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篇文章:钓岛大戏幕后秘辛,爱国者去把这个美国老右给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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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盛顿时报》( Washington Times)10月5日刊登美国前外交官、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谭慎格(John J. Tkacik Jr.)的文章说,上个月奥巴马政府告诉北京,美国将站在日本一边,反对中国对日本冲绳尖阁群岛(钓鱼台列岛)提出毫无根据的领土要求。

<TABLE border=1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align=left><TBODY><TR><TD><NO></NO><NO></NO>[</TD></TR></TBODY></TABLE>那是中、日双方9月7日在尖阁群岛海域发生撞船事件后,奥巴马政府出人意料的外交表态。北京这次最新行动,目的是试探美、日联盟的弱点。北京的战略家估计,奥巴马总统会对事态视而不见,而东京得不到美国的支持将士气低落。但情况正好相反。事件发生后,国防部长盖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海军上将等几个美国高级官员,公开表态支持日本。美国副总统拜登9月20日警告说,美、中关系好坏,受制于美、日关系。至少拜登懂得,美、日联盟是今后美国亚洲战略的中心。他的惊人言论,反映华盛顿意识到,北京重新开始试探美、日联盟的弱点。
谭慎格的文章称,四十多年来,中国外交官一直对美日安保条约疑虑重重。尤其是条约的第5款规定,如果“日本管理的领土”受到“武装攻击”,美国将视为“共同危险”而采取行动。现在美国国务院已经清楚表示,“条约第5款适用于尖阁群岛”。美国为什么关心尖阁群岛?基本的理由是,中国对领土的争夺,已经达到令人警惕的程度。中国为了满足领土欲望,不惜在亚洲进行战略冒险。中国不仅对日本,还对南沙群岛和南中国海,对印度阿鲁纳恰尔邦都提出领土要求。美国把其他两个地区的问题,看作领土争执,但并不把尖阁群岛视为“有争执”领土,而是清楚明白地认为属于日本领土。
文章分析说,在二次大战后美国占领冲绳的25年间,北京政府认为尖阁群岛属于日本。1969年中国国家测绘局内部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福建省及台湾省”图页,用汉字标明日本名称“尖阁群岛”,而没有使用中国名称“钓鱼台列岛”。在1969年之前,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对日本拥有尖阁群岛表示异议。1969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的报告宣布,台湾和日本之间的大陆架,很可能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于是北京突然宣称,尖阁群岛属于中国。
该群岛对日本具有极重要的战略价值。那里不仅拥有丰富的海底油气资源,而且属于国际法定义的“可支持人类居住”的“岛屿”。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岛屿”拥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并对区内海洋和海底资源拥有主权。没有尖阁群岛,中国专属经济区海域和日本的分界线,将退后 200英里。由于中国海军压力增大,日本有理由让海防前沿,尽可能远离其主要岛屿。(www.creaders.net 老牌中文网)
谭慎格的文章最后称,美国重新坚决支持亚洲民主盟国,将迫使中国再次检讨其侵略野心。北京必定会改变部署,很快就会再次试探华盛顿。希望奥巴马总统把美国在亚洲的民主伙伴国家组织起来,制衡中国崛起的势力。
 
这个谭慎格经常枉故事实瞎说,我经常看他关于台海问题信口雌黄。

有没有大使馆资助的爱国者把他给“灭“了,好好教训他一顿。
 
不过他说的这点倒是事实“1969年中国国家测绘局内部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福建省及台湾省”图页,用汉字标明日本名称“尖阁群岛”,而没有使用中国名称“钓鱼台列岛”。"

伟大领袖那是忙于内斗,根本没顾及这些小岛
 
光从一个人的说法或者一个版本的地图能说明什么问题啊。。。

自己的观点找自己的论据就是,等什么时候有种不怕美国,而且能单独灭了日本就开始行动好了。。。多造即可原子弹给被着。反正大家都不让步,只好一起玩完了。。。

这样拼命或许能有人就害怕退却了。
 
现任中国大陆的政府真的对领土感兴趣吗?来看看有关收回香港和澳门的事实。

令屁民倍感震惊的事实是,现在的中国政府,当年是人家送上门来的香港和澳门的主权都不想收回,只因为英国方面不合作,所以才羞答答的答应收回香港和澳门,然后对国内治下的国民说,我们收回了香港和澳门的主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

