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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3月7日13:52 三联生活周刊
记者 金焱 朱文轶
虽然社会大众的注意力都被艾滋病这种绝症所吸引，但艾滋病人的数目若跟其他性病的流行程度比较起来，则又成为小巫见大巫。3月，全国性病疫情会议即将在贵州召开，届时，2001年中国性病报告数字将正式公布。公布的数字与实际的性病发病数一般有大约20倍左右的差距――中国性病麻风病控制中心龚向东说，“估计起码要有1000万例以上”。
其他性病虽然不受重视，这可以从媒体舆论和大众话题中得以证明，但梅毒、淋病一类的性病却很可能造成远较艾滋病更广的社会灾情。
在江苏，这种社会灾情更多体现在连续几年的排名第一:长江三角洲是我国发病率最高地区，而江苏省感染性病的个案数字始终居全国首位。另一个可能是巧合的事实是，中国性病的权威官方机构中国性病麻风病控制中心也在江苏南京市。
在美国，每出现一个艾滋病例，相对就有300例其他性病新病人出现。在中国，这样的比例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官方说法。在感染性病的总人口当中，2/3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据估计，性活跃的美国人当中约有一半迟早会感染性病。
在中国，如何解决性活跃人口的问题也一直是争论焦点。
春节前后，中国首部关于青春期性教育的系列教材近日在哈尔滨正式出版。为此，当地教育主管部门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中学和大、中专院校的健康教育教师、校长必须人手一册。而学生则“可作为课外读物”。
据介绍，这本教材针对初中、高中、大学等不同年龄段的青春期青少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夏国美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性教育问题仅从名称上就可以反映出许多问题:我们的性教育一概叫做青春期教育，任何问题都可以包括在青春期教育内容中，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就叫做“性教育”呢？
就在人们还在为这些问题思考不清时，我们的中学生们不断表现出对性知识的渴求。而比他们更高一阶段的大学生们，在大学里仍然遇到与中学生一样的困惑。教育制度和施教者面对这种性的社会现实，显得十分困窘。
更为困窘的是公共政策的执行者，他们面对的不仅是中学生、大学生，还有那些性病源头的制造与传播者:卖淫者和嫖娼者。这个群体的存在，对我国道德基础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承认“性产业”的现实是匪夷所思的，而与之相关的安全套的社会市场化等一系列问题都显得有些遥远。但最值得关注的仍然是，中国性病疫情蔓延的事实。
江苏的“性”困惑
-――――一个城市的“性”和“性病”问题调查
根据江苏省性学会有关人士提供的《性病情况简报》显示，“2000年底江苏省的性病发生率为140.7/10万，高居全国首位”。这是一个让多数人都很困惑的结论。
记者接触到的几位江苏卫生部门官员反映，江苏的“性病高发”与该省疫情监控系统的健全有关。但从江苏省人大代表连续数年关于《整顿净化性病医疗市场》的提案来看，问题显然并非如此简单。更可能的原因是，“性病医疗市场”、“性产业”、“性态度”之间错综混乱的因果关系构成了这个简单结论后面的特殊背景。
从这样一个截面上去观望，江苏的“性”和“性病高发”问题很“中国化”
在南京的福建人
记者在南京的几天都下着小雨，车行驶过的路段拥塞的地方不多，因为人群、车流的节奏比较缓慢。多数南京人让人感觉一直是在慢条斯里地生活，上下班、泡茶馆、请客吃饭，很难出现一些节外生枝的意外情节。一个人如果没有欲望，就不会到处迁徙，一个城市如果没有欲望，就不会变化莫测。南京给人的印象古老而平静。
