了。渭北澄城县冯原镇迪家河村，一个姓李的当地人偷了一小车玉米被抓住后大队干部高抬了贵手，但新社员张某偷了五个玉米棒却被大队干部抓了典型，不但在大队开会对其批斗，还扣掉了张某100斤基本口粮。此后，不光是被批斗的张某，整个迪家河村的新社员都背上“贼皮”，谁家的东西丢了，当地人都会自然怀疑：肯定是那些新社员干的。

　　　　在安置区，农村干部绝大多数由本地人当，新社员一般干不成――即使当上了也会很快被“挤”下台。原朝邑县平民乡南豫村干部谭广原1959年迁移到澄县罗家洼村被安排当了村干部后，他带领村民努力发展生产并开展副业生产，刚当一年村干部就使该村的收入达到人平六毛钱一个劳动日。可当地的领导说他搞资本主义，将其撤职。此后，该村村民的收入回落到了人平三分钱一个劳动日的“社会主义”……

　　　　也有在基层干部的职位上站住脚的，但那被人编排、操控甚至是愚弄的日子却是非常人能忍耐的――临渭区官邸镇陌张村安文茂曾当过该村党支部书记，现年已71岁的老人对记者强调说：即使我这个党支书，在当地干部中的地位也是不平等的。当地干部是多数，即使研究再正确再应该办的事，只要他们不愿意，就会以多数否定我这个少数。讨好人的工作都由他们去做，比如，谁家的孩子当兵、参工，他们会争着去报喜和告诉村委会的决定，而那些得罪人遭人恨的事，他们又总是“推荐”我去做。老支书举例说：比如，让超计划生育的村民到乡里做流产做绝育手术或对其罚款，村民闹矛盾打架，要处罚小偷小摸，干部会研究时他们会都推举我去做工作，多做工作道没有什么，问题是我每次处罚、得罪过人，总有人到被处罚和被我得罪了的人那里去讨好，说他们是不愿意这样处理的，主要是安书记坚持要这样处理，天长日久，记仇的人多了，我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

　　　　谭广原、安文茂这样的能人在安置区的地位都不过如此，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移民提出“公平”“一视同仁”这样的问题也就真的有些贻笑大方了――杨兵边笑边过去搬过“案犯”的头问“贾坤，你想一视同仁？想要公平？”

　　　　贾坤恐惧地望望刘松，又望望凶神恶杀的“办案人员”，先是恐惧地点点头，接着，又拨浪鼓般地摇头。

　　　　杨兵阴下脸发怒了，一脚将贾坤踢翻在地，“让你的一视同仁和公平见鬼去吧！”

　　　　刘松没忘记自己的使命，“让他交代他们移民盗窃团伙，不老实就给我打！”

　　　　杨兵等几个“办案人员”得令，马上过去七手八脚地把贾坤捆在柱子上。贾坤还想声辩，皮鞭飞舞起来了。啪啪的抽打声和着贾坤的惨叫声从乡政府传出，令人毛骨悚然。“唉哟！刘干事，求你们莫打啦！我的手都整断了呀……”

　　　　到下半夜，听不见惨叫声了，那有节奏的鞭挞声在宁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脆。

　　　　天亮前，“办案人员”才把已经昏迷的贾坤从柱子上解开放下，然后，一伙人在刘松的带领下去共进早餐。昏暗而空荡的办公室里，孤零零地剩下伤痕累累的贾坤。他又饿又渴，满是血迹的嘴唇裂出了一道道口子；室内的闷热使他不断冒汗，被汗水浸泡的伤口钻心地痛，成群的蚊虫“嗡嗡”地爬在他身上乱叮乱咬。这一切，贾坤全然不管不顾，他本然地坐在那里，泪水无声地淌着，眼里流露出悲伤的目光。

　　　　他的精神完全垮了，他被刘松等“办案人员”那“偷鸡摸狗的强盗”、“入侵者”、“贱民”之类的辱骂和歧视深深所伤害，他的心中涌起一阵阵无法言说的痛楚。

　　　　这个老实憨厚的汉子虽然只读过三年书，但从山东逃荒到关中的父母多年言传身教，他也懂得不少孔孟之道，知道“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种种道德准则，要不是饥饿威胁着一家老小的生命，打死他也不会去偷生产队的红薯。做下“盗窃”之事后，他也后悔害怕，他也觉得自己的行为错误，应受到教育和惩罚，但他没有想到，刘松等“办案人员”的教育方式竟会如此凶恶野蛮！更让他想不通的是，自己也是为了支援三门峡电站建设被政府迁移到这里的，怎么就成了“入侵者”，成了“贱民”？自己生活的关中富甲天下，不是响应政府的号召，自己和所有移民愿意来这沟壑纵横，十年九旱，吃饭靠天的梁洲大队吗？

　　　　贾坤想家了。在那片黄、渭、洛冲积而成的三角洲上，沃土万顷，水渠纵横。如果不来梁洲大队，到了这个季节，秋天的景色将会多么的迷人：到处硕果累累，压得树枝都弯下了腰，满地的大豆、小麦、高粱和蔬菜飘出诱人的香味。房前屋后鸡群觅食，原野林间牛羊成群。那宽敞的农家小院，家家户户那仿宫庭的门窗，无不显示着主人的高贵富有。在这片土地上，永远不会出现饥饿，永远没有衣食之忧，随便什么时候都能把肚子填得鼓鼓的，随便到地里弄点什么到城里去一卖，就能变成钱，变成身上衣服脚下鞋。

　　　　可自到梁洲大队后，平原上的果树、大豆、小麦消失了，鸡群牛群羊群没有了，宽敞的农家大院变成了狭窄而充满土腥的窑洞。不但衣食无着，连喝口水也要到老远的山沟去担。一家人饿得奄奄一息时，被迫偷几斤红薯，就成了这伙人眼中“偷鸡摸狗的强盗”，就被他们如此歧视侮辱，受尽折磨。自醒来后，贾坤一直忧虑：这样的“惩罚”哪才是个头？偷几斤红薯真的有那么严重的罪行吗？他们为什么非要弄一个盗窃集团……

　　　　对这些，贾坤全然不知。

　　　　当时，他只知道刘松等人吃完早饭还要“收拾”自己，自己要被批斗游街，还要被判刑。想到这些，他感到害怕，感到无脸见人。绝望使他不寒而栗……

　　　　他想一死了之。

　　　　想到死，他不禁打了个寒颤：我死了，一家老小怎么办？但不死，他们硬要我交代盗窃集团怎么办？若我受不了苦刑，乱咬一个盗窃集团，那不就害苦了其他移民吗？不顺他们的意思讲，弄去批斗游街判刑了我今后还有脸在这块土地上活人吗？唉，移民在这块土地上活人怎么就这样难，简直比在库区当鬼都难……

　　　　想到这些，贾坤忍着伤痛，爬到桌前，扶着桌子站起来，用食指蘸着身上还未凝固的血在“审讯记录”上写下了无数移民曾说过的一句话：“把我的尸体埋到库区，我宁当库区鬼，不做安区人”……

　　　　接着，他跌跌撞撞地向外走去。到了刘家洼公社外的井前，贾坤毫不犹豫地一头扎了进去。

　　　　贾坤没有死成，乡场上挑水的人救了他……

 

[我等屁民]

第三章 翘首望长安 文 / 大迁徙













　　　　12、“上访定乾坤”

　　　　13、“我们要种地，我们要吃饭”

　　　　14、“平民大队”

　　　　15、“还是给组织留点面子吧……”

　　　　16、“苗司令”

　　　　17、“司令秘书”

　　　　18、马湖会议

　　　　19、败走沙苑滩

　　　　第三章翘首望长安

　　　　12、“上访定乾坤”？

　　　　

　　　　饥饿、歧视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导致了大批移民自行返库，当一股股越聚越多的返库人流涌现在西北高原时，当阻止、驱赶和恐吓都无济于事时，陕西、宁夏两省、区的领导们面对逃亡的返库浪潮不由得有些脚慌手乱、无计可施。

　　　　这股汹涌的逃亡浪潮是1961年春夏之交形成的。人们自发地从各个安置点逃亡，像一股股细流涌向淘乐，涌向永宁，涌向中卫，涌向贺兰等八九个移民安置县县城，然后，形成更大的浪潮从这些县城涌向银川，最后汇集在银川汽车站，近7000名不堪饥饿贫穷的迁宁移民，连续40多天围攻宁夏自治区政府机关，哄闹政府领导，殴打当初以欺骗手段动员他们去宁夏的干部。因他们拦路挡车，宁夏的交通几乎全部瘫痪，银川汽车站连续4天不能出车，中卫3天不能出车，仁存渡交通中断2天――在讲述这一情节时，陈思忠等几个文化不高的老移民都不约而同地用到了“人山人海”这一词语。

　　　　“哎哟，我的娘呃，那人真是多呀，小孩牵着大人，大人头上顶着行李，人挤人，人推人！”讲这段话时，老移民陈思忠禁不住打了个寒颤并连连摇头。他怕记者不明白究竟有多挤，又补充说：“只要到了车站周围，就根本不用自己走，人的双腿都挤得着不了地，骨头好像被挤断了似的，五脏六腑也好像挤到一块儿了……”

　　　　一道大门却将这滔滔人潮无情地堵在了汽车站外。早在这之前，为阻止移民返籍，陕西省政府和渭南地区及库区各级政府抽调人马组成了一支阵容强大的工作组坐镇宁夏。工作组成员兢兢业业守在黄河边，堵在移民到银川或北去陕西的必经之路，想堵死移民们的归途。当人们或绕道而行，或硬闯关卡不断涌进银川城后，省里去的某副省长改变策略，一方面把力量全部集中到火车站、汽车站实行死守严防。另一方面，与宁夏自治区政府一道作出决定：不卖给移民车票。

　　　　买不到车票上不了车的移民仍不死心，他们不断冲击车站，冲不进去就把车站的大门堵死。形成“我进不来，你也别想出”的对峙状态。

　　　　陈思忠这样描述当时的事态：……数千名扶老携幼的移民聚集在车站不肯散去，他们喊着“我们要回家！”“我们要活命”的口号多次冲击车站，几十个年轻人还从围墙翻入，企图打开大门被制服。移民买不到票，迁怒于当地政府，纷纷涌向宁夏自治区政府，把政府的门围得水泄不通。自治区书记刘阁平出面动员移民回安置点，话还未讲完，悲愤的人群吼道：“回移民点是死，在这里也大不过是个死，我们就死在这里！”“不卖车票给我们，坚决不走！”

　　　　但移民终究没能坚持下去，先到银川的移民身上那可怜的一点钱和干粮没几天就告罄了，“弹尽粮绝”之后，他们不得不绝望地离开，或者回安置点重筹粮草，以图再踏归乡之路。或者掉头北去，进入茫茫毛乌素大沙漠，绕道返回库区。

　　　　第一批移民含愤离开了银川，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又接踵而来，他们也先去汽车站、火车站，买不到票上不了车就到自治区政府门口去闹事示威，直闹得政府领导不得安宁又无可奈何。

　　　　后来，官方记录这一事件时只有两有寥寥两句：“6000多移民围堵自治区政府闹事达四十余天，给当地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此事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重视……”

　　　　无法在宁夏获得一张回家的车票，又无力穿越茫茫毛乌素沙漠回陕的移民们想到了一个古老而又渺茫的办法――告状。缺少联系又信息不通的的移民们以县为单位进行串联（后来，据库区移民统计，六十年代初上访的代表有六拨），推选出自己的代表，然后，每人两毛三毛地为上访代表筹集经费。怀揣少得可怜的一点钱，背着一大包馍的代表们出发了。他们不去渭南，更不去华阴、大荔，甚至西安也不去――农民看问题的思路很简单：是县、乡的干部用“宁夏条件比渭南好，宁夏可分十多亩地”这样的假话骗了移民，移民才去宁夏过得那样悲惨。支持县、乡干部骗人的是渭南那些官员，渭南的官员同省里的领导又是同穿一条裤子，同一鼻孔出气的――故上访从一开始便走“上层路线”，他们直奔北京，把脱离宁夏，重新返库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央政府。

　　　　上访的代表出发后，移民们便望眼欲穿。那段时间，各个移民点总能听到一些令人鼓舞的消息：“我们县的代表已找到水利部领导了！”“我们县上访的人把材料交到国务院去了……

　　　　后来，移民点传说的上访故事已完全融入了传说者的想象色彩：“……我们县去上访的人在中南海外呆了一年多才见到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听移民代表汇报后非常生气，一拍桌子站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最后忍不住高声给陕西省的领导打电话问：‘你们给中央汇报时并没有讲要把移民安置到宁夏，那边怎么有移民？’ 陕西的领导回答：‘……我们是往宁夏迁了些移民。’周总理指示：‘把那里的移民全部迁回去！’”

　　　　同民间那些有着太多想象色彩的传说相反，大荔县移民局的档案材料里记载的那个上访事件则完全有根有据：

　　　　1961年8月，仁义村的李启生、薛武亭，柳园薛董村的董思潮等三个支部书记等代表，到党中央、国务院、西北局、省委、省人委、宁夏自治区党委以及渭南专署、大荔县委、县人委等机关，到处告状，随即出现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大批返陕的局面……

　　　　冷梦在《黄河大移民》中这样记录了三位党支书上访的过程：

　　　　复转军人陈向荣清楚地记得那天在贺兰街上遇到三位支部书记的情景。陈向荣在部队时是汽车兵，随家迁移到贺兰后不久又干上了老行当。这天，他一眼瞥见人群中走着三个风尘仆仆的青年农民――三位支部书记当年都只有二十八九岁，他们分别是贺兰县一、二、三农庄的党支部书记。陈向荣跳下了车，和自己农庄的书记薛武亭打招呼。

　　　　“国务院在哪儿？我们要去见周总理。”

　　　　薛武亭一脸茫然地向他这位“见过世面”的人打问。他也不知道国务院在哪里。一脸茫然的薛武亭却坚定地对他说：

　　　　“移民这事中央知道，至于移民到宁夏，中央不一定知道。”

　　　　他们相信，几千里外他们受苦受难的情形党中央不知道。

　　　　三位年轻的支部书记，代表着三千多个农庄的移民，身背干粮袋，进京上访了。

　　　　在国务院门口，警卫拦住了他们：移民问题得到农垦部反映。

　　　　农垦部的回答很原则：“国家拨款，地方移民。至于移民怎么安置，中央不知道，属西北局与省协议的。”

　　　　……进京上访的结局就这么简单，简单得令三位青年农民痛苦不已。临行前乡亲们满怀希望，叮嘱再叮嘱：“不管花多少钱，把问题向上级反映上去，能够把土地给咱。”乡亲们勒紧裤带，你几毛，他几块地为他们凑足了路费；而他们自己，也是抱着“犯错误，丢党籍”的决心来的。事情的尴尬，莫过于想像中极复杂极壮举的事情现实中却太简单太平淡。三位青年农民茫然地漫步在长安街上，越过京城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仿佛看到荒芜的内蒙古沙漠边缘，沼泽地，芦苇野草丛，饥饿而衣衫褴褛的人群，乡亲们饱含希望的几千双眼睛……

　　　　他们流泪了。

　　　　他们是为民请命啊!

　　　　三位风尘仆仆的青年农民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在陕西省委办公厅他们见到了一位姓张的干部。

　　　　“我们是从宁夏回来的，要找薛玉怀省长。”

　　　　“薛省长不在。”张干部抬起眼，冷冷地。

　　　　农民的话里带上了哭音，几乎在哀求：

　　　　“我们这些移民，在宁夏生存不下去……”

　　　　张干部陡然色变，发脾气了：

　　　　“把你们移民移到宁夏，是政府的决定，你们告状！告什么状？”

　　　　“我们移民要回来!”薛武亭趋前一步。他豁出来了。冷遇、委屈，太多的复杂感情撞击着他的胸膛，他不顾一切地脸对脸地冲着干部吼起来。

　　　　张干部一拍桌子：“回来你负责!”

　　　　“如果问题解决了，把土地给我们，回来了，我用头担保!……可是，我大队饿死十七个人，你能不能用头担保？’，

　　　　薛武亭几乎是悲愤地叫道。舍去一人的头颅，拯救苍生，这恐怕是一个青年农民、一个大队支部书记所能抉择的最高生命价值取向。父亲亲手扼死饥饿啼哭的儿子的惨状，那一溜蹲在墙根晒太阳悄悄毙命的老汉老婆们，鬼影憧憧，阴魂不散地游荡在他心房――远在省城的张干部，你怎么能知道苍生的疾苦、苍生的磨难、苍生的死死生生!

　　　　薛武亭抓起纸笔，愤然书道：“薛省长，宁夏移民回来要求解决土地问题。薛武亭。”

　　　　他们必须面见省长，面见移民的父母官。

　　　　一小时以后，他们下榻的简陋的旅馆里来了一位老干部，老干部拍着他们的肩膀，说出来的第一句话就让他们眼潮心热：

　　　　“哎呀，打发了的姑娘回娘家来了！回家了不住家里还住旅社？走走走，回家住去!”

　　　　老干部是位“大官”，陕西省民政厅的苏厅长。

　　　　三十多年后当薛武亭老汉对笔者讲起当年这温暖的一幕，刚刚流过泪的沟壑纵横的脸上闪现出光泽。百姓的心是易温暖的，一个笑容，一句温暖的话，会让他们终生不忘……

　　　　苏厅长安排他们住进了省委招待所，亲自陪同他们吃了顿“娘家的饭”，席间，苏厅长详细询问了宁夏移民的生活状况，沉吟道：

　　　　“你们反映的都是实际问题。六十条贯彻后，纠正‘共产风’，中央要给宁夏说，才能解决土地问题……”

　　　　“那咱陕西省啥时候去人呢？”

　　　　“给省长汇报后，一个星期内派代表去宁夏，协商解决移民问题。”

　　　　两省(陕西、宁夏)工作会议于1962年夏作出决定：愿返陕的移民全部返陕，由陕西省进行二次安置，所需经费由陕西给予解决……

　　　　在库区采访时，不少移民对冷梦笔下三个支部书记上访对于移民返库起到绝对作用的说法提出了异议。移民们说，只能讲他们的上访起了作用或者是起了重要作用，但不会是绝对作用，更不会是一访定乾坤。移民能回到库区，同很多移民上访和移民自身的努力分不开，也同三门峡电站在修建中出了问题分不开……

　　　　翻开有关三门峡电站修建的记载，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道理。当年，三门峡库区移民在受饥饿、受歧视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下苦苦挣扎时，他们为之奉献了故土、幸福甚至是生命的三门峡水电站的修建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1960年7月28日下午，苏联专家和各地来宾代表共三万余人庆祝三门峡水利枢纽胜利拦洪大会在三门峡大坝右岸隆重举行，人们挥舞花束，欢歌笑语，热烈欢呼工程的“伟大历史性胜利”。

　　　　然而，在那欢呼胜利的庆典还未开始之前，西北利亚的“寒潮”就已使中苏关系降温了，“老大哥”不愿把他们当初承诺的援建项目进行下去。8月10 日，科洛略夫等苏联专家离开三门峡回到他们的“修正主义”国家去了，把一个有严重隐患的工程留给了中国人民……

　　　　1960年9月14日，三门峡水库建成蓄水。

　　　　又一个万众欢庆的热闹场面出现了。当时的报纸说：“当一个绿色的人工湖出现在人们眼前时，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伟大成就使在场的上万名观众无不欢欣鼓舞，热泪盈眶。”

　　　　圣人出、黄河清，中国人千年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但在人们的欢呼声中，黄河已经不露声色地开始了它的报复。专家们用可怕的数据计算着水库“寿终正寝”的日子：

　　　　“90％以上的泥沙进入水库后无法排泄，形成淤积。蓄水仅一年半，三门峡水库就淤积了15亿吨泥沙。原设计水库水位在330米时的库容为60亿立方米。到1962年就只剩下43亿立方米了，不到两年时间，库容就减少了近三分之一。照此速度，整个水库只需七年就将被夷为平地。那时，黄河第一坝将成为亚洲最大的瀑布。”

　　　　灾难并不止于此。严重的淤积引起河水倒流，回水在黄河重要支流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坝。还未完工，近20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中，潼关河床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暴长4.5米，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黄河上游及支流水面也连涨连高，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及关中平原和渭河下游的工农业生产安全受到威胁。

　　　　1962年3月，国务院据此决定：三门峡水库改变运用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防洪排沙”。按原计划蓄水360米而强行搬迁腾空的上百万亩土地并没被淹没，而成为闲置无用的荒原。很快，各种机关、厂矿、学校、军队瓜分了这片沃土。

　　　　国务院的决定把三门峡移民强烈要求返库的势头推向了****。《华阴县移民志》不惜笔墨地记录了这一****的形成过程：

　　　　“1956年至1958年，移民自行返库从未间断。开始是自发的分散的小规模举动，后发展为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举动，返库次数、人数愈来愈多。

　　　　“1956年8月迁，迁往陶乐的朝邑县移民因安置点离村庄较远，自行迁往宁朔。对安置在永宁县的本县移民影响很大。1957年6月，陕甘移民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确定移民任务缩减，移民情绪波动，形成群众性的自行返籍。先后返回1510户2071人，占迁出人数的56.3％。1959年秋，省内移民开始后，部分迁往宁夏的移民返回库区，要求内迁，先后返回898人。

　　　　“1960年，三门峡水库拦洪蓄水后，水库蓄水面积不大，为增加安置区移民生产队的收入，安置区采取了在库区‘拉吊庄’的耕种方式。加之一些机关、部队、厂矿、学校和库边的社队到库区耕种土地，诱发了移民大批返回库区。1961年10月，外迁移民返回库区1061人。11月中旬增加到1262 人，坚决不回宁夏……”

　　　　华阴一县虽只有千余人，而数县滞留库区不肯再去宁夏者却有万余人之多。

　　　　根据这种情况，1962年3月13日下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陕西西安人民大厦召集陕西、宁夏两省（区）开会，专门研究三门峡库区移民由宁夏返陕问题。

　　　　据当天的会议纪要记录，参加会议的除西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白治民、西北局农业办公室主任李登�外，宁夏民政厅副厅长金民、宁夏安置办主任林德民及陕西农业厅厅长赵锦锋、陕西粮食厅副厅长高秀山等领导参加了会议。

　　　　会议纪要记载：1956年至1958年，陕西三门峡库区迁往宁夏移民2.9万余人，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移民自发返陕达五万七千多人（次）。目前，在三门峡库区难以送回宁夏的移民达9400多人。为了确实解决这一问题，宁夏民政厅金民厅长来陕，先与陕西省农业厅赵锦锋厅长交换了意见，又共同向陕西省谢怀德书记作了汇报，最后并请西北局白治民同志参加对移民返陕问题进行了研究。

　　　　这次西北局召集的会议，实质上只作了一个决定：允许陕西迁到宁夏的移民都回陕西，由陕西进行第二次安置。但会议仍说：“首先应积极作好巩固工作，尽可能地把宁夏现有移民巩固下来。”会议同时强调：对经过认真工作后仍坚决要求返陕的移民，不能强行阻止。要给他们迁移自由。对他们，宁夏要送好，陕西要安好……

　　　　会议纪要很快便报送到了中央。几天后，中央批准了西北局和陕西、宁夏的决定。3月下旬，同意移民返陕的决定传到了陶乐县。

　　　　如今已70多岁的华阴市华西村移民张吉胜当年在陶乐县马太沟人民公社食堂当管理员，老人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62年3月26日。我死都不会忘记这个时间！”

　　　　提到这个难忘的日子，张吉胜那已干涩的眼中闪烁着泪光，他的思绪又随着这个日子回到了当时的情景。“那天，下了点小雨，我在大队值班，马太沟公社文书岳明德来叫我通知移民干部开会传达返陕的事。当时我根本不信，还骂他你小子想回陕西想疯了吧。当他把盖有公章的通知亮出来后，我的眼泪唰地流下来了，楞了片刻，才回过神来，激动得一把将岳明德抱起来转了好几圈，然后一下把他扔在地上摔了个四仰八叉，我也不管，便朝着大队干部修水渠的工地一路狂奔。刚下过雨的路上有些滑，摔得我满身满脸是泥。我一点也不在乎，在有移民居住的地方，我还会边跑边扯着嗓子高声喊‘中央同意我们回陕西�！’害得好多人追着我问，‘张吉胜，是不是真的！’接着，他们又也像我一样狂奔着把这一消息传递给其他人……”

　　　　4月20日，宁夏移民返程的日子。每一个人都归心似箭，但每一个人都有几分离去时的牵肠挂肚，每一个人都没有回归故里的喜悦。

　　　　天还未亮，几乎所有的移民都早早地起了床。不是为了收拾行李――知道返陕的消息后，人们就一直“忙着准备”。家里的财产为换得一点粮食几斤蔬菜，大多数移民只剩下一床被盖几件衣服，早就家徒四壁了还有什么可收拾的？也不是为了做最后的早餐――大多数家庭将所有的粮食都已做成了路上所需的干粮。即使还有粮食，谁也没有这种时候在这种地方吃早饭的心情。

　　　　就要回家了，但在这块耗尽了移民们的家力财力，让他们吃尽苦头，甚至让他们家破人亡的不毛之地，他们还有很多事要做――好多人都挖开地里的坟墓，将骨头装在麻袋里或用木板钉的盒子里。他们要把亲人的骨头、灵魂带回家，谁都不愿让自家人独在异乡成野鬼。有的家庭亲人刚死不久，尸体刨出来时肉还没有烂，这些家庭的人就将骨头连肉一起装到麻袋或木盒子里。尸体散发出浓烈的臭味，但这时谁也不管不顾了。那些无力运走亲人骨骸的人只有到亲人的坟前点燃纸钱，流着泪向独在他乡的孤魂做最后的诉说；对那些死后连坟墓也没有一个的亲人，他的家人只有面向黄河，面向茫茫沙漠长跪不起，祈求一方神灵保佑他们那些死于逃亡，至今尸骨难收的亲人在九泉之下一路走好；婚嫁在当地的女子们知道自己不能忍受从此亲生骨肉天各一方的痛苦，那与家人道别时的哀哭也就格外悲伤，直撕扯得爹娘肝肠寸断；那些家庭人口完整的移民们也感情十分复杂，他们默默呆立房前，在风沙中告别这块给他们留下了太多辛酸、太多痛苦的伤心之地……

　　　　终于可以出发了，男人们扛着少得可怜的一点行李，搀扶着走路都颤悠悠的老人，婆姨们背着皮包骨的孩子，默默跟在后边。黄河沿岸，沙漠边缘，一支支像溃败的大军在失望、绝望的气氛中缓缓向集结地蠕动着。然后，无蓬的车队从多个集结点载着历尽磨难的移民们驶向银川平乐火车站。

　　　　嘈杂拥挤的火车站站台上，送行者大多表情凄然。他们都是不能回家的三门峡库区人。他们中，有子女与当地人结婚后不愿骨肉分离的家长，有已被折腾得山穷水尽而回不了家的移民，有在当地已找到了一份不错工作而不愿回家的“工薪阶层”，有因为有移民留在宁夏而还要继续留下的移民干部。望着乡党都挤上了回乡的列车，这些人百感交集，泪流满面。

　　　　几十年后，再回头看，这些未回乡的移民和移民干部肯定比回乡的大多数人强，至少，他们没有遭受在库区和安置区多次搬家的颠沛流离之苦，没有因闹返库闹土地问题闹救济款问题而遭受劳狱之灾，没有库区发洪水后的苦恼……

　　　　他们中，有的人甚至还混得不错。比如：华阴县原二区区长胡安定，1957年去陶乐后一直定居宁夏，几年前从某区人大主任岗位上退休；华阴县原关北乡乡长田春华，1957年去陶乐后任该县民政局局长，后任该县副县长；华阴县刘怀荣的弟弟刘怀化在逃亡中跑到宁夏某煤矿当了驾驶员；大荔县户家乡村民孙寅道随女婿住在银川市内……

　　　　13、“我们要种地，我们要吃饭！”

　　　　大荔县移民志记载：到了1962年3月底，有1.2万迁宁移民返回库区，坚决拒绝回宁夏。经宁、陕两省协商，报国务院批准，迁宁移民全部返陕，重新安置。陕西省责成渭南地区将这些移民重新安置在蒲城、白水、澄城、合阳、临潼、渭南、富平、大荔、华阴、潼关等县。大荔县按3035户、16260人进行安置。其办法是分散和对口相结合，以投亲靠友为主，安置在县境内的634户，3650人。分散安置在外县的2401户，12610人。其中：蒲城的 110户，550人。澄城的111户，554人。富平的605户，3500人。还有白水、合阳1575户，8006人。

　　　　华阴县的移民志也说：本县迁往宁夏的10673人全部返回，安置在渭南地区境内。

　　　　作出以上安排后，问题出现了：1.2万自发返库的移民拒绝到其它新安置区。当时的渭南专署成立了朝邑、沙苑和上洼三个库区区公所，配备干部60多人。官方的材料说：经过两年的动员，并采取强制措施，这些人于1964年底才撤离库区。

　　　　移民第二次去安置区的过程的确十分艰巨。当时，正值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毛泽东主席发誓不吃红烧肉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西安、渭南、华阴、大荔等县市那些吃不饱的城市市民、国家机关干部、厂矿工人纷纷到库区种地，办起了大大小小的农场。三门峡水库拦洪蓄水后，水库蓄水面积不大，为增加安置区移民的收入，安置区也采取了在库区“拉吊庄”的耕种方式，到库区耕种土地。库区里到处麦浪翻滚，炊烟袅袅。从宁夏归来的移民好生奇怪，刚一下车，便如脱缰野马直奔他们的老家而去。

　　　　明白眼前大片的土地已经易主后，移民们虽愤愤不平却不敢去惹那些鸠占鹊巢的主，他们的单位都是“国有”性质的，人也是国家干部，“民不与官斗”的恒古真理压抑了移民们的满腔怒气。虽不敢招惹“国有农场”，但移民们也不肯离去，他们像那条发现了黔驴的老虎，在农场周围虎视眈眈，准备相机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被拆的老房子框架还在，用床单破布或茅草往上一遮便算安家了。那些没有老房子框架可利用的，就拣些砖头在老房子的地基上搭个庵棚，或者找些树条高粱杆把四周一拦就蓝天当房地当床――回了家，又是春暖花开时节，即使是睡在露天里也比住在宁夏那被风沙扑打的土墙房子里心情舒坦。

　　　　住的问题解决了，口粮有政府供应着，移民们打算就这样安营扎寨了。可没过多久，公社的、县里的干部们又找到了废墟里，像当年动员大家“一人迁，万人安”时那样动员大家，“上山去，上塬去，第二次安家，第二次创业”。华阴县西阳乡副乡长李华（化名）回忆说：“动员移民上山上塬真比动员他们上刀山入火海还要难！”上过一次当的移民们正没处撒气，“去你娘的！当年骗我们去宁夏还没有找你们算账呢！”

　　　　李华等忍气吞声，满脸堆笑地凑过去劝导：“过去的事就别提了，现在不是回来了吗……”

　　　　不等李华讲完，移民们又嚷了起来，“回来了又要骗我们上山上塬？还嫌没折腾够？没把我们全折腾死？”

　　　　“我们就父母都饿死宁夏了，你们该不该负责？”

　　　　“我们现在吃没吃，住没住，还想把我们往死里逼啊？”

　　　　李华找了个高点的地方站上去，挥动着双手喊道：“社员同志们，不去怎么行呢，库区早晚是要蓄水的呀！现在没蓄水，过三五年，十年八年难道还不蓄水？不蓄水，国家花那么多钱修这个电站干什么……”

　　　　不等李华讲完，移民们又给顶了回去，“少�嗦，等蓄水了再说，什么时间蓄水我们什么时间走！”

　　　　“要去你自己去吧，反正我们是不走了！”

　　　　“对，你们就是像以前那样来捆来绑我们也不走了！”

　　　　……

　　　　前去动员的干部被轰出了废墟。移民们不走，干部们自然有办法“治”这些不听话的移民：不走不发粮！

　　　　这点制裁对从宁夏那条死亡线上爬回来的移民来说太微不足道了，没有粮食，可库区有的是野菜。回到老家，乡亲邻里，亲戚朋友处都可以借贷。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有一条饿不死的活路：库区那些大小农场都需要劳力，无事可干的移民们就去帮工，干一天给三元钱还管三顿饭。有吃又有钱，难道还怕政府不给那点供应粮？

　　　　库区政府的领导们见状，又通知各个农场不准招收移民干活。这也无妨，七八月，关中麦熟下镰抢收，移民们便成群结队地去收割后的大地里拾麦穗，一天下来，竟能拾到三五十斤，麦收结束，大半年的口粮也就攒下了。

　　　　在同农场员工接触中，移民们发现“黔驴”的本领也就那么几招，除了有个国字招牌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于是，他们胆子大了起来并向其进攻了。先是试探着去农场的地里偷点粮食，接着去抢种点农场的土地，农场的人敢有什么动静，移民们一拥而上，将其打得心服口服。

　　　　有的干脆当起收租的“地主”――找到农场的负责人，转弯抹角地哭穷，要求借点粮食什么的，农场的人一方面是同情这些已迁徙得一无所有的可怜移民，二是怕这群穷疯了的人对他们“打家劫舍”。于是，粮食“借”给了移民，少量的土地也“借”给了移民……

　　　　农场肯借地借粮，移民与农场自然相安无事。但库区这种风平浪静的日子维持的时间并不长久。1963年初，华阴某生产队的移民去偷部队农场的粮食被发现，像所有偷盗现场一样，偷盗者在前边拼命逃窜，失盗者在后面猛追，结果，偷盗者一不小心掉进井中被淹死。

　　　　淹死了同伴，移民们难免兔死狐悲。想到外来者在他们祖辈留下来的土地上建农场，自己无地可种，如今，吃点粮还得去给占地的人打工，还得去拾别人丢下的东西，还被别人往死里追，移民们终于忍无可忍了。他们一声吆喝，一百多移民围住了那家部队农场，械斗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这场双方都头破血流的械斗惊动了渭南地区行署，于是，带着解决第二次安置遗留问题的目的，1963年2月，一个县、区、乡、村、队五级扩大干部会议在华阴县城召开。

　　　　学文件、讲形式、动员、讨论。第二次安置的问题没能解决。后来，搬迁都上升到阶级斗争的调子上去了，仍不管用。不管怎么讲，与会者都思想不通，特别是生产队一级的干部甚至在会上公开提出“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种地”的口号，并强调移民对立情绪大，不愿到条件差的安置区去。有人还讲，现在逼移民到渭北高原去，实质上是让移民刚出虎口，又入狼窝，是不给移民活路走。

　　　　私下里，有人还翻起了老账：“当初动员我们去宁夏时，不是说那边生产条件好水源好一个人能分十多亩地，生活水平比关中平原还高吗？上级为什么睁着眼说瞎话！”

　　　　“王胡子在动员会上不是说干部和干部的家属都要同我们一起过去建设新家园吗？他去了吗！”

　　　　可能是考虑到“解铃还需系铃人”，也可能是想到王胡子县长在群众中有着崇高的威望，华阴县把已到省卫生厅任中医处长的王润亭请了回去。

　　　　这天，胡子县长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会场里立即一阵骚动，“王胡子？”

　　　　“是他！”

　　　　“骗子！”

　　　　那一瞬间，人们想起了在全县“赴宁夏先遣队积极分子动员大会”上，他要求先遣队员不能有狭隘的小农意识，不能儿女情长；想起了他宣称自己这个华阴移民大队长也将成为移民的一员，到大西北去。可到宁夏不久，他就在组织的召唤下回了陕西；想起了在移民逃亡时，他那欲追不忍，欲罢不能的痛苦神情；想起了面对数千名围攻宁夏区政府的移民，某领导主张开枪镇压，他焦急而愤怒地喊出的那声：“绝不能开枪！他们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想起了为阻止移民返陕，他带着工作组到宁夏的黄河边堵绝移民的过河之路，面对苦苦哀求过河的乡党，他噙着泪水背过脸大声吼出的：“权当把你们卖壮丁了！你们就留在这儿吧!”

　　　　如今，被他卖掉的“壮丁”回来了，“卖壮丁”的王胡子居然敢到五级扩大会议上来现身，不由引起了“壮丁”们的种种猜测：“他是不是又要带我到塬上到山区去建设新家园？”

　　　　“这老家伙肯定又要教训我们儿女情长了！”

　　　　有人学着王胡子的腔调说：“你们信不信，他保证又要讲，我堂堂陕西省卫生厅中医处处长都能到渭北高原去重新创业，你们为什么不能去进行第二次乃至第三次创业……”

　　　　在人们的猜测中，王胡子缓缓站起来，朝台下深深鞠了一躬。当他慢慢抬起头时，人们发现，“胡子”的眼中噙满泪水，声音低沉哽咽。

　　　　“乡亲们，当年，我王胡子把大家送到宁夏去开发建设新西北，想不到大家吃了那么多苦，遭了那么多罪，有的甚至家破人亡！使你们由富足的关中农民变成了游荡在西北高原的移民，变成了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变成了无家可归的难民。自古以来，不管哪朝哪代的官吏，他都懂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在华阴当了六年父母官，却给你们带来了那么多的苦难。古戏里说：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害苦了大家，本应回家去面壁悔过，但我却丢下被我害苦的移民，调到了条件更好的省城……对此，我惭愧难当，悔恨终生。我在这里给大家谢罪了……”

　　　　讲到这里，王胡子已泪如雨下。他的话也勾起了台下不少人对往事的回忆，不少人掉下了眼泪，有人还低声抽泣起来。更多的人似乎是理解了王胡子身在官场的身不由己，接受了他的悔过。但也有人心中仍存留着无法消除的伤痛，有人高声骂道：“妈的，猫哭耗子，假猩猩！”

　　　　“他这种人也配调到省里工作，应把这些家伙全弄到宁夏去开荒……”。

　　　　那些想继续听王胡子讲些什么的人开始高声制止，“别嚷，听他讲些什么！”

　　　　骂声、嘈杂声越来越大，王胡子还讲些什么，会场里根本听不清楚。又过了一会儿，只见王胡子边擦眼泪边高声说“对不起！我的父老乡亲们，对不起了……”接着，他又深深鞠了一躬便含泪快步而去，留下满会场的与会者目瞪口呆……

　　　　14、“平民大队”

　　　　胳膊没能拧过大腿。1963年5月，远迁宁夏的移民像候鸟一样在库区经过短暂的栖息后不得不第三次向富平、白水、澄县等地搬迁。

　　　　被强迫搬迁的人们并不死心，押送安置移民的干部刚刚离开，返库的浪潮便开始涌动。沿渭北梁山山脉南侧澄城、白水、蒲城、合阳、富平等县的移民又出动了，他们吸取了被赶回安置区的教训，不再整体出动，也不在库区集中在某一地带，而是分散着下山，分散搭庵棚居住，分散耕种。他们学着战争时期的战术，与管理库区的干部周旋：你来我走，你走我种、我收，动员不理，要抓就藏……

　　　　这种少数人提心吊胆进行的游击战术最终演绎成了毫不隐晦且理直气壮的集体意志，把这种“集体意志”公开表现出来的是从朝鲜战场归来的志愿军王志义，移民前在大荔县文化馆工作的王守信及王甲莲、李玉珍、朱殿音等人。

　　　　今天，领导这次移民闹返库并成立了平民大队的王甲莲、李玉珍等人大多已经作古或默默隐居于山西的山林之中，唯独“平民大队”的大队长王志义仍顽强地生活在大荔县平民乡豫安村。这位银须白发的76岁老人虽时常遭受心脏病的折磨却依旧红光满面，目光犀利，言谈举止中依旧保持着军人的干练和果敢。

　　　　采访结束，王志义站在夕阳里挥手为我们送别，他的右手倾斜着停留在眉际的那一瞬间，记者明白，老人是在以军人的礼节向关心移民的人送行……

　　　　王志义，这是一个就是查遍祖宗八代也查不出一条与共产党有二心的人。祖籍山西大庆关，从他祖父起，就给地主当长工。清末，黄河崩岸崩掉了大庆关，地主老财的土地掉进了黄河，王志义的祖辈当长工的机会也被黄河冲跑了，只好举家逃到大荔县豫安村。1959年，三门峡水库移民时，极度缺水的渭北高原澄城县交道乡南社村又成了王志义的第三故乡。

　　　　这位曾有三年私塾功底的“农村知识分子”当初在朝鲜战场时曾有一段不同凡响的经历：一次战役中，他操作的那门山炮连续轰掉了美军的三个暗堡，为部队的进攻打通了一条胜利的通道。他因此入了党，还被提升为炮车长。战争如果继续下去，他也许还可以凭借自己的战功得到一官半职，但美帝国主义偏偏在王志义人生的关键时刻打不下去了，在朝鲜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议。于是，无仗可打的王志义只好退出硝烟已散的战场，回到他的逃难地，紧接着又去了比战场上还难以生存的渭北高原。

　　　　能干人在哪里都会展露锋芒。1963年，王志义同平民乡豫香村迁移到澄城县王庄乡鹅毛村的李玉珍及原大豫安村的王甲莲等人被饥寒交迫的移民推上了 “返库领导岗位”。1964年正月26日，王甲莲、王守信及王志义、李玉珍、朱殿音等人在澄城县赵庄镇移民骨干刘巧云家召开移民代表会议，与本县各村来的 100多名移民代表商议返库事宜。这次会议上，移民代表们把饥渴的目光投向了三门峡电站拦洪后未被淹没但已荒芜的库区土地。王志义等人提出：安置区的土地本来只够老社员自己种，这好比一个膜只够一个人吃，我们却跑来分一半，弄得老社员和我们新社员都不够吃。我们在这里没有地种，库区的地并未被淹没，全都荒着或被其他人种着，我们应返库去种那些本属于我们自己的土地。水库什么时候蓄水，我们就什么时候回安置点。

　　　　有人担心：没有干部的同意，我们敢下山吗？是不是向上反映，等待上边的意思？

　　　　针对移民中的畏惧情绪，领头的王志义语出惊人：面对饥饿，我们只有自己救自己，等别人来救自己的人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不要希望有活路。

　　　　不过，为了妥善起见，王志义等人提出了一个折冲方案：下山试探一下政府的态度，政府不管，我们就种，政府态度强硬就撤。

　　　　根据这一方案，会议决定：每户出一个劳力下山种地。

　　　　两天后（正月28日），澄城县有移民的18个村有组织的返库种地行动秘密开始了。天还未亮，各村的移民代表就悄悄敲响了每户移民的门。根据会议决定，每户移民出的那个劳力在本村聚齐后，大家扛着锄头，背着种子，挎着十天的干粮提心吊胆地向库区出发了。

　　　　一路顺利。没有人反对，没有人阻拦――甚至当地政府的官员们还不知道，1000多人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库区他们原来生活的那些村庄。接着，边搭建庵棚边挖开他们倍感亲切却已杂草丛生的土地，播下高粱种子。

　　　　澄城县移民回库区种地的消息传出，白水、蒲城等县的移民也纷纷下山种地，总人数很快增加到2000左右。

　　　　下山前所作的种种攻守策略和应急预案似乎都是多余，返库后的一切都在和平甚至是和谐的气氛中进行――平民乡土地的新占领者是被老百姓称为亲人解放军的兰州空军某部队。毕竟是人民的子弟兵，见从渭北高原上下来的乡亲们瘦骨伶仃，衣不蔽体，部队首长动了恻隐之心，不仅给吃给穿，还给地给种子给猪牛让移民们去经营。

　　　　友爱温馨的日子极短，很快，澄城和库区的“后院”不幸起火――安置区的当地人和没有下山的移民见返库的移民有吃有穿还种上了地，他们不平衡了，四处散布“到库区的移民种地是假，想回库才是真”。库区周边的农民和从宁夏返库的一万多移民也乘机到库区强占土地，使得原本相安无事的库区一下混乱起来。

　　　　政府开始干预了，库区和安置区的政府干部都到库区叫移民们回去，但那只是常规性的动员，态度也是彬彬有礼，并无强行驱赶的意思。移民们心中窃喜：试探成功，政府不会真正赶我们回去！已把十天干粮吃完的移民们给家里捎信：快送粮来吧，我们不回来了！

　　　　安置区的移民送来粮食、蔬菜后也就留下不走了，库区移民越聚越多。随着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向库区，政府干部的恼怒也达到了忍耐的极限，他们开始动真格的了――动员无效后就放火烧移民的庵子，并组织力量强行驱赶移民。更令移民们气愤的是，澄城县的个别领导还把上级政府拨给移民建房的人平一千元拿去买了拖拉机。

　　　　针对政府干部的行为，移民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措施――每村所派的移民代表18人在王守信、王志义的带领下分两路向西安、渭南出发，然后直奔省政府和地区行署。他们的目的十分明确：向省、地领导提出回库区种地的要求。希望能制止并处罚烧庵子的地方干部。

　　　　满腔怒火的上访者们都没能见到他们希望见到的领导――后来，总结经验教训时，上访者们说：那时，我们太没经验，也太老实。信访办的人说他们会把我们的材料交领导，会把我们的要求反映上去，叫我们先回去，我们就真的走了。

　　　　到农历二月，地里已长出了绿油油的高粱苗，下山种地的移民和政府干部仍在是否去留库区的问题上僵持着。动员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动员的方法已由讲道理到给予奖励和好处去分化下山的移民――大荔、澄城两县领导到平民乡东豫安村动员移民回安置区时，移民们纷纷在下边起哄闹事，有人还呼起了口号，“我们要种地！我们要吃饭！”两县领导正感为难，一个叫舒军的移民突然站起来说：“我是共产党员，我要听政府的，回安置区去，今天就走！”

　　　　在移民们讥笑、讽刺和挖苦声中，舒军一家回澄城县了。县领导当场表态：这样的好同志，回去后组织上马上就给予安排（后真被安排为大队书记）！

　　　　为了防止种地的队伍被瓦解，这次下山种地的组织者展开了反分化。舒军一家还未走出会场，王守信便站起来讲道：各位乡亲，我们这次到省里上访，找到了省政府的一个领导，他中等个子，穿呢子衣服，戴呢子帽子。他说，你们种地不违法，你们的材料我们马上转给省里主要领导，很快就能给你们答复。所以，大家不能走，我们就在这里等着，等省领导的答复！人群中传出一阵欢呼：我们合法�！我们不走�！

　　　　种地队伍的阵脚稳住了，王守信却为他的“临场发挥”付出了代价：他当天就被叫去“谈话”，随后被软禁在朝邑……

　　　　王守信被“解决”后，库区政府采取又一次强硬行动：出动人马一边驱赶移民，一边犁掉田里的高粱。王志义、王甲莲、李玉珍等人领着移民奋力反抗，保住茂盛的高粱。

　　　　移民去留进入了下一个僵持阶段。地里那些被保护下来的高粱苗一天天在长高，移民们的焦虑也在一天天增长。每天劳作下来，挤在矮小的庵棚里，大家都反复探讨着同一个问题：“有什么办法让政府允许我们呆在库区种地？”

　　　　为了解决让政府允许移民呆在库区种地的问题，3月初，王志义、王甲莲、李玉珍等人召集18个村的移民代表开会。“我们应派人到北京给中央反映问题，让上边同意我们回库区种地，让上边制止他们毁坏庄稼！”王志义讲出了他多日来深思熟虑的办法，移民代表们一致同意。

　　　　几天后，被推选的三个移民代表出现在了北京街头。代表之一的李孝玉有个姑父在中央计委，姑父的战友刘某在水利部某司当司长。通过这个关系，移民们的材料和从库区带来的被干部们犁掉的高粱苗传到了水利部有关领导手中。李孝玉回忆说：“接待的同志很气愤，马上给陕西有关部门打了电话。过了三天，库区移民打来电话，说省里已通知库区政府领导，严禁破坏青苗……”

　　　　李孝玉等人的北京之行给移民返库区种地露出了一丝希望。移民在库区站住了脚，并收获了他们种下的高粱。这样的结果无疑是对所有移民的一种极大的鼓舞。山上的移民再次下山。

　　　　为了巩固返库成果，防止外部“入侵”，平民乡的返库移民在秋收时节成立了平民大队。这个不被政府承认的“基层组织”却“肝胆俱全”，王志义任大队长，王甲莲任副大队长，下边会计、出纳及生产队队长等编制齐全，李玉珍虽未任职，但据王志义介绍，“他其实才是平民大队摇鹅毛扇的人物。”当时，平民大队的地盘几乎覆盖了整个平民乡，“居民”达三万余人。那个“大队”的移民们至今还记得：在王志义等人的治理下，平民大队纪律严密，民风淳朴。王志义等人制定了十几种制度，提出了“要种地、要活命”的口号（整个库区返库种地的移民提出“我们要种地，我们要吃饭”的口号就是由此而来的）。民兵无情地打击入侵的其他移民和一切偷摸公私财产的人，保护着大队的生产成果。大家为了更加长久地留在库区这一共同的目的，压抑个性，容忍一切难容的人和事，大家安分守纪地在 “大队”指定的领地里耕作收获，不与哪怕是很过分的政府干部闹事，相互之间更不闹事。大家互敬互重，团结一心，以农民少有的齐心凝聚在一起共同抵御着县、乡干部的攻击、离间，不把任何哪怕是很小的把柄留给老想赶他们回安置区的政府干部。

　　　　但这并不妨碍政府干部采取行动。渭南地区某领导到平民大队边挽着袖子边指着移民恶狠狠地说：管他妈的你们怎样装，都必须回安置区。想回去的要回去，不想回去的也得回去！

　　　　这次，地区领导下了狠心并采取了有力措施――工作队、专案组陆续开进平民大队。工作队确定了“抓主要矛盾，擒贼先擒王”的工作策略，找“大队领导”的问题成为办案人员工作的重点。很快，王志义被列入重点侦查对象。其“罪证”是现成的――组织移民成立的平民大队是一个非法的“黑队”，占地抢粮，并制定了十几种制度，是搞资本主义。六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绝对只有死路一条。王为此被开除党籍，法院也宣布：成立非法组织，扰乱社会秩序的王志义领刑4年。

　　　　犯有“私设刑法，吊打群众罪”的王甲莲、李玉珍也被判刑三年，在莲花寺监狱同他们的大队长王志义一起推了三年矿车。

　　　　这次闹返库的几个头目的最后结局是：王守信自迁到了山西临县；李玉珍死在了牢里；王志义、王甲莲刑满释放后被严格管制。王志义隐姓埋名，在澄城县南社村的窑厂当了20多年的砖瓦工，从此两耳不闻厂外事，一心只赚苦力钱。就在他销声匿迹很多年后，人们突然在渭南日报上看到了关于王甲莲的一则消息：劳改释放犯贼心不死，煽动群众返库制造事端……

　　　　李孝玉说：那次跟王甲莲返库的共2000余人。公安机关给王甲莲等人戴上手铐带走后，我们非常震惊，也非常害怕，简直就是惶惶不可终日。

　　　　在惶恐的气氛中传来更加令人恐惧的谣言：“政府正在调集部队，马上就要抓人了！”很快，群龙无首的两千多移民惊叫着作鸟兽散。

　　　　王甲莲被抓后，专政的震慑吓住了本就是安分守纪且没有胆量，除想种地想返库想有一碗饱饭吃就别无它图的移民。他们在作着这样的比较：安置区的日子虽苦点累点，但人还是自由的，一家人还能厮守在一起互相搀扶着去应对生活的艰难。而镣铐加身的王甲莲等人不但要远离家乡和亲人去坐牢，还要承受着骨肉分离和毫无自由的日子。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经历也就会给自己和整个家庭乃至子孙后代都烙上一个无法抹去的历史污点。

　　　　在以专政的方式进行武力震慑的同时，政府对移民采取了分散安置措施。原来的一个移民村有时被分散安插在数十里长的广阔地域，有的甚至一村仅安置一户移民。如此一来，“聚众闹事”的条件基本被消除――至少，想“聚众闹事”已不再那么方便了。

　　　　15、“还是给组织留点面子吧……”

　　　　专政的震慑和分散安置的措施使移民与当地政府之间相安无事的局面维持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1974年，渭北久旱无雨，澄城县很多地方基本绝收，地里的野菜被旱死，移民们长年到二十里外去挑水的那些小河沟也完全干枯，饥饿与干渴威胁着已在生死边缘挣扎得筋疲力尽的移民，三年自然灾害后的又一个生死难关横在了大家面前。

　　　　生死关头，移民们自然又想到了回库寻找生路。但十年前当地政府对王志义等人进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仍震慑得所有移民都还心有余悸。面对“专政”的镣铐，谁敢站出来领头！

　　　　这次站出来领头的是澄城县的三个村党支部书记和为闹返库曾三进三出公安局的移民司令苗福群。

　　　　四个男子汉身份不同，信仰各异，但“以死救民”之心却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马水城，祖籍山东昌邑，解放前逃荒到大荔，是移民中少有的高中生之一，身上集中了孔孟之乡的儒雅和梁山水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气和仗义。移民前系大荔县平民乡北科大队大队长，1959年迁移到澄城县赵庄乡新庄村后仍任大队长，即使在条件极其艰难的安置区，马水城也发挥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他带领大家打井解决用水问题，他把山东的药材引进到新庄村，取得了粮食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使该村达到七八毛一个劳动日。但由于当地对移民的排斥使他深受其害，“文革”中，马水城被打得休克了七天，但他仍初衷不改，任村支书后继续带领群众大力发展生产。可1974年天旱给移民带来的巨大威胁使他不得不走出来成了闹返库的“头家”。

　　　　王胜金，祖籍荷泽鄄城县，也是解放前逃荒逃到大荔平民乡的难民，三门峡工程开始后，从大荔县平民乡迁到澄城义成村。

　　　　仪孟军，与王胜金是同乡，移民前住大荔南豫乡村，安迁地是澄城县罗家洼村。王、仪二人都是多年的村支书，也都是心直口快之人。见移民遭灾，二人心急如焚，凑到一起商议如何应对眼下局势时，但商量来商量去，也没有商量出什么好办法，想起乡党马水城是个挺有办法的人，便将其请到了罗家洼村仪孟军家。

　　　　三个党的村支书坐在一起，气氛反倒紧张微妙起来――那是一个告密之风盛行、人人自危的年代，即使亲戚朋友也要提防告密者。两个人在一起说什么，可以辩解为聊天，说过了什么对方要告密自己不认账那也只是一个孤证，而三人在一起说什么就得谨慎了，因此时的话语已是无法辩解的证据。搞了多年党务工作的村支书们更深谙此理，故开初大家只是一边说些盐咸醋酸、天不下雨之类的闲话，一边吧嗒吧嗒地抽着自种的土烟，把整个房间弄得烟雾腾腾，呛得自己不停咳嗽。至于返库之事，谁也不敢提起。大家都害怕祸从口出。更何况，如果话题扯开，那将不只是几句发泄一下不满的牢骚，他们研究谋划的将是一次惊天动地的行动――一次当地政府不能容忍的返库行动。在那个年代，三个村支书一起研究这种事，这叫开黑会！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是党的组织和纪律都绝不允许的。等待这种行为者的将会是一场灭顶之灾：免去书记职务、开除党籍、游街批斗，再判刑坐牢，家属子女也将“永世不得翻身”……

　　　　在沉闷的气氛中，三个村支书的会议久久无法进入议程。

　　　　当室内的烟雾和心里话憋得大家都满脸通红时，仪孟军首先打破了会议的沉默，“今天呢，让两位老兄到家里来，不是为了请客吃饭，也不是为了叙旧聊天。说实在的，家里已没有什么吃的了，等会儿招待你们的，也只能是吃顿麦面糊，那麦面还是库区一亲戚收麦后送点来让尝新的。至于叙旧聊天，我更没有那个心情，我这个村的移民，已有六成揭不开锅了。这几天，我一直忙着给大家相互间调剂借贷粮食。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再不想办法，是要饿死人的！我们村，很多移民都是从宁夏死里逃生回来的，他们没死在宁夏，如果饿死在我仪孟军当村支书的罗家洼村，我怎么向组织向群众交代？我的良心怎安……”说到动情处，仪孟军激动地用烟杆在桌上砰砰砰地敲了起来。

　　　　见仪孟军的话题进入了会议“状态”，马水城接过话头说，我那里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为给移民筹粮，我把山东老家的关系都用上了，但那也是远水不解近渴呀！问题是眼下怎么办？

　　　　一直闷着没开腔的王胜金说话了：“还能怎么办？只有向库区要粮，到库区去求生存！”

　　　　“王书记，你说到了点子上！”仪孟军一下兴奋起来，“问题是党委、政府允许我们到库区吗？”

　　　　马水城一拍桌子：“不允许难道就让那些移民都活活饿死？为了机械地执行上级的指示，难道就可以置成千上万的老百姓的生死不顾？真是的！”

　　　　仪孟军激动地站了起来，“眼下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为了我村里的几百移民不饿死，我是豁出去了，大不过不当这书记，不要这张党票！”马水城也呼地站了起来，“坐牢也认了！”

　　　　王胜金叼着烟斗摇摇头，欲言又止，然后若有所思地盯着一个方向发楞。马水城急了：“胜金，你是什么态度？怎么哑巴啦！”仪孟军也催道：“老王，你要返库的心思我可是知道的啊，有什么就说出来，别老闷在心里！”

