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West Life弟兄学习，转一个名家的：《信仰之旅》- 林语堂

[CHRIS88]

《信仰之旅》- 林语堂

绪言

　　这本书是一个人探索宗教时经验的纪录。记载他在信仰上的探险、怀疑及困惑；他和世上其它哲学及宗教的磋磨，以及他对过去圣哲所言、所教最珍贵宝藏的探索。当然，这是一次令人兴奋的旅行，而我希望能把它写得明简。我确信在这种对最高贵真理的探索，每一个人都必须遵由他自己的途径，而这些途径是人各不同的。哥伦布曾否在美洲登陆是没有多大关系的，最重要的是哥伦布会去探索，且有过探险旅程中一切的兴奋、焦虑和欢喜。如果麦哲伦选取一条更长、更迂回的不同路线来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也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各人必然有各人不同的路。我清楚知道，今日到印度去，搭乘喷射飞机是简单得多的方法；你可以快一点到达。但我怀疑如果你搭乘喷射机到达得救，更迅速、更正确地认识上帝，对你会有多大的益处。我确知有许多基督徒从来没有做过这种探索。他们在摇篮里的时候，便已找到这位基督教的上帝，而且像亚伯拉罕之妻一样，把这位上帝携带到他们所去的一切地方，最后他们进入坟墓时，这一位神也和他们同在一起。宗教有时成为太舒服了，而且已近乎自满自足。这一类的宗教，好像一具家具或财产，你可以把它带走，且无论你到什么地方旅行，都可以携它同行；在近代较粗鲁的美式英文中，就有所谓人可以“得到宗教”或“出卖宗教”那句话。我相信许多教会都宁愿把宗教放入手提箱里出卖。那箱子是紧密的，这样，推着它周游各地便方便得多。这是一种获得宗教的舒服而容易的方法。
　　但我怀疑这种宗教的价值。我获得宗教走的是一条难路，而我以为这是唯一的路；我觉得没有任何其它的路是更妥当的。因为宗教自始至终是个人面对那个令人震惊的天，是一件他和上帝之间的事；它是一种从个人内心生发出来的东西，不能由任何人来“给与”。因为宗教是一株最好在田野中生长的花，那些在盆中或温室里生长的，容易变色或变得脆弱。
　　因此这必然是一个个人经验的故事，故事中一切值得提及的，必然要以个人的探讨、以个人瞬间的怀疑、瞬间的领悟，及所获得的启示为基础。虽然这本书并非自传，但我觉得有些地方必须提及某些个人的环境及背景，使这个故事的发展易于了解。它绝非一次平易无奇的发现之旅，而是一次灵性上充满震惊与遇险的旅程。这其中常有些类似雅各布在梦中与上帝搏斗的故事，因为对真理的寻求很少是一种愉快的航行；常有类似使哥伦布船上水手们震恐的风暴、船难及令人困惑的罗盘偏差；常有疑惑、踌躇、叛变及渴望回航的威胁。我曾航过可咒诅的地狱之火的雪拉恶礁及法利赛党、文士，及有组织信仰该亚法派的涡流。我是终于通过了，但费了不少手脚。
　　我这本书并非为那些没有时间谈及宗教、且永不会加入寻求队伍的人而写，因为这本书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我也不是为那些完全满意于他所晓得、那些自觉已有可靠的拯救、那些永不会有任何怀疑的自满、自足的基督徒而写。我和那些自信在天堂上已有定座的人们不起共鸣，我只是对那些问及：“在这次旅行中我们到那里去？”的人说话。在每一条航线上，都有些旅客，为求心安，认为有必要先看看船上的测程仪，并找出他们的船所在的正确经纬度。我是对这类的人说话。
　　近代世界及当代历史的发展，对于我好像是不知往何处去的冒险，当我们愿意问及：“我们现在是到何处去”，乃是得救的第一个征兆。我能想象一艘鬼船，一艘无人驾驶的潜艇，受到核子反应能的驱使而完全自动地航行。我还想象到在这艘鬼船上面，有时乘客之间发生大争论，争论是谁在驾驶着这艘船以及它正向着那裹驶去，因为它显然是无人驾驶。有人意图发表那艘潜艇是自动行驶的意见，而有些富于想象力的人则开始主张这艘船可能是自有的，由于机器各部分的偶然接合，不经过任何工程师的设计就自然造成了。在这热烈的争辩中，我可以发现一种挫折、困惑及不满之感，于是有人喊：“我并不要到别处去，我只想留在这里。”我相信，这是一幅近代世界的写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有人驾驶着这艘船，但有许多证据证明这艘船是没人驾驶而自动的，那些富于臆测力的人便发表意见说那艘原子能潜艇是自有的。这种臆测，给此学说的拥护者以理性上十分约满足和骄傲；因为他们在臆测的飞翔中，看见这种事物偶然接合（螺旋钉及螺旋钉洞的幸而相配，那些主轴及主要推进器之洞的直径的全等）概念的庄严和伟大，他们相信那些心智较为渺小的人，一定没有这种概念。但船上大多数水手及乘客的心里却被另一个较为实际的问题所占据：他们是从何处来？而最后将在何处登陆？
　　我并非为取悦任何人而写，反而可能使某些人不快，因为我所说的是直接来自个人的观点。在宗教的信徒中，容忍是一种难得的美德。世上一切宗教差不多都是如此，而特别是基督教，它已经僵硬，放入箱里，且放上防腐剂，它不容许任何讨论。很奇怪，在这件关于宗教的事情上，每一个人都似乎认为他所拥有的是独一无二的真理。在演说中要求通过美国联邦宪法的富兰克林说：“因此我越老，我越容易怀疑我自己对别人的批评。”真的，有许多人，以及各种教派，都认为自己拥有一切真理，而别人无论在任何地方和他们有异见，都是大错特错的。斯蒂尔——一个新教徒，在一篇献词中告诉教皇说，我们两个教会对他们信条的正确性唯一不同的意见是，罗马教会是无误的，而大英教会则永远没有错。虽然许许多多个人认为他自己的无误性是差不多和他所属的教派一样高，但很少有人会这般自然地像某一法国妇人在和她姊妹的小争论中说：“除了我自己之外，我未遇见过一个经常是对的人。”
　　可能有许多人想给我们一种“装在箱子里的拯救”，许多人想保护我们免于异端的诱惑。这种对于我们个人得救的焦虑，是完全值得赞赏的。但另一方面，在这种“装在箱子里”的拯救中，人们却容易在我们的信仰上，加上过重的负担。这就是所谓教条及灵性上的独断主义；而我所反对的是那种灵性上的独断主义，多于那些个别的、特殊的教条。这种过度的保护及信仰的负担，可能压扁了许多青年人的心。
　　写到这里，我想到一个父亲告诉我关于他自己的故事。我们是住在南中国海边的漳州。有一位牧师住在离漳州约五六十英里的地方，每月例行回到城里两次。当时我父亲是十二、三岁左右。我的祖母，因为是基督徒，奉献她儿子的劳力，免费为这位基督教牧师搬运行李。父亲当时和他的寡母相依为命，常常去贩卖甜食，下雨天就改卖油炸豆。漳州的居民喜欢在雨天吃油炸豆，因为那些豆被炸脆之后，味道有点像美国的爆玉米。他是一个好担夫，遵从我祖母的吩咐去抬这些行李，那个牧师的太太和他同行。父亲告诉我，这个女人把每一件东西都放在担在他肩上扁担两端的篮子里面。不只有衣服、铺盖，其实这些东西对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已经够重，但那妇人再加上一些瓶瓶罐罐，最后还加上一个三四磅重的瓦炉。而她对我的父亲说：“你是一个好孩子，一个强壮的孩子，这一点点东西你不在乎，我知道你一定能担得起。”其实她并没有必要把那个瓦炉从漳州和她的住所之间担来担去的。我仍记得看过父亲肩头的疤痕，当然它并非单是因为这些行程；但我曾常常想及那些装行李的篮子，那些瓶瓶罐罐，以及那个非必要而可搬运的瓦炉。这使我想起各种不同宗教的祭司们喜欢加在青年人肩上的信仰的重担，且对他们说：“你是一个好孩子，一个强壮的孩子，你可以担得起。你只要信，你将发现它是真的。”有时那些青年人的肩头会长出脓包。

http://www.ctestimony.org/2004/20040401.htm

 

[West Life]

呵呵，别这么说，我也在向 主和各位弟兄姐妹学习啊:blowzy:

 

[West Life]

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林语堂弟兄也是基督徒啊

船的比喻很贴切，记得牛顿和哈雷关于地球仪的故事，也是这个意思 摘一段经文：

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希伯来书3:4)

 

[CHRIS88]

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林语堂弟兄也是基督徒啊

船的比喻很贴切，记得牛顿和哈雷关于地球仪的故事，也是这个意思 摘一段经文：

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希伯来书3:4)

