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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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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近日《南方周末》发文，说是有几个原红卫兵向原校长道歉了，文章认为是“开了个好头”。而你为什么发问“谁来接受红卫兵的道歉？”“谁来向红卫兵道歉？”
答：道歉是他们个人的事情，谁也没有权利反对，但是也不很支持，尤其不支持这种有选择的宣扬和误导。
问：为什么？
答：因为觉得按照常识，学生如果有必要为当年在校时的集体所作所为向校长道歉，那么这不是校长的光荣和成就，校长理应赧然、汗颜或者羞愧，也必然应该为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或者不作为向学生道歉。
问：为什么呢？
答：很简单，就因为这些红卫兵当时是这个校长的学生。
红卫兵不是怪胎，红卫兵就是学生或者一部分学生，他们如果不比今天的学生好，起码和今天的学生一样。
不想说什么养不教、教不严等等的空话，不想说“每一个罪恶都是社会的罪恶，每一个他人的罪恶我都有份”这么抽象的概念，国人不懂这种话语。让我们抛开具体的校长或者老师来回顾一下，文革开始前的学校是怎样的政治环境。自从１９５７年阳谋以后，人人噤若寒蝉；１９６２年重提阶级斗争以后，更是人人自危，生活在恐惧中。中学政治课学的“社会发展简史”已经把阶级斗争的学说非常务实地渗透进了学校的教学生活。
每学年一次学生的“家庭情况登记表”，主要是调查学生的家庭出身（即父母亲及直系亲属的工作或家庭经济来源），以此来决定这个学生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且不说当时的校长一般兼着政治课的教育，每学期还要做一到两场形势报告；就是一般的老师也是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班主任老师更是每学期在学生报告单的评语里评价学生的思想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或是小资产阶级的，要求学生和剥削阶级、资产阶级思想或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并且不断要求学生自己坚持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争取进步。
这种改造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要求学生和非无产阶级的家长划清界限并且展开斗争，具体的做法就是每星期的周记必须记录自己的思想改造事例，（也就是韩寒说的，说谎从作文开始。）经常或定期要向老师汇报思想。思想是看不见摸不准的东西，思想改造，实际也就是诛心，这是多么抽象的事情。只要老师认为你需要改造，那就是必须改造。于是，有的学生就开始打父母亲的小报告，并且公开宣布和剥削阶级的父母亲脱离关系，（脱离了关系以后，他们是怎么活着的？不知道。）可怜更极端的个别学生就自杀了。
这一切，如何不让所有的十几岁的学生看在眼里，怕在心头？
而校长，则很正确地用“该生不宜录取”毫不留情地决定了一个个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被大学拒之门外。拒之门外以后呢，大部分就到边疆或者农场去了。
当然，“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更是成为了最简单最重要的学生守则，成为了不容怀疑的政治教义。“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对待敌人必须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也几乎成了不可撼动的思维定势（至今仍是）。
后来成为文革演出台本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每个学生的必读教材，必须毫不动摇地对湖南农民或者“痞子”表示敬仰，必须同意、拥护给土豪劣绅戴高帽、抄家、游街确实是“好得很”。
如果对这一切稍有怀疑、稍加讨论或者牙缝里有半个不字呢？那么，这就是该生思想复杂，拒绝思想改造，对现实不满，立场有问题。立场有问题的短期效应是老师和校长反复找你谈话，要你写思想汇报，帮助你改造思想、提高认识、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长期报应就是影响“前途”，失去了进入高一级学校学习的可能，自毁了一辈子的生活。
这大体就是文革前学校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氛围。
问：那么这和文革有什么关系呢？
答：文革自北京发起时，对于《十六条》，学生、老师、校长以及工作组一样是捉摸不透的（刘少奇也蒙在鼓里呢）。以为事不关己，只要小心翼翼躲过一劫，最多只是政治课多了一些教学和考试内容。