　　　　被催急了，王胜金叭叭地狠狠抽了两口，然后在炕桌上磕掉烟斗里的烟灰才开了腔，“两位老兄，你们想过没有？如果要由我们三人挑头闹返库，那可不只是当不当书记，要不要党票那么简单了！”见马、仪二人用疑惑不解的目光打量自己，王胜金接着说：“首先，我们三人一出面，组织上会认为这是一次党内的叛徒事件，他们马上就会以清理门户的名义阻止这次返库。那样一来，我们几个不但会成为无谓的牺牲品和反面教材，到库区搞粮救命的事也会落空，这是很不划算的事。其次是我们的身份特殊，都是基层领导，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党的形象。如果三个村支书一齐‘叛党’领导移民闹返库，那将会给组织造成多坏的影响！我们都是在党多年的人了，移民的生命要顾，组织的形象也要顾，还是给组织留一点面子吧……”

　　　　王胜金的一席话警醒了冲动的马、仪二人，他们重新坐下，与王胜金研究起返库策略等问题。

　　　　一阵热烈的讨论后，三人一致同意：自己只在这次返库中当当“舵手”，找移民司令苗福群任返库的“头家”。

　　　　1974年阴历5月下旬的一天，根据秘密约定，三个村支书和移民司令苗福群又聚到了澄城县罗家洼村。因担心仪孟军家太显眼，四人开会的地址选在了移民李孝玉家。会上，几人首先一致通过了近期返库的决定，并对下山人员、行动路线、后勤保障等作出了细致的安排。最后，才提出了返库总指挥的人选。

　　　　听到三个村支书请自己出马承担这次返库总指挥的建议，苗福群欣然领令。他激动地向村支书们表态，“放心吧，三位书记，这次返库，天塌了由我这个高个子顶着！为了不饿死乡党，别说坐牢，杀头我苗福群都绝不缩脖子！”说着，他以手作刀状，真的在长长的脖颈上来了一下。

　　　　三位山东汉子忙解释，“老苗，误会了，让你承头，主要是我们都是干部不便出面，并不是要你一个人承担所有责任……”

　　　　“老苗，你放心，有了祸事，我们四人人人有份！”

　　　　“老苗，从现在起，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兄弟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三村支书的表态使苗福群深受感动并豪气顿生，他当即提出，“组织人马大张旗鼓地开进库区抢收农场的麦子，闹他个鸡犬不宁，然后抢种黄豆，修建庵棚，长住不走！”

　　　　“不行，不能以抢麦子抢种地的目的返库。”仪孟军首先否定了苗福群的建议，“那样，政府就抓住我们的把柄了，就会以此为借口收拾我们。”

　　　　马水城同意仪孟军的意见，他说：“对，不能明抢，那样，不但会惹来农场对付我们，还会给政府干部制造打压我们的借口。既然不能明抢，我们可不可以暗弄？”

　　　　一向老道稳重的王胜金发言了：“我看是不是这样，以生活困难，到库区拾麦穗的名义下山，到库区后先别同农场发生冲突，只是到他们割过的麦地里拾麦穗，在他们不注意时，晚上了，再……”说到这里，王胜金笑笑说：“晚上再去抢收他们的麦子并在他们的麦地里抢种上黄豆……”

　　　　王胜金的建议获得大家一致通过。会议之后的第三天，三千多（后发展到6500人）饥民下山了。在苗福群的指挥下，几千人一到库区就迅速在小司令和移民骨干分子的带领下井然有序地回到移民前的村庄，白天，大家只在割过的麦地里老老实实地拾麦穗，绝不越雷池半步。有农工干预或不允许其拾麦穗时，移民们就会“胆小怕事”地主动撤走，绝不同其发生一点冲突。农场的人相信了：这次下来的这些移民还算老实。

　　　　令农工们放心的另一个细节是：晚上7点后，全体移民会准时睡觉。于是，原曾因移民的出现而提心吊胆的农工们也放心地去休息了。

　　　　接下来，令农工们意想不到的情景出现了：深夜12点，下山的全体移民会准时起床，悄然无声地潜入地里抢收麦子，然后种上黄豆。每过两天，“苗司令”和大小移民骨干都会指挥移民在晚上向澄城偷运一次麦子……

　　　　“苗司令”和大小移民骨干忙碌奔波的身影背后，三位村支书关注的目光里充满了焦急忧虑。自下山以来，三人的心一直紧张地悬着，一刻也未轻松过。他们知道，在这场用自己的政治前程和身家性命作赌注去换取成千上万移民生命的游戏中，任何一点差错和疏忽都可能导致全盘皆输。在他们的意识中，输掉了自己和家庭并不要紧，但成千上万移民的生命是输不起的。十多年前，是自己把他们带出了库区，在饥饿的死神逼向他们时，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拼尽全力拯救他们。

　　　　为了万无一失，三位村支书特意建立起了自己的“情报系统”：澄城、大荔城内，以小商贩作掩护的“眼线”，从不放过政府领导对下山移民的任何信息； “侦察员”的触角甚至伸向了渭南城里，某某领导去了大荔、公安局的车朝哪个方向出动了这些消息都会无一遗漏地传回库区。然后，每天晚上，三个村支书都要摸着黑赶到约定的地点互通情报，商量对策，调整方案……

　　　　尽管移民的行动全是在隐秘中进行的，但不到半个月，移民在库区的所作所为还是被农场和库区政府的干部们发现了――针对移民的抢种抢收，农场和政府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措施。偷割偷运偷种受到了强硬的制止。三支书和苗福群一商量，及时作出决定：集中力量同他们明干！于是，两千多移民呼拉拉全集中到一起，以人多势众取胜。遇到干部和农场阻止，就一部分人与其周旋纠缠，一部分人在田里放手抢收抢种。

　　　　在政府干部同移民的多次交手中，这次行动的总指挥苗福群和他手下的骨干暴露无遗。

　　　　情况开始发生逆转。澄城、大荔两县的干部一齐涌向库区，动员、劝告，暗中抓苗福群等移民骨干。

　　　　苗福群等移民骨干在马水城等三村支书的安排下同县、乡干部打起了“游击”：时而躲进库边的乡党、亲戚家中，时而藏在移民的庵棚里。虽险象环生，但有王胜金三村支书暗中保护，“司令”们总能逢凶呈祥。一次，苗福群被十多个干部摁住，就在要扔上车带走时，王胜金、仪孟军等人闻讯赶到，暗中指挥几十个移民把苗从干部手中强行抢走……

　　　　俗话说，逃得了初一，逃不过十五。下山一个月后的一天，苗福群等十多个移民骨干终究没能逃脱“法网”，被五花大绑押回了澄城。移民也被赶回澄城，他们种下的黄豆长出绿芽时被农场全部犁掉……

　　　　知道本次返库有三个村支书染指其中，澄城县的领导们又气又恨，但他们没敢深究下去――领导们知道：三个村支书组织、参与返库抢粮、抢地的事一旦呈报上去，上级将会如何严厉地处置自己的失察之责。

　　　　马水城、仪孟军、王胜金不食前言，主动出面承担责任，请求处理，并联名为苗福群等移民骨干担保。县里提出担保条件：写出深刻检讨，交出从库区抢收的麦子就放人。马水城等人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县里的后一个要求――那是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线，也是他们妥协的底线。王胜金与县领导讨价还价：我们写检讨，麦子的事就免了吧！仪孟军甚至公开叫板，“就是砍了脑袋我也不会动员移民交出一两麦子！”

　　　　对三个刀枪不入、软硬不吃的汉子，澄城县的领导们无可奈何。三天后，在马水城、仪孟军、王胜金写出深刻检讨后，县里对村支书们的“叛党”行为不了了之。同时，在得到三村支书“保证苗福群等移民不再返库”的担保后，将苗福群等十多个移民骨干全数释放。

　　　　事后，在向上级汇报这次移民返库事件时，大荔、澄城官方在上报的的材料中都统一了口径：不说返库人数，只称“有大批移民返库”；移民返库的抢种抢收讲成“为了拾麦穗”；把数百上千干部、公安、武警对库区的“清理”说成“拾麦穗的移民经安、迁两地政府耐心说服，很快返回安置区……”

　　　　16、“苗司令”

　　　　 利用下一次返库风暴来临之前的这段空闲时间，我们该来认识一下在关中移民史上颇有传奇色彩的那位“苗司令”了。

　　　　记者曾五次到库区采访，移民们老以崇敬的口吻提起他们的“苗司令”。但记者没能见到这位当年曾在库区叱咤风云的人物――“苗司令”已“仙逝”于 1991年。但这并不妨碍记者对“苗司令”的了解，“苗司令”的“秘书”聂小二、朱金定用六个多小时把他的故事讲述得详尽而活灵活现。

　　　　 解放前，随其父亲、姐姐和三个弟弟从河南濮阳逃荒到陕西朝邑县的苗福群，因害怕拉壮丁，没敢在当地的户籍簿上入籍。但在大荔县公安局的档案里，却有关于他详细情况的记载。公安档案里的苗福群原名叫苗福存。移民们说，在闹返库时，苗福存宣称自己要谋福于群众，于是，将名字改为苗福群。久了，人们忘了他的本名而只管叫他苗福群。

　　　　从聂小二、朱金定等移民的描述中可知：苗福群，高个，瘦。这个高而瘦的老头脾气暴躁，思维方式简单而固执。某官员当初动员搬迁时对安置区的条件作了不实介绍，苗福群因此而认定“政府的干部日哄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从此，他不相信当地政府干部，不相信当地政府的文件，更不相信当地政府的任何承诺，他甚至拒绝见政府谈判代表。他骂一切出现在库区干预移民活动的干部都是“日本作风”。

　　　　 安置区和库区生产生活条件的巨大反差使苗福群“迷上”了闹返库，他几乎把自己一生的主要精力和时间都贡献给了“返库事业”――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前的三十年间，他都在为返库和移民的问题奔波着，并且，一直都那样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库区发生大小17次闹返库，他一次不拉，每次都冲锋陷阵在 “斗争的最前线”。因领导返库，他曾三进三出公安局，但闹返库的勇气和积极性却分毫不减。

　　　　 他有一个朴素而实在的重要论点：“种自己的田不犯法”。他至死都一直认为：国家修水库我们可以让路，叫我们搬哪里就搬哪里。但“库不修，民必返，地必还。返库有理，种地有权”。他常挂在嘴上的一个问题是：部队农场和地方政府农场的人凭什么种我们的地？

　　　　 与苗福群固执“配套”的另一性格是倔犟，别人越认为做不到的事他越要千方百计做到。一次，与移民代表商议上访事宜，需要筹集资金，大家说，现在都已家徒四壁了，到那里去筹款啊？苗福群问：家徒四壁就无法筹款了？有代表叹息：巧妇难做无米之炊，怎么筹？苗福群一拍桌子：我就要给你们做一个巧妇无米之炊！当天，他回家就把他那两间空荡荡的房子卖了，200多元卖房款一分不剩地捐给了上访的移民代表……

　　　　 对于苗福群的固执和倔犟，“老战友”刘怀荣曾以不屑的语气评价：“一根筋！做事不转弯，无计谋、无计划，闹十几次返库，闹一次失败一次……”

　　　　 另一“战友”陈文山对其更是颇多微词。后来，两人的关系甚至僵到见面互不说话的程度。

　　　　 这种矛盾是在后面即将介绍的马湖会议上结下的。苗福群因故没能参加马湖会议，会后，前去参会的部下汇报说陈文山在会上大讲特讲“返库无用论”，苗福群一听就火，不顾部下劝阻，立马就去“教训这狗屁不懂的老东西！”谁知陈文山不服教训，与苗福群争辩说，你每次组织几千上万人闹返库，既花钱又费事，达到了什么目的？每次不是被农工打得头破血流，就是被政府赶回澄城，种的庄稼也被政府“压青”，粮食一颗也未收到，还落得领头的人被抓被判。相反，上访只需准备一点路费，派几个人就可以把移民的问题反映上去，何乐而不为？

　　　　 陈文山的话无疑触到了苗福群多次被抓被关的痛处，还未讲完，苗福群就一拍桌子骂了起来：“你简直是放屁，胡说！直接闹返库就是效果好，作用大，几千上万人到库区一闹，中央知道，省里、地区、县里的头头脑脑都来了，移民可以与他们直接对话，对解决问题，达到返库目的很有好处。”讲到此，苗福群反唇相讥地质问陈文山：你不是爱上访吗？你们哪次上访见到过省、地、县的主要领导？你哪次上访上边的人不是让你回去？他们会把情况给领导反映，你们的问题会很快解决？你们反映的问题解决过吗？

　　　　 那场争论及苗福群在争论中对陈的那些粗鲁的态度将二人矛盾公开化，从此格格不入，关系日趋紧张。苗福群的“秘书”聂小二、朱金定回忆说：1984年冬，苗福群从安置区到库区后，因人马太少只好寄人篱下在陈文山的地盘上。陈文山对其不理不睬，甚至连开会研究事情也不让苗介入，而只是通知苗的“秘书”聂小二、朱金定参加。苗福群受不了这份慢待和委屈，连夜带人撤走，在农建七连的东边另劈地盘。那之后，二人经常公开骂阵，陈文山骂苗福群是“不识时务的粗人”，苗福群则指责陈与政府配合是“移民的叛徒”……

　　　　 “司令”刘怀荣为移民“领导人”内部的不和感到着急，他认为，大家只有相互沟通，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才能做到长相知，不相疑；不相疑，才能长相知。他曾把苗、陈二人找到一起劝解，要大家团结对外，齐心协力闹返库。但他的苦口婆心没能改变苗福群好斗而固执己见的性格，更没能缓解苗、陈的矛盾。

　　　　尽管如此，刘怀荣还是很理解“战友”苗福群好斗且固执的性格。“唉，也怪不得他呀，他先是作为积极分子被迁到宁夏，1962年又被迁到澄城县刘家洼公社。在那里，他后来的全部家当就只有一个一丈八尺长的土窑。日子过不下去时，又逃回到了库区。从‘关中白菜心’迁到三面环山的澄城县刘家洼乡社田村后，粮食亩产只有五十斤，一个劳动日才七八分钱。今昔的对比太强烈了。”

　　　　 无水无粮无房住的日子使苗福群在库区呆的时间比在安置区还要长，在库区多半的时间都在领导部属们抢种部队农场和农工农场的土地，并在他们还未收割时就去他们的庄稼地里“拾荒”。抢种和“拾荒”中的多次交锋使他熟识了所有农场的领导，也进一步奠定了他在移民中的威望和移民“司令”的地位。

　　　　在库区“拾荒”的日子很悠闲也很自在，“苗司令”先是住在部队靶场的空房子里，接着住进了黄河滩的树林。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干脆在黄河滩搭起大片庵棚，把移民们集中在一起住。他曾对农工宣称：我们不走了，这黄河滩就是我们的家。

　　　　 农工常向苗福群的“家”发起攻击。特别是1985年初，在整个库区，攻击事件发生的频率达到了周周有“战事”的程度。沙苑滩的王福义部频频遭袭，华阴滩的刘怀荣部与农工打得难分难解，朝邑滩上，苗福群同农建六连的摩擦更是不断。移民与农工的关系在转瞬间变得高度紧张。

　　　　 这其中有个重要的背景――这之前，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孙岳带领由国务院办公厅、水电部、解放军三总部、国防科工委、兵器工业部、兰州军区、兰州空军、第三十一试验训练基地、陕西省委和省政府等部门组成的中央联合调查组于1984年11月18日至12月17日来到库区，针对“调查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生产、生活的困难情况以及库区靶场、农场情况”进行了三十余天的调查研究。

　　　　 不管是陕西的政府干部还是为土地而战的移民，他们都从联合调查组组成成员的规格和调研时间等因素里，看出了中央解决移民问题的决心。农建师的领导们自然也预感到移民很快就会重归故土――但他们不想在中央作出决定前让移民在库区那些已属于自己的良田里形成返库的既成事实。他们想与当地政府联合赶走返库的移民。而以苗福群、刘怀荣等为代表的移民也以农民的智慧对农工进行着“统一战线”，主动与农工交朋友，分化瓦解基层农工。他们告诉农工：我们返了库，你们无地可种，政府就会安排你们回城……

　　　　这种统一战线在苗福群司令部所在的朝邑农建三团七连有了收效，该连杨连长同苗福群等人建立了不错的关系，不仅经常把当地政府将如何“治”移民的有关情报透露给移民，还常给其送粮送衣。聂小二至今都还记得：他们送给了移民两麻袋优良西瓜种子，我们想给钱，他们怎么也不收。

　　　　 农建师的领导们反对并竭力制止部下与移民的“眉来眼去”，要求下属的几个团都务必在春节后尽快将强占农建师土地的移民赶回安置区――他们估计，春节后还将有大批的移民涌入库区，如果在春节后能给他们一个下马威，想返库的移民就不敢来了，库区里的移民坚持不住也会不战而退。

　　　　 给移民“下马威”的任务落到了农建三团五连左连长和保卫科长头上。正月初七凌晨5点，左连长带人点燃苗福群手下移民的十多个庵棚，也由此点燃了移民反攻农工的“狼烟”。

　　　　一群被这把火烧光了所有家当的移民抹着眼泪、灰头土脸地逃到“司令部”，向苗福群痛陈五连的种种“罪行”，苗福群怒发冲冠，操起家伙吼声“跟我走”就要带人去找五连算账。部下忙拦住劝道：苗老，此事万万不可鲁莽行事。五连烧我们的庵棚，我们必须反击，否则，春节后就没有移民敢到库区来了。但如果我们的反击太过分，正好授人以柄，政府干部和农工会借机赶走我们。我们既要反击得有影响，又要适度而不给其留下赶走我们口实。

　　　　 性情急躁的苗福群有些火了：“你们提出这样的条件，不是让我既要走钢丝，又不要掉下来吗？我想不出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你们有本事快拿主意！”部下们还真的给苗福群找到了一个“既要走钢丝，又不掉下来”的平衡点――将五连的左连长“绳之以法”，绑去交给政府处理。

　　　　 部下们给苗福群讲，这样作的好处有三：一、左连长是这次事件的肇事者，属于苗福群认定的“日本作风”，绑他师出有名，政府也不好公开对其袒护。二、左属农工的干部，对其五花大绑后肯定能在农工和移民中起到震撼效果，更能在移民中形成“农工的连长都敢绑，返库有什么不敢”的思维效果。三是左连长虽是干部，但毕竟职位不高，对其捆绑后，农建方面也不会因太伤面子而与移民过不去。

　　　　 苗福群对部下们头头是道的分析心里赞赏，嘴上却说：“我不懂你们那些弯弯绕，就抓姓左的，抓对了是你们的功劳，抓错了算在我头上！”说罢，苗福群带着秘书聂小二等300多人一路高呼口号赶往农建五连。

　　　　按分工，去五连的300多人中有五十多个牛高马大的移民是“突击队员”，聂小二被苗福群授权为这次“捆绑凶手”的“执行总指挥”。捆谁打谁，队伍最前边的“突击队员”都必须听聂小二的。到五连后，聂小二开始紧张地观察情况，他明白，要成功地绑走左连长，必须先制服五连那些敢于露面的“出头鸟”。在去左连长办公室时，“出头鸟”出现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农工脱掉棉衣，卷起袖子横在路上摆出一副决斗的架势，他的身后，几个年轻人也慢慢围了过来。聂小二挥手一指，“给我绑了！”还没等那农工回过神来，“突击队员”们便一拥而上，将其打翻在地并绑了个结结实实。他身后的几个小伙子一见这阵势吓得落荒而逃。那些站在屋外或把门开一条缝看热闹的农工们知道左连长等人惹恼了这伙已被折腾得一穷二白，为了返库求生存可以同人拼命的移民，大家都赶紧关上门，不敢去招惹眼前这场是非。

　　　　 一路无人敢挡。苗福群、聂小二带大家直奔左连长家。左连长听到响动，开门一看，几百移民已把自己的住处围得水泄不通。他扫了一眼那些紧攥拳头，满脸怒火的人，立刻明白自己凌晨指挥的行动已惹火烧身，他打了一个冷颤，不由自主地退回房内，但就在那一瞬间，他意识到了躲避或反抗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于是，他很快挤出一脸的笑，并顺势在门后站定，伸出右手作出一个请的姿势，然后高声而热情地招呼道：“哎呀，是苗老先生来了，年过得好吗？我正说要到你老人家府上给你拜个年呢！请进，请进！”

　　　　 左连长的热情把苗福群搞愣了，这个义气特重，从来都服软不怕硬的老头犹豫了：别人这样客气并以礼相待，还要对他“绳之以法”吗？

　　　　 看到苗福群脸部表情在瞬间的变化，聂小二知道左连长击中了苗福群人性的“软肋”，怕老汉一时糊涂会放弃事先大家商议的计划，聂小二当机立断，朝“突击队员”大声喝道：“不快把日本作风的放火犯绑起来，还在等什么！”三四个年轻人应声而出，掀翻左连长就绑……

　　　　 左连长被绑的当天，农建师在给中央和省政府的紧急报告中反映：……一群无法无天之徒，他们在库区见人打人，见狗打狗，再不严惩，必定后患无穷。

　　　　 正月初八，省里和渭南地区由公安、移民、民政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赶赴库区，要求移民释放左连长等人。苗福群等人坚持让左连长认错后对其予以了“释放”。面对调查组“绑人违法”等谴责，苗福群大包大揽，“是我指挥绑的人，要杀要剐我承担！”

　　　　聂小二回忆说：“当时，震慑农工和鼓舞移民的目的都以达到，为了不把事态搞大，我们就放了左连长。这次事件后，苗福群在移民中的威望就更高了。”

　　　　 为了瓦解“苗司令”在移民中的凝聚力，当地政府干部曾许愿给苗福群解决住房和给他安排儿孙。苗福群却要求：把所有移民的子女都安排了我们就回去。气得找苗福群谈话的领导大骂“不识好歹”。

　　　　 “不识好歹”的苗福群经常被“治”。当地政府干部驱赶移民回安置区时，他带着骨干坚守在他们的“阵地”上，大荔县的公安局长亲自请“苗司令”上车，他也不买账，还挽袖子拍胸脯地扬言：谁敢让他走就跟谁拼了。大不过鱼死网破！公安局长也强硬地赌咒发誓：把你苗福群弄不走，我就不当公安局长！结果，“司令”被局长的人按手按脚地硬抬进了车……

　　　　 此次，“苗司令”在收容所里“体验”了半年的牢狱生活。

　　　　 从看守所出来，苗福群连家都未回便带上一伙部下踏上了上访之路。同他一起两上北京四去西安的老上访户李孝玉回忆说：我们在告状时，常在饭馆的窗外盯着，见哪个顾客没吃完，便马上跑进去端过碗就吃。有时运气好，还能把人家的剩菜剩饭装一塑料袋下顿吃。有时不行，服务员用筷子把我们当讨口的揍。有一次，苗福群的脸还被竹筷划出了血。但这个极爱面子的血性汉子为了移民的事忍受了一切屈辱。为了节约，上访时，“苗司令”极少住旅馆。大家经常在人家的房檐下或者在火车站的候车室对付着睡觉。李孝玉还举了一个“苗司令”“节约”的例子：“他经常在街头拣烟头抽……”

　　　　 但每次上访回到库区，苗福群总以炫耀的口吻说：自己在西安、北京住的宾馆是如何高档，吃的东西如何讲究。抽烟就更讲究了，他对听他讲上访经历的人说：“抽一包烟够你家吃两三个月盐!”他强调：移民上访，不能丢面子，被人看不起……

　　　　 17、“司令秘书”

　　　　 苗福群有生之年唯一感到自卑的是自己没文化，除了自己的名字外，他几乎认不得所有的汉字。这就给他的“返库大业”带来了诸多不便，为了解决闹返库写上访材料、写举报信、写返库檄文及统计数据等诸多问题，苗福群的麾下集结了不少素质不错、文笔颇佳且足智多谋的“秘书”。原平民乡移民聂小二、原鲁安乡豫安村朱金定是苗福群闹返库时期最得力的“秘书”。

　　　　 1962年，聂小二生于移民安置区澄城县罗家洼，对于远在大荔县库区的老家，他只能凭借父亲的回忆和自己的想象去体味800里关中的辽阔和富庶，只能从数十万移民百折不挠的返库行为里去感受故土对他乡游子的诱惑与吸引。

　　　　 读初中时，聂小二便认识了苗福群。那时，聂小二的父亲聂景慧也是返库移民代表，苗福群常到聂家商议闹返库的事。父亲常对聂小二讲苗福群为了移民返库卖掉房屋，每次都带头冲锋在前之类的“事迹”。这些“事迹”无疑在一个幼小心灵里形成了一个英雄的形象。

　　　　加深聂小二对苗福群记忆的却是一件小事：读初二那年春节后的一个晚上，苗福群又到聂家开会商量返库之事，会议结束已经很晚，便在聂家住了下来。凌晨5点左右，睡在另一房间的苗福群突然敲响了聂小二和父母睡觉的房门，他边敲边急促地说：老聂兄弟，快起来，他们要抓我！

　　　　聂小二的父亲说：不会吧，昨晚只有三四个人开会，不会泄密……

　　　　 “还不会泄密，刚才广播里都说了要抓苗……”不等聂小二的父亲说完，苗福群又压低嗓门嚷了起来，“抓了我事小，今年的返库就闹不成了！”聂小二的父亲只好摸着黑将苗福群送走。事后，聂小二的父亲才搞清楚，原来，凌晨5点左右，村里在喇叭里发通知，说当天有霜冻，对苕苗，要注意抓，要采取有力措施……

　　　　 睡得迷迷糊糊的苗福群刚好听到广播里“……苗”，“要注意抓，要采取有力措施”等字眼，因闹返库已被抓过几次的苗福群吓得翻身起床就去找聂小二的父亲。

　　　　 聂小二坚持认为，这个有点带喜剧色彩的例子只能说明苗福群的警惕性高而不能理解成他胆小怕事。

　　　　具有初中文化，刚开始闹返库就给苗福群当“秘书”的朱金定补充说：在苗老的意识中，闹返库他好像就没有过害怕的时候。在农建三团的地界上，返库移民建了9个临时居住点，为了赶走移民，三团与政府干部商议：点燃庵棚后，只要苗福群一出动就抓人。1985年2月的一天，三团六连一把火点燃了移民七八十间庵棚。燃烧的庵棚刚扑灭，苗福群就组织五百多人前去六连示威，几百人手持锄头扁担，全是一副拼命的架势，吓得六连长赶紧躲了起来。苗福群仍不依不饶，一脸怒火，两眼通红，一边大骂“要坚决打倒作恶放火的日本作风”，一边把一人高的木棍在地上�得震天响。由省政府、渭南地区行署组织的库区工作组见状，连忙让“秘书”朱金定劝苗福群息怒，并让其统计受损情况，他们好督促六连赔偿。当地政府组织人准备抓苗福群的几个干部看到这阵势，吓得不敢久留，趁苗福群带人围攻六连之机悄悄溜走。

　　　　 聂小二说，自己的前半生应该说是苗大爷引导他走上闹返库这条路的。在苗的身边干了那么多年，受了不少影响，并从一个初中生变成了闹返库的骨干。聂小二在移民中的骨干作用使他成了当地政府干部们“争取”的对象。1985年春节后，移民返库闹的最厉害的时候，澄城县委某领导派聂小二的两个朋友到库区当说客， “领导说了，你回去后可以到县移民办工作。”

　　　　 聂小二问：“所有的移民都能到移民办工作吗？”朋友气得扔下一句“不识抬举”便回澄城去了。聂小二继续留在库区进行着他的“返库大业”。

　　　　聂小二的“反动”和顽固不化使他成了“重点对象”――事后，澄城县某公安干警告诉他：“小二呀，要不是中央同意移民返库的文件下来得及时，你就成了拘留所的客人了。县里领导让我们把逮捕你的材料都整好了……”

　　　　“说实话，当时县里没抓我，我还真有点遗憾。我真想像苗大爷那样为移民的事去坐坐牢。”从聂小二的话中，记者听出了这位昔日的“司令秘书”对苗福群的敬重。

　　　　除闹返库外，“苗司令”还有过很多值得炫耀的经历――他曾一次次对属下们宣称，自己在滔滔黄河中救过一船人；曾领着八路军便衣队骗了敌人六杆枪。多次的自我宣传使得这样的“事迹”在不少媒体传播，以至于记者在库区多方求证苗司令这些很有“亮点”的故事。

　　　　 就“救人”、“骗枪”之事询问他的两个“秘书”时，聂小二先是一愣，然后很肯定地说，苗老汉给记者讲这件事时肯定是糊涂了。朱金定则严肃地说：老汉有时爱吹点牛。

　　　　记者由此想到：他曾救过一个日本女人的事是不是也是吹牛？

　　　　 对于救日本女人的事，曾采访过苗福群的某记者在《一位移民“司令”的自述》中对苗福群的讲述有过这样的记载：

　　　　 1944年夏天，我在黄河岸边跑船，看见一条小船在黄河里飘摇，到跟前发现船上有个十几岁的女孩躺在船舱里不省人事，我把她背到我住的窝棚，醒来后我才知道她是日本军官的女儿，日本侵略中国被打败后，她随父亲从河南逃命来到这里。文革期间，这里乱，我救的那个日本人，没有人知道，也没人管，所以没受到冲击。相反，我还是治安组长、初级社副组长，哪次都受表扬。在大荔县领过几次奖。后来，这个日本女人的侄儿把她接到了日本。

　　　　 朱金定听了“司令”的这段自述马上说：对日本女人情况的介绍，我可以肯定地说，他是在吹牛。那日本女人就是我们豫安村的，她五队，我四队，1959年我们往澄城迁时，她就已经四十来岁了，怎么可能1944年苗老汉在黄河上救下的是一个十几岁的日本姑娘？

　　　　 “谢记者，你是要写纪实作品，不能听老汉瞎说。与事实不符的东西写进书里就不好了！”苗福群的两个“秘书”都对昔日的“司令”较起真来，一个并不重要的素材，他俩却拉上记者跑十多里路去采访当年给日本女人办回国手续的李章成。

　　　　 李章成原系陕西省火电厂驾驶员，退休后住在大荔豫安村。也许是他及他的家庭同日本女人接触时间较长，对这个被外界传得神神秘秘的日本女人，他了如指掌。

　　　　 李章成说，这个日本女人的中国名字叫王竹英，日本名叫世谷初音。日本高知县左喜兵町人。上学时，她的老师就教育她，“中国的咸阳才是你的老家，要记住老家，要打回老家去。”

　　　　世谷初音的姑父是一个以经商作掩护的日本特务。1936年，姑父将16岁的世谷初音带到了大连，两年后将其嫁给了一个日本大佐。大佐战死中国东北，姑父又想把世谷初音嫁给一个中国官僚当三房，世谷初音坚决不从。姑父就让其在家中当佣人，在生活上折磨她。1945年，日本战败，姑父逃回日本，把世谷初音扔在了战火纷飞的东北战场。在东北当中央军的山东人刘传会把流浪在街头的世谷初音“捡”回了老家，隐姓改名为王竹英。但刘的母亲不喜欢这个说话有些依哩哇啦并且没有生育的王竹英（在她拒绝给人当三房后，她的姑父暗中给她吃了绝育的药）。1947年，山东黄河发大水，对王竹英情深意�的刘传会只好带上爱妻逃难到了陕西大荔豫安村，对外称王竹英是大连人。这样的经历似乎正印证了老师当初“咸阳才是你老家”的教育――大荔豫安村距咸阳不到100公里。

　　　　 1959年，王竹英随豫安村的移民迁往澄城县王庄乡石家洼村，在那个缺水缺粮的村子里，饥饿和疾病夺去了刘传会的生命。从此，王竹英异国他乡，举目无亲，衣食无着，她再次陷入了人生的低谷。后来，苗福群闹返库，王竹英毫不犹豫地参与其中，与移民一起回到库区抢收农场的庄稼，抢种农建团的土地。因有文化，又见多识广，还常给没有多少文化的苗福群出些主意。

　　　　上世纪七十年代，已快近六旬的王竹英同李章成家成了邻居，这位善良的日本女人常帮李家干活、带孩子，对李章成也视如己出，久了，李家人也像待自己的老人一样待着王竹英。

　　　　 这样的关系才使李章成有机会发现王竹英的日本籍身份――一次，李章成摔断了左手，在家养伤时，王竹英上门帮李干些换药、护理之类的事。李章成发现：王竹英总是跪在地上给自己换药和护理。他不禁突然想到电影中那些日本女人常跪着做事的样子。李章成忍不住问王竹英，“王婆婆，你是不是日本人？”王竹英一愣，摇摇头。但过了片刻，她还是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告诉李章成，她在日本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根据王竹英提供的地址，李章成多次去信与她的弟弟联系。1984年，终于可以回国同亲人团聚的王竹英非常同情库区移民的遭遇，临行前，她准备将苗福群的 “秘书”聂小二收为养子，让其到日本学习、深造，回国后继续为移民返库的事情进行工作。只是因为时间关系，未能给聂办好护照等出国手续。

　　　　18、马湖会议

　　　　几年后，中国政治气候的变化再次引发被控制已久的返库风波――1978年，中国出现的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和集体统一经营与农户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农业经营管理体制，打破了“****所有，队为基础”的统一经营模式。同时，实行政社分设的重要改革，重新建立乡政府作为政权的基层单位，在村一级建立了农民群众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下设村民小组，分别管理本村、组范围内的各种社会事务。经过改革，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从此，农民走进了希望的田野。土地使用权的松动、扩大再次唤醒了移民对故土的渴求。他们的心思又飞向了库区那片沃土。

　　　　然而，就在他们对渭河平原那一大片广袤的土地魂牵梦绕之时，新的土地占有者却在他们“搬迁”之后不断涌进了移民们曾经的家园。

　　　　作家冷梦对新的土地占有者涌入并吞噬三门峡库区那片土地时的情景作了生动的描述：

　　　　第一批到来者，是库区周围的社队。当黑油油的广袤土地裸露在他们眼前，视土地如生命的农民不可能不动心。他们来了，像是武工队或者游击队，赶着牲口，犁开这片土地，撒下麦种，收获的季节便理直气壮地割麦秋收。移民们匆匆迁走后，丢弃在荒芜土地上的砖瓦木料，成了他们顺手牵羊的战利品。对这些库边队农民来说，拉上一车砖算一车砖，收上一季庄稼算一季庄稼，因为他们心里清清楚楚，这片土地并不属于他们，他们只能零零星星的、胆怯的，或者说鬼鬼祟祟地捡点便宜捞点好处。当然，如果可能的时候，比如说，地界恰好与移民的土地相毗连，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偷偷摸摸地向前推进，蚕吃桑叶般地蚕食一部分土地，此后便堂而皇之据为己有了。

　　　　再来者，可不那么胆怯了。

　　　　毛泽东发出了“大办农业”的伟大号召，百万亩关中沃野的荒芜正好成了新占有者大显身手的场所，一支支“垦荒队”进驻库区，最鼎盛时期，这里有五十多万亩土地隶属于209个单位。这209个新主人绝大多数是国有性质的企事业单位，他们有着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既然这片土地是共和国所有，那么国家的土地国有单位耕种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而他们的占有是理直气壮的。

　　　　后来随着历史的衍变，一些小农场撤销，一些合并，最后形成三大农场：沙苑农场、朝邑农场、华阴农场。三大农场均国有性质，共占地三十多万亩。此外，还有机关、社队的78个小农场。

　　　　如此众多的地方上的大小农场，也并没有耕种完这么一片广袤土地。军队开始介入。

　　　　“文化大革命中”，驻陕的地方部队、隶属于中央军委的各兵种、军事科研单位以及野战军部队，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这片闲置下来的土地。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子弟兵耕种自己祖国的土地父母的土地似乎也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于是，各种番号的部队一支支、一队队浩浩荡荡开进陕西三门峡库区。军队也形成三大农场：兰州军区华阴农场和雨林农场，兰州空军大荔农场，共占地十六万多亩。另有四个靶场：兰州军区空军轰炸靶场、兵器工业部五一靶场、国防科工委华阴试验场和朝邑试验场。除此之外，还有三四十家部队小农场……

　　　　当时的情况非常奇特，据大荔县委某书记回忆，“文革”中，大荔县政府瘫痪，以县武装部长为首成立了“大荔县革命第一线指挥部”，当四面八方的部队伸手要库区土地的时候，这位叫丁××的武装部长一一慨然应诺，开上辆吉普车，以车轱辘辗过的履痕算作地界。

　　　　1975年，兰州军区一位副军长驱车来到陕西三门峡库区，此行他办了一件事：当时农建六师在库区占了一大片土地，六师属部队序列，副军长来，让其让出一部分土地，这片土地就是现在的“雨林农场”。这件事的起因，是有关部门批准新成立的雨林农场在陕西合阳县一带的新民滩围垦，新民滩地处黄河滩盐碱地，自然不能令人满意，于是副军长稍稍动动唇舌，新民滩的盐碱地“掉包”成了原属大荔县雨林乡的上好肥田。

　　　　1984年，陕西省在那份《关于库区土地的划拨手续问题》的调查报告中写道：

　　　　当时很多单位划拨使用库区土地时，有的是原省革委会个别领导圈定的；有的是部队首长召集军队有关单位和在地方“支左”的军队领导开会确定的；有的是用地单位和没有批准土地权的基层单位(如农场、潼关滩管会等)互相协商转让的；还有的是单方面划定的地界(如第三十一基地华阴靶场)；有的是借用的，而且少借多占(如兰空农场等)……

　　　　就这样，库区的百万亩土地(其中七十五万亩耕地)在未进行任何经济补偿的情况下如此发生了利益转移。土地所有权的国有化吞没了土地使用权的集体性质，几十万农民至此丧失了他们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

　　　　此刻，那些被驱赶出家园的移民真正急了，读过私塾、移民前在大荔县韦林乡代课教过书并当过生产队长，后来迁移到蒲城县马湖乡的王福义首先喝问：土之不存，人将焉附？

　　　　王福义是一个非常恋乡恋土之人。到安置区后，他仍十分留恋自己在韦林乡望仙观村的老家，留恋村口的那棵根裸于外、树上吊口大钟的古柳树，他甚至留恋“给地主熬活”的日子。他曾盘算：一年能挣3担粮。6担小麦能买一亩地，只要劳动好，3年就能当个户主。

　　　　1959年秋，快近不惑之年的王福义没能当上“户主”成了移民。这个当年应划归为“小资”的教书匠在大是大非上从不含糊，政府要把他认为很不错的家园连同他领导的生产队都作为三门峡水库的库区，给300块钱让他到安置区“重建家园”，他认为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不会错，二话不说，带上一家五口便离开 “关中白心菜”朝邑沙苑滩。

　　　　很快，王福义成了一种有觉悟的移民榜样树在了所有移民面前，县、乡干部们向移民宣传：看看王福义，人家是有文化有见识的人，他都能去安置区，你们有啥去不得？

　　　　榜样的力量永远都是无穷的。积极分子王福义现身说事，在会议上一个动员便带走了一个队的移民。

　　　　“有文化有见识的人”对问题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在人们进入生存条件极其残酷艰难的蒲城县马湖大队后的那一瞬间，一贯认为听政府的没有错的小学代课教师和生产队长王福义立即意识到：这次错了！

　　　　王福义要“重建家园”的马湖乡靠陕北黄龙山，他所在的马湖大队是一面狭长的山坡，到处沟壑交错，黄土岗如波涛连绵。老社员大多住在半山腰的窑洞里，过着鸡鸣犬吠不相往来的日子，久居关中平原的王福义初到此地时还觉得这里景致优美，颇有诗情画意。但一旦进入生活，在那些严重缺水，杂草不生的山梁上种地耕耘时，当一年辛苦下来，粮食亩产不过三十多斤，每个劳动日不过七八分钱时，那些由沟壑交错的黄土岗构成的“景致”便成了王福义等移民的噩梦。

　　　　缺水是每个马湖人倍受熬煎的噩梦。所谓马湖，其实是一个有“湖”无水，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地方。对路人“宁给一碗饭，不给一口水”这种奇异的民风，足以显示水对于这片土地的金贵。“龙山马湖，渴死寡妇”的古老民谣则更像恶毒咒语注定了这块陕北高塬会永远成为被水折磨的干渴之地。要吃水，得往返二十多里到塬下的洛河去挑。一年四季，挑水成了男人们的主要“事业”，他们流在山路上的汗比挑回的水还多。没有男人为她挑水的寡妇们就只有“渴死”的命了。

　　　　关中移民到马湖时还想战天斗地，结束“渴死寡妇”的日子，他们集资打井，宣称要解决吃水问题，但一口井打了一百多米深也没能见到水的影子……

　　　　打井的移民绝望地扔下工具仰天长叹，一种被欺骗被愚弄的感觉从此在王福义的心中再也无法消褪。他分明感到：到马湖的移民都像一颗颗种子落在石板上，永远也无法落地生根。

　　　　也就是从迁移到马湖那天起，一个念头顽固地占据了王福义的思想：“当初，是我的现身说事欺骗了移民，今后，我一定要把他们带回库区”……

　　　　从1961年开始，王福义开始了“拉吊桩”的生产生活方式，一年9个月都在库区耕种生活，有3个月在安置区。后来，很多时候都是忙时种地，闲时上访告状，要求返库――他从来没有一刻忘记过他的家园。可是，突然有一天，王福义看见一支支背负标杆测尺的勘测队踏荒而来，在库区里又是竖界碑打地桩，又是架电线，修道路，接着，他们烧砖运瓦，大兴土木，安营扎寨后把拖拉机开到地里播种了。

　　　　同所有移民一样，“有文化有见识”的王福义也不知道几百公里外的三门峡电站大坝究竟出了什么事，库区的土地为什么又不淹了，他们只是本能地对那些新涌入的土地占有者感到震惊恼怒，接着，一种本能的思维方式使他“恍然大悟”：政府说修三门峡电站把我们迁走，原来是为了让城里人和部队在这里办农场！

　　　　王福义怀着悲愤之情给“上边”写了好几封信，但那些满载移民希望的信都泥牛入海。一气之下，王福义带人去了北京。当他把库区的情况给并不知情的国家有关部门反映后，工作人员不相信，“不可能，库区怎会让人办农场呢？”王福义不服气，“既然不允许长期居住，那他们为什么在库区架高压线修房子？是不是不拦水了？”不知怎么回答的工作人员打起了官腔：现在不拦水，也许五十年一百年后有特大洪水，国家一声令下，马上就会关水的。

　　　　王福义认死理：既然要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后才拦水，就该让我们重返家园！

　　　　没人允许。王福义自己行动了。他带着移民到库区同干部们“打游击”，他鼓动受苦挨饿的移民跟着他在库区抢地、抢粮。他不觉得去抢那些“国家干部” 与“子弟兵”的粮食和土地有什么不好，“地原本就是我们移民的，他们是拿着工资吃着皇粮的国家干部凭什么抢占我们的土地？”王福义对部队占地也颇多“微词”：那些当兵的，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人民管你吃管你穿，你们怎么也同我们抢地？多少年的军民鱼水情了，如今，你们这些“鱼”竟然来破“塘”“放水”，我们这些“水”无法存在了，你那些“鱼”还能活吗？

　　　　王福义的话虽理直气壮，但当地干部说他诡辩，他和他带领的移民在库区抢地抢粮时老被人追得鸡飞狗跳。他觉得不能只是这样小打小闹，应把大家联合起来，人多力量大，有了力量才能“闹”回库区去。

　　　　他开始四处联络1964年闹返库时的旧部。蒲城县的移民代表几乎是一呼百应――二十多年来，当初从华阴、大荔两县（含原朝邑县）迁到蒲城县的 68158个移民全都集中生活在该县最贫穷、生存条件最恶劣的北部山边的沟壑区、南部的卤泊滩区、中部旱原的氟水区。直到七十年代末，这些地方的日工分值还不到1毛钱，人均口粮不足百斤。实行土地承包制后，当地老社员把较好的土地都留给了自己，分给移民新社员的全都是最贫瘠、最边远的土地。

　　　　1979年春天，王福义曾带本县基本进入生活绝境的几百移民闹过一次返库，但很快被政府采取了“措施”。后来，王福义对刘怀荣讲：多年的经验使我明白，仅凭一乡一县的力量想搞成返库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们必须走联合抗争的道路。

　　　　王福义想与其联合抗争的力量是渭北八县移民。这是一股不小的力量，从1956年起，渭南迁出的28万多移民大多集中在渭北，经过二十多年的繁衍，移民总数当时已过四十余万。四十万人如果闹腾起来，那将是一股多大的力量！

　　　　这些力量也都有联合的意愿。1964年的种地风波后，移民们的返乡之梦并未破灭，在安置区平静的表面背后，风暴在酝酿着。各县移民以村或者乡自发结盟，并在这种结盟中推选出自己的“头家”。“头家”只是移民的“基层领导”，主要负责一村、一乡的移民联络，开展宣传、发动和上传下达等工作。一个县或一个地区的移民领头人又被“头家”们推举为“司令”。“司令”不同于普通“头家”，在整个返库活动中，相当于统领一方的“方面军头目”，主要肩负筹划、安排返库活动，组织调度力量，带头上访，与政府讲理、提谈判要求等等职责。

　　　　当时，整个安置区共形成了以华阴县刘怀荣、澄城县苗福群、陈文山、蒲城王福义为首的“四大司令”。1978年以来，四人分别带本县移民进行过多次小规模的闹返库，特别是刘怀荣影响较大，当地干部评价他“善于谋略，诡计多端，组织能力强，是一个难以对付的移民司令。”

　　　　闹返库的共同目标终于使几大“司令”走到了一起。

　　　　1979年8月，在经历了一次次失败的返库后，王福义与刘怀荣、陈文山等人开始筹划下一次更大的返库行动。刘怀荣回忆说：“以前，移民以村以乡为单位小打小闹，结果没能返成库，每次很容易就被政府干部赶了回去。为了能把所有的移民都组织、整合起来闹返库，使各县的移民从分到合，形成一股绳，便于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我们在马湖开了一个会议。”

　　　　刘怀荣所说的那个会议后来被无数记者、作家称之为马湖会议。马湖会议前，王福义手下有个叫严树德的移民“头家”专程去刘怀荣居住的渭北下吉镇七村，商议开会地点、时间、参会人员等事宜。二人商议的结果是地点就定在蒲城马湖乡马湖村王福义家，参会人员除各县“司令”和主要“头家”外，蒲城县村一级的移民“头家”都参加会议。同时确定，今后闹返库时，华阴、渭南、临潼、富平四县由刘怀荣联系组织，其他几县由苗福群、陈文山、王福义等人负责。时间当时没能确定，因严树德还要到其他县的移民骨干处联系，征求大家的意见后才能确定。

　　　　在刘怀荣处联系好后，严树德又连续跑了富平、澄城、白水等县，综合大家的意见，王福义、严树德等人把会议时间定在了10月22日。时间定下来后，严树德分别以信件的形式给各县的“司令”和移民“头家”都邮发了会议通知。

　　　　刘怀荣没有收到会议通知。其他几县也未收到从邮局寄出的通知，22日那天，只有澄城、白水、大荔、合阳、蒲城五县的“司令”和移民“头家”到会，因人员差得太多，王福义宣布休会，一边让到会者等着，一边派人再次通知未到会者。

　　　　10月23日早上，刘怀荣还未起床，蒲城移民骨干仇明学便敲响了他的房门。听说几十号会议代表已在马湖等待，刘怀荣忙叫来本村的移民骨干去县内通知其他参会代表，自己则同仇明学骑自行车向蒲城赶去。

　　　　10月23日，王福义在自己的那片果园里先组织到会的部分代表开了一个预备会议。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对闹返库可能出现的状况和风险进行评估。王福义首先讲明：和国家闹事，自古以来都没有好结果；闹返库有可能会出现戴绳(指被拘捕)、犯错误等下场；不愿承担这种风险的人请退出会议。

　　　　会场静悄悄的，与会的六十余人稳稳地坐在原处，无人左顾右盼，没人胆怯畏缩，全都一副义无返顾的神态。

　　　　稍顷，已被生活逼到山穷水尽的移民“头家”们纷纷表态：“闹吧！老王，不闹，留在这里受穷受煎熬不说，把后代的路都堵死了。闹，大不过背绳（被抓被判刑）！闹成了，我们的后代就有出路了……”

　　　　王福义大受鼓舞，当天晚上，又同刚赶到马湖的刘怀荣、陈文山等人详细研究统一了返库的诸般事宜。总结过去力量分散，小打小闹而导致返库屡屡失败的原因后，刘怀荣等“司令”确定了“同时返库，统一行动，上访与返库相结合”的策略，商定了一旦返库，就各县回各县移民前种地的返库地点，并拟出了“宁作库区鬼，不当安置区人”，“我们要种地，我们要吃饭”“种地无罪，返库有理”等口号。返库的时间没能具体确定，大家的一致意见是：等把所有移民动员起来后再另定时间。

　　　　虽确定了统一抗争的返库策略，但在是以上访为主、带动返库，还是以返库为主、带动上访及是否可与政府干部合作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刘怀荣和苗福群的人（苗本人未参会）“不愿意与那些日哄人的干部打交道，也不想同他们对话。要闹就闹个针锋相对，决不妥协，直闹到他们同意返库为止”。王福义、陈文山则主张：“移民不能拿政府干部作对头。我们闹这么多年，一不夺权，二不反党，只不过是要种地，要土地，要返库。既然是这个目的，最后还是要政府解决才行。” 王福义还在会上讲了句他曾在多种场合下讲过的一句“名言”：“共产党把国民党几百万军队都打到台湾去了，还把咱移民没办法？”

　　　　会后，苗福群、刘怀荣一直不认可王福义、陈文山的观点，陈文山“与政府配合”的主张更在刘怀荣的心头留下了怀疑的阴影。二十九年后，回忆到马湖会议和后来的多次返库时，刘怀荣仍怀疑“当地政府肯定给陈老头和王福义他们承诺过什么。我们闹返库是争取自己的权益，我们每个移民从骨子里就不会反党反政府，我们只是不愿同当地那些不执行上级移民政策、欺压移民的人合作，可他老给我们扣反政府的帽子。”

　　　　正是这种怀疑和分歧给马湖会议蒙上了阴影，会议最后不欢而散。

　　　　不太成功的马湖会议却使刘怀荣在移民中成功地当了一回“司令”。他得意地给记者回忆说，“马湖会议，王福义、严树德等人都称我头家。当天晚上，移民代表纷纷要求我讲渭南县的返库经验，我坐在中间的藤椅上讲了三个多小时，大家坐四周，听得很认真，会一直开到凌晨四点。两百多移民围在会场外一直不肯离开，后来，干脆跑到会场问我，头家，返库究竟能不能搞成？我告诉他们，只要大家齐心，我们就一定能回到老家去……”

　　　　 19、败走沙苑滩

　　　　 经过一年多的串联和准备，1981年春播时节，又一次返库风暴在渭北高原降临了。

　　　　渭南移民志载：1981年4月上旬，随着国家落实有关政策，蒲城、澄城、合阳、白水、富平5县移民，秘密自发成立“移民返库总指挥部”，该指挥部组织较大规模的返库，人数2000余人（据参与的移民回忆，返库的移民至少有5000多人），在库区抢种土地4000多亩。搭设庵棚，砍伐树木无数。

　　　　 对这一次返库，李孝玉至今仍记忆犹新：返库的场面非常壮观，“移民返库总指挥部”的大旗在前开道，一队护旗的青壮年围在大旗周围，王福义等头领紧随其后。 5个县的数千移民拉着架子车，扛着农具，赶着牛车从不同方向赶来，汇合成浩浩荡荡的队伍直奔库区，直奔朝邑滩和沙苑滩。到达后，大家或砍树搭庵棚，或抢占农场的仓库、办公室，连农场的拖拉机房、养猪场也成了移民们的栖身场所。安营扎寨后，我们作好了长期相持的准备……

　　　　 王福义带一千沙苑移民直扑沙苑滩，回到了他们二十多年前的老家韦林乡望仙观村。如今，该村早已易主，是沙苑农场五连的地盘。王福义常常挂念在心的那棵大柳树周围成了五连的养猪场。猪场红砖黑瓦，宽敞明亮，比移民在安置区的居住条件还好。王福义选择“8号猪圈”作为“司令官邸”和“移民返库总指挥部”。他把大旗往猪圈上一插，便带领移民们在已经不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开梨播种。王“司令”的目的很明确：这次下山不再是种一季收一季的“拉吊庄”，也不再是只同县、乡干部打游击，而是要与国有农场抗衡，夺回这片本属于自己的土地。

　　　　 抢种的速度快得惊人，十天不到，沙苑农场和朝邑农场的四千多亩土地全被下山的几千移民撒下了种子。撒下种子，移民们松了一口气，以胜利者的目光打量着这片久违的土地。他们坚信：只要种上了，也就拥有了――谁种谁收，这是关中延续了数千年的古老习俗。

　　　　 从西安城里来的青年娃娃们不讲究或根本不懂这个习俗。开初，“房东”的突然归来，始料不及的农场年轻人们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像一个非法进入者当场被主人堵在了家中，免不了有些恐惧、慌张和怯场。毕竟，这里曾是移民的家园，自己鸠占鹊巢，从道义上讲，本来就理亏。如今，主人回来了，要住房要种地就让着他们点吧――更重要的是，不让也不行，几千移民以十比一的力量悬殊对几百农工形成了巨大的武力震慑，如果硬拼，农工的悲惨结局可想而知……

　　　　 就在沙苑农场五连农工胆怯、犹豫之际，农工的上级主管部门从西安传来了严厉的指责和愤慨的诘难：你们对移民返库的行动毫无防范，毫无预见，移民播种数千亩并建庵棚上百个你们也毫无反映，至今仍动摇犹豫，甚至有人还对移民表现出了不应有的同情。正是你们的麻木不仁和妇人之仁，才会有今日之败，才致使国有财产遭受严重损失……

　　　　 上级的训斥使沙苑农场五连的农工猛醒：一山不容二虎。移民留下，必定损害农场已经到手的既得利益，失去“关中白菜心”这块到口的肥肉，所有农工也就会像移民那样沦为无立足之地的贫苦穷人。几次讨论后，农工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把那些移民“侵略者”驱逐出境！

　　　　 农工们在寻找和制造冲突中等待着战机。制造冲突是件很容易的事：从山上下来的移民不讲究卫生，老是随地大小便。一天早上，几个农工趁移民张某在野外大便时悄悄从后边摸上去，将其搬翻在地就跑，让屎尿粘了张某一屁股，张某叫上三个移民到五连去找人算账，结果被其揍得鼻青眼肿。移民下山后，老是不打招呼就随便地到农工的地里“借”菜，到农工的住处“借”粮“借”柴，开初，农工们还睁只眼闭只眼，但后来，农工们忍无可忍了，一见到“借”东西的移民就群起而攻之。

　　　　 “借”东西老挨农工的揍，这使移民们很不高兴：在我自己的土地上弄点粮食小菜还敢打人！移民们产生了强烈的复仇****。于是，渭南东北部烽烟频起，冲突不断。在小摩擦小冲突的碰撞中，双方各有胜负。正因为没有谁能以绝对的胜利“镇”住对方，双方像斗红了眼的狼，想一口咬死对方的狠劲也就更足。到后来，年轻的农工们制造冲突有些明火执仗了：几个移民婆姨和姑娘去水井挑水，两个农工竟然当面脱掉裤子，羞得婆姨、姑娘们撒腿就跑。

　　　　移民们怒不可遏了，“占我们的地，用我们挖的井，还如此欺负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移民的头目们开始策划收如何拾“吃水忘了挖井人的家伙”，在他们看来，几千移民收拾一百多农工不过小菜一碟。移民不高兴了，随便哪天都可以将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孩子赶回西安去！

　　　　 骄傲轻敌的移民们没有防备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农工会先下手为强。在移民头目们策划动手之前，处于劣势的农工们已制定出了驱赶移民的具体方案：自知寡不敌众，农工们选择了被古今中外无数军事家采用过的奇袭战术。至今，赵德龙、侯焕成、夏富金等老移民提起28年前那个闷热的夏夜发生的那场惨烈的恶斗都禁不住仍有些胆颤心惊。

　　　　 赵德龙说：“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劳累了一天的移民已在庵棚酣然入睡。突然，沙苑农场五连方向机声隆隆，人喊狗叫。我跑出庵棚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冷气：我的妈呀！数辆带着巨大铁铲的推土机打着探照灯横冲直撞而来，把我们的庵棚铲得七零八落，盆盆罐罐、家具农具也被压破砸烂埋在里面。移民们刚哭爹叫娘地逃出庵棚，又遭到了农场八十多个敢死队员的猛烈攻击。那些家伙手持棍棒、铁铲，对移民敢下狠手，当场就把好几人打成重伤，轻伤的不计其数。他们的狼狗也朝我们猛扑乱咬，很是吓人。开初，我们的人还想操起铁锨棍棒仓促应战，可被他们的探照灯光刺得睁不开眼。由于没有思想准备，也没经过这种场面，我们的人很快便开始溃逃。”

