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太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一起出现。有一件事情最蹊跷。已经衣冠全国几十年的上海名门闺秀，忽然开始个自个流行起老土的北京服装式样：旗袍。姐妹争说“京式样”。有好事者忽然记得，大叫“不好”！甲午年，北京旗人女眷流行穿上海服装式样，所谓“海式样”。结果应了一句“海失洋”：黄海一战，北洋水师，大败于海上，失于东洋日本人之手。好论奇门遁甲，占星卜卦者又在谈论：今年上海流行‘京式样’，该不会又是‘京失洋’的谶语：北京要失于洋人之手！旗袍，难道真会成为亡国之服？
果然，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西狩”长安。中国一度陷入了真正的无政府状态。中国人是一个顽固地相信“天人感应”的民族，谶语被看作上帝对人事的暗示，在中国极有市场。每当改朝换代，民间就有大量谶语出现。秦末的谶语是“大楚兴，陈胜王”。汉末的谶语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清末，国家要亡了。“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这一次，上海人害怕的不是揭竿而起的农民，而是打起来的“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和船坚炮利的八国联军洋人。所以，上海流行出“京失洋，海失洋”的谶语。历朝历代的正史，当然鄙视谶语，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当时的人心处在怎样的一片惶恐。惶恐之中，还隐约地透出了一点躲在外国租界里饱食终日，衣食无虞，看满人如何闹腾的幸灾乐祸。
清政府在北方闯了这么大的祸，没有南方人一丁点责任。南方人忙着做生意，不玩义和团。习武并无碍，武术是中国的国术，“南拳北腿”遍中国。不玩拳腿的，至少也都喜欢看武侠小说。1900年，霍元甲还没有来到上海滩，“精武体育会”还勿曾开张，在虹口、闸北、南市一带有人练拳。清洪帮主也有从山东、河北的码头来上海开香堂，带徒弟，但租界里外必须讲个“文明”，教人练拳脚，舞刀棒，不过是混饭谋生而已。这样的拳脚，既不是用来笑傲江湖，更不是去为清政府衙门中的懦夫们壮胆的。还有，看多了洋枪队的来福枪、克虏伯大炮，知道冷兵器打不过热兵器。上海人换了一种新概念：练拳脚，是健身运动，是Fair play，和西人游泳、跳舞、踢球、划船是一回事，是所谓“体育”。所以，当义和拳的北方汉子们练得浑身肌肉，满口咒语，号称刀枪不入，在山东、河北、山西高喊“扶清灭洋”的时候，上海很冷静。几乎所有的报纸都站在汉族大员许景澄、张之洞、李鸿章、刘坤一后面，喝住西太后不要玩火。
五月二十五日，清政府正式向国际社会宣战。暴民们受政府的鼓动，赤膊上阵，围着东交民巷的各国公使馆扔石头、喊口号、放排枪。因为宣战令是在上海向全世界公布的，国际观瞻一下子全集中到上海。清末的北京，是个反空间，反时间的大黑洞，是个不事生产，腐朽消费，游手好闲的城市。它把地大物博的中国之精华往里吸，自我消耗着大量的能量，没有放射，透不出些许光明。相反，沿海的通商口岸城市，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有了越来越大的外向辐射能力，是新事物生长的地方。清政府的颟顸外交活动，小的在天津举行，大的搬到上海来。上海，实际上成了中国经济、文化和外交的中心。那些年，北京感冒，上海发烧；那一天，北京开始杀赶洋人，拳民割断电线，断了一切消息，而上海大东、大北电报公司的发报机旁，聚起了各大报纸赶来的忧心忡忡的记者。
中国的命运，常常系于一人之手。老佛爷发了疯，北京打起来了，各地怎么办？！蠢到底的清朝，到底还有一个老谋深算的李鸿章。《马关条约》后，因为碍于一顶“卖国”的帽子，他被西太后不冷不热地晾在广州的两广总督任上，不在直隶和上海，手无重权。但是，巨滑的李鸿章还是有本事把局势拨弄到没有他办不成外交的地步。他密电给老部下盛宣怀，再用上海道台余联沅的名义，召集各国领事，在南京路的中外会审公廨开会。上海，又一次搭起了国际外交大舞台，不是中央，胜似中央。历史，不得不看着一群小演员，看他们扮演起厘定乾坤的大角色。
