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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3月7日13:58 三联生活周刊
性病依然是我国“一个较为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
性病流行谱
梁国钧掌握的数据是:解放初期中国主要流行的性病是梅毒，占到60%左右;而到了现在，艾滋病又“太有名”，还容易致死，因此人们常常忘了性病还包括淋病和梅毒。
不过这种距离感很快就会被直观的中国性病图谱打消。在图谱中，梅毒是一条陡升的曲线――梅毒的增长幅度很大:自1979年我国再次报告梅毒后，报告病例数逐年增多。在1993年到1999年之间成倍增长，年均增长85%，2000年全国梅毒报病数为80181例，是1993年的40倍。
2000年我国8种性病的构成已发生改变，其中淋病第一，占33.25%，梅毒位居第三，占9.33%。在1999年以前，我国性病的流行就基本以淋病为主。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性病研究所梁国钧记得，1977年湖南出现一例男性淋病患者，这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结束了1964年中国宣布“基本消灭性病”后十几年的无性病历史，性病由此迅速蔓延。梁国钧说，“那时连我们学医的都没有学过性病，那个经常往返于广州与长沙两地的湖南人，最初被确诊为尿路感染。但用了一段时间的常规药物治疗后，医生们觉得有些不对劲了。一个年纪较大的医生推断是淋病，但是没有相应的技术手段支持他的说法，最后请出一位解放前曾看过性病的老大夫，老大夫反复看了片子后才一锤定音。”
性病流行谱充满变数。王千秋说，2001年前3个季度全国NGU(非淋球菌性尿道炎)的报告病例数已超过了淋病，位居第一位，这几乎也反映了2001年整个的趋势，而在2000年，天津、广东、广西和海南等省市的NGU的报告病例数就已经超过了淋病，位居第一位。新的排序是;NGU、淋病、尖锐湿疣、梅毒和生殖器疱疹等。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戴志澄指出，性病已经跻身为我国三大传染病之一。
疫情蔓延是全球性的。50年代的美国与全世界,梅毒和淋病是仅有的两种重要性病,其他种类性病几乎只在娼妓中发现。然而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间,性病流行已经从两种扩大到二三十种。有些情况已经严重到以前只能在娼妓与嫖客中发现的性病,现在也在一般年轻人中普遍出现。有一个数据说,淋病以及其他性病的感染率,在15岁到19岁的年轻女性中保持最高。在我国的性病发病年龄也逐渐呈现低龄化趋势，媒体报道说，正值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以无业、中专职校及大学生为主)发病率约占总数的30%。
“性”化社会
流行病学专家们掌握着性病传播途径的一种社会因素推导公式，根据是男女患者的比例。梁国钧介绍说，一般认为，如果男女比例相似，说明性乱行为已经相当普遍;如果女性比例低于男性，则说明性产业是主要原因，而目前我国性病男女患者的比例是1.4比1――按流行病学的观点，性产业与性乱两种情况都有可能。
无论性产业，还是性乱，都明确地指出了传染源――传染源既包括性病病人，也包括无症状的病原携带者。
卖淫妇女――比较无歧视的称呼为“性工作者”，她们是性病传播的核心人群。“核心”体现在她们具有的高患病率上，梁国钧说这个高危人群的性病发生率可以达到15%。核心人群向外传播，嫖客起了一个传播的“桥梁”作用。嫖客及其家属因“经常有此类危险行为”，被归为脆弱人群之列，他们的性病发生率在5%～8%左右。性病患者的性伴，作为潜在的重要传染源，在性病控制上起重要作用。一个易被忽略的人群是:无症状性病感染者，在维持性病的流行中这个人群起重要作用，尤其是女性，比如70%以上的女性感染淋球菌和衣原体可以无症状。
王千秋说:“在我们对门诊的调查中可以看出来，出差在外的和出门打工者就诊率相当高。”北京市性病防治所办公室副主任刘惠介绍了北京市性病投病者的基本排序:在前几位的是个体户、干职人员、无业人员、工人。这些不同的人群患上性病的一个共同因素是区域间的流动。”
更多的越轨性行为难免会有更多的感染性病的机会,一项调查显示:在性病患者中,按人口所占比例计算,个体经营者、私人企业主之类的先富起来者位居首位――嫖娼已经成为先富起来的男人们的某种常规行为。王千秋说在国外还有一个有趣现象，收入阶层不同，所患性病也不同，淋病人群一般为收入较低者，而NGU则集中于收入较高者。