　　　　这一逃便乱了军心也乱了阵脚，勉强抵挡一阵后，移民一哄而散。

　　　　兵败如山倒。移民逃窜后，农工们并未闲着，他们在推土机推倒碾过的庵棚废墟上浇上汽油，放火点燃。

　　　　望着在熊熊火光中落荒而逃的部下，“司令”王福义无可奈何地加入到了溃逃的队伍。农工已经在各个岔路要道布满岗哨。在一个路口，王福义差点被其擒拿，危难中，他与部下露出拼命凶相，才吓退对方，闯出一条逃生之路。

　　　　 经历过那场恶战的移民夏富金这样描述惨败后的情景：头破血流的移民横七竖八躺了一地，伤轻的唉声叹气，伤重的叫爹喊娘，呻吟不止。此状令王福义倍加难受，自己的部下遭此新败，澄城等县的移民又同他的返库策略有分歧，说他已被政府招安，连本县的移民也有人主张不与政府合作，要杀回库区报仇雪恨。遭遇奇袭后的第二天，几百移民手持棍棒，一路高喊“血洗沙苑农场”，“捉拿凶手，讨还血债”的口号冲向库区。若非大荔县政府及时拦堵，并协调沙苑农场拿出五万余元赔偿移民损失，一场更大的流血事件肯定在所难免。

　　　　 王福义部溃逃后，其他几个农场也本想趁机把苗福群、刘怀荣等移民司令的人从他们占领的土地上赶走，但苗福群等人吸取了王福义部遭遇奇袭的教训，他们挑选精壮男子，成立护卫队日夜坚守在自己占领的土地上，根本不给农工奇袭的机会。所有移民也一改爱随便到农工处“借”菜“借”粮“借”柴的习气，在事实上不授人以柄。同时，尽量减少摩擦，与农工发生纠纷，移民总是尽量让着，避免更大的冲突。

　　　　 不但如此，移民司令们还派出移民去帮农工干活，教他们种地――目的很明显，他们想以改善移民同农工的关系，以达到长期留下，和平共处的目的。

　　　　这是政府干部绝对不愿看到的结局。农工不出手，政府开始采取措施了，渭南地区领导亲临华阴、大荔指挥县、乡、村的干部们倾巢出动，对沙苑滩、朝邑滩、华阴滩的移民进行了“包干清除”。

　　　　 平息1964年的种地风波使库区干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思想动员，先礼后兵；“擒贼先擒王”，抓主要矛盾；人海战术，以多胜少都是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

　　　　这次，干部们又成功运用了“掐头头”战术：以谈话、商量事等借口，同时将所有“清除点”的大小移民司令和头目弄进了“坏头头学习班”，对其严厉管教并辅之以分化瓦解等手段。果然，仅仅几天，“学习班”里的“坏头头”们便纷纷投降，写出了悔过书和不再闹返库的保证书。与此同时，政府调动大批车辆将溃散在库区的移民强行拉回了安置区。

 

[我等屁民]

第四章 田园将芜胡不归 文 / 大迁徙













　　20、“返库自救”

　　21、威慑

　　22、祭祖

　　23、“狂妄至极，嚣张至极”

　　24、农工闹进城

　　25、“政府尊严”　　

　　第四章田园将芜胡不归

　　　　20、“返库自救”

　　　　农工点燃的庵棚渐渐熄灭，库区狼烟慢慢消散，王福义溃败的队伍捂着新添的伤口，狼狈不堪地逃回了陕北高塬“渴死寡妇”的马湖，刘怀荣、苗福群、陈文山的人马也在当地政府组织的“清除”中土崩瓦解，四下逃窜。政府强拉移民回安置区的车队扬起的尘土渐渐落定后，充满杀气和呐喊的库区重归宁静。

　　　　失败者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伺机卷土重来。很快，渭北平原的渭南、蒲城、大荔等县境内那几大片卤泊滩和盐碱洼地出现的新的躁动――十多年了，安置在这一区域的五万多原华阴滩移民一直忍受着苦涩的盐碱水和缺衣少粮的生活熬煎。1964年以来，王志义、苗福群、王福义等人在库区刮起的返库风暴也一次次勾起了五万华阴人对故土的怀念，他们也曾积极卷入那汹涌的风暴，虽未进入风暴的中心，但辽阔的华阴滩也一次次洒下了他们在农场争地夺粮时流下的血与泪。

　　　　王福义溃散的队伍刚刚消逝在茫茫的蒲城塬上，华阴滩五万移民的“司令”刘怀荣已开始酝酿下一场更大的返库风暴。这种“酝酿”或者说“预谋”的决心是艰难的――“刘司令”生活的地方是中国，自古以来，这就是一个“官为本”的国家――无权无势的人叫“布衣百姓”，百姓把自己叫“贱民”而称官员为“父母官”，什么“官尊民卑”，什么“民心似铁，官法如炉”，什么“贫不与富斗，民不与官斗”，这些成语民谚无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善良的中国百姓。世世代代以耕种劳作为生的农民，心底里更是惧怕政府，有着一种天生“良民”、“顺民”的品德，只要有地种有饭吃，只要当官的不把他们逼到绝路，他们是万万不会“上梁山”的――即使是因政府干部之错，他们稍有“顶撞”，略有“抗旨不尊”，他们自己也会在一种大逆不道的负罪感下惶惶不可终日。所以，在中国，没有――或者说很少有那种想和政府或愿同官员作对的百姓，不进入生活的绝境，他们绝对没有胆量和勇气揭竿而起，不是非常原因，谁也会作国家的良民而决不去做政府的刁民。

　　　　何况，刘怀荣还不仅仅只是一个良民――当初，他领导下的义合乡义升村三队丰衣足食，富甲一方。政府修三门峡水库要求“迁一家，保万家”时，刘怀荣二话不说，未与家人商量就毫不犹豫地把全家11口人的名字全部报到了赴宁夏的先遣队。他麾下的160多户600余众也被他动员出了库区。即使在安置区喝着不能喝的苦涩的盐碱水和令人作呕的窖水，即使他的父母被饿死在遥远的宁夏沙漠里，他对政府、对国家的移民政策也没有半点怨言。这种气度，这种表现，不管是对国家对政府，还是对管理百姓的官员，刘怀荣无疑都应该算作一个标准的顺民和良民……

　　　　要不是后来三门峡水库高程的改变使库区露出了那么多诱人的土地，要不是部队和省城的机关单位以国有所有制的名义并吞了移民集体所有制在库区的那些土地，或者是安置区的粮够吃，能解决饮用水问题，老社员能不歧视移民，或者是到库区“拉吊庄”不老被追得鸡飞狗跳，刘怀荣肯定会把这个顺民和良民永远当下去……

　　　　刘怀荣曾这样告诉过记者：有时，我在想，假如仅仅只是自己失去了土地，只是自己过不下去，只是自己在安置区受歧视，那我也就认了。然而，关中东部几十万和自己一样的农民都同样丧失了土地，都同样过不下去，都同样在安置区受歧视，这就使人有些忍无可忍了。

　　　　这种移民背景下，“刘司令”身上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古代义士秉性自然也就显露了出来。

　　　　他觉得，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不“闹”不行，就“闹”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于是，他加入了“闹返库”的队伍，站进了王志义、苗福群、王福义等被人视为“刁民”的行列。站在这个行列里，刘怀荣顿生几分“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和为民争利的豪气。他知道，这个行列里的人，无论是怯懦的还是勇敢的，鲁莽的还是工于心计的，轻率的还是深思熟虑的，无论过去是“良民”还是“刁民”，无论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是先进或落后，只要迈出这一步，即意味着自己已脱离了农家人恪守的“乐天知命”的旧有轨道，闯下了“犯上作乱”的弥天大祸。

　　　　然而，刘怀荣仍硬着头皮往下走，走进离“良民”标准越来越远的地方，走进他无法预知福祸吉凶的暴风雨中。

　　　　刘怀荣并没有人云亦云地胡闹。他始终把握一个原则：作为本来就热爱国家、热爱政府的移民，只以返库和种地为目的，返库中要“闹”得有理有节，不违法违规。他知道：这返库“闹”得出了“界”，或超出了国家和政府容忍退让的底线，就会有一柄达摩克斯利剑从天而降，就会有诸如“暴乱”、“颠覆国家政权”、“破坏社会治安”之类的罪名让你去领受牢狱之灾。

　　　　尽管后来他也没能躲过那个“破坏社会治安”的罪名，但对各次返库失败教训的吸取不仅使他避开了更多的罪名，而且也为移民最后成功返库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王志义等人的锒铛入狱使他明白了“闹”的尺度和界线，对“闹”的分寸有了更加准确的拿捏；在苗福群的屡“闹”屡败和屡败屡闹的“闹”腾中，他学到了坚韧，也悟出了“斗争策略”；从王福义的失利中，他知道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进库前就首先派人去摸农场领导及农工对移民的态度，搞清哪个农场可利用，哪个连队应作为攻击对象；不久后的“清明祭祖返里”行动失败后，他和王福义等人都有了“硬弄不行，得边返库边上告，把问题反映到上边”的醒悟……

　　　　有了丰富经验的“刘司令”以布衣百姓少有的睿智在既要“闹”返库又不违法违规之间寻找着平衡。他说：返库的事不“闹”则罢，“闹”就要闹得有理， “闹”得成功，至少，“闹”返库不要授人以柄，闹得自己不能脱身，闹得入狱坐牢……

　　　　在这样的原则下，1982年返库前，刘怀荣首先开了一个大会，让移民了解自己设计的返库“蓝图”。这个会是1981年11月的一天在稼店乡司家村开的。

　　　　会场布置得很气派很有声势，四面的墙上、树上都插满了红旗，红红绿绿的标语口号从村里贴到了乡上。

　　　　会场上，“移民返库动员大会”的会标和两边“返库有理，种地有权，彻底解决，只有返迁”的口号遒劲有力，很有气势。

　　　　会议规模很大，一万多与会者把村里的打麦场挤得满满的，周围的空地里也全是人。参会者很广泛：华阴八个乡的移民来了，渭北五县（蒲城、富平、澄城、合阳、白水）的移民代表也来了，稼店乡政府的干部也来了――他们是得知消息后准备来搅局的，但一看会场周围站满了手持棍棒，随时准备与人恶斗的年轻人，干部们只好放弃兴师问罪的打算，站在场外暗暗监视会议动向。为会议担任警戒的年轻人挑衅道：“乡领导，该干嘛就干嘛去吧，用不着你们站岗放哨了！”

　　　　“放心吧！谁敢捣乱，我们一定把他揍得屁滚尿流！”

　　　　“回去吧，我们可没给你们安排吃喝……”

　　　　“今天人多，你们的安全有什么闪失可没有人负责。”

　　　　在会场警戒者的威胁和驱赶下，乡干部们气愤而又无可奈何，只好悻悻而去。

　　　　会议在掌声和口号声中开始。各县代表发言后，华阴的代表也表达了坚决返库的决心，最后，刘怀荣讲话。这位在各县移民中有较高威望的“司令”历数移民的苦难，痛陈一年来粮食歉收，移民生活的艰辛，然后指出，只有返库夺回土地，生产自救，才是移民的唯一活路。

　　　　接下来，“刘司令”在一片掌声、口号声和欢呼声中部署：1982年正月15日返库。各县参加返库的一个村分成一个点（华阴共60个点），每个点制作一面旗帜；一个点准备五口锅灶，一个县安排一个医生。每个返库者都要带足粮食和农具……

　　　　为了使返库万无一失，司家村会议后，刘怀荣分五个组对会议布置的工作进行了检查，同时，于1982年的正月初九派出三个“侦查员”到库区摸情况。

　　　　一切准备就绪，正月15如期而至。又一次返库浪潮呼啸奔涌着卷向库区。

　　　　《渭南移民志》说：1982年，移民返库，由旱塬地区发展到平源灌区，返库地点，由朝邑滩发展到华阴滩，返库移民在3000多人次。他们携带口粮、种籽、牲口农具，涌向库区。一路上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在华阴滩召开2000余人（据移民回忆，华阴实际返库6000余人，本次返库的总人数近一万）的“移民返库誓师大会”。他们高呼“宁做库区鬼，不做安置区人”、“不忘移民苦，返回老家园”的口号，大造声势，在库区抢种3000多亩……

　　　　《移民志》没有记述到的还有这样一些情节：这天，“总指挥部”“刘司令”一声令下，八县几百余乡的移民一万多人出发了，一百多辆隆隆轰鸣的小四轮拖拉机在前开道，车上坐满了高擎“移民返库”、“生产自救”的移民。浩浩荡荡的队伍里，刘怀荣、苗福群、王福义、陈文山等“司令”各自走在本县队伍的前边。他们的身边，行进着充当“卫队”的青壮年，还有背着锅碗搞后勤的妇女，挂着药箱的医生和专门去开商店的“店员”。一路上，人声鼎沸，狗吠牛叫，每逢路过场镇，移民们还动情地唱起篡改的《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渭河平原，那里有棉花小麦，还有那，祖辈的坟山。五六年，五九年，在那些伤感的日子。离开了家乡，去了旱塬高山……爹娘呀，爹娘呀……何时才能回到黄河滩边……”歌词虽不伦不类，歌声却凄凄切切，催人泪下。

　　　　路过乡镇城区，移民们那被个别政府干部恨得牙痒痒的“嚣张气焰”一点也没有收敛，一伙年轻人还故意冲着政府大楼扯着嗓子高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移民怕官员，而是官员怕移民……”。

　　　　进入库区，按事先的安排，苗福群、王福义、陈文山等“司令”各带一股移民向朝邑、沙苑农场而去。刘怀荣则带几千移民直奔华阴滩。“刘司令”从事先派出的“侦查员”那里得知：华阴农场八连的空房子最多，八连的人也最爱打架。这之前，为争地已与人数次恶斗，他们打移民，打其他连队，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也打，某乡一书记被其打断好几根肋骨。该连由此声威大震，人称“钢铁八连”。

　　　　刘怀荣不信邪，他要“化”掉八连这块“钢铁”。采访中，刘怀荣竭力而又有些词不达意地想向记者表达出一种关于威慑与和平共处之间的关系，但他的语言表达和概括能力都达不到那样的水平，讲来讲去也没有讲清自己的意思，急得他满脸通红，说话都有些疙疙瘩瘩了。

　　　　记者只好用二战时英国人伊宛里克的那种观点帮他概括：所谓和谐和睦，只有在实力相当时才能提出来讨论――平衡源于力量，和谐有赖于威慑。

　　　　记者把这个意思讲出后，刘怀荣一拍手，连连赞同：“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刘司令”的思路是：华阴滩是块风水宝地，但也是一座不容二虎之“山”，一旦进入此“山”，朝邑农场四连袭击王福义部那种事肯定在所难免，要赶移民出滩和企图将移民“驱逐出境”的也肯定不只一个八连。所以，要想在华阴滩上站住脚，不做铁锤，就作挨打的铁毡。

　　　　刘怀荣想把移民变成砸向铁毡的“铁锤”。想从此在华阴滩扎下根来。他想到了作“铁锤”的捷径：擒贼先擒王，对手中谁横就专跟谁拼，杀鸡给猴看或杀一儆百――具体说，就是要“杀”八连的威风给库区敢于挑战和企图挑战的其他农工看！

　　　　到华阴滩后，几千移民呼啦啦地将八连所有的空房间抢占一空，并在八连的周围密密麻麻地搭建庵棚。刘怀荣的“卫兵”为他抢占了四间空房，他“指挥部”的牌子就挂在中间两间房子的中间――26年后，刘怀荣还记得：“那次返库的苗福群、王福义、陈文山都挂了‘移民返库生产自救指挥部’的牌子，但我住的那里挂的是‘总指挥部’的牌子。”

　　　　上午11点，三面大旗帜在刘怀容的“总指挥部”升起，各村各点也同时树起了印有“移民返库”、“生产自救”字样的旗帜。接着，震耳欲聋的鞭炮响起，移民们像过节一样在鞭炮的烟雾中兴奋地奔跑着、欢呼着……

　　　　21、威慑

　　　　二十六年后，刘怀荣回忆华阴农场八连农工面对移民返库后所作所为的神情时非常得意：“他们怯怯的，根本不敢动！”

　　　　对于那些“怯怯的”农工，“刘司令”和他的部下们表现出了极大的的宽容和真挚的友好。以前，每逢抢种抢收季节，农工常请流落库区的移民帮忙种地，除供吃供喝外，干一天，农场还给移民付两到三元的报酬――刘怀荣在库区“拉吊庄”时，就曾多次给农工种地混饭吃并挣一份外水补贴家庭。

　　　　有时，农工不请他也去帮着干――他见不得那些从城里来的娃娃干活笨手笨脚的样子，更不能容忍那些城里人对土地作践糟蹋，他觉得，城里来的人根本就不热爱土地，完全是以应付了事的态度进行掠夺式耕种，那些过去肥得流油的土地到了城里人手中，那结局也就难免像一个胖嘟嘟的娃娃死了亲妈，遇到了一个并不喜欢小孩的后娘。才几年时间，库区的土质越来越瘦不说，还严重盐碱化和沙化，地里的草比庄稼还深。视土地若生命的刘怀荣见自己热爱的土地被如此糟蹋，心中十分难过，很多时候，农工不请他也会去地里侍弄一阵，在劳作中寄托自己对这方故土热爱、留恋的深厚情感。

　　　　“返库自救”以来，刘怀荣和他的部下们就向农工宣称：这次，移民返库帮农场种地，不吃农场的饭，更不要农场的报酬，白干了还负责教农工种地。他们的行为除有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治目的外，还真实地隐含着一种无法割舍的情感――就像久别的游子归来，要伺俸护理瘦骨伶仃的母亲一样。

　　　　移民们帮农工干活中的统战目的和土地情结同样鲜明、突出。刘怀荣反复吩咐他的部下：不得破坏一草一木，不得与农工发生冲突，不能给他们留任何把柄。“刘司令”要给地方官员们留下这样的印象：移民返库后不会影响当地稳定，他们能同农工和平共处……

　　　　部下们似乎十分理解刘怀荣的意图和苦心，严格地执行着“司令”的指令，对农工的挑衅作到了骂不还口，打不还手。

　　　　返库的第十一天，“怯怯的”农工们终于忍不住试探性地反击了。李军等三个青年移民去井边挑水，农工杨小刚来了，他边猛推李军三人边骂：“你他妈的，谁允许你们到我们的井里来挑水！”

　　　　被推倒在地，水撒一身的杨军爬起来问：“你们的井？我爷爷那一代人就在这口井里吃水了，你们才来几年，怎么就成你们的井？”

　　　　杨小刚耍横，“现在就是老子的井了，怎样！”

　　　　李军冷笑道：“哼，简直岂有此理！”

　　　　“你他娘的土包子还懂岂有此理！”杨小刚边骂边挥拳打去，李军当即鼻血喷溅，另两个移民刚问：“你为什么打他？”杨小刚拾起地上的扁担骂道：“老子不但打他，还要揍你！”接着又向两个移民一阵乱打，其中一人腿部受伤倒地，另一个头部伤口鲜血直流。

　　　　忍无可忍。李军擦一把脸上的鲜血骂声“妈的，欺人太甚！”然后攥紧拳头和另一个移民一步步向杨小刚逼近，倒地的移民也艰难地站起，一拐一瘸地围了上来。李军大叫一声一把楸住杨小刚的领口挥起了拳头，但就在拳头要砸下的一瞬间，却突然停在了杨小刚的头顶，过了五六秒钟，李军的拳头松开了，他一把推开瑟瑟发抖的杨小刚，扶着受伤的同伴离开了。

　　　　欺人太甚，“刘司令”岂肯善罢甘休。他派人叫来八连的保卫科长何某，用气愤而不失幽默的语气通报说：“何科长，你那个叫杨小刚的农工好厉害，把我的三个人打得头破血流呵！”

　　　　何科长得意地呵呵一笑：“承让，承让！”见刘怀荣脸色阴得可怕，何科长又改口说：“年轻人打架嘛，难免擦破皮流点血，我们就别去管他了。”

　　　　刘怀荣啪地一拍桌子，“那是打架吗！一个人把三个人打得头破血流，你的农工真有那么大的本事？我倒想领教领教。”刘怀荣站起来，一字一句地说： “何科长，毛主席早就讲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讲到这里，他提高嗓门朝门外的“卫士”喊道：“王小华，去调五百人来，跟他们八连的一百五十号好汉比试比试！”

　　　　何科长慌了，忙拦住王小华，然后朝刘怀荣尴尬地一笑道：“刘司令，别这样，我们八连那些人哪是你们的对手呀。打你人那小子我知道，是个二球货，你就高抬贵手放他一马算了……”

　　　　农工一人打三人移民不还手的事很快在库区引起议论纷纷。移民们认为窝囊；农工说这是刘怀荣的韬略；渭南地区有位姓陈的领导则夸奖说：“刘怀荣那些移民的纪律比部队都还严呐！”

　　　　不管人们怎样评价“刘司令”对“打架事件”的态度和策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那以后，库区内农工和移民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改变：慑于移民人多势众和较强的组织纪律性，农工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地进入移民占领区，移民在库区的领地逐步巩固。杨小刚打人事件后，农工和移民不仅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摩擦，没有打过架，相反，大家和睦相处，相安无事。

　　　　这种和睦相处的氛围使得农工和移民有了更多相互沟通的机会，这种沟通使更多的农工逐步醒悟到：移民“闹返库”的目的只是库区那些被他们视为生命之根的土地，而土地对于自己这些来自西安的农工根本就不重要，相反，这些土地是改变自己城市人身份的一种羁绊，是阻止自己回西安同家人团聚的最大障碍――农工的生命之根在西安，农工更留恋那个曾养育自己的城市，只有回到那里，自己才能摆脱目前这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苦，才能获得恢复自己城市人身份的机会。要回到那里，唯一的出路就是农场把那些原本属于移民的土地交还给移民，无地可种的农工自然就可以返城安排了。

　　　　不同的目的使农工、移民这对昔日的冤家成了“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农工和移民串通一气的局面出现了――被采访的移民们至今大多仍记得，农工是怎样暗中为他们提供方便，主动让出地盘，让出住宿的地方。以往，每当政府组织力量驱赶库区移民时，农工总是重要的先锋队。后来，当地政府又想利用农工驱赶移民时，竟被其拒绝了。这种关系的变化使当地政府干部惊呼：“农场职工和移民穿一条裤子了！”

　　　　情况还不仅仅如此，据大荔移民李孝玉回忆：数年来，移民同农工争斗总是两败俱伤，这样的结局使移民“司令”刘怀荣、王福义、陈文山等人逐步认识到：农工与移民之间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其实是可以成为朋友的。于是，他们安排移民同农工交朋友。

　　　　根据“司令”们的指令，移民对农工的渗透取得了成效――移民代表侯正亮与四连农工顾石强成了拜把兄弟，后来，政府方面想驱赶移民到农场去联络农工时，他就将情况及时传递给移民，移民得到消息，马上卷起被盖就躲进庄稼地里，使当地政府费很大劲才组织起来的行动常常扑空。

　　　　大荔、华阴等县和渭南地区不断把移民返库后的严峻形势层层上报至陕西省政府，一份《情况汇报》中称：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返库，其规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方法比以往更难对付。刘怀荣率众返库之时，即做了充分准备，他们携带粮食、锅灶、农具、种籽，他们在库区抢占农场房屋自搭庵棚，开商店，养鸡鸭，完全是一副既来之则安之的架势。自返库以来，他们分片抢占地盘，刘怀荣的人马驻扎华阴滩，强占农工土地3000余亩。

　　　　蒲城王福义和渭北五县的人马会合后，数千移民强行开进部队雨林农场场部，占据农场五六十间窑洞，自己建窑洞一百多间。朝邑滩上，苗福群和陈文山也率众数千搭建庵棚，强住农场房屋，抢种土地……

　　　　《情况汇报》以近乎疾呼的急切口吻反映着事态的严峻：移民同部队的关系危机！移民与农工的关系危机！整个库区危机！

　　　　危机的事态惊动了陕西省政府。陕西省政府表态了――库区各县、区、乡镇的有线广播反复播报着省政府的指示：“库不能返，地不能种，种了无效。”

　　　　移民们毫不退让。华阴滩、沙苑滩、朝邑滩上的移民们以标语、口号、对话等方式传出了针锋相对的声音：“库失修，民必返。”“返库有理，种地有权”。

　　　　公开的对抗形成了令人不安的僵持，政府干部的行动首先打破了库区的僵持局面。1982年农历2月26日，陕西省民政厅王厅长、农业厅樊厅长、渭南专署宫专员、安置区和库区各县县长及各乡镇一二把手到库区“安抚”移民。领导们“安抚”的第一站是华阴。

　　　　在华阴滩“移民返库生产自救总指挥部”，宫专员先同刘怀荣谈了一次话，说“省、地、县、乡的四级领导准备召集移民代表对话，希望你能顾全大局，在会上协助领导做做工作，动员移民回到安置区。”

　　　　刘怀荣表示：“各位领导先听听移民的呼声，如能基本满足移民的要求，我一定配合领导的工作。”

　　　　接下来，刘怀荣被贵宾一样迎进了坐满省、地、县领导的华阴农场场部大会议室的主席台上。往下一看，刘怀荣发现各乡镇的书记、乡镇长同几十名移民代表各坐一边。会议室外，一千多名前来“旁听”会议的移民也静静地挤在屋檐下及会场两旁的坝子里，在瑟瑟的寒风中，大家屏住气息，默默地张望着会议室，生怕听不清会场里的声音。

　　　　正在这时，会议室传出省农业厅樊厅长的声音，“苗福群来了吗？”有人回答“没有。”

　　　　“他怎么没有来呀？这个老汉，不知道天高地厚，像疥肚子(即癞蛤蟆)跳门槛――蹲尻子伤脸（有文章说这句话是某专员骂刘怀荣，刘说，这句话其实是樊厅长在那次会上对我指桑骂槐）！”樊厅长的话音刚落，会场的气氛一下变得剑拔弩张。

　　　　刘怀荣噌地站起刚想说什么，一个叫车利洲的移民老汉却抢了先，只见他站起，从屁股后抽出旱烟袋梆梆梆地在椅背上猛敲几下才说：“我们移民是不知天高地厚，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去宁夏，去陕北高塬，历经世上磨难，遭尽人间苦罪，你们却以为我们是囚犯，把我们当疥肚子。好哇，今天就请你说清楚，我们怎么就是囚犯，怎么就成了疥肚子？”

　　　　车利洲的话像一粒火星，腾地一下点燃了移民们压抑已久的怒火，会场内外不断传出夹杂着怒骂的质问声，“对，让他说清楚，谁是疥肚子！”

　　　　“我们是疥肚子，你们当官的是什么东西？说！”

　　　　“为什么辱骂我们移民？”

　　　　“不说清楚弄死他个狗日的！”

　　　　“让他站起来说，怎么不说了？哑啦！”

　　　　樊厅长自知失策，不敢吱声了，移民得理不饶人，几个老头老太婆冲进会场对樊抱胳膊扯腿，宫专员刚要上前阻难，一白胡子老汉一下跪在他面前高呼： “青天大老爷，你给我们移民做主啊！”宫专员赶紧俯下身去扶白胡子老汉。

　　　　这时，樊厅长已被几个移民逼到墙角，他本想指桑骂槐地给坐在主席台的刘怀荣来一个下马威，没想到却犯了众怒落得个引火烧身。他朝会议室的同僚们投去求援的目光，但同僚们有的埋头抽烟，有的无可奈何地避开他的目光。面对那些愤怒的脸膛和朝自己指指点点的移民，樊厅长懵在那里不知所措了。

　　　　坐在主席台左边的民政厅王厅长见状，侧过身拍拍刘怀荣的腿，“老刘，制止一下吧！”

　　　　刘怀荣头也不回地说：“你们把群众逼起来了，我没有办法。”

　　　　宫专员凑过来拍拍刘怀荣：“怀荣，你就看着我丢人呀！”

　　　　刘怀荣仍推辞：“宫专员，不是我看领导丢人，我实在……”

　　　　不待刘怀荣讲完，宫专员接过话头：“别说没办法，试试吧。”

　　　　“那好吧，我试试。”刘怀荣答应专员后朝会场大吼一声，“静一静！”会场内外的怒骂吼叫声立即嘎然而止。刘怀荣本想让宫专员等官员就此下台，但想到樊厅长刚才辱骂移民那些恶毒的话语，他又故意重新在会场掀起波澜，“别在这里喊，回移民返库总部喊行不行？”

　　　　“不行！”会场内外喊声更响了，有人还故意把会议室的大门和窗户擂得咚咚直响，“坚决要那家伙说清楚，谁是疥肚子！”

　　　　“姓樊的承认自己是疥肚子我们就不吱声。”

　　　　“姓樊的，承认自己是疥肚子吧……”

　　　　毕竟是官场的人计高一筹，渭南县史县长在宫专员耳边说了句什么，然后朝会场喊道：“静一静，下面，我们欢迎刘怀荣同志讲话行不行？”

　　　　“行！”刚才还是惊涛骇浪的会场马上风平浪静，干部和移民们都鼓掌欢迎，樊厅长这才趁机退下，还想捉弄樊厅长的刘怀荣只好接招讲话。

　　　　不过，刘怀荣并没有按照领导的意思讲，而是借此宣传移民返库的话端理直。他从移民响应国家“迁一家，保万家”的号召讲起，历数移民在宁夏，在陕北高塬遭受的种种苦难，痛陈移民失地后的痛苦和艰难，指责一些干部当初对移民的谎言与欺骗，然后再把话题回到陕北干旱上，大讲“返库自救”，“返库有理”，直听得在场的领导们大气呼呼而又不敢打断。特别是宫专员本身有高血压，会前被折腾了那么一阵子已有些吃不消，刘怀荣那近两小时的长篇大论，听得他心烦意乱，如坐针毡，最后高血压复发，被人扶出了会场……

　　　　刘怀荣友善地叫自己的“赤脚医生”替宫专员治病。宫专员拒绝了刘怀荣的好意。

　　　　22、祭祖

　　　　刘怀荣得意地告诉记者，“清明返库祭祖是一次伟大的行动，是我组织返库中最成功的一个杰作。”

　　　　采访时，已86岁高龄的刘怀荣依然能清楚地回忆起自己这个得意之作的来龙去脉，依然能记得“杰作”中的每一个主要人物和每一个也许并不重要的细节。对于记录这一事件的所有文字资料，刘怀荣完全熟悉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更令人吃惊的是：他竟能大段大段地背出《黄河大移民》中的内容，然后极有见地地加以评论。

　　　　他说：《黄河大移民》这本书写得很好，但作为纪实文学，它太文学了些。纪实的作品，应是真实的。但这本书在写我的那一部分，有失实的地方。比如，书中说我们清明返库时，“声势浩大的移民队伍穿城而过，在渭南市街上游行一圈，上百辆手扶拖拉机上，移民打着红旗，扯着白纸黑字横幅标语：‘清明返里祭祖’……”情况不是这样，当时，我们已在库区，是正月十五去的，已在库区建好庵棚，抢种耕地，说我清明时才一身皂衣，鼻梁上架副墨镜，肃穆地站在最前边一辆拖拉机开道车上，情形如同阅兵式，这不但与事实有出入，也太夸张了。并且，当地政府到处组织人抓我们回去，我们还敢开那么多的拖拉机在渭南市穿城而过，到街上去游行一圈？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不管怎么说，刘怀荣虽然没有书中描写的那么张扬，但在库区，刘怀荣的确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部署着一场即将闻名三秦的“清明祭祖返里”。

　　　　其实，刘怀荣对自己这一“杰作”的构思，应该说早在1981年11月（阴历）冬荒到来前就开始了。当时，他预计：返库后，不管你去多少人，少则一两月，多则三五月，政府必定会组织力量对其遣返。要达到彻底返库或者是在库区坚持得长久些，除了人多势众，还得要理由正当，师出有名，且应使返库不断形成一波接一波的****。

　　　　刘怀荣盘算：1981年庄稼欠收，第一波可在1982年的正月以“生产自救”为由返回库区，先种上棉花、玉米。移民缺粮，返库人数肯定众多。移民在自己原来的土地上种点庄稼度过饥荒也名正言顺；清明时节，再掀起返库第二波。刘怀荣深知移民对埋葬在库区的祖先遗骨有着不能忘怀的深情，清明返库，更容易勾起他们怀旧恋祖之情。且当地政府也无话可说，有什么理由禁止人们在传统的扫墓日回乡祭祖呢；清明之后再坚持两月左右便是收获玉米的季节了，这种时候，谁要想赶走缺粮已久的移民，简直比虎口夺食还要难――更重要的是，“谁种谁收”，这是关中大地流传了数朝数代的习俗，政府干部也不能破这规矩。收了这一季，马上就该种小麦了……

　　　　刘怀荣仿佛看到千家万户已返回库区安居乐业的景象。在这种美好“景象”的激励下，刘怀荣满怀信心地实施着他的“蓝图”。清明前的半个月，他就与手下商议，为了进一步加强移民的返库意识和扩大返库的影响，利用清明之机，动员一切力量到库区“清明祭祖”。那之后，他派人秘密回村，通知所有移民，除留下看家的外，全部到库区“祭祖”。同时，他还派人去与蒲城王福义，澄城两大“司令”苗福群和陈文山等人密谋，让其在渭北五县多组织人马下山参与“清明祭祖”。

　　　　刘怀荣的部署虽然十分秘密，但移民们在相互通知串联时仍露出了风声。清明的前一天，渭南的史县长找到刘怀荣的“总指挥部”问：“老伙计，听说你明天要开祭祖大会，有多少人？烧不烧纸？游不游行？我好安排。”

　　　　见县长已知道了自己的计划，刘怀荣心中不由一紧，脸上掠过一丝恐慌，一个个疑虑涌上了他的心头，“他此时来干什么？‘掐头头’把我抓走？破坏明天的祭祖大会？”他知道，县长如果现在“掐头头”把自己突然抓走，这次策划已久的“清明祭祖”将群龙无首，必定归于失败。如果是他明天派人阻止自己的“祭祖”大会，那也必将成为一场恶战。他不想被抓，更不想祭祖大会遭到破坏。于是，面对史县长的询问，他狡黠地嘿嘿一笑道：“史县长，移民都把铁锅吊起当钟打了，还祭啥祖？开啥会？大家是回来管理一下地里的玉米，顺便给祖宗上上坟。”

　　　　史县长不信，“顺便上坟？为啥都集中在一天来？”

　　　　“只有清明才能上坟，自然要集中在一天来。”

　　　　史县长问不出个名堂，只好指着刘怀荣警告说：“老刘，别给我耍花招啊，有什么我可唯你是问！”刘怀荣大包大揽地一拍胸脯，“县长放心，出了问题你找我！”

　　　　史县长半信半疑地离去。第二天，令史县长瞠目结舌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上午11时许，连夜下山返库的万余名移民汇聚到华西镇的十字路口，然后浩浩荡荡地举着“返库祭祖”的旗帜朝华阴城游行而去，一路上，移民们高呼“还我祖坟，还我土地”，“种地无罪，返库有理”等口号。引得市民围观，造成城内交通堵塞。

　　　　最后，队伍在华阴城边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公祭仪式。在一队侍卫的簇拥下，一身皂衣，神情肃穆的刘怀荣登上临时搭建的简易主席台，频频朝呼喊喧闹的人群招手致意。台下渐渐静了下来，刘怀荣这才摘下墨镜，开始抑扬顿挫地宣读事先准备好的悼亡词。那篇出自于读过私塾的“秘书”李胡子之手的悼亡词半文半白，刘怀荣读起来有些疙疙瘩瘩，七拉八扯，他越读越觉得别扭，于是，干脆扔掉讲稿信马由缰地演讲起来。他先把北宋一位名人那“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顺也，不可强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的话以他的理解翻译成现代语，然后再大讲“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之类的道理，断定“库区的个别官员骑在移民头上作威作福，早晚会遭到广大移民的唾弃”。接着，他话锋一转，声情并茂地抒发对库区移民祖先的追思和怀念，同时自责离开库区后未能常给各位祖先守灵扫墓的不孝，最后，他历数库区干部欺骗移民外迁，使其不能安居，不能尽孝，并痛陈政府干部帮西安等地的政府单位在库区抢占土地，挖人祖坟的种种行为……

　　　　讲到动情处，刘怀荣潸然泪下。他挥泪问道：移民兄弟们，我们能容忍那些占我土地，挖我祖坟的强盗吗？

　　　　“不！”台下人热泪盈眶，挥着手臂发出怒吼，犹似一声闷雷滚过。

　　　　“华阴农场的人把我们祖先人的坟都刨了，把骨头当做牛骨头狗骨头作了化肥我们怎么办？”

　　　　“赶走他们！”

　　　　“还我祖坟，返回老家园!”

　　　　“不忘移民苦，我们要种地！”

　　　　“宁做库区鬼，不做安置区人!”

　　　　……

　　　　台下的口号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这一幕看得史县长胆战心惊，鬼火直冒，但他明白，任何一点轻举妄动的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谁敢动了台上那位搅起这场怒潮的“司令”，台下的这些“怒潮”就不只是游行一下，呼呼口号那么简单了，这些为了生存而聚集的移民会成为失去理性的“覆舟”之水，会为了带领他们谋生存的“司令”去与人拼个你死我活。意识到这一点，恨得咬牙切齿的史县长只好无可奈何地克制着，直到公祭仪式结束，他才用微笑掩盖着满腔怒火前去面见刘怀荣：“老刘啊，你不是说大家返库只是管理一下地里的玉米，顺便给祖宗上上坟吗,怎么搞出那么大的动静？你给我弄大麻烦了！”

　　　　“麻烦？什么麻烦呀？”刘怀荣表面装聋卖傻，其实，他心里非常清楚史县长的“麻烦”――听县、乡干部讲，渭南地委行署领导对史县长阻止移民返库不力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某领导还在电话中对他吼：“你去把那个刘怀荣看紧点，再出什么事，你这县长也就别当了！”

　　　　为了稳住刘怀荣，使其别再弄出什么事来，史县长不得不强装笑脸，“老刘，过去的事就算了，你们还有什么活动呀，说了我一定尽力满足。”

　　　　刘怀荣知道史县长“尽力满足”中的虚情假意，但他仍装作信以为真的样子告诉史县长，“我们还要上华山祭山神，望你能安排。”

　　　　刘怀荣料定这样的要求史县长断然不会同意――上万名“闹事”的移民上华山祭奠山神，那将会是怎样一种情形！这种情形造成的巨大声势和“政治影响” 别说一个小小的史县长，就是渭南或者西安的官员也未必能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刘怀荣提出这个要求，不过是针对史县长的虚情假意的一种回应，说完也就没有记在心上。不料，第二天，史县长通知刘怀荣，“地委、行署领导同意你们16个领头的去华山。”

　　　　“其他人呢？为什么不让所有移民都去？”

　　　　“去多了不安全。”

　　　　“什么不安全，是想把我们领头的与移民分开后再一网打尽吧？不去，不去了！”

　　　　刘怀荣话未说完，便拂袖而去，走出老远，史县长仍站在那里皱着眉头望着他的背影直摇头。

　　　　如此“嚣张”的刘怀荣、陈文山、苗福群、王福义等人的行为促使当地政府加紧了对返库移民的驱赶。清明祭祖事件后，当地政府就开始派员说服和动员四大“司令”及他们手下的大小头目返回安置地，但这种说服动员的效果微乎其微，动员几个月，几乎就没有一个移民回安置点。这种没有效果的动员说服迫使政府干部们采取强硬措施。

　　　　1982年中秋前后，整个渭南地区一直处于紧张戒备状态。原华阴市政法委书记李集新至今还记得渭南地委书记、专员亲自坐镇督战，如临大敌一般调兵遣将的情景：全地区九个县市，不管有无移民，不管是安置县还是移民县，到处都在动员，到处都在调动人力物力前去库区参战。乡镇街道或村里的大喇叭里不停地播放着领导的讲话：“对那些不听劝告，不肯回安置区的顽固分子，就是抬也得把他们抬回去，两个人抬一个不行，就去四个人抬，抬不动就用车拉。我们就是要实行人海战术，大兵团作战，彻底挫败这些非法返库者！”

　　　　有移民参加返库的各县任务更重，渭南地区要求：自己的小孩自己抱，凡有移民的地方，要自扫门前雪，各拉各的人。为了完成任务，这些县各村社的干部、基干民兵全部集中到了县里，各级党政机关除了留下守门的，其余人员全部倾巢出动，县委书记、县长带队指挥，各乡书记、乡长分别带领人马、车辆奔赴库区，一时间，条条通往库区的道路上车辆轰鸣，尘土飞扬，大批车辆、人员挤满了大荔县城，也挤满了华阴、朝邑滩头，到处是人声鼎沸，马鸣车叫。

　　　　这种兵临城下的阵势极大震慑了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移民，他们惊惶地奔走相告：“政府军来了！要把我们全部抓起来……”

　　　　惊惶的信息者像瘟疫一样迅速在移民中传播，几个“移民定居点”的人无不惊恐万状，慌作一团，有的甚至开始收拾行装，准备逃跑。开初，刘怀荣还试图稳住阵角，他召集几个小头目开了个短会，让大家分头去安抚稳定惶恐的队伍，同时，刘怀荣还派人前去大荔和朝邑联系苗福群、陈文山等人，约定三处结成同盟，相互支援。但不想，苗福群、陈文山等人也已被“政府军”分割包围，自身难保。

　　　　转眼间，清明祭祖声势浩大的移民队伍失去了昔日在斗志和力量上的优势，与“政府军”短兵相接后，很快就节节败退，最后被其团团包围在各自的“指挥部”附近很小的范围里。然后，“政府军”将那些拥在一起哭爹叫娘的移民一个个撕扯开，抬手抬脚地将其拖到一旁，连同他们的锅碗瓢盆和充满汗臭气的衣物、被子扔上汽车强行拉走……

　　　　最后，高声叫骂的刘怀荣被史县长指挥人从“总指挥部”拖了出来。

　　　　与此同时，朝邑滩的苗福群也在他的“指挥部”里与大荔县公安局长进行了一番无畏的叫板和对峙，最终被一群公安人员抬胳膊搬腿地硬塞进了为他准备的专车。而在这之前，陈文山、王福义和他们的部下们已在“政府军”的押解下行进在返回澄城与蒲城的山路上……

　　　　到此，以清明祭祖的方式实施的返库再次以失败的结局告终。

　　23、“狂妄至极，嚣张至极”

　　26年的时光没能尘封刘怀荣对那段“走麦城”历史的记忆，讲到被人摁住手脚强行带离库区的情景时，老汉立即表现出了自采访以来少有的激动和愤怒，讲话的思维方式和语调也变得奇怪起来，“他们搞突然袭击，以多欺少，这是政府干部应干的事吗？”

　　但他很快在对另一件事情的讲述中求得了平衡，“我告了史县长，上边批评他了！还赔偿了我们移民四万多元的损失。”讲到这里，刘怀荣得意地揭下帽子，用手掸了掸灰尘，似乎要掸掉那段不愉快的记忆。

　　事实上，到地委、行署“告”史县长只是刘怀荣这次历时两个多月上访的一个开端。1983年2月，春节刚过，他便从渭南一路“告”到西安，最后反复穿梭于北京水利部、农业部、中纪委讨要公道。

　　终于在水利部听到了“公道”的声音，“你反映的事很重要，移民工作是个新生事物，我们没有经验。但我们的原则是一定要把移民安置好。”水利部的接待者还告诉刘怀荣：“你们看哪个地方好，报上来，我们尽可能按要求安置。”

　　这次接访和接访者的承诺真伪已无法考证，但1984年秋收季节，刘怀荣忙着在澄城、白水、富平等县传达无数次的“进京上访精神”就是这些内容。“中央的关心和答复”点燃了安置区移民返库的希望之火。

　　刘怀荣回忆说：1984年4月以来，我都在各县组织发动群众，与苗福群、陈文山、王福义等人商议返库之事。我们共召开了两次总指挥部联席会议，划分了返库后各自占据的范围，议定了统一行动的日期。6月7日，我们在蒲城县龙阳乡上村开了一个返库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三四百人，我在会上安排布置了返库的事。这次，我们调整完善组织机构的情况正如《黄河大移民》中记述的那样，成立了返库种地生产自救指挥部，下边设置了由知识青年为主体的参谋系统，触角一直延伸到省城、专区、县城的庞大的情报系统，起草文告，散发传单的宣传系统和由精壮青年所组成的总部卫队。

　　这次，移民返库的目的已不仅仅只是抢种土地和房屋，而是从一开始就着手建立起移民新秩序。在动员发动期间，移民们就进行了街道规划，划分宅地，打井垒墙，分田承包。一切有条不紊，秩序井然。

　　1984年8月19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返库发生了。八县上百个乡的安置区内，移民们仅留下老幼看家，8000多青壮年男女参加了返库。

　　返库的情形在《渭南移民志》中是这样记载的：

　　1984年“五一”前，移民组织百辆拖拉机、千人上访团准备赴省上访，围坐陕西省委省政府。后经多方做工作，才未成行。此后，移民还组织10多人赴省、地、县上访。同时，这年秋季，移民经酝酿串连，召开会议，总结以往返库失败的经验教训，改组领导机构，成立了非法民间组织“返库种地生产自救指挥部”。在所谓“返库种地生产自救指挥部”的组织下，筹粮助款，协调步调，统一口号。一面组织上访，一面进行返库。同年8月，澄城、白水、富平、合阳、渭南、临潼、大荔等县千余名移民在朝邑、华阳库区建立三个聚居点，挖井3眼，搭庵棚296个，规划街道18条，划分庄基450户，打墙500余堵，盖草房 70多间，抢种土地6000余亩，形成定居态势。这次移民返库组织更为严密，态度更加坚决，声称“政府要强制我们回安置区，除非抬几口棺材来！”直到 1985年春节前，仍有七八百人滞留库区。春节过后，移民返库****又起，最多时在库人数达9000多人，后经渭南地委、行署和各县主要领导带队抽调大批干部传达中央《关于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安置问题会议纪要》后，移民才于夏收前回到安置区……

　　作家冷梦在她的报告文学《黄河大移民》中对这次返库作了这样精彩的记述：

　　返库之前，他们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乡乡动员，县县动员，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分片分地区召开“移民返库动员大会”。到了返库的日子，在 “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下，八县几百余乡的移民安置区里，多留下老婆老汉小娃娃们看家守户，男女青壮年浩浩荡荡奔赴预先划分的库区移民点。“首领”们已经开启中军帐静候各自部卒的到来。苗福群的“司令部”设在所谓“四面窑”的地方，“秘书”聂小二为他起草文书，发布公告，另有六十多名骑自行车的“通讯员” 穿梭往返于县城地区省上，打探消息，通风报信。陈文山在朝邑滩一连建立了自己的营区，几个农民“秀才”为他鞍前马后效力充当军师同时兼任勤务兵角色。王福义又带领着“渴死寡妇”的蒲城马湖、白水龙山人马驻扎在了沙苑滩上。他拥有六人“联络小组”和近百人的“基干民兵”队伍，前者分片跑联络，后者担负着移民聚居区域的安全保卫工作。刘怀荣的帐前竖起了“华阴滩移民返库总部”的大旗，除“刘司令”本人外，下设十大常委，“常委”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责；他的“卫戍部队”也更为强悍人多势众，组织起严密的防范保护网。

　　返库之日也是当地政府驱赶移民返回安置区之时，作家冷梦在她的书中写道：

　　空前的“消耗战”就此拉开了战幕。

　　地委副专员乘着吉普车到华阴滩，车行不远看见一个农民站着，好端端地突然一圪蹴(蹲下)；再离不远，相隔几十米，又一个人站着，再一圪蹴，如此这般，倒下的麦捆般，不声不响一捆一捆有秩有序地“躺倒”。刘副专员惊奇地瞪大了眼睛，心里明白这是移民用这种中外战史上都没有见过的信息传递方式将消息传了过去。果真，快要接近移民聚居区，突然就冒出了一大群所谓“死老汉病娃”，老老少少，一哄而上，抱车轱辘的，抱干部腿的，又哭又闹，撕撕拽拽，让你哭笑不得，动弹不成。干部早进行过“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政策教育，看着专员被困，竟完全“爱莫能助”。性躁的干部稍稍动动胳膊腿，老汉老婆就顺势往地上一躺，口吐白沫，装死装病。好不容易过了软磨硬缠这一关，弃车而行的专员及随员们，突然又被一大群彪壮小伙子挡住。这是所谓的“护卫队”，二三十人，人人手里提根粗棍大棒。一般干部走到这里如果不想酿成械斗和流血事件，只能打道回府。专员来了，“护卫队”稍稍客气点，扣下所有随员，只允许一人陪同专员前往。刘怀荣“司令部”所在地，一群“亲兵”又挡住去路，陪同人高喊：

　　“我们要见老刘，这是专员!”

　　对方道：“不行，我们刘司令说，大小官员一律不接见!”

　　专员看看陪同干部，无奈地苦笑。事情有点颠倒，自古以来百姓拜见官员得千恳万请，“拜谒”这个词就是如此创造出来的。现在倒好，专员要见他属下的一个农民，农民却说“不接见”？遭此奇耻大辱的专员只能默默离去。

　　这是专员的遭遇，统辖着数万平方公里土地、几百万人口的“州官”的遭遇。

　　渭南县委书记似乎稍稍幸运一点，他治下的移民聚居在华阴农场拖拉机站一隅，县委书记在接近这部分移民首领指挥部所在地拖拉机库房跟前时，同样被手持棍棒的“卫兵”们挡驾。县委书记为完成动员本县移民离开库区的重大政治任务，相当屈尊地双手合掌作揖道：

　　“移民群众们，我看你们来了。”

　　众小伙儿不让步。一个老汉在旁边实在看不下去了，训斥小伙儿们道：

　　“人家县委书记来了么，还不让给群众讲讲话？”

　　老汉硬把青年人推到一边，保着驾，县委书记这才得以进到机房里，“晋见”到这片占领区的移民小首领。

　　“强硬派”首领苗福群更让官员头疼。这天，刘家洼乡党委书记前往苗福群“司令部”四面窑(有四间窑洞)劝降，一路颇多阻挠。与刘怀荣一样，苗福群的信息传递方式采用的是战争年代革命根据地的“消息树”，每相隔几十米，一棵树干放倒，消息就传递了过去。快要接近“四面窑”。乡书记被一群手持棍棒的本乡移民包围住，乡书记自恃是他们的“现管”，勃然大怒，骂了一句：“不要给脸不要！往回走!”