呵呵，最早知道林语堂先生，是从鲁迅先生的杂文 - 他显然是“正人君子”中的一位。再后来，偶尔读到了他的几篇文章，文采之外体会到一种和鲁迅的尖刻犀利完全不同的平和幽默。心想，鲁老先生怎磨会老和这样一位谦谦君子过不去？我是几天前从一位姐妹的电邮中知道林语堂是主内弟兄的，该电邮中也有这篇《信仰之旅》的连接。

 

[CHRIS88]

第一章　童年及少年时代

　　我生于十九世纪之末。那一年是一八九五，是中国和日本订立马关条约之年，条约规定割让台湾且承认朝鲜独立，也是甲午役中国败于日本的后一年。中国在日本手上受到压倒性的失败，是因为满洲帝国的寡后把准备建设近代海军的钱，移去做现在北京郊外著名夏宫的建筑费。旧的夏宫已在一八六○年为英法联军劫掠及焚毁，而这个无知又顽固的妇人和她的排外情绪，助成数年后拳匪之乱的突发。我记得听父亲说过关于拳匪之乱时那个寡后和皇帝逃走的情形，当时我是五岁。查考年鉴，我发现订立马关条约那一年，同时也是德国物理学家栾琴发现Ｘ光的那一年。
　　我童年最早的记忆之一是从教会的屋顶滑下来。那间教会只有一个房子，而紧接着它，是一座两层楼的牧师住宅，因此站在牧师住宅的阳台上，人可以透过教堂后面一个小窗望下去，看见教堂的本身。在教堂的屋顶与牧师住宅的椼桷之间，只有一个很窄的空间，一个孩子可从这方面的屋顶爬上去，挤过那个狭窄的空间，而从另一方面滑下来。我记得我以一个站在阳台上的小孩子惊异于上帝的无所不在。它令我困惑，因而想到如果上帝是无所不在，他是否就在我的头上几寸。我也记得曾因日常谢饭的观念而自辩，所得到的结论是：这是对生活的一般感恩，我们对一切生活都该用同样的心情表示感谢，帝国的居民也该因为能生活在和平及秩序中而向皇帝表示感谢。
　　童年是惊奇的时代，而站在牧师住宅的阳台上，我就发见许多值得惊异的东西。在我的前面是南山的十个峰，而后面是另一个高山的石壁。我们的乡村深入内陆，四周环绕着高山，当地人称它是一个“湖”。由此到最近的港口——厦门，差不多有六十英里，在那个时候，帆船的行程约需三天。乖坐帆船的旅行，是另一种永久印在我心头灵性上的经验。因为我们是在南方，从我们乡村到漳州的西河河谷这一段路真是美不可言，不像北方裸露的黄土冈。但我们深入内陆，因此到了离我们乡村约六英里的地方，河上无法走帆船，我们只得换一艘小的多的轻舟，这种小舟，真正是由那些船夫把它举起来渡过那些急湍，船夫们把裤子卷到腿上，跳入河中，把船托在他们的肩上。
　　有些事情和住在这般接近高山的村落有关，因为接近那些高山是接近上帝的伟大。我常常站着遥望那些山坡灰蓝色的变幻，及白云在山顶上奇怪的、任意的漫游，感到迷惑和惊奇。它使人藐视那些矮山及一切人所造的虚伪而渺小的东西。这些高山已成为我及我宗教的一部分，因为它们使我富足，产生内在的力量与独立之感，这些，没有人可从我身上拿走。这山还给那句圣经上的话带来真实感：“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我开始相信，一个人若未能领略到把脚趾放进湿草中的快感，他是无法真正认识上帝的。
　　我们家有六个兄弟、两个姊妹，而我们这些男孩经常要轮流去家中的井里汲水。学习汲水的技巧是很有趣的。当吊桶到达井底时摇动它，这样它便会翻转来装满了水。我们不知道有小机器，因为那是煤油灯的时代；我们有两盏这样的灯，同时还有几盏点花生油的锡灯。肥皂直到我十岁左右才和我们的生活有关。我母亲常用一种大豆残渣做成的“豆饼”；它只有一点点的泡沫。刚有肥皂的时候，它的形状是像一根方木条，农夫常把它放在太阳下晒干，使它坚实一点，在洗濯的时候，才不至于太快用完。
　　我父亲是那时候前进的先锋。他是一个梦想者，敏锐、富于想象力、幽默，并且永不休止。他传授给我们孩子们对一切新的及近代的东西，就是那种被称为“新学”的西方知识的热烈的兴味。我的母亲刚好相反，拥有一个为她的孩子们的爱慕所包围的简单、无邪的灵魂，而我们弟兄及姊妹们常合谋对我们的母亲作善意的戏弄。我们常编造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来告诉她。她愿意听，但有点不大相信，直至我们爆发笑声时，她的面孔折皱起来，她会说：“你们在愚弄你们愚蠢的老母亲。”她为扶植那些孩子，曾忍受过许多劳苦，但我十岁的时候，我的姊姊们已把烹饪、洗涤等家庭杂务拿过来做。我们每天晚上上床前作家庭祷告，我们是在一个虔诚、相爱、和谐而有良好工作秩序的家庭中长成。别人常以为我们兄弟会争吵，但我们从来没有争吵过。
　　我的父亲是不从习俗的。我们家的男孩不像其它的孩子们梳辫子，而是留着一种僮仆式的短发；我的姊姊常为我们编一种便帽，是厦门对面鼓浪屿街上法国水手们所戴的那一种。我的父亲是一个十分好动的人，月亮明朗的夏天晚上，他有时会凭一时的冲动，走到河岸近着桥头的地方传道，他知道那些农夫会聚集在那里，坐在夏日的微风中赏月。我的母亲告诉我他有一次差不多因肺炎死去，因为在收割月满后他外出传道时流了很多汗，而回家时没有擦干。他常常建筑教堂，被派到同安传道时在那儿曾建过一所。当我十岁或十一岁的时候，我看见他建筑在坡仔的新教堂。教堂是用太阳晒干的泥砖造成，上面盖瓦，表面涂上石灰。当屋顶的重量渐渐把四周的墙挤开的时候，来了一场大骚动。住在六十英里以外的小溪的华纳斯（A. L. Warnshuis）牧师，听到这种情形，从美国定购了一些钢条来。这些钢条用一口大钉联合在中间，那口大钉可以把那些钢条旋转到所需要的适当长度。它们连接在支持屋顶的木条之上，当螺旋钉扭紧时，那些钢条把木条牵扯在一起，而人可以清楚看见教堂的屋顶被提高了几英寸。这是伟大而值得纪念的一瞬。
　　虽然我父亲是一个基督教牧师，但这绝不表示他不是一个儒家。我记得我曾帮助他装裱大儒朱熹的一副对联，用来张挂在新教堂的壁上。这副对联的字体大约有一方尺宽窄，我父亲曾走一趟漳州以取得这些墨宝的翻印本，因为朱熹曾做过漳州的知府。朱熹生于十二世纪，据估测是由于介绍女人缠足的方法而把“文化”带入我们的省份。如我所见，他的工作不大成功，因为我省女人所缠之脚既不小，又不成样子。
　　我最先和西方接触是在一对传教士的访问中住在牧师住宅的时候，他们留下一个沙丁鱼罐及衬衣的一粒领钮，中间有一颗闪亮的镀金珠。我常常觉得它很奇怪，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他们走了之后，房子的四壁仍充满了牛油味，我的姊姊逼着要把窗子打开，让风把它吹走。我和书本上英文的首次接触，是由于一本不知是谁丢在我家的美国的妇女杂志，可能是“Ladies Home Journal”（妇女家庭杂志）。我母亲常把它放在她的针线盒里，用这本杂志的光滑画页来夹住那些绣花线。我相信没有一本美国的杂志能用得这么长久。在建筑教堂的时候，华纳斯牧师也曾寄给我们一组西方木匠用的工具，其中包括一个旋转机，我对它们十分惊奇，觉得它们做得非常之好。
