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堂：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
http://forum.book.sina.com.cn/thread-3850176-1-1.html北京，有几座重要的天主教建筑和遗迹。宣武门内有南堂，西直门内有西堂，王府井有东堂，北京市委党校内，有利玛窦墓。
历史上，天主教与中国的关系比较纠结。
十五、十六世纪，罗马天主教教廷为扩大影响力，向世界各地派遣了很多传教士，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始于明嘉靖年间，万历四年，在澳门成立了教区。著名的意大利人利玛窦是中国耶稣会的开创者。
利 玛窦很聪明，对中国文化有深刻的理解，他到中国后，制订了一整套入乡随俗的“调和策略”：结交中国士大夫和中国朝廷；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和其他人文科学，遵 行儒家习俗，尤其赞同中国教徒实行祭祖祭孔礼仪，等等，因此赢得了不少士人的好感，并结识了万历、天启、崇祯朝的一些重要人物，其中徐光启、李之藻、杨廷 筠受洗入教，成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天主教在中国发展很快，崇祯十年有教徒四万人，明末宫廷及大臣亦有信仰者，到清初信徒已达十万以上。
但教皇认为，祀孔祭祖与教规不符，为“异端”行为，禁止中国教徒参加这些活动。当时的中国皇帝康熙认为，教皇的做法与中国的道理大相悖戾，并做出几项决定：
一、“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
二、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亦属无用。有技艺之人可以留用，年老有病不能回去之人也可存留，其余在中国的传教士，俱需回国；
三、留在中国的西洋人可以按照教皇的教规，自行修道，但不许传教。
四、教皇的教规只能约束西洋人，中国人非教皇所可约束。言下之意，就是中国的天主教徒祀孔祭祖，不属于“犯规”。
康熙的子孙们，基本延续了这一宗教政策。
反 对归反对，但正如康熙所言：“有技艺之人，可以留用。”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和思想，特别是工具性的“奇技淫巧”，清皇室还是比较重视的。康熙对传教士 带来的几何学非常感兴趣，甚至到了“如饥似渴、废寝忘食”的地步；汤若望做过清廷的钦天监，主持天文历法；南怀仁辅助汤若望，做过钦天副监；郎士宁做过 康、雍、乾三朝的宫廷画师，并为圆明园的规划、建设，做出过很大贡献。
但不可否认，借鉴归借鉴，交流归交流，两种差异巨大的异质文化，想融合，很难！
洪 秀全起事，是以“拜上帝教”相号召的，曾国藩的《讨粤匪檄》里说得很坚决：“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 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
教义的传播，思想的传播，文化的传播，如果背后再有政治的纠纷，就会越发夹缠不清，有清一代，“教案”不绝如缕，即是明证。但毕竟，这两种文化，交流过，虽然，没有如佛教传入中国那样血脉融合！
......
意 大利传教士利类思和葡萄牙传教士埃文思，明末时曾在四川传教，后被清军掳到北京，在肃王府当差，二人曾在东城买了几间房屋做为小教堂，供信徒礼拜之用。顺 治帝即位后，任用汤若望为钦天监，天主教遂得到保护，1655年，顺治帝赐给利类思和埃文思一所宅院，利、安二人即在此修建教堂，奉大圣若瑟为主保。
这，就是今天位于王府井大街74号的天主堂东堂，又称圣若瑟堂。
在 今天,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比几个世纪前的传教时代,要大很多,科技、经济、管理、体育、音乐、饮食、服装等等，中国人都自觉地向西方看齐，这或许是当 初的传教士们所没有想到的，东堂、西堂、南堂，如今也成了北京的时尚之所，来京旅游的人们，特别是想发“婚”的人们，都喜欢在这几个地方拍照！到了圣诞 夜，周边的地铁站都封闭，甩站通过，不敢开，人太多，通宵的！
建筑，还真是历史的见证。
.