　　没想到，平常见了书记唯唯诺诺恭敬不迭的乡民们这时仿佛吃了豹子胆，怒吼一句：“政府欺负我移民呢？你敢骂人!”拥上前来就要动手打书记。

　　书记一看犯了众怒，吓得慌忙钻进车里，车还不及发动，这辆四门六座的客货两用车就被几十个小伙抬起来。如同坐花轿一般，乡书记被连车带人抬着晃晃悠悠晕晕乎乎抬到了四面窑。抬头看去，苗福群所住的庵棚上面，红旗招展，棚屋门前贴着大红对联。上联：为移民返库区安居家园；下联：走北京上西安又到渭南；横联：千辛万苦。来不及多想，乡书记被“押解”进帐。只见苗司令迎面盘腿端坐，背后的一幅墨宝是“茅庐生辉”……这阵势，这气派，直令作为“苗司令”父母官的乡党委书记倒抽一口冷气。

　　“老苗，你这样跟政府作对下去怎么办？不如回去。有问题让政府解决嘛!”乡书记鼓起勇气，劝道。

　　苗福群冷冷一笑：“我这次来，就不准备回去。要回，抬棺材来!――我是要地不要命!来，就准备破釜沉舟!……”

　　说完，苗司令不耐烦地皱皱眉，一挥手，乡书记被几个小伙拉胳膊扯腿地轰了出去。

　　刘怀荣对冷梦的这一段描写评价很高。“冷梦到库区采访时，有关官员没有让她采访我，怕我给作家说了真话，揭露了他们弹压移民的行为。可冷梦依然通过其它渠道采访到了当时的真实情况。把库区的矛盾和斗争写得活灵活现。”

　　从老汉那眉飞色舞的谈论中，记者明白，冷梦笔下的那些情节，也正是刘怀荣等四大司令扬眉吐气段时光。他们在库区规划街道，划分宅地，打井垒墙，分田承包，作出一副既来之则安之的架势，使当地政府如刺在喉，又一筹莫展。据华阴市原政法委书记李集新讲，在行署召开的大会上，讲到库区移民拒见官员的情节时，在刘怀荣“大帐”前吃了闭门羹的那位专员用拳头擂着桌子说：狂妄至极！嚣张至极……

　　24、农工闹进城

　　渭南地区行署的简报说：“情况还在恶化”。

　　恶化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刘怀荣等人的组织下，移民还在不断涌入库区，移民搭建的临时村落布满库区的角角落落，大有抢占所有农场，赶走所有农工之势。二是在移民的强大攻势下，农工与移民由战而和，有的甚至“相互勾结”，使库区本来就严峻的形势发生了更加复杂的变化。

　　西安市现光华宾馆退休职工黄思英见证了整个事态的变化过程。

　　如今已年过六旬的黄思英告诉记者：她是西安市人，1963年9月28日，刚18岁，和那个年代所有城市热血青年一样，在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锻炼的号召下，满怀豪情地决心扎根农村。刚初中毕业不久，就一身军装，胸戴红花，在锣鼓喧天，欢呼如潮的声浪中，踏上了垦荒的征程。

　　火车将黄思英连同四团的一千多号“战友”扔在了华山脚下，然后，汽车又将他们运向离西边不远的大荔县许庄。从此，在那里安营扎寨，一直“锻炼”到 1985年的那场“农工返城”风波后才回到西安开始了艰难的第二次就业。

　　三门峡库区按照部队编制的生产建设兵团原属兰州军区疆农建11师。师长王继龙原是王震将军手下“老虎团”的团长，人称王老虎。个子不高，脸膛黑红的 “王老虎”从疆到渭南后，开始在西安、渭南等地大量招兵买马，很快组成了农建14师。这个师共四个团，一团驻华阴滩，二团在沙湾，三团在朝邑，四团驻大荔。

　　黄思英说：“我们每个团都有12个连，我所在的五连120多人。我们到许庄时，那里已没有村庄的特征了，原来的农民已经迁移，房屋被拆得七零八落，树也被砍光。我们只好把帐棚搭在农民房屋的残垣断壁上。后来又用移民留下的旧砖头、旧门窗框搭建新屋，从黄河滩割来芦苇盖到房顶。晚上，睡在自己修建的屋子，听门外狐叫狼嚎，白天在黄河滩放火烧荒，让拖拉机复耕撂荒的土地。虽然辛苦，有时甚至十分害怕，但那时年轻，还觉得这种生活浪漫、刺激，咬咬牙也就过去了。”

　　到了1965年，库区撂荒的土地大部分被复耕时，土地原来的主人回来了。移民和农工对土地的争夺从此此消彼涨，日益严重。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移民对农场的土地和粮食的抢夺达到了白热化状态，使库区刀光剑影、充满血腥，有时，双方间的拉锯战形成了“天天有小打，一月一大打”的局面。黄思英至今还记得： “每次打架，都是男知青手持刀棍在前拼打，我们女知青搞后勤，给前线的战斗人员送饭送水，为伤员包扎……”

　　1984年5月下旬，农工趁着夜色点燃了朝邑滩移民的十多个庵棚，惹怒了返库的移民，四百多人组成的敢死队在库区横冲直撞，东拼西杀，所到之处无不所向披靡，打得沿途农工狼狈逃窜。此战不仅令农工谈移民色变，还导致大片土地丢失。到了1985年前后，朝邑滩的南滩区、北滩区近五千亩土地已落移民之手，华阴滩、沙湾滩的数千亩土地也被移民强耕。奇怪的是，为争土地而爆发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打斗却渐渐停息下来，势不两立的土地争夺者暗中握手言和，“联合一致”。

　　如今，移民和农工“休战”的原因和过程已湮没在漫漫时光里，有据可查的只有这样的事实：从西安到库区的知青多数人1968年以后陆续结婚，相当一部分人娶的是农村媳妇，里面有不少人娶了移民的女儿，这部分知青没能回西安或渭南，如今仍生活在三门峡库区，成了那个时代稀有的“遗物”而存在于库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刘怀荣等“司令”就瞄上了这批“遗物”。提出：农工是被哄骗到库区的，要利用移民女婿的关系，与农工交朋友，避免与其发生冲突，争取成为同盟，和平共处。

　　对失地移民的同情和着亲情血缘关系的渗入，移民和农工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乡政府的干部们终于发现：“农场职工和移民穿一条裤子，”

　　库区的关系还不只是亲情的融合，在对土地长期争夺的那些打斗中，也形成了不少“不打不相识”的“冤家朋友”。移民侯正亮和农工顾石强在一次抢收抢割的械斗中狭路相逢，当同伙挥起的木棒眼看就要砸向顾石强的脑袋时，侯正亮扑上前推开了挥拳相向的“敌人”顾石强，自己的后背却重重地挨了一棒。顾石强记住了侯正亮的救命之恩。那次械斗后，两个不同阵营的年轻人成了朋友。

　　两个人的私人关系慢慢在移民和农工中扩散――双方的年轻人经常聚在一起一边就着花生喝酒，一边聊天沟通。移民告诉农工：你们这些城里人放着城市舒坦的日子不过，跑到农村种甚地？你们哪是种地的料？难道你们还没有吃够种地的苦？即使你们愿意在这里种地，难道你们还想你们的子孙也都脸朝黄土背天？世世代代都当“地球修理工”？

　　这样的问题勾起了农工们的心事。这批六十年代的热血青年已在二十多年“战天斗地”的风吹雨打中熬尽了昔日的狂热和天真，开始魂牵梦绕那座生养他们的古都。

　　然而，农工的身份已堵死了他们的回城之路。在与移民的沟通中，农工们看到了一丝希望：移民只要求收回土地，如果农场把土地归还给移民，那么，农工就无地可种；无地可种的结局自然是返城安排……

　　明白了各自的利益和前途后，农工和移民开始串通一气：移民返库抢占土地，农工不战而逃，让出地盘和住宿的地方，把大片的庄稼让移民去收割。农工甚至还暗中出钱支持移民去抢占“黄河管理处”的土地。“收复”了土地、房屋和粮食的移民从此同农工相安无事，昔日水火难容的移民和农工终于成了“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也有不肯“配合”的农工，他们既不肯让出分给他们的“工资田”，也不愿让移民住进“连队”分给他们的房子。

　　根据刘怀荣“司令”的部署：对这一部分人，要毫不客气地“硬端”――强占房屋并抢收他们的庄稼。慑于移民人多势众，这一小部分农工不敢轻举妄动了，只有忍气吞声地看着山里来的移民在“光复”的土地上“狂妄”地挥动着红旗庆祝胜利，在肥沃的土地上规划播种和建设――刘怀荣指挥移民在“连队”周围修房造屋，在农场的猪圈里养猪，在抢来的田里种上优质花生，那架势完全是既来之，则安之。

　　望着那些犹如1949年获得土地的农民一样欣喜若狂的移民，那些不肯让出“工资田”而又最终丢了领地的农工们心里几分失落，几分无奈，同时也生出了几分豁达，他们无可奈何地明白：移民本来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如今，他们夺回土地，完全是名正言顺之事。而自己本来就是城里人，师出无名地跑来占人土地，夺人“饭碗”几十年，如今，领地已失，“饭碗”既丢，自己也该哪里来回哪里去了……

　　农工们想回家了，令他们为难的是，没有谁给他们办理回城的“路条”。

　　农工中的回城激进派暗中请来移民一起策划回城之路――很快，蓄谋已久的回城计划经过一番仓促的商议和准备后开始实施了。一幅“移民要返库，农工要回城”的横幅标语决定了这场进城请愿的性质和目的，移民和农工的共同参与把两个不同的群体的命运捆绑到了在一起。陕西移民办原主任赵建华（化名）在《三门峡库区移民的渴望》中写道：移民闹返库，库区国营农场农工跟着闹返城，1985年5月发生了成千名农工打着“移民要返库，农工要回城”的牌子，乘坐八十余辆卡车、拖拉机游行西安大街，并包围冲击省委、省政府，长达七天之久。

　　黄思英至今还记得：“1985年五一前，就有人来动员、串联我们。库区农工每户出一个人，有的还一户去两个，几个团都去了人，有的中层干部都参加了。”

　　据部分农工和移民回忆，这次进西安的农工约两千号人。交通工具大多是用农场的卡车或在外租车，也有移民主动用他们的拖拉机把农工运到百余公里外的西安，还有部分农工则到华山车站乘火车进入西安。

　　5月1日那天，两千农工汇集西安北郊，开着卡车、拖拉机，打着“移民要返库，农工要进城”的横幅，举着红旗向城内挺进，徒步游行的农工扛着红旗，打着 “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存”的标语紧随其后，车和人流组成了一条长达几公里的长龙，浩浩荡荡，拥入西安，从解放路直奔省政府。大家一路高呼口号，高唱国际歌，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观看。农工的车和人本来就多，路人的观望更引起了交通的拥堵。到省政府后，农工把办公大楼堵得水泄不通。

　　黄思英回忆说：“堵了一会儿，一个当官模样的人出来讲话，要我们回去，说这样围堵政府办公楼是违法的。他的话惹怒了农工，大家呼着口号，高声叫骂着向他逼了过去，吓得那个当官的赶紧退回楼内”。

　　之后，再没有人理会这群高呼“移民要返库，农工要进城”等口号的人了。部份农工冲进大楼，像胆大包天的孙猴子大闹天宫，到省政府的机关食堂见饭就吃，到办公室端起官员们的香茶就喝，翻开文件夹就看。有的撵走工作人员后坐进藤椅把脚翘到办公桌上得意地晃悠，有的躺在沙发里睡觉，有的甚至把工作人员写好的文稿撕去上厕所。一时间，无法无天的“示威者”搅得省政府机关干部办不成公，搅得省府很多机关工作瘫痪。

　　25、“政府尊严”

　　农工在省政府共闹腾了七天。后来是怎么撤走，省政府又是怎么解决此事等问题如今已无从考证，参加过那场“回城请愿”的农工们对这场游行示威的记忆，也都只剩下一些零散而片面的叙说，谁也不能把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完整地说清道明――因为，在那几天里，参加“示威”的农工开头还基本上是以团为单位轮流着去省政府“上访”，也基本是一个团或一个连队聚集在一起，但在冲击政府大楼后，大家便处于一种“有组织，无纪律”的状态，他们或在办公楼里胡冲瞎闯，或在大楼外狂呼乱叫，饿了就三五成群地离开队伍去街上买东西吃，天黑了，大家就四散而去，等到第二天再东一伙西一群地聚到省政府大楼前接着闹腾。有的见政府的领导不出来“接招”，预料闹不出个名堂，便有些灰心丧气，或打道回府，或回到西安家中，半途而废了他们的请愿和示威。所以，谁是坚持到最后的人，谁听到了省领导的承诺，政府是否有什么“说法”，在记者采访的几个农工中，竟无人能够知晓。他们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好像是第七天，省政府有一个什么处的处长手持电喇叭对乱轰轰的人群嚷道：大家都回去，中央和省里都研究了，农工的问题很快就能解决了。于是，大家便满心欢喜同时又有点提心吊胆地跟着到西安接人的农建师领导回到了库区。

　　记者曾经试图把丰富这段历史写作素材的希望寄托在据说在那场农工进城请愿中帮其出谋划策，为其组织调遣过交通工具的刘怀荣“司令”身上。但“刘司令” 在讲述时也只能把这段并不遥远的记忆一笔带过，那场规模巨大的“请愿示威”似乎已在他的记忆中渐渐模糊――他讲不清参加请愿者的大概人数，讲不清请愿的现场气氛，讲不清请愿爆发时情景，更讲不清请愿示威的怒潮如何消退……

　　不过，这场农工进城请愿的效果和结局是圆满的。这场惊动陕西省委、省府的请愿也惊动了北京。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领导对这次“示威请愿”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和忍耐。据黄思英等农工回忆，请愿之后，当大家都担心政府会“秋后算账”而四处躲藏、观望时，农场却开始了农工返城登记工作，过了不久，部分农工回到了西安，被安置在光华宾馆、西安酒店、胶鞋厂等多家企业。黄思英进入光华宾馆一直工作到2004年退休。

　　而这之前的那场移民闹返库也有了当时还不为移民所知的效果。据《渭南移民志》记载：1984年11月18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派出由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孙岳、水电部、解放军三总部、国防科工委、兵器工业部、兰州军区、兰州空军、第三十一试验训练基地、陕西省委、省政府等部门23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到陕调查了解移民情况。

　　刘怀荣、苗福群等不合作的强硬派移民代表没能见到联合调查组。刘怀荣告诉记者：移民们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到中央来人，我在家准备了好多天材料，想利用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向中央调查组的领导倾诉几十年来移民经历的种种磨难和艰辛。但没有人通知我。我知道，不是中央领导不见我，是本地政府干部不让见，他们怕我讲了实情他们脸上无光，伤了他们的面子，怕我们会对中央领导有过激行为，威胁调查组的安全，所以，当地政府对调查组接触的人和事都有周密安排。我曾想主动前去挡驾求见，但省、地、县的干部在中央调查组周围戒备森严，我知道，此时前去求见，无异自投罗网。所以，我只有跟在联合调查组的后边，了解有关调查组调查的情况。

　　通过对调查组调查的情况分析，刘怀荣明显感觉到，这次带队的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孙岳与本地的那些官员不一样，是“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那种好官，是“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那一类清官。在历时40多天的调查中，他带领调查组成员调查、听取了省、地汇报，实际察看了库区现状，调查了澄城、白水、合阳、蒲城、富平5县17个乡24个村的移民生产生活状况，并对93户移民家庭进行了家访，接见了移民代表，召开了移民座谈会。移民缺吃少穿的苦难生活现状令这位北京“钦差”悲悯、同情，移民所处的恶劣生存环境使得这个共产党的高级官员满怀疚愧，泪流满面。他对移民双手抱拳作揖，声音哽咽地说：“政府对不起你们……”

　　在尝了一口移民用苞谷皮和野菜搅拌在一起蒸成的糠菜团团后，水利部计划司副司长陆孝平吃得满心酸楚，他同样真诚地向移民表达同样深深的歉意：“政府亏欠你们的太多了……”

　　这种忧国忧民的歉疚之情给了孙岳等官员说真话，讲实情的勇气，1984年12月29日，联合调查组写给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报告中称：“现在，三门峡库区许多移民的经济状况远不及在库区的时候。不少移民住房破陋不堪，缺衣少被，多数移民所在生产队劳动日值仅几角钱乃至几分钱，口粮严重不足。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安置区的生产有所发展，移民生活有所改善，但是现在部分移民生产、生活仍然相当困难，安置区的现状和当初政府许诺‘移民迁移后，每年的生产收入不低于其在库区的水平’相距甚远，因此，他们强烈要求返回库区……”

　　报告还列举这样的例子：“澄城县刘家洼乡移民，人畜同居一室。这个县的善化乡陇头村移民安石头，全家七口人，寒冬腊月只有一人穿上棉裤，还是政府救济的。至于四五口人之家，仅有一两床又破又烂的被子，并不是个别的现象……

　　“蒲城县马湖乡用女儿换户口迁走的有四户23人，出外入赘的11人……

　　联合调查组的报告强调：“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这份字字血句句泪的报告令中央震惊并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四个多月后的1985年5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安置问题的会议纪要》，决定从库区国营农场和部队农场使用的50多万亩土地中划30多万亩土地，安置生产、生活极度困难的15万移民返库定居。

　　为使移民返迁安置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根据陕西省委《关于三门峡库区安置移民工作管理机构及人员编制的通知》，渭南地区及各县相继成立移民工作机构，编制干部270名。其中：地区移民办40名，大荔移民办77名，华阴45名，蒲城25名，渭南20名，澄城15名，潼关12名，白水10名，临潼10名，富平8名，合阳8名，同时在库区成立了9个临时乡政府。在库区设10个乡100个村，其中：大荔库区7个乡70个村；华阴库区3个乡30个村。分属大荔、华阴县(市)管辖。

　　这些后来被写入《渭南移民志》的史料当时大多数移民完全一无所知，移民们仍然为返库而不屈不饶地抗争着。1985年春节后，移民返库****又起。《渭南移民志》说，最多时在库人数达9000多。而刘怀荣等移民却坚持说，这次返库移民至少有两万人。

　　对于移民离库的经过，《渭南移民志》和移民的叙说也不完全一致。《渭南移民志》说，后由地委、行署和各县主要领导带领大批干部在反复宣传、传达中央 “关于解决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问题会议纪要”精神后，才于夏收前离开库区。而不少移民则说，不是动员回去的，是强行弄回去的。

　　官方史料和民间传说尽管存在很多差异，但有一个说法是共同的：移民返库的问题要解决，但政府的尊严必须维护。作家冷梦是这样表述这种关系的：人有尊严，政府也有尊严；要挟之下让人屈服，人会感到屈辱，要挟之下让政府解决问题，政府也会感到屈辱。既要为移民解决问题，又不能显出被迫之势。

　　这是一个难题。移民闹返库的几十年间，与当地政府之间针锋相对，水火难容，矛盾越闹越大，拿移民的话说：“库区就差陈胜、吴广了”。移民不但自己 “闹”，还煽动农工跟着闹，不但在库区闹，还经常到西安、北京闹，把政府当初“骗”移民去宁夏，将政府把他们强行安置在“渴死寡妇”的蒲城马湖和盐碱如雪的渭北高原后便不理不睬等对不起移民的事闹得天下皆知。正是由于他们闹，才引来了中央联合调查组，也才使得陕西处于既要无可奈何地承认移民在库区的合法地位，又想维护自身“尊严”的被动之中。事已至于此，怎样才能显出解决问题不是被迫，怎样才能给政府一个体面的台阶？说白了，怎样才能使移民承认：解决移民返库问题，是政府要解决，而不是因为移民“闹”才得到了解决。

　　这个有点类似掩耳盗铃的举动被渭南地区的官员们在“农机学校会议”前后演绎得淋漓尽致――参加过那次行动的原华阴县政法委书记李集新回忆说：那实际就是一次人海战术，各县、乡、村的干部源源不断地向库区汇集，地区行署把各地召集来的人员分成沙苑滩战区、华阴滩战区、朝邑滩战区，对移民形成合围之势。从各县和部队征用到库区拉移民的三千多辆车，在移民聚居的华阴、朝邑、沙苑三大滩头排成长龙，轰鸣着缓缓向前蠕动，只要前边的干部抓出移民往车上一扔，汽车就会呼啸而去。当时，近万名干部，数千辆车以绝对优势，形成大军压境和兵临城下之势，其目的就是为了对移民头目形成一种震慑……

　　行动在先礼后兵中进行――动手前，渭南行署在华阴县农机学校召开了一个有50多名移民头目参加的动员大会。

　　据苗福群的“秘书”聂小二回忆：“因为怕政府干部利用开会之机“掐头头”，四大“司令”只有王福义参加了会议，其余都是手下的人代开会。我和刘俊峰代表苗福群参会，陈兰婷代陈文山参会，刘怀荣也派了人。会场设在二楼，会场周围，岗哨林立。会场内，气氛森严，各县的县委书记、县长同移民代表坐在一起。”

　　那天，行署的某书记主持会议并亲自传达中央“关于解决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问题会议纪要”精神。某专员作动员报告。某专员在会场上的态度给聂小二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那天，某专员的火气特别大，一走进会场就神情冷峻，表情吓人。”

　　对专员的表情和怒气，聂小二在会后才知道：就在会议前不久，某专员到省里去看望生病的省委某书记，书记的爱人虎着脸对某专员发火说：你们渭南怎么老给陕西抹黑？移民把书记都气病了！

　　某专员把在省里丢脸挨训的怒气和移民在他心中积压了多年的恶感带进了农机会议的会场，轮到他动员讲话时，某专员站起来把帽子一甩骂道：“妈的，渭南给陕西抹黑，移民给渭南抹黑。没完没了地闹，怎么啦，想造反呀！别他妈的以为政府是吃素的，都快点给我滚回去，七天内，全部撤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讲到这里，专员巡视了一眼会场，然后提高嗓门问道：“苗福群、刘怀荣为什么不来开会？那么英雄的人物怎么会都不敢来开！不来就把他们没有办法了？建议公安机关对这两个人发出严正警告，不撤回去就立即对其进行逮捕！让他们尝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某专员将紧攥的拳头咚地砸在桌上，惊得与会者一愣。

　　专员的话很有震慑力，但却对与会者，特别是在与会的移民代表中产生了强烈的逆反作用。很多移民代表都不服专员的那番讲话，他们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带着喜悦的心情来参加会议，来沐浴中央对移民的阳光雨露的，可还未进会场，喜悦的心情便被荷枪实弹的恐怖气氛一扫而光。中央都同意移民返库了，那就证明移民闹返库是正确的，可专员却给移民一顶“造反”的帽子，说移民给渭南抹黑，还要逮捕苗福群、刘怀荣，这不是与中央的文件唱反调吗？特别是专员在会场上骂人，气得很多移民代表满脸通红，他们想站起来说点什么，但会场内外的气氛已使很多人噤若寒蝉，尤其是专员那番咄咄逼人的讲话，把那些想站起来高声说不的人牢牢地 “粘”在了椅子上，已涌到他们嘴边的话给憋了回去，一阵突袭而至的懊恼、愤怒夹杂着对专员的不满在移民代表们的血管里沸腾、蔓延，大家满腔怒火而又不敢发泄，只有在心里暗暗后悔来参加了会议，希望能赶紧离开这个有点近乎于鸿门宴的会场。

　　就在专员利用喝茶之机停下来观察与会者的态度时，会场里的移民代表已开始交头接耳地低声埋怨、漫骂着什么，一种潜在和本能的反抗在悄悄滋生、蔓延，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当县委书记、县长们那严厉而又夹杂着几分恳求的目光扫过时，埋怨、漫骂声渐渐停息了。

　　会场重归寂静。与会者默默地等待着专员的下文。就在这时，苗福群的“秘书”聂小二嗖地站了起来，他满脸通红，身体微微颤抖，眼神里汇聚着无法忍耐的愤怒和怨恨。他习惯地一捋头发，再干咳一声，准备针对某专员的讲话提出自己的看法。但还没等他开口，坐在旁边的代县长罗某一把将其按在了椅子上低声说：“小二，有什么等会儿讨论时再说！”

　　这个细微的情节没能逃过专员的眼睛，那一瞬间，一股怒火腾地窜上了他的脑际，对这个想站起来叫板的聂小二，要是在几个月前，别说一个聂小二，就是苗福群、刘怀荣等移民司令，他都会毫不犹豫命令警察将其铐起来，随便再找个罪名拘留他十天半个月，或者让公安局判他两三年的劳教，对会场里所有的移民代表来个杀鸡给猴看。

　　但眼前，他却没有这样作――不是不敢而是不能。

　　首先，中央的文件已对解决移民问题作出了明确的指示，那些指示其实就是对移民闹返库的行为作了间接的肯定。也就是说，中央完全承认了移民留在库区的合法性。在这种时候采取强硬的大棒政策显然不合适宜。

　　其次，面对一介草民的一个还未发作的挑衅动作就恼羞成怒或大动干戈，实在有些太缺乏官场涵养，太无父母官风度，这绝非一个政府干部，一个党培养了多年的党员干部的作派。

　　最重要的是，某专员心里明白，这次会议的目的不是要杀一儆百，更不是要杀鸡给猴看，而是失败者在事实上的胜利者面前强装强者，以挣回一点可怜的虚荣和尊严。

　　在移民问题上，作为历史的失败者和强弩之末的渭南地区行署，眼前唯一能作的只能是趁真正的胜利者在还不完全明白战局的时候作出一个箭在弦上的姿势，逼其退让――但这只能是一个引而不发的动作，这只能是一个虚晃一枪的敲山震虎和打草惊蛇的战术动作，箭在弦上而不能真正把箭射出去，作出“敲山”和“打草” 这样的动作，目的只是吓走老虎和蛇，而不是真的要与“老虎”和“蛇”斗个你死我活。想明白这些后，某专员假装没有看见聂小二站起来时那个具有挑衅性的动作，不露声色地放下茶杯，继续以强硬的口吻说道：“此外，通告各位移民代表，返库是盲目的，也是错误的，损失自负。别给我讨价还价，政府不会给闹事的人给任何好处！回也得回，不回也得回！没有什么讲的了，各县组织讨论……”

　　讨论的目的仍然只是“震慑”。但此时的震慑力显然大不如某专员在会上的“动员”了，移民代表纷纷“发作”，把在会上挨专员骂的怒气一齐撒向主持讨论会的书记、县长们，他们指责行署领导不认真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埋怨地区领导太武断，太欺负移民，大家好不容易在库区种了一季庄稼，眼看就能收麦子和油菜了，却硬要把移民往回赶。那么大的损失谁来给移民补偿？聂小二等人甚至当着库区县委书记、县长的面高声嚷道：不赔损失我们坚决不撤走。并且，几天时间，一下撤走这么多人，怎么来得及，不走！……

　　移民中，也有非常合作的。一直相信移民问题最终还必须由政府解决的蒲城县移民返库司令王福义在会上被“震慑”了，他当即表示，“移民的事情，非共产党、政府解决不可，我和党保持一致。”

　　行署领导乘机用诱人的利益冲开了移民的最后一道防线：返库期间移民所种小麦和油菜每亩补偿40元。

　　这种经济上的补偿满足了部分移民心理上的需求，王福义和他的蒲城旧部怀揣补偿款撤离了库区。怀着对移民的负疚心理和甘愿为民请命而闹返库的温和派陈文山也带着人马离开了已是麦浪翻滚的库区。

　　送走了王福义和陈文山，政府腾出足够的力量去对付不肯参加“农机学校会议”的苗福群和刘怀荣。手法仍然是先礼后兵：让公安局给其送去“警告书”：限三日内回去，不回去，采取强硬措施。

　　这一招果然再次不战而屈人之兵。刘怀荣对记者说：收到那玩意儿后，我便在一百多移民的保护下撤离了库区。当时之所以要撤，一是因为王福义和陈文山撤走后，库区移民的犄角之势已失，无法相互支援，当时的正确选择是走为上计，寡不敌众的我们只有撤退。二是中央当时已着手解决移民遗留了二十多年的历史旧账，我们再对抗下去就没有道理了。加之他们直接冲我的总指挥部而来，所以，我们当时撤得有些仓促。

　　在仓惶而撤的刘怀荣离开库区的同时，苗福群也在夜幕的掩护下，由麾下的骨干李孝玉用摩托拉着潜回了澄城县安置区。刘、苗二部的残部被政府的优势兵力连打带骂地强行架上车拉走。

　　被库区人刻骨铭心并引以自豪的第十七次返库大潮又退落了。不过，这次大潮退落时的最后一排浪花，却冲毁了移民返库的最后障碍，为历尽劫难的关中移民迎来了回家的福音。

　　在17次返库风波中叱咤风云的四大移民“司令”除刘怀荣之外，王福义等人先后以其凄凉的结局向故土，向几十年来与自己同甘共苦的移民及自己的人生作出了悲壮的谢幕――

　　陈文山未能活着回到家乡雨林乡。政府批准返库时，他已病入膏肓，那页薄薄的返库的通知虽像一剂救世良药，但终究没能使这位为移民获得一个公道而终身殚精竭虑的农民司令起死回生，而只是在他危弱的生命体征中激起了一丝绝望的回光返照……

　　苗福群、王福义回到库区后，在他们夺回的土地还没有恢复往昔的富庶前，便相继默默地死于贫困之中……

　　唯独刘怀荣在多灾多难中无病无痛地“寿比南山”，并再次成为库区维护移民权利的领军人物。

 

[我等屁民]

第六章 “逃犯”逃进中纪委 文 / 大迁徙













　　　　第六章“逃犯”逃进中纪委

　　　　34、举报者李万明

　　　　35、“举报失实”

　　　　36、“潇洒消费”移民款

　　　　37、《调查报告》的“脚本”

　　　　38、“《工人日报》风波”

　　　　39、组织调查

　　　　40、抓捕

　　　　41、“顽固不化”

　　　　42、“治理行动”

　　　　43、“诗人”主任的愤怒

　　　　44、“避风港”

　　　　45、叫板

　　　　第六章“逃犯”逃进中纪委

　　34、举报者李万明

　　李万明，转业军人，一名有着40年党龄、42年工龄并在渭南地区移民办公室（后改为渭南市移民局）有26年“局龄”的国家公务员。

　　初次见面，这个“国家公务员”给记者的第一印象是穷困潦倒――个子高而瘦，属于关中人说的那种晾衣杆身材，满脸的菜色更将其营养不足的窘境暴露无遗。略显短小的牛仔裤遮不住他那双快“张嘴”的皮鞋，一阵风过，卷起他那件低档的西装时，记者看到了他衬衣上的补丁。一辆记者从没有听说过也不知是哪家街道小厂制造的自行车破旧得叮当乱响。

　　李万明穷而好客，见面后硬要请记者吃饭。东张西望地在渭南城里走了老半天，他才把记者带进一家饺子店。那顿饭，共吃掉58.6元。他掏出一把10元5 元1元的零钱抢着买单，数了一阵后尴尬地问记者：“有零钱吗？还差六毛……”

　　那一刻，记者发现牛高马大的李万明为六毛钱憋红了脸，憋得满头大汗。

　　人们对李万明的印象不尽相同。《工人日报》记者丁国元说他“一根筋”，不懂得人生膨胀和收缩的真谛，为了与自己八竿子不搭界的移民，他成了“上访愚公”，二十多年告状不止；原华阴市政法委书记李集新认为李万明有正义感，有古代义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风范；库区移民大多叫李万明“反腐勇士”……

　　当“反腐勇士”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在会做不如会说、会说不如会拍、会拍不如会塞的社会背景下，在“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破格重用”已成为官场常态的环境里，李万明在政治前途上无望自不消说，他还必须承受因制裁而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

　　李万明的爱人张安霞是下岗工人，厂里长期发不了生活费。自开始举报以来，李万明基本上也就与涨工资无缘。两个人用李万明一个人的工资本来还可以勉强维系，怎奈他要进行的举报花销巨大――见到李万明时，针对移民资金、土地等问题，他已把“举报信”写得长达15万余字，并14年连续不断地655次投书举报。为举报，他花光了自己的4.8万元积蓄，还欠下2万多元的外债。

　　记者看到过记载他家经济命脉的那本时间很久却依旧成色很新的存折，上边有七八次业务往来还没有上千，而余额只有20元……

　　最艰难时,他不得不让爱人张安霞给别人洗衣打扫卫生换钱维持举报的开支，他甚至在邮局赊帐，用卖血的钱去邮寄材料。

　　告状的人或者说“举报者”在三门峡库区都是没有多少通信自由的。李万明更不例外，他的信件常常莫名其妙地“丢失”，他的举报网站被查封，他的电话经常 “串线”。为了躲避个别权力者对举报行动的查卡和拦截，他只好经常到60公里外的西安去打印和邮寄举报材料，“有关部门”盯得太紧时，他还曾南下数百里，到陕鄂交界处的陕南安康去寄信。

　　日子在李万明的记忆中留下的也不完全都是沉重和抑郁，他的举报曾不断被有关领导和媒体关注，并一次次在关中大地乃至全国引起轩然大波。上世纪80年代至今，每过一两年，他的事或因他“生出的事”都会见诸报端，国务院、中纪委、监察部、水利部以及陕西省的领导，都曾在他的举报上信留下过“墨宝”，至今，他的举报连同领导们的那些“墨宝”都已成为一段历史“躺”在中央、省、市有关部门的档案室里接受岁月的检验……

　　总之，在官场，他很上“档次”――他是全市唯一有中央领导在其“作品”上作过批复的一般国家公务人员，他是全渭南唯一有“案底”留在北京和西安某些部门的平头百姓，他也是整个渭南唯一被陕西省委常委会两次研究讨论过的科员级人物。

　　政治上的“高档次”却压低了他物质方面的待遇――因他长期与移民“同流合污地搅在一起”，使他在丧失升迁升职机会的同时，在经济利益方面更是莫名其妙地蒙受着损失――8年前，他是全市唯一有34年工龄而仍是一般科员的“平头”，在记者几年前采访李万明时，38年工龄的他，每月工资仅仅970元，比少他两三年工龄的同事少出300至400元左右。

　　渭南政府个别官员对李万明进行经济制裁的配套措施是经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再偶尔来点“黑牢把戏”――职工会、年终总结、党员评议会，甚至宣布单位那几个因贪污而判刑的人的问题，都会专门或捎带着“帮助”李万明一番。

　　对这样的“帮助”，李万明大多是付之一笑，用沉默应对那些可笑的政治把戏，用沉默表达自己对玩弄权术者最高的轻蔑。

　　对自己的“举报事业”他从不沉默，相反，还变得更加顽强而执着――执着到产生了一种“让神都畏惧的力量”――领导由此有了此人不除，后患无穷的不安。为消除后患，就找个“破坏库区稳定”的理由将其抓到一个军事基地关了二十多天的黑牢。

　　对这一切，他无怨无悔更无畏，走出“黑牢”，迎视着那些幸灾乐祸与世态炎凉的目光，他的脑海里老回响着一句美国人海明威的名言，“一个人可以被消灭，却不能被打败”。他告诫自己：命运可以把你打倒，但它并没有阻止你站起来。一定要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站成一个不败的形象！

　　从牢狱之灾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李万明对“事业”的认知和投入使他将个人的恩怨得失置之度外，继续勇敢而毫不吝惜地在举报上倾注自己的精力与财力。

　　再坚强的人，也有人性薄弱的地方。在李万明灵魂深处，有一块令他良心不得安宁的领地――那是他对坟墓里母亲永远的疚愧――老人病重时，他仍在忙着举报的事，母亲一怒之下拒绝治疗和服药，致使病情加重，不治身亡。李万明说：母亲去世后，我在睡梦中常听到她老人家骂我是不孝之子。

　　对李万明这盏“不省油的灯”，渭南官方颇多“微词”。当了17年渭南市移民办主任，一场意外车祸致伤后已退休在家养病数年的郑博接受采访时首先对记者介绍的是：李万明这人自私，爱告状。说这几个字时的语气使人明显地感觉到：眼前这位只能躺在睡椅上接受记者采访的老者昔日的怨气仍未消褪。

　　渭南市政府则以文件的形式这样表述李万明的“举报动机”：“他在举报中的一些提法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他以移民款不能乱用这个正确的提法掩盖自己企图搞乱单位，搞乱移民工作的恶毒用心，其迷惑性和欺骗性也就更大……”

　　还有更不客气的干脆用辱骂代替了对李万明的评价――采访时，记者向渭南移民局的一个矮个子问路：“知道李万明住哪里吗？”矮个子警惕地打量记者一阵后恶狠狠地说：“找他干啥？这家伙脑子不正常，是个神经病！”

　　与官方态度截然相反的是三门峡库区移民对“告状者”李万明的感激不尽。移民先后给他送去170多面锦旗――“铁肩担道义，移民幸甚；铁心反腐败，党旗增辉”的评语表达着一方百姓，一个阶层的肺腑之言。

　　素昧平生的移民还纷纷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向他表示尊敬：赠送一只鸡，希望他补补身子；几斤水果，表示一点心意；塞去几元几十元钱，让其偿还寄举报信欠下的债务。他们甚至冒着被抓捕的危险，冲出警察和干部们设下的重重封锁线前去华县赤水镇江村给李万明的母亲扫墓……

　　这些零星的敬意使李万明获得了远远超过他职务的影响力，在当地产生了一种令个别官员生畏的巨大存在。一些官员们违背中央规定擅自压缩三门峡库区返迁人数的事，克扣灾民建房款的事，乱借移民资金，用移民资金办同学会、买礼品和在媒体上自我“宣传”等等令人尴尬难堪的事情通过他频频曝光，以至于在个别官员中产生了一种“闻名丧胆”的强大威慑――华阴市有四个妇女赴京上访，回家后，被弄到“华阴市上访人员学习办”关押。“学习班”的“主持”们不给其饭吃，不让其睡觉。被虐待的四个妇女给李万明打电话反映情况，要求李找记者前去采访。李万明说，我会尽快联系。那四个妇女马上告诉看守她们的人：李万明找的记者马上就要来采访你们这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学习班”的“主持”们闻风四散，将“学习班”的大门洞开，任四个妇女大摇大摆而去……

　　香港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曾子墨认为：他只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能明哲保身。如果愿意同流合污，甚至不愁成为领导的重点培养对象，但他却“不明智” 地做凡人眼中的傻事。

　　认为李万明“干傻事”的香港新闻人承认：“只不过，他是个有良心的人，是个正直的人，是一个在军队中受过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人。他把自己的举报行为说成是一个反腐败工程，他一定要让这个工程得到完满竣工。”

　　这位香港凤凰卫视的“名嘴”动情地说：在这个物欲横流，以至于淹没了良知和责任的时代，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深深感动；总有一些人物，让我们泪流满面。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英雄，但每个人都有机会仰视英雄。那些为了社会公正和良知而奔走、而奋争的人们，即使其出身于草根阶层，他们也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

　　香港《南华早报》记者陈敏莉那篇“不计代价的反腐英雄”的人物通讯则这样介绍李万明：

　　李先生是一位共产主义和马克思毛泽东思想的忠实拥护者。他自己使自己陷入了经济困境――为了反腐，他前前后后已经花了至少4.8万元。为了坚持他的反贪斗争，1996至1997年间，他甚至需要卖血来解决自己的财政危机。

　　他的反腐工作同时也使他丧失了升职的机会，并且积劳成疾，健康每况愈下。他的妻子张安霞，一名普通的纺织女工，无时无刻都在担心着两鬓渐白、身体渐弱的丈夫。

　　在移民局工作的26年，他曾获得过不少奖，其中包括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然而，却因为反腐举报，他不断得罪上级领导，结果被扣上“不合格党员”和“不称职”的帽子……也造成了数年前他月薪（含副食补贴100元）仅970元人民币，使他成为局里同级干部中工龄最长而工资最低的公务员。

　　一个被官方“忽略”了的人却受到了媒体青睐――2007年元月2日,《公益时报》评出的“全国八大公益领袖人物”，李万明名列第六。同年，他被《维权名人坊》网站编入名人行列，并称他为“移民的代言人”。该网站给他赠言说：“非常感谢您情系移民的壮举，您真正做到了‘先天下移民之忧而忧，后天下移民之乐而乐’，中国移民的发展史上将会留下您浓重的一笔……”

　　李万明出名了，他成了一段传奇，一位英雄，一个被渭南某些官员不待见的举报者，一个被广大民众爱戴赞誉的普通人。

　　一个在厌恶和拥戴的激烈对立中得以存在并被社会承认的人物的出现算不了什么奇闻，然而这个简单而又复杂和涵盖了太多故事的新闻人物使我们不得不本能地想到这样一些问题：李万明为什么要告状？是什么原因使他不屈不饶地告状？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十多年如一日地告状不止，最终成为移民的代言人和“全国公益领袖人物”？

　　因为他是“共产主义和马克思毛泽东思想的忠实拥护者”？这样的说法未免太牵强，太空洞，与他的实际太遥远。

　　因为与原市移民办主任郑博的个人恩怨？李万明说，2001年，郑博两次“三讲”不能过关下台后，我们的恩怨早就结束。何况，他受伤（郑博因车祸受伤时李万明曾到现场救援）后连走路都非常困难，我还有必要同这种值得同情的人较真？

　　为博得“反腐英雄”之类的美名？多年前的清明时节，成群结队的移民早就把“反腐勇士”、“为库区移民保驾护航”之类的锦旗挂在墓前告慰他母亲的在天之灵……

　　事实上，李万明告状的动机似乎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神圣和复杂。他说：去看看黄河上的三门峡电站对关中百姓的祸害，到库区去看看移民们过的日子，听听他们的倾诉，你也许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要长期举报、告状了……

　　35、“举报失实”

　　据李万明讲，他对渭南市及陕西移民部门的举报是1992年开始的，到目前为止，举报的问题共43个，“涉及多方面的腐败问题”。而在1997年前，他举报的问题只有20个，主要集中在移民资金的借出和投资造成的损失等方面。那时，他对自己举报的问题的定性是渭南移民办对移民资金“乱花滥用”。

　　他说，举报之前，我曾在党小组会上给郑博提了两条意见，一是移民经费不能乱开支，二是对老同志应尊重。当时，我是党小组长，又刚从部队回来不久，在部队上，面对面地给连长、指导员或更高级的长官提意见都是很正常的事。我以为郑博也会像我的连长、指导员一样，会接受我善意的意见。但我错了，地方不是部队，郑博不是连长、指导员。他因此而记恨我。从此，好事没有我的份，分房他卡我，进修他不批。人事局给移民办三个副主任科员的名额，我是最有资格评上的，但在郑博的授意和操纵下下，我“落选”了。后来，还剩了一个名额，郑博扬言宁愿让这个名额瞎了也不让我评上……

　　在那段被编排的日子里，李万明并未屈服。他改当面提意见方式为投书举报。“我先将举报信分别送给市移民办领导、市政府分管领导及省移民办领导，并告诉他们，我李万明搞阳谋不搞阴谋，也不愿与领导闹矛盾，所以先请你们阅看举报信，希望你们能自省自纠。当时我想，如果他们能改，那么我就可以不投书举报了。可是，几位领导看举报信后都不以为然，我只好愤然将举报信发往了北京……”

　　渭南的一些领导和有关文件都认为李万明举报的都是些“不成问题的问题”（渭南市政府(1997)2号文件语）――尤其是李万明第一次举报的那件事儿：1993年春节前，渭南市移民办准备到北京给有关领导送礼，不想，李万明竟给中纪委发去加急电报，举报渭南移民办将拉两卡车西凤酒等贵重礼品到北京给某某部、某某领导送礼，希望中纪委能派人拦截。移民办获得消息后延迟进京送礼，才没有被中纪委拦住……

　　事过13年，郑博对此事记忆犹新：“那一年，我们的确给北京某部某些领导拜过年，但不是拉的两卡车礼物，是两小车，礼品也不全是贵重东西，还有本地的酒和土特产。”

　　因两卡车和两小车的区别，因贵重礼品中还有本地土特产，所以，在渭南市政府给陕西省政府的调查报告和陕西省政府给国务院报告的【陕政函】226号文件中，李万明的这项举报被认定为“失实”。

　　《工人日报》记者丁国元说，事实上，中纪委后来对水利部某官员的处分从侧面证实了渭南方面进京“进贡”的问题。

　　对某官员的处分的消息登载在2004年6月29日的“思源廉政网”上。消息说，财政部门就是财神爷。每年到编制各部门财政预算时，就会出现利益之争，反正是公家的钱，谁不想多争取呢？不少部门巧立名目，钱拿到手了，小金库填得满满的，专项资金挪用挤占，新建楼堂宾馆说是内部的培训中心，竞相以“集体的名义”胡作非为却不受惩罚。多年来，这几乎是地方公开的秘密。

　　因为没有制度建设的支撑，没有尚方宝剑的护驾，审计部门过去没什么“生意”，很多时候只是一道陪衬的风景。

　　中国国家审计总署四年前曾一鸣惊人，在国务院总理朱�基的指示下查水利部的账，发现该部一些人挪用水利资金炒股，并查出水利部私设小金库，用截留的专项资金修建楼堂馆所以及大量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等严重违规违纪问题，涉及金额高达数亿余元，原水利部领导某某某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

　　据丁国元讲，中纪委办案的熟人透露，那些“严重违规违纪问题”中，就包括有渭南给其送礼等问题。渭南、陕西官方以文件的形式否定存在的问题，完全是掩耳盗铃。

　　被陕西、渭南官方共同认定为“不成问题的问题”的另一件事是关于几十架床的事。1987年8月21日的《渭南报》对此事有过披露：“地区移民办去年底违反行署关于公物折价处理规定，弄虚作假，把新购床板、床头低价处理，造成损失2700元……”

　　这则报道没有说清的事实是，这年的8月，审计机关根据举报对一些“乱发钱物，屡禁不止”的违规单位进行查处，查出地区移民办弄虚作假，把新购的29套床板、床头（单价177元）折为33元一套处理给职工。如果就此为止，也许真是一般违纪问题，但恶劣的是，地区纪委责令郑博三次检讨并让其将床收回后，不到半年，风头未过，郑博以借的名义又把几十副床头床板全“借”给了职工，并把每个职工已缴纳的33元退还了个人。如今，20多年过去了，“借”出的床一张也未收回（这一说法在郑博处也得到了印证）。

　　那次被查处并将床收回后，因怀疑此事系李万明举报，在风头过后重新“借床”给职工时，郑博指示：不能把床“借”给李万明。

　　当时的陕西省政府默许了郑博的作法。在给国务院报告的【陕政函】226号文件中，陕西省政府给渭南市移民办“打圆场”说：“移民办成立之初，干部来自各个单位，办公、住宿一无所有。为解决上述问题，移民办用行政经费购回床板床头29套，发给职工使用。为了妥善保管，减少损失，决定以每套33元福利性处理给每个职工。受地委纪委的通报批评后，立即进行了纠正，收回床板，钱退职工。后根据职工谁需要谁借用的办法使用至今。”

　　陕西省政府默许郑博的作法和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给其“打圆场”的还不止这些。根据渭南和陕西省有关文件记载，移民返迁安置早在1988年就已结束，返迁人数是7.3万余人。但在记录这段历史的《渭南移民志》完成4年后的1996年，【陕政函】226号文件含糊其辞地说，原渭南移民办在实施移民安置规划时，遵照中央某领导及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意见，返库移民按10万人进行控制。经过十年的不懈努力，到1993年底，最终返库安置移民93588人。“移民办（不按中央30万亩土地安置15万移民的指示执行）是严格控制返库安置移民人数，是从库区实际出发，按上级指示精神进行的。李万明反映的问题失实”――在这段表述中，226号文件既没有说清他们是什么时候根据哪位某领导的意见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文件把返库人数“控制在10万以内”的，更没敢说1988年移民返库结束时，移民志记载的移民返库人数是7.3万余人，而93588这个移民返迁数是省、市政府在移民返迁结束8年后才对外公布的。

　　给国务院报告时，当时的陕西省政府总是把不利于本省“形象”的问题，不管是非对错，也不管事实真假，不是以“举报失实”定案，就是以“反映问题不能成立”作答――渭南移民办领导出国等实际存在的问题及郑博自己在“三讲”中都检讨“1995年到浙江、三峡考察时带家属同去，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的事实都统统被【陕政函】226号文件认为“不能成立”。非移民安置遍布库区每个移民乡、村，人口达数千之众。不管是谁，只要到这些乡、村随便问问，都能发现大量的非移民。可【陕政函】226号文件却说：“非移民进库区安置问题，群众虽有反映，省、地移民办也曾多次调查过。近两年，省、地移民办一直把非移民进库作为热点问题，列入目标责任制，认真进行核查，至今还未发现有此类问题。”

　　挪借移民资金的问题，渭南市政府(1997)2号、【陕政函】226号等文件都进行了竭力的否定。但记者在渭南市移民办的渭移发【2001】027号文件和【2004】112号文件中却发现：该办（局）曾两次组织“清收外借款领导小组”对还未收回的700多万元移民资金进行追收。其中，市物资局、市重工业局、澄城县开发公司、临渭区百货公司、万达公司这些被市里、省里否定有挪借行为的9家单位和周某、朱某等8个个人全都“榜上有名”。

　　在渭南上报给省里的调查报告中，常暴露出不负责任的敷衍和牛头不对马嘴的应付。李万明举报陕西省移民办1993年将500万移民款投放广州炒房地产，结果上当受骗，资金全部损失。可渭南上报省里的报告却说：关于500万在广州炒房地产的问题，市移民办没有此项投资。反映的问题失实……

　　有一些实在不好否定的事实，【陕政函】226号文件就将其列为“一般违纪问题”或“一般工作问题”。“三门峡库区移民返迁工程竣工验收会议”给52名与会者各发一块价值200元的天霸手表和12元的文件袋及给其中的21人发150元的咨询费的事，新建住宅楼超标的事，渭南移民办建房到大荔移民开发公司拉10吨钢材的事都是“一般违纪问题”。而乱决策，将大笔大笔的移民资金拿去办公司或挪借给其它单位和个人至今仍未收回的事固然也是不足挂齿的“一般工作问题”。

　　在原陕西省一些部门领导眼里，给国家和移民造成巨大损失的问题都是“一般工作问题”，都是不值一提的“鸡毛蒜皮”的小事。

　　从后来事态的发展变化看，原陕西省政府以“失实举报”、“不能成立”等不真实的“理由”竭力否定渭南移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使中央失去了了解问题真相的渠道，用“一般工作问题”、“一般违纪问题”给渭南移民办“打圆场”，实际上误导了国务院对三门峡库区移民问题的判断和决策，对库区移民资金等问题的袒护和“打圆场”也给陕西省和渭南市埋下了麻烦的祸根，以至于后来发展到发生了公然截留灾民数千万安置资金等重大问题，2006年以来，《中央电视台》、《民主与法制》等数十家国内外媒体连续不断地对陕西省和渭南市的问题进行了批评报道。

　　36、“潇洒消费”移民款

　　据那篇文采飞扬的“第二届同学聚会小记”记载：“1996年8月17日至18日，由渭南学友郑博、张某主办的我班第二届同学聚会，如期在西岳华山举行”。

　　8月17日那天，“艳阳高照，华岳耸翠，渭水流金，苍劲挺拔的华山青松点头微笑，整洁典雅的华山宾馆扫径迎宾。一餐便饭为先至征客接风洗尘，座上笑语喧哗，觥筹交错，菜香意浓，气氛融洽。”

　　午饭后，郑博一行乘车游览西岳庙，“惟见宫墙巍峨，殿宇肃穆，古柏参天，绿苔遍地，睹物思远，心驰神往”。

　　8月18日清晨，与会同学用罢早餐，头戴遮阳帽，手扶竹拐杖，开始登山活动。先乘车顺当年解放军“智取华山”所走的黄甫峪，婉延而入，盘旋而上，一路山似斧劈，涧如刀斫，松柏亭亭，泉水潺潺，峰回路转，直至北峰之下。然后乘坐号称“亚洲第一索”的华山揽车，腾云驾雾，跃上葱茏，直至华岳北峰之巅。郑博率若干同学“老夫聊发少年狂”，攀登苍龙岭，跨越金锁关，遍踩莲花、玉女、落雁诸峰于脚下，尽收万千山光风物于眼底。天低气清，心旷神怡。

　　下午7时，举办了告别晚餐。同学们同席环坐，兴致盎然，频频举杯，依依惜别。同学们热情隔席敬酒，对为这次同学聚会服务的渭南市移民办、华阴市移民办、华阴市纪委及华阴华山管理局的诸同志表示由衷感谢……

　　摘“第二届同学聚会小记”四百余字，绝非羡慕这些“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昔日同学，更不是为了记录他们两天聚会时的吃喝玩乐，而是想让读者从“觥筹交错，菜香意浓”，“乘车游览，心旷神怡”，“兴致盎然，频频举杯”这些字眼中知道他们如此这般尽情地吃喝玩乐时要花多少“银子”，他们又是花的谁的“银子”。

　　本来，同学聚会，笑傲祖国大好河山，来个一醉方休都是无可非议的事，谁也无权干涉。问题是，郑博主任在“觥筹交错，一醉方休”后犯了糊涂，动用移民款去招待他大学时的同窗好友（据说郑博以前举办第一届同学会也是花的移民款），并且被李万明“纠缠不休”地举报，麻烦的事就被他摊上了。后来，他在那份虽不深刻却也有些心情沉痛的检讨中写道：“这次同学聚会，我通过熟人对食宿大幅打折，对门票减免，30多个与会人员每人交100元，余下的让华阴市移民局补了一部分（具体数字忘了），用公款支付同学会部分费用，违反国家财经纪律，是错误的，应当认真检查反省，吸取教训。”

　　渭南市和陕西省政府的领导们虽然认为郑博的这类情况“只是属于一般违纪问题”，但这种“一般违纪问题”在当时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领导“带头”，下级效仿，移民款滥用、流失的黑洞在渭南的一些地方变得越来越无所顾忌。

　　翻开当地的报纸，这样的标题会不断跳入你的眼帘：“新建村扶贫建房贷款有鬼，十户移民贷款失踪”，“蒲城荣光村，竟将专款当礼品送”……

　　第一条新闻说的是大荔县雨林乡新建村向乡里上报91户贫困户的名单，申请每户5000至7000元的建房贷款，可10户移民一直未领到这笔贷款，后来，有记者发现，贷款名单中，有重名的，也有父子、兄弟同时出现的，更奇怪的是，村支书孙某的妹妹早于8年前就远嫁它乡，可名单上仍有她的名字。一些真正的贫困移民却被假困难户挤掉了……

　　“蒲城荣光村，竟将专款当礼品送”中说的事情更加令人发指：蒲城县北部山区上王乡荣光村有移民200户，政府三年间共给其解决17万元的专款用于人畜饮水工程及农田水利建设。然而，三年多过去了，荣光村的移民并未从中得到实惠，举报到蒲城检察院后，该院查出：17万中，只有4.2万元用于了蓄水池等工程，该村村主任杨某一次就提走“引进资金奖励”1万多元，10万元的扶持款则被该村的一个当地人长期用于了他砖瓦厂的周转资金。其余被用于了送礼、慰问等开支。

　　用移民资金送礼并非个别现象。据某县移民局干部介绍，他们的领导上任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用移民资金送礼。那位移民干部扳着指头说：春节拜年光“带把肘子”（当地的一种高档肉食）就买了350多个，鸡蛋80余箱，还买了大量的酒、牛肉、面粉、黄花、青油、花生、蜜枣，共花移民资金4万余元。春节前，这位领导带着一帮人开一辆客车从县里送到市里，忙了好几天。第二年春节，这位局领导觉得开车送礼响动太大且费力费事，便改发“红包”了。

　　移民局的干部补充说：红包的钱当然还是出自移民资金。

　　当年，将移民款挪作他用在渭南已成为一种常态。渭南某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华阴市移民局的账务时发现该市仅2005年就存在以下问题：

　　1、各乡、镇截留移民建房扶持资金等款项77万元。

　　2、该局将43万元移民资金借给外单位和私人。

　　3、乡镇经费严重超支。

　　4、招待费支出24万多元，金额较大。

　　5、未能严格执行专款专用，一些地方更是把移民款当成了“唐僧肉”：北社乡“捐”3000元给派出所买车，春节运动会办福利8390元；5288元成了党代会、人代会的招待费；慰问部队支出4586元；焦镇用移民款1.5万去交税，办培训班、人代会的近万元在移民款中报销；五合乡政府则干脆动用4万余元移民款来买车，学校用钱，财政交农林税，乡政府的贷款利息，民兵训练医疗费等等开销也统统在移民款中走账……

　　陕西省审计厅【1994】205号《审计结论和决定》则称：1993年6月，渭南移民办将入股大荔矿泉水的300万元移民专项资金和借给有关县移民办兴办实体的专款300万元转作落实政策支出，造成虚列支出600万元；1989年3月，地区移民办借给地区物资局移民专款资金200万元，至1994年仍有142万未收回。同时，漏缴三项基金271080元，违反了移民资金管理的规定，违反了财经纪律。

　　省审计局建议：省移民办应落实责任，对外借资金落实责任确保收回，及时用于移民工作。

　　至今，省审计局要求省移民办及时收回的款项仍有220多万未收回。在渭南，数百万移民资金借出变成“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后，还出现了一些令人费解的事情：上级移民部门多次催促渭南移民办“务必尽快收回物资局欠款”，郑博对此却毫无行动。1993年，该移民办一位干部提出愿意承包完成追收物资局欠款的任务，却遭到郑博拒绝和斥责。

　　于是，单位内外有了种种猜测：他当初借款时是不是收了对方的好处？

　　渭南移民局个别领导私借移民款的事还不仅仅这些，借予对象有单位，也有个人――1994年，该办把50万元移民经费借给澄城县某开发办，对方至今仍未还清这笔借款；1994年，该办把60万元移民款借给蒲城县某私人做生意，结果本息无归，该办便把这笔欠账甩给了蒲城县移民办；1995年，该办又将7万元移民款借给渭南市街道菜贩子杨某，让其长期周转使用……

　　对此，李万明忍无可忍，此后举报时，他特意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384条第一款的解释附在举报信后面，“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一）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二）以个人的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三）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

　　“郑博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这些解释。”李万明认定自己前任上司的行为“有罪”。

　　可地区领导认定：全是些可以忽略不计的“一般工作问题”。

　　还有一类问题更令李万明痛心疾首。“上世纪九十年代，渭南地区移民办与省移民办经商搞实体，将数千万移民资金扔进水里连水泡都没有冒一个”。

　　在那个浮躁操纵理性的年代里，一向沉稳的专家文人也激起了少见的狂热和冲动。当年，陕西省移民办主任赵建华在省里的“经济开发大会”上振振有词地宣称 “要敢为天下先，要抓住机遇，狠下决心，组织大多数人去办经济实体，要敢试、敢冒、敢闯，要组织大部分人去赚钱盈利、要赚大钱、盈大利”。

　　郑博回到渭南便亢奋地要组织大部分职工“下海捕鱼，大显身手”。郑博表态：自己要带头去兴办经济实体，形成大气候。要为各县经济开发开绿灯，可以解决的问题要加快帮助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要创造条件解决……

　　郑博还是晚了一步，“下海捕鱼领军人物”的头衔被省移民办领导捷足先登抢到了手中――省移民办主任赵建华带头将500万投放到广州炒房地产，打出了移民部门下海的“第一炮”。

　　令人遗憾的是，“第一炮”打“瞎”了――出生于福建仙游县的“水利专家”赵建华以商人的形象出现在广州的房地产市场时，奸商们一阵窃喜：“献菜”的来了！果然，还没等赵建华主任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500万元的移民资金便分文不剩，全成了骗子的囊中之物。对此，陕西省审计厅下发“陕审农 [1994]204号”文件进行了批评通报。

　　批评并没能使移民部门的官员们清醒，渭南市移民办像着了魔一样不断把一笔笔移民资金投向那些无底的黑洞――先是鬼使神差地将75万元投去陕北子长县打油井，结果，工程因油井贫油而报废。

　　接下来，1993年，渭南移民办连任何入股或借款的手续也没有就用移民经费向某港商筹建的万达公司入股55万元，后来，该办不但从未得过分文红利，连本金也全部化为乌有。

　　同时，该办下属各县市移民办兴办经济实体30多个，也无一盈利，全都亏损，总亏损额高达3000万元左右。其中，蒲城县、澄城县、大荔县移民办竟各亏损500多万元之巨。从而，致使国家大量宝贵的移民经费付诸东流，损失惨重。

　　渭南移民办还给5个科室各发10万元去“下海”。结果，大部分移民资金都丢在了“海里”，成了“渭南市移民局收账小组”永远难以收回的呆账。

　　对此，连当初号召全省移民干部“下海捕鱼”，“要敢试、敢冒、敢闯，要组织大部分人去赚钱盈利、要赚大钱、盈大利”的省移民办主任赵建华在他那篇《水库移民补偿资金使用管理机制研究报告》中也无可奈何地叹息：农村移民资金使用决策不当，部分资金“泡汤”。有的片面理解开发性方针，不讲条件盲目开发，去办有很大风险的项目，结果事与愿违，把不少资金丢了。有的把钱拿到深圳、海南去搞远距离开发，其中，有的把钱弄丢了，即使没有丢或有些效益的，移民也得不到好处。有的地方，还扩大移民资金的使用范围，转移资金用途。有的挤占截留克扣，侵犯移民利益……

　　赵建华还不点名地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个库区，决策并用于兴办企业的资金达2672.29万元（人均1.94万元），占移民安置补偿金的 81.25％，而安置移民仅占20.29％。有些企业又不景气，效益不佳，甚至倒闭，其安置效益与投资额形成巨大反差，造成不可收拾的被动局面。”

　　同赵建华在移民工作中造成了失误后尚能承认、反省和检讨的这种态度相比，渭南行署的领导们似乎更加“高明大方”――他们以文件的形式宽慰自己，“移民部门办经济实体起步迟、经验不足，亏了钱只是一个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

　　李万明不苟同领导们的这种“宽慰”。他抓住大荔自来水公司这个典型，认定，“这件事从决策投资到大荔建这个公司就不正常――因某省领导是大荔人，郑博出于巴结的目的入股300万到大荔矿泉水公司与法国人合资的”（注：据郑博对记者讲，某省领导给他讲过让地区移民办入股大荔矿泉水公司的事）。据当时的报纸介绍，这个公司的中方是省移民办、渭南移民办等7个单位股东单位，共投入资金1700万，法国人实际只投资了150万元人民币。报纸说，公司倒闭的主要原因是“内部管理不善和外商投资不实等”，也就是说，法国人并无投资的实力和诚意。事情暴露后，李万明追问：考察法国人的资金实力和投资诚意时，法国人不是请郑博到巴黎呆了50多天吗？郑博回来后不是说对方实力雄厚，信誉度较高吗？现在怎么出现了法国人的投资实力和诚意问题？是不是用了法国人的钱后渎职隐瞒了对方的情况(郑博曾承认，在法国的费用的确是法国人开支的)，导致法国人入股时赖账不交投资款？

　　没有人理会李万明的举报和追问。领导的信口开河叫决策，领导的渎职叫失误，省、地移民办的领导做的事再错也是小错，造成的后果再严重也可既往不咎。他们以为，在渭南这个地盘上，自己拥有无限的豁免权。

　　事后，当然要找一些替罪羊。由于压缩了一半返迁人数，便剩余了大量的移民专项物资如计划内的钢材、木材、柴油等。因而，同时也就出现了不少倒买倒卖移民专项物资计划指标，从中非法牟取暴利的严重违纪腐败问题。一次会议上，赵建华讲：“有的人想钻这笔资金的空子，结果，某库区被法办了19人，处分了28 人，涉及资金数额四五十万元……”

　　会议讨论时，郑博斩钉截铁地补充：对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必须严肃处理，以儆效尤！