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听说过。老师和校长根据以往亲历土改、肃反、反右、大跃进、社教等等运动的经验，以为又是再演一次“引蛇出洞”的阳谋。按照经验认识，对党的各级领导提意见是从来没有好下场的（如今也是）。但是，凡是中央号召的各个政治运动，却是一定要积极参加的，不参加就是对运动有看法、有抵触。于是一面抛出不少死老虎（就是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材料，一面安营扎寨埋伏、心惊肉跳地等待着谁跳出来。
很快，每个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终于出现了。学生会写什么大字报呢？一般也就是依样画葫芦，都是炮打某某学校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矛头所指不是校长就是书记。一刹那，工作组、老师和校长们不要下手太快啊，简直是弹冠相庆，立即组织学生围攻，谓之抓游鱼。
煽风点火的大串联开始了（首批出来点火的北京红卫兵被各地政府抓起来或赶走的不在少数），全国的舆论工具开动了，毛主席站到天安门城楼上了，北京的星星之火开始燎原了。没有几天，北京的做法风靡全国，工作组撤走，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在本校的执行者——校长、老师的批斗或者折磨开始了。
这就是１９６６年夏天开始，学生或红卫兵们的罪过。这个过程大抵在１９６６年冬基本结束或者基本趋于平稳，后来红卫兵们杀向社会了，因为有更大的走资派，市长、市委书记、省长、省委书记在等着他们去打倒。再后来呢，上海一月革命夺权了，两大派开始形成，接下来由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挑唆，大规模武斗开始了。
问：这一些能说明什么呢？
答：这就是１９６６年文革初期的事实。
问：这难道是学生批斗、殴打老师、校长的理由吗？
答：既然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既然是多年来老师、校长的教导，既然湖南农民运动“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既然对于敌人必须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你觉得有其它更合乎逻辑、合乎实际的选择吗？
换一句话说，如果反过来，毛主席、党中央说，资产阶级就在学生中，老师和校长会客气一点吗？也许不一定会拳打脚踢，但是肯定彻底毁了学生的一生。
再明确一点，如果没有文革，校长老师不还是在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折磨学生，不还是在要求学生听共产党话、跟毛主席走，不还是在灌输种种政治仇恨和暴力，不还是在用“不宜录取”摧毁一个个学生的人生吗？他们又何尝认为这是错误或者罪过呢？耄耋之年午夜梦回也会有些许自责或不安吗？
问：怎么没有其它选择呢？也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是红卫兵。
答：当然有其它可能，拒绝、抵制、不参与、不响应、公开反对，但是这对于一个十几岁或者二十岁出头的学生是不能承受之重。不可能人人都想到做、敢于做张志新或者遇罗克的。就是那些权倾一时，手握重兵的朝廷要员、封疆大吏、传闻曾经叱咤风云从不怕死的革命老将，尚且无一例外、服服帖帖低头认了罪。四十多年以后忽然希望学生对抗毛主席而反潮流，这要求未免太过分了吧。
是有一部分学生做了逍遥派，但是，大抵是在１９６７年武斗开始以后。至于文革初期的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串联、批斗学校里的走资派，不可能不参加。那时候大部分红卫兵组织还没有形成，文革是以班级为集体参加的。如果生逢其时的学生说没有参与，除非是病假或其它罕见的特殊原因，否则就是很简单的原因：说谎。
问：那么红卫兵作为个人就没有罪过吗？
答：罪过与否，罪过大小，必须放在当时的环境里来判定。如果在你死我活的丛林社会，能判定弱肉强食是罪过吗？当然，拿现在看似风平浪静时候的标准看，不讲前因后果，单纯把“学生殴打校长”这一个命题拿出来判定，肯定是罪过。但是，这种判定公正吗？
问：日军、纳粹的士兵和下级军官也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
答：这个模拟非常荒谬！中国人没有身体力行地教导日军士兵杀人是“好得很”、并且必须“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犹太人也从来没有多年言传身教鼓励纳粹灭绝种族是“革命”、“元首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而偏偏是老师和校长多年如一日，喋喋不休、循循善诱、言传身教地向学生灌输了这些也许他们自己并不真正相信的理论。而一旦他们出乎意料之外地被毛主席设定为了敌人，学生们当然遵从师训。