多么光荣的荣誉啊。恬不知耻。




文章来自大陆出版的《财经》杂志,相信这个说的是事实,不是谣言。

标题:模糊政治再难解决钓鱼岛问题

本文见《财经》杂志2010年第20期 出版日期2010年09月27日 共有56条点评

今天,韬光养晦,未必再符合国情,中国要低调、置身事外,也未必可以如愿,愈来愈多人希望中国有更清晰的外交战略

蔡子强/文

  一个钓鱼岛,让公众重新热烈讨论,中国对领土主体纷争,究竟应采取何种态度的问题。

  近日在翻看已故新华社香港分社(即现今“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台湾事务部部长,黄文放先生所著,《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决策历程与执行》一书,读到一些相关的章节时,带来了一番启发。

  黄文放是最早参与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工作的官方成员之一,不单在前期为中央做过一些准备和研究工作,到了中央决定收回香港之后,他更在1982年1月到北京,参加起草收回香港主权的具体方案。当时有关小组成员只有五个人,他是成员之一,鲁平是组长,具体决策由廖承志主持。因此,黄在书中透露的数据和内幕,有着相当的权威性。

  书中提到1974年葡萄牙政变,之后新政府提出要放弃所有殖民地,并准备把澳门交还中国,但当时中国反而不想收回,因为一旦收回,就一定会带出香港前途的问题,而当时中国仍未想立刻处理。于是,找来土生葡人领袖宋玉生做中间人,与葡国总理私下沟通,达成一些谅解,后来再由两国达成协议,包括:

  一) 澳门是中国领土,主权一贯属中国政府所有;
  二) 澳门是历史遗留问题;
  三) 在适当时机通过中葡两国政府谈判解决;
  四) 解决之前维持现状。

  因此,当香港殖民地总督麦理浩在1979年3月访京,以“新界租约只剩18年,土地契约批出年限为港府带来难题”作为理由,提出要解决香港前途问题时,邓小平的答复是:关于九七问题,中国现在未有政策,希望英国人不要太早提出问题。

  中国原本考虑引用前述“澳门模式”来解决香港问题,即口头上主权不让,以历史遗留下来问题为诉求点,拖至未来才解决,在此之前按兵不动,以不变应万变。但书中透露,由于英国人不同意,不合作,要中国就九七问题清楚答复。到1981年4月3日,邓小平接见英外相卡林顿之后下达指示,要属下研究出一个明确方针和态度。其间,中方在香港与英国有很多非正式沟通,也曾就“澳门模式”进行探讨,到1981年12月,中央终于拍板,决定收回主权。

  回到今次的钓鱼岛主权纠纷。

  有关中国对钓鱼岛领土主权的态度,其历史沿革,在中国外交部官方网页,“中国外交历程”一栏里,有以下的一些纪述:

  “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不同主张。中国政府从发展中日关系出发,在坚持一贯立场的前提下,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同日方达成了将此问题留待以后解决的谅解。”

  “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同志作为国务院副总理访日,在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的会谈中,邓小平同志强调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要以大局为重,并在之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高瞻远瞩地指出,实现邦交正常化时,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个问题,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我们双方也约定不涉及。我们认为,谈不拢,避开比较明智,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我们这一代人智慧不够,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好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1979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来华访问的自民党众议员铃木善幸时表示,可考虑在不涉及领土主权情况下,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同年6月,中方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向日方提出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的设想,首次公开表明了中方愿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模式解决同周边邻国间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的立场。”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基本含义是:第一,主权属我;第二,对领土争议,在不具备彻底解决的条件下,可以先不谈主权归属,而把争议搁置起来。搁置争议,并不是要放弃主权,而是将争议先放一放;第三,对有些有争议的领土,进行共同开发;第四,共同开发的目的是,通过合作增进相互了解,为最终合理解决主权的归属创造条件。”

  可以看出,这与前述“澳门模式”的基本含义,如出一辙。

  那就是,出于务实政治考虑,而采用一种“模糊主义政治”。所谓模糊政治是指,为了避免因立场不同而与对方立时产生冲突,因而回避明确表态,反而刻意让双方在一个模糊状态下,摸索解套之道,又或者至低限度,“一个问题,各自表述”,让双方都有下台阶,避免彼此间实时剑拔弩张,兵戎相见。