　　一位参加过那次会议的移民干部告诉记者：当时，我就在想，郑博强调要“严肃处理”的人和事中，不知是否包括临渭区检察院1995年光顾渭南地区移民办，并从该办的小金库收走了7万多元赃款的那件事？

　　也许是渭南移民办的领导生就了敢于顶风作案的“傲骨”，就在该办小金库被检察院查抄不久，省里某机关事务管理局由于上当受骗花20多万元购买了一辆小型客货两用汽车，从而成为“包袱”难以甩掉，该管理局领导寻求省移民办领导帮忙。于是，省移民办领导便指示渭南移民办花移民款，以原价买下了这辆被抛弃的二手汽车，使其蒙受了不应有的经济损失。

　　在渭南，对一些移民办领导盲目投资、乱借移民款等不满的不只李万明一个人。一移民干部幽默地对记者说，渭南移民办损失数百万投资款唯一的收获是练大了郑博的胆量。现在的市移民局每年招待费不过几万元，但郑博当主任那会儿，哪一年没有二三十万元能下得来？开会发钱发礼品，为了宣传自己在任期间的“功绩”，半年内就用掉了40多万元的宣传费（均系移民资金）。

　　连郑博也不得不承认：“为了给自己离岗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宣传有点过多过滥”。

　　这种用公款买来的“过多过滥”的宣传后来成了郑博的骄傲。2002年7月30日，他在《渭化游泳池边遇友谈及“三讲”事感赋五首》中得意地写道：

　　移民事业处巅峰，电视广播有影声。

　　人去事衰单位乱，辉煌再造待三冬。

　　读过此诗，有人评论说：这是典型的花钱买名声，用钱买来的“电视广播有影声”更有自我吹嘘，花钱买吹捧之嫌，其原因可能是工作搞得很差，就不惜血本，去买来个“电视广播有影声”。事实上，“电视广播有影声”并没能证明“移民事业处巅峰”，这种买来的宣传效果也似乎并不太好，2000年，郑博在市移民办 “三讲”的民主测评中两次都未能过关。第一次，全办超过三分之一的人给他划了不称职票，第二次还比第一次民主测评多了2张反对票，根据省纪委关于“在‘三讲教育’民主测评中两次不过关的给予就地免职”的规定，致使郑博丢掉了主任之职。

　　不过，失去职务的郑博早就找好了退路――1998年，郑博从局里调出100万元，从省移民办弄来400万元，在渭南成立了一个“移民基金会”，并亲任基金会秘书长。次年，陕西省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立即撤销各种形式的农村基金会及联合会机构。郑博等人的 “移民基金会”摇身一变，改名为“移民扶贫协会”。

　　采访时，据郑博讲，自己如今已是协会的会长了，协会经营得还不错。他每个月还能从协会得到一些收入。记者问，中纪委规定，领导干部退休离职后，三年内不得在原工作单位所辖的企业任职或经商，你退休前就在“移民扶贫协会”任职，是不是……

　　郑博似乎知道记者要问什么，很干脆地答道，是有一点不符合纪律，不过……

　　记者等了很久，郑博始终也没有讲出“不过”后边的“理由”。

　　37、《调查报告》的“脚本”

　　当时，郑博似乎没有更多的“理由”可讲――真不敢想象，一个因无法过“三讲”关而被自己的部下和上司共同赶下台后又违规谋取私利之人还能有什么理由？

　　说自己这样做，是发泄对组织、对部下的不满？是感到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悲哀、恐惧后而作出的“最后一搏”？

　　1996年8月的那次同学聚会时，郑博不是还“恳望同学们应在有生余年，保持‘达观’之心态，信守‘慎独’之准则，写出无愧、无悔、无怨、无尤之人生”吗？1996年11月，他在“观报载诸多‘59岁现象，当慎戒之’”的心情下写下的那首《自勉诗》不是说“钱为身外物，晚节当重名。时时勤拂拭，勿使灰尘生”吗？怎么转眼间就那么不“达观”，不“慎独”，而且还要那么不顾一切地去搞“身外之物”？他不怕在自己的人生蒙上不洁的“灰尘”吗？

　　事实上，官场人大多是不会有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的那种“达观”境界的，那种在一个人独处时也能谨慎不苟的“慎独官员”更是不多。郑博主任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达观”、“慎独”者。

　　不妨先拜读郑博写于1996年12月的“无题三首”：

　　“1996年岁末，《工人日报》刊登失实文章，我办又有人加印传单入库区散发，引起库区移民骚动。我随侯振斌副市长、省办赵建华主任，急赴华阴稳定移民情绪。又忆1995年岁末，在大荔组织移民防抢凌汛之往事，感概系之，哼成三首小诗，以表当时之心境。”

　　（一）

　　十年辛苦众方宁，一纸传发动乱汹。

　　小丑无端弄笔墨，�帑耗费害苍生。

　　（二）

　　去岁此时凌汛涌，今年本日社情汹。

　　老天作孽虽堪恨，宵小招灾最不容。

　　（三）

　　不干工作专作梗，谋私偏举反腐旌。

　　待到真相大白日，嘴脸暴露遗臭名。

　　有人在读过此诗后评论说：先不论诗人立意、平仄、对仗等创作水平，单看诗人非常直白地把不同意见者比作“小丑”和贼盗之类的“宵小”便可知作者既不是 “达观”的领导，也不配称为“达观”的诗人。相反，站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角度看，被郑博痛恨和视为“小丑”、“宵小”者的举报并非空穴来风，那个被他骂为“小丑”和“宵小”实际名叫李万明的下属也未“嘴脸暴露”，更未“遗臭名”。相反，他还在郑博离任不久便被提拔为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在获得一官半职的同时，多年来一直少于同工龄者三百余元的工资也一步登天地长了起来。他还被百姓称作“反腐英雄”，被媒体评为“全国八大公益领袖人物”。

　　“公益人物”李万明有过不少成功的举报。他寄出的举报信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重视，国务院办公厅、中纪委、监察部、时任国务委员陈俊生、时任中纪委副书记陈作霖和王德瑛、刘丽英及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和陕西省省长程安东等领导，都曾先后对他的举报作过批示。他的不少举报信被批转给了水利部，水利部又批转给了陕西省移民部门的主管上级――陕西省水利厅。

　　1996年4月，省水利厅监察室干部李世京（化名）和省移民办的刘副主任（化名）组成的调查组诞生了。

　　调查组还未到渭南，李万明就提出了异议：纪监办案规定，涉案者不能参加查案工作。我举报的案件中涉及到省移民办及领导的问题，省移民办的刘副主任就是被举报对象，他怎么能来查对他们的举报？调查组到渭南后，他又提出：调查组吃喝玩乐与用车的费用都是被举报单位开销，会不会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

　　不管李万明对调查组及调查组的行为有什么“奇谈怪论”，调查组的人选和调查组的吃喝拉撒怎样开支还是按既定方针进行着。调查组除省水利厅监察室干部李世京和省移民办刘副主任外，渭南市监察局一王姓的干部偶尔也会作陪。据此，省水利厅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陕西省水利厅纪检组、监察室在省纪委、省监察厅派员的协助和指导下，会同渭南市纪委、监察局成立了联合调查小组对李万明的举报进行了认真调查”。

　　从西安出发之前，省移民办的那位刘副主任便提前给郑博打电话，让其安排好调查组的食宿及用车等事项。

　　渭南移民办一位知情的干部介绍：郑博十分重视这次调查，专门派人秘科郑副科长等二人服务调查组。为给李世京一行的调查“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郑博将其安排在当时市里最高档的祥龙宾馆，生活上自然是好酒好菜，尽其所有。

　　有了如此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调查组的调查在按部就班中进行：找人谈话，与郑博交换意见，再由很多人陪着吃吃喝喝。晚上，躲过人们的眼睛，或喝喝咖啡或跳跳舞什么的。周末，由渭南移民办的专车将“调查组”送回西安休假，周一再派专车把“调查组”接到渭南调查。

　　调查就这样在友好、轻松而舒适的气氛中周而复始地进行着。两个多月的调查如果不是李万明那个“自私、固执、片面、偏激”的家伙时不时制造些不愉快的冲突和摩擦，日子一定会在李组长的工作中留下美好的记忆。

　　但李万明这个难缠的主却把这种本可存在的“美好记忆”破坏得一塌糊涂。开初，调查组为了使他配合，“耐心而入情入理”地开导说：“你向中央乱告移民系统的问题，你今后在移民办还想干不想干？你诬告就不怕这次调资取消你的资格？你与组织作对，你的党籍、公职还想要不想要？你还想在渭南呆不呆？”

　　李万明居然认为这是调查组在威胁他，还怀疑调查组长李世京与省移民办的领导同在省水利厅办公楼上班，并在一个大院生活，相互间关系密切，有包庇之嫌。还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李组长与郑博也有很深交情，因此，顽固地认为“李世京会在查案中不顾国家利益、移民利益和廉政建设大局，一味地站在人情关系、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立场上，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能抹就抹，能灭就灭，为其开脱责任，为涉案者充当保护伞（这段话后来被李万明写进了举报中）。”因此，调查中他非但不配合，还处处与调查组作对。

　　比如，他在举报信中反映郑博平时不抓廉政教育，导致单位一些干部在管理移民资金时出现了贪占14万元的问题，有关人员也分别被判刑四到七年。调查人员刚问他一句：“这个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大气候和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跟你们单位领导有什么关系？”他就不依不饶地同李组长辩论了半天，什么领导如果把廉政抓得好，那些人有机会犯罪吗？什么单位干部犯了罪，难道单位郑博连领导责任都不该负吗？他咄咄逼人的质问搞得李组长很是难堪也很是不高兴。

　　过了几天，李组长怒气未消，李万明又找上门质问：“作为纪监人员，你怎么能违反中纪委和监察部颁布的《关于保护检举、控告人的规定》，将我这个举报人的姓名和举报信的具体内容透露给我单位的人？甚至还让郑博在会议上宣读我举报信的原文？”他那强硬的样子气得李组长一时忘了中纪委“受理机关工作人员无意或故意泄露检举、控告情况的，应追究责任，严肃处理”的规定，脱口而出地反问：“你李万明都敢署名举报，为啥还害怕别人知道这个举报信是你写的？为啥还不敢让人看看你举报信的内容！”

　　此后，李万明的态度迫使李组长对他越来越不客气了。一次谈话时，李万明又提起郑博在一次移民工作大会上给全体与会人员各发一个皮包、一块进口手表和 150元现金的问题，李组长烦了，站起来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放屁！满口放屁!”

　　李万明的不配合也使调查组省去了许多事。中纪委的《控告申诉工作条例》规定：“对检举的问题作出处理后，由承办的纪律检查机关或有关党组织将处理结果告知检举、控告人，听取其意见。”见李万明如此态度，调查结束时，告诉举报者调查结果，让举报者在调查结果上签署意见这些程序也就让李组长给全免了。

　　这一免李万明又“纠缠不休”了――2001年3月，李组长第二次到渭南调查李万明的举报时，他首先问：“你在1996年4月受理查处了我的举报案件，其中涉及20多起、数千万之巨的严重违纪问题，怎么到现在还没把处理结果告知我这个署名举报人，也没让我在《调查报告》上签写我的意见？”李组长又气又恨，没好气地答道：“你当时对有些问题的具体情况谈得不清楚，所以我不想给你告知处理结果，也不想让你在《调查报告》上签写意见。”

　　李万明虽然最终也没有在《调查报告》上签字，但他毕竟还是知道了那次调查的结果――因一直控诉省调查组“违反中纪委《控告申诉工作条例》”，未告诉自己调查结果，也未让自己在调查报告上签字，九年后的2005年4月28日下午，渭南市纪委只好找出那份沾满灰尘并已经发黄的调查报告匆匆给李万明读了一遍。

　　这次调查的结论是：李万明反映的20个问题中,“擅自压缩返库人数、吃空缺安置经费、给财政局借款、给广播局借款、给上级送贵重礼品”等六个问题，是失实的；“外出学习考察、领导出国、非移民进库安置”等六个问题不能成立；“给本单位职工发床板”等四个问题，属于手续不完备和一般性违纪问题;“创办经济实体效益差、入股大荔矿泉水厂、地区物资局欠款、对扶持资金管理不严”等四个问题，属于一般工作问题……

　　后来，李万明在市档案馆查阅有关资料时发现：李世京等人所写的《调查报告》不仅成了渭南移民办给市里报告的“模子”，也成了渭南市给陕西省政府的调查报告的“脚本”。这个“脚本”不久后又成了陕西省政府给国务院的“陕政函【1996】226号”文件，这个“脚本”产生的“作品”，2006年以来又多次成了渭南应对媒体的根据。

　　《调查报告》不仅应付了李万明多年的追问，也使各级领导深信不疑。渭南市监察局的材料记载：1996年6月，省、市调查组一行六人赴北京向水利部纪检组汇报了调查情况。水利部纪检组长李某同志认为“问题查得细，查得清，可以结案。”

　　有人曾这样假设：假如不是被举报单位的领导出面调查自己单位被举报的问题，或者调查组调查时的吃喝拉撒不让渭南移民办买单，调查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假如渭南市政府、陕西省政府的领导们知道自己看到的《调查报告》形成的过程，他们还会不会采信“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假如水利部的那位纪检组长知道调查组在渭南的种种情况，他还会不会赞不绝口地认为“问题查得细，查得清，可以结案”？

　　这些“假设”得到的答案很“辩证”――有人认为，即使这些假设成立，调查的结果、对调查报告的采信及“问题查得细，查得清，可以结案”的一锤定音有可能是另一回事，也有可能依然如此。因为，大家毕竟是一条线上的人，毕竟有着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关系，郑博等人毕竟是自己手下的官员，郑博毕竟用车拉着礼品到过北京，不相互照应着点，真把渭南移民办的哪位领导查出点什么，渭南市的面子往哪里搁？省里又有什么光彩？更重要的是，谁知会不会拔出萝卜带出泥？你渭南不是一直说移民款不够用吗？那么多的移民资金被挪借乱花，被投资损失，中央知道了岂会善罢甘休并继续投资？中央知道了这些情况，主管移民工作的水利部岂能脱得了干系？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着想，都应该说“问题查得细，查得清，可以结案”，只有这样，才符合这条线上的人的整体利益，也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圆满结局。

　　后来，李万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李世京等“钦差大臣”的行为――人们通常认为，纪检部门是公平正义的化身，是消除社会丑恶与腐败，给老百姓带来希望，带来光明的使者，然而，在对渭南移民资金等问题的调查中，我们还真难以将那些在调查办案时，将自己吃喝拉撒让渭南移民办买单的纪检干部与公平正义相连――他们不能严守一个纪检干部做人做事的最基本的道德底线，让被举报单位为自己的吃喝玩乐买单。他们包庇掩盖渭南移民办挪借移民资金，乱用乱投资等事实的行为实质上成了被举报者最安全的一道防线。

　　李万明问：就陕西水利厅纪检人员的这种现状，三门峡库区的移民还能寄希望于他们吗？那“问题查得细，查得清，可以结案”的结论会使何人绝望，何人高兴……

　　1995年底，就在李万明对专案组说三道四的时候，公务员考核开始了，令他始料不及的是自己成了全局“考核”的重点。因为，“在这一年的工作中，他确实有做得不对应该总结和改正的地方”。比如，他私自与人调换煤房，拆除煤房隔墙的事，李万明也承认自己做得不对。但移民办书面通知他对此事作出书面总结，准备研究讨论他的考核等次时，李（以自己这点事与把移民款乱借乱用乱投资造成巨大损失等渎职行为比，根本不算问题为由）不予理睬。10月，在讨论他考核等次的科务会上，让他认识一下，李也拒不认识，致使其被评为“不称职公务员”。

　　这个评定在李万明的具体利益中造成了“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影响――当年底进行正常调资时，李万明应由科员三档晋升为四档，但移民办却以“考核不称职”为由，强行把他的调资时间延迟到1996年底，这样一来，他以后的升资也就全都受到了影响。党政部门干部的职务晋升和晋级的名额，向来都是按照本单位在编干部总人数的百分比计算和分配的。但是，因举报后的“制裁”，李1985年调入渭南移民局22年，从未享受过一次职务晋升的指标或名额。他调到移民办之后的前18年，始终是个科员，直到2002年底，根据工龄30年、年龄50岁的“三五干部”晋升政策，他才被自然晋升为副主任科员档次。

　　最令李万明难受的是一年一度的党员评议活动，因他换了煤房还不肯低头认错，于是，他成了评议的中心，那些带着使命而来的支委和党员，也带着对“举报者破坏全局福利”的怨恨和愤怒，连续半月集中火力地向李万明开展了异常严厉的“批评与帮助”，对其“以举报之名行诬告之实的险恶用心”进行反复剖析，反复评议。

　　有人竟这样训斥：“现在的腐败问题那么多，有几个人去举报，你李万明是吃饱撑的！”

　　党员评议的结果是：因李万明在党员大会的“反省、检查”不深刻而被确定为“不合格党员”，并上报市直机关党委要求批复。从此，渭南市移民局一句“反腐举报多年，落个不合格党员”的顺口溜成了李万明那段耻辱历史的诠释。

　　“不称职公务员”、“不合格党员”自然没有工作的权利。移民办某领导发话：让他当专业告状户吧。于是，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李万明“失业”了，单位说房子不够，不给他办公地点，也不给他安排工作。他不得不将自己的办公桌椅搁在他家的煤房里。可是，闲下来后，到办公楼去一溜达，他却发现单位给某职工除了在办公楼安排了一间宿舍和一间厨房外，还在机关大院给他安排一间机动房。李万明不服这种厚此薄彼，便去找郑博要办公室。可郑博却问：在办公室写举报信不保密吧？

　　为了给自己争取一个上班的地方，党员会上，李万明声泪俱下地说：“我即便是渭南移民办的一条狗，也总得给我安排个狗窝吧！”

　　办领导表情漠然，毫无反应。

　　连移民办的职工也吃惊了，“单位那几个因经济犯罪被判刑的，领导也没有做得那样绝，对李万明却硬是下了硬茬！”

　　李万明并未因此而偃旗息鼓，他很快写出了《血泪在流淌，正义在呻吟――控诉一起打击迫害举报人的严重事件》的举报，反映他因举报被打击报复的情况，并表示自己对省、地的调查不服，请求中央直接派人调查。

　　1996年8月，李万明的这封举报信经当时的国务委员陈俊生批转给时任陕西省省长程安东。程再批转省信访局要求报结果。

　　渭南市监察局、信访局调查后给省里报告说：公务员考核和党员评议，都是按市人事局、机关工委安排的正常工作，将其定为不合格党员和暂缓半年对其进行公务员等次考核，符合程序规定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存在打击报复的问题。

　　李万明举报有关领导“迫害打击举报人”的控诉被另一个应消除社会腐败，给百姓带来公平正义的“化身”以“正常工作”和“符合程序规定”等理由否定，他的举报再次以失败告终。

　　38、“《工人日报》风波”

　　既失望于“上面”，又指望不上应消除社会腐败，给百姓带来公平正义的“化身”，李万明只好把希望寄托于媒体。这时，“《工人日报》风波”的另一个主角丁国元出现了。

　　丁国元，《工人日报》记者，时年近“不惑”。对我这个同行的电话采访，丁国元仍以职业的敏感和娴熟的业务水平抓住要害和重点进行简明扼要地回答，从他轻松的话语里，记者仍能感受到他当年在这件事情发生后所经受的沉重压力。他说，险恶极了，自己当时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里的一只小船，随时都可能被惊涛骇浪掀翻吞噬……

　　差点给这位敢于仗义执言的记者带来灭顶之灾的不过是一篇发表在该报“来信与调查”这一栏目里的举报材料。

　　十年之后，丁国元在网上重发了李万明寄给他的那份“材料”，并补充说明：重发十年前《移民款不能乱用》一文，既是“移民代言人”李万明的十年磨一剑，更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谨以纪之。

　　找出1996年12月18日的《工人日报》，记者首先看到的是丁国元当年所写的编者按：

　　“国家兴修大型水利工程，要为移民安置耗费大量资金，移民搬迁，家庭财产也会受到损失。目前，国家下拨的安置费非常紧张，渭南市的移民人均只有 1000多元，但有些负责安置移民的官员却将这笔专款挪做它用，甚至造成巨大浪费，实在令人痛心。”

　　以下是《工人日报》“来信与调查”栏目里发表的李万明给报社的去信――

　　编辑同志：

　　在陕西省渭南境内的三门峡库区，现有移民近50万人。在五六十年代，这些群众为了支援国家的三门峡重点工程建设，保障黄河下游亿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发出的“迁一家、保千家”的号召，毅然离开了祖辈赖以生存的库区膏腴故土，移居异地他乡，后来，由于三门峡水库运用方针的改变，库区不再蓄水，中央在1985年决定拨付专项资金，安置困难移民返回库区定居。

　　移民群众返回库区后，生活上遇到许多困难。如今年初发生的黄河特大洪汛造成的毁堤决口，就淹没了大荔滩雨林乡许多移民的小麦和房屋，损失严重。再如今年秋汛渭河暴涨，引起洪水倒灌，致使秦岭支流决口。造成地处华阴滩的北洛、南严、良坊、高家等移民村的群众被洪水围困，仅高家村3000多移民的住房和庄稼几乎全部被淹。因此广大返库移民经济状况一直未能改观，急切地渴望政府能够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与问题。

　　信件的下一部分接着列举了前文提到的诸如渭南地区移民办先后数次对外违规违法挪借移民资金，下属一些县(市)移民部门投资搞经济创收，累计亏损数千万元，用移民资金给市领导购置小轿车2辆，乱花经费、滥发钱物、铺张浪费、请客送礼等各类违纪行为。并强调，针对该办多年来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市纪检机关曾专门发过批评通报，责令坚决纠正；同时省审计机关亦曾作过审计结论和决定，指出：“外借移民专项资金，违反了移民资金管理的规定，移民办应落实责任，限期收回与移民工作无关的借款，尽快投入移民项目。应加强财务管理，严格执行移民资金管理的各项规定，严格执行财经纪律，杜绝违纪问题的再次发生。”

　　李万明在信中指出：上级的批评通报和处理决定未能引起渭南市移民办领导的应有重视，对违纪问题依然纠正不力，改进不大，甚至还出现一些顶风违纪的严重问题，致使国家资财遭受了更加惨重的损失。正如群众抱怨和批评的那样：“中央给的移民资金是‘官灯粗油捻’，耗损不心痛。”

　　在信的最后，李万明强调：对于管好用好移民资金，中央早就明确规定，移民资金属救济性质，必须加强管理，切实用于移民事业。目睹曾经为了国家水利建设而牺牲自身利益的返库移民如今的贫困状况，再看看渭南市移民办对中央直接拨付的巨额移民资金所造成的浪费和腐败作风，实在叫人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愤。为了挽回国家的严重经济损失，维护广大移民群众的利益，笔者疾呼：移民群众生产生活困难多，移民资金再不能乱花乱用了!

　　稿件的末尾，署着“渭南移民办，李万明”的名字。

　　在这封信后，《工人日报》刊发了记者丁国元的调查附记：

　　接到李万明的来信，记者专程前往陕西省调查核实。从有关部门核实的材料看，李万明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渭南市移民资金管理上浪费多、漏洞多的问题确实比较严重。

　　据了解，该办财务负责人已被检察院收审，涉及犯罪金额十多万元。但有关部门却认为上亿元的安置经费浪费几百万元，算不了什么。他们对记者说，谁还没有个决策失误？

　　渭南市移民办投资矿泉水厂损失了300万元，陕西省移民办也在这个厂投资了1000万元，现在企业破产了，损失不是更大吗？在这些人看来“家大业大，损失点没啥!”移民资金是国家拨的专款，任意挪用属于什么性质呢？相反，正像李万明来信中所说的，当地移民生活相当困难，生产生活资金相当缺乏，加上连年受灾，急需扶持。一位移民对记者说，今年雨大，屋都漏了，没钱修。可宝贵的资金却被一些人白白糟蹋了，这些人至今对此仍未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反而向记者表示：这些问题都是组织上知道的，你能把我们怎么样？

　　一些得了实惠的人，还大骂李万明不是个东西，出卖当地的利益。他的公务员资格被“延期半年确定考核等次”，还被定为“不合格党员”。一些人还说，李万明告状是为了当副科长。据记者了解，李万明告状已3年多了，光邮费就花了上千元。国务院、中纪委、陕西省的领导都曾在李万明的揭发信上作过批示，但全都被一些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一位陕西省移民办的副主任还对记者说：谁要再在李万明的信上乱批，移民的问题就让他来管。李万明对此也心有余悸。他对记者说，渭南移民办开会发手表的事就别说了，领导出国的事也别谈了，现在领导在群众中散布：要不是李万明告状，还能给大家办好多事呢!

　　记者通过李万明告状的前后经过感到：有些人违反了规定，给国家和群众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却理直气壮，而敢于反对不正之风的人却往往被整得灰溜溜的。这是为什么呢？

　　没有回答丁国元为什么――那些该回答为什么的人不久后反倒找上门质问丁国元为什么要支持李万明？为什么要写攻击渭南政府的稿件？为什么要破坏渭南的稳定？

　　渭南的官员们颐指气使地去喝问一个新闻记者是可以理解的――在渭南那地方，他们从来就是说一不二的“老大”，他们对老百姓的颐指气使早就成为一种惯例，他们对“挑刺”的记者咄咄逼人、毫不客气地喝问也早就习以为常。

　　此外，渭南市的官员们到北京兴师问罪、找丁国元算账还有更重要的原因――1996年12月19日，那个得到丁国元“支持”的李万明从西安某印刷厂买下 4000份载有那篇稿件的《工人日报》送到了库区！这且不说，他还连夜以魏毅珉、范甫拜（为移民、反腐败的谐音）之名印了4000份“致三门峡库区全体移民乡亲的一封公开信”连同报纸一起送给了移民“司令”刘怀荣，“在库区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渭南市监察局调查报告语）。

　　李万明的公开信是这样写的：

　　想当初，我们移民为了国家的重点水利工程建设付出了巨大牺牲，远离丰腴故土，搬迁折腾三十载，家产损失殆尽，历经人间磨难。党和国家始终没有忘记广大移民群众的伟大奉献，自1985年以来，中央每年拨巨款解决我们的生产生活困难。可是，有些移民工作部门的个别领导不珍惜国家的移民资金，视其犹如官灯粗油捻，耗损不心疼，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他们挥金如土，浪费如流，多次顶风违纪，甚至连纪检部门的批评通报和审计部门的处理决定也未能奏效。同时，他们还违反中央关于“移民资金属救济性质，必须专款专用”的规定，非法将大量的移民钱物投放给非移民项目，出现了不少经济腐败问题，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近年来，渭南共发生违纪移民资金款项达两千万元之巨，糟蹋损失千万元以上。从而，直接严重损害了我们每个移民的切身利益，致使大家如今所面临的诸多实际困难和问题得不到应有解决，仍然在贫困中挣扎。对此，《工人日报》挺身而出，为民伸冤，于本月18日以《移民款不能乱用》为题，毅然进行了公开报道和披露曝光。

　　为了维护和捍卫我们移民应有的利益，杜绝今后继续出现挥霍浪费移民资金的违纪之风，今日特敦请库区、安置区全体移民同胞，对移民系统内部发生的种种经济腐败问题，我们绝不能视之忍之或袖手旁观，务必坚决响应党的六中全会号召，奋起开展反腐败斗争，人人都应立即投书中纪委和监察部，请求尽快严肃查处各种乱花滥用国家巨额移民资金的严重经济案件及腐败行为；同时应致信《工人日报》，对贵报热情关心体贴移民疾苦、勇于揭露抨击腐败恶风的正义报道，给予衷心的感谢和支持……

　　一石激起千层浪。

　　一封类似“流水账”的举报和记录，记者对事件调查的附记及寥寥数百字的《公开信》在渭南乃至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官场与媒体交锋时的搏杀和呐喊，百姓的声援和官员们气急败坏的怒骂从此再也没有消停。

　　最先作出反应的是媒体。8天之后，《报刊文摘》便以《三门峡移民款滥用浪费惊人，李万明三年举报却成“不合格党员”》为题转载了《工人日报》的文章。

　　1997年元月14日，当渭南市委、市府组织力量大举“围剿”李万明时，《中国妇女报》又以《究竟谁不是“东西”》为题发表文章评论此事。文章说，据报道，陕西省渭南移民办将三门峡移民款花得一塌糊涂：先是向某中外合资企业非法入股共600万元，而该企业最近正式宣告破产，这笔钱全打了水漂。此外还借给某私人60万元，投资75万元在陕北打油井……都是分文不见回收。

　　这一切是被渭南移民办的工作人员李万明揭露出来的。他坚持告状3年，国务院、中纪委、陕西省的领导都曾在他的揭发信上作过批示，但全都不管用。他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一些人大骂他“不是个东西”，出卖了当地的利益，他的公务员资格被“延期半年确定考核等次”，还被定为“不合格党员”。

　　李万明是不是“东西”，作为党员他合不合格，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上级领导那里也应当有个说法，不能由那些自认为是“东西”的东西说了算。我感兴趣的是“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士对这一案件所发表的“高见”。其一：上亿元的安置经费，浪费几百万元，算不了什么，谁还没有个决策失误？其二：陕西省移民办的一名副主任说，谁要再在李万明的信上乱批，移民的问题就让他管！

　　上亿元浪费几百万元，反正都是国家的，“算不了什么”，顶多是个“决策失误”。但决策失误了，理所当然就要承担责任，他却跟没事儿似的，既不让人“乱说”，也不让人“乱批”，还以撂挑子相威胁，真是无法无天了！

　　紧接着，《南方周末》也发表文章提出这样的问题：陕西省渭南移民办认为上亿元浪费几百万元，反正都是国家的，“算不了什么”，顶多是个“决策失误”，试问，是客观失误，还是主观故意“失误”以从中渔利？而且，决策失误了，理所当然就要承担责任，有人却以撂挑子相威胁，仿佛缺了他移民的问题就没法管，离了他地球就不转了，口气好大!中国再无人，也不至于沦落到眼睁睁被这帮人“敲诈”的地步吧？

　　紧接着，《中国青年报》也以一篇《论拎不清》的文章，对渭南个别官员进行了冷嘲热讽……

　　39、组织调查

　　在名利悠关的时候，以个人的力量去抗衡一级甚至是几级“组织”，那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和评论激怒了另一部分人，渭南的个别人把紧张而恼怒的目光集中在了李万明身上，他们在把反击的锋芒直指招来这场风波的“肇事者”李万明的同时，也向众多的媒体进行了反击和钳制，其情形有点像佛祖指挥天兵天将对付那个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先是成立专案组对李万明进行专案调查。1997年元月10日，渭南市监察局完成了《关于李万明同志情况介绍》。当天，由副局长王九龄签示“送市政府侯市长阅示”。

　　“市政府侯市长”侯振斌当时其实不是市长，他当时的职务是由渭南地区纪委书记刚升任为渭南行署分管移民、纪检工作的副专员，不久，渭南实行地改市后他才变为副市长。这位在处理“工人日报风波”一个月后被国家水利部移民局授予“全国移民先进工作者”的副市长，当天就在材料上批示，“请将此材料再作修改后，给市政府常委会进行汇报。”

　　这份材料后来作了怎样的修改现在已不得而知，但从市监察局上报的材料看，渭南纪检、监察部门认定：李万明之所以长期举报，完全是因为他与领导的个人恩怨。

　　材料说：李万明想去渭南师专进修，领导没让他去；他想当经济实体公司经理没让他当；单位没让他当副主任科员；单位没有给他分煤房，分煤房后又私自调换被单位处罚等原因，李万明才举报的单位领导。

　　1996年3月，省水利厅纪检组会同渭南市纪委、监察局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李反映的20个问题进行了认真调查，并向国务院写了报告。但李万明不服，仍继续举报。1996年5月，国务委员陈俊生将李的举报批转陕西省省长程安东，程批示渭南市查报结果……

　　对李万明的不断举报带来的“麻烦”，渭南市有关领导非常恼怒，监察局的报告认定：“李万明多年告状的目的和动机，是和个人私心杂念紧密相连的。他片面理解《宪法》和《党章》所赋予公民的自由权利和党员的民主权利，只讲自由，不讲纪律，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利益得不到满足，他就要告，就要闹，并以此作为要挟领导的砝码和杀手锏。他的逻辑是，领导不满足我，我就要告，满足我，就不告了……”

　　在“揭露”和抨击李万明的同时，渭南市政府向“为虎作伥”的《工人日报》展开了反击。元月17日，渭南市政府“渭政字（1997）2号”文件向陕西省政府作了“关于工人日报的失实报道及其造成严重影响情况的报告”。

　　这份后来成为陕西省政府向国务院、中纪委、中宣部、水利部汇报依据的报告说：李万明的举报不实且与事实有本质上的出入，一是把为了移民工作需要而且决策正确的问题说成“胡花滥用”移民经费；二是把走开发性移民之路但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上纲为“胡花滥用”移民经费问题……然而，《工人日报》记者丁国元对其照登不误，同李万明的不实反映一唱一和，其用心令人费解。由于记者的特殊身份，其迷惑性也就更大，把本来各项工作搞得比较好，并经过多次审计认为移民资金管理比较好的渭南市移民办诬为“胡花滥用移民经费”的典型去公开曝光，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坏的影响。更是给本来就以“老、大、难”闻名全国的三门峡库区移民工作火上浇油，造成严重后果。由于移民部门的声誉受到严重损害，在移民中说不起话，移民对政府产生了不信任……

　　陕西省政府对渭南的事态始终保持着高度关注，“工人日报风波”发生后，省政府很快就派出工作组前往渭南处理善后事件。元月20日晚，副省长王××、省政府秘书长刘××、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高××、省纪委常委张××、省公安厅副厅长洪××、省移民办主任赵建华等人，在省政府黄楼会议室听取了渭南市侯振斌副市长代表渭南市委、市政府向省政府所作的“查处华阴市库区部分移民非法集会活动的有关情况”的专题汇报。随后，华阴市政府汇报了《工人日报》引发的库区移民集会情况。最后，渭南市监察局副局长王九龄介绍了李万明的问题。

　　提到李万明，会场气氛活跃了起来，有人骂：这家伙要干啥呀，想当陈胜、吴广？有人附和，“我看他就是想造反，应该从严从重从快判他个颠覆国家政权罪！”有人摇头说：“不成，不成，他是给报社反映问题，用不用稿件是报社的事。把反映情况说成是颠覆国家政权太牵强了！那不成了文字狱了吗？”

　　不同意对李万明进行牵强处理的意见提出后，像一盆扫兴的冷水浇灭了会场上的热烈气氛，大家沉默起来。当天晚上的会议记录上记载：这时，王副省长插话了，“判不了他的罪，按公务员条例，辞退他总够条件了吧。”有人认为辞退太便宜了李万明，提出：让公安部门对其进行劳教！

　　讨论到最后，大家的一致意见是：总之，要严肃处理，不处理不行。

　　会议还讨论了如何“辟谣”的问题。最后，王副省长等领导拍板：第一步先向中宣部打个招呼，不要让其它报纸再转载《工人日报》的报道了，先刹住车；第二步请省委宣传部牵头，省移民办、省纪委、渭南市侯副市长一起赴京向中宣部专题汇报，请《工人日报》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一次正面报道，消除影响……

　　根据元月20日晚的会议决定，22日，陕西省委宣传部向中宣部新闻局发去《关于请各地报刊不要转载“移民款不能乱用”的来信和调查报告附记的报告》的传真。传真说：“恳请你局给各省（区）宣传部打个招呼，通知各地报刊不得转载《工人日报》李万明（的来信）和记者丁国元的调查附记；请《工人日报》即派记者对渭南库区移民问题作一正面报道，以消除不良影响，稳定群众情绪……”

　　后来的情况没有按照陕西省政府的这次会议的安排发展。特别是《工人日报》，既不肯“立即派记者对渭南库区移民问题”进行采访，也没有“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一次正面报道，消除不良影响”，甚至不同意对引发这次事件的“导火绳”丁国元进行哪怕是象征性的批评教育。报社领导这种态度使得丁国元更加“嚣张”―― 陕西省和渭南市的官员找到《工人日报》说事和“建议”时，他竟敢一点面子也不讲，当面指责其乱花移民资金，损害移民利益。搞得官员们颐指气使而来，灰溜溜而去。

　　这种不利于陕西形象的局势引起了省委的重视。2月21日，陕西省委在省委书记安启元的主持下召开第八次常委会。会议的一个重要议程是听取并讨论了三门峡移民问题的汇报。会上，尽管渭南有关领导用近乎完美的描述和十分无辜的口气汇报了渭南移民工作的“无可挑剔”，但省委书记十分冷静、客观地分析了事态，他要求“对渭南移民办干部李万明给《工人日报》的举报和《工人日报》记者丁国元调查附记一事，要冷静处理，防止个别别有用心的造谣惑众，煽动闹事”。并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及移民部门要认真总结经验，改进工作，并抓紧落实省政府去年对渭南市移民办经费管理使用中有关问题的调查处理意见，对违纪问题要尽快理、纠正……”

　　会议还决定：以省委、省府名义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告，说明情况，总结经验教训，如实反映困难和问题。

　　陕西省委、省政府给中央、国务院的报告及陕西省委办公厅给全国总工会等领导机关的报告和函件收效甚微。这些部门迟迟未对《工人日报》作出哪怕是轻描淡写的批评，更未对渭南移民“非法集会”问题表态，更没有对如何处理李万明等“肇事者”作出任何批示。这些，都令渭南的官员们忐忑不安，心急如焚。

　　对此，渭南的领导们只好一边在急躁中等待“上边”的指示，一边落实2月21日汇报时省委要求亡羊补牢需落实的一些问题。从侯副市长给市委、市政府的汇报提纲看，渭南官方当时主要针对以下问题进行了“亡羊补牢”：

　　一、对渭南市移民办借用的床板、床头限期补办了借条（据了解，那些被强调要严格管理的“公物”床早被职工当旧货处理了）；

　　二是关于在移民工作会议上发放纪念品的问题，已由班子负责人在民主生活会上认真检查，总结教训，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问题（郑博后来不发纪念品了，退休前，他改从局里调出100万元，从省移民办弄来400万元，在渭南成立了一个“移民基金会”，并亲任基金会秘书长，随后又任会长，从中领取双份工资）；

　　三、领导超面积住房补交钱……

　　在补抓这些“廉政建设”的同时，侯副市长还作了三件事：一是起草了一个反映三门峡库区十年移民工作成就的报道，准备送《工人日报》刊登，以挽回不良影响；二是对移民工作成就情况搞了一个宣传提纲，准备在《渭南日报》、渭南电视台宣传，并发到库区各县市、乡村；三是准备在《陕西日报》上搞一个宣传移民工作的专版，同时搞一个电视专题片。

　　侯副市长抓的第三项工作是狠抓打击。他在给市委、市政府的报告中说：关于严肃处理非法集会活动的组织者和骨干人物问题，包括对李万明的处理问题，我已向市公安局张俊华副局长传达了市委、省委常委会意见并作了部署。关于具体什么时间处理、怎样处理，可请示王纯副书记和和张学儒副市长决定……

　　42、“治理行动”

　　据渭南市政府的文件记载，在对李万明羁押与获释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整个三门峡库区一直进行着一场声势浩大的“治理行动”。

　　“治理行动”由市政府副市长侯振斌带有关部门的人员赴库区进行，省政府也派出工作组奔赴库区协助工作。华阴、大荔两县、市专门召开常委会研究了治理事项。华阴市还成立了以主管书记、主管市长为正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光在市、乡两级就抽调干部138人，采取了市领导包乡镇，部门和乡镇领导包村组，干部、党员包重点对象的办法，控制事态发展。大荔县委县政府也高度重视，由县领导带干部深入韦林、迪村等六个乡镇进行治理整顿。

　　“治理行动”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是由公安机关调集的数百名警察、武警、治安联防队员及治理车匪路霸队员与县、乡干部组成的“宣传队”。“宣传队”在华阴、大荔和潼关三个县市方圆几百里的移民居住区内，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收缴《工人日报》和李万明的《致三门峡库区和安置区全体移民乡亲的一封公开信》的 “治理行动”。不久，《中国妇女报》等报刊转载了《工人日报》上“移民款不能乱用”的文章后，这些报刊又被列为了“治理”对象。

　　对于这次“治理”的原因和经过，渭南市政府同时在三份文件中都作了这样的记载：在非常敏感、微妙的形势下，《工人日报》突然刊载了李万明的不实来信和失实的记者调查附记……由于移民对房屋自建、土地质量、防洪安全等问题本来就有意见和怨气，看到《工人日报》的文章说“胡花滥用”移民资金加起来有好几千万，无疑引起了移民思想混乱，激起了他们对上级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恶化库区的局势。

　　渭南市政府的文件列举了这样几个例子：刘怀荣乘机让其“秘书”和骨干进行串联组织，将《工人日报》和李万明的《公开信》在库区散发，扩大影响。12月 22日中午，自封“主席”身份的刘怀荣在华西村小学召集涉及华阴、大荔两县市的5个乡21个村的所谓移民头目和部分移民群众共600多人（另一文件说刘召集了四个乡镇200多人参加，500多人围观）的“上访汇报动员群众反贪大会”。大会的记录本上赫然写着“敢与恶魔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半分”的对联，刘用高音喇叭宣读上述报纸和公开信，还将报纸内容整理成15条演讲。刘的演讲在会场上起到了蛊惑煽动的作用，一些头目带动大家高呼口号，声称要团结一致，反腐倡廉，反贪惩贿，夺回土地权，夺回民主权。

　　刘怀荣在会上对具体行动进行了部署：第一步，大造声势，动员移民参与上访；第二步，由刘组织代表上访；第三步，带领全体移民赴省上访，见程安东省长。在库区形成一触即发的严重局势，幸好各级政府发现及时并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对于刘怀荣的部署，不少受访的移民都说这是写文件的人在制造紧张空气，根本没有这种安排。有人反问：“全体移民”是指库区和安置区的全部移民还是指库区的全部移民？几十万移民，可能“全部”去省里上访吗？尽瞎编乱造……

　　移民虽认为是写文件的人“瞎编乱造”，但“蹲”在文件后边的公章却权威地使读这些文件的人相信事实的存在，并以此作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动乱”的依据 ――事实上，在渭南市政府的文件中已经记载了好多已经发生的“动乱”。

　　在刘怀荣组织的“非法集会”上，五合乡北洛村的骨干人物赵天荣等人争先恐后地介绍了自己在村里与村干部、与非移民争夺土地的经验。会后，这些人准备不要村党支部、村委会，成立“移民自治会”。

　　渭南市政府的文件认为：“这种非法活动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不仅使部分移民群众在情绪上与政府的对立，也给各乡镇的移民闹事开了一个坏头”。

　　焦镇乡孙庄村移民骨干冯志宏组织了二十多人的“青年突击队”，贴出“告村民书”，呼吁村民响应《工人日报》文章，起来反腐败，揭露县乡干部在使用移民款、承包土地等方面的问题。2月26日晚，“青年突击队”的人发现村支书张某在跟踪监视他们，便借故打伤张某，还集资1000多元准备上访，并在广播上宣告成立新的党支部和村委会。渭南市政府的文件说，“青年突击队”的那伙人还准备抢占华阴肉牛基地的土地和牛，夺村里的账册，企图自己上台。渭南市政府的文件强调，“这些人何等嚣张，这种情形极其危险！”

　　据文件讲，“嚣张”和“危险”的事还发生焦镇乡华西村，当渭南市政府的领导同刘怀荣正面接触，了解李万明煽动移民非法集会与上访闹事等问题时，不但刘怀荣态度死硬，拒不交代李万明的问题，张吉胜等骨干还围攻市领导，叫嚣“不管移民死活的贪官污吏滚得远远的”，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非法集会”的种种“劣迹”被渭南市委、市政府写进了给陕西省政府的报告。在报告中，渭南的领导们不依不饶：“鉴于上述严重影响，库区基层党委、政府要求上级对这次发生的全部事态，包括《工人日报》文章的真实性，要有明确的结论，明确的态度和坚定的处置措施，以便向广大移民群众说清楚，有个正确的交代。否则，现在各级去做多少工作，去宣传教育和谈多少次话，也不如别有用心的煽动者一句话的作用大。那样，库区将永无宁日……”

　　渭南官方向上级摊牌的意思十分清楚：如果想库区有个安宁，想治住库区的几万移民，省里就必须首先支持我们“治住”“别有用心”的李万明，更必须制服敢于挑战渭南权威的《工人日报》，否则……

　　要制服整个事件的“肇事者”李万明和《工人日报》及那些与事件有染的移民并非轻易而举的事情――先不说李万明的“顽固不化”，也不说《工人日报》领导态度的暧昧和丁国元的绝对不配合，连那些被抓被关的移民也个个不思悔改，态度强硬，他们非但不肯认罪，连市里给省政府报告的那些事情也不承认。办案人员使尽招数地审了好几天，才得到了这样的供述：

　　李万明给移民送去报纸过了四五天后，移民听说《工人日报》披露了移民部门的腐败问题，大家对此都非常关注，于是有不少人便自发地聚集在华西村小学，请人给大家（其中多数人是文盲）宣读《工人日报》上的文章。因为那天恰逢星期日不上课，故当时还有许多小学生在场围观看热闹。读完报纸后，有人提出大伙联名给中央写信请求派人查处腐败问题。

　　审讯结果没能在指挥侦办案件的市领导处过关。刘怀荣等人聚集读报之事被定为“非法集会”，紧接着公安机关开始“全力以赴，严肃查处”。

　　十多年过去了，当时被政府列为“骨干分子”的华阴市孙庄村移民冯志宏至今还记得当时被“治理”的情形：“1996年12月26日――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起得很早，准备去找人帮忙杀年猪，可刚出门，几辆警车鸣着警笛冲进了村，吓得满村子都鸡飞狗跳。紧接着，车上跳下荷枪实弹的警察和手提警棍的联防队员。他们堵住路口，用手提喇叭宣布，各家各户听着，都在家里老老实实呆着，谁也不许出村。我在村口被他们推搡着弄回了屋，也不出示证件和手续，就又凶又恶地要我交出《工人日报》和李万明的《公开信》，我说，我家没有报纸，只有几张擦屁股的废纸，高兴要就拿去。那伙人骂道，你他妈的非法集会的骨干没报纸鬼才信，搜！接着，他们就翻箱倒柜地满屋子搜了起来，其情景就象解放前国民党搜查共产党的《挺进报》一样。我说，你们搜我家该给我个手续吧！一个穿便装的家伙狠狠地给我一耳光说，这就是手续，还要不要！我吓得躲在一边不敢吱声了，只好任由他们到处搜查……”

　　与冯志宏同村的移民李某记得：警车来后，搜完家，有的警察开始用车上的喇叭宣讲不要听坏人的鼓动，有《工人日报》的要自觉交出来，私自藏报的，要从重处理。有的警察和乡干部一起，把市公、检、法联合印发的《关于维护三门峡库区社会治安秩序的通告》贴得满村子都是，还对看通告的移民说，看清楚点，免得进了牢房还不知为什么。

　　渭南库区被“治理”的另一个对象是移民“司令”刘怀荣。“从12月23日起，我便被盯上了。”这位昔日叱咤风云的“司令”不知是不愿意承认那次“非法集会”还是真因年事过高或者是参与的“非法集会”太多，已忘记了那次非法集会的经过，他不承认政府文件上记载的那些情节，只是强调：自己没有组织什么“集会”，只是同移民们读过报，商量过上访，商量要告发当地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腐败。

　　不管刘怀荣等人是否承认市政府认定的那些事实，也不管李万明认为对事件的处理是“某些涉案领导大做文章，肆意夸张，蛮横地给群众聚集读报之事扣以移民非法集会的帽子”，他们照样没能逃脱被“治理”的下场。

　　1997年1月21日，即李万明被抓捕的两星期后，渭南市移民办给各县、市、区人民政府下发了一个“关于召开移民系统领导干部会议的紧急通知”。24 日，有各县市区主管移民工作的副县、市、区长，各县市区移民办主任、市移民办全体干部职工以及专程从西安赶来的省移民办的官员们齐聚渭南祥龙宾馆。据参会的某移民干部回忆：会议的主要议程之一是在干部用人问题上如何吸取教训，防止李万明那样的“内贼”搅乱移民工作。

　　李万明被抓，并未使渭南市政府和市移民办的领导们高枕无忧，也并未消除他们对这个犯上作乱的“孙猴子”的怨恨。就在那次会议上，提到李万明，郑博主任情绪激动，声音高了许多，他扬着中纪委领导批示后经陕西省有关领导批转渭南市有关领导处理、渭南市领导又“处理”给自己“阅处”的那摞厚厚的信件问：同志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一封举报信，一封李万明诬告我的举报信！你们也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正是这样的举报信，把我们库区搞得天翻地覆，动荡不安，把我们的移民工作推入了一个危险的境地！这家伙究竟告了些什么呢？我不妨给大家读读，让你们来判断我郑博究竟有没有这些事实，来看我究竟是不是贪官！

　　郑博将举报信内容向与会者通报后，便开始逐条分析举报内容的“危害”：“李万明举报我们向国务院虚报多报安置移民人数，吃空缺粮饷，其实质就是企图让中央限制给我局的移民经费投资，不再给我们拨款，那样一来，我们的工作将会受多大影响？他把我们给各科分别发10万元，把资金投到企业赚钱说成胡花滥用，其罪恶目的就是破坏移民工作的开拓与发展。他告我们出外参观超标准花费，告我们给大家购发床头床板，告用移民款修建家属楼，好像我们移民干部就不是人，就不应享受福利，我认为他这是偏激，移民干部也是人，也要生活，也需要有福利，他告的后果就是直接伤害了我们单位的经济利益和同志们的个人利益。照他这样告下去，我们移民办以后的开支花费以及给大家办各种福利事项就没有保障了……”

　　接着，他告诫与会者，不要以为李万明被抓了，就可以一了百了，万事大吉，特别是市移民办所有正、副科长，对办领导，对专案组要给予积极配合与支持，设法把李万明举报的影响降到最低。

　　郑博的讲话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鸣，会后，市移民办一些人四处散布说：“要不是李万明给中央举报咱单位乱花移民款的事，领导早给大家每户花5千元把住宅楼的阳台封好了。”

　　此后，冒了犯众怒的李万明在单位更加孤独，那不满和怨恨的目光更加肆无忌惮、毫无避讳。

　　在人前走过，他身后会不时飞来一句“李万明不是个东西！”

　　43、“诗人”主任的愤怒

　　人生无常，风水轮流转。2000年，在官场上一路顺风的郑博主任运交华盖。

　　从郑博的简历看，他的官场生涯起缘于教育。他在那本《心迹集》的诗集中自我介绍说：郑博，原名郑学仁，1941年生，陕西韩城人，中员，1965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先执教8年……

　　如果在这条执教的路上一直走下去，郑博也许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园丁”――或者，他还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诗人。

　　郑博有过这样的自我推荐：“余素喜好古文，犹喜欢古典诗词。在大学就读时，就曾熟背了不少古典诗词名篇。后养成晨颂诗词的习惯，受益匪浅。于是，学习工作之�，时之所因，心之所悟，情之所�，兴之所致，常偶吟小诗，略抒胸臆。不求闻达于世，但求陶情于心唯恐贻笑大方之家，仅有数十首斗胆见诸于报端。”

　　仅就“数十首斗胆见诸于报端”的诗词看，郑博在搞好本职工作之余偶尔当当诗人是完全可能的。但后来，他放弃专业，放弃自己喜爱的古典诗词，改行搞自己并不熟悉的政治。进入仕途后，他“从事宣传、民政、移民等行政工作，曾担任渭南地区民政局副局长、移民办主任等职，1991年与1997年两次被水利部移民局评为全国移民工作先进个人……”

　　成也政治，败也政治，沾政治之光的人政治生命往往终结于政治，成了很多官场人无法逃脱的宿命和劫数。

　　2000年，中国大地的那场政治风暴在郑博面前刮出了一道他无法逾越的“坎子”――这一年的“三讲教育”成了他政治生命的“大限”，搞了大半辈子政治，在政治舞台上曾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治”李万明近二十年的正县级干部也被政治彻底“治”了……

　　“败走麦城”的郑博万念俱灰，痛苦愤怒。

　　痛苦对于诗人是一种财富。郑博的灵魂在“三讲”风波后得到了重新组合，他想以诗言志的方式来平复内心的伤痛、郁闷和抗拒这场风波对自己政治地位的冲击与动摇。于是，带着一腔“我辈岂是蓬莱人”的豪情与悲愤，郑博开始了他那本《心迹集》诗稿的编撰整理工作。过去草就的诗歌常把百感交集的郑博带回那些风光的年代，让他回想起自己当初踏上这条政治之路时的意气风发，豪情无限。他在那首《赴渭南受命有怀》写道：

　　1983年12月14日，我从省委党校赴渭南，受命到地区民政局工作，组织信任，自然欣喜；而责任制后，爱人身体不好，老母需要照顾，家事忧心，心情颇矛盾。

　　此行东府去，受命喜忧存。

　　本未闻达意，偏来举荐音。

　　公职当尽瘁，家务却牵心。

　　忠孝难兼顾，开怀为万民。

　　此去渭南，仕途上的郑博春风得意。那是一个崇尚知识和知识分子翻身吃香的年代。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改变了知识分子“臭老九”地位，提出“知识就是生产力”，将知识分子列入了劳动人民的行列，把知识分子推上政治舞台予以重用成了一种时尚和社会潮流。在陕西师范大学时就“熟背了不少古典诗词名篇”，毕业后也“常偶吟小诗，略抒胸臆”的“诗人”郑博自然会赶上这种时尚和潮流。

　　也许是时间久远，或者是业绩平平，如今，郑博在渭南民政局工作的情况已名不见经传，记者费很大力气只是查出两点关于他与当地民政局的记载。一是《渭南民政志》中载：1983年12月至1985年，郑博同志任渭南地区民政局副局长，当年，调任渭南地区移民办主任。二是在群众的举报中，记者不止一次地看到 “郑博利用职务之便，把970多亩拨给移民的土地无偿送给地区民政局”这样的内容……

　　那时的郑博还不知道这样的内容会成为自己政治生命的恶梦，他的诗词中记录的是自己言不由衷的心志和他对单位、对同事、对社会的态度。他在《暮年抒怀》中写道：

　　人世目标计有三，立德立功又立言。

　　忠心报国不求利，勤政为民莫慕官。

　　 在位勤廉仇鬼蜮， 离岗吟咏赛神仙。

　　黄牛挤奶堪为伍，桑叶成丝效茧蚕。

　　有人读了这首诗后感慨道：诗人写的那些东西千万不可当真，郑博在诗中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要“忠心报国”，“勤政为民”，并会为此“不求利”，“莫慕官”，但一旦真的让他丢掉权柄，离开官场上的那把“交椅”后，他的心情真的能“赛神仙”吗？他还会有“效茧蚕”那般的高尚吗？

　　答案是显然的。后来，郑博失去渭南市移民办主任的“帽子”后，他对组织，对上级的怨言马上就溢于言表，为了多一份收入弥补失去职位后在经济上的亏损，刚退下来就利用关系，搞来几百万移民资金，在渭南成立了“移民基金会”，以基金会秘书长之职在其中领取“工资”。后来，郑博等人的“移民基金会”在落实省政府有关文件时被强令撤销了，但不久他又摇身一变，换上“移民扶贫协会”的招牌，并亲任会长，继续开展着移民资金的发贷业务。这还能是“不求利”、“莫慕官”吗？

　　有人从郑博的行为中发现了一个规律：诗人和官场人的虚伪是共同的――越想得到的东西他们越会在嘴上表示出一种煞有其事的轻视和放弃，他们越不愿做的事和越不喜欢的东西他们却要言不由衷地大加赞赏。比如，郑博为官期间，明明也有点贪财，他却说自己会忠心报国“不求利”，他明明很看重官职，他却说自己的一切只是为了勤政为民，最看不起当官这种差事。

　　想必当官的大多不会喜欢搞纪检的人，但在郑博的诗句中，却充满了对“包公”之类黑脸人物的无限敬慕之情。

　　铁汉铮铮骨，无私不怕天。

　　横眉除硕鼠，俯首爱黎元。

　　黑脸柔肠软，红心斗志坚。

　　惩贪扬正气，卫士美名传。

　　在“三讲”中，郑博多次检讨“有接受下级单位送来的土特产”等礼品“不付钱的现象”，“有接受下级、移民和有关单位送来的土特产和烟酒茶等现象”，但对社会上出现的“礼品回收店”这类“新生事物”，郑博却表现出了少有的正义和憎恶。他在一首《观“礼品回收店感赋”》中冷嘲热讽道：

　　新店沿街印眼帘，“回收礼品”铝牌悬。

　　香烟美酒般般有，补品名茶样样全。

　　卖主登门图少利，卖家倒手赚多钱。

　　此行兴盛世风坏，纳垢藏污定护贪。

　　渭南移民局一位公务员对郑博的写作意图十分不解：郑博是只准自己收，不准别人收？他是主张收到香烟美酒和补品名茶后只准自己消费，还是反对把这些东西拿到“回收礼品店”去卖，免得“此行兴盛世风坏，纳垢藏污定护贪”？……