这是十足的越权！上海道台，官衔只有五、六品的“地县级”干部，居然端坐着，和外国公使、领事、舰队将军们谈起了中国与全世界的战与和。清朝的外交，奇怪事情还有很多。让退休的美国公使蒲安臣，充任清朝的欧洲巡回大使。派英国商人敦崇礼到罗马代表中国谈判。清朝的外交，就是如此地越办越不伦。这一次，上海官员卑位高行，自说自话办外交，算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从。”中外双方决定，上海道台联络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合力镇守江苏和长江以南经济富庶的南中国。中方保证：义和团不越过长江；外方也答应：如果中方做得到，已经驶入长江的各国军舰也不往岸上派士兵。会上中方出示了李鸿章的密电：“凡二十四日以后之上谕，概不奉行。”也就是说，封疆大吏在南方另立中央，组织临时政府，实行“东南互保”。
过去的历史教科书，称“东南互保”是“可耻卖国”。是不是“卖国”？大约是的。一群汉族地方大臣，在中央政府向外国宣战后，不但不赴京“勤王”参战，反而自作主张，与敌方谈判。还接管了南方，自行其是。在太后“西狩”，还没有“回銮”，北京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日子里，他们确实是把清朝地卖了，地方暂时地把中央卖了。但是，事实证明这一次“卖”得好。如果我们分得清“清朝”和“中国”的区别，李鸿章们这次为中国做的是件好事。他们卖去的是清朝的面子，保住的是中国的夹里。“东南互保”使得南中国没有乱成一团，没有生灵涂炭。当时，闯入长江和沿海开埠城市水域的各国军舰，都一段段地划定了中国占领区，准备登岸“保护”侨民和商务。幸亏“东南互保”，外国列强失去了干涉理由，终没有占领托管，避免了“瓜分豆剖”。
北方要打，南方是无辜的。但是，祸乱于北，罪加于南。闯祸的是颟顸官员、愚昧拳民，倒霉的却是南方无辜商民。战后《辛丑条约》庚子赔款，南方人，江、浙、粤、鄂人民，尤其是上海人，赔得最惨。四万万五千万两，赔额按中国人每人一两计算。历来最穷困的贵州，每年只认摊到二十万两。富裕的江苏、浙江、广东人，每人就要摊到十几两，几十两。清政府在北方本来就收不到多少税，上海江海关上交的关税维持着大清王朝的一半开销。这一次，每年二千多万两的关银全部押上了。南方，历来的南方，是中国振兴的希望之区，如此地被清政府拖入了泥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等保不住人民利益的政府，怎么可能继续获得来自民间的支持。所以，即使1900年中国人不把清朝取而代之，再等上十一年，也只是时间问题。
清朝要亡了。丧钟在1900年已经敲响。或许因为康熙、乾隆曾经善待汉人，仰慕中原文化，为满人积了德，汉人才假以时日，让它寿终正寝；或许是南方还没有准备好自己的宪政，一时还不会用新的国体、政体来接受大清王朝的烂摊子，中国才拖了十一年，才有辛亥革命。在上海看北京，看得很清楚。上海的中西文报纸，当时就评论说：1900年以后，远东的事务已经很清楚了。从此以后的问题，已经不象两年前的“百日维新”那样，对大清体制能不能变有怀疑。“清朝向何处去”，已经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有眼光的人问的是：“中国向何处去？”
张园落辫
是谁首先告别清朝，剪掉了中国第一根辫子？辛亥革命中的这项商标权，广东人和上海人有得一争。广东南海人冯自由说，他的父亲最先剪掉辫子。冯镜如先生在日本的通商口岸横滨办了一家印刷店“文经活版所”。1895年，“甲午之战，旅日华侨多避难返国。及马关和议既成，侨商渐次东渡，余父仍有戒心。以生长香港，遂剪辫易服，求英国领事保护营业。旅日侨商之解除辫发者，实以余父为嚆失。”冯自由在1896年14岁的时候加入了“兴中会”，后来做了孙中山的秘书。同样根据冯自由的回忆，孙中山是在第二年（“乙未”）在横滨的冯家割断辫子的。
是的，中国最早的剪辫者，是广东人。甲午战争前，大清国民还能为自己脑后的这根辫子自豪。这根辫子，和清朝的黄龙旗一样，是中国人的象征，或许还是来自文明国度的象征。十九世纪被贩到旧金山的华侨们至死还拖着辫子，生怕因为活着吃过美国饭，死后翘不成辫子，成不了中国鬼。泱泱大清被蕞尔日本打败后，这种文化上的自信彻底毁灭了。冯镜如在自己的店铺前，挂起了英国旗帜，穿起了西装，剪去了辫发。有些精明实际的广东海外商人，开始改变自己的身份认同感。他们仍然还是中国人，但不再承认自己是大清国人。把“中国人”和“大清人”分开的做法，在当时很困难。这一群“名教叛徒”的传闻，传到国内，个个被视为江洋大盗。孙文的“文”字被加上了三点水，记为“孙汶”。
但是，上海人还是可以争辩说：中国第一根落地辫子，落在上海。1900年7月26日下午，浙江余杭人，中年学者章炳麟到上海沪西的张园开会。当天到会的有沪上“名流”八十余人，有退隐的高官文廷式、马相伯，有曾国藩的大幕僚容闳，还有知名学者严复、宋恕。会议主持者是活跃在上海、武昌、广州和日本的湖南政务活动家唐才常。当天他们组织了一个“中国议会”，准备以上海为基地，武汉为前线，湖广为策应，组织南方军队，北上拘押慈禧太后，把光绪皇帝营救出来。然后推翻满清，建立汉人执政的君主立宪国家。