据说，许多喜好迁徙的外地人因此来到南京，是来开发这个城市的欲望。经营“性病治疗”生意的福建人是其中很大一支。甲医院是南京市一所综合性医院，下属三个分院，老板陈经文(化名)是90年代初来南京开发地盘的福建莆田人。和在江苏的多数福建人一样，陈起家时的所有家底是再寒伧不过的一间“性病专家门诊”。不过，这家现在已经有了三幢颇具规模的门诊大楼，上百名医护人员的甲医院在报纸和电视上露面的广告仍然是“主治泌尿系统疾病”。据称，由于省政协委员“‘性病广告’严重影响江苏省形象”的呼吁，去年底，江苏省卫生厅开始全面封杀“性病广告”。而2月27日记者翻看南京的三家报纸，许多版面的70%都被“泌尿系统疾病”的广告占据。
一知情人告诉记者，生意上陈经文的出手很大，每月该医院光南京市内各类媒体的广告投入量就在万元以上。
在该医院拥挤的皮肤病门诊里，记者见到了从高邮市赶到南京来看病的患者宋斌(化名)，四肢细得如同麻秆，耷拉着脑袋坐在椅子上，上面吊着正在打盐水的药瓶。宋告诉记者，他是在高邮跑运输的，一次去兴化接货时“叫小姐”得了这种病。听说高邮那边福建过来的骗子游医很多，又看到当地电视台上有甲医院的广告，就到南京来治，“得这种病的一般都不会在本地治”。宋说，正在挂的这瓶药要200元，他已经来了三次，还要两个疗程，“病，感觉好些了”。
记者拨通了正在上海出差的陈经文手机，采访主题是要“写一本书介绍在全国各地做生意的福建人”，但谈到“性病治疗”这一块，陈显得异常谨慎。
在江苏经营性病市场的福建人之间彼此都认识，但有“谁的生意做得大，谁在这一群体中越有号召力”一说。南京没有谁不认识陈经文，比较夸张的描述是“陈开大奔，有保镖”，而陈在圈内做过最有影响的一件事是用了7天时间拿下了三个政府指定的皮肤性病专业防治机构，据说陈的生意也是通过这次做大的。
相比较，另一个福建人陈祥虎(化名)算不上大老板，他的私车是一辆“凌志300”。最初也在南京发展的陈祥虎在圈子里被人称作“阿虎”，现在生意已经做到了常州、常熟、昆山这些江苏城市。对记者提出的绝大部分问题，陈基本都拒绝回答，理由是:“我们也很难，连名片都不好意思发，再说，我只不过是小打小闹，要说的话，你去找陈经文，他是大老板。”电话里，陈祥虎向记者介绍了在全国各地从事“性病治疗”生意的三大帮派:福建的“莆田派”、广东客家的“梅州派”和“山西派”，“不过，在南京，我们福建人最多，大概有一两百人”。
多数情况下，异地谋生的福建人之间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定，像“讨媳妇只找老家的姑娘”，“生意上各发各财，互不拆台”。据说，这些莆田人的生活作风很检点，生意上需要有专门的开支打点一些地方卫生部门的官员，去“夜总会”等场所消费时，自己只作场面应酬，绝不涉足于这种性交易。陈说:“出来闯荡不容易，因为这个而栽了跟头就不值了。”
也有避免不了的生意冲突。2000年5月，两个福建人陈海和林业文(均为化名)承包的皮肤病诊所开到了一块，大约相隔百米的距离。当一家在电线杆上粘贴的性病广告把另一家的广告覆盖后，相安无事的局面发生了改变。数次言辞的争执后，14日下午，陈雇人在林出门的时候下手把林干掉，然而刀直接刺进了和林一同出门的胞弟林业武(化名)的肝脏部位，林弟当场死亡。事后，凶手被擒获，而雇凶杀人的陈海一直在逃，南通警方刑侦大队以“仍有案犯在逃”为由，拒绝向记者透露任何与案件相关的信息。
“他们只是福建人里面的小角色，他们势力如何完全要看背后的老板有多大。”江苏省疾病控制中心主任蒋辽远跟记者叙述此事时说。
在南京的街头里巷，记者并没有看到像许多城市里“牛皮癣”泛滥的情况，也没有见到个体性质的“性病”诊所。向南京警方了解的情况是，2000年12月25日，南京卫生部门联同警方出动577人对南京市13个区县的游医进行集中打击，分布于各个城郊结合部的175个游医窝点被取缔。而事后发现，所有被查获的个体游医都来自河南，没有一个福建人。
“对福建人来说，这种方式太低级了！仅凭一次突袭式的打击活动已经很难动摇他们的生意。”蒋辽远向记者描述了福建人在江苏经营的版图网络，“以南京为中心，向北进入江都、泰州、盐城、淮阴直到连云港，向南打入丹阳、锡山、常熟、太仓、昆山、吴县。”
从这样的网络图看，福建人发展生意的地方无一不是江苏省“性病”重灾区。在“性病”吸引了“治疗性病”生意这一最为简单的直线逻辑外，还没有更清晰的因果关联将“性病”和“游医”划上等号。但个体游医对暴利的追逐导致了性病诊疗市场的混乱，从而带来了对性病的误诊、错诊以及对疫情的误报、重报，都已经清楚地成为单纯性产业以外“性病元素”。