　　官场数十载，并无多少成功建树的郑主任却以知识分子特有的傲慢和大人物俯视芸芸众生的心态打量着自己的周围，《给某公务员画像》一诗表达出了他对周围同行们的不屑：

　　食禄谋私事，当僧不撞�。

　　 喝茶翻小报，熬夜垒“长城”。

　　 嘴里流黄段，胸中比白丁。

　　 机关充此辈，百姓骂连声。

　　我们应该了解一下终结了郑博政治生命并令其刻骨铭心的那个“三讲”了。

　　1995年11月８日，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北京视察工作时指出：“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在对干部进行教育当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据上级的安排和渭南市的有关资料记载：“三讲”教育单位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必须自我剖析。并且，这种剖析必须要有本单位的多数人投票通过才行。

　　当时，人们不相信这种自我剖析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人，尤其是当领导的人，大多是不可能自我揭短的――心理学中有个人隐秘心理之说，说的是人都是有面子思想的，人会在人群面前怕丑，害怕面子上过不去，有损自己的形象和威信。需要自我剖析的人害怕自我揭短的另一个原因是怕痛，害怕那十分艰苦甚至痛苦的思想转变过程。特别是领导干部，他们生怕揭了短，否定成绩，影响对自己的社会评价和官场使用，害怕按照中央文件提出的对自己的思想、政治、作风、纪律四个方面进行自我检查、自我反省、自我评价而从根本上否定了自己。

　　官场的复杂练就了某些官场领导的城府，也养成了官场某些领导们对权力的依赖――领导人的有些缺点或者说错误是不愿意也不可能改正的。比如官场人的高高在上和颐指气使的“气质”，比如在接受人们恭维时顺便接收点礼品甚至是贿赂什么的，比如利用职权吃吃喝喝，游山玩水或谋取点私利，还比如大笔一挥就能决定某人某事的命运时的快感……

　　把这些都讲出来还能当官吗？不当官这一切还能保住吗？为了保官保权力地位并保住这一切，于是就护短，就千方百计地去遮掩问题去搪塞“三讲”。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身为渭南市移民办主任的郑博也有过。他也怕丑怕痛怕面子上过不去，他也不敢正视和改正自己的缺点或错误。“三讲”之初，郑博本以为自己在移民办经营15年之久，群众基础和班子威信还是有的，剖析时随便讲讲也就可以得到多数票过关了。

　　郑博的这种估计是有一定道理的。一个单位的小老百姓的言行和好恶总是要以领导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不“转移”行吗？他们的提级提职涨工资乃至于吃喝拉撒，哪一样不依靠领导？谁要是跟领导过不去，干得罪领导的事，除非那人脑子有病，要么他就是不想在这个单位混了。想明白这个理儿，郑博主任在“三讲”前期的心情一直十分轻松。到了剖析阶段，他也只是非常随意地讲了些不痒不痛的事儿，什么“虽然自己一直廉洁行政，但也有收别人面粉食油的现象”，什么“虽然单位一直都严格执行有关规章制度，但由自己决定或集体决定，也有在召开会议时发纪念品的现象”，什么“尽管正常的接待不可避免，自己对接待也尽量严格把关，但也有把关不严，有过多过滥的现象”……

　　郑博的这一连串“虽然……但是”没能在移民办内部过关，他忽视了的意外终于出现了――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干部、职工给郑博的剖析划了表示反对的“x”。

　　那一刻，郑博非常震惊：移民办反了！移民办投反对票那三分之一的人不想在移民办混了？他们难道忘了李万明反对领导的下场？他们敢以投反对票的方式否定我郑博这个“全国移民系统先进个人”，想利用“三讲”之机把我郑博赶下移民办主任的位子？一时间，郑博真想不明白：是自己过去对李万明这样的叛逆者心太软，对他的“治理”还不至于杀一儆百？还是世态炎凉，人心不古……

　　恼恨、委屈、后悔等复杂情感一齐涌上郑博心头。在他心目中，自己始终都是勤政为民，埋头苦干的典范，对部下，也算对得起了，该提的都提了，该给的好处也都给了。比如，冒着李万明的举报和纪委的查处之险给全单位的人发床板，开会给大家发纪念品，超标准给大家盖房，这些人怎么就这么不讲良心，到关键时候跟自己过不去，连一张赞成票都不肯给自己投呢？2000年5月17日，郑博在他的《“三讲”偶怀》中以诗泄愤。

　　主政十五年，感慨有万千。

　　惟觉弄权羞，只知埋头干。

　　处事不谋人，养虎反贻患。

　　后任当记牢，勿唱《心太软》。

　　不过，一切恼恨、委屈、后悔都于事无补了。郑博从蒙混过关的幻想中猛醒过来并迅速调整策略。在第二次自查和剖析时，郑博不再用“虽然……但是”这种否定之肯定的句式来肯定自己，而是直接了当地承认：1996年同学聚会时，自己利用权力之便让人减免进华山的门票和住宿、就餐等费用，并在华阴县移民办报销数万费用；承认自己的确收过礼；承认自己和市里某领导的确把部队返给移民的970亩地送给了市民政局等等问题。为了显得认识深刻，他从“理论学习不够”、 “世界观改造不力”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剖析。他引用列宁的话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他还引用了毛主席“对于马列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洋洋洒洒数千字的“深刻认识”在进行民主测评时照样未能过关。市里采取措施――市移民办的“三讲”教育延长两个月。

　　这是在给郑博自救的时间，也是一次给郑博绝处逢生的组织援救，据知情者介绍，在这两个月里，移民办以叙旧、许愿、鼓动等为主要方式的“思想工作”和拉票活动在不露声色中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郑博也把自查、剖析材料作了进一步的深化。但不可逆转的局势使得郑博等人的一切努力都成了徒劳。移民办第二次进行民主测评时，郑博比第一次还多了两张反对票，这致命的两票彻底扭转了渭南市移民办的“三讲”局势，致使郑博彻底被“狙击”在继续任职的“关口”之外――被 “狙击”在“关口”之外的不仅仅只有郑博个人，受他这个党组书记的牵连，移民办党组的民主测评也被多半职工的反对票否定而未能过关。

　　2000年11月，渭南市移民办的“三讲”在拖延10个月之后，渭南市委、市政府无可奈何，只好于11月11日发出“渭市干字【2000】83号”，免去了郑博移民办党组书记职务。五天后的11月16日，渭南市府又发出“渭政任字【2000】31号”，免去郑博渭南市移民办主任职务。

　　据该办工作人员介绍，消息传来，整个单位欢声一片，大家聚集一起，饮酒祝贺，还有人燃起了鞭炮，以示欢庆。

　　从此，属于郑博的那个时代结束了，属于他的那个渭南移民办也结束了，他辉煌而留下太多问题和争议的官场生活被单位职工给他强行画上了一个句号，形成了一个凝固的，令人伤感的瞬间。从此，他立竿见影地体味着世态炎凉，昔日那些亲近的、亲切的、亲密的部下，往日那些求上门借款要他关照的关系们一个个疏远了……

　　这种结局令郑博恼怒不已。愤怒出诗人。这种奇耻大辱的时刻，肯定要写点什么的。

　　郑博又写诗了。2000年11月12日，还没能从免职的重创中回过神来的郑博以诗言事，记录下了这一令他百感交集的事件：

　　2000年11月11日，市委闫书记找我谈话，告知因“三讲”两次民主测评未过，中、省文件规定，不再担任领导。闻言，感慨系之：

　　一

　　一生干事不谋人，带箭方觉伤痕深。

　　有权恪守公仆志，无官永存百姓心。

　　二

　　半生劳累付东流，一世英名倾刻休。

　　到站离岗心岂怨？不分良莠最堪忧。

　　知道郑博被免职后心情不好，有老同学上门劝慰。不料，朋友的来访，更触痛了郑博未曾愈合的伤口，令他“举杯消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这天，郑博写了一首“与西凉、窦生权二君论单位‘三讲’事感赋”。他在诗的“序”中写道：11月18日，王西凉，窦生权二同学来访。座间谈及自己在“三讲“中的遭际，感慨良多。

　　主政十余载，波澜“三讲”掀。

　　有功抛脑后，无过挡关前。

　　勿怪人心坏，只缘己眼残。

　　年高无愧悔，甩帽亦欣然。

　　“年高”和“甩帽”后的日子并非郑博所说的那样轻松，更非无悔和“欣然”，郑博的很多诗词已将他的悲哀和伤感暴露无遗，此时，他最大的悲哀不是身体的衰弱，而是心灵的冷漠和门庭的冷落――也许是郑博“一生干事不谋人”，也许是大家对郑博的所作所为不认可，据渭南移民局的人讲，退下来后，他已是路断人稀，大家在街上与他相见也多是形同路人。他所居住的2号家属楼的15户职工中，就有6户人家不与他说话。在渭南移民局，每逢人员调动或离退休，全体干部都要在一起合影留念，郑博退休时，也想与大家合影，可办公室却老召集不齐郑博昔日的部下。

　　这种不恭不敬给涉政以来就站在人生的高处俯视芸芸众生的领导带来的怅然、郁闷是常人无法理解的，这种世态炎凉对一个久居庙堂之高的县团级官员的刺激也可以想象，这种刺激产生的愤怒更可想而知――它简直是把四大皆空的想法和对人情世故的绝望带进了郑博此后的老年生活，令他愤愤不平，使他耿耿于怀。愤怒而又无奈的郑博在《笑群丑》的诗中写道：

　　2000年，因遭人暗算余“三讲”下台，个别人得意忘形，写诗以嘲之。

　　挂冠离任日，群丑共嚣张。

　　歹货砸牌紧，泼痞响炮忙。

　　泥牛�大海，蜀犬吠夕阳。

　　彩凤遭鸡笑，雄鹰振翅翔。

　　直到两年后，郑博对“三讲”的怒气依旧难消。他本想进入一个无欲无念的佛家境界，过一种“外孙游泳我陪同，闲坐池边心里空”的悠闲隐居生活。但又常常为“三讲”的事气愤填胸，“心慈掌兵”的遗恨越来越浓，他似乎难以摆脱“三讲”给他带来的阴影和噩梦，长期沉溺于一种悲愤的情绪中。他写于2002年7月 30日的《渭化游泳池边遇友谈及“三讲”事感赋五首》最能体现他当时的心情：

　　（一）

　　外孙游泳我陪同，闲坐池边心里空。

　　遇友谈及“三讲”事，思潮翻滚气填胸。

　　 （二）

　　“三讲”每思气不平，是非颠倒乱奸忠。

　　未防宵小结私党，民意失真毁令名。

　　 （三）

　　廿年为政乃书生，从未谋人盼永宁。

　　忘却先贤千古训，心慈岂只不掌兵？

　　（四）

　　心急抢位可�容，�料扑风告上峰？

　　失信高层关系坏，移民受害最伤情……

　　44、“避风港”

　　谈移民局在渭南市的地位，还是应从郑博的诗开始。

　　2002年，郑博的诗风发生了一些变化：关注移民局现状，担忧单位前程的内容渐渐取代了被罢免之时的那种怨天忧人，怪罪组织的怨言。2002年4月，他在一首《感事抒怀》的诗中表达出了一种“人去事衰单位乱”的深深忧虑：

　　三讲蒙羞越两年，机关日乱我心寒。

　　只因心软常容鬼，更怨眼瞎未辨奸。

　　好人受气盼公理，小丑得志结私缘。

　　十年辛苦一朝毁，春去花零泪�衫。

　　三个月后的7月12日，他又在一首《闻机关机改有感》中直接了当地表露出了对自己继任者们的不屑与嘲讽，同时毫不隐晦地揭露了渭南市在确定局领导时装腔作势地搞竞选作秀，而暗地里搞未选先定，用有问题的人领导移民工作等等“欠公道”的问题。

　　主官未到忙机改，不恤民情究可哀。

　　拆庙搬神存私虑，选人论事欠公裁。

　　台前竞选空作秀，幕后平衡早定牌。

　　无理减科招众怨，机关从此祸胎埋。

　　透过诗的时代背景，回忆一下渭南移民局当时的情况，我们可知：已由渭南市移民办改称为渭南市移民局的这个单位那时的确进入了一个管理欠佳，“机关日乱”的时期。该局的很多职工都认为，移民局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频频更换局长，把移民局当成了“干部下乡渡金的桃花源和锻炼提拔的跳板和试验田”。

　　这样的牢骚并非空穴来风。回忆一下渭南移民局人事更迭的过程也就明白局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牢骚了――郑博卸任后，原局里的副主任田春保主持了半年工作。接着，市委组织部一纸任命，原富平县委副书记白兵权成了渭南市移民局长。半年后，白兵权因在富平当副书记期间把一个舞女调到法院当法官的事败露而停职年余，这一年多又是田春保主持工作。2002年9月，渭南市原农机局长王民庆调任移民局长，此人在该局用两年零三个月时间搞完了移民工作六年规划，在国务院争取回12.83亿移民资金，在华阴用1.33个亿办起单板层积材厂，用86万在渭河北岸办起果蔬气调库后，2004年12月，渭南市委组织部又将其调任合阳县委书记。这之后的2005年1至3月，移民局长的宝座一直空缺，直到当年3月底，市委组织部才任命原华阴市委副书记安理泉担任该局局长。2007 年10月，超龄服役的安理泉从局长的职位上退居二线。华县县委副书记孙建升接任局长一年零三个月后，于2009年3月又被市委提拔到市政府当秘书长。此后，移民局长一直空缺至今。

　　这样算来，2001年至2009年3月这8年间，渭南市移民局连同主持工作的局长算在一起，市里共给该局派来5个局长。记者在渭南采访时，又听说组织部正准备从市里派去第六位局长。走马灯似地更换局长，使得市移民局局长们大多还没搞清移民工作是怎么回事就离开了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起感情的同事和部下。在这种状态下，移民局在渭南的地位，几十号人的福利、晋升等等问题都可想而知。

　　更令渭南移民和移民局的干部不满的是市里在移民局局长任命问题上漠视、随意的态度和拖拉的作风。记者从当地的报纸和其它材料中看到：2009年4月8 日，渭南市委在《渭南日报》头版刊登了《关于公开选拔市移民局局长的公告》，对公开选拔该局局长的报名条件、程序步骤、资格审查、考试、组织考察、任用等程序都进行了详尽的公布。同时，渭南市电视台、党建网和纪检网也发布了这一《公告》，并在全国多家媒体和网站报道了此消息。

　　《公告》刊登后便泥牛入海，渭南移民局长选拔之事到2010年5月依旧没有丝毫进展。2009年初，渭南市移民局局长孙建升调任市政府秘书长兼政府办公室主任及党组书记的同时，还继续兼任着市移民局局长及党组书记。据群众反映：身兼五职的孙建升分身无术，只好在其位不谋其政，整天蹲在市政府，从不到移民局上班，也不关心和过问该局的工作，导致由中央给该局投资上亿元兴建的单板层积材厂未能正常运营，由中央给该局投资900万元兴建的果蔬气调库陷入瘫痪，该局所属800亩地的库区农场未创造任何效益，该局所办的移民经济开发公司长期停业停产，移民上访现象亦与日俱增等等问题无人问津，得不到妥善处理，致使国家投资及移民利益蒙受了巨大损失。

　　期间，有人着急，到市委询问移民局长选拔的进展情况，但得到的答复是：“人事问题保密，无可奉告。”

　　市里“保密”的“人事问题”还是很快暴露――2009年春夏交替之际，当渭南市委组织部准备将已公告的选拔移民局长改为直接派任第六任移民局长时，移民局里终于传出了愤怒的诘问：难道你们真的要把移民局当成干部下乡渡金的乐园和锻炼提拔的跳板？

　　人微言轻，市里没有谁理会这些无足轻重的诘问。

　　当年举报郑博的那位李万明又沉不住气了，他给市里某领导发去短信：移民局领导的素质直接关系到60多万移民的利益，请不要把移民局当成干部下乡镀金的桃花源和锻炼提拔的跳板，也不要把移民局当成有问题干部的避风港……

　　此话触到了市委组织部的痛处，某领导苦笑：“这家伙在翻我们用白兵权的老账呢。”部里的人说：“让他翻去吧，没有什么了不起……”

　　然而，知道内幕的人却认为：自从媒体把一个党的县委领导同一个舞女法官的“事迹”变成铅字之日起，渭南市委组织部也就脸上无光了。

　　对于组织部门而言，那的确不是一件光彩的事。2002年，国内包括新华社、中青报等报刊、网站在内的主流媒体都在炒作“舞女”法官的故事。下边引用的 “舞女”法官的故事是由记者赵东辉、刘红灿当时发在中新网的一种最流行的“版本”：

　　故事的“引子”是富平县当年最流行的一句顺口溜：“‘舞女’当法官，流氓提院长”。

　　被称为“舞女”的那名法官，名叫王爱茹，原是富平县王寮乡南董村二组农民，她长期与黑社会老大孙建来同居。

　　1996年到1997年，孙建来在县城开办了“聚仙楼”舞厅，这里成了容留妇女卖淫和黑社会拉拢腐蚀干部的场所。这期间，王爱茹帮孙建来一手操持舞厅，成了名噪一时的老板娘。2002年3月，孙建来因组织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被依法逮捕。

　　王爱茹的邻居们说：“有一段时间王爱茹跟孙建来关系不好，她便到舞厅里做‘小姐’，每天傍晚去上班，靠卖****吃饭。”

　　就是这样一个先经营舞厅的黑社会老板娘，继而又在舞厅里做“小姐”的人，竟然摇身一变成了堂堂法官！

　　对这种怪事，富平人却见怪不怪。富平县大多数干部都知道一个“秘密”：被孙建来称为“白哥”的原县委副书记白兵权，也曾与王爱茹关系非同一般。正是在这位主管县上组织和政法工作的副书记一手操办下，1997年下半年，王爱茹先在离县城30公里的美原法庭任法官，2001年3月又到富平县法院执行庭任法官。

　　为进一步搞清楚王爱茹当法官的来龙去脉，记者好不容易在富平县委组织部查到了她的档案。档案上写着：王爱茹生于1972年9月，而她的籍贯却由富平县王寮乡改为“富平杜村”，文化程度由小学改为“高中”，并有一段“1993年6月至1996年8月，县文化局文化馆”的工作简历，连王爱茹的父亲――王寮乡南董村二组农民王世武的名字也改为“王来来”，并成了城镇居民。

　　富平县文化馆老馆长李问圃说：“我们文化馆从来就没有过王爱茹这个人，她在馆里一天班都没上过。”

　　记者还从富平县公安局户政科了解到，为了造假档案，王爱茹特意买了城镇户口，户口簿上面的住址是“杜村镇人民路综合538号”。

　　对王爱茹进法院，富平县法院院长加森有认为：“王爱茹不是舞女，是一般工人身份。按理她不符合进法院的条件，但不合条件进法院的又不是富平县法院一家。这种情况到处都有，比较普遍。”

　　“舞女”法官王爱茹的工作能力和水平，几乎成了法院干警们的谈资和笑柄。一家法律事务所的主任说：“王爱茹办案，连一个懂事理的农村老汉都不如，完全是凭感觉。她写的判决书错别字多，语句不顺。她不知道适用的具体法律条文，常常空下来让别人补上。”

　　某法庭庭长说：“王爱茹在法庭工作敢说敢骂敢打，经常收受当事人钱财私办黑案，甚至还趁办案之便诈骗钱财。这个人把法庭的声誉都搞臭了。”

　　富平县有的法官反映，王爱茹连笔录都不会做，有时还找其他法官，许诺“谁给我写调解书、判决书，我给谁买一条烟”；甚至还让一方代理人律师为她写判决书等文书。这事尽管已反映多次，却一直没人管。

　　2001年8月上旬，在王爱茹手里无故拖延4年之久的一件民事案开庭。当事人美原镇赵村村民张强因催办案子遭王爱茹殴打，所以在法庭上要求王爱茹回避，一时间旁听者哗然，人们对王爱茹嗤之以鼻、嘘声不止。

　　提拔这样的人当法官的人岂能得到百姓的尊重，1998年2月，富平县政府换届选举时，有群众在县委大楼贴出对联：“白吃白拿白嫖白赌白书记；抢权夺权贪权揽权白兵权”；横批：“白气冲天”。

　　2001年初，不受百姓欢迎的白兵权调任渭南市移民办主任。

　　2002年9月，因“舞女”法官之事而败走麦城的白兵权在渭南移民局这个“避风港”躲过了舆论风暴的袭击和组织一年多的审查之后，被调任市农机局局长，成为了渭南组织部使用干部“臭了东方去西方，换个位置继续当”的成功范例。

　　在渭南市“把移民局当成干部下乡渡金的桃花源和锻炼提拔的跳板”，“把移民局当成有问题干部的避风港”，频频调换移民局局长的那些年，渭南的移民工作也进入了多事之秋，中央电视台、《公益时报》、《民主与法制》等新闻媒体不断把渭南及陕西侵吞移民款的事情曝光，恼怒的领导迁怒于李万明，准备撸掉他的工会主席职务。2006年6月的一天，移民局的某副局长告诉李万明：“老李，给市工会写个报告，我们局要搞工会主席换届选举。”

　　对局里换届意图心知肚明的李万明故意问：“不是2007年才该换届吗？”

　　“别管什么时候换届，这是上边的意思和局党组的决定，叫你怎么办就怎么办！”副局长有些不耐烦了。可李万明仍认死理，“不能按上边的办，应按工会法办！”

　　当“上边”正准备以非常的手段“解决”了李万明这个眼中钉之时，突然而至的一个意外事件却迫使其将“眼中钉”迎为座上客――2006年8月2日，新华社发表了“温暖何以成冰坨”的文章，8月28日、29日，9月2日，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中国法制报道、中国周刊等栏目先后报道了渭南所辖华阴市移民的救灾款被非法挪用等问题。渭南有关领导预感到这些报道会引发一场大的移民上访闹事，市里组织大批干部到移民乡、村控制领头的代表人物，但效果适得其反，控制反倒加剧了政府与移民的关系紧张。

　　面对这样的危急局面，有关领导忧愁至极而又一筹莫展。在市里召开的一次会上，华阴有干部给市领导建议说：眼下，不能派部队派公安介入，移民对政府本来就敌对不信任，来硬的只会越搞越糟。我们一年派300多名党政干部包村包移民代表，都控制不住，但移民听李万明的，只要他往移民面前一站，我担保移民不会去堵公路堵铁路，也不会到政府闹事。

　　这个建议使有关领导“茅塞顿开”。9月2日，礼拜六。晚八点半，中央电视台批评陕西省和华阴政府挪用移民资金的报道“漫长的灾区重建”刚刚结束，市委常委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应对这一“负面报道”的对策和可能出现的移民闹事。其中一条对策就是：“将移民局李万明临时抽调市政府上班，应对可能上访闹事的移民……”

　　9月3日，8点30分。移民局长安理泉被召到渭南市政府。20分钟后，移民局派专车将李万明送到了市政府。

　　后来，李万明在他的日记中是这样记录他与市府领导的那次见面经过的：

　　刚上班，办公室的人用神秘的口吻告诉我，“李主席，市政府领导请你前去商讨国家大事！”从那一刻起，我脑子里的那根弦一下绷紧。在去市政府的路上，我默不作声地端坐副驾驶座上，两眼直视前方，内心却是一番翻江倒海的景象，市里找我的原因和意图像一个个凶险的滔天大浪，不断掠过我的脑海，拍击着我的心灵之岸。

　　原因无疑的是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他们一定认为这些报道与我有关，所以要针对我采取行动。他们能采取什么行动？将我骗到市政府诱捕？兴师问罪，对我严加警戒训斥？或者是宣布罢免我的工会主席职务，以此表示对我‘勾结媒体，破坏渭南形象’行为的一个迎头痛击……”

　　从那一刻起，我完全作好了再次被他们抓捕的准备，我甚至几次差点拨通家里的电话，告诉爱人可能降临的灾难，让她给我准备几件换洗的衣服和洗漱用具送到看守所，吩咐她我不在家的日子里暂时到西安去跟女儿住一段时间……

　　但想到她那单薄的身体和多年来跟我担惊受怕，一有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的眼神，我实在不忍心用这种牢狱之灾的讯息再去刺激她那本就脆弱的神经。

　　放弃跟妻子联系的念头后，我闭上眼睛，继续估计市政府领导找我的意图和此去市政府的凶吉祸福……

　　接下来，李万明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忐忑、紧张地走进田副市长办公室后的情况：

　　车停在了市政府二号楼前，田副市长的秘书已等在那里。我随他上楼，再向东拐，走过一条廊道，到最里边的一间，一推门，田副市长很客气地迎上来同我握手、递烟，然后端上一杯浓茶。一阵寒暄，田副市长很快把话题引向移民的事。他严肃地说：“万明，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你大概也都看了，造成的负面影响和隐患不可低估啊，我们也不得不防这种隐患的爆发。今天，我是代表市委常委，并受市委刘新文书记和曹莉莉市长委托同你谈话。市委和市政府准备把你临时抽调到市政府上班，主要任务是配合市上做好移民的稳定工作，你要无条件接受组织安排。”

　　什么都估计到了，唯独没有估计到市委常委会召开专门会议对我如此“重用”，并且让一个常务副市长宣布让我到市政府上班，以解铃还是系铃人的方法让我去对付我一直为其维权的移民！

　　那一瞬间，真有点“受宠若惊”而又百感交集。

　　想到官员们掠夺移民资金后给移民的生活带来的艰苦和灾难，想到官方对移民一次次狠心的打压，想到这些年来市里、局里对我的敌对态度和种种迫害，想到 1996年的那场牢狱之灾，想到三十多年仍是全市公务员中唯一“光头”的待遇，我立即清醒过来。我对田副市长苦笑道：“田副市长，这样不妥吧。你是管局长的，我是一般干部，怎能让你直接安排我的工作呢？”

　　田副市长摇摇手打断我的话，“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就别说那些了。这样做是常委会定的，是书记和市长委托我找你谈的。”田副市长也不管我同不同意，就转过头对早我一步来到他办公室的安理泉局长说：“老安，从今天起，老李就是我直接管的人了，要保证有什么事老李可以随时出动。你就不要管他了。前一阵你们局要求搞工会主席换届，就不要搞了，要让老李安心搞好移民稳定工作。”说到这里，田副市长又回过头对我说：“就这样定了，在市政府的办公楼里给你开间办公室，天天都过来上班。”

　　如果没有发生以前那些事，田副市长的安排一定会令我非常感动，但此时，我对渭南这些领导的心思了如指掌，早已心灰意冷。所以，田副市长刚安排完，我就当即表示：“稳定移民不是我所管的工作，我把单位的工会工作做好才是我的本份……”

　　“不行，听老哥的，给老哥点面子！”田副市长有点急了，不等我把话说完就高声打断。

　　我认真地说：“我又不是市政府的人，到这里上班算哪门子事？”

　　田副市长也严肃地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是不是市里的干部？是就要服从！”

　　我只好以共产党员的名义服从了这个“特殊的任务”。

　　据李万明回忆，他第一次去市里上班不是在政府办公大楼，而是渭南电信大楼。9月5日那天，中央某部的一个会议在那儿召开，市长曹莉莉让移民局安理泉局长带上李万明前去“护驾”，防止移民闹事。事前，田军副市长专门同李万明谈了一次，说，“万明同志，市委刘书记让我给你带信，这是中央在渭南召开的会议，千万不能有半点闪失。”并要李万明千方百计挡住可能冲击会场的移民。

　　李万明苦笑着点点头。

　　电信大楼的会议平安无事地顺利闭幕。9月7日，李万明遵令到市政府办公楼上班。在大院里，正好碰上准备出门的曹莉莉市长，女市长停下步与李万明握手时意味深长地说：“李万明同志，这次把漏子捅大了，移民会乱起来的！”

　　李万明笑笑说：“市长放心，移民乱不了，他们是讲道理的。”

　　“真的吗？”曹市长也笑笑。

　　李万明收起挂在脸上那勉强挤出的笑容，“真的！只要市里把移民的有关款项真正落实了，我李万明可以担保他们绝不闹事！”

　　女市长一愣，“哦！是的，是应该落实了……”说完，市长快步离开。

　　45、叫板

　　李万明在市政府上班的日子里，渭南官场的政治生态平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之后，历史遗留下来的移民问题卷起的惊涛骇浪似乎在对一个“叛逆者”的招安和利用中逐渐风平浪静，移民与政府的冲突，李万明同市领导的矛盾也似乎在这种“以夷制夷”的“韬略”中得到了一种新的平衡。

　　在这种宁静祥和的氛围里，李万明有了一种功成名就的感觉。在被压制和抗争中度过了人生最宝贵时光的他觉得很累，如今，领导如此礼贤下士，如此看重自己，证明领导还是通情达理的，证明自己的作用和价值在移民工作中已得到了体现。曾经斗得你死我活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尚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自己为什么不能就此了断同领导的矛盾，结束自己与“组织”的争斗，在平静中度过余生？

　　他甚至在心里检讨：过去，自己在处事方面是不是太不注意方法，太不尊重领导？有什么意见和问题，心平气和地给领导提出来，他们总会接受和解决的。为了完成心态的转变，李万明努力寻找着历史和现实，领导和自己这个“平头”之间的契合点。

　　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感激所有使你坚定的人――感激伤害你的人，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志；感激欺骗你的人，因为他增长了你的见识；感激鞭打你的人，因为他消除了你的业障；感激遗弃你的人，因为他教导你自立；感激绊倒你的人，因为他强化了你的能力；感激斥责你的人，因为他助长了你的定慧……”

　　心态的变化使昔日的“叛逆者”在处事方面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09年3月，当渭南市委组织部准备将市政府某秘书长派到市移民局过度时，李万明对此虽然不满，但他并未像以前那样针锋相对地反对，而是以迂回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意见――他先给市委书记发短信，恳求市委站在关心移民工作、关心移民干部的角度，从维护目前移民局领导班子的稳定局面出发，从移民局几名热爱移民工作且懂行的副职中提拔局长。他在短信中还把自己搭了进去：市领导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我李万明愿意给市委立军令状――承包渭南历届领导最头疼、最担心和最棘手的全市移民稳定之艰巨任务。”

　　领导们迟迟没有回音。这样的结局不由使李万明忐忑不安地揣摩着领导们不回复的原因――

　　是官场等级森严，领导们不屑于与自己这个科级干部搭讪？不像，当初害怕移民闹事时，市委常委们不是没有嫌弃自己这个小人物吗？市委书记、市长不是还专门委派田副市长同自己谈话吗？市领导不是还与自己称兄道弟吗？是领导们没有收到自己的短信？有这种可能。于是，李万明又多次给市里的领导们发去了同样的短信。依然没有回复。李万明想：可能是领导太忙，没有时间回复，也可能是事关大局，领导还需研究考虑，再耐心地等等吧……

　　李万明终于等来了结果。2009年4月10日下午,在渭南市委常委会议室，市委副书记王晓明、常务副市长田军、市政法委书记乔晓陆、市纪委书记郝宗友以及市委办主任、市政府秘书长、市信访局局长等十多位领导及领导的秘书们，集体与李万明的谈话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

　　主持谈话会的王副书记首先用仿佛很随意很亲切，但又充满不容置疑的威严语气宣布：根据市委决定，今天下午，市委、市府的几位领导集体找市移民局的的李万明同志谈话，首先希望李万明同志端正态度，引起重视，并在今后注意今天所谈的这些问题。

　　王副书记所说的“这些问题”之一主要是前段时间李万明发给市委领导的几个短信。王副书记打开手机宣读了短信内容后对其发短信之事进行严厉批评说，李万明同志，你的行为实在太不像话了，有什么可以逐级反映嘛，不能动不动就给市里所有的领导发短信。你的那些短信已严重干扰了市委、市府领导的正常工作，也干扰了市领导的生活与休息！你应认识到这样做的错误，不要再搞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

　　接下来，田副市长、乔晓陆和郝宗友等领导也分别对李万明这些年向新闻媒体投书举报的事进行了“说服教育”，其主题只有一个：“你李万明的做法影响了渭南在外界的形象，影响了渭南的投资环境，也影响了全市的经济建设……”

　　领导讲完后，王副书记让李万明也说说。这时，边接受“说服教育”边埋头记录的李万明抬起头来，目光中充满了竭力压抑的愤怒。下午，当他踏进会议室的最初一瞬，从参会者轻蔑的神情里，他立即意识到此次被召到市委召开的会议上来绝不会是一次委以安抚移民、维护库区稳定之类的“和平之旅”。从会议室那一双双并不友善的目光里，他甚至预感到了一种即将被“群起而攻之”的紧张气氛。王副书记的会议开场白使他明白了会议的真正意图，那一刻起，他思绪纷乱，心情恶劣，一种突然袭至的恼恨紧紧攫住了他，特别是领导们的指责和“说服教育”使李万明感到失望、震惊继而愤怒不已。但他明白：在这种时候，自己需要冷静和克制，需要有理有节而又针锋相对地回应。

　　王副书记让李万明说说时，他利用端起杯子喝茶的短短几秒钟迅速理清自己的思路，组织语言的阶梯，然后侃侃而谈。他首先对自己十多年来举报的情况一一进行回顾后，强调自己的举报在主观上保护了移民的利益，客观上也保护一些干部，至少是使这些干部在干了一些腐败的事情后，因害怕被举报没有敢再继续肆无忌惮地侵吞移民资金，从而避免了法律的制裁。

　　对市委市政府对移民局关心不够的问题，李万明举例说，我们局成立24年来从没提拔过一个副县处以上领导干部。近十年来，市里给移民局派来的局长都是待一两年便匆匆而去，严重影响了移民工作。为了维护我局的稳定局面，我仍希望市委在决定移民局长人选时能在局里几位副局长中选拔……

　　李万明的不卑不亢令所有到会的领导和秘书们吃惊，本以为凭着四个副厅级数个县团级干部组成的“高官”阵容及“秋风扫落叶”般的严厉批评完全可以镇住这个胳膊肘朝外拐的叛逆者和不服管教的“孙猴子”，没想到这家伙不但不怯场，不求饶和不思悔改，反倒如此顽固不化。

　　接下来的事实证明，渭南市委组织的这次谈话不但没能震慑住李万明，反倒激化了矛盾且激发了这位“孙猴子”的斗志，谈话会刚刚结束，他便开始了反攻―― 2009年4月16日，李万明将一封写给市委副书记王晓明的“交心材料”同时寄到了渭南市委的十个常委手中。

　　常委们一看不由有些吃惊：这哪是什么“交心材料”？简直就是一封充满挑衅意味的挑战书和要与市领导叫板的檄文！他对“尊敬的王晓明书记”说：“鉴于您是上周五对话会上的最高领导，故我特意向您作一汇报和请示――

　　您上周五给我举办由4名常委和多个部门领导参加的对话会，使我想起十几年前的一些往事。早在1996至1997年间，渭南市委曾先后召开了四次常委会专题研究我李万明的事（这在市委有档案可查）。同时，市委还多次向省委写报告要求研究处理我，于是，1997年2月21日，在有省委安启元书记、程安东省长和所有常委参加的会议上，我市列席会议的王志伟和侯振斌等领导提出了处理李万明的议案，结果，错误的议案被英明的省委领导否定。此后，在渭南市个别领导的敦促下，省委又开了一次常委会研究如何“治”我的事。同时，副市长侯振斌还指示市政府办公室向市监察局印发了“渭政办函[1997]3号”文件，要求该局在当年3月底前给国家监察部上报关于李万明情况的汇报材料。可是令王志伟和侯振斌等领导失望的是，他们向省委及监察部所提出的无理要求，最终统统被驳回。

　　后来，我一直想不通，渭南时任领导为对付我这么一个无职无权的小科员，为什么会如此兴师动众，大动干戈并不惜用尽权力与财力进行剿灭？这真是渭南市委的耻辱和渭南人民的悲哀！王副书记，难道你们又要步其后尘？”

　　一位在渭南官场上混的朋友说：李万明这家伙，光是对过去那段历史的回顾就已令领导们无法忍受了，他还要来一句充满挑衅意味的“难道你们又要步其后尘”，简直是大胆至极，嚣张至极。

　　更让人觉得“这家伙”大胆和嚣张的是“谈心材料”的第二项内容――“建议举行一次实际演练”。李万明在这一“建议”中说：“多年来，市里一些领导对我总是持以敌视态度，长期监听我的电话，监视我的行动，侵犯我的人权，还经常给我打恐吓电话，使我整天连一点安全感也没有，我对此感到很苦恼。

　　1996年底，《工人日报》报道了我所反映渭南市乱花乱用移民款的问题，1997年初，市委的一些领导便指示公安机关把我秘密关押到某军事基地。此事过后，移民代表说，要是他们当时知道我被软禁，他们一定会动员和组织几万移民集体赴省、赴京告状喊冤，无论如何也要把我解救出来。

　　王书记，我想说的是，咱们现在不妨搞一次实际演练，即――您可指示公安机关把我逮捕、关押了，看看到底能有多少移民会来搭救我……”

　　写完这段令领导生气的话，李万明又作出一副“以理服人”的样子“提议市领导进行换位思考”。

　　他说：“如今，有一句时髦话叫换位思考。我是一个40年工龄、党龄和大专文化的国家干部，1985年从华县交通局调到渭南移民局时只有33岁，直到 2002年（工龄34年）我还是一个科员职务，后来按照工龄30年、年龄50岁的‘三五干部’政策，才给我套了个副主任科员级别。

　　我很纳闷的是，自己从参加工作40年来，屡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和先进工作者，省广播电台曾先后两次报道过我的先进事迹，特别是担任移民局工会主席8年来，我局工会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会和模范职工之家，我本人也被评为先进工会干部，多家媒体报道过我的优秀事迹，省总工会给我颁发了荣誉证书，但就是在职务上却没什么长进。

　　如果说我李万明一个人是个落后分子也就罢了，可是我局的80多名同志长达24年竟然无一提拔，这又该作何解释呢？难道说我们移民局的所有同志统统都是落后分子吗？

　　王书记，咱们现在不妨来个换位思考：假如您是李万明或者是移民局任何一位干部，您莫说您现在当什么厅局级，就是连个副处级都甭想沾边。那么，您对此又会作何感想？别“站着说话不腰疼”，请您手捂胸膛，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在“谈心材料”的最后，李万明说：我清楚记得自己在40年前所写《入党申请书》中的结尾一句话：“永不叛党，誓为共产主义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我拥护当今政府，更赞赏胡锦涛和温家宝同志制定的爱民、惠民政策，因此我坚信自己在今生今世绝不会干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以及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再说句落后话，在自己退休之后，还要靠共产党给我发工资，自己怎么会干那种反党、叛党或者害党的傻事呢……

　　随这份叫板的挑战书送到市委领导处的还有一篇《二十四年的零记录――陕西渭南组织人事工作猫腻多多》的文章。

　　文章说，渭南市移民局自1985年成立以来，共有干部职工80多人，其中德才俱佳，事业心强且熟知移民工作情况的优秀者大有人在，可是，在至今的24 年里，我局内部从未提拔过一个副局长或局长，均是从外面调入的。市上给移民局派来的多名副局长和局长，他们大都是在我局待上一两年便匆匆调走或另谋高就，好像移民局已成为外来干部职务晋升的跳板。

　　移民局的同志们对移民局的“跳板”地位深感政治地位卑微，多年来，大家一直抱着这样一个希望：5年不能提一个，10年或15年提一个总可以吧？要么 20年提拔一个总该不是个难事吧？但令人极其失望的是，24年里，移民局干部的提拔竟然还是个零的记录。

　　渭南市有近百个直属部门，都是在市委、市政府的屋檐和阳光下生活，均为市上的下属，按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不应该厚砖薄瓦、亲疏有别或有人下人上之分。可是，同样是在渭南市，凡掌有组织、人事、财政、计划大权的某些要害部门，每年都在提拔干部，而移民局已成为一个长期被市委和市政府遗忘的角落，市上从来不给移民局的干部一丝希望和温暖！

　　人常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人不想晋升？何人不想进步？一个人的工作年限从20至60岁仅40年，依照现行的干部任命政策，年过45岁就提拔无望了。我局的80多名同志24年无一提拔，是移民局没有人才，还是移民局几十号人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前途与移民局的份量在市领导的心中就只是如此……

　　多年来，渭南一直有不少跑官、要官和花钱买官之类的半公开秘密与潜规则在传闻――如有人为当上什么长，向人进贡40万元，某人为谋求县处级职务投资二三十万元，一些人为当上（科级）局长或乡长，也花上20多万元的打点费，据说，最近中箭落马的临渭区交通局长雷建民当初提拔时就曾给某些领导“表示”了不少……

　　这些事是移民局的干部不屑于做也无经济实力做的事，所以，24年无一提拔似乎也就成了必然。

　　面对这一残酷现实，我们心灰意冷，也满腔怒火。如今，大家都以为：移民局不应该再继续成为外来干部下乡渡金的桃花源和锻炼提拔的跳板了，也不能再继续给他们充当职务晋升的垫背与人梯了！有同志提出，要把渭南组织人事方面的不正常状况，联名上书中央、省组织和人事部门，以讨个说法，求得公正，维护我们的前途、命运与权益。如果市上日后从外面给我局派遣局长，我们将在召开宣布新局长任命的大会上集体罢会。

　　对李万明的挑衅和叫板，市委、市府的领导一直忍耐着――没有人理会，没有人“应战”，更没有谁回复。好像没有任何领导收到过李万明的什么挑战书，好像大家根本就不知道李万明是何许人也，好像一切都不曾发生……

　　问题是，这个李万明不知天高地厚，依旧不依不饶。5月8日，他又给市委的11个常委发短信了：

　　“无情的事实证明，市委把我们移民局的同志从来都不当人看。例如，我局59岁的助理调研员雷定丑是1983年在部队被提为团副政委的一位老领导，他在近日不幸病逝，人人悲哀。我局领导在5月4日亲往市委、市政府和市委组织部登门报告，但令人心寒的是，我们5月5日在火葬场为定丑同志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竟然没有一位市级领导到场，而且分管县处级干部的市委组织部也没来一个人参加。更令人气愤的是，组织部甚至吝啬、寒酸得连一个区区20元的花圈钱也舍不得掏，而是让我局替他们购买花圈（此事由我办理）,事情居然做得如此冷酷无情，呜呼，哀哉！”

　　领导终于怒发冲冠了。当天，市委副书记王晓明让秘书打电话警告：“李万明，你要对自己做的事负责……”

　　这个警告再次引起巨大反弹。2009年5月16日，包括王晓明副书记在内的所有市领导再次收到李万明的“交心书”。“交心书”仍然是以给王晓明副书记的信件的方式出现的。

　　尊敬的王晓明书记：

　　我在上月16日向您写了一份题为《有关问题的汇报与请示》的交心书，倾吐了我的肺腑之言，可是时过近月也没得到您的任何回复。无奈，我在上周五又给您发了几条短信，终于得到您通过秘书传达过来的回复。但你不是善意的与我进行思想沟通，而是说一些恐吓之类的话，这令我有点失望和伤心。

　　有人说“李万明是个吃软不吃硬的家伙”，这话似乎有点道理。我回想了一下，自己今生害怕的东西确实不少，譬如怕天灾、怕地震、怕禽流感、怕猪流感等等，但我却偏偏不怕坐牢。试想，1997年，市领导王某决定把我关押了近一个月，出狱后我照样坚持举报至今。记得我上月在写给您的汇报材料中就曾说过： “您不妨可让公安机关再次把我抓起来，使我有机会再演一次‘二进宫’。”我上周给您发的短信也说过：“对我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我认为，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我这个共产党员岂有惧怕之理？

　　可以说，恐吓对李万明来说已经不管用了，17年来，曾屡屡经受了打击报复、残酷制裁、搜查抄家甚至非法拘禁的劫难与考验，现在还有什么好怕的呢？从最坏处想，即便是您让法院把我枪毙了我也死而无憾――回想自己从事工会工作9年来，主要做的就是为我局干部职工维权的事情，当我看到市委的阳光从来照不到移民局这块土地上，市委领导从来把移民局同志都不当人看，对此我难以容忍，亦难以心平。于是，作为移民局工会主席的我，自己应该全力为本局同志维权，并为维权而把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

　　关于您要我“对自己做的事负责”的警告，我的理解是：为党的事业负责。这正是我这个40年党龄的老同志一生所追求的光荣使命和奋斗目标。党中央一贯号召共产党人要反腐败，自己坚持开展反腐举报，这就是在为党的事业负责、为国家的利益负责、为渭南的大局负责、为人民的福祉负责，亦是在履行我这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您的警告实际上是对我反腐举报行为的一个肯定与鼓励。

　　王书记，最近在为我局助理调研员雷定丑同志举行遗体告别之事上，市委领导的态度和市委组织部的做法以及24年来在我局未提拔一个领导干部的现实足以证明，市委把我局的同志从来都不当人看。请问我们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前途在哪里？我们的人格和自尊在哪里？敬请王书记能替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最好来个换位思考，请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中国人爱讲“无私无畏”。我17年来所搞的反腐举报和维权工作，皆是在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维护移民群众的利益，维护我局全体同志的利益，从不牵涉我自己的任何个人私事。就拿我请求市委从移民局内部选拔局长之事来说，本人已快年龄到点，提拔级别不够，也自知绝无可能在市里通过――从这个角度看，我自己起码没有想当局长的野心。

　　只要不是为一己私利，只要是为了大多数人的正当利益，我会坚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话再说明白点，我不会在乎您的那句带有威胁性的警告。

 

[我等屁民]

第八章 舆论风暴 文 / 大迁徙













　　53、“内参太温柔”

　　54宣传部长问：是高检院能管中宣部还是中宣部能管高检院

　　55、“最能推动社会进步并彰显媒体影响力的核心报道”

　　56、CCTV记忆：漫长的灾后重建

　　57、“功德无量”

　　尾声春风化雨

　　第八章舆论风暴

　　53、“内参太温柔”

　　媒体最早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三门峡库区问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如今，我们能看到那时媒体关注留下的“记忆”几乎都是以《内参》的方式出现的。国内的主流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几乎都针对三门峡库区的问题发过《内参》。

　　那时，媒体对“库区问题”还处于一个观察、了解、认识阶段，对其中的是是非非知之甚少，随着观察、了解的深入，当发现库区那些令他们目瞪口呆的问题的确存在时，记者们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某报一位记者讲述他当初的惊讶和愤怒时说：“真不敢相信，移民的日子水深火热，管移民的官员竟敢拿移民的救命钱去投资，去借给私人，去任意挥霍。移民无地可种，官员们却把安置移民的‘富余土地’拿去出租牟利！”

　　惊讶和愤怒之余，办报的“政治家”们和新闻纪律极强的记者们并没有也不敢把“问题”捅出去，他们以一种审慎的态度思考着库区的问题――毕竟是建国之初敬爱的领袖们在没有经验、没有资金、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犯的一个低级错误，没有他们弄出的这么一档子遗留问题，库区的官员们就是想乱搞也没有机会，如今，他们的“问题”再多，他们再怎么对不起移民，但毕竟是“家丑”，家丑不可外扬，怎么好把因国家领导人之错而导致的官员“问题”都披露出去，让那些亡我之心不死的高鼻梁、蓝眼睛、黄头发们贻笑大方？

　　媒体及其记者都不约而同地想通过某种渠道既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给移民一个公道，又使那些有“问题”的官员从中受到应受的教训和处罚，于是，发《内参》成了数家报刊的共同选择。

　　各家媒体所发《内参》报送的级别都很高――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管水利的国务院副总理、水利部长、陕西省委书记、省长成了媒体的主要报送对象。

　　《内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干预着三门峡库区的一些问题。时任国务委员陈俊生、时任中纪委副书记陈作霖和王德瑛及陕西省省长程安东等领导，曾先后分别对媒体的一些《内参》作过批示，随后，部分《内参》层层批转――问题也开始出在层层批转上――一份内参批转给了水利部，水利部又批转给了移民部门的主管上级陕西省水利厅。1996年4月，省水利厅便派该厅监察室干部李世京和该厅所辖省移民办一位副主任（系被举报人）两人组成的调查组，到渭南进行“内部调查”。

　　这次“内部调查”的结果可想而知。

　　记者曾在电话中同《工人日报》记者丁国元谈起过此事，他说：内参太温柔，内参面太窄，知道的人太少，一旦领导的批示被“摆平”，内参便毫无价值。而将文章登报则不同，满天下的人都知道并都盯着这件事，谁还敢打马虎眼？

　　丁国元的指导思想导致了他后来被陕西方面指责为“不负责任”的行为。1996年12月18日，在他编辑的版面上，《工人日报》以“移民资金不能乱用” 公开报道了库区的问题。这则以“来信”和“记者调查附记”形式出现的报道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媒体的跟进，转载此文和评论库区问题的文章相继出现在各省和中央媒体。

　　为了“维护形象”，渭南市官方很快对《工人日报》的报道进行了全面反击。

　　如今，打开渭南、陕西的文件，只需读读文件中的一些标题，便可以从那些铺天盖地而来的指责和近似于“判词”的辩解中闻到当年弥漫其中的浓浓“硝烟” ――《工人日报》的这种做法是违反新闻纪律的；《工人日报》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反映信不实且与事实有本质上的出入；调查附记严重失实……

　　在“反映信和调查附记在库区造成严重后果”一部分里，渭南官方的说法更加吓人：《工人日报》的报道会引起移民思想的混乱和蒙上长期阴影；会被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借机利用，搞乱移民工作；会造成移民在情绪上与政府的对立；会严重影响库区正常工作的开展，给库区移民工作造成长期困难……

　　渭南和陕西方面以组织的名义讲出的话无疑是有份量的。从记者统计的情况看，1997年，经渭南和陕西有关方面不厌其烦地找某些新闻单位交涉，同时，以求中宣部领导打招呼等手段对全国敢于对其曝光的新闻媒体进行“治理整顿”，此后的三年间，全国新闻界对三门峡库区的“负面报道”基本绝迹。

　　一级“组织”对新闻界的影响和控制是短暂的。新闻界对“三门峡库区问题”的沉默终于再次以《内参》方式爆发。

　　2001年3月，遭到渭南官方猛烈攻击的《工人日报》再次发《内参》揭露库区问题。接着，《农民日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内参》，对渭南市移民局的问题进行了反映。

　　这些《内参》中，《农民日报》记者陈代安的“渭南移民局郑博等人竟敢碰移民资金‘高压线’”最具代表性。

　　这篇《内参》开门见山地指出：在古代，挥霍浪费水利专项资金是要杀头的。建国以来，中央三令五申：移民资金属救济性质，必须专款专用，不得用于非移民项目。某中央领导更是极言：“移民资金是‘高压线’，谁也不能碰！”然而，记者在陕西了解到，渭南市移民办原主任郑博等人不仅敢碰移民资金这条“高压线”，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简直敢割这条高压线……

　　在该文“15万移民的‘救命钱’”一节中，记者指出：1987年，移民返库后，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先后给渭南移民局拨付一系列经费。主要有：安置15万移民返库区定居经费2亿元和30万亩土地及一定数量的计划内物资；渭南移民局经陕西和水利部呈报了3.4亿元的“安置补充规划报告”，0.96亿元的扶持移民生产周转金和大宗额的遗留规划报告。这些报告经国务院同意后大多下拨给了渭南移民局。

　　记者指出：大量“救命钱”没有用于“救命”。比如，将安置15万移民“压缩”为7万余人，从中余下大量的资金、土地和物资，被渭南移民办一些人挪用或挥霍。具体事实有：

　　非法拆借给某些非移民单位和个人。经郑博批准，1986年以来，渭南移民局将650多万元借给临渭百货公司、蒲城某个体户、市政府机关，这些钱大多有去无回；

　　非法入股或搞投资开发。经郑博等人策划，陕西省移民办、渭南市移民局和另一家移民部门共投资900万在大荔办矿泉水厂；1993年，陕西省移民办、渭南移民办共投资225万到陕北子长县打油井；1993年，用65万移民款到港商筹建的万达公司入股；1995年，向绿福德公司投资40万，这些钱全部亏掉。

　　为本单位搞创收。多年来，郑博等人用3000多万投资去办公司和“基地”，在下属各县市移民办办经济实体30多个，渭南市移民办的每个科室也都给钱经商，结果，全部亏得血本无归。

　　内参还列举了用移民款行贿，非法租包剩余土地残酷打击报复举报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披露，使各级领导进一步掌握了情况，也给各新闻媒体提供了丰富的采访线索。

　　54、宣传部长问：是高检院能管中宣部还是中宣部能管高检院

　　作为《检察日报》《方圆》杂志社的记者正式介入渭南移民问题是2006年5月――当时，由内参转向公开报道的舆论风暴已经形成，报纸上、杂志上、电视上、网络上披露渭南移民问题的文章越来越多，有的文章一炮走红，引起强烈反响，有的文章被渭南的“灭火队”利用关系“枪毙”，胎死腹中。记者第一次对渭南移民问题采访的线索就来自于某杂志的被“毙”了稿件的同行――他说，事实肯定没有问题，他采访后，渭南个别官员为了不发稿件，派人提着10万元到他们社里活动，虽被拒绝了，但稿件也被“毙”了……

　　对这种事实真实性没有问题的事件进行采访满以为会非常顺利，不料，在华阴采访时的第一站记者便碰了钉子――5月18日下午4点多，记者敲开华阴市委常委某领导的办公室，希望他能允许记者在该市采访。这位刚从里屋那间大床上爬起来的常委满脸不悦，爱理不理地应付着。显然，这位官员早已适应了新闻的节奏并能熟练忽悠媒体，他先是重复着他想说的假话回避着他不愿说的真话，强调中央发改委来十几个人已把情况搞清楚了，华阴没问题，灾后重建也搞得很好。

　　后来，被记者追问急了，该常委开始怒气冲冲，满嘴脏话，“你一个人能了解球个啥！操……”接着，该常委凶巴巴地要记者交出录音笔，要记者没事就早点走，别在华阴没事找事。

　　面对这位官员的无礼，记者继续追问：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你怎么如此反感别人关心受灾的移民？

　　追问是记者的天职。这位常委的恼怒无礼更激发了记者采访的积极性。在随后的几天里，记者克服种种困难，一路“追问”下去，在渭南了解到了不少其他媒体没能采访到的东西。

　　那次，最意想不到的收获是采访到了“渭南移民问题”的主角――渭南市原移民办主任郑博――所有报道渭南“移民问题”的记者没有任何人接触到此人，但本记者采访到了。

　　郑博进入记者的视野是在华阴市委某常委处碰钉子后的第二天，记者从华阴赶到了渭南市。听说记者要采访郑博，当时在渭南采访的几家媒体的同行都说，不可能，郑博根本不会接招，我们想尽种种办法，甚至让某领导给他打电话，他都拒绝接受采访。

　　同行的话令人忐忑不安，但我不愿放弃。在宾馆里，记者用北京的手机打通了郑博家里的电话。

　　令记者不敢相信的是，在电话里讲明自己的身份和意图后，郑博居然同意与记者见面！事后猜测，郑博能接受采访，有两种可能，一是不断有记者要求采访，把他说烦了，记者找他时，他正好想通了，干脆答应见见。于是，本记者正好赶上了这个机会。二是记者打给郑博的是北京的手机，记者介绍时又说自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报检察日报的，郑博可能听混了，满以为找他的人是高检院的，他当时有可能在掂量：记者不见可以，但检察院的尤其是高检院的不能不见。于是，他稀里糊涂地答应了与记者见见。

　　当天上午9点，记者在郑博家中见到了他。当时，遭遇车祸的前移民办主任郑博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躺在家中的长椅子上休息，动一动都需要他夫人搀扶。见面后，郑博坐起，与记者握手，查看证件和介绍信，然后同记者聊了起来。

　　尽管事先对郑博的情况作了大量的了解，但能直抵他心灵的个性化的信息并不多，记者只能一步步接近他。

　　记者首先征询了他对李万明的看法，接着问了李万明举报的所有问题，同时，还问了一些他在所有“移民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

　　郑博对李万明极其反感，对其评价也几乎是毫不遮掩的攻击。

　　对李万明举报的问题，记者原以为他会像渭南官方的材料那样遮掩、回避、否定或者干脆不承认。没想到，对绝大多数问题，他都承认是真的，只是对其中的一些数据作了纠正。比如，李万明举报他某年拉两大卡车西凤酒等礼品到北京给水利部等单位的领导送礼，他纠正说，不是两卡车，是两部小轿车装了些礼品到北京给领导拜年。礼品也不全是西凤酒，还有本地的土特产。

　　又比如，问他为什么要到大荔投那么多钱搞矿泉水开发，他说，这并不是自己的主张，某省领导的家在大荔，打招呼到那里开发，自己就把移民款投到了那里。还比如，970亩地送给民政局的事，也是市里领导同意了的……

　　为了证实自己所讲的都是有据可查的事实，临别，郑博让记者复印了他所保存的关于渭南“移民问题”和“治”李万明等人的所有材料――包括省、市领导的批示，省、市有关部门的文件和会议纪要，公安的法律文书，纪检、监察机关的调查报告，还有给中央一些部门的公函。