问：那其实老师校长也是没有办法。
答：对的。当然如此，当然如此啊。所以，才说文革是中国的一场大悲剧啊。这样，问题就回到了开始，如果学生在四十四年以后做出了道歉，那么老师或者校长，难道就能坦然接受吗？所以才发问，谁来接受红卫兵的道歉？谁来向红卫兵道歉？
问：也就是师生必须互相道歉？
答：道歉只是个人的选择，当然尊重他们的选择。但是不支持混淆因果的宣扬。何况轰轰烈烈的文革又哪里只是师生的事？文革不是并且主要不是只在校园里开展的。
问：为什么？
答：第一，因为宣扬个人的道歉会把一场荒诞至极、延续至今的全民悲剧碎片化为个人道德上的过错，把大是大非解构为小是小非，于是放纵、掩护、淡化了真正必须承担责任的罪人、文化和体制。这种仅仅关乎个人道德过错的道歉，不知不觉中把所有罪过揽过来，无疑起到了这种作用。这是真正的作恶者所希望的。
真是奇怪，如果仅仅是“打人不对”，这个道理需要四十四年才会明白过来吗？
但是，对于打人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忽然平白无故可以打人，为什么学生能够打人而且得到国家机器的支持，为什么人们能够得到武器而打得枪林弹雨血肉横飞……这一切却是问都没有人问一声。仿佛倒是很平常不过，无须发问的。
第二，不管怎么说，这样是不公正的。把这场革命的发生、经过以及后果让当时十几岁的孩子来承担，而当时的衮衮诸公以及数亿成人却仿佛没有存在过。谁该承担什么，就该承担什么！学生该承担什么就承担什么，老师该承担什么就该承担什么，校长该承担什么就承担什么，其它人该承担什么就承担什么，这才是公正！这才是全民的觉悟。公平和正义，比太阳更光辉。无论如何，学生不是文革的主导，更不是当时社会的主导。
问：文革会不会再次发生？
答：这要看如何界定文革，如果把文革的本质定义为不允许个人的自由思考、自由表达以及自由选择，被迫对强权屈服、逢迎。那么，文革早就存在，源远流长，滔滔不绝，至今也是风头强劲，文革又何尝离开过呢？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的十年文革不过是其中一个桥段。
文革产生的条件依然没变，再来一次文革易如反掌，甚至一直在时起时伏地继续着。
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们能不能避免、抵御文革火山的再度爆发呢？有没有足够的常识理性和道德勇气说“不”呢？实在看不出来。一旦强权有组织地发出号召，一旦所有的国家机器开动，一旦革命或者不革命决定你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你准备怎么办？你又能怎么办？
而且，之所以不支持甚至反对宣扬这种单向的道歉，更是由于如下原因：
因为一切都在继续，四项基本原则在继续，教育在继续，谎言在继续，恐惧在继续，文革也在继续。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仍旧充斥谎言，仍旧在鼓吹种种仇恨，仍旧在灌输着对强权的服从和忠诚，仍旧不允许自由思想、自由表达和自由选择，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追究作恶多端文革的体制和元凶，如果我们不能改变目前的这一切，那么，难道让我们的孩子在再一次爆发后对校长、老师或者其它人再来一次道歉？
问：如今哪有什么恐惧在继续？
答：不自由必然存在恐惧。试看哪一个孩子不是从小就被告知，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这就是恐惧！看看如今的孩子只要到了场面上，满口的爱国、满口的民族、满口的政治，哪里有一点童言？这就是恐惧！
问：文革已经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结论，怎么可能重来呢？
答：当然，现政权对“文革”这两个字讳莫如深，装着从来没有这件事，恨不得全世界立即将它忘却。下一次爆发当然不会是同一个名称，另找一个名词有什么难的吗？不外乎是披上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外衣罢了。这几天不正在羞羞答答、欲盖弥彰地演练着吗？不是已经有爱国青年满怀仇恨误将汉服当和服而逼着人家脱衣服了吗？四十四年前的文革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开始的。
问：你是红卫兵吗？你打过校长吗？
答：不认为这和思考结果的对错有必然联系。一定要回答，那是：不是，没有。
问：最后用一句话总结一下。
答：稀里胡涂革命，稀里胡涂道歉。
※ ※ ※ ※ ※
石破天惊，有人向红卫兵道歉了！
（Ｃ＆Ｋ消息）：事经四十四年后，终于有人等来了向红卫兵迟到的道歉。