2002年3月7日13:52 三联生活周刊
记者 金焱 朱文轶
虽然社会大众的注意力都被艾滋病这种绝症所吸引，但艾滋病人的数目若跟其他性病的流行程度比较起来，则又成为小巫见大巫。3月，全国性病疫情会议即将在贵州召开，届时，2001年中国性病报告数字将正式公布。公布的数字与实际的性病发病数一般有大约20倍左右的差距――中国性病麻风病控制中心龚向东说，“估计起码要有1000万例以上”。
其他性病虽然不受重视，这可以从媒体舆论和大众话题中得以证明，但梅毒、淋病一类的性病却很可能造成远较艾滋病更广的社会灾情。
在江苏，这种社会灾情更多体现在连续几年的排名第一:长江三角洲是我国发病率最高地区，而江苏省感染性病的个案数字始终居全国首位。另一个可能是巧合的事实是，中国性病的权威官方机构中国性病麻风病控制中心也在江苏南京市。
在美国，每出现一个艾滋病例，相对就有300例其他性病新病人出现。在中国，这样的比例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官方说法。在感染性病的总人口当中，2/3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据估计，性活跃的美国人当中约有一半迟早会感染性病。
在中国，如何解决性活跃人口的问题也一直是争论焦点。
春节前后，中国首部关于青春期性教育的系列教材近日在哈尔滨正式出版。为此，当地教育主管部门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中学和大、中专院校的健康教育教师、校长必须人手一册。而学生则“可作为课外读物”。
据介绍，这本教材针对初中、高中、大学等不同年龄段的青春期青少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夏国美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性教育问题仅从名称上就可以反映出许多问题:我们的性教育一概叫做青春期教育，任何问题都可以包括在青春期教育内容中，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就叫做“性教育”呢？
就在人们还在为这些问题思考不清时，我们的中学生们不断表现出对性知识的渴求。而比他们更高一阶段的大学生们，在大学里仍然遇到与中学生一样的困惑。教育制度和施教者面对这种性的社会现实，显得十分困窘。
更为困窘的是公共政策的执行者，他们面对的不仅是中学生、大学生，还有那些性病源头的制造与传播者:卖淫者和嫖娼者。这个群体的存在，对我国道德基础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承认“性产业”的现实是匪夷所思的，而与之相关的安全套的社会市场化等一系列问题都显得有些遥远。但最值得关注的仍然是，中国性病疫情蔓延的事实。
江苏的“性”困惑
-――――一个城市的“性”和“性病”问题调查
根据江苏省性学会有关人士提供的《性病情况简报》显示，“2000年底江苏省的性病发生率为140.7/10万，高居全国首位”。这是一个让多数人都很困惑的结论。
记者接触到的几位江苏卫生部门官员反映，江苏的“性病高发”与该省疫情监控系统的健全有关。但从江苏省人大代表连续数年关于《整顿净化性病医疗市场》的提案来看，问题显然并非如此简单。更可能的原因是，“性病医疗市场”、“性产业”、“性态度”之间错综混乱的因果关系构成了这个简单结论后面的特殊背景。
从这样一个截面上去观望，江苏的“性”和“性病高发”问题很“中国化”
在南京的福建人
记者在南京的几天都下着小雨，车行驶过的路段拥塞的地方不多，因为人群、车流的节奏比较缓慢。多数南京人让人感觉一直是在慢条斯里地生活，上下班、泡茶馆、请客吃饭，很难出现一些节外生枝的意外情节。一个人如果没有欲望，就不会到处迁徙，一个城市如果没有欲望，就不会变化莫测。南京给人的印象古老而平静。
