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感一下子就给激发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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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后来碰到什么合适的了？

刘瑜：我觉得网络对我是个巨大的冲击。我99年左右开始上网，稀里糊涂就上了时政论坛，我被有些人蛮不讲理、是非颠倒的辩论方式给吓坏了，也给气坏了，正义感一下子就给激发起来了。然后这种正义感就开始感召我读一些历史性的东西，而不是萨特福柯这样时髦但实际上跟我的生活和感受没什么关系的东西，结果一根线越扯越长，扯出很多让我非常受震动的东西。我博士论文写中国革命就发源于网络辩论。

而且，另一方面，网络辩论的即时性和直接性也训练我以严密的语言和逻辑思考——因为你的论敌不断迅速指出你的这个或者那个漏洞，你不得不不断调整自己的观点和逻辑。所以我现在思维里很重要的的两种东西，对论据的重视和对逻辑的重视，都起源于当时的网络辩论。基本上，发现互联网对我来说就是《黑客帝国》里“吞下那颗红药丸”的片刻。

记者：这个好东西，在留学期间被加强了吧。

刘瑜：对。我记得刚到美国那个圣诞节，当时的男朋友从西岸来纽约看我，发现我当时没日没夜“战斗”在网络上，连他都不怎么搭理，伤心坏了。基本上我留学第一年，除了应付基本的学业，就是战斗在网络上。不但战斗，还转战不同的论坛，简直是游击队员。

记者：相比之下，国外大学的教育，反而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刘瑜：国外对我的影响，主要还真不是来自校园教育，虽然我在哥大期间学习成绩很好。主要是当时的课程内容（其实还是一些预设你已经熟知历史和经验世界的理论）和我当时的问题意识（主要是对中国当代史的兴趣）不衔接。不过国外生活最后对我还是影响巨大，主要是两个途径，一个是对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观察，这个《民主的细节》一书已道出；另一个就是后来我按照自己兴趣进行的阅读，尤其是在剑桥这三年。因为自己做了老师，终于不用活在老师的指挥棒下，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阅读，就跟发现了一个金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