  这里包含着“事缓则圆”的中国传统处事智慧,即相信让条件慢慢成熟,又或者新的时机出现,问题会得到更好的解决。

  其实,这种模糊政治,也与当年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的重要外交战略指导思想,密切有关。要韬光养晦,所以要回避争议,避免引发冲突,政治上保持低姿态。当时中国所需要的,就是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好好发展经济,补回文革时期所造成的滞后。

  然而,模糊政治需拿捏得当。如果处事过于消极,失了分寸,模糊政治也可能会落得“驼鸟政策”的声名。

  而更重要的是,模糊政治能否行得过,也要视乎对手的意愿如何,如果“襄王无望”,反而存心硬碰,步步紧逼的话,那么己方若仍执信于模糊政治,在对手以至外人眼中,只会成了一种鸵鸟政策。

  前面提到,上世纪80年代,英国坚持要中国就香港九七问题清楚答复,以及拒绝“澳门模式”,便让模糊政治,根本无法行得通。

  相反,在两岸关系上,双方以“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原则,来搁置分歧,求同存异,便争取到时间和空间,让两岸关系大大得到改善,那又是模糊政治的一个成功例子。中央亦有一套清晰的战略,来让解决问题之条件慢慢成熟,那就是刚刚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于9月23日与华文传媒座谈时,总理温家宝所说:“两岸有共识,今后会‘先经后政、先易后难、把握节奏、循序渐进’发展两岸关系。”当中的要诀,当然是“先经济后政治”。近年两岸实现“三通”,以及“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都让彼此间走向整合,为最终解决两岸问题奠下了基础。

  这里的关键,仍然是两岸都情投意合,大家都有意愿通过模糊政治来搁置争议,解决问题,好让彼此都先好好发展经济。

  当下的问题是,从近年日本朝野在钓鱼岛挑起连串事端来看,似乎没有类似的善意,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与中国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种模糊政治来作出配合,反而形势逼人,那么,再执信于模糊政治,只会让自己成为鸵鸟。

  毕竟,中国是全球经济第二大国,日本是经济第三大国,两国存在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尤其是在亚洲的区域领导,以及地缘政治问题,更注定了两国间的竞争关系。因此,要两国水乳交融,完全相安无事,未免有点奢望。这也是在两国间套用模糊政治的一大局限。

  更何况,韬光养晦,作为外交战略指导思想,是中国在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和时空下的产物,那时仍容许一个低调、但求置身事外的中国。但如今都说“大国崛起”,国内外对中国在国际政治和外交舞台上所担当的角色,都有着与过往完全不同的期望,期望中国以一个“大国”的态度和责任来行事。今天,韬光养晦,已经未必再符合国情,中国要低调、置身事外,也未必可以如愿,愈来愈多人希望中国有更清晰的外交战略,模糊政治因此亦面对愈来愈多的局限和挑战。

  况且,当年英国只是在闭门会议中相执不下,但如今,日本利用右翼势力在钓鱼岛修灯塔、建神社,以至扣押中国渔船和船长、宣布明年3月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25个离岛“国有化”,咄咄逼人,不留情面,中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模糊政治,还能行得过吗?

  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模糊政治,转为由政府出面强势交涉钓鱼岛主权,这样的转折或许太过剧烈,但笔者却认为,至少中国不应遏制民间保钓。

  有评论文章提出:北京须开放民间保钓力量,学习韩国自日本手中夺回独岛的经验,勿“外拖内压”,而要“外争内放”。

  从这个角度出发,当年韩国借民间力量夺回独岛的经验,或有可供借鉴的地方。朝鲜战争期间,独岛曾被日方占据,韩国退役军人洪淳七率领40余人登岛,将日方官员赶走,坚守三年八个月,多次击退日方,终于等来韩国军方正式接管。其后,为了宣示主权及巩固对该岛的实质控制权,韩国政府及民间各界,组织了一浪又一浪的“护独岛运动”,例如修建各类建筑,又让国民户籍移到独岛,电台电视台的天气预报,都会提及独岛,虽然这个岛屿的面积及人口都与报道的分量不成比例。

  反观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却继去年之后,9月22日,再度阻止香港的保钓人士搭乘“钓鱼台二号”前往钓鱼岛海域,以“钓鱼”为名宣示主权。

  如何开放及善用民间保钓力量,其实是中国在解决钓鱼岛问题上,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模糊政治之外,一大新的政治方向。■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

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0-09-26/1105302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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