位于王府井大街74号的东堂。
夕阳下的东堂，典雅肃穆。
东堂前的广场，成了滑板青年们的乐园。
比较典型的罗马穹顶。
“惠我东方”的楹联，也是天主和传教士的慈悲？
罗马柱的柱头。
罗马柱的基座。
比较典型的教堂窗口装饰。
是教徽？不太懂，问问明白人吧。
这种基座的装饰，应该是中国化的。
侧墙的窗户，好象教堂的窗饰都是这个风格。
侧门。
圣若瑟像。
东堂大门，拍婚纱照的，一对一对的。
与周边的现代化商业街，还是总体和谐的。
后边是教堂的办公区域。
教堂的办公用房。
这座房子记不清具体做什么的了，好象是供信徒们用的。
http://forum.book.sina.com.cn/thread-3850176-1-1.html北京，有几座重要的天主教建筑和遗迹。宣武门内有南堂，西直门内有西堂，王府井有东堂，北京市委党校内，有利玛窦墓。
历史上，天主教与中国的关系比较纠结。
十五、十六世纪，罗马天主教教廷为扩大影响力，向世界各地派遣了很多传教士，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始于明嘉靖年间，万历四年，在澳门成立了教区。著名的意大利人利玛窦是中国耶稣会的开创者。
利 玛窦很聪明，对中国文化有深刻的理解，他到中国后，制订了一整套入乡随俗的“调和策略”：结交中国士大夫和中国朝廷；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和其他人文科学，遵 行儒家习俗，尤其赞同中国教徒实行祭祖祭孔礼仪，等等，因此赢得了不少士人的好感，并结识了万历、天启、崇祯朝的一些重要人物，其中徐光启、李之藻、杨廷 筠受洗入教，成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天主教在中国发展很快，崇祯十年有教徒四万人，明末宫廷及大臣亦有信仰者，到清初信徒已达十万以上。
但教皇认为，祀孔祭祖与教规不符，为“异端”行为，禁止中国教徒参加这些活动。当时的中国皇帝康熙认为，教皇的做法与中国的道理大相悖戾，并做出几项决定：
一、“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
二、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亦属无用。有技艺之人可以留用，年老有病不能回去之人也可存留，其余在中国的传教士，俱需回国；
三、留在中国的西洋人可以按照教皇的教规，自行修道，但不许传教。
四、教皇的教规只能约束西洋人，中国人非教皇所可约束。言下之意，就是中国的天主教徒祀孔祭祖，不属于“犯规”。
康熙的子孙们，基本延续了这一宗教政策。
反 对归反对，但正如康熙所言：“有技艺之人，可以留用。”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和思想，特别是工具性的“奇技淫巧”，清皇室还是比较重视的。康熙对传教士 带来的几何学非常感兴趣，甚至到了“如饥似渴、废寝忘食”的地步；汤若望做过清廷的钦天监，主持天文历法；南怀仁辅助汤若望，做过钦天副监；郎士宁做过 康、雍、乾三朝的宫廷画师，并为圆明园的规划、建设，做出过很大贡献。
但不可否认，借鉴归借鉴，交流归交流，两种差异巨大的异质文化，想融合，很难！
洪 秀全起事，是以“拜上帝教”相号召的，曾国藩的《讨粤匪檄》里说得很坚决：“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 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
教义的传播，思想的传播，文化的传播，如果背后再有政治的纠纷，就会越发夹缠不清，有清一代，“教案”不绝如缕，即是明证。但毕竟，这两种文化，交流过，虽然，没有如佛教传入中国那样血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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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大利传教士利类思和葡萄牙传教士埃文思，明末时曾在四川传教，后被清军掳到北京，在肃王府当差，二人曾在东城买了几间房屋做为小教堂，供信徒礼拜之用。顺 治帝即位后，任用汤若望为钦天监，天主教遂得到保护，1655年，顺治帝赐给利类思和埃文思一所宅院，利、安二人即在此修建教堂，奉大圣若瑟为主保。
这，就是今天位于王府井大街74号的天主堂东堂，又称圣若瑟堂。
在 今天,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比几个世纪前的传教时代,要大很多,科技、经济、管理、体育、音乐、饮食、服装等等，中国人都自觉地向西方看齐，这或许是当 初的传教士们所没有想到的，东堂、西堂、南堂，如今也成了北京的时尚之所，来京旅游的人们，特别是想发“婚”的人们，都喜欢在这几个地方拍照！到了圣诞 夜，周边的地铁站都封闭，甩站通过，不敢开，人太多，通宵的！
建筑，还真是历史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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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王府井大街74号的东堂。
夕阳下的东堂，典雅肃穆。
东堂前的广场，成了滑板青年们的乐园。
比较典型的罗马穹顶。
“惠我东方”的楹联，也是天主和传教士的慈悲？
罗马柱的柱头。
罗马柱的基座。
比较典型的教堂窗口装饰。
是教徽？不太懂，问问明白人吧。
这种基座的装饰，应该是中国化的。
侧墙的窗户，好象教堂的窗饰都是这个风格。
侧门。
圣若瑟像。
东堂大门，拍婚纱照的，一对一对的。
与周边的现代化商业街，还是总体和谐的。
后边是教堂的办公区域。
教堂的办公用房。
这座房子记不清具体做什么的了，好象是供信徒们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