龚向东还提出了“年轻型”金字塔人口结构与性病的关系问题。“20～40岁的性活跃人群所占的比例越高，性病越易发生流行”。他说，我国人口结构今后多年仍将以“年轻型”人口金字塔结构为主，即20～40岁的性活跃人群仍将占35%～40%，这个人口结构恰恰是性病流行的“危险型”人口结构。
从各种社会环境因素考量，性病在人群中流行，而且其流行速度的攀升成为一种趋势。夏国美说，在1990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性病防治大会上她就指出:消灭性病是不可能的，控制也是不可能，我们要做的是降低发病率，但是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到。
惩罚与保护
就在社会大众大体上都不明白性病的风险与后果时，很多人已经染上了性病。性病问题首先成为一种医学问题。不过龚向东强调，性病其实也是由细菌病原体引起的，只是感染部位不同――生殖道牵扯到了性，就涉及到了伦理道德，实际上这个病可以预防，可以“像治感冒一样，甚至比感冒还好治”。
但是在治疗过程中却形成了恶性循环:性病流行形势严峻，而性病医疗服务市场又严重混乱――这里成了私人牟取暴利的主要场所，从而加重了性病进一步流行。刘惠说，任何一种性病的诊断治疗过程，直到病愈的花费不应当超过1000元，而梅毒可能只用100元就够了。但实际情况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的10年中，游医和巫医用自己制造的“药粉”，每诊治一例性病病人收取100元到400元不等。到了9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在游医、巫医及个体诊所形成的性病医疗服务市场中，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挂靠、承包门诊，而到了90年代的后半期，承包门诊则唱起了主角。刘惠说这些私人诊所的要价是:打一个点滴300元到400元，而点的药可能只是一些糖水、盐水。而承包挂靠的诊所通过寻求合作的方式，利用原有的正规医疗单位的一整套的审批手续，堂而皇之地进行性病治疗:一般他们每年向区级医院缴纳20万元到40万元数目不等的钱，而包括进药渠道等与经济相关的方面都由他们把持。
龚向东说，他们对全国24个省份的1516家公立医疗单位开设的性病门诊调查时发现，有63.3%的性病门诊被私人承包,而这些承包性病的门诊大多以协议处方治疗,一般每个病人治疗费至少4000元。梁国钧补充的情况是，就是在正规的医院中也存在检测手段混乱的情况，除了技术原因，更多的是利益驱动，“结果假阳性满天飞，很多人都成了性病患者”。
对于诊疗市场的规范，是公共政策中着重于以“治疗”――事后行为的干预上;大多数学者则更赞同直接干预个人高危行为的事前干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景军说，社会公共政策在控制性病中肯定要起到作用，问题是现在是惩罚型的政策，而不是从管理的角度出发。
公共政策直接反映的是国家成本的付出。王千秋记得在1997、1998年前，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很少，“还不如越南、泰国这样国家投得多”。艾滋病的出现，死人的可能转变了政府的重视指数。而最主要的一点是，王千秋说，性产业确实是中国性病的源头。
对于这个源头，国家的态度是，夏国美说，“在坚决取缔的过程中防治性病”，所以针对卖淫嫖娼的专项行动一波接着一波。打击需要花费的成本相当可观:昆明市公安局冒锡昆副支队长说，每抓一个三陪女，基本国家要付出400元到500元左右。公安方面的调查经费是一方面。夏国美的说法就是“要伏击，要证据，要收容，要审判”，而对于那些收容教养的人的费用则更大，“原来看性病的钱是几十块钱，后来有关部门涨到了120多元钱，所以现在的费用越来越高”。冒锡昆说去年他们支队搞了一个案子，一次抓获了22个人，花去了18200元。
昆明市去年出台了一个新的打击方法，“一次性死亡法”――打击的对象由卖淫女和嫖客变成打击“老板”――有卖淫嫖娼行为的行业场所中，提供这种性交易的老板。冒锡昆介绍，去年一年昆明市一共“一次性死亡”了60家。改变的动力有一个无奈的原因:扫黄不能治本。龚向东说，扫黄确实使性病的门诊量下降了，不过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扫黄是用“堵”的办法，将其扫到地下，但是没有从根源上清除掉，因为没有教人怎样去预防。