　　我父亲和华纳斯牧师成为好朋友、好对手，因为华纳斯牧师发见我父亲对一切西方的及新的东西具有胃口。他介绍一份用油墨印在光亮的纸上，名为“教会消息”的基督教周报给我们。他寄给我们各种小册子及书籍，其中有基督教文学以及上海基督教差会所印行的关于西方世界及西方科学的书籍。西学就用这种方式来到我家。我相信父亲曾读过一切关于西方世界的有用的东西，我记得他有一天带着讽刺的笑容说：“我读过所有关于飞机的东西，但我从未见过一架，我不知道是否可信。”这大约是在莱特兄弟试验飞行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怎样得来的消息，但当他和我们兄弟谈及柏林及牛津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时，他的眼里常放出亮光，半真半假地希望我们兄弟中有一天有人能在那里攻读。我们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梦想者的家庭。
　　当我十岁的时候，我离开两个弟弟到厦门去上学，那一所学校我父亲曾断定它是不够好的本地学校，因为旅程需要很多天而且要花一点钱。寒假我没有回家，那便等于离开我母亲一个整年。但男孩就是男孩，我很快便学会不想家而耽溺于学校里面的种种活动，这包括赤脚踢从哑铃锯下来的木球。这是学校里面学童们的经常运动，但没有任何事如同回到母亲身旁这样快乐。进入为群山所包围的板仔河谷之后，差一英里便到家，我们三弟兄不能再等待船儿慢慢地摇而起程步行。我们曾计划怎样对母亲宣告我们的到达，是否在门外大声喊叫“我们回来了！”抑或再来一次对母亲的善意的戏弄，用一个老乞丐的声音，求取一点水；或潜行入家中，找到她在那里，然后突然对她喊叫。我想这个世界有时实在太小，不足以约束孩子们的心。这就是那些久住在中国的西方人所谓的“中国人的顽皮性格”。
　　放假的时候，我们的家变成了学校。我曾说我父亲是一个基督教牧师并不意味着他不是一个儒家，当我们男孩子抹好了地板，女孩子洗完了早餐的碗碟之后，铃声一响，我们便爬上环绕餐桌的座位，听父亲讲解儒家的经典及诗经，其中包含有多首优美的情歌。（我记得有一位羞怯的青年教师，当他不得不讲解那些孔子自己编选来陶冶我们的情歌时，整个脸都红了起来。）我们继续学习到十一点时，二姊望着墙上的日影，慢慢地站起来，面上表现着不愿意而勉强顺服的表情说：“我必须去煮午饭了。”有时晚上我们也集合读书，然后她又不得不停止她的阅读，起来说：“现在我要去洗东西了。”
　　我之所以必须写及我的二姊，不只因为她占了我童年生活的大部分，同时表示在我们的家庭中，大学教育的意义是什么。我记得我二姊爱我（一切弗罗伊德派的说法，都给我滚！），因为我是一个头角峥嵘但有点不守规律且好恶作剧的孩子。当我的兄弟们安分地细心研读他们的功课时，我却走到园子里玩耍。当我稍微长大时，她告诉我，我孩童的时候，十分顽皮，而且常常大发脾气，有一次和她争吵过之后，我钻入后花园中一个泥洞，像猪一样在里面打滚报复她，起来时我对她说：“好啦，现在你要替我洗啦！”在这一瞬间我看来一定十分污秽而又可爱！
　　我姊姊曾读过史各德、狄更斯、柯南道尔、哈葛德的“所罗门的宝藏”以及天方夜谭，这一些书都已由我的同乡林纾译成中文。林纾事实上不认识一个英文字，完全是靠一位卫先生替他翻成福州话。然后这位伟大的作者，把整个故事用美丽的古文写出。林纾大大的出了名，他进而翻译莫泊桑，及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这本书震动了中国社会，因为女主角是个得了肺痨病的美人，十分像中国的罗曼史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中国的理想美人似乎不是患上了肺痨，就是憔悴的差不多要死的贵妇。甚至在古代，最著名的中国美人，不是患心绞病，就是患某种神经病的，而她最著名的姿态，是忍受极端痛苦而把眉头皱起来那一瞬。我的姊姊和我，读过了霍姆兹及作者名字我已不记得的法国某作家的侦探小说后，编集了一个我们自己的长篇侦探故事来作弄母亲使地快乐，这个故事一天一天连续下去，充满令人毛骨悚然的逃亡和冒险。我姊姊是天才，像黛博拉·寇儿一样，有伶俐而敏锐的表现力，因此当数年前我在银幕上首次看见寇儿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很快，握着我女儿的手惊呼：“那就是我二姊的样子！”而我太太见过二姊，赞同我的看法。
　　我姊姊在厦门高级中学毕业之后，想去福州女子大学升学。我听到她在家庭祷告之后请求，但一切都是徒劳。她不想马上结婚，她想去读大学。就是因为这个原故，我现在述说这个故事。我父亲却不作此想。我姊姊恳求，甘言劝诱，且作种种应许，但我父亲说“不”。对我来说这是可怕的。我并不责怪父亲。他实在并非不希望有一个有才干、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儿，我记得当他读完一篇上海某杂志的一位女作家的文章之后说：“我希望我有一个这样的女孩来做我的媳妇！”但像他这样的梦想者，他看不到有任何办法可以这样做。女子受大学教育是一种浪费，而我们的家庭实在无法供应。更何况这是一个甚至厦门富裕家庭的儿子们也不会到福州或上海去求学的时代。我父亲听说上海圣约翰大学是在中国学习英文最好的大学，我相信他大部分是从“教会消息”读到的。我听到父亲自己告诉一个朋友，当他卖去我们在漳州唯一的房子以使我二哥可以在进入大学的契约上签字的时候，眼泪禁不住地滴在纸上。这就是一个牧师能力的极限。儿子，可以；女儿，不可以；在这个时代，不可以。这不是学费的问题，因为我深信二姊可以在一所基督教大学得到一个名额。这是旅费及零用钱的问题，它可能每年要花费五十至六十银圆。这样，我二姊只好漂流再漂流，在厦门教书，等待结婚。在这些日子里，女孩一过了廿岁，便必须急于嫁人。我二姊有一个等候了很久的求婚者，但每当我母亲晚上去找她想提及这个求婚者的问题时，我二姊都把灯吹熄了避而不谈。她不能进大学，那时候她又已经二十一岁。
　　当大家因为我二哥快要毕业，可以赚钱供我读书，提议我去圣约翰大学攻读时，问题也拖到最后一天才决定。因为父亲想向一个好朋友而且是他从前的学生借一百银圆，却丝毫没有把握。按照古代中国的规矩，老师是终生的主，是儒家“君，亲，师”中的一位。这个我父亲从前的学生现在已是富翁，我记得我父亲无论何时经过漳州，都住在他这个旧学生的家里。因为在这位老师与学生之间还有多过一般师生的关系：这个富翁从前是一个聪颖而贫寒的孩子，当他在我父亲之下受业的时候，父亲送他一顶帽子作为礼物，他对这件礼物终身不忘，当它已破烂到不能再戴时，他发誓一生不再戴其它的帽子，而他的确做到了。这就是古代中国所谓的忠——在中国小说或在舞台上所教的强烈的忠，无论武将与文臣，家庭中的仆人，夫妇之间，都讲究忠。我父亲知道只要他肯开口，他一定可以得到这笔借款。到今天，我还不知道这笔钱偿还了没有。