今年８８高龄的前某中学校长及该校退休老师数人，终于向当年的几位红卫兵道歉。校长说：自从你们进入这个中学，你们就没有听到一句我内心的真话，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该说的真话。我从来没有告诉你们什么是超越阶级的道德和做人底线，我对你们进行了三年的阶级斗争理论教育，我教导你们必须像湖南农民那样对一切敌人犹如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么多年来，我不知道看过多少你们的思想汇报，总觉得你们还不是坚定的革命接班人，鼓励鞭策你们三年来不断地向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我采取了一切措施，给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学生的操行评定为乙等，把很多剥削阶级出身的学生以“不宜录取”为由关在高一级学校门外，并且把他们送到了边疆，一去二十多年，让他们在革命的风口浪尖锻炼成长。文革开始，我还把学生的出身公布，和工作组一起组织了学生斗学生。如今看来，我确实做错了很多事。
几名学生虽然已经年近花甲，仍然很尊敬地称呼校长为校长。学生说：说哪里话，校长你没有错，你在我们眼里永远是蜡烛、园丁、是好大一棵树。错的是我们，我们千万不应该听你的话，不应该听从文革号召，我们应该天生明白，必须坚守道德底线反潮流，哪怕牺牲小命保住校长的老命也在所不惜，我们不应该给你戴了高帽子游街，我们必须向你道歉。
一位老师泪眼婆娑说：校长啊，虽然我知道你在土改时对我爷爷拳打脚踢，１９５７年把我打成了右派，１９６６年又把我的材料在全校公布，以致我被红卫兵打得剩了半条命。但是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改造思想，为了我的进步。于是我也不断要求学生进步，要求他们不断改造思想、不断革命。１９６６年夏，几个学生的作文黑文章就是我公布的。第一个写大字报的那谁谁，就是我派学生监视的。现在看来，我还是觉悟不高，也做了错事。所以，１９６８年清理阶级队伍，身为校革会主任的你把我全家老老少少下放农村，其实是对我更高的要求。由于在农村的锻炼，我现在一口气上五楼。
学生们抢着说，不对，不对，校长老师们啊，我们必须深刻道歉、甚至认罪。一切一切都是我们的错，没有校长、老师以及别的成年人的什么事。没有我们，哪来什么文革呢？没有我们，哪来什么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呢？没有我们，你们哪里就会斗得不亦乐乎了呢？我们确实打了老师，给校长戴了高帽，虽然我们当时只有十几岁，但是一场文革的滔天罪孽必须由我们承担，其它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这样才能化解什么“毛左” 的死不认错，才能证明我们民族的良知，最终达成人民的和平、和解以及和谐。
师生们互诉衷肠，热情握手，两代人终于走到了一起，化解了多年来的恩恩怨怨。
这时候，校长的孙子也插话说：今天学校让我们上街游行抗议了，我还飞脚踢了一辆进口车，要不是有人拦着，我非把那开车人也痛扁一顿不可。
校长问：脚没有受伤吧？不要乱打，看清谁开车了吗？外交无小事。
孙子说：我又不是红卫兵，没事，一看就是个暴富的傻娘们。
校长、老师、学生、孙子都欣慰地笑了，他们觉得，历史教育了我们，革命自有后来人哪。
※ ※ ※ ※ ※
［原创］给巴金先生的一封信
巴金先生；
我们是原ＸＸ中学的校长和几位老师，不好意思，打搅您长眠了。
说来话长，事过４４年，我们学校的几位原红卫兵学生终于向我们道歉认错了，心里本来蛮适意的。想不到有一个“更的的”网民，一定是红卫兵余孽，把您老先生搬出来，说是您写过《忏悔录》，所以伊对侬老尊重，对我们就很有些不屑，有些嗤之以鼻。我们打听了一下，原来真有这件事。于是想向先生请教请教：
先生念头真是老怪呵，没有事你不好搓麻将、嘎三湖吗？您忏悔什么呢？您要忏悔也便自己忏悔罢了，出什么书呢？这一来，把我们都陷入不仁不义了，难道我们也要忏悔？老师向学生道不是，世界上哪来这种道理？
另外，听说先生曾经提议建立文革纪念馆，我们以为这可是大大的欠妥，先生完全不懂政治啊。试想，如果文革纪念馆建了，反右纪念馆要不要建？大跃进纪念馆要不要建？清理阶级队伍纪念馆要不要建？土改、肃反、社会主义改造等等纪念馆要不要建？解放以后，大大小小政治运动几十次，那岂不是到处都是违章搭建？
再说，如此一来，我们这一代人战战兢兢、曲曲折折、遮遮掩掩走过来的路岂不要大白于世？想必先生您也知道我们这一辈子不容易，刀尖上讨生活，写了多少检查汇报、写了多少揭发材料、做了多少不大好意思讲出来的事情，这些小秘密难道就不能让它悄悄被人忘煞？介许多纪念馆一建，真真假假展品稀里哗啦一摆，各种证据旁证索引一贴，岂不是洪洞县里无好人？岂不是一个大酱缸里一大堆的烂人？这怎么可以呢？这样一来，兹事体大，戏法全部拆穿。大家的面子往哪儿搁呢？到哪里去找这个民族的良知呢？怎么达成广大人民群众的和平、和解以及和谐呢？
所以，我们认为先生此举大大的不可，希望先生这个主张再也不要提起。幸亏先生的书已没有人关注，纪念馆的事情更是杳如黄鹤，不要说有人就是不予理睬，就是我们也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的。事情过去也就算了，反正学生已经认错道歉了，我们欣然笑纳，老怀大悦。总算这个事情有了着落，有人自愿顶了罪，就算再来三四次、七八次文革，我们管它将来如何呢？世界上的事体哪能好介认真呢？
带来几只大闸蟹和一瓶老酒，不知道先生是不是喜欢。伏惟尚飨！
问：近日《南方周末》发文，说是有几个原红卫兵向原校长道歉了，文章认为是“开了个好头”。而你为什么发问“谁来接受红卫兵的道歉？”“谁来向红卫兵道歉？”