　　从那一摞厚厚的材料里，记者终于明白了渭南市发生这一切由来和来头，也渐渐领悟出了渭南在特殊时期、特殊事件上特殊的“政治生态平衡”――那些与土地、返库、送礼、挪用移民资金等等问题并无牵连的领导，那些也想亲民、对库区土地、返库、送礼、挪用移民资金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深恶痛绝的官员们，那些也许并不知道举报者李万明等为何许人的上级官员，为了库区“稳定”，为了“治”住那些他们想亲近而又不得不狠心对其“治理”的移民，为了对付那些他们想解决而又无法、无力解决的问题，为了渭南甚至是陕西或者是某一系统的“形象”与“名誉”，他们主动地走进了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圈子”，自觉不自觉地“包容”、保护他们本来深恶痛绝的下级官员，违心地整治那个告状不止的愚公李万明和那些“不安分”的移民，以维护整个“圈子”的“政治生态平衡”……

　　仔细研究那些“定论”性材料后，记者发现了其中带有浓厚“保护”色彩的的多处“败笔”和充斥其间的种种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对郑博主任的成功采访已使记者对稿件事实的把握底气十足，这些漏洞百出的“定论”更让记者对完成稿件充满信心，采访归来不到一星期，一篇万余字的通讯《655次举报》便交到了编辑部，编辑部主任亲自将稿件编成《655次举报》和《渭南移民问题调查》两篇，准备用作封面文章。主编审稿时大吃一惊：渭南库区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为慎重起见，本期暂不忙用此稿，先找渭南市宣传部把稿件的事实核对一下再上。

　　2006年6月中旬，渭南市宣传部的核稿复函传来。

　　复函很客气。“感谢你们对我市移民工作的关心和监督，同时对贵刊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表示感谢和敬意。渭南市委领导对你们所反映的问题非常重视，立即调查核实。”

　　复函的真正意图在函件的后半部分以强硬的语气表现了出来。“经有关部门认真核查后发现，文中所反映的问题，与事实有较大出入……中央和陕西省对渭南移民工作已有定论，如报道不慎，可能会造成当地移民的混乱，给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负面效应，不利于安定和社会稳定。据此，我们建议不宜报道……”

　　渭南市宣传部的复函后还附有一份“渭南市移民局关于《655次举报》等二文章反映问题的情况说明”。“说明”共11部分，每部分几乎都一个格式一个腔调，比如：对返迁人数被压缩的问题，“《陕西省政府报送关于原渭南地区移民办公室经费管理使用中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的函》对此问题已有调查和结论，结论为：反映问题失实。”

　　对富余土地问题，2003年洪灾款问题，移民款流失问题，将移民款乱投资等等问题，渭南移民局的“说明”皆结论为“反映问题失实”或“一般工作问题，已纠正”……

　　主编赵志刚将记者叫到他的办公室，拿出渭南市宣传部的函件笑问：“怎么搞的？那边说你的稿件全部失实呢。”

　　“连当事人郑博都承认这些问题，渭南移民局的领导怎么能不顾事实地全盘否定呢？”记者边翻阅渭南的复函边强调，“赵主编，我采写的稿件事实不会有问题。如果有问题你可以开了我！”

　　“好，敢于用自己的饭碗担保，我相信你！”赵主编边说边在稿件上签字，“将《655次举报》等两稿用作本期封面文章。”

　　《655次举报》终究没能用出来――稿件排版准备送印刷厂的头一天，渭南来了“灭火队”。

　　渭南来北京“灭火”的共五人，“领队”系渭南市宣传部副部长杨某和渭南移民局安局长。

　　“灭火队”先礼后兵。2006年6月24日，编辑部主任龙平川，执行编辑袁正兵和本记者在检察日报社同杨副部长一行进行了沟通。从当天的记录看，在面对面的沟通会上，杨副部长只说了几句官话，官话通过文质彬彬的杨副部长那温声细气的关中口音说出显得更加感人，“我是受市委、市府领导安排来北京与报社的同志进行沟通的。我不了解情况，只是来向检察日报的领导和记者学习。望新闻单位的同志多多体谅基层的难处……”

　　杨副部长的开场白一完，渭南移民局的安局长便被推到了“主讲”的位置上。开初，龙平川、袁正兵和记者都有那么一点紧张和不安，生怕安局长等人对稿件提出了重大的失实证据，那样，对报社和杂志社的影响会非常不好。但大家专心地听了半天，直到沟通会快结束时，安局长对他们已界定为“失实”的稿件也并未提出什么失实的事实，只是说稿件中把“非移民”叫“假移民”不准确；库区非移民最多3000人，但文章中说有5000人；1996年至1998年，省政府拿出的是一个亿的资金搞移民安居工程，而不是稿件中说的3000万；2005年10月22日抓刘怀荣等人是中午，但文章中写成了晚上……

　　袁正兵长长出了一口气，附在记者耳边悄声说：老谢，他讲的不都是些鸡毛蒜皮吗？这怎么算稿件失实？

　　龙平川当即表示：稿件既然只存在这么一些细节问题，不能算失实。我们修改后准备继续刊用。

　　安局长等人忙笑着打哈哈：“说稿件失实是写回复函的同志不负责任。这样吧，我们再商量一下，能不能高抬贵手……”

　　杨副部长也热情地建议：“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我们到酒店边吃饭边谈稿件的事吧。”

　　我们拒绝了女副部长共进午餐的邀请，女部长一行带着尴尬而略显恨意的表情遗憾地同我们告别，从女副部长那自信而不屑的目光里，记者心里不由咯噔了一下：她一定在骂我们不受抬举，他们一定会另辟捷径……

　　记者的预感完全正确。据说，就在那天，中央某领导机关的一辆奥迪开进了报社。当天，编辑部主任龙平川接到通知：将《655次举报》等两稿件撤下。

　　稿件被撤后，杨副部长等人又到杂志社来了一趟――这次，她们不是来找本记者的，但我们偏偏在杂志社的过道里碰上了。神采飞扬的杨副部长不失风度地笑着同记者握手打招呼，然后，以一种小女孩般的天真口气问记者：“谢记者，我一直没搞清楚，是高检院能管中宣部？还是中宣部能管高检院？”

　　被“毙”了稿件的记者心中的鬼火正没处冒，苦笑着随口回敬道：“如果连这个问题都没有搞明白，杨部长真在宣传部白呆了，应该到组织部去从头学起！”

　　杨副部长一愣，接着哈哈大笑：“对，对，应该到组织部学习，应该到组织部学习……”

　　

　　55、“最能推动社会进步并彰显媒体影响力的核心报道”

　　为完成本书，记者面对面地采访过43人，电话采访过9人。《公益时报》总编助理赵冠军是几个接受电话采访的对象之一。

　　记者和赵冠军虽同居一城，因平时无工作联系，至今仍素昧平生。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是三年多前，到三门峡库区采访，华阴市一位常委以他为例警告记者： “跑来瞎搅和啥？《公益时报》那个叫赵冠军的，乱写移民的事被他们报社开除了！”

　　当时信以为真，还在心里为这个勇敢的同行惋惜了一番。后来,偶尔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

　　……2006年1月,《公益时报》发表“5906万到50万的魔法历程”的报道，作者赵冠军。该文发表后，全国数百家媒体和网站转载，引起巨大轰动。这篇报道还被中央电视台等媒体评为“2006年最具时代特色和社会价值、最具人文情怀、最能推动社会进步并彰显媒体影响力的核心报道与优秀作品”之一。 2007年2月1日，中央电视台《第一时间》特别节目“封面2006”晚会上举行颁奖仪式，《公益时报》主编和采写本文的记者赵冠军出席了颁奖仪式。

　　看到这则新闻，在深感惊讶和奇怪的同时，记者也恍然大悟：华阴那位常委说赵冠军因“乱写移民的事”被《公益时报》开除了的消息不过是一个一厢情愿的谎言。

　　2009年8月23日，电话采访赵冠军时，记者首先提到了“赵冠军被开除”的话题。赵冠军听后一愣，“什么，开除？”待听明白后，电话里传来哈哈大笑，“那是造谣。当年，社里还给这篇报道给了很重的奖金呢。”

　　提到受奖的那篇报道，赵冠军在电话里平静地介绍采写过程：“那是2006年元月4日，报社收到一封来自于渭南的举报信。报社领导对举报的内容很感兴趣，认为陕西省有关部门与华阴市政府截留救灾款的性质严重，应予以披露，保护灾民的合法利益，于是便马上召开编辑会，会议决定让我去华阴市采访。”讲到这里，赵冠军停顿了下来――从后面讲的内容看，他是在计算当时领导给了他几天采写时间，“领导交代任务时告诉我，10号见报。当时，我一算时间心里就暗暗着急，只有6天了，除去路上往返的两天，我采写的时间实际只有四天。”

　　当天，赵冠军飞抵咸阳机场。一出机舱，一阵寒风刮起地上的积雪迎面扑来，他身后的旅客不由得都退回舱内，可他却无事一样迎着风雪快速走下舷梯。他说： “我没时间去躲避严寒的侵袭，我必须在天黑前赶到华阴干活儿。”

　　傍晚时分，出租车载着赵冠军马不停蹄地经西安赶往渭南，在那里，他找举报者了解了一些基本情况后，在路边小摊上买两个肉夹馍边吃边乘车，赶到华阴时已夜幕渐浓。但他还不能休息，此时，“03.8洪灾”时受灾较为严重的高家村等几个村庄还有20多个移民在等着他。他租车赶到那里，对久等的移民们说声抱歉便开始了采访。

　　二十多人围坐在一块，声泪俱下的诉说一直进行到深夜12点。赵冠军说：“灾民们悲惨的遭遇和当地官员的胆大妄为的那些事儿记得我心发抖，手生痛。那一双双含着热泪和期盼的眼睛，使我感觉到了一种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也让我忘记了劳累和疲惫。我一直以为，一个新闻记者是否合格，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他是否能把真实和真相告诉给读者。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吃苦耐劳，尽最大可能接近真相。为了多收集新闻素材，凌晨1点，回到酒店后，我又采访了两位移民代表和一位当地退休干部……”

　　凌晨3点，采访结束。但赵冠军不敢睡得太久，他把手机的闹钟调到6点――根据约定，5号早晨的这个时间必须起床赶赴华西移民西村、华西移民东村和高家移民新村采访、拍照。

　　赵冠军至今还记得，“5号的天气不错，雪停了，天晴了。但气温特别低，让人感到一种透彻骨髓的寒冷。”裹着一身寒气，赵冠军到了灾民家中。在后来的两篇报道中，他多次提到他当时看到的情况，“采访中，记者见到灾民的多处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裂缝，有的甚至发生墙体倾斜，灾民们只能用木桩子顶着。”“跟逃难的生活没有什么分别……在他们锁定的记忆里，因为没有房屋住，大多数村民在草棚里一住就是3年。也有个别移民住在用土坯建的简易房中，这在当时已经是极其奢侈的事了，一家五六口人挤在不到10平方米的屋檐下的情景随处可见……”

　　当天上午10点，在去华阴市委、市政府采访时，赵冠军却看到了另一幅情景：“新盖的市委办公大楼非常显眼，除了楼宇高大之外，楼外墙采用的玻璃幕墙显得格外阔气……”

　　在这栋阔气的大楼里，赵冠军遭遇到了少有的冷漠。赵冠军在电话里告诉记者，“到市民政局，声称局长下乡了。去市政府，别人冷冷地说，市里分管移民的领导出差了。到市委宣传部，那位宣传部长先是查户口一样将我盘查一番，然后如临大敌般上网查看我的记者证，这才爱理不理地告诉我，不能安排采访，只能保证我在库区的人身安全。没办法，我想到市移民局去碰碰运气，但办公室的人告诉我，局长已下乡好几天了……”讲到这里，赵冠军笑了――从电话中传来的笑声里，记者感觉到那一定是苦笑――有这种遭遇的记者大多只能发出这样的笑。

　　笑声过后，赵冠军叹息道：“当时，从大楼里那些人的口气和眼神里，我察觉出各部门似乎已合伙形成了一个忽悠记者的防御体系，整栋大楼都弥漫着一股浓浓的‘防火防盗防记者’的气息。”

　　这种“气息”令赵冠军又气又急，他敲响了市委书记办公室的门。书记不在，却引出了书记隔壁的市纪委书记。问明情况后，纪委书记在电话上责问接电话的人：你们怎能这样对待媒体记者？快让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都来介绍情况！

　　纪委书记的指示不到五分钟就招来了七八个“负责人”，介绍身份时，赵冠军这才知道：民政局、移民局等部门的领导们并未出差。赵冠军抓紧时间就“03洪灾”及中央拨款、当地救灾等情况尽行了采访。领导们的回答与移民的反映大相径庭。后来，赵冠军在那篇题为《5906万元救灾款的魔法历程》里写道：

　　“03？8洪灾”8个月后，重回家园的灾民们看到：麦田变成了沼泽，房屋变成了瓦砾堆。那时，灾民们没有怎么心慌，因为他们记着市里领导的承诺。当时，某副市长承诺，洪水过后，“村民的每一片瓦都会得到补偿”。

　　不过两年过后，虽然灾民们还没有得到有效安置，但当地官员的说法已经与之前有了较大变化。1月6日，华阴市委宣传部一位袁姓副部长对前往采访的《公益时报》记者称：“当年的洪水是天灾造成，我们绝对不可能牺牲村民的利益炸毁堤坝保护市区，村民是不能向政府申请赔偿的。”

　　赵冠军在文中说，其实，灾后，国家发改委很快就向陕西方面紧急下拨了5906万元救灾专款。不过，灾民们对此并不知情，他们只是记得当时政府让他们填写了华阴市“03？8洪灾农林果渔损失调查表”。直到2004年10月，灾民们准备重建家园时，意外见到了一份宣传材料，上面有“国家对新建住房户按每户 1.5万元进行补助”的内容。

　　醒悟过来的灾民们在前往渭南市移民局咨询后知道了国家发改委的那笔拨款，但华阴市移民局矢口否认有这么一笔款项，说这事跟华阴市移民局没有任何关系。

　　2004年12月1日，灾民派代表赶到北京向国家发改委反映情况。华阴市一位姓聂的副市长赶到国家发改委，在那里，聂副市长承认国家给华阴市3474 户灾民拨款已经到位。他承诺，待灾民一回到陕西，马上兑现。但直到2006年元月，灾民们依然未见分文。

　　灾民还向记者反映，“聂副市长所说的受灾户为3474户不太属实。以高家村为例，该村实有户数370余户，华阴市却上报了417户，相差近50户。”

　　可这些情况，在那次采访会议上，都被移民局、宣传部的官员们否定了，他们强调：救灾工作很有成效，受灾移民安置很好。赵冠军说：“在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我几乎没听到他们讲过多少真话。其实，他们弄虚作假，克扣移民费用已不是第一次了……”

　　在赵冠军的采访本上，还记录着几件这样的事：1999年至2001年，省政府拿出3000万元实施返库移民安居工程，每户移民可从中领取5000元的扶持建房款。可是，华阴市北社乡在给该乡北社村第一批移民发放时，却强行扣掉400元；给第二批移民只发了3700元；给第三批移民只发了1800元。而五方乡和太华路办事处，竟以“给上级移民部门送礼办贷款”为名，非法向每户移民强行索要300至500元的办事费，且不给群众开任何票据或收条……

　　灾后重建工作并非“很有成效”。赵冠军说：华阴市政府在华西镇华西村的地域划定了一个灾民新村点，取名为华西西村，共批准了64户灾民在此建房。记者在这里了解到：真正建房的共有39户，约160人。灾民们来自洛西、北洛、庆华、演家及冯东5个村。现已建成并住进新房的有30户，正在建房的有4户，因经济困难而中途停工的有5户。华阴市给灾民每户15000元建房补助款的支付办法是：把基础工程建成后，发给3000元；把两层楼房建成后，发给7000 元；把原先的旧房拆除并搬入新房后，发给剩余的5000元。截止现在，把15000元建房补助款领完的只有9户。

　　据群众讲，在当初，华阴市的聂副市长曾向灾民承诺：“在建设新村点时，政府将负责完成水、电、路的‘三通’工程。”可是现在灾民已搬入新房居住一年多了，“三通”工程至今仍未动工。目前，新村点灾民的生活、生产条件极差。走进新村，老远便闻到一股恶臭扑面而来，走近，记者才发现臭味是房后的水沟发出的。沟里全是粪便，村民们说，这条水沟成了各家的排粪沟，因沟修得有问题排不走粪便，家里的门窗得长期关着。政府没有兑现给群众打深井的承诺，群众自己打的浅井抽上来的是咸水，他们的生活用水只好到别处拉运。村上现在还未通电，有的灾民自己从华西镇的街道上借电用。村上的道路也未修建，遇到雨天很难行走。新村点离农田相距10里之遥，群众下地干活极不方便。

　　更重要的是，村民们建房的钱大多是以2分左右的高息借来的，洛西村王增战、雷自兴、杨西龙等20多户灾民为了筹措建房资金，把自家的责任田租赁出去（时间长达5至10年），然后，因无地耕种，便只好出外打工糊口……

　　结束对华阴市政府有关领导采访后，赵冠军赶到渭南，在渭南市发改委的《关于下达2003年灾后重建华阴市渭河“03？8”洪水淹没区首期移民迁建工程投资计划的通知》中看到，2004年10月13日，渭南发改委就下达了首期1188万元灾民建房款的投资计划。同时，款项已经下拨给了华阴市。

　　事实上，灾害发生后，华阴市移民局曾向华阴市民政局借了50万元。而华阴市财政局仅将1188万元建房款中的100万元拨给了华阴市移民局，除去偿还 50万元借款，这100万元剩下不多了……

　　搞清这些内幕后，赵冠军当晚就回到了北京。1月10日，题为《5906万到50万的魔法历程》的稿件见报。

　　结束采访时，赵冠军说：“此后的情况你就知道了，稿件被众多网络转载，引起较大反响。很多企业家送来一些礼品，还有其他媒体的记者来公益时报应聘，中央领导还作了批示，再后来，这篇报道当年被中央电视台评为2006封面奖……”

　　56、CCTV记忆：漫长的灾后重建

　　CCTV――因其在中国媒体中特别令人瞩目的显著地位而成为了党和国家最响亮的“喉舌”，也因其有“焦点访谈”、“中国法制报道”等知名栏目而让中国人牢牢记住了中央电视台这个缩写的标志。

　　在素有重正面宣传，控制、减少负面报道的中国，对一个地方或一个人接二连三地正面宣传是经常的，但对一个地方连续地曝光批评――特别是被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连续批评报道肯定是极少见的。

　　渭南却成了这极少见的现象之一――2006年8月27日至9月2日的一个星期内，中央电视台连续三次对其进行了批评报道。

　　央视主持人以自己的职业能力和性格形成了独特的主持风格，以至于有人在网上发表评论说：听见赵忠祥的声音，一定能看到一群豺狼虎豹的相互撕杀；倪萍出现，一定有一台煽情的文艺节目；那个一向表情严肃、凝重的敬一丹出来了，肯定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

　　2006年8月27日晚七点四十的“焦点访谈”节目，敬一丹又出现了。这天，她说的的确是一个严重而又沉重的话题――“陕西华阴政府1600万元建大楼，灾民3年住危房”。

　　导入这期节目的是一组触目惊心的画面：被滔滔洪水淹没吞噬的华阴，灾后遍野的残垣断壁、摇摇欲坠的农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华阴市委那栋豪华气派的办公大楼……

　　这些画面讲述的与前边《公益时报》披露的是同一个事实：2003年8月，陕西省华阴市遭遇那场特大洪水灾害时，11个村庄被淹，3400多户村民无家可归等情况。洪水过后，国家紧急拨付5906万元灾民迁建资金用于补助灾民建房。3年过去了，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华阴市采访时看到只有50多户灾民使用这项资金建设了新房，完成建房的只有30多户。使用灾民迁建资金总计不到200万元。许多倒房无房户仍然居住在简易房、废弃仓库甚至救灾帐篷里。而在这期间，华阴市却耗资1600万元建起了市委、市人大新办公大楼。

　　演播室里，主持人敬一丹以严肃的表情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建房资金早就到位，但灾民为什么却迟迟住不上新房呢？

　　敬一丹的问题使每个熟悉那场灾难的人都能记起：渭河洪水发生不久，国务院温家宝总理亲临灾区视察灾情，并要求各级政府尽快解决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洪水过后，华阴市政府提出对11个重灾村、3474户受灾群众进行整体搬迁，并请求国家支持。

　　时任华阴市委书记的党德才当时是华阴市的市长，他承认：“当时一片汪洋，99 ％的群众都要求异地搬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向国家发改委报了这个方案。”

　　为了尽快帮助受灾群众恢复生产、生活，国家发改委很快就把5906万元移民迁建补助资金下拨到陕西。这笔专项资金按照每户17000元的标准用于华阴市灾区11个村，3000多户受灾群众的迁建安置，其中15000元用于补助每户灾民建房，而另外2000元用于公用基础设施建设。但几年后，华阴却没能将当初以移民的名义积极争取来的那笔巨款用于移民。

　　面对记者伸去的话筒，党德才书记辩解说：后来大水退了，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群众的生产、生活很快恢复了，绝大部分房屋基本完好。群众认为也能住，所以群众的搬迁意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愿意进行异地搬迁了。

　　真是如此吗？在华阴市华西镇那个唯一的一个正在建设的移民点，央视的记者发现，当时，30来户移民分别来自几个不同的村庄，搬迁后群众要回到原来的村子里种地，少则要跑四五公里，多则要跑十来公里路，生产、生活极为不便。

　　村民们告诉记者：从那边来种地，早上天不亮来，晚上才能回，种地都成问题了。

　　村民们不愿意搬迁的第二个原因是华阴市上报的移民新村方案的选址高度大多相当于或低于现在的村台，这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今后如果再发洪水时村民们受淹的问题。村民们认为那是“劳命伤财的事情。”

　　此外，在移民新村，按照规划，村民必须建两层楼房，因此房屋造价也大大提高。

　　移民们告诉央视的记者：在华阴市移民新村盖房子要花六七万元，即使给每户补贴15000元，对于受灾的当地群众说，绝大多数人也盖不起房。这是群众不能搬迁的第三个原因。

　　村民们问：生活都无着落，只有靠国家来救济了，你叫我们去盖房，现实吗？

　　在让群众在风雨中苦苦等待的同时，华阴市委、市人大耗资近1600万元新建的办公大楼却很快拔地而起。据央视记者调查：按照中央规定，要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项目建设，必须建设的必须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华阴市委书记党德才面对记者，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当时，我们只是批复了一个综合楼。是我们渭南市发改委批复的。原来的商业综合楼它有审批的手续，我们就拿这个手续做了。

　　央视的记者介绍：利用其它基建计划，没有经过陕西省政府审批，华阴市就违规建起了市委、市人大办公楼。在这座办公大楼里，人员编制总数为160人，人均建筑面积为43平方米，按照国家规定的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超标了140 ％。此外，这座大楼的装修在当地也属气派，外墙为玻璃墙，门厅、走廊、楼梯间为花岗石板。

　　记者强调：在2003年8月发生洪灾时，华阴市委、市人大的办公楼建设丝毫没受影响。华阴市从当地财政支付了1550万元，市委、市人大办公楼在灾后的2003年当年封顶，2004年竣工，2005年4月投入使用。干部们的工作环境的确改善了，但是受灾群众的倒房、危房问题却是一年又一年，长达三年时间都没有解决，伤了受灾群众的心。

　　这期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敬一丹表情严肃地希望：但愿别再让苦等了三年的灾民们的愿望落空。

　　节目播出后，在陕西，特别是在渭南和华阴引起的震动是巨大的。先不说广大移民的奔走相告和“蠢蠢欲动（华阴某官员语）”，单从渭南市官员们那焦躁不安的表情里就足以知道“事态的严重性”了。市里某官员说，央视的“焦点访谈”播出时，我的头嗡地一响，心想，他妈的，怎么这样快就弄出来了！

　　本来，央视的记者到渭南采访时，渭南就通过省里打电话到北京，请有关方面向中央电视台交涉，强调“移民问题非常复杂，要慎重处理，先不要播出，避免在库区造成混乱，影响当地经济建设”。在稳住中央电视台的同时，渭南和陕西商量后打算派精兵强将去北京“灭火”，但没想到，“狡猾的央视”却一方面应付他们，另一方面对将“在库区造成混乱，影响当地经济建设”的那些事儿照曝光不误……

　　更令渭南某些官员想不到的是，在“焦点访谈”8月27日播出了渭南的事儿后的第二天,中央电视台的“中国法制报道”栏目又以“灾民无钱盖房，市委巨资建大楼”为题报道了华阴市委违规建办公楼的事。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当渭南一片哗然，官员们正冥思苦想怎样去消除央视的报道带来的“不良影响”时，9月2日，央视的“中国报道”又以“漫长的灾后重建”曝光了渭南。

　　这次节目的主持人是央视名嘴白岩松。

　　主持人侃侃而谈：“在马上要过去的这个夏天，作为一个新闻人，是我近几年来和天气打交道最多的一年，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泥石流、高温干旱，一个又一个灾情接连不断，甚至到目前，重庆与四川东部百年一遇的高温干旱都还没有缓解的迹象，据初步统计，今年中国大陆受灾人口超过3亿，死亡超过2000 人，直接经济损失1600个亿。而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家又一家普通家庭的日子变得更加艰苦。而眼光中，他们的期待也变得更强烈，期待什么呢？当然是在自救的同时期待温暖，期待他人和社会与国家的帮助。然而，三年前，陕西华阴市因特大洪灾，11个行政村被淹没，3000多户受灾百姓无家可归。洪水退后，国家发改委以急件的方式，将5906万迁建补助资金下拨到陕西，让受灾百姓建房。而且强调，这笔资金不可滞留、侵占或挪用，然而后来呢？后来就一直到了现在，这笔钱躺在账户上睡大觉……

　　“简易房、废弃仓库、还有当时救灾的帐篷――2003年遭受的洪灾，一直到2006年，被洪水冲毁房屋的受灾群众，仍然栖身在透风漏雨的临时住所内。”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很纳闷：整整三年的时间，当地政府到底在做什么？中央政府的5900多万建房资金，为什么迟迟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期节目，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采访的对象很广，灾民、记者、干部、教授都对此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灾民、某杂志社记者、移民局干部李万明、华阴市经济发展局局长汪旭涛、国家行政管理学院一级教授、博导王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等受访者的介绍中，人们认识了一个懒政，一个对群众利益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华阴市委、市政府。

　　被采访的某杂志社记者认为：我们报道完了以后，国家发改委也派出了调查组，整个华阴市的灾民基本上全知道这事了，他们觉得应该离问题解决不远了。

　　但记者发现：自己2005年报道时候的现状跟2006年报道的现状，唯一的差别就是华西移民新村内多了20多栋楼房，别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没有地方住的灾民还是照样没地方住，各个村庄里面的残垣断壁还是到处都是，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对此，主持人调侃说：这项民心温暖工程本该在2004年竣工，但除了极少的一部分，剩下的都是画饼充饥。而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洪水中只盖了地基的当地市委和市人大的办公大楼却在2004年如期竣工，一个懒，一个勤，原因很简单，一个是为他人，所以懒，一个为自己，就勤快。但是这只能是别人的分析，人家自己是有理由解释的。钱，下不去，是因为群众不愿意搬迁，自己要说有错误，也就是做群众工作不深不细。怎么样？这语言，这态度够隔靴搔痒的吧？

　　但是，国家发改委调查组对此的反驳是，华阴市制定的搬迁实施方案可行性差，遇到困难后没有采取有力措施解决问题，而是一直拖着，致使工程没有进展。这一下子就说到了问题的实质。其实在这三年间，灾民不断向上反映情况，媒体也在关注，但是奇怪的是，有些人怎么就能沉得住气呢？

　　在这期节目中，中央电视台再次对灾后重建缓慢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指出：两年前，国家发改委以急件的形式迅速批复陕西华阴市的“移民迁建实施方案”，在这份急件的附件中，明确要求迁建安置工作“要本着就近和方便生产的原则，在高岗地或者堤防保护区内安置灾民”。

　　但在具体实施重建计划时，政府和灾民却为村台选址等问题整整打了三年的口水仗。在年复一年的争论不休中，国家关心灾民的温暖被陕西各级政府层层截留。 2006年2月，国家发改委调查组进行调查时发现，下拨的5906万资金，其中4718万元在陕西省财政厅，938万元在华阴市财政局，250万元下拨给了负责搬迁安置的华阴市移民局。截止到2006年7月20日，发到受灾农民手中的建房补助资金只有51.9万元，还不到国家下拨资金总额的1 ％。

　　面对这样一个铁的事实，媒体报道多了，华阴官方还不耐烦地表现出了他们惯有的“理直气壮”。2006年1月，当媒体再次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时，华阴市政府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批评记者报道混淆概念，错误地将5000万国债资金当作救灾款，是不实报道，而华阴市政府的做法是在严格执行国家规定。

　　对此，央视的记者遗憾地说：回过头看这三年，如果当初与灾民意见出现分歧时，当地政府能及时修改安置方案；灾民不断反映问题时，当地政府能积极落实承诺；媒体追踪报道时，当地政府能积极自我检查，那么灾民急需的“补助金”也许就不会沉睡三年，也不应该沉睡三年，可惜，这些“如果”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发生过。

　　对华阴官员懒政的批评，主持人白岩松有一段话说得十分精彩：当看到花费1600万元的市委与市人大的新大楼拔地而起，懒人一点儿都不懒的时候，很多灾民会怀疑，这个为自己盖房的钱是不是变成人家盖大楼的钱了？后来一看，似乎不是这样，这个时候大家就有点不知所措，因为人家没挪用，只是一个懒字或者叫不作为，好像错误不算太大啊。但是，这恰恰是我们应当修改的一个错误观念，政府部门面对百姓的生活困难不作为，懒的行政同样应该是大错误，性质同样恶劣，因为造成的后果一样是百姓为此吃苦受罪。难怪有人说，有些人在这件事中之所以不作为，是因为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所以，麻木不仁，不着急。可这国家与百姓在有些人心目中怎么就成了别人呢？您说他的官还当个什么劲儿啊。

　　对央视的采访，华阴党委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不得不拍着胸脯说些好听的了，“尽量争取让移民在今年的元旦和春节期间搬进新屋！”

　　对华阴市政府新的态度，记者有些大惑不解：如果这件事情可以快速解决，为什么拖了整整三年才办？如果不能解决，面对舆论的追问，为什么又提出这么快解决问题的时间表？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李成言说：我们一再讲，要建立一个服务型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服务谁呢？服务的是百姓，而不是说去服务那些少数的官员，个别的主要领导。这不仅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行为选择的问题，也就是政府要作为的问题。把中央下拨的建房款不能及时地用给灾民，这就是懒政。

　　在这期报道中，还有一件令人“满意”的事：媒体报道了，当地曾经动作比较慢的人也立即勤快起来，20天就拨了1200万建房款。对此，央视名嘴白岩松意味深长地说：看样，效率是可以提高的。但问题是，这效率的提高是因为想到了百姓的疾苦还是感受了压力，担心乌纱帽，一时间还真不好说。天灾一时难防，我们能做的是相互温暖和互相帮助，减少天灾的损失。但如果天灾来过，有的人截留温暖甚至阻挡关心，那灾民就如同第二次受灾，而这第二次受灾甚至比第一次的天灾更让人心寒……

　　中央电视台的这期报道使在惶恐和压抑中熬煎了一个星期的渭南官方再也沉不住气了，9月2日晚八点半，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刚刚结束，尽管是礼拜六双休日，渭南市委常委还是在半个小时后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应对这一“负面报道”的对策，应对可能上访闹事的移民……

　　华阴市更是采取果断措施：抽调300多名干部到库区监控灾民，不许他们上访和接触媒体。

　　57、“功德无量”

　　本书的写作计划中原本没有这一节――要记述所有媒体对三门峡库区的报道实在一件困难的事情。首先是这方面的报道太多，难以一一概括；其次是素材太多太好，无法在一个章节内全部使用……

　　初稿交有关朋友和库区移民征求意见时，大家都建议：还是将新闻媒体对库区的报道作一介绍。尤其是几次去库区采访，总有移民对记者讲：那些报道库区的记者对我们移民来说，真是功德无量。你还是把他们的情况介绍一下吧！有人还特别提到那些为宣传报道移民工作而在渭南遇到“麻烦”和因此而“倒霉”的记者―― 比如，2005年，被渭南市委宣传部没收了记者证的那位《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的王记者；2007年，被华阴市公安局扣押的某报陈记者；还有被某些领导派人跟踪监视过的那些新闻记者……

　　从人们对往事的回忆中，记者深深感受到了渭南市个别领导对付记者，对付媒体时的煞费苦心和不惜浪费大量物力、财力。1997年，为抓捕李万明和搜缴《工人日报》，渭南市移民局花销移民经费37万元；2006年8月的一天，《渭南日报》第四版转载了一篇新华社江苏分社某记者的文章，因文章中有对渭南市滞留移民救灾款三年不发的评论内容，当天的报纸刚发，《渭南日报》的总编被市委领导紧急召见，总编受到一番训斥后还从那位领导处领受了一项“政治任务”：将当天已发的报纸全部收回！总编连忙赶回社里，一边组织全社编辑、记者兵分两路：一拨到各县市和街道的报亭收回已送出的数万份报纸，一拨人重新修改文章，删去“玷污”渭南市滞留移民救灾款三年不发的评论内容再付印发送给订户；2009年8月，该市又发生了某政府官员下令追缴《渭南广播电视报》和“治理” 《渭南广播电视报》记者权正民的事情。

　　权正民乃《渭南广播电视报》的编采部主任，因工作出色，社里早有他即将提拔为副总编的传说。但2009年8月后，这一传说却变成了一个美好的泡影。这种结局的原因仅仅因为他采用了一篇稿件。

　　严格地讲，权正民采用的这篇稿件并非是宣传移民工作也并非权正民所采写，而只是转载了《陕西工人日报》已用过的一篇稿件――但这篇文章同与移民关系甚密的李万明有关，于是，市里有领导不高兴了。

　　如今，回过头看，那篇引起领导不高兴的题为《一心扑在工会事业上》的稿件并没有写什么招惹谁的东西，而只是说渭南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从加强工会制度建设入手，发挥工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主动开展工作，不谋私利乐于奉献，把工会组织的温暖送给职工会员，使渭南移民局的工会工作多次获得省市先进”之类的事情。权正民告诉记者：“稿件宣传的是先进人物，主编也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就签发了。但报纸一出，就惹祸了，听说市里某领导把市广电局批了一顿，问广电局的领导宣传这种人有什么政治企图，还下令要追回已发出的报纸。市广电局的领导被批急了，又把我们的领导叫去训了一顿，我们的领导也火了，先是对我进行谈话教育和严厉批评，接着命令我：‘写检讨’！”

　　权正民一脸茫然：“检讨什么呀？”社长说：“市上规定，报道县处级领导，须经市委组织部审批，你报道李万明为什么不经过组织部审批？”权正民听后松了一口气：“哦，为这个啊，我已了解过，李万明只有科级职务，无须上报审批。”领导仍强调：“不管怎么说，按照市政府有关领导的意思，就是不准报道李万明。”

　　权正民问领导：“为什么不准报道李万明，你总得让我知道究竟有什么原因？”领导说：“不为什么，也没有什么原因，反正就是不准报道李万明，谁报道了，谁就犯了错误。”

　　权正民仍辩解：“《渭南广电报》专门开设了宣传先进个人事迹的‘百姓人物’栏目，报道先进是报社很正常的工作业务，再说李万明是一位工龄、党龄达40 年的老干部，从没犯过任何错误，也没受过处分，中央和省上的不少媒体都多次报道过他的先进事迹，我们渭南的报纸为啥就不能报道？”领导提高嗓门说：“说那么多干啥，不准你报道就不能报道！”

　　权正民茫然不知所措，领导见其可怜，口气缓和了些，“你是不知道呀，市上有关领导说，中央、省里的媒体报道李万明我们管不上，但渭南的报刊是我们说了算，谁报道了李万明，谁就得挨批评，作检查。”

　　权正民想蒙混过关，说“我以前不知道市上有此禁令，现在知道了，今后保证再不报道李万明就是了。”但领导坚持说：“先不说今后的事，你这一次犯的错误先检讨！”

　　权正民“赖”不过去，只好写了份检讨交上去，但没能过关――在“上边”没能过关的领导耐心启发他要认识“错误的严重性，要从灵魂深处认识问题，检讨一定要深刻”。

　　直至2009年那个举国欢庆的国庆节，权正民和他那个在发稿单上签字的报社领导已写了多次书面检查，但他们仍未能过关，权正民隔三岔五会被领导叫去 “谈话”，然后再糊里糊涂地写检讨。权正民愁眉苦脸地告诉记者：我已写四份了，目前正准备写第五份。

　　因宣传自己给记者惹了这么大的祸，李万明心存愧疚，更兼他那一贯难改的秉性，使他事发后很快就出面力挺权正民。他凭借自己多年举报积累下的人脉资源和为移民维权时赢得的威望四处给媒体发他那篇《渭南市某领导迫害记者》的稿件，他不断给市领导发短信、写汇报为权正民伸冤喊屈。

　　李万明不懈地喊冤叫屈引起了领导的重视。2009年12月2日，渭南市委王副书记、市政府田副市长分别通知权正民、李万明前去市委、市府谈话，叫他们 “大度一点，向前看，不要再弄这个事了，把精力和时间都用于本职工作……”

　　李万明给记者来电话说：“我们虽然都已答应市委领导并已经‘向前看’了，但权正民无错被罚的阴影毕竟留下了，有那些领导在，他当报社副总编的事大半是没戏了，他为宣传与移民工作有关的人和事成了一个最倒霉的记者。我希望你能在书中记下这个记者这段勇敢而悲壮经历。”

　　这一节的后半部分纯粹是一段三门峡库区舆论风暴的历史记录，其中肯定还有不少像权正民一样可歌可泣的的记者，但限于篇幅，只能把这样的记者归于李万明的那本“舆论监督公德薄”。这样的历史或者是“功德簿”读者不一定都会感兴趣。不愿读这些内容的读者，可跳过这一节。

　　按新闻单位发稿的时间统计，对库区进行舆论监督的情况大致如下：

　　1、1996年6月前后,《中国监察》杂志印发了关于库区问题的《内参》，作者是张恒。

　　2、1996年8月30日，《三秦都市报》公开报道库区资金问题，作者师涛。

　　3、1996年12月18日，《工人日报》报道库区资金、土地等问题，作者丁国元。

　　4、1996年12月26日，《解放日报》报刊文摘报道库区资金等问题，作者曹志兴。

　　5、1997年1月14日，《中国妇女报》对库区的土地、资金等问题进行了报道，作者潘多拉。

　　6、1997年2月21日，《南方周末》转载了《工人日报》的报道。

　　7、1997年4月1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对《工人日报》的报道进行了评述，作者金陵客。

　　8、1997年，《农民日报》转载《工人日报》报道。

　　9、1997年，《北京晚报》转载《工人日报》报道。

　　10、2000年2月2日，《西安晚报》报道了库区资金等问题，作者辛雨。

　　11、2001年，渭南电视台披露了某些乡镇向移民收“办事费”的违纪问题。

　　12、2001年3月，《工人日报》印发《内参》，反映渭南移民局乱用移民款等问题，作者赵立明。

　　13、2001年8月7日，《西安晚报》报道库区问题，作者辛雨。

　　14、2001年9月，《农民日报》印发《内参》，对陕西、渭南违规使用移民资金、土地等问题再次反映，作者陈代安。

　　15、2001年11月，《人民日报》印发《内参》反映库区问题，作者孟西安。

　　16、2005年3月，人大代表马百党就李万明举报信的内容向全国人大会编写、递交了提案，并就此在人大小组讨论会上作了专题发言。

　　17、2005年3月30日,《经济日报》印发《内参》反映库区问题，作者苏大鹏、管汝胜。

　　18、2005年4月6日，《民主与法制》对库区问题进行报道，作者王健、何亚非。

　　19、2005年4月15日，《民主与法制》印发《内参》，作者王健、何亚非。

　　20、2005年4月21日，《民主与法制》再次报道，作者是王健、何亚非。

　　21、2006年1月10日,《公益时报》发表了题为“从5906万到50万的魔法历程――陕西华阴市政府截留国家救灾款调查”的报道。作者赵冠军。该报道发表后，全国数百家媒体和网站进行了转载与播发，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与社会共鸣。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报道还被评为“2006年全国最具时代特色和社会价值、最具人文情怀、最能推动社会进步并彰显媒体影响力的核心报道与优秀作品”之一，并于2007年2月1日在中央电视台《第一时间》特别节目“封面 2006”晚会上举行了颁奖仪式。

　　22、2006年1月11日，《维权名人坊网站》把李万明命为“移民代言人”，同时在该网站转载了一系列相关媒体对李报道的文章。

　　23、2006年1月12日，《中国青年报》对库区问题进行报道，作者梁发芾。

　　24、2006年1月17日,《公益时报》再次对库区问题进行报道，作者赵冠军。

　　25、2006年1月17日,《公益时报》第三次对库区问题进行报道，作者邓江秀。

　　26、2006年1月，全国各地上千家媒体及网站，广泛深入地报道和转载了陕西华阴市政府滞留中央救灾款及陕西渭南移民资金黑洞等违纪腐败问题，连国外十多个国家的媒体也进行了转载，并且成千上万的网民在网上发表了支持李万明反腐的大量评论文章。

　　27、2006年1月28日,《南华早报》发表了题为“不计代价的反腐英雄”的报道，作者陈敏莉。

　　28、2006年3月，人大代表马百党再次就李万明举报信的内容向人代会编写、递交了提案，并就此在人大小组讨论会上作了专题发言。

　　29、2006年3月14日,《华商报》对库区问题进行报道，作者张小刚。

　　30、2006年3月,《凤凰卫视台》著名主持人曾子墨对李万明进行了多日采访，制作了题为“640次举报”的30分钟节目，于2006年5月4至6 日连续3天在该台“社会能见度”栏目进行了反复播映，并在“凤凰网”上长期载播，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31、2006年4月前后，新华社印发了关于库区问题的《内参》，作者冯国。

　　32、2006年6月10日,四川新闻中心针对三门峡库区问题发表评论文章，作者章晓鸥。

　　33、2006年6月13日，新华社再次印发《内参》披露库区问题，作者张军。据说温家宝总理和回良玉副总理对该《内参》作了重要批示。

　　34、2006年7月21日，《民主与法制》第四次报道库区问题，作者王健、何亚非。

　　35、2006年8月2日，新华网发表题为“温暖何以成冰坨”的文章，作者是张军。随后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全国几百家媒体及网站争相转载和评论。

　　36、2006年8月5日，《民主与法制》在网上报道库区问题，作者王健、何亚非。

　　37、2006年8月27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映了题为“闲了资金，伤了民心”的报道，随之,全国又有数百家媒体及网站进行了转载和评论。采访记者周墨。

　　38、2006年8月28日，中央电视台《中国法制报道》栏目播映了题为“灾民无钱盖新房，市委巨资建大楼”的报道。

　　39、2006年9月2日，中央电视台《中国报道》栏目播映了题为“漫长的灾后重建”的报道。再一次引起强烈反响和社会轰动。此后，华阴市抽调300 多名干部到库区监控灾民不许上访和接触媒体。

　　40、2006年10月3日,《南华早报》发表了题为“当年作的错误决定，库区移民蒙难至今”的报道和相关照片。作者，本报特约记者。

　　41、2007年元月2日,《公益时报》将李万明列为“全国八大公益领袖人物”之一，报道了李万明17年来开展反腐斗争的简况，并于元月4日载入了《公益时报网》、《中国公益人网》和《公益资讯网》。作者赵冠军。其“全国八大公益领袖人物”分别是：华人新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张保庆、华人慈善家代表李嘉诚、匿名捐赠者顺其自然、民族文化遗产守望者冯骥才、腐败官员的克星李万明、中国新农村建设探索者梁希森、国际援华志愿者卢安克。

　　42、2007年4月20日，中国信息中心公开报道了库区当年4月5日发生的清明节事件，题为“陕西三门峡库区30万移民哭诉政府暴力行径”。作者，该中心记者。

　　43、2007年6月22日，《各界导报》发表了题为“李万明眼里揉不进沙子”的的整版报道。作者，大苍。

　　44、2008年1月7日，《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一期刊登了题为“三门峡移民的回归土地之路”的报道，作者韩永。

　　45、2008年2月1日，《北京纪事》杂志2008年第二期刊登了题为“腐败官员的“克星”――记陕西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的报道，作者是《中国县域经济报》的记者鲁维允。

　　46、2008年3月7日,《陕西工人报》全文转载了“腐败官员的‘克星’――记陕西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的文章。

　　47、200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办的《三农研究参考》登载了题为“10万亩富余土地缘何不翼而飞”的文章。此内参分别呈送给了所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有关部委和省市的主要领导。作者朱正仪、晓鲁。

　　48、2008年3月20日，《新华月报》在网上全文转载了“腐败官员‘克星’”的报道文章。

　　后记春风化雨

　　牛年初夏，书稿基本完成后，记者专程去了趟三门峡电站并由此进入库区进行最后的补充采访。

　　久久伫立在如今依旧可以称之为雄伟壮观的三门峡大坝前，两院院士潘家铮的话很自然地又响起在记者的耳畔：“每一座建成或毁弃的水坝，都是一座纪念碑，只是有的碑上记载着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丰功伟绩，有的却留下大自然报复人类的痕迹”……

　　很多人都说，眼前这座纪念碑上刻下了太多“大自然报复人类的痕迹”。但记者分明感觉到：在这座纪念碑上，刻下的不仅仅只是失败的痕迹，也刻下了中国人民要治理黄河的迫切愿望和坚定信心，还刻下了这个民族为探索治理黄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和遇到的巨大挫折，更刻有中国政府带领人民为挽回败局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取得宝贵经验教训。

　　三门峡市的一位水利官员说：实事求是地讲，按照最初的规划来衡量，三门峡工程无疑是失败的，但经过多次改造后，仍发挥了一定效益……

　　陕西人――尤其是关中人对这座大坝的认识似乎不如河南人那样理性和理智，2003年那场洪水过后，一些地方领导、人大代表都不约而同地埋怨“渭河成悬河，祸起三门峡”，他们呼吁：炸掉三门峡……

　　时间是医治心灵创伤的最好良药。数年后的今天，炸掉三门峡的呼声早已渐渐远去，当年洒落在库区土地上的那些泪水经过时间的过滤和党的阳光雨露的沐浴，也逐步淡去了昔日的悲伤惨烈，移民对库区的历史与现状的理解在悄然发生变化――多了些理智，更多了些对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领袖、领导们的理解。

　　大荔县如今已82岁的移民张祝安的话也许有一定的代表性：“再精明的人也难免有个闪失，毛主席、周总理那一代国家领导，刚建国不久就修建三门峡电站，没有经验，没有技术，没有人才，一切都处在探索之中，难免出现失误。没有这次失误，就没有后来修三峡等大电站时的经验。不管怎样说，三门峡电站的修建，当时对提升国家在世界的地位，减少下游的灾害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黄河下游能安居乐业，也算我们的一点贡献吧。”提起往事，老人仍非常自豪。

　　对这个话题，老移民马连保的看法是：“在三门峡移民问题上，上面有一些失误，但失误之后，中央一直在努力纠正过去的失误。”他举例说，1956年,陕西省人委确定移民安置采取省外安置、省内安置、投亲靠友、后靠安置四种形式,并按先省外后省内的步骤组织、实施。后来，到宁夏的移民实在没有办法生存，1958年4月,三门峡水库建设第一次会议召开时,周恩来总理便根据实际作出指示,“移民方针应由外迁变内迁”；1962年，国务院又批准宁夏移民3 万多人全部返回陕西,重新安置在澄城、白水等10县；1984年,国务院、中央军委调查组由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孙岳带领,历时40天,调查了澄城、白水等县移民生产、生活状况,然后，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便决定生产、生活特困的15万移民迁回库区重新安置。

　　马连保强调，没有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注，我们回不了陕西，回不到库区，现在可能都还生活在那不能生存的穷山恶水……

　　移民们不仅看到了共产党人是怎样一步步接受着人民群众的考试，纠正自己的失误，看得更多的是国家为改变库区生产、生活条件的巨大投入。

　　老移民张德元喜欢剪报并保存关于报道库区的新闻，在他的剪报中，记者看到了这样几条新闻：

　　一篇是2001年1月10日那条“三门峡库区移民告别茅草棚”的消息：

　　……由于历史原因，两年前，三门峡库区还有近万户贫困移民居住在低矮潮湿的土庵棚内，夏不挡雨，冬不拒寒，条件十分艰苦。为彻底解决库区移民的住房问题，1997年初，陕西省人民政府从省长基金中挤出3000万元，市县两级财政又配套拿出2000万元，专项解决移民安居商贸点和移民住房问题。经过2年的紧张施工，库区移民大县的大荔县的韦林、赵渡，华阴县的华西、五合、北社等5个移民安居商贸点已初步形成。目前，库区移民基本实现了他们多年来“居者有其屋”的夙愿。

　　第二篇消息的标题是“三门峡库区移民六年规划通过专家审查”。这篇发表于2003年12月4日的消息说：三门峡库区移民遗留问题处理2002―― 2007年规划，最近通过国家计委、水利部、财政部等20多位专家审查论证。规划总投资12.83亿元，主要用于防洪保安、农田水利、人畜饮水、安居工程、交通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及种植业、养殖业、林果业、第三产业等生产开发项目。项目完成后，全库区移民人均年收入可增加到1883元，人均粮食可增加到 378公斤。

　　国家的投入加快了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快速发展，渭南市政府的一份文件中，记载着这样的数据：

　　2009年，渭南市移民局承担的民生工程项目共有130个，总投资3701万元，其中：国投资金2726．08万元，群众自筹资金975．01万元。截止11月底，已全面完成项目建设任务。民生工程共修建水塔5座，蓄水池1个，新打机井50眼，铺设各种管道58．4公里，衬砌渠道32．46公里，建成各类设施132座，硬化进村路和巷道42．2公里，新建养牛圈舍1800平方米，栽植速生杨12万株，扩建莲藕基地800余亩。通过项目实施，改善和扩大有效灌溉面积5000亩，解决了19个村吃水难及56个村的行路难问题，受益群众达13万人，其中移民6万人……

　　更值得一提的是库区当初被人破坏的环境得到了很好的改善。记者看到，库区到处绿荫成林，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近年来，政府在三门峡库区投入大量资金积极开展植树造林，据不完全统计，到2008年，库区共植树绿化20多万亩，栽植河堤行道林约170多公里，一个绿色的生态库区正在逐渐形成。优良的植被和防浪林，不仅是确保渭河大堤防洪安全的保障基础，也是政府送给移民最好的礼物。

　　“移民后期扶持补助资金发放”的报道在库区也是一个热门话题。张德元的剪报中有这样一则消息：

　　2006年，国务院（2006）17号文件规定：大中型水库移民每年补贴600元，共补20年。2009年，渭南市确定第三个扶持年度列入移民后期扶持直补范围的人数为471593人。截至目前，已足额发放第三个扶持年度的直补资金2．8亿多元。通过直补到人的扶持方式，移民人均年纯收入增加600 元，其生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和提高……

　　华阴市一位王姓的村干部告诉记者：捧着国家直补的钱，移民们感慨万千，善良、朴实，最讲实际的移民们凭着自己的直观感受，用自己的是非标准评判着事物的好坏，他们自然要把眼前的事同旧社会比较一番：国民党时期的政府只怕把老百姓搜刮不尽，哪还会给老百姓发几十年的补助？于是，感动的热泪和着真诚的赞扬从心田流出：还是共产党好！

　　让库区移民觉得“还是共产党好”的事情还很多。目前，渭南市包括移民在内的430万农民已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国家减税、低保、医保等政策也在库区得到了较好落实。对此，那个以前老爱上访告状的刘怀荣“司令”已好些年没有“告状”了。老汉平时就喜欢写点打油诗，提到这些，他又写打油诗说：托党中央的福，移民现在的日子很好过了――种地拿了补助还免税，住房有国家补贴优惠，看病加入医保不贵，即使子女不孝还能领到低保费……

　　对库区的问题，刘怀荣等移民也还有不满意的地方――比如返库人数“缩水”的问题，预留土地问题，挪用移民款等问题。

　　刘怀荣说：这些都是前几届地方领导不执行中央文件造成的后遗症。他坚信：“中央早晚都会纠正这些问题并维护我们移民的利益……”





附3：聚焦三门峡水库存废之争：陕西河南的利益博弈 张华勇 文 / 大迁徙




　　附3：聚焦三门峡水库存废之争：陕西河南的利益博弈张华勇

　　附4：前鉴：渭河之痛与三门峡水位李菁

　　附5：感怀今古话关中胡义成

　　附6：主要参考书目及文章

　　

　　为帮助读者了解多年来各界对三门峡电站的评价和争论，特附张华勇等二人的文章供欣赏。

　　附3：聚焦三门峡水库存废之争：陕西河南的利益博弈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张华勇

　　 （2006年4月民主与法制时报）

　　豫陕两省关于三门峡水库之争，超出了单纯的技术层面，上升到了政治层面――两个省的人大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相反的议案，争端的层级越出了水利部以及黄河管理委员会行政调解的范围。真理究竟在哪一方手上，已非核心命题，背后的省际利益考量进入法律调整的范畴，处理不好必将是利益相害的结局。

　　天鹅飞走了。

　　天鹅湖静悄悄的，轻柔的泥滩从水边漫延开，有天鹅飞走后留下的脚印。

　　3月30日，河南三门峡市。河柳新绿，一派春来景象。天鹅湖就在城北的黄河岸边。

　　20天后，黄河旅游节将在这个城市举行。而就在此前半个月，全国两会上，三门峡水库存废之争再次被提起，32名河南省全国人大代表向大会提交了《关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三门峡水库有关问题做出决议或决定的议案》，三门峡市委书记连子恒是议案发起者之一。

　　三门峡市因三门峡水库而设市，也因三门峡水库而兴盛。因三门峡水库而形成的黄河湿地，成了天鹅越冬的乐园，三门峡水库因而得了“天鹅湖”的美誉，三门峡市也被人们称为“天鹅之城”。

　　自三门峡市往西100多公里，就到了出秦的第一关“潼关”。4月2日，记者抵达潼关古城，那里看不到一点城市的迹象，这个素有“三秦门户”之称的要塞，在三门峡水库建成后，沦为了废墟。当地人言语中对天上飞的天鹅没多大兴趣，他们更多是怀念那曾经辉煌的潼关古城。“城墙同西安和北京的城墙一样厚，抗战时日本人炮轰了八年都没有轰垮。”在黄河岸边开鱼庄的张建国对此津津乐道。

　　 三门峡市、潼关古城，一座新城的兴起与一座三千年古城的废弃，皆因三门峡水库。而这两座城池的兴废，也成了观察三门峡水利枢纽建成后河南与陕西两省不同境遇的一面镜子。

　　“他的一生都让黄河给毁了。”张建国指着72岁的李天一老人说。李天一住在张建国的鱼庄，每天下河为张建国打鱼。从14岁起，他就靠在黄河里打鱼为生，年轻时每天打了鱼就挑进潼关古城里卖。

　　上世纪50年代，三门峡水库建设移民，潼关古城拆毁另建新城，他没有迁往新城，而是移民到了宁夏。那时他有个三岁的儿子，妻子也还年轻，在宁夏的黄河边种庄稼。60年代，儿子和妻子都饿死在宁夏，他孤单一人跑回了潼关。此后在

　　潼关与宁夏那块安置地之间，他又来来回回跑了三次，一直到80年代，才最终留在了潼关。此时老人已年近半百。

　　“我一生都在黄河边上搬家，从黄河这头搬到那头，又从那头搬到这头。”李天一说。此后的年代，他未能再娶，而是重操旧业，漂在黄河上靠打鱼为生。

　　张建国称李天一为大哥。但据附近居民称，张建国与李天一情同叔侄，因为李天一打鱼勤快，张建国的鱼庄也开得兴盛。“李天一总算有了个归宿。”这些居民也都是回迁的移民，在陕西这样回迁的三门峡库区移民共有43万。

　　自潼关以上，关中平原当时的移民多达30多万，这些移民60年代中期起开始回迁，到80年代，大部分都已经迁回原居地。但命运并没有多大改变，此后的年代里，关中平原渭河两岸十年九灾，回迁移民大多居住在水库原计划的淹没区，地势低洼，洪水一次次洗劫他们的家园。

　　2003年8月，由于持续降雨，渭河渭南区域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洪灾，华阴、华县、潼关县等沿渭5县(市、区)56万人受灾，12.9万人一时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23亿元。

　　“当年号召我们支援国家建设，我们义无反顾地响应号召。但我们很多人万万没有想到，竟是一生的代价。”李天一说，他知道他命里离不开黄河，也没想要离开黄河。

　　三门峡市的黄水清，对黄河以及三门峡水库，有着与李天一完全不一样的记忆和态度。黄水清1964年出生在三门峡市，父母都是三门峡水库的水利干部，她说她的名字寄托了老一代人的愿望。她如今开的士，带着记者沿黄河大堤跑了十多公里。望着黄河岸边一排排疯长的杨树或柳树幼林，她神往地说，再过几年三门峡市就可以评上国家级旅游城市了。