　　这样，我便和我二姊及我们一家一同乘坐帆船直下西河，她要到一个叫做山村的小村去举行婚礼，而我是假定起程到上海去读我大学的第一年。那一百银圆的借款问题，像一把达摩克利兹的剑悬在我的头上，但我是喜洋洋的。那时我是十六岁。婚礼过了之后，二姊从她嫁衣的袋子里面拿出四角钱给我。在分手时她眼上挂着泪珠说：“和乐，你有机会去读大学，你的姊姊，因为是一个女孩，不能去。不要糟蹋了你的机会，立定决心做一个好人，一个有用的人。一个著名的人物。”这是我家庭理想模型的全部。
　　二姊两年后死于瘟疫，但这些话仍常在我的耳朵里回响着。我所以谈及这些事情，因为它们对于形成一个人的德性有很大的影响力。想做一个基督徒，就是如我二姊告诉我的，是想做一个好人，一个有用的人吗？在上帝的眼中，文士们对律法及先知的一切知识、一切学问都没有价值；对于一个谦虚的、单纯的人，却尽力找出他身上最好的东西；而对于跌倒的，却可能把他扶起来。这是耶稣基督的教训最单纯而毫无缠夹的纲领。我现在仍想象自己是那个在烂泥中打滚来报复姊姊的孩子，而我相信上帝一定已因此而爱我。耶稣最特别的地方，他的无与伦比之处，是使税吏、娼妓，比当时那些饱学之士对他更为亲近。
　　圣约翰大学在那个时候已在国际上赢得了相当的声名，因为它曾产生了几位中国大使——颜惠庆（来自我的家乡厦门），施肇基，顾维钧。它无疑是学习英文最好的大学，而在学生们的心中，这也就是圣约翰大学之所以存在的原故。虽然它是圣公会的，它对大多数学生的秘密使命却是产生成功的买办来做上海大亨们的助手。事实上学生英文的平均水平，并不超过对一个买办的期望。校长卜济舫博士，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他对于自己任务的概念，我想是和英国鲁比或伊顿学校的校长差不多。
　　他对学生父亲般的影响，是不容误解的。每一个早晨，早祷会之后，他手上拿着一个黑色的皮包，带着一个收账员，巡视整个校园。我深信这是他每天九点坐进办公室前的晨规。他是一个这样规矩的人，以致有人说他一年读一本长篇小说来使自己在一周之内有一个小时来特别松弛一下。至于图书馆，藏书不多过五千成六千本，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学书籍。其实人到那一所大学读书都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图书馆。学问的实质，像天国一样，是在你；而它必须出自你的内心。我们的心是一只猴子；你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把那只猴子带到森林里去，你不必告诉它在那里可以找到果子，你甚至不必领导它走向那些好果子。我在那个贫瘠的森林中漫游，读达尔文、赫克尔、拉马克，及小说家温斯顿·丘吉尔的“杯盘之内”。此外，我学习打网球及足球，甚至和某些从夏威夷来的同学掷棒球，尽管我永远不能把它掷成曲线。我参加划船会及五英里竞走的径赛队。说句公道话，我在圣约翰大学的收获之一，是发展得圆满的胸脯；如果我进入公立的学校，就不可能了。
　　我青春的心是跃跃欲试的，张望着我所能找到的，贪吃一切可食的，就像一只公园里的松鼠，无论他吃什么都能吸收而且滋养。那个好思想的心，一经入水，便航行在一望无涯且时有暴风雨的海上。人仰望群星而惊异，而船却在挣扎撞击，在波浪上前后左右摇动。我记得二年级时回家渡暑假。我父亲请我讲道（这种事我甚至在十多岁的时候即已做过多次，因为我父亲是个不拘守传统习惯的人，而他想让爱饶舌的我出出风头）。我选择了一条讲题：“应把圣经像文学来读”。对那些农民基督徒谈及圣经像文学，的确是毫无意义，但这种观念当时是在我意识的最前线，于是它就溜出来了。我想我曾说耶和华是一位部落之神，他帮助乔舒亚灭尽亚玛力人及基通人，而且耶和华的观念是进化的，由部落所崇拜的偶像进而为万国万民的独一真神，没有一个民族是特别“被选”的。你应该可以想得到礼拜天晚餐时我父亲的面色！他可能看出，他已经做了一件错事。他认识一个厦门人，英文很好，但同时是一个无神主义者。这是一个恶兆，“英文好，但是一个无神论者”。因此他很怕我也会走上无神主义的道路。
　　我喜欢那所大学但却忽视功课。考试那一周，其它学生正在恶性补习，我却走去苏州河钓鱼，我的脑筋从来没有想到考试会不及格。在中学及大学我都常常是第二名，因为常有死读书的蠢人，把第一名拿了去。
　　在这里我必须提及中文课程，因为它在我后来的基督教信仰上，造成了极特殊的反动情形。例如，上中文民法课时在书桌底下读休斯顿·张伯伦“十九世纪的根基”。为什么会有民法一科，我始终无法了解。那位中国老师是一个老秀才，戴着一副大眼镜，体重至少有八十磅。秀才是从来没有学过授课或演讲的。那本民法教科书是一本用大字编印只有一百多页的东西，可以坐下来一口气把它读完，我们却把它作整学期的教材。因为它被列入课程中，所以我们必须勉强捱过。每周那位民法“教授”读给我们听十至十五行左右，需时约十五分钟，那一小时的其它的时间，他就不言不动，在他的座位上缩成一团，可能他是透过他的眼镜来看着我们，而我们也在沉默中看着他。不幸这是一种我无法通过的表演，一种内心的绝对空虚是难以维持的，而我并不想象佛家禅宗入定。这是圣约翰大学中文课的典型，最坏的是即使一年又一年的中文课程考试不及格，仍可以得到一张圣约翰大学的文凭。事实上，学校并不重视对中国事情的研究，这种情形到一九三○年之后才有改变。
　　我曾开始对中国历史有兴趣，但当我进入圣约翰大学，便突然中止。一个心不能服事两个主人，而我爱上了英文。我丢开毛笔拿起了自来水笔，而甚至我在来比锡研究的时候，我父亲仍来信说他多么以我的书法为耻。中国书法是一种要用半生才能写到完美的艺术，这必须真正忘记其它所学而亲切地去做，而必然是人在大学之后的教育的一部分。心的继续生长与成熟，大部分是靠赖把在中学及大学的所学抛弃。以我的情形而论，这种忘记所学的过程，是走一条曲线返回中国学术的研究，而把我的基督教信仰也跟着抛弃。
　　此时我在学习当牧师，这是由于我自己的选择。我在圣约翰大学神学院注册，在此被第一次暴风所袭击。训话学对别人的心比对我的心更为适合，因为我要追寻伟大的思想及理想。不久，我是福禄特尔的跟从者，虽然我在离开圣约翰大学以前，未对福禄特尔作直接探讨。对于我的问题，有时我发现矛盾的答案，有时没有答案。我被袭击，而我退走；我再度被袭击，而我又退走。一切神学的欺骗，对我的智力都是一种侮辱。我不能忠实地去履行。我已失去一切兴趣，得到很低的分数，这在我的学习中是很少见的事。监督认为我不适于做牧师，他是对的。我离开了神学院。