答：道歉是他们个人的事情，谁也没有权利反对，但是也不很支持，尤其不支持这种有选择的宣扬和误导。
问：为什么？
答：因为觉得按照常识，学生如果有必要为当年在校时的集体所作所为向校长道歉，那么这不是校长的光荣和成就，校长理应赧然、汗颜或者羞愧，也必然应该为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或者不作为向学生道歉。
问：为什么呢？
答：很简单，就因为这些红卫兵当时是这个校长的学生。
红卫兵不是怪胎，红卫兵就是学生或者一部分学生，他们如果不比今天的学生好，起码和今天的学生一样。
不想说什么养不教、教不严等等的空话，不想说“每一个罪恶都是社会的罪恶，每一个他人的罪恶我都有份”这么抽象的概念，国人不懂这种话语。让我们抛开具体的校长或者老师来回顾一下，文革开始前的学校是怎样的政治环境。自从１９５７年阳谋以后，人人噤若寒蝉；１９６２年重提阶级斗争以后，更是人人自危，生活在恐惧中。中学政治课学的“社会发展简史”已经把阶级斗争的学说非常务实地渗透进了学校的教学生活。
每学年一次学生的“家庭情况登记表”，主要是调查学生的家庭出身（即父母亲及直系亲属的工作或家庭经济来源），以此来决定这个学生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且不说当时的校长一般兼着政治课的教育，每学期还要做一到两场形势报告；就是一般的老师也是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班主任老师更是每学期在学生报告单的评语里评价学生的思想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或是小资产阶级的，要求学生和剥削阶级、资产阶级思想或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并且不断要求学生自己坚持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争取进步。
这种改造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要求学生和非无产阶级的家长划清界限并且展开斗争，具体的做法就是每星期的周记必须记录自己的思想改造事例，（也就是韩寒说的，说谎从作文开始。）经常或定期要向老师汇报思想。思想是看不见摸不准的东西，思想改造，实际也就是诛心，这是多么抽象的事情。只要老师认为你需要改造，那就是必须改造。于是，有的学生就开始打父母亲的小报告，并且公开宣布和剥削阶级的父母亲脱离关系，（脱离了关系以后，他们是怎么活着的？不知道。）可怜更极端的个别学生就自杀了。
这一切，如何不让所有的十几岁的学生看在眼里，怕在心头？
而校长，则很正确地用“该生不宜录取”毫不留情地决定了一个个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被大学拒之门外。拒之门外以后呢，大部分就到边疆或者农场去了。
当然，“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更是成为了最简单最重要的学生守则，成为了不容怀疑的政治教义。“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对待敌人必须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也几乎成了不可撼动的思维定势（至今仍是）。
后来成为文革演出台本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每个学生的必读教材，必须毫不动摇地对湖南农民或者“痞子”表示敬仰，必须同意、拥护给土豪劣绅戴高帽、抄家、游街确实是“好得很”。
如果对这一切稍有怀疑、稍加讨论或者牙缝里有半个不字呢？那么，这就是该生思想复杂，拒绝思想改造，对现实不满，立场有问题。立场有问题的短期效应是老师和校长反复找你谈话，要你写思想汇报，帮助你改造思想、提高认识、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长期报应就是影响“前途”，失去了进入高一级学校学习的可能，自毁了一辈子的生活。
这大体就是文革前学校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氛围。
问：那么这和文革有什么关系呢？
答：文革自北京发起时，对于《十六条》，学生、老师、校长以及工作组一样是捉摸不透的（刘少奇也蒙在鼓里呢）。以为事不关己，只要小心翼翼躲过一劫，最多只是政治课多了一些教学和考试内容。
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听说过。老师和校长根据以往亲历土改、肃反、反右、大跃进、社教等等运动的经验，以为又是再演一次“引蛇出洞”的阳谋。按照经验认识，对党的各级领导提意见是从来没有好下场的（如今也是）。但是，凡是中央号召的各个政治运动，却是一定要积极参加的，不参加就是对运动有看法、有抵触。于是一面抛出不少死老虎（就是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材料，一面安营扎寨埋伏、心惊肉跳地等待着谁跳出来。