景军说，中国的性产业这么庞大，形式又这么隐蔽，政策付出的代价太大。
2002年3月7日13:58 三联生活周刊
性病依然是我国“一个较为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
性病流行谱
梁国钧掌握的数据是:解放初期中国主要流行的性病是梅毒，占到60%左右;而到了现在，艾滋病又“太有名”，还容易致死，因此人们常常忘了性病还包括淋病和梅毒。
不过这种距离感很快就会被直观的中国性病图谱打消。在图谱中，梅毒是一条陡升的曲线――梅毒的增长幅度很大:自1979年我国再次报告梅毒后，报告病例数逐年增多。在1993年到1999年之间成倍增长，年均增长85%，2000年全国梅毒报病数为80181例，是1993年的40倍。
2000年我国8种性病的构成已发生改变，其中淋病第一，占33.25%，梅毒位居第三，占9.33%。在1999年以前，我国性病的流行就基本以淋病为主。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性病研究所梁国钧记得，1977年湖南出现一例男性淋病患者，这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结束了1964年中国宣布“基本消灭性病”后十几年的无性病历史，性病由此迅速蔓延。梁国钧说，“那时连我们学医的都没有学过性病，那个经常往返于广州与长沙两地的湖南人，最初被确诊为尿路感染。但用了一段时间的常规药物治疗后，医生们觉得有些不对劲了。一个年纪较大的医生推断是淋病，但是没有相应的技术手段支持他的说法，最后请出一位解放前曾看过性病的老大夫，老大夫反复看了片子后才一锤定音。”
性病流行谱充满变数。王千秋说，2001年前3个季度全国NGU(非淋球菌性尿道炎)的报告病例数已超过了淋病，位居第一位，这几乎也反映了2001年整个的趋势，而在2000年，天津、广东、广西和海南等省市的NGU的报告病例数就已经超过了淋病，位居第一位。新的排序是;NGU、淋病、尖锐湿疣、梅毒和生殖器疱疹等。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戴志澄指出，性病已经跻身为我国三大传染病之一。
疫情蔓延是全球性的。50年代的美国与全世界,梅毒和淋病是仅有的两种重要性病,其他种类性病几乎只在娼妓中发现。然而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间,性病流行已经从两种扩大到二三十种。有些情况已经严重到以前只能在娼妓与嫖客中发现的性病,现在也在一般年轻人中普遍出现。有一个数据说,淋病以及其他性病的感染率,在15岁到19岁的年轻女性中保持最高。在我国的性病发病年龄也逐渐呈现低龄化趋势，媒体报道说，正值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以无业、中专职校及大学生为主)发病率约占总数的30%。
“性”化社会
流行病学专家们掌握着性病传播途径的一种社会因素推导公式，根据是男女患者的比例。梁国钧介绍说，一般认为，如果男女比例相似，说明性乱行为已经相当普遍;如果女性比例低于男性，则说明性产业是主要原因，而目前我国性病男女患者的比例是1.4比1――按流行病学的观点，性产业与性乱两种情况都有可能。
无论性产业，还是性乱，都明确地指出了传染源――传染源既包括性病病人，也包括无症状的病原携带者。
卖淫妇女――比较无歧视的称呼为“性工作者”，她们是性病传播的核心人群。“核心”体现在她们具有的高患病率上，梁国钧说这个高危人群的性病发生率可以达到15%。核心人群向外传播，嫖客起了一个传播的“桥梁”作用。嫖客及其家属因“经常有此类危险行为”，被归为脆弱人群之列，他们的性病发生率在5%～8%左右。性病患者的性伴，作为潜在的重要传染源，在性病控制上起重要作用。一个易被忽略的人群是:无症状性病感染者，在维持性病的流行中这个人群起重要作用，尤其是女性，比如70%以上的女性感染淋球菌和衣原体可以无症状。
王千秋说:“在我们对门诊的调查中可以看出来，出差在外的和出门打工者就诊率相当高。”北京市性病防治所办公室副主任刘惠介绍了北京市性病投病者的基本排序:在前几位的是个体户、干职人员、无业人员、工人。这些不同的人群患上性病的一个共同因素是区域间的流动。”
更多的越轨性行为难免会有更多的感染性病的机会,一项调查显示:在性病患者中,按人口所占比例计算,个体经营者、私人企业主之类的先富起来者位居首位――嫖娼已经成为先富起来的男人们的某种常规行为。王千秋说在国外还有一个有趣现象，收入阶层不同，所患性病也不同，淋病人群一般为收入较低者，而NGU则集中于收入较高者。