 

[CHRIS88]

第二章　大旅行的开始

　　毕业之后，我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住在北京就等于和真正的中国社会接触，可以看到古代中国的真相。北京清明的蓝色天空，辉煌的庙宇与宫殿及愉快而安分的人民，给人一种满足及生活合宜的感觉，时代已经变换，但北京仍在那里。有卧佛睡在西山，玉泉山喷射出晶明的喷泉，而鼓楼使守夜者警醒。人何求于上帝？有了生命的恩赐，人在地上还能求什么？北京，连同它黄色屋顶的宫殿，褐赤色的庙墙，蒙古的骆驼以及和长城明冢的接近，就是中国，真正的中国。它是异教的，有异教徒的快乐和满足。
　　在中国做一个基督徒有什么意义？我是在基督教的保护壳中长成的，圣约翰大学是那个壳的骨架。我遗憾地说，我们搬进一个自己的世界，在理智上和审美上和那个满足而光荣的异教社会（虽然充满邪恶、腐败及贫穷，但同时却欢愉和满足）断绝关系。被培养成为一个基督徒，就等于成为一个进步的、有西方人的心的、对新学表示同情的人。总之，它意指着接受西方，对西方的显微镜及西方的外科手术特别赞赏。它意指对赞成女子受教育及反对立妾制度及缠足，抱持明朗而坚决的态度。（基督教妇人首先要放脚，而我的母亲，自小是一个异教女孩，曾放了她的脚，改穿一双袜子。）它意指赞同教育普及及民主观念，且以“能说英语”为获得较佳教养的态度。它同时意指文字罗马拼音化及废弃对中国字的知识，有时且废弃一切对中国民间传说、文学及戏剧的知识，至少在厦门是如此。罗马拼音法是一种奇妙的东西，我们在厦门有一套七声的完整罗马拼音系统，它是对于反对它的汉学家的嘲讽。我的母亲可藉罗马拼音法把全部圣经读通，此外也曾藉此自习汉字的圣诗，而且她用完全清楚的罗马拼音字写信给我。罗马拼音并非不能实行，但在心理上我们不愿意要它。
　　但同时基督教教育也有其不利之处，这是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出的。我们不只要和中国的哲学绝缘，同时也要和中国的民间传说绝缘。不懂中国哲学，中国人是可以忍受的，但不懂妖精鬼怪及中国的民间故事却显然是可笑的。刚好我童年所受的基督教教育是太完美了。那是因为我的教会是加尔文派。我不准去听那些漳州盲人游吟歌手用吉他伴奏所唱的古代美丽的故事。这些盲歌手，有时是男的，但多数时候是女的，晚上在街上经过，手上拿着一副响板及一个灯笼，讲述中国古代的魔法故事及历史上的奇事。我的母亲是在异教家庭中长大的，告诉我某些这一类的故事，但我从来没有从那些游行歌手那儿听过这些故事。当我们这些男孩在鼓浪屿广场经过一个戏台时，我们被以为是直向舞台观看而不是且行且看。现在，舞台是教育中国人（包括文盲或非文盲）知道他们的历史的一般媒介。任何中国的洗衣工人都比我更熟识三国时代的男女英雄。我甚至在童年已经知道乔舒亚的角声曾吹倒了耶利哥城。当我知道杞梁的寡妇因发现丈夫被征筑长城而死，流的眼泪溶化了一大段长城时，我的愤怒是可怕的。我被骗去了民族遗产。这是清教徒教育对一个中国孩子所做的好事。我决心反抗而没入我们民族意识的巨流。
　　我灵性的大旅行开始。我们经常留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生存、活动，及安身立命，我们也是满足的，就像北京异教徒的满足一样。但身为中国基督徒，移进一个我所称为真正的中国世界里面，敞开了他的眼和他的心，他就会被一种羞耻之感所刺痛，面为之赤，一直红到耳根。为什么我必要被剥夺？事情并不是如我所描写的这般简单。甚至那个缠脚及立妾的问题也不是如我们所想象这般干脆和简单的。在我没听辜鸿铭为这二者有力地辩护以前，事实上我并不欣赏立妾及缠足的伦理学及审美学。在我们结束以前，我将会谈到许多关于辜鸿铭的事。
　　在这里我必须提及两件事，鸦片及祖先崇拜——其一导致中国人的一种深厚的屈辱感及对西方的厌恶感，其一使一个中国基督徒在某一方面有被剥夺国籍的感觉。中国基督徒不近鸦片，那些传教士当然谴责它。它的戏剧性和悲剧性成分，是传教士的同胞们把它带进来而且用枪逼我们接受。那位伟大无畏的中国官吏林则徐（我的著名同宗）做广东总督的时候，在广州各码头上烧毁了许多箱鸦片，引起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被充军新疆死于戍所，而中国国门便大大开放。一箱箱的鸦片，厚颜无耻地大量滚入。但问题是，当传教士进入中国时正是在中国人被鸦片恶臭熏醒的时侯。然后再加上第三个因素——传教士及鸦片都在战舰的荫庇之下得益，使这情形变得不但可叹，而且十分滑稽可笑。那些传教士极端不赞成那些商人；而那些商人极端不赞成那些传教士；大家都认为别人疯狂。一个中国人所能看得到的是，传教士曾关心拯救我们的灵魂，所以当战舰把我们的身体轰成碎片的时侯，我们当然是笃定可上天堂，这样便互相抵销，两不相欠。
　　现在我回头谈祖先崇拜，它是做中国人基本的一部分，中国基督徒被禁止参加，便等于自逐于中国社会之外，而使那所谓“吃洋教”的控告成真。这个问题是基本而中心的，且在质问一个轻率的教会能伤害它的教徒到怎样的程度。祖先崇拜是儒家被视为一种宗教时唯一可见的宗教形式；在孔子庙崇拜孔子常是学生及考试得中的人的事。但即使是如此，中国基督徒没有理由不参加，且无论如何，没有理由自屏于化外。
　　祖先崇拜在孔子之前即已存在，任何读过中国经典的人都应该知道。当孔子试图重建在他之前七世纪时周朝创立者的祖先崇拜的形式及规律时，他事实上是在做考古的工作。周朝的创立者距离孔子比乔塞距近代学者更远，比 Beowulf 史诗则近一点。祖先崇拜，在中国人看来，是对过去的崇敬与连系，是源远流长的家族系统的具体表现，而因此更是中国人生存的动机。它是一切要做好人、求光荣、求上进、求在社会上成功的根据。事实上，中国人行为的动机是：“你要做好，这样你的家人可因你而得荣耀；你要戒绝恶事，这样你就不至于玷辱祖宗。”这是他要做一个好儿子，一个仔弟兄，一个好叔伯，一个好公民的理由。这是中国人要做一个中国人的理由。至于崇拜的形式，只有把想象力尽量扩张，才可以称它为如中国教会所谓的“拜偶像”。把它和在某些加持力教堂供奉神像的陋习（特别是在意大利及法国）比较起来，这些写上了某一祖宗的名字的四方木牌，看来差不多像某些毫无想象力的理性主义者的作品。上面只有几个字，比基督教的墓碑的字更少。祖宗祠堂有一张祭桌，后面摆满了一堆这样的木牌，这些木牌，看来好像一把特大的尺，上面的记号是每一个男女祖宗之灵的座位。崇拜的时候，祭桌上点着了烛和香。至于跪在这些木牌前叩拜，实为基督教教会反对的主要一点，因为他们忘记了中国人的膝常比西方人的膝易屈得多，我们在某些郑重的场合中，也常向在世的父母及祖父母跪拜。屈膝是一种顺服的表示。孔子说：“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受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你把一个中国人洗擦干净，你将发现有一种洗擦不去的以祖宗为荣的骄傲。
　　现在，在厦门的非基督徒对我们是宽容的。在那里没有社会排斥。基督教社会在厦门及漳州和当地人亲密地相处，像所有人都是一个教区的分子一样；他们进步而成功，他们的孩子，不论男孩或女孩，求学都有较大的便利。如果有敌意，我想是因为祭祖的问题。我们没有被人囚禁，我们把自己囚禁起来而自绝于社会。在一个近代城市中，这还没有什么关系，但在乡村中，这对一个中国基督教信徒，可是最尴尬的个人问题。有些基督徒曾以最诚恳的态度来问我父亲，他们可否为社会节期及在节期中的演戏捐一点钱。这些基督徒真正想问的是他们是否要自愿在他们的堂兄弟、叔伯，及族里其它人的眼中，把自己逐出社会。这是基督教教会所禁止的，但他们却在父母生前，欢乐地庆祝母亲节、父亲节，而父母死后，做极近乎偶像崇拜的事——用实际的相片来代替像米突尺的木牌。中国有一句俗谚说：“饮水思源。”中国基督徒是只应从自来水龙头饮水，而停止想汲水的源头吗？
　　当我是一个孩童的时候，我年纪太小，不会感到任何敌意及中国基督徒已自绝于他们自己的社会的事实。在学校的日子里，我们是太愉快地上进，以致不能感觉到任何事情。但我记得在我村中某些非基督的领袖是对教会有敌意的。这些偶发事件是琐屑而有趣的——并没有爆发到像被称为拳匪之乱这样的暴行和仇恨。我父亲完成了教堂建筑的后一年，一个考试落第而又失业的吸食鸦片的文士，意图捐集款项在教堂的同一条街道上兴建一座佛庙，而他这样做了。他是一个可怜人，不知是他的老婆拒绝替他洗衣服，抑或是他自己想看来囚首垢面以表示他属灵；我所能记得的是他满口黑牙，穿一件污秽而只打了一半钮扣的长衫，不论他有没有想洗干净，总有意让人看见他永不洗濯的面容。我相信他是想保留初次在佛教的天堂中作海绵浴之乐，尽管有一道澄清的溪流刚好流经他的庙。但这个可怜人至少有他的机智，他是赖此为生。我们的教会有一口某美国人捐赠的钟，我们为它在前门建筑了一个约五十尺高的钟楼，而这些失业的文士后来有了一面装设在他佛庙里的鼓，这种事是不常见的（佛庙里常用他无法提供的钟）。当教堂礼拜日鸣钟时，他也注意去击他的鼓。如他所说：“耶稣叮当佛隆隆。”我们孩子们决意不让他胜过。我们轮流帮助拉绳，而倾听鼓声何时停歇。我们继续这种竞赛，直至父亲以为我们是疯了，制止我们。后一年，我从学校回来，那个鼓不见了。那个黄牙齿的人大抵已把它卖掉买鸦片了。于是我们胜了。