很快，每个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终于出现了。学生会写什么大字报呢？一般也就是依样画葫芦，都是炮打某某学校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矛头所指不是校长就是书记。一刹那，工作组、老师和校长们不要下手太快啊，简直是弹冠相庆，立即组织学生围攻，谓之抓游鱼。
煽风点火的大串联开始了（首批出来点火的北京红卫兵被各地政府抓起来或赶走的不在少数），全国的舆论工具开动了，毛主席站到天安门城楼上了，北京的星星之火开始燎原了。没有几天，北京的做法风靡全国，工作组撤走，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在本校的执行者——校长、老师的批斗或者折磨开始了。
这就是１９６６年夏天开始，学生或红卫兵们的罪过。这个过程大抵在１９６６年冬基本结束或者基本趋于平稳，后来红卫兵们杀向社会了，因为有更大的走资派，市长、市委书记、省长、省委书记在等着他们去打倒。再后来呢，上海一月革命夺权了，两大派开始形成，接下来由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挑唆，大规模武斗开始了。
问：这一些能说明什么呢？
答：这就是１９６６年文革初期的事实。
问：这难道是学生批斗、殴打老师、校长的理由吗？
答：既然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既然是多年来老师、校长的教导，既然湖南农民运动“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既然对于敌人必须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你觉得有其它更合乎逻辑、合乎实际的选择吗？
换一句话说，如果反过来，毛主席、党中央说，资产阶级就在学生中，老师和校长会客气一点吗？也许不一定会拳打脚踢，但是肯定彻底毁了学生的一生。
再明确一点，如果没有文革，校长老师不还是在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折磨学生，不还是在要求学生听共产党话、跟毛主席走，不还是在灌输种种政治仇恨和暴力，不还是在用“不宜录取”摧毁一个个学生的人生吗？他们又何尝认为这是错误或者罪过呢？耄耋之年午夜梦回也会有些许自责或不安吗？
问：怎么没有其它选择呢？也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是红卫兵。
答：当然有其它可能，拒绝、抵制、不参与、不响应、公开反对，但是这对于一个十几岁或者二十岁出头的学生是不能承受之重。不可能人人都想到做、敢于做张志新或者遇罗克的。就是那些权倾一时，手握重兵的朝廷要员、封疆大吏、传闻曾经叱咤风云从不怕死的革命老将，尚且无一例外、服服帖帖低头认了罪。四十多年以后忽然希望学生对抗毛主席而反潮流，这要求未免太过分了吧。
是有一部分学生做了逍遥派，但是，大抵是在１９６７年武斗开始以后。至于文革初期的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串联、批斗学校里的走资派，不可能不参加。那时候大部分红卫兵组织还没有形成，文革是以班级为集体参加的。如果生逢其时的学生说没有参与，除非是病假或其它罕见的特殊原因，否则就是很简单的原因：说谎。
问：那么红卫兵作为个人就没有罪过吗？
答：罪过与否，罪过大小，必须放在当时的环境里来判定。如果在你死我活的丛林社会，能判定弱肉强食是罪过吗？当然，拿现在看似风平浪静时候的标准看，不讲前因后果，单纯把“学生殴打校长”这一个命题拿出来判定，肯定是罪过。但是，这种判定公正吗？
问：日军、纳粹的士兵和下级军官也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
答：这个模拟非常荒谬！中国人没有身体力行地教导日军士兵杀人是“好得很”、并且必须“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犹太人也从来没有多年言传身教鼓励纳粹灭绝种族是“革命”、“元首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而偏偏是老师和校长多年如一日，喋喋不休、循循善诱、言传身教地向学生灌输了这些也许他们自己并不真正相信的理论。而一旦他们出乎意料之外地被毛主席设定为了敌人，学生们当然遵从师训。
问：那其实老师校长也是没有办法。
答：对的。当然如此，当然如此啊。所以，才说文革是中国的一场大悲剧啊。这样，问题就回到了开始，如果学生在四十四年以后做出了道歉，那么老师或者校长，难道就能坦然接受吗？所以才发问，谁来接受红卫兵的道歉？谁来向红卫兵道歉？
问：也就是师生必须互相道歉？
答：道歉只是个人的选择，当然尊重他们的选择。但是不支持混淆因果的宣扬。何况轰轰烈烈的文革又哪里只是师生的事？文革不是并且主要不是只在校园里开展的。
问：为什么？