龚向东还提出了“年轻型”金字塔人口结构与性病的关系问题。“20～40岁的性活跃人群所占的比例越高，性病越易发生流行”。他说，我国人口结构今后多年仍将以“年轻型”人口金字塔结构为主，即20～40岁的性活跃人群仍将占35%～40%，这个人口结构恰恰是性病流行的“危险型”人口结构。
从各种社会环境因素考量，性病在人群中流行，而且其流行速度的攀升成为一种趋势。夏国美说，在1990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性病防治大会上她就指出:消灭性病是不可能的，控制也是不可能，我们要做的是降低发病率，但是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到。
惩罚与保护
就在社会大众大体上都不明白性病的风险与后果时，很多人已经染上了性病。性病问题首先成为一种医学问题。不过龚向东强调，性病其实也是由细菌病原体引起的，只是感染部位不同――生殖道牵扯到了性，就涉及到了伦理道德，实际上这个病可以预防，可以“像治感冒一样，甚至比感冒还好治”。
但是在治疗过程中却形成了恶性循环:性病流行形势严峻，而性病医疗服务市场又严重混乱――这里成了私人牟取暴利的主要场所，从而加重了性病进一步流行。刘惠说，任何一种性病的诊断治疗过程，直到病愈的花费不应当超过1000元，而梅毒可能只用100元就够了。但实际情况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的10年中，游医和巫医用自己制造的“药粉”，每诊治一例性病病人收取100元到400元不等。到了9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在游医、巫医及个体诊所形成的性病医疗服务市场中，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挂靠、承包门诊，而到了90年代的后半期，承包门诊则唱起了主角。刘惠说这些私人诊所的要价是:打一个点滴300元到400元，而点的药可能只是一些糖水、盐水。而承包挂靠的诊所通过寻求合作的方式，利用原有的正规医疗单位的一整套的审批手续，堂而皇之地进行性病治疗:一般他们每年向区级医院缴纳20万元到40万元数目不等的钱，而包括进药渠道等与经济相关的方面都由他们把持。
龚向东说，他们对全国24个省份的1516家公立医疗单位开设的性病门诊调查时发现，有63.3%的性病门诊被私人承包,而这些承包性病的门诊大多以协议处方治疗,一般每个病人治疗费至少4000元。梁国钧补充的情况是，就是在正规的医院中也存在检测手段混乱的情况，除了技术原因，更多的是利益驱动，“结果假阳性满天飞，很多人都成了性病患者”。
对于诊疗市场的规范，是公共政策中着重于以“治疗”――事后行为的干预上;大多数学者则更赞同直接干预个人高危行为的事前干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景军说，社会公共政策在控制性病中肯定要起到作用，问题是现在是惩罚型的政策，而不是从管理的角度出发。
公共政策直接反映的是国家成本的付出。王千秋记得在1997、1998年前，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很少，“还不如越南、泰国这样国家投得多”。艾滋病的出现，死人的可能转变了政府的重视指数。而最主要的一点是，王千秋说，性产业确实是中国性病的源头。
对于这个源头，国家的态度是，夏国美说，“在坚决取缔的过程中防治性病”，所以针对卖淫嫖娼的专项行动一波接着一波。打击需要花费的成本相当可观:昆明市公安局冒锡昆副支队长说，每抓一个三陪女，基本国家要付出400元到500元左右。公安方面的调查经费是一方面。夏国美的说法就是“要伏击，要证据，要收容，要审判”，而对于那些收容教养的人的费用则更大，“原来看性病的钱是几十块钱，后来有关部门涨到了120多元钱，所以现在的费用越来越高”。冒锡昆说去年他们支队搞了一个案子，一次抓获了22个人，花去了18200元。
昆明市去年出台了一个新的打击方法，“一次性死亡法”――打击的对象由卖淫女和嫖客变成打击“老板”――有卖淫嫖娼行为的行业场所中，提供这种性交易的老板。冒锡昆介绍，去年一年昆明市一共“一次性死亡”了60家。改变的动力有一个无奈的原因:扫黄不能治本。龚向东说，扫黄确实使性病的门诊量下降了，不过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扫黄是用“堵”的办法，将其扫到地下，但是没有从根源上清除掉，因为没有教人怎样去预防。
景军说，中国的性产业这么庞大，形式又这么隐蔽，政策付出的代价太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