　　另一位中国领袖，因为他的年纪和他的须而较为可敬。他是整个河谷的绅士。我父亲和“金公公”保持友好的关系，但金公公从来不来教堂，且阻止别人来教堂。那条河是从山上下来，在河曲有一道桥，河的一旁有许多商店的板仔街，高踞在堤岸之上，经常受河水侵蚀的威胁，因为当洪水来的时候，它会受到漩流的全力打击；在河的另一旁是一个多石的浅滩，这个地区的轮回市集，每五天在这里举行一次。在浅滩那一边的桥脚是金公公的家，在这种情势之下，他大可说那道桥是他的。桥是木做的，上面草率地用圆木条铺平，但没有铺上厚横板。因为那些木条不是完全直的，人可从在那些间隙看见下面的河水，而那些缠脚女人必须小心行走，以免她们的鞋跟被桥洞卡住。我知道那道桥是金公公收入的来源，因为他也吸鸦片，需要钱去买。若有一场大洪水时，那道桥不是被冲走就是要修理。每次洪水来过，金公公便出去向乡民募集款项来修理，而桥完全被冲走时，当然是一次意外收获。现在秋水泛滥在我村相当常见，为金公公提供了源源不绝的金钱来源。还有，由于经常注意那道桥构造上的裂痕，知道桥本身接杆的脆弱，金公公可以断定这道桥对于河水的水平线的些微变动都很敏感，唯一要等待的是天公公和金公公的合作而已。我记得金公公是一个斯文而讲理的人，他对基督教有敌意的唯一理由是他开了一个赌局，而我父亲极力阻止基督徒赌博，因此他也不得不阻止那些赌徒成为基督徒。
　　对一个有知识的中国人而言，加入本国思想的传统主流，不做被剥夺国籍的中国人，是一种自然的愿望。我是在中国英文最好的大学毕业的——那又有什么了不起？我因为幼承父亲的庭训，对儒家经典根柢很好，而我曾把它铭记于心，每一个有学问的中国人，都被期望能铭记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话，它是有学问的人会话的重要部分。但我的书法是可怕的，是中国缺乏教养的人最显著的标记。我对于中国历史、中国诗、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学的知识，充满了漏洞。现在我是在北京，中国文化的中心。我觉得好像一个在剑桥大学一年级的英国学生和他的导师谈话一样。那个导师用烟烟喷他并且喋喋不休地谈及斯文本恩、济慈及霍斯曼。对于这些文学家，那个学生只是一个点头朋友。一个有才智的小伙子经过这样会谈之后的第一件事是到图书馆去读斯文本恩、济慈及霍斯曼；这样他在第二次会谈时，才不会显得那般土气和无识。这是我们所称为的真正大学教育正常的程序，透过心与心的关联，甚或也可以说是由于传染。我带着羞耻的心，浸淫于中国文学及哲学的研究。广大的异教智慧世界向我敞开，真正大学毕业后的教育程序——忘记过去所学的程序——开始。这种程序包括跳出基督教信仰的限制。
　　外表上我是一个有成就的教师，我在清华大学做得不错。清华大学是用美国退还的拳乱赔款建立的。这所大学突飞猛进，成为中国最现代及设备最好的大学之一，而它那时正开始建筑一座壮丽的图书馆。它有一位不平凡的中国籍校长及一批本国及美国的好教授，它座落在北京郊外一个从前满洲王公的花园。但心智上我是笨拙的，而且不善适应。直至那个时候我仍有时被胡适博土友善地目为清教徒。我是一个清教徒，我对一位非基督徒的诗人或学者有和善及友爱的期望。我的体质不适于饮酒，酒可使我眼脸干闭。至于烟斗，我愿为这可靠的精神安慰者永远辩护。虽然我自称为异教徒，像罗马酒神节日这样的东西，那时仍非我的能力所能理解，至于现在仍是如此。在一种罗马将领的宴会中，斜倚在卧榻上吃用金盘送上来的一束葡萄，我依然永远是一个观察者。至于女人，在清教徒教育中的训练则有某些益处。当礼拜天我的某些同事去嫖妓，我却在清华大学主持一班主日学，而清华是一所非基督教大学。一位同僚教授称我为一个处男，直至结婚时我仍是如此。这是为什么我这样喜欢巴黎夜总会的脱衣舞。没有一个人能像一个好清教徒这般正当地欣赏脱衣舞。
　　我永不会像大学里的富家子弟那般文雅和自信，虽然我在后来的日子中学习在男人及女人的社会中安详、自然，我仍学不会在一个家伙背上猛烈地一拍的动作。我想这是因为高山的精神永远离不开我，而我本质上就是来自乡村的男孩，这是“异教徒”一字语源学的真义。直到现在我仍喜欢穿着袜子在我系办公室的地毯上行走，视之为生活中最奢侈的享受之一。我以为人的双脚，即因为上帝为了叫人行走而造成它们，所以是完美的。对于它们，不能再有什么改良，而穿鞋是一种人类退化的形态。托马斯·渥尔夫曾在望乡（Look Homeward）一书中亲切地写，天使脚趾翘起，因为他生来就是如此。有时，晚上在曼哈坦区的街上散步，我因我妻放出一个高声的呵欠，或突然的、故意的、拖长的尖叫声而对她很愤慨。因为我虽然在曼哈坦士敏土的行人道上行走，我的眼仍看见山颠末受拘束的太空，我的耳朵仍听到山泉甜蜜的笑声，而我并不害怕。
　　我常想，做一个富家子弟，要文雅，要知道在什么时候闭嘴，要懂得安静等待升做官员，真不知道这其中的滋味是怎样的。因为在中国，做一个学生，就要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我曾看见一位来自官宦家庭的同事，他的出身和前途无可怀疑的是官场。但我来自福建——不是来自上海或北京。我们在整部中国历史上出产诗人、学者，及美人，但没有第一级的官吏。
　　（注）上一代有三位伟大的中国作家来自福建：严复，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及赫背黎的翻译者；林纾，司各德、狄更斯的翻译者。关于他，我在上文已曾提及；以及辜鸿铭（请看下文）。
　　在外交部的短暂时期中，我发现这位同事已学会闭嘴，对任何人都彬彬有礼，文雅而态度自然。他在办公室，把时间都花在喝茶及看报纸上。我对自己说，这个人将来一定会成为一省的首长，结果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常想深深地知道这种不说话的神秘，与闭嘴魔术和升官主义的关系。而我所得的结论是一个兵把他的血贡献给国家，但永不放弃他的荣誉；一个真正成功的官吏为他的国家放弃他的荣誉，但永不奉献他的血。一个兵的责任是只去做及去死，一个好政治家的责任是只去做而永不谈及它。他所做的只是爱他的国家。
　　我短暂的神学研究曾动摇我对教条的信仰。有一位教授想用如果这里有Ａ及Ｂ，则二者之间必有一条联系线Ｃ，来说服我相信圣灵在神学上的必要。这种经院派方法的傲慢和精神的独断，伤害我的良心。这些教条产自迂腐的心，处理灵性的事情像处理物质的事情一样，而甚至把上帝的公正和人的公正相提并论。那些神学家这般自信，他们想他们的结论被接受为最后的，盖上了印装入箱子保留至永恒。我当然反抗。这些教条中有许多是不相关的，且掩蔽了基督的真理。按典章编成的次序而论，保罗比彼得知道得多，而第四世纪的教父比保罗知道得多。按他们教训的比较而论，耶稣知道得最少。
　　我已失去封信仰的确信，但仍固执地抓住对上帝父性的信仰。圣诞节在清华大学主领主日学班时，我已在想象那颗大星怎样准确地把三位东方博士领导到马槽所在的那条街，觉得有很大的困难。我只能在桑塔亚那的感觉中，欣赏天使们夜半歌声的象征美。圣诞老人是失去了魅力的神话，但仍是一个美丽的神话。虽然如此，但在我自己切断和基督教会的连系之前，还必须遭遇某些事。
　　在北京，我和两位有第一流才智的人接触，他们给了我难以磨灭的影响，且用不同的方式，对我未来的发展有所贡献。其一是代表一九一七年中国文化复兴的胡适博士。文化复兴，连同其它较重要的事情，严格说来就是反儒学。胡适博士，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在纽约放出第一炮，这一炮，完全改变了我们这一代的中国思想及中国文学的趋势。这是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土是一个路标，提倡以国语代替文言，作为文学表现的正常媒介。同时，北京国立大学有一个信奉共产主义的教授陈独秀，编辑向导机关报。胡适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博得全国的采声，而我在清华大学和他相会。这是像触电一般的经验。我对于这个运动的整个进步态度，直觉地表示同情。同代的中国大学者，梁启超、蔡元培及林长民，都参加这个运动。然后保罗·门罗、约翰·杜威，在我出国留学之前，又来北京大学访问。（我一九二三年从德国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毛泽东在那里当图书馆管理员——但没有人注意他，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
　　总之，文化复兴是一种解放的力量，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过去作的一种完全真正的分裂。一方面军阀们正在交兵，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又为他们自己挑战及斗争的紧张情绪所支配，北京是充满活力的。林纾，那位我姊姊曾读过他的作品的伟大翻译者，同时也在北京国立大学，谴责白话为“引车卖浆者的语言”。那里有斗争那里便有活力，便有思想及研究的推动，有为它而战或为它而反抗的主义。年轻的中国被彻底震动。共产主义者陈独秀继续谴责儒家的整套系统，特别反对祭孔及寡妇守节。而胡适，一个典型的理性主义者，以科学考据为根据，实际上较为温和，写出来的文章像一位学者。陈独秀谴责迷信，如通灵人用它来写出诗句的中国扶乩。当然，那个机关报能轻易地做反对缠足的努力，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民国的时代，是以这种努力有点儿像马后炮。一个热心的学生写着：“我们大家都要背起所有中国女人的小脚（的责任）在我们的肩头”——确是一种对新自由战士的不寻常的任务。你想，事实上最少有五千万双中国女人的小脚要背，而这位青年可能有一双软弱的膝头。我不免为北京大学所吸引，而我出洋回国之后，便在那里任教。在这思想大动乱当中，我为我自己的得救，而埋头研读中国哲学及语言学——每一种我可以抓得到的东西。我在中国觉醒的怒潮中漂浮。