答：第一，因为宣扬个人的道歉会把一场荒诞至极、延续至今的全民悲剧碎片化为个人道德上的过错，把大是大非解构为小是小非，于是放纵、掩护、淡化了真正必须承担责任的罪人、文化和体制。这种仅仅关乎个人道德过错的道歉，不知不觉中把所有罪过揽过来，无疑起到了这种作用。这是真正的作恶者所希望的。
真是奇怪，如果仅仅是“打人不对”，这个道理需要四十四年才会明白过来吗？
但是，对于打人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忽然平白无故可以打人，为什么学生能够打人而且得到国家机器的支持，为什么人们能够得到武器而打得枪林弹雨血肉横飞……这一切却是问都没有人问一声。仿佛倒是很平常不过，无须发问的。
第二，不管怎么说，这样是不公正的。把这场革命的发生、经过以及后果让当时十几岁的孩子来承担，而当时的衮衮诸公以及数亿成人却仿佛没有存在过。谁该承担什么，就该承担什么！学生该承担什么就承担什么，老师该承担什么就该承担什么，校长该承担什么就承担什么，其它人该承担什么就承担什么，这才是公正！这才是全民的觉悟。公平和正义，比太阳更光辉。无论如何，学生不是文革的主导，更不是当时社会的主导。
问：文革会不会再次发生？
答：这要看如何界定文革，如果把文革的本质定义为不允许个人的自由思考、自由表达以及自由选择，被迫对强权屈服、逢迎。那么，文革早就存在，源远流长，滔滔不绝，至今也是风头强劲，文革又何尝离开过呢？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的十年文革不过是其中一个桥段。
文革产生的条件依然没变，再来一次文革易如反掌，甚至一直在时起时伏地继续着。
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们能不能避免、抵御文革火山的再度爆发呢？有没有足够的常识理性和道德勇气说“不”呢？实在看不出来。一旦强权有组织地发出号召，一旦所有的国家机器开动，一旦革命或者不革命决定你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你准备怎么办？你又能怎么办？
而且，之所以不支持甚至反对宣扬这种单向的道歉，更是由于如下原因：
因为一切都在继续，四项基本原则在继续，教育在继续，谎言在继续，恐惧在继续，文革也在继续。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仍旧充斥谎言，仍旧在鼓吹种种仇恨，仍旧在灌输着对强权的服从和忠诚，仍旧不允许自由思想、自由表达和自由选择，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追究作恶多端文革的体制和元凶，如果我们不能改变目前的这一切，那么，难道让我们的孩子在再一次爆发后对校长、老师或者其它人再来一次道歉？
问：如今哪有什么恐惧在继续？
答：不自由必然存在恐惧。试看哪一个孩子不是从小就被告知，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这就是恐惧！看看如今的孩子只要到了场面上，满口的爱国、满口的民族、满口的政治，哪里有一点童言？这就是恐惧！
问：文革已经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结论，怎么可能重来呢？
答：当然，现政权对“文革”这两个字讳莫如深，装着从来没有这件事，恨不得全世界立即将它忘却。下一次爆发当然不会是同一个名称，另找一个名词有什么难的吗？不外乎是披上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外衣罢了。这几天不正在羞羞答答、欲盖弥彰地演练着吗？不是已经有爱国青年满怀仇恨误将汉服当和服而逼着人家脱衣服了吗？四十四年前的文革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开始的。
问：你是红卫兵吗？你打过校长吗？
答：不认为这和思考结果的对错有必然联系。一定要回答，那是：不是，没有。
问：最后用一句话总结一下。
答：稀里胡涂革命，稀里胡涂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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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破天惊，有人向红卫兵道歉了！
（Ｃ＆Ｋ消息）：事经四十四年后，终于有人等来了向红卫兵迟到的道歉。
今年８８高龄的前某中学校长及该校退休老师数人，终于向当年的几位红卫兵道歉。校长说：自从你们进入这个中学，你们就没有听到一句我内心的真话，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该说的真话。我从来没有告诉你们什么是超越阶级的道德和做人底线，我对你们进行了三年的阶级斗争理论教育，我教导你们必须像湖南农民那样对一切敌人犹如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么多年来，我不知道看过多少你们的思想汇报，总觉得你们还不是坚定的革命接班人，鼓励鞭策你们三年来不断地向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我采取了一切措施，给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学生的操行评定为乙等，把很多剥削阶级出身的学生以“不宜录取”为由关在高一级学校门外，并且把他们送到了边疆，一去二十多年，让他们在革命的风口浪尖锻炼成长。文革开始，我还把学生的出身公布，和工作组一起组织了学生斗学生。如今看来，我确实做错了很多事。