　　她的记忆里没有洪水，只有黄河水浩浩荡荡的壮观景象。“我们那时候谈恋爱，都喜欢到黄河边上来，看着河水心情就好。”她说，现在的年轻人可去的地方多了，不时兴到河边谈恋爱了。

　　在她陪同记者的两个多小时里，8次提到“黄河是母亲河”。

　　据三门峡市提供的资料，以三门峡水库为依托的“黄河游”每年带来近1800万元的旅游业直接收入，相关产业近3亿元，创造了6万多个就业岗位。

　　三门峡水利枢纽存废之争――豫陕两地50年的“黄河官司”

　　 一条大河两地情

　　三门峡市地处河南西部、豫晋陕黄河金三角地带，是“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所在地。三门峡大坝就建在三门峡市黄河段下游5公里处。

　　在地理上，三门峡大坝处在黄河河南省段最上端，库区的函谷关、潼关为进出八百里秦川的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传说上古时期，为了治理咆哮的洪水，大禹用神斧把高山劈出三道峡谷，分别叫做“人门”、“神门”、“鬼门”，于是这里便得名三门峡。1960年，三门峡水库建成后，三道峡谷永远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巍然耸立在黄河上的现代化大坝。

　　传说并非历史。然而不难发现，大禹开三门而通黄河，这个传说与三门峡大坝的修筑，正好是一个轮回。大坝成，三门锁，黄河之水再次被锁在潼关以内，千里秦川，复又处在咆哮的黄河威胁之下。

　　而据史载，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河南花园口扒口的2500年历史中，有关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的记载多达543年，决堤1590 次，经历过5次大改道，洪灾波及纵横25万平方公里。

　　其间关中平原的洪水记录却很少。战国中后期以后，因郑国渠等古代水利工程的修筑，关中平原成为千里沃野，富甲天下，秦汉隋唐一千多年中长期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从一定意义上说，三门峡水库的修筑，使关中平原自禹治水以来形成的相对发达的水利系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陕西省水利厅一官员说。

　　潼关是出秦的第一关，也正是黄河、渭河、洛河三河汇流后的第一个出水口。潼关高程的形成，无疑使大禹治水之功毁于一旦。潼关高程是指黄河潼关水文站断面流量在每秒1000立方米的相应水位。

　　可以说，治理黄河，对于河南人和陕西人，虽然说是同一个命题，但却是完全不同的理解法。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劈开山峦，疏通河道，使万里黄河水奔涌而出秦川，在今天，可能仍然是陕西人的治水方式。但对于一马平川的河南来说，天上来的黄河之水，不受控制地奔涌而出秦川，可能意味着灾难。

　　河南人对于黄河泛滥的记忆，比起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对于洪水的记忆可能都要深刻。千里黄泛区，曾使这个省一次又一次地受到灭顶之灾，以至于千里沃野的中原，在经历了商周汉唐宋几千年的辉煌后，终至一步步衰落。堵截黄河，驯服黄河，理所当然成了河南人的治水方式。

　　“黄河水面比开封的宋代铁塔还要高。”作为世界著名悬河，黄河平滩水位比两岸地区平均高出4至6米，多的达10米以上，没有人敢想象大堤决口的情景。

　　 半世纪的“口水仗”

　　2003年秋，陕西渭河下游5年一遇的小洪水，导致50年不遇的大洪灾。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与水利部前部长、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钱正英对此发言：三门峡水电站是个错误，理当废弃。

　　这不过是一场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的争议的又一次****。三门峡立项之初就遭到陕西方面的坚决反对，当时陕西不少政府干部通过多种渠道力陈此项目对陕西的影响。

　　1958年，在三门峡工程开工一年后，陕西仍在极力反对三门峡工程。理由是：沿黄流域水土保持好就能解决黄河水患问题，无须修建三门峡工程。但三门峡工程并没有因此停止。

　　早在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苏联专家提出的“高坝大库”的三门峡水利工程方案被全票通过，在“一家救万家”大义之下，陕西省表示“困难，但中央决定了就服从”。

　　清华大学水利专家黄万里当时持反对意见。他提出：大坝建成后，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届时不但不能发电，而且还要淹掉大片土地， “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

　　1961年下半年，陕西的担忧变成现实：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潼关的河道抬高，渭河成为悬河。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出现盐碱化甚至沼泽化，粮食因此年年减产。

　　1962年，在4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交提案，拟请国务院从速制定黄河三门峡水库近期运用原则和管理的具体方案，以减少库区淤积。

　　1969年召开了晋、陕、豫、鲁“四省会议”，会议决定对三门峡水利枢纽进行改建。

　　在随后的许多年里，三门峡工程的运用方式虽几经调整，但三门峡工程对上游(主要是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造成的危害仍在继续。

　　2003年秋季,陕西渭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后，陕西许多干部和一些知名水利专家认为，渭河“小水大灾”祸起三门峡水库，建议废弃三门峡水库以解渭河“地上悬河”之危。

　　2004年,陕西省15位省人大代表向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关于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尽快降低陕西潼关高程、彻底消除渭河下游水灾隐患的议案》。同年的全国两会期间，陕西省的多名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提出议案，要求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尽快降低潼关高程“废”掉三门峡水库。对此，河南的 32名全国人大代表也联合提交了一份议案，要求“合理利用三门峡水库”。议案说，三门峡水利枢纽是治黄工程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担负着黄河下游防洪、防凌的重任，保护着冀、豫、鲁、皖、苏5省25万平方公里范围内1.7亿人口的生命财产安全。

　　随后，2004年9月17日，三门峡市也打破常规向水利部直接发去了长达5000多字的紧急请示，请示的中心内容是：“三门峡市离不开三门峡水库！三门峡人民离不开三门峡水库！”

　　今年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河南32名全国人大代表提交一份《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三门峡水库有关问题做出决议或决定的议案》，《议案》中称，三门峡水库降低水位和汛期敞泄运行试验的3年中，河南、山西部分地区深受影响，仅三门峡市的地方财政收入就损失6亿多元，6万亩灌溉农田遭受旱灾,63万农村人口和30万市区人口饮水困难。如果水库继续降低水位和汛期敞泄，“不仅会严重制约河南、山西两省部分地区经济发展，而且大批库区移民返迁难以避免，将产生新的矛盾……”

　　 谁来做出裁决

　　2003年8月的陕西渭河流域洪灾，是新一轮三门峡水库存废之争的诱因。陕西方面及部分专家认为，是因为三门峡水库引起潼关高程，从而导致洪灾。而早在该次洪灾之前，水利部及其下属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就开始对三门峡水库进行原型试验，以验证三门峡水库运行水位与潼关高程升高的关系。2002年11月，水利部、黄委会在郑州召开协调会，决定三门峡水库进行非汛期318米、汛期敞泄的原型运行试验，非汛期水位比以前降低了两米,试验期限为一年。一年后得出试验结果表明，三门峡水库对潼关高程没有影响。此后原型试验没有停止，三门峡水库2004年仍实行了汛期敞泄的运行方式。

　　三门峡争端一直以来技术专家处于重要地位。黄万里与温善章是最初的反对者。在最新一轮争议中，水利界泰斗张光斗和水利专家、前水利部长钱正英，扮演着议题挑起者角色。水利专家分成了维持派和废止派两个阵营，争论陷入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境。争论焦点始终围绕着泥沙、潼关高程、三门峡大坝这些关键词。

　　陕西省泥沙专家夏迈定说，渭河小水酿大灾的症结在于泥沙的淤积，不应忽视对泾河泥沙的控制；此外，三门峡水库除了降低潼关高程外，还应扩大泄洪能力，三门峡水库第三次改建势在必行。

　　而在2003年10月，国家水利部召集陕、晋、豫三省相关部门及部分专家学者在郑州召开的“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专题调研会”上，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指出，有必要对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进行调整，三门峡水库的防洪、防凌、供水等功能可由小浪底水库承担。

　　黄委会防汛办有关负责人说：“废掉三门峡水库绝非明智之举。”三门峡水库防汛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按照小浪底水库设计要求，只有当位于河南境内的小浪底、三门峡、故县、陆浑水库“四库联调”时，黄河下游才能达到千年一遇的防洪标准；二是当黄河下游发生严重凌情时，需要三门峡与小浪底水库联合控制，三门峡水库需要滞蓄20亿立方米的水量。

　　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副局长刘红宾曾撰文说，部分专家学者提出了三门峡水库的去留问题，废除、炸坝、敞泄、停运等不一而足的观点再一次叫响。随着小浪底水库的建成，提高了对黄河下游洪水的控制能力，原来由三门峡、故县和陆浑水库承担的任务将有比较大的调整，需要对现有资源进行整合，但无论怎样调整与整合，都不应是迎新弃旧，用新库替代老库。

　　在新的情况下，对三门峡水库的历史地位和在今后黄河治理与开发中的作用，也需要重新审视和定位。

　　三门峡市水利局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技术官员和专家主导的三门峡水库存废之争表示不满，他对记者说，纯技术性争论，永远不可能有唯一的答案。他说从哲学上讲，真理只能无限接近，永远不可能有绝对真理，实践无止境，真理也无止境。“这样争下去，地方的利益还会受损下去。”

　　三门峡市委宣传部拒绝安排其市委书记连子恒接受采访，一位宣传干部说，该市市委已经决定不再扩大宣传。但该市一位官员解释，他们期望国家有关决策部门作出裁决，作出定论，以免影响地方政策的制定。

　　记者注意到，河南省全国人大代表与陕西省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两会上提交的议案，措辞有所不同，河南的议案为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出面裁决，陕西省提交的议案则为提请解决渭河水患的诉求，前者侧重程序，后者侧重实体。

　　 背后的利益考量

　　记者在黄河水利委员会查看了三门峡水库历史争议的资料，发现历次争论中，法学家、社会学家等人文科学家都缺席。如一份资料显示，1957年6月10日至24日，水利部召开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建委、水利、电力等有关部门，陕西、河南等有关地方，北京、天津、武汉等高校的专家共70 人。而2003年会诊三门峡的郑州会议上，仍然为“30多名水利专家会聚郑州，对三门峡水库的利弊问题展开讨论”。

　　陕西省华县是2003年渭河洪灾的最大受害者之一，该县县委宣传部一位干部私下对记者说，陕西省关于三门峡水库的争议，不是是非之争，不是真理之争，而是生命之争、利益之争，是为关中上千万父老乡亲争生存权与发展权。该县县长薛东江2003年洪水过后曾喊出“‘炸’掉三门峡”的呼声，他也是陕西省有关三门峡水库那份议案的动议者之一。

　　2003年，水利部主持召开的郑州会议上，陕西省水利厅副厅长在汇报中尖锐地提出：“三门峡库区问题已经绵延了40年，积淀的各种矛盾已非我省所能解决，矛盾的发展完全是由三门峡顾及自身利益和下游利益造成的。”

　　陕西省的一份报告也指出：“同在一个黄河流域，唯有陕西是历史因素的无辜受害者，而别的省份都是纯粹的受益者，他们在几十年安澜的同时，继续向黄河索取更大的利益。”

　　利益的考量，显然是三门峡争端的核心。陕西省前省委书记、政协主席安启元，今年3月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每次渭河发大水，他都要去灾区，“我发现，关中最穷的地方是在三门峡库区”。陕西省发改委一位官员表示，三门峡水库严重制约了关中地区的发展。

　　今年1月19日，在陕西省政协九届四次会议召开期间，安启元专门约见新闻媒体，宣布《渭河流域近期重点治理规划》已经通过国务院审查及批复，将正式开始实施，由此中央财政投入229亿治理渭河，这是渭河史上也是陕西省历史上获得的最大一笔中央拨款。

　　三门峡市当局所提及的三门峡市离不开三门峡，也反复提到如果没有三门峡水库，该市将损失6亿多元，6万亩灌溉农田遭受旱灾,63万农村人口和30万市区人口饮水困难。

　　有宪法学者指出，处理三门峡这样的省际争端，中国目前缺乏完善的机制。当前主导的思维，仍然是三门峡水库的去留问题，应依据科学来决策。然而豫陕两省日益激烈的争端，显然已经上升到了权益问题。如果存在利益相害，就必然存在利益补偿的问题。不能单纯以牺牲一些人的权益，来保障另一些人的权益，这需要司法裁决。

　　 附4：前鉴：渭河之痛与三门峡水位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李菁

　　 （2006年5月）

　　3月19日下午，绵延不绝的春雨使原本就满是黄土的渭河大堤更加泥泞。这段位于陕西华县县城以北的渭河大堤一共有约30公里长。尽管离汛期还有一段时间，大堤上仍有轰轰作业的大型机械。“我们在抢修去年被洪水毁掉的一些堤坝，对我们来说，这就是生命工程。”正在县里参加水利会议的水利局副局长李卫涛特地抽出时间，带记者踏访境内渭河大堤以及附近的支流。

　　2003年引发的灾难让李卫涛至今想起来犹觉吸口凉气：从8月27日到9月8日，渭河流域几次洪峰首尾相接，持续下雨时间达380个小时，长时间的高水位运行使渭河倒灌进支流，近13万居民被紧急迁到城南避灾，但许多人家园不保。“最可怕的是9月1日那天，一个晚上3处决口，我们就是在和时间抢生命，一方面组织老百姓撤离，一方面组织人员封堵决口，河床窄，水流急，那时感觉人的力量在大自然面前真的很弱小。华县上上下下用了9天9夜才渡过这场危机。”

　　走进一些村落，被洪水冲得支离破碎的房子仍破败不堪地歪斜那儿，稍有些实力的人家已在路边和泥准备盖新房，但也有不少人家就在标有“救灾”的蓝色帐篷里熬过冬天又迎来春天。李卫涛说，有的村民家里有人去世了，棺材还摆着，因为地下没挖多深便满是水而无法下葬。

　　这场洪灾给华县带来的灾难是直接而巨大的：直接毁掉的房屋有8000多间，淹没农田近17万亩，“洪灾给华县造成的损失有17亿”。3月19日晚，华县县长薛东江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从流量讲，去年最大的4号洪峰只有3570立方米/秒，“从水量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但它形成的水位却达到342 米，比历史最高水位还高5米。薛东江说，据华县县志记载，1954年，渭河流量达到7760立方米时，水位却只有338米。

　　“从根本上说，出这么大灾是必然的。”李卫涛语气肯定地说。

　　“未修建三门峡水库之前，渭河只是条地下河。”为了证明这一点，李卫涛特地带记者到不远处的华县遇仙桥边。已呈现破败的桥墩上，几处白漆黑字、并配以红色标尺的标志格外醒目：桥墩最下方写着：1969年加高3.05米；上面记录着：1974年加高3.35米。“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渭河两次净增加6.4 米，一旦来水，渭河便成了顶在我们头上的一盆水。”

　　2004年春节后，华县县长薛东江以省人大代表身份，在省人代会上提交了《关于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尽快降低陕西潼关高程，彻底消除渭河下游水灾隐患的议案》。“要解决渭河上游的水患问题，渭河水位必须下降；要使渭河水位下降，潼关高程必须降下来；要使潼关高程降下来，三门峡水库必须降低水位运行。”华县县长薛东江说。

　　 三门峡：一个“废”字太难

　　三门峡大坝距市内不足20公里，行驶在还算平坦的路上，开车的李师傅说，在这段新路修好之前，来往大坝要绕着盘山路走一个小时左右，现在大坝和市内之间还有一列供员工往来的内部火车。

　　站在700多米长的大坝上，骤然感觉天地宽广。不远处高高矗立着两座几十米高的庞然大物，据介绍这是提闸门的起重机，最多可以提350吨。从大坝远眺，只见黄河不停向东奔流直至视线尽端。“那个就是‘中流砥柱’”，工作人员指着水中凸起的一座岩石告诉记者。黄河的特殊地位，使得与其相关的许多事物都被赋予诸多精神内涵。

　　沿河向东几公里，站在下游向上回望，大坝气势磅礴，亦令人感慨人类改造自然的勇气和力量。在以灰色和黄色为主色调的大坝中，“黄河安澜，国泰民安”几个红色大字虽然有些褪色，但依然醒目而有力，它们正好表明了在当时历史环境中，这个新中国第一坝所承担的历史重任。

　　1957年的春节，乐金苟说他与母亲是在从北京开往三门峡的列车上渡过的。1956年，乐金苟在北京市水电总局工作的父亲作为支援大坝建设的第一批工作人员，被派往三门峡，乐金苟与母亲随后也定居于此。当年的北京少年乐金苟现已是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副总工程师，正如他继承了父亲的行业一样，如今乐金苟的儿子也在三门峡水利部门工作。

　　1957年4月，三门峡工程开工，这也是当年苏联援华156个重点项目中惟一的一个水利工程。4年后大坝建成，三门峡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给记者的一本小册子里，还收录了当年三门峡水库建成后，包括郭沫若、贺敬之、郭小川等诗人激情四溢的诗作。1986年，三门峡建市，总面积为一万多平方公里，城市人口近30万。对于这里的许多人而言，三门峡意味着曾经的辉煌与骄傲。

　　“黄河在历史上三年两决口，国家是从全局考虑而修这样一个枢纽的，三门峡建成后，对下游防洪、防凌、供水、灌溉方面所做的贡献不容置疑。”3月18日上午，在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的乐金苟一开口就首先阐明自己这样一个观点。

　　乐金苟在很多场合都坚持这样的看法：去年的渭河之灾与三门峡水库无关，是两码事。他的观点其实更大程度上也代表了三门峡方面的回应。采访中，乐金苟将渭河之灾的原因简单归结为三点：一，渭河上游长期生态恶化，水土流失严重，致使河道萎缩，河床抬高。二，“过去一般认为渭河洪水过程仅三天左右，对此次持续性洪水没有思想准备”，防汛责任制不落实，体系不健全。此外，地形复杂和交通不便给抢险造成困难，这些都是加剧渭河之灾的原因。

　　乐金苟说：“陕西最近把这个问题炒得很热，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他理解，“1998年以后，国家重点在大江大河的治理上，渭河不是国家投入重点，虽然他们一直在呼吁，但国家投入不是很大，他们希望借此能引起国家加强对渭河支流的投入。”

　　“从河流学原理讲，任何一条河的末端都是泥沙慢慢淤积，河床逐年抬升的。陕西局部受灾，从某种程度上说，从全局和局部利益来说也是正常的。”针对陕西方面对三门峡的一片叫“停”之声，乐金苟也直言：“不顾全局利益、不顾国民经济的整体布局，而站在局部利益上想问题，我正是反对这一点。”

　　“我从三门峡开始挖基坑的时候就来了，当然有感情。但总的来说，我是站在国家利益看这件事的。三门峡从1973年开始发电，已发了300亿的电量、 20多亿的产值，当然国家投入的6亿多早已收回。但是从对下游的防洪、防凌、供水、灌溉的功能，从社会效应上，它的价值超过300个亿！”另外，从现实环境来说，“三门峡建成这么多年，已形成了一个特有的生态环境。一旦打破这个平衡状态，再形成新的平衡，没有几十年是不行的。”

　　在三门峡市委宣传部给记者提供的一份资料上，更有这样言辞激烈的质问：“40多年以来，三门峡水库确保了流域大洪水期间黄河大堤不决口，避免了洪水南及江淮、北及海河的重大惨痛局面，避免了25万平方公里成为洪泛区，使冀鲁豫皖苏五省数十个县乃至上百个县1.7亿人口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得到了确保。与渭河华阴、华县两个县相比，哪个轻哪个重？哪个是大局？”

　　 华县：为什么牺牲的是我们？

　　从三门峡向西一百多公里，便进入陕西省渭南市所辖县。途经潼关、华阴、华县，直观就可以感觉出它们与相邻的三门峡市在经济上的差异。“华县是一山（秦岭）六水（指渭河的六个支流）三分钱。”县水利局副局长李卫涛打趣地向记者介绍。他给记者画了一张简单示意图说明情况：华县南部是秦岭山脉，北边是穿境而过的渭河，受渭河影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渭南市，其中华县、华阴是受灾最重的两个县，但因为华阴县本身是移民县，“必要时可以将大坝破开作为滞洪区”，加之人口少，其受损程度只有华县1/4。

　　“华县境内，有6条支流自秦岭山脉流向渭河。南边下了雨，整个水从支流向渭河里流，渭河来了水，又可能倒灌进支流，所以我们是南北夹击，压力很大。” 华县县长薛东江说，“不过去年发的是水不是南山（秦岭）支流的水，是渭河的水；渭河的水不是我们这里的，是渭河上游下的雨。”

　　“其实小灾基本两年就有一次，只是范围大小而已。”李卫涛自1987年就在华县从事水利工作，记忆中，每年有一半时间都在防洪防汛上。今年的预报上渭河水量可平均多四成以上，想起即将到来的汛期，李卫涛说他的心又悬了起来。一到汛期，县里其他工作几乎都停顿下来。至于县里水利建设的支出，李卫涛说 1998年之前是陕西三门峡管理局投入渭河主堤的费用，支堤的建设和维修费用均由地方财政支付，1998年之后，主堤的费用改由省里出，支堤不变，“地方财政困难，连公务员工资都保不住，何况这笔开支”。

　　薛东江说，县里每年的财政开支仅5000多万元，而工资发放要9000多万元，“相差的部分由国家每年补助的6000多万元来支付”。而不多的财政收入中，以往来自农民的农业税有500多万元，但经此一灾，这部分财政来源也成了缺口。

　　“这几年，我们陷入了防汛―救灾―重建的怪圈，基本上都是围着这个圈圈转。”薛东江给记者提供了这一组数字：从1960年到1990年，建库几十年，华县有19年受灾，累计143万亩耕地被淹。类似的数字只是显性的，从华县人的角度看，还有一些损失是隐性而无法计算的，“有很多外商本来想到华县投资，人家一听说这里老发水，都不敢来，谁愿意冒这个险呢！”在三门峡这个问题上，作出“下游1亿人利益，上游100万人利益”的算式是简单的，但对受灾地区来说，每个市、每个县乃至每个村，这种利益的损失甚至牺牲都是具体而巨大的。三门峡方面也承认，三门峡大坝的建立，利益受损最大的便是陕西省；随着地方利益的崛起，一方向另一方利益上的妥协、让步甚至牺牲不再是以往中央政府一个口号或一个动员、一纸命令就能实现的。

　　陕西每年都会提起关于渭河的议案，2003年的渭河之灾则使这场争论超越专家及政府干部的范畴，直接将话题引入公众视野。据华县提供的材料，1960 年以前，渭河河床平均每年仅抬高2厘米，而今“平均每年抬高13厘米”，“泥沙淤积速度为1960年前的6.5倍。由于泥沙淤积过快，渭河河床比1960 年三门峡建库前抬高了5.1米”。

　　 潼关高程之争

　　从三门峡向西，进入陕西境内的第一个县便是潼关。从地理上讲，潼关位于黄河、渭河、北洛河三河汇流区的出口。因为汇流区河谷宽阔，而潼关处河谷狭窄，所以形成天然“卡口”。呈“几”字型的黄河自北向南流入陕西，与自西而来的支流渭河汇合，东流入海。

　　3月20日上午，潼关水文站的工程师秦森刚刚将早上的活忙完，还没顾上吃早饭。因为是桃汛期，每天早上8点水文站要向黄河水利委员会、国家防汛总指挥部等汇报水量、含沙量。早上刚测到的数据，黄河的流量是1540立方米/秒，“应该算中等偏下吧！”水文站贺站长介绍说。

　　贺站长和秦工程师特地将记者带到离水文站不远的一处高地上，让记者清楚地看渭河与黄河交汇。水文站的贺站长介绍说，因为渭河流经的河段，比如兰州等一些城市污染得比较厉害，渭河有时会呈现一种近似发乌的颜色。

　　秦森工程师告诉记者，“黄河历史上最大的含沙量每立方米水有911公斤的沙子，这是什么概念？快跟家里盖房和的泥浆差不多了”。

　　在潼关水文站的一间办公室里，清清楚楚地写着潼关水文站的历史。“这个站自1929年便建立了，无论是内战还是‘文革’期间，它的工作都没有停下来，由此可见它对黄河流域的重要性。”

　　虽然水文站在陕西境内，但因为水文站属按流域管理，这里的工作人员仍归三门峡管理。因为媒体对三门峡大坝的关注，水文站贺站长和秦森工程师一再谨慎地强调，不希望卷入三门峡争论之中，“对水文站而言，最主要的职责是收集水文数据，提供资料”。虽然“所有专家关于潼关高程的论证都是基于潼关水文站测出的数据做出的”，但他们还是再三告诉记者，“我们不涉及理论问题，只作数据收集”，“不要把我们的话当作支持或反对某一方意见的论据”。

　　在关于大坝的讨论中，无论对上游陕西方面还是下游三门峡方面，“潼关”都是一个关键词。“潼关高程”是水利学的一个名词，它是指当黄河流量为每秒 1000立方米时，相对应的水位高度。对整个渭河流域来说，“潼关高程”是制约泥沙问题的最关键因素。

　　“60年代从临潼（上游）水文站到华县水文站，洪峰行70公里用13～18小时，而今年，相应的数字是71小时，以此可知渭河河道泥沙淤积的程度。” 华县水利局副局长李卫涛说，在华县一些水灾现场，洪水退后留下的淤泥足足有一米多高，有的地方甚至堆积到玉米棒的高度。

　　近年来，潼关高程在逐渐提高这一点双方没有争议，但对何种因素导致的提高，双方的意见则截然相反。据水利专家介绍，决定潼关高程有两个因素，一是水库的运用，二是水量大小与泥沙含量。有意思的是，陕西与三门峡方面，正是各自抓住一点作为论点，并且双方都提供了一系列数据与理论，包括拉来此领域内的各路专家作为论据来支持其观点。

　　在陕西方面看来，三门峡在下游建立大坝后，为了发电这个经济利益的需要，而让水库一直在高水位运行，三门峡的水位越高，从潼关到三门峡的黄河水流速也会越来越慢，进而使渭河流域整体河床随之抬高。而三门峡方面恰恰抓住了决定潼关高程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流域内的水量与泥沙含量。在三门峡方面为记者提供的材料中，承认三门峡水库在1960年9月至1962年3月的初期“蓄水拦沙”期间，由于种种原因，“库区泥沙淤积严重”，致使潼关高程由323.69米上升到328米，并随之对上游产生负面影响。但随后，“水库运用方式不断调整，最高运用水位不断降低，目前的运用水位已对潼关高程不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1992年以后，特别是1999年以后，三门峡水库运用对潼关高程的影响基本消除”。

　　三门峡方面认为，自1986年以来，黄河流域来水来沙条件发生异变是导致潼关高程的主要原因，自1995以来，渭河来水量“大幅下降53 ％”，“事实上，进入三门峡水库的黄河水量已由六七十年代的400亿立方米减少到150～200亿立方米”，雨水枯竭使渭河无力将河道里的泥沙冲积下来。据这份材料提供的数据，1985年之前历史上汛期三门峡入库流量大于2000立方米/秒的洪水量平均每年有168亿立方米，而2000～2002年减至年均约3.5亿立方米，减少98 ％.三门峡方面说，“陕西省境内因水土流失所产生的泥沙占三门峡水库总泥70 ％以上”，“准确地说陕西境内产沙是造成三门峡水库淤积和潼关高程抬升的最主要原因”。

　　从眼前看，三门峡的去留之争一段时间内尚不会有明确结果。陕西方面一直在借助媒体呼吁，让三门峡在汛期敞泄以利潼关高程的降低。但这是否是降低潼关高程的一个有效途径，目前学术界还没有达成一致。水利部曾委托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黄河水利委员会（黄委会）和西安理工大学四家制作冲刷模型，以测算如果实现敞泄，将会对降低潼关高程起多大作用。有趣的是，在陕西的西安理工大学得出的数据最高：5年降低3.5米，即证明三门峡的敞泄有利于渭河水位的降低；而在河南郑州的黄委会则得的数据最低：5年仅下降1米。

　　 附5：感怀今古话关中

　　――2003年陕西渭河水灾的一种依法善后方案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胡义成

　　2003年关中渭河洪灾不是纯天灾，而是“人祸与天灾混合体”。“人祸”即三门峡水电企业（三门峡黄河明珠集团公司）拒绝各方长期劝告，在其主管上级支持下，坚持高水位发电赚钱，从一个方面促成潼关高程抬升不下，酿成陕西数百万灾民和近百亿元损失。目前上层酝酿善后的思路，没有涉及该企业对陕西公私受灾者依法进行部分赔偿并交“洪水保险”费的问题，给陕西稳定埋下了隐患，故须支持受灾者向该企业依法且有序的索赔，借以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

　　2003年渭河洪水流量只是数年一遇，却造成了五十年不遇的大洪灾。据报道：“这次渭河洪灾，淹没了一百零二万亩农田和五十五个村庄，致使渭南东部二百五十平方公里的大地沦为一片汪洋。五十六万人受灾，在灾情最严重的三门峡库区的华县和华阴市，有十三万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二十亿元。这是渭河流域五十多年来最为严重的洪水灾害。”

　　祸起三门峡发电！按小浪底水库的设计开发目标，在小浪底工程投入运行后，三门峡水库主要功能均可转移。小浪底水库目前库容可纳容三门峡及渭河下游泥沙，由此完全可以使三门峡空库敞泄，借以逐渐降低潼关高程，灭绝水灾主因。但三门峡水电企业为维持其每年发电换来的约二亿元收入以及若干就业岗位，不顾陕西省上下几十年来的苦苦陈情和有关科学建议，至今违法违规坚持水库高水位以发电，结果丧失了灭除洪灾的数年大好时机（国家投巨资兴建的小浪底工程，也仅起十多年蓄水调洪作用，其库容有限，良机难再），是造成此次小水大灾的主因。

　　尤其令人愤慨的是，在大灾已经发生且震动全国，作为西部省份的陕西能力有限，还有成千上万的渭南灾民家产、住房等难题的解决尚有巨大资金缺口之时，在水利泰斗张光斗教授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前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也忍不住公开呼吁三门峡“尽快放弃发电、停止蓄水”之际，甚至在渭南灾农可依法向该企业索赔并迫使其空库敞泄的意见见诸报端的压力下，该企业及其上级相关人员依然故我，无视不得非法侵犯公私产权的宪法原则，无视我国相关法规，无视两亿元和二十亿元的小大比较，仍坚持要发电，反对空库敞泄，水库水位最多降低两米。而渭河下游河床已远远高出地面两米以上。显然，该企业的这种表态只是一种迫于压力的姿态而已，因为它实际仍置悬河于渭南，使尔后的水灾频发难免。

　　据调查，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渭河下游和南山支流就出现了七年之内三十一处决口，其中1996年和1997年灾情较严重。又据渭南有关人员介绍，近年，渭南即使在枯水年份，下一场暴雨，大小都要出点事，不同程度地发生水灾，何况下大雨。灾农最担心以后洪灾，事出有因。有媒体公开说，三门峡是否发电问题不是纯粹科学技术取舍问题，它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博弈”。这话有道理。据《北京青年报》2003年11月24日报道，三门峡水电企业每年发电收入是黄委会和本企业员工的主要经费来源和生存支撑。在我看来，这种体制机制已为问题的公正解决埋下了根本性隐患。作为水利部下属单位，黄委会及其下属三门峡枢纽局是国家职能部门，却被胶着于一个企业（有消息说，枢纽局与作为水电企业的“三门峡黄河明珠集团公司”实际上是“一家子”。看来，大体不差），难免出现“官商不分”的种种弊端，包括有关职能部门对本部门本企业利益的重视，远甚于对国家、对别省区利益的重视。这正是三门峡发电问题至今难以彻底解决的根本原因所在。

　　另据报道，三门峡本来有五台50000ＫＷ的机组，后来又加了两台，一台归水利部，一台归黄委会，枢纽局则把一台50000ＫＷ者改成 60000ＫＷ，余出部分归他们自己。我宁愿这种报道失实，否则，事情就令人难以容忍。如果国家职能部门的决策竟然建立在这种格局之上，怎么能不令人意外和愤慨呢？

　　由此，我才想到依法解决的方案。

　　目前的解决思路无视依法保护公私产权。

　　据对中央电视台2003年10月30日、《北京青年报》11月24日和《南方周末》11月27日报道的分析，目前关于关中洪灾的解决方案，仍沿传统模式酝酿。

　　一方面，是陕西省灾后协商水利部，再次苦求三门峡空库敞泄，勿再发电，张光斗、钱正英及陕西水利科技界上下也以理相呼；另一方面，则是水利部面对分歧，按惯例召集专家会议。尽管主持会议的索丽生副部长个人支持陕西思路，但与会专家大部分同黄委会有项目合作关系，只能形成所谓“务实可行的方案”，主要是继续发电，把水库水位只降两米。会上同意陕西方案者占少数，是几位已退休的老人。“这个现象本身就不正常”。

　　针对陕西的陈情，以及陕西水利专家关于三门峡水库水位严重影响潼关高程的说理，与会许多专家却认为“目前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三门峡现行蓄水水位和运行方式同潼关高程变化有直接关系”（三门峡枢纽局有领导者甚至说，水库距潼关三十公里，不可能影响到后者高程），但同时“多数认同通过一定程度降低水库水位来帮助降低潼关高程”。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令人难以理解。

　　第一，作为水利专家，有人竟然公开否认潼关高程正相关于三门峡水库水位，这简直是当代中国水利史上天大的“学术笑话”，但它披着自然科学逻辑的外衣，挺吓人。不过，水利科学逻辑在本质上也不过是水利现象历史进程的简化而已。任何水利科学上的逻辑均首先必须与历史相一致，否则，它就只能是“伪科学”。从渭河下游高程演变历史看，任何一个岸边成人都可以证明，正是三门峡水位提高，几十年来才逐渐形成了潼关高程的抬升和其西的“悬河”。对此，陕人可以拿出成千上万合法的证据，驳斥那些抹去学术良心的谬见。当然，我们也不一般地否认目前潼关高程抬升尚有陕西水土流失严重等其他原因，但主因在三门峡高水位发电。请这些专家们珍惜“水利科学”的名声罢，也请水利部官员到渭南举行听证会。

　　第二，显而易见，这个专家会议的结论也自相矛盾：既然潼关高程与三门峡水库水位无关，又何必悖离科学，迁就不科学意见，降低水位，自造损失？实际上，这一表态本身也是对“无关论”的直接否定。更何况，水利部长汪恕诚已有批示：愿将降低三门峡水库水位作为手段之一来帮助降低潼关高程。这实际上也已经承认了“无关论”站不住脚。从历史上看，周恩来总理1964年主持“三门峡改建”工程的依据，就是潼关高程抬升的根子在三门峡发电水位。针对当时反对意见，周总理严厉批评了只从本部门利益出发而不顾黄河中上游利益的本位主义。这一史实，更是对“无关论”直接的当头棒喝。

　　尽管如此，只站在本部门立场想问题而不管渭南农民死活的利益本位强权，在此次会上仍暂占上风。可以设想，面对权力和“学术”的如此异化强势，陕西有关方面也只能忍痛把主要精力放在倾力争取水库水位多降一点。

　　在这次会后不久，2003年10月中旬，水利部又会同中国工程院再次开会。会后，论争公开化，包括出现了张光斗和钱正英在中央电视台的疾声呼吁，以及京、粤、陕有关媒体的关注。12月11日，上海《社会科学报》还刊发了笔者《用索赔根绝水患――对根治关中渭河水患的建议》。2004年1月6日，《光明日报》又刊登了黄委会总工程师和黄委会水研院副院长等人的发言，据说，有关“课题研究已经有了初步成果”，“近年来潼关高程的抬升和渭河下游的淤积，主要是由于水沙条件的变化造成的。三门峡水库有一定影响，但不是主要因素。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应作进一步调整，但潼关高程的抬升和渭河下游的淤积不能只依靠三门峡水库来解决”，“全年敞泄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而且会带来其他负面效应”；又据说，“三门峡水库保留下来毕竟还可以发挥一些作用，例如，非洪峰期低水位（三百零五米至三百一十三米）发电，特大洪水时可缓解小浪底水库的压力等等。它给渭河下游带来的负面影响，可通过一些花钱不多的办法来解决”。

　　这些话，实际上是对张、钱二老以及陕西和各媒体批评的答辩。不过，在我看，它底气已很不足。

　　其一，真相是，有关课题研究的初步结论很不利于三门峡继续发电。以中国工程院和清华大学为代表的北京见解认为，要降低潼关高程，目前惟一可行的选择，是降低三门峡水库坝前水位，故建议三门峡水库全年敞泄。如敞泄二至三年后，潼关高程尚未降低，则继续敞泄并继以其他工程措施；如已降，则可考虑非洪期恢复部分机组发电。陕西的研究见解是，三门峡发电所需高水位是造成潼关高程抬升和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故其水库应全年敞泄，非洪期控制运用水位也应降至三百一十米以下。此外，就是河南黄河水科院的意见（如上述）。这些意见大体分为两大方案。这两大方案见解之异，既有研究者方法不同的因素，更是价值观取向不同所致。须知，任何水利科学的研究结果，都与研究者的价值观念选择密不可分，这已是尽人皆知的科学认识论原理。假如我们再考虑到持第三种见解的研究者不能不注目自己的经济利益，那么，事情的真相也就基本明白了。

　　其二，即是从纯科研层面看，支撑观点的数学模型边界条件处理及参数选取应十分考究。可黄委会水研院在水库蓄水水位对潼关高程的影响分析中，以回水末端确定影响范围，就很值得商榷（以回水淤积末端进行分析确定较科学）。由此得出的一系列数据（包括在《光明日报》上公布的数据），皆说服力不强。

　　第三，不管怎么说，黄委会水研院这一次未像枢纽局有关人员那样，一刀斩断三门峡水库水位与潼关高程的正相关关系，而是公开承认两者有关联，只不过不是主因。对于本建议而言，这就足够了（见下述）。

　　其四，所谓渭河下游问题可通过“花钱不多的办法解决”之说，不禁令人哑然失笑。2003年洪灾，关中公私财产损失是个小数字么？渭南受灾农民的损失不算“钱”吗？尔后再灾，损失数额吓人。在依法治国的当代中国，作为造成灾害原因的一方，毫不顾及被损害者的合法权益，把受损失者的损失不当损失，这是应有的健康心态吗？

　　2003年末，国家投资四十亿元，用于全国灾区重建，其中，黄河滩区和渭河移民迁建工程中“居有其屋”款项落实。国家先后拨给陕西各类救灾及灾后建设款已总达五亿多元，但灾情太重太广，据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组织的新闻采访团此后报道，“重建房屋已成了灾民的当务之急，但是许多灾民谈起重建房屋，大都唉声叹气”。有灾民反映，“上级政府救济标准是每户塌房一间给三百元，一间危房给一百元，补贴不超过三间，也就是说，一户得到的补贴最多九百元，这只是杯水车薪”。据统计，“渭南市洪灾造成倒房近二十万间，危房十二万余间”，即使按以上标准，共需一点七亿元资金，省上拨了六千万元，仍有一点一亿元建房资金有待进一步筹措。此外，人们实在担心：“今年水灾这么大，明年还会不会再来？”面对此况，我实在不理解，黄委会有关人员怎么好意思说“渭河下游”的事情， “可通过一些花钱不多的办法来解决”？三门峡水电企业一年收入才两亿元，但仅关中2003年洪灾损失就十倍于它，且尔后难免不再灾，试问哪一位工程师算不清这笔账孰大孰小？

　　其五，如前述，陕西和其他主要各方的结论，都没有要完全毁弃三门峡的内容，只是鉴于它实际承担的防洪防凌任务的几率接近千年一遇，复鉴于小浪底运用初期有四十多亿立方垫底堆沙库容的有利时机，京陕方案力主它应尽快实施全年空库敞泄。一旦有险，它当然还应发挥应有的防洪防凌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三门峡水电企业及其主管机构人员一再攻击完全毁弃三门峡的方案，一再突现三门峡防洪防凌作用，至少是无的放矢。说到底，“刺杀稻草人”，是为了坚持发电赚钱。

　　元人张养浩散曲《潼关怀古》叹道：“山河表里潼关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上述官方和上层酝酿洪灾善后方案的过程和各方各种思路中，人们完全还可以发现，主要因“人祸”形成的洪灾对陕西公私财产权的大面积侵害及其赔偿问题，实际被绕开了。

　　百姓苦，何方顾？我特别感到难过的是，陕西农民收入本来就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百万灾民家产毁于一旦，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行吗？应当说，不行。

　　显然，作为2003年陕西渭河水灾的一种善后思路，陕西有关方面应支持（至少不能阻止）陕西公私受损者通过灾发地法院，依法且有序地向三门峡水电企业索赔，直到迫使它或改错，或破产，使水库空库敞泄，根绝来年再灾。

　　 依法索赔的必然性、合理性和重要性

　　“哼，这是天灾，怎么能向政府索赔呢！”

　　“哼，你这不是煽动灾民闹事吗？”

　　“书呆子！你这建议，谁都不敢采纳！”

　　这就是我的建议遇到的最初反响。我体谅陕西某些领导同志怕得罪了有权部门，对陕西争取相关款项不利的心理；我也体谅许多同志争取陕西稳定大局的好心，同时，我也深知党和政府对陕西洪灾十分关心，领导人多次亲来调研，又下拨款项，落实救灾，陕人不能以怨报德，应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重建家园。问题在于一切均应依法。我的建议不仅不是对党和政府不利，反而是寻求依法解决问题、缓和矛盾、真正有效地维护陕西稳定大局的办法。人们不能再把不同层次的问题混在一起搞“大批判”，故我在本文中仍然要讲依法索赔的必然性、合理性和重要性。

　　2003年关中（尤其是渭南）洪灾，确有大雨不断与关中水土流失严重的原因，但不是纯粹的不可避免的天灾，而是被“人祸”加剧、放大了的一种完全可以避免的“人祸与天灾混合体”。这一判定，立基于对洪灾成因和历史的分析。

　　其一，目前，持歧见的三方都认同潼关高程的抬升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三门峡水库坝前水位抬升，二是关中水土流失严重所形成的渭河泥沙堆积。虽然陕西和黄委会在主因次因上有严重分歧，但无一方持“单因论”。即使全依黄委会水研院的研究结论，那么，也可推知：2003年渭河洪灾的形成，原因在于渭河所携泥沙量过大引起的潼关高程抬升，与三门峡水库坝前水位抬升所引起的抬升相叠加，导致潼关泄洪能力大大降低，形成洪灾。而三门峡坝前水位抬升原因，完全在于三门峡水电企业要高水位发电以求赚钱。在这里，违法主体十分明确，且有财产可倚。因此，三门峡水电企业依法应对洪灾所致公私财产损失承担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包括一定额度的经济赔偿。“主因”、“次因”之争，在法律上的意义只在于确定赔偿比例。即使全依黄委会水研院结论，该水电企业也应承担所损额的一小半。

　　两个原因中的另一个，是关中水土严重流失，原因也含人为原因在内，但其违法主体无法确认，故法律难于追究，损失由灾民自担（如前所述，国家实际已为灾民负担了）。

　　其二，1954年，渭河流域特大降水但未形成洪灾的史实，可为2003年小水大灾本可避免提供对比性佐证，即可为三门峡水电企业应担赔偿责任提供历史证据。有关数据至今还在，证明力很强，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其三，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只有“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引起的损害，才可免予承担责任”。非“完全”者不免，这体现着我国处理“人祸与天灾混合体”事件的一个原则。国内外均有大量“人祸与天灾混合体”中受害人索赔成功的案例，可确证陕西索赔的合法性和可行性。

　　在如今依法治国的格局中，可以肯定，渭南灾农不会轻易放弃争取自己合法权益的努力乃至斗争。当年，渭南“三门峡库区移民”的努力史已为此提供了历史信息。

　　和如今三峡移民方略不同，当年“三门峡库区移民”方略失误很多，不同程度侵犯移民经济权益之事最为突出。1955年，为了配合三门峡兴建，陕西开始启动移民工程。近三十万人从被称作陕西“白菜心”的关中平原迁至宁夏、渭北等偏远地区，饱受迁徙穷困之苦。渭南移民吃了大亏，也给陕西带来了持续的乱局，是 “文革”中陕西折腾的一个重要“节目”，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又多次折腾，陕西历届领导人都深感头痛。历史证明，渭南黄河移民、灾民问题，事关陕西稳定大局，历来不可掉以轻心。

　　1980年秋至1981年春夏，原华阴等地移民成立“返籍生产指挥部”，又多次开会，大面积串联，一时谣言四起，致使渭南许多农村人心浮动，惊动市、省两级政府。虽经省府向中央要款一千万元加以解决，但乱局仍延续到秋天才平息。当时，陕西省政府鉴于三门峡改建后仍担负着拦洪、确保下游、确保西安的任务，动员这些移民顾全大局，牺牲“小我”，包括重点做好领头人的思想工作，效果是好的。

　　1986年8月，渭南又有一批移民组织游行，持续上访，其核心要求仍在经济权益。省市进行了大量工作，花费了大量心血，也尽可能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折腾才逐渐平息。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后，随着全国和陕西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移民上访才渐趋稀少，但洪灾又几乎年年逼近。2003年洪灾中，又有一大批当年移民遭灾。农村灾民的最大损失，是半生乃至一生攒钱盖的房子没有了。有灾民说：“我这房子是去年花了一万零五百元买别人的，攒了几十年的钱买了这房，谁知道这房咋就一下子没了！”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组织的新闻采访团在报道中也转述一位灾农的话说：“重建房屋至少要一万元以上，但政府给每户补助九百元，这哪能够用？”试想，在未得到三门峡水电企业任何像样的补偿前，这些包含伤感历史内容的追问，能自我消失吗？在依法治国口号响彻云天之际，在“三个代表”的宣传深入民心之时，“在三农是重中之重”的认识已成国策的格局下，你怎么能够断定渭南灾民会自动放弃依法索赔？又试问，农民按照依法治国方针办，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怎么就成了“闹事”呢？有关研究人员思考依法办事，怎么就成了“煽动”呢？难道面对违法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事情持续发展，大家都不吭声，把农民看成 “天生的该受难者”，就算是政治正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发生的水事纠纷”，在协商及调节不成时，“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第六十四条还规定：“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者应予惩戒。由此可知，陕西公私受损者向法院起诉，合理合法；不支持乃至压制人们依法索赔，本身已经违法。

　　“牺牲‘小我’，顾全大局。”如今陕西省内外都有人依旧想用这句话应付渭南灾民。三门峡水电企业及其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人员爱讲三门峡建成运用以来 “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要保下游，弦外之音也在这里。我要说，对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这种思路，要坚决扬弃。

　　“扬弃”是不完全否定的否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仍应提倡舍“小我”顾大局，但不能动辄用这句话作为侵犯或不保护他人合法权益的借口。它更不是权势者违法乱纪的“红伞”。具体到三门峡问题，那么，这里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界限：

　　第一，在技术上，它是小浪底工程的建成（时间大体在世纪之交）。此前此后，情况大不相同。此后，因为国家投巨资建此工程，其设计开发目标十分清楚，包括解除三门峡水库承担的黄河防洪、防凌、减淤、灌溉、供水等任务，因此，在理论上和在实际上，国家已经用自己的经济行为，对当年三门峡建设决策中的某些失误进行了负责的补救，国家不必要再担负某个企业为自己赚钱而执意发电对渭南形成大面积伤害的责任，三门峡水电企业及其上级有关人员也无权继续以国家利益代表者自居，违法要求渭南农民做出自我牺牲。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作为市场中的一个微观主体，三门峡水电企业必须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它只能代表它自己，根本无权代表党和国家。在法律面前，它与陕西的任何一个企业，与关中的任何一个灾农，都是平等的。双方均无任何特权可以侵犯对方合法权益。以特权自居者也只能自讨没趣。坦率地讲，三门峡水电企业的上级主管，作为国家职能部门，只能依法行政，无权继续把自己的部门经济利益包装巧饰成国家利益，违法要求渭南灾民“牺牲小我”。

　　第二，在法律上，它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民商法的实施（《民法通则》初次颁布于1986年《水法》则颁布于2000年）。在此以前，三门峡水库对陕人的伤害，可以用“牺牲小我，顾全大局”了之。当时，为了避免黄河下游迫在眉睫的水灾，大坝匆匆上马。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是：为了下游八千万人的利益，牺牲陕西一百万（当时最初拟移民九十万）人的利益是值得的。在移民时，有关方面还喊出了“迁一家，保千家”的口号。渭南农民已经付出巨大牺牲。但在此之后，包括2003年洪灾，大家均应严格依法办事。三门峡水电企业及其上级主管，无权超越法律而侵害渭南农民合法权益。侵害之后，要求对方“牺牲小我”，简直是无法无天，欺人太甚！

　　“渭南灾农保的是私人财产，三门峡水库可是国家财产，怎么可以让三门峡给农民赔款呢？这不是损公肥私吗？”这种诘难，反映出拒斥本建议的一种十分过时的理念，也应予纠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今年3月1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指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损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折价赔偿。”又按国务院1992年发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第二十一条，“企业以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企业对其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显然，按照宪法和有关法律，作为企业的“三门峡黄河明珠集团公司”，应当遵法赔偿 2003年关中洪灾中的公私损失。在这里不存在“损公肥私”问题。其实，真正“损公肥私”者，就是三门峡这个违法损人的企业法人。目下，只有“损”此法人，才可收陕西成百万灾民之心，才可落实依法治国，这才是真正的“肥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离开法律法规，搞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

　　人们也许会想，三门峡枢纽局及其上级是专管水权事务的国家职能部门，有关人真的知法违法吗？这种疑问太幼稚。执法、知法而违法者，是中国社会转型中大量存在的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二十八条明文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引水、截（蓄）水、排水，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此条未把黄河除外，且原来对违法惩治有明文规定，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也有规定，故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之规定前已引述。现再征引最高法院1988年《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为证。其第九十八条规定：一方“独占自然流水，影响他方正常生产、生活的，他方有权请求排除妨碍；造成他方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其第九十九条又规定：“相邻一方可以采取其他合理的措施排水而未采取，向他方土地排水毁损或者可能毁损他方财产，他方要求致害人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的，应当予以支持。”十分显然，作为水事管理单位，三门峡枢纽局及其上级有关人员对这些水权法律条文了然在胸，甚至比我们知道得更多更细，问题在于有人明知故犯，故犯以后还叫受害者“牺牲小我”，说来令“老陕”心寒。

　　这里再对本事件中“一方可以采取其他合理的措施排水而未采取”的事实略作展开，因为，三门峡水电企业正好如此，且非常典型，已明显构成违法（以下仅举 2000年后若干事例）：

　　其一，2000年正逢枢纽局庆祝建库四十周年，陕西向学术纪念研讨会提交了一批论文，包括阐述了三门峡水库水位与潼关高程的正相关关系，提出相关建议。从后来举措看，对方不听。

　　其二，根据安启元委员（原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提案，2001年10月，钱正英副主席率张光斗院士等专家组成全国政协和中国工程院考察团来陕考察，陕西提交了《三门峡水库给陕西带来的灾害及治理对策建议》，引起重视，向上报告，也引起水利部高度重视。对此况，枢纽局肯定知道，但迷于每年收入二亿元，还是不听全国政协和院士们的劝告。

　　其三，2002年3月，清华大学张仁教授又率中国工程院课题组到陕调研，形成了通过“降（降三门峡水库坝前水位）、治（治陕西水土流失）、调”等综合措施降低潼关高程的一致意见，包括认为“治”需较长时间，当务之急是实现“降”，并向上反映，也引起水利部高度重视，枢纽局不会不知，但又迷恋于二亿元，仍然不听。

　　其四，2002年9月，水利部成立相关领导小组，组织各方参加课题研究，形成三种两方见解，已如前述。其中包括，枢纽局在其上级支持下，仍迷恋二亿元，听不进京陕科学建议，连中国工程院及其课题组和清华大学权威专家的意见都不听，宁可坐失利用小浪底库容冲刷潼关高程的数年良机，形成2003年大灾。我们这样说，还有一个“铁证”：2003年渭河前三次洪水期间，三门峡被迫空库敞泄，使潼关高程下降竟达零点六米。它足以证明：如听北京工程权威和陕西建议，2003年大灾可以避免。

　　其五，在2003年大灾之后，面对陕西省商请空库敞泄的公文和陕西民情激动，面对全国媒体一片批评声，枢纽局及三门峡水电企业竟依然故我，甚至仍然大喊潼关高程与三门峡水位“无关论”。后面对陕西学者“索赔”的议论，黄委会总工程师和水研院副院长又亲自出面，为继续发电辩解。看来，他们是“不碰南墙不回头，心中只有二亿元”。

　　这些事情，件件桩桩，证据皆在，证人皆在。试问：在小浪底运行后，在长达四五年的时间内，他们一再不听劝告，一再丧失降低潼关高程的大好时机，这不是高院《意见》第九十九条所说情况的典型，又是什么呢？如此知法、执法而长期违法，怎能不承担责任呢？

　　当然，有二十万人口的三门峡市的发展问题，因水位下降引起的晋豫有关区段农田灌溉问题，目前电力供应紧张问题，等等，也均需各方在中央领导下统筹解决。在解决中，依公平原则和国内外有关通则，过去长期的获利方做出一定的牺牲，也是应当的，必然的。只占便宜永不吃亏的好事，天下没有。如果三门峡水电企业拒绝协商解决，依然故我，那么，就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坚决启动正式的司法程序。预案较多。一种比较可行的预案是，由相关的法律援助中心代表渭南农村受损灾民，依法且有序地向渭南法院提起对三门峡水电企业的诉讼（包括依法要求部分赔偿2003年损失，同时要求支付因拖延有利时机数年致使尔后洪灾依然很可能发生的“洪水保险”。后一项要求可参见《防洪法》第四十七条）。

　　客观地说，这一动作的含义，实际不在于形成百万灾民全额获赔的事实（从法律执行上看，停止发电的三门峡水库资产额颇小，根本不能抵偿这笔索赔和保险费，故赔款和保险费难于全部落实），而在于发出一个有力的信号：如果三门峡水电企业继续在非空库敞泄状态下发电，那么，今年和尔后灾民善后问题将十分严重，解决起来相当棘手；三门峡水电企业必须停止高水位发电。

　　

　　附6：主要参考书目及文章

　　1、冷梦《黄河大移民》。

　　 2、程远《心迹集》。

　　 3、姚少华《求实》。

　　 4、徐刚《黄河万里独行客》。

　　 5、梁相斌《回望大坝成丰碑》、《三门峡水库是怎样上马的》。

　　6、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2006年8月27日，“闲了资金，伤了民心”

　　7、中央电视台《中国法制报道》2006年8月28日，“灾民无钱盖新房，市委巨资建大楼”。

　　 8、中央电视台《中国周刊》2006年9月2日，“漫长的灾区重建”。

　　 9、《公益时报》2006年1月10日，《从5906万到50万的魔法历程》。

　　 10、凤凰卫视2006年5月4日《640次举报》。

　　 11、《农民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等报的内参等资料。

　　 12、渭南市、华阴市、大荔县、潼关等县的移民资料及史料。

　　 13、陕西、渭南、华阴、大荔等政府部门及公安、检察院的文件、材料和法律文书计39份。

　　 14、《渭南简介》。

　　 15、王新民《祸起三门峡》。

　　 16、刘公望《土地博弈》。

　　17、韩永《三门峡移民的回归土地之路》。

　　 18、陕西省政府研究室杨三省刘江波李德兴石冰《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现实问题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良好基础――大荔县做好库区移民稳定工作的调查报告》。

　　19、陈敏莉2006年元月28日，《南华早报》《不计代价的英雄》。

　　20、《三门峡水库大事记》。

　　21、波涛浩淼《黄河三门峡水库大移民》。

　　22、储国强《“中国最大地主”的重组闹剧》

　　 23、《华商报》“陕西一村虚报移民骗补偿金百余移民身份待查”。

　　 24、赵东辉、刘红灿“舞女”法官的故事。

　　 25、百度《黄河》。

　　 26、潘家铮《千秋功罪话水坝――三门峡工程的故事》。

　　 27、weihuanwei《三门峡工程历史决策记实》。

　　28、曾庆华《重温历史经验，进一步改建三门峡水利枢纽，解决潼关以上库区继续淤积和洪涝灾害问题》。

　　29、李文凯《三门峡工程半个世纪成败得失》。

　　30、南方周末《三门峡祸国殃民始末追问》。

　　31、戴晴《忍对黄河哭禹功》。

　　 32、曾昭奋《江河万里――记水利专家黄万里》。

　　 33、赵诚《巍巍黄万里》。

　　 34、百度宁夏。

　　 35、搜狗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公社。

　　 36、2003年9月19日《陕西日报》、《渭南市各级领导干部在抗洪抢险中忠实践行“三个代表”记事》。

　　37、《陕西日报》记者尧丰卢萌林琳通讯员陈永久《保卫人民之战――渭河抗洪抢险报告》。

　　38、王秦川《党的阳光政策与三门峡水库移民档案》。

　　39、封面设计中的素材九曲黄河来自于九曲集团，三门峡大坝的摄影者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