　　但有一个不加入吶喊的人。他一八八五年从柏林大学、爱丁堡大学，及牛津大学回国，他比我高一代。在他看来，我们这些民国时代的青年新贵，是无知而鄙陋的，即使不被现在称为德模克拉西的近代群众崇拜所腐化，灵魂也已被玷污的鬼鬼祟祟。他说我们是：“近代没有辫子的时髦中国人，回国的留学生”，“曾从英美的人民学习，不是循规蹈矩，而是‘行为不端’的人。”他是一个怪物但不令人讨厌，因为他是有第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见识和深度，不是在我时代中的人所能有的。没有一个在中国的人能像他这样用英文写作，他挑战性的观念，目空一切的风格，那种令人想起马太·安诺德的泰然自若及有条有理地展示他的观念和重复申说某些句话的风格，再加上托马斯·喀莱尔的戏剧性的大言，及海捏的隽妙。这个人就是辜鸿铭。辜鸿铭是厦门子弟，像是料理中国人文主义大餐前的一杯红葡萄酒。由于他把一切事情颠倒，而在我信仰的方向上扮演着一个吹毛求疵的角色。
　　我觉得最好是引用索美塞得·毛姆对于他的描写。毛姆没有提及辜鸿铭的名字，而在他那本“谈中国屏风”书中用“那个哲学家”来代替。毛姆在扬子江上流的四川省见过他，那时大约是一九二一年。下面是一篇生动的描写，极能显示这个人性格的要点。
　　这里住着一位有名的哲学家，想见一见他是我这次有点吃力的旅行动机之一，他是中国儒学的权威。据说他英文、德文，都说得很流利。他曾做皇太后总督之一的秘书多年，但现已退休。全年每周的某些日子，他的门都为那些寻求知识的人开放，宣讲孔子的教训。他有一班门徒，但人数不多，因为那些学生大都喜欢他简朴的住宅及朴实的高贵。若向他提及外国大学的建筑及那些野蛮人的实用科学，只有被他轻蔑地开除。从我对他一切所闻看来，我断定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
　　当我宣告我想和这位著名的绅士会面时，我的主人立刻提供一次会面的安排，但经过许多天还没有消息。我查问起来，我的主人耸耸他的两肩。
　　“我送了一张便条通知他来这里一趟，”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来。他是一个脾气很大的老人。”
　　我不以为用这般傲慢的方式接近一位哲学家是适当的，是以我并不惊异他对这种呼召置之不理。我寄一封信给他，同我能想到的最有礼貌的词句问他可否让我去见见他，而在两小时之后，接到他的复信，约定明天早晨十时。
　　当那哲学家进客厅来时，我即迅速表示我对他容许我拜会他的谢意。他指给我一张椅子，帮我倒茶。
　　“你想见我对我是一种奉承，”他回答，“你的国人只和苦力及买办交易，他们以为每一个中国人如果不是这一种，就一定是那一种。”
　　我想冒险抗议，但我尚未了解他的真意。他把背倚在椅子上，用一种嘲弄的表情望着我。
　　“他们以为若他们已经点头示意，我们就一定会去。”我知道他仍然对我朋友不合宜的通知感到不满。我不知道应怎样回答，喃喃地说了一些恭维话。
　　他是一个老人，身材高，有一条灰色的细辫子，明亮的大眼，眼睑下有很重的眼袋。他的牙已残缺而且变色。他过度地瘦，手优美而小，干枯的像鸟爪。曾有人告诉我他吸食鸦片。他穿着一件黑长衫，戴着一顶小黑帽，二者都已破旧不堪，着一条深灰色的裤子束在踝上。他在观望，不十分知道应采取什么态度，有一种人在戒备时的姿态。现在我从他的风度上感到可靠的松弛。他像一个全身端严起来等待人家来替他拍照的人，听见镜头遮蔽器一响，才恢复他的自然。他拿他的书给我看。
　　“我在柏林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他说，“后来我又在牛津读了一个时期。但英国人对于哲学没有很大的胃口。”
　　虽然他把话说得像有点歉意，但显然他还满高兴说一件大家多少不能同意的事。
　　“我们曾有过一些对于思想界略具影响的哲学家。”我提请他注意。
　　“休姆和伯克里？当我在牛津时这两位哲学家在那儿任教，他们深恐会得罪他们的神学同事。他们不会追求他们的思想的逻辑结果，因为怕危及他们在大学社会里的地位。”
　　“你曾研究过哲学在美国近代的发展吗？”我问。
　　“你是说实用主义？它是那些想相信不可信的事的人的最后避难所。我喜欢美国的石油多过美国的哲学。”
　　继续还有更多类似的尖酸话。我想毛姆的人物造型是正确的（我曾立誓不用批评家所爱用的陈词套语，“有知觉力”那个字），他说：“他对于西方哲学的研究，只有助于满足他所谓智慧只能在儒家经典范围内找得的那种想法。”
　　有一次我的朋友看见辜鸿铭在真光电影院，他的前面坐着一个秃头的苏格兰人。白人在中国到处都受到尊敬，辜鸿铭却以羞辱白人来表示中国人是优越的。他想点着一支一尺长的中国烟斗，但火柴已经用完。当他认出坐在他前面的是一个苏格兰人时，他用他的烟斗及张开的尖细的手指轻轻地敲击那个苏格兰人的光头，安静地说：“请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被吓得非常厉害，不得不按中国的礼貌来做。辜鸿铭可能因为他对立妾制度隽妙的辩护而为中国人所熟知。他说：“你曾看过一个茶壶配四只茶杯，但你曾否见过一只茶杯配四个茶壶？”在我们之中也曾传说如果你想看辜鸿铭，不要到他的住宅，到八大胡同红灯区便可以看到他。这不是一个老浪子的姿态，而是一种对某些重要哲学主张的信念。他劝那些无知的西方人去逛八大胡同，如果他们想研究真正的中国文化，可以从那里的歌女身上，证实中国女性本质的端庄、羞怯及优美。辜鸿铭并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艺妓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大学女生已经不会了。
　　辜鸿铭曾任张之洞的“通译员”。（张之洞是十九世纪末叶，主张维新的伟大满洲官吏之一，是使长江一带不受拳匪扰乱的一个重要角色。）我曾见辜鸿铭，留着薄薄的头发，在中央公园独自散步。有人会以为他是一个走霉运的太监，或者根本没有住意到他。多么孤独骄傲的心啊！虽然如此，但我觉得不配去接近这位精通马太·安诺德、罗斯金、埃默森、歌德及席勒的专家。尽管当陈友仁（后来在一九二八年担任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和辜鸿铭一九一五年在北京新闻（一份陈所编的英文日报）大开笔战的时候，我在圣约翰大学里对他颇为仰慕，辜仍是一个众所共认的保皇党及失去的骄傲的支持者，而陈却是一个革命党。二者都精于谩骂，而且无懈可击地精通英文。陈称辜是江湖术士及抄经文士，而辜却称陈是走狗和一知半解的印度绅士（一个失去国籍，半英国化的印度人），因为陈生于千里达岛，说中国话像个外国人。当我在德国读书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刚要结束，我发现辜鸿铭在德国的某些圈子里很有名气。他那本小书“Veteidi-gung Chinas gegen Europa”（如果我记得清楚，有一个德国人将他这本书译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在文化界知者甚多。这本书写于一九一五年，大战爆发后不久，虽然他用很不含糊的话来谴责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但他把大战首先归咎于卑劣的英国帝国主义及伦敦的暴民崇拜。他说了一些同情德国人的话，说他们“热爱公义”，整洁而有秩序，有“道德性格”。他精通歌德及席勒，而且是大腓特烈及俾斯麦王子的伟大仰慕者，所以虽然他在美国是完全籍籍无名，他的话德国人很喜欢听。
　　辜鸿铭是一块硬肉，非软弱的胃所能消受。对于西方人，他的作品尤其像是充满硬毛的豪猪。但他有深度及卓识，这使人宽恕他许多过失，因为真正有卓识的人是很少的。他不小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它不只是忠实的翻译它，而是一种创作性的翻译，一种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哲学了解的突然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他的儒家书籍的翻译，好在他对原作的深切了解。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那些外国的汉学家译得很糟，中国人自己却忽略了这件事。把中文翻成英文是困难的。观念不同，思想的方式不同，而更糟的，是中文文法的关系只用句子的构造来表示，没有字尾变化，且没有常用的连接词及冠词，有时更没有主词。因此中国哲学的“源头”，直到今天，仍被覆盖在似雾的黄昏中。结果使剑桥大学前任中文教授赫伯特·吉利斯得以说孔子可能只是一个好吹牛、平凡、陈腐的三家村老学究。在哲学观念上翻译的陷阱是很大的。仁的真意（benevolence？ mercy？ humanity？ mandood？），义的真意（justice？ right？ righteousness？），礼的真意（ritualism？ courtesy？ goodform？ social order？），甚至还未被人了解。