几名学生虽然已经年近花甲，仍然很尊敬地称呼校长为校长。学生说：说哪里话，校长你没有错，你在我们眼里永远是蜡烛、园丁、是好大一棵树。错的是我们，我们千万不应该听你的话，不应该听从文革号召，我们应该天生明白，必须坚守道德底线反潮流，哪怕牺牲小命保住校长的老命也在所不惜，我们不应该给你戴了高帽子游街，我们必须向你道歉。
一位老师泪眼婆娑说：校长啊，虽然我知道你在土改时对我爷爷拳打脚踢，１９５７年把我打成了右派，１９６６年又把我的材料在全校公布，以致我被红卫兵打得剩了半条命。但是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改造思想，为了我的进步。于是我也不断要求学生进步，要求他们不断改造思想、不断革命。１９６６年夏，几个学生的作文黑文章就是我公布的。第一个写大字报的那谁谁，就是我派学生监视的。现在看来，我还是觉悟不高，也做了错事。所以，１９６８年清理阶级队伍，身为校革会主任的你把我全家老老少少下放农村，其实是对我更高的要求。由于在农村的锻炼，我现在一口气上五楼。
学生们抢着说，不对，不对，校长老师们啊，我们必须深刻道歉、甚至认罪。一切一切都是我们的错，没有校长、老师以及别的成年人的什么事。没有我们，哪来什么文革呢？没有我们，哪来什么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呢？没有我们，你们哪里就会斗得不亦乐乎了呢？我们确实打了老师，给校长戴了高帽，虽然我们当时只有十几岁，但是一场文革的滔天罪孽必须由我们承担，其它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这样才能化解什么“毛左” 的死不认错，才能证明我们民族的良知，最终达成人民的和平、和解以及和谐。
师生们互诉衷肠，热情握手，两代人终于走到了一起，化解了多年来的恩恩怨怨。
这时候，校长的孙子也插话说：今天学校让我们上街游行抗议了，我还飞脚踢了一辆进口车，要不是有人拦着，我非把那开车人也痛扁一顿不可。
校长问：脚没有受伤吧？不要乱打，看清谁开车了吗？外交无小事。
孙子说：我又不是红卫兵，没事，一看就是个暴富的傻娘们。
校长、老师、学生、孙子都欣慰地笑了，他们觉得，历史教育了我们，革命自有后来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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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给巴金先生的一封信
巴金先生；
我们是原ＸＸ中学的校长和几位老师，不好意思，打搅您长眠了。
说来话长，事过４４年，我们学校的几位原红卫兵学生终于向我们道歉认错了，心里本来蛮适意的。想不到有一个“更的的”网民，一定是红卫兵余孽，把您老先生搬出来，说是您写过《忏悔录》，所以伊对侬老尊重，对我们就很有些不屑，有些嗤之以鼻。我们打听了一下，原来真有这件事。于是想向先生请教请教：
先生念头真是老怪呵，没有事你不好搓麻将、嘎三湖吗？您忏悔什么呢？您要忏悔也便自己忏悔罢了，出什么书呢？这一来，把我们都陷入不仁不义了，难道我们也要忏悔？老师向学生道不是，世界上哪来这种道理？
另外，听说先生曾经提议建立文革纪念馆，我们以为这可是大大的欠妥，先生完全不懂政治啊。试想，如果文革纪念馆建了，反右纪念馆要不要建？大跃进纪念馆要不要建？清理阶级队伍纪念馆要不要建？土改、肃反、社会主义改造等等纪念馆要不要建？解放以后，大大小小政治运动几十次，那岂不是到处都是违章搭建？
再说，如此一来，我们这一代人战战兢兢、曲曲折折、遮遮掩掩走过来的路岂不要大白于世？想必先生您也知道我们这一辈子不容易，刀尖上讨生活，写了多少检查汇报、写了多少揭发材料、做了多少不大好意思讲出来的事情，这些小秘密难道就不能让它悄悄被人忘煞？介许多纪念馆一建，真真假假展品稀里哗啦一摆，各种证据旁证索引一贴，岂不是洪洞县里无好人？岂不是一个大酱缸里一大堆的烂人？这怎么可以呢？这样一来，兹事体大，戏法全部拆穿。大家的面子往哪儿搁呢？到哪里去找这个民族的良知呢？怎么达成广大人民群众的和平、和解以及和谐呢？
所以，我们认为先生此举大大的不可，希望先生这个主张再也不要提起。幸亏先生的书已没有人关注，纪念馆的事情更是杳如黄鹤，不要说有人就是不予理睬，就是我们也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的。事情过去也就算了，反正学生已经认错道歉了，我们欣然笑纳，老怀大悦。总算这个事情有了着落，有人自愿顶了罪，就算再来三四次、七八次文革，我们管它将来如何呢？世界上的事体哪能好介认真呢？
带来几只大闸蟹和一瓶老酒，不知道先生是不是喜欢。伏惟尚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