据说，许多喜好迁徙的外地人因此来到南京，是来开发这个城市的欲望。经营“性病治疗”生意的福建人是其中很大一支。甲医院是南京市一所综合性医院，下属三个分院，老板陈经文(化名)是90年代初来南京开发地盘的福建莆田人。和在江苏的多数福建人一样，陈起家时的所有家底是再寒伧不过的一间“性病专家门诊”。不过，这家现在已经有了三幢颇具规模的门诊大楼，上百名医护人员的甲医院在报纸和电视上露面的广告仍然是“主治泌尿系统疾病”。据称，由于省政协委员“‘性病广告’严重影响江苏省形象”的呼吁，去年底，江苏省卫生厅开始全面封杀“性病广告”。而2月27日记者翻看南京的三家报纸，许多版面的70%都被“泌尿系统疾病”的广告占据。
一知情人告诉记者，生意上陈经文的出手很大，每月该医院光南京市内各类媒体的广告投入量就在万元以上。
在该医院拥挤的皮肤病门诊里，记者见到了从高邮市赶到南京来看病的患者宋斌(化名)，四肢细得如同麻秆，耷拉着脑袋坐在椅子上，上面吊着正在打盐水的药瓶。宋告诉记者，他是在高邮跑运输的，一次去兴化接货时“叫小姐”得了这种病。听说高邮那边福建过来的骗子游医很多，又看到当地电视台上有甲医院的广告，就到南京来治，“得这种病的一般都不会在本地治”。宋说，正在挂的这瓶药要200元，他已经来了三次，还要两个疗程，“病，感觉好些了”。
记者拨通了正在上海出差的陈经文手机，采访主题是要“写一本书介绍在全国各地做生意的福建人”，但谈到“性病治疗”这一块，陈显得异常谨慎。
在江苏经营性病市场的福建人之间彼此都认识，但有“谁的生意做得大，谁在这一群体中越有号召力”一说。南京没有谁不认识陈经文，比较夸张的描述是“陈开大奔，有保镖”，而陈在圈内做过最有影响的一件事是用了7天时间拿下了三个政府指定的皮肤性病专业防治机构，据说陈的生意也是通过这次做大的。
相比较，另一个福建人陈祥虎(化名)算不上大老板，他的私车是一辆“凌志300”。最初也在南京发展的陈祥虎在圈子里被人称作“阿虎”，现在生意已经做到了常州、常熟、昆山这些江苏城市。对记者提出的绝大部分问题，陈基本都拒绝回答，理由是:“我们也很难，连名片都不好意思发，再说，我只不过是小打小闹，要说的话，你去找陈经文，他是大老板。”电话里，陈祥虎向记者介绍了在全国各地从事“性病治疗”生意的三大帮派:福建的“莆田派”、广东客家的“梅州派”和“山西派”，“不过，在南京，我们福建人最多，大概有一两百人”。
多数情况下，异地谋生的福建人之间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定，像“讨媳妇只找老家的姑娘”，“生意上各发各财，互不拆台”。据说，这些莆田人的生活作风很检点，生意上需要有专门的开支打点一些地方卫生部门的官员，去“夜总会”等场所消费时，自己只作场面应酬，绝不涉足于这种性交易。陈说:“出来闯荡不容易，因为这个而栽了跟头就不值了。”
也有避免不了的生意冲突。2000年5月，两个福建人陈海和林业文(均为化名)承包的皮肤病诊所开到了一块，大约相隔百米的距离。当一家在电线杆上粘贴的性病广告把另一家的广告覆盖后，相安无事的局面发生了改变。数次言辞的争执后，14日下午，陈雇人在林出门的时候下手把林干掉，然而刀直接刺进了和林一同出门的胞弟林业武(化名)的肝脏部位，林弟当场死亡。事后，凶手被擒获，而雇凶杀人的陈海一直在逃，南通警方刑侦大队以“仍有案犯在逃”为由，拒绝向记者透露任何与案件相关的信息。
“他们只是福建人里面的小角色，他们势力如何完全要看背后的老板有多大。”江苏省疾病控制中心主任蒋辽远跟记者叙述此事时说。
在南京的街头里巷，记者并没有看到像许多城市里“牛皮癣”泛滥的情况，也没有见到个体性质的“性病”诊所。向南京警方了解的情况是，2000年12月25日，南京卫生部门联同警方出动577人对南京市13个区县的游医进行集中打击，分布于各个城郊结合部的175个游医窝点被取缔。而事后发现，所有被查获的个体游医都来自河南，没有一个福建人。
“对福建人来说，这种方式太低级了！仅凭一次突袭式的打击活动已经很难动摇他们的生意。”蒋辽远向记者描述了福建人在江苏经营的版图网络，“以南京为中心，向北进入江都、泰州、盐城、淮阴直到连云港，向南打入丹阳、锡山、常熟、太仓、昆山、吴县。”
从这样的网络图看，福建人发展生意的地方无一不是江苏省“性病”重灾区。在“性病”吸引了“治疗性病”生意这一最为简单的直线逻辑外，还没有更清晰的因果关联将“性病”和“游医”划上等号。但个体游医对暴利的追逐导致了性病诊疗市场的混乱，从而带来了对性病的误诊、错诊以及对疫情的误报、重报，都已经清楚地成为单纯性产业以外“性病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