　　谈到这里大家请宽恕我介绍一段经过翻译的迂回累赘的话。它是采自詹姆士·来兹的儒家经典的译本，已被编入为麦克思·缪勒所编辑的“远东的圣书”中。来兹作了一次对文字的盲目崇拜，一种真正的外国往古气氛，比意义更是显明忠实的标志。孟子所说的在中文刚好是十二个字，当军队列阵拿着利矛坚盾攻袭敌人城堡的时候，“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The weather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terrain， and the terrain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army morale.）如果有人宁愿逐字直译，那就可把它译为“Sky-times not so good as ground-situation； ground-situation not so good as human harmony.”。对于任何中国孩子“sky-times”是指天气而不能作别解：“ground-situation”是指地势而“human harmony”是指士气。但按照来兹所译，则孟子是说“Opportunities of time （vouchsafed by） Heaven are not equal to advantages of situation （afforded by） the Earth， and advantages of situation （afforded by） the Earth are not equal to （the union arising from） the accord of Men.”（天所惠赐的时间上的机会不如地所提供的形势上的好处；而地所提供的形势上的好处不如人的团结一致。）辜鸿铭的翻译却永远站得住，因为它们来自对两种文字的精通，以及对于它们较深奥意义的了解，是意义与表达方法二者愉快的配合。辜鸿铭的翻译是真正的天启。
　　受过马太·安诺德、喀莱尔、罗斯金、埃默森、歌德，及席勒等人的陶冶，辜鸿铭自信在他之前，没有人能像他这样了解儒家。他的中心观念是绕着雅与俗的问题转。雅是意指孔子对于君子的理想；而俗，用罗斯金的话来说，简单地是“身体与灵魂的死硬化”及缺乏感觉。使他的治与乱的辩论成为有效是由于白人帝国主义一方面用武力攫取中国的土地，另一方面它的使徒（当然包括某些基督教的传教士在内）又武断地说“中国是信邪教的”，他们有开化他们文化使命的现象，这种情形特别是在拳匪之乱以后特别明显。用“门户开放”的名义，公然抢夺中国土地而伴以他所谓“英国的芜词滥调”来谈及文化，当白人在“北中国每日新闻”辱骂皇太后的时候，辜鸿铭大大地被激怒。他狂猛地踢击他所谓“伪善的英帝国主义”，攻击那些迎合伦敦人经商、攫取钱财及“暴民崇拜”的天性，更评击英皇帝“吃人的殖民政策”。他说他们集竖子、小人于一身，他们的灵魂十分需要拯救。这是充满了激动及报复心在内的国家主义，加上一种忠心来拥护帝制反对民主的偏见。（喀莱尔的影响）
　　对于辜鸿铭，拳乱是人民之声。这些议论在他一九○一年出版的“总督衙门来书”一书中表露出来。此时他从迷惑中觉醒，正处于最苛刻、最严厉的状态。当然，拳乱是由传教士、鸦片，及战舰等三项因素所引起，才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必须记得因为杀害一个传教士，中国要偿付威廉大帝以青岛港口及山东全省的铁路建筑权。白色帝国主义是无约束的。当中国的统一受威胁时，辜鸿铭只是用全力来批评及攻击英国暴民崇拜的宗教及该撒的殖民政策。他着“近代传教与新近动乱之关系”一书，声音喊得天般高。“总督衙门来书”包含了一篇最长的文章——“中国问题的新近纪录”（初在横滨日本邮报发表）。这篇文章已证明对英、法、德、美等国的文化及其衰颓作了一次历史性的考验，他的声音是尖锐的：他的灵魂中没有和蔼，充满了烈酒般的讽刺。下面这一段话，是对在中国的英国人轻微的嘲弄。
　　自贝康思菲尔特爵士死后，英国贵族阶级再度成为无望，他们的领袖索尔斯柏利爵士，遇见了一位有伦敦人才智的伯明翰青年。这个伯明翰的伦敦人曾企图以模仿贝康思菲尔特爵士的帝国主义旗号来谄媚英国贵族的优越感，并想在高处挥舞这个旗子以取悦安格鲁撒克逊族的自信心！真的，如果美好的英国老贵族的情景不是这段悲惨的急需金钱、理想和主意，一个小伯明翰的伦敦人用他安格鲁撒克逊自信心的破布来领导，将会造成像苏格兰“一个兰恩血统的一文不名的少女”一样滑稽的情景。
　　（注）此文及下面一段引用文是采自一九○一年在上海出版的“总督衙门来书”。
　　辜鸿铭用敏捷的、印象主义的笔触，探索德国及法国知识分子的没落。
　　腓特烈之后，普鲁士就是德国。德国是欧洲的苏格兰，普鲁士人是住在平原的低地苏格兰人，缺乏想象力。普鲁士的气温冷酷得多，因此那些普鲁士人除了缺乏想象力外，还有一种可怕的食欲。俾斯麦王子说：“我们家庭中每一个人都是大吃家。如果许多人都有像我们这样的食欲，国家将不可能存在，我将被逼得迁居。”……腓特烈没有想象力。但他除了天才之外，有法国的教养，那种来自法国教养的心的灵动及清醒。腓特烈之后，普鲁士的清教徒因为缺乏想象力不能继续做全德国的保护领主。而拿破仑必须回来在耶拿光荣复职。……埃默森曾以伟大的卓见，谈及拿破仑被送到圣赫勒那不是由于战败，而是因为他身上那种粗鄙的味道，中产阶级的气质，及伦敦人的派头。当拿破仑以散布革命自由观念者的身份来临时，欧洲所有有教养的绅士都对他高声欢呼。但等他们发现这个科西嘉岛的小资产阶级不过是想建立一个皇朝时，所有欧洲绅士都对他大倒胃口。然后普鲁士的清教徒穿着“Vorwarts”（前进军）的军服，加入欧洲绅士对这个科西嘉小资产阶级的追捕。……当“Vorwarts”（前进军）把拿破仑逐出德国时，他同时想把法国革命伟大的自由观念也驱逐出去。为抗拒这一点，全德国的知识分子都起来和他作战。这就是“文化斗争”的开始。……法国革命的真正伟大自由观念是在政治上的“门户开放”及在宗教上的“开展”。但“Vorwarts”（前进军）的苏格兰低地人自私倾向使他们不喜欢“门户开放”，而普鲁士人想象力的缺乏，也妨碍他们了解宗教上“开展”的真正意义。
　　辜鸿铭继续娓娓而谈。他连跳带跑通过了近代欧洲史的种种背景，而达到值得注意的结论：“今天世界的真正动乱不在中国——虽然中国忍受它的影响——而是在欧洲及美洲。”他向欧洲人大喊：“注意，欧洲人！照顾你们神圣的文化珍宝吧！”
　　辜鸿铭并不攻击耶稣基督的教训，他尊敬真正的基督教，但他猛烈地攻击耶稣会与法国军队，及德国主教与德国军在拳匪之乱时的主动合作。下面是他痛恨的一例：
　　基督教最初是一种力量，足以减低德国苏格兰低地人的自私心及庞摩尔兰尼亚省大吃家的可怕的食欲。但现在在德国的基督教死得像一个老顽固。他们已经正式设立一个主教安沙尔，胶州的名人，国家社会党，及那些歌颂德皇所说“我们怎样处置那五万投降的中国人呢？养他们吗？不成！”，在名为“将来”（Zukunft）诗篇中写最后一章的政客们的基督教来代替它。因此，当我们遇见五万毛毛虫的时候，我们怎样做呢？用一个滚压机来压死它们。讨厌的工作！但没有办法。我们不知道耶稣会怎样说。如果他不是生在一个和平的世界，而是战争的世界，依照这个牧师的见解，耶稣也会变成食肉的动物。
　　下面是他说及真基督徒和真基督教的话。他引用孔子的话说：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无论你是犹太人、中国人、德国人，是商人、传教士、兵士、外交家、苦力，若你能仁慈不自私，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文化人。但如果自私、不仁，即使你是世界的大皇帝你仍是一个伪善者，一个下流人，一个非利士人，一个邪教徒，一个亚玛力人，一个野蛮人，一只野兽。”
　　然后辜鸿铭进而引用歌德在“虚伪与真实”中的观念——歌德认为基督教是进步的，基督教的文化在乎仁慈、体贴他人、以人道胜过不人道。他说：
　　“我们将会知道，无论欧洲人或美国人，在处理中国的问题时，采用歌德的关于文化的概念，抑或采用想使耶稣基督成为食肉动物的德国政客的滚压机！”
　　“真基督徒是因为爱好圣洁及基督教里面一切可爱的东西而自然成为基督徒的。而那些因为害怕地狱之火而做基督徒的，是伪善的基督徒。那些只是为了想进入天堂饮茶及与天使们共唱圣诗而做基督徒的，是下流的基督徒。现在的那些耶稣会教士是那些自己不大相信天堂、天使，及地狱之火，但却想让别人相信这些东西的基督徒。”
　　这些文章是强烈的；很容易刺激一个青年读者的思想。它是好文章，但同时具有一种特别刺激灵魂的性质。因为人常会问什么是基督教的本质？究竟什么是儒家？这样他们就可以宽心和愉快的倚在椅子上，舒适地多读对于不同的国家的奇怪的批评。
　　美国人难以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及中国文化，因为美国人通常是宽大、单纯，但不够深刻。英国人不能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及中国文化，因为英国人一般是深刻、单纯，却不够宽大。德国人也不能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及中国文化，因为德国人深刻、宽大，但不够单纯。至于法国人，在我看来是能了解并已经是最了解真正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因为法国人在心灵的性质上曾达到一种卓越的程度，这是上文中我所曾提及的其它国家的人所没有的——那是一种欲了解真正中国人及中国文化所必须具有的心灵的性质。一种精细的心灵的性质。
　　从我在上文所说可以看出，如果美国能学习中国文化，将会获得深度；英国人将会获得宽大；德国人将会获得单纯。而所有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由于学习中国文化，研究中国的书籍及文字，将得到一种精细的心灵的性质。我放肆地说，在我看来，他们通常都没有达到这样卓越的程度。
　　它是令人安慰而又真实的。我对于中国宽宏或宽大这一点，想提出异议，但他们的确单纯、精细，且有深度。但有人会被这样的文章所刺激，去再发现自己的国家，且在中国思想的茂密丛林中探索旅行，以试图达到某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