会上，章炳麟同意在上海发动“革命”和“反满”，但坚决不愿再与光绪皇帝共戴一天。革命务必彻底，反满从头到脚。33岁的章炳麟，汉学大师俞曲园的学生，当时是上海《亚东时报》的主笔。学问固然一流无匹，性格也是独立不羁，惟资历却是不厚尚浅。可能由于一腔的激情无法倾诉，也可能因为人微言轻不受重视，他急了。他返身找来一把杭州剪刀，举手“咔喳”，当时当地，在会场二百多人的惊谔盱吁中，中国第一根辫子落地。
章太炎生于吴越之地的鱼米之乡，体内却是流着一腔燕赵古人才惯有的热血。看他留下的相片，不笑的－清末民初人拍照片，除了妓女，很少有笑的。中国人拍照时，Say cheese，说“茄子”是本世纪稍后的事情。脸上那南方的柔韧细腻和北方的豪迈刚毅，铸成了他一副典型的“南人北相”，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狂狷任侠。这样性格的人物，明清的江南，前有顾亭林炎武，后有周树人鲁迅。一个是章炳麟的精神导师，一个是他的学业门徒。顾炎武、章太炎、鲁迅这样的性格，在江浙籍贯的人群中真的少见，好象是属于“另类”，抑或“异类”，称为“犟头倔脑”。章太炎更过分，他还得有一个“章疯子”的绰号。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说他老师“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绕者，并世亦无第二人。”章太炎是清末学人中的第一智勇者，这应该没有问题。
江南繁华之地，江苏、浙江、安徽，在中国古“九州”中属扬州，史书上常有“扬州近水，民风柔弱，生性轻扬”的说法。通常的江南浙北之人，文弱儒雅者有之，轻薄浮滑者有之。江浙人确实许多“小市民”、“小文人”，北方固然不少舍身捐躯之勇士。但是，谁也不能轻视江南。中国近代真正的大智大勇之匹夫，慷慨悲歌之豪杰，还是多出于江南，不信你去数。
细究起来，章炳麟的辫子确实还应该算是中国第一根落了地的辫子。冯镜如、孙中山的辫子，落得固然早，但落在日本，不落在中国本土。可以这样说：落在日本横滨的，是中国人第一根落地辫子；落在上海张园的，是中国第一根落地辫子。还有，在日本剪辫子，离清朝远，剪辫子只有好处，没有风险，还有一些为做生意考虑的便利之处。象1900年的章炳麟这样，在上海的租界里，在清朝官员的鼻子底下剪辫子闹革命，需要更大的勇气。没有了辫子的章炳麟，头上少了东西，在上海马上成为突现出自己是异类，到处受到捕快的追捕。上海又不能住了。二年前，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也受到过牵连，躲到了台湾。1900年的冬天，他潜回杭州老家，还是有人追来。结果正月初一，他不得不“避之僧寺”，和老和尚一起，念着佛经，度过了他的世纪之年。
中国历史似乎有一个官定的儒家“三段论”：大前提：中国是一个文化帝国；小前提：帝国统治需要中央意识形态；结论：帝国的皇帝和官员，有责任努力把原本属于个人、族群、社区和地域的文化，改造成划一的中央意识形态。清初的意识形态问题是头发。头发的长短和式样，在清初绝不是单纯的个人问题，而是一个立场分明，关系江山千秋，永不变色的路线问题。
明朝人留的是短发，束发髻，盘在头顶。南方天热，窝酥。男人常出汗，头要常汰，用香草汰。汰头沐浴后，振衣焚香，躺在后花园竹塌上抚琴吟诗，象煞有介事。然而，中国这么大，风俗本难同。清朝从大漠以北来，天冷，少汗少浴，编辫子留着，自然方便。但他们统治南方后，也要求大家把脑门前的一块头发剃掉，然后把后面的部分编起辫子来。否则，“留发不留头”，不是酷，是残酷。“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清朝为建立这个意识形态，曾经在江南杀了多少人。江南人为保住自己头上的汉人标志，曾经流了多少血。读历史书的人会奇怪，明末的江南人为什么会如此地固执于自己的头发，以致一反历来柔顺随和的民风，以死相争。其实不怪。因为清朝要建立的是统摄一切的意识形态，它要改变原有文化的所有结构，让传统人无法生活。
传统的力量确实强。从1644年南方人不肯剃发留辫，到1900年大多数的南方人不愿剪辫，这就是传统的力量。清朝的二百六十七年统治，汉人也习惯了辫子，没了反而不舒服。辫子，成了新的传统。1911年以后，北京学术界还有两根最有名的辫子。一根挂在从外国回来的南洋人辜鸿铭脑后，另一根在章炳麟的临县大同乡、海宁人王国维身上。他们都把辫子看作是经过自己认同了的文化象征。
意识形态是一种滞后的保守力量，它会在崩溃后还残留人心许久。不但有读书人舍不得剃发留发，情况在上海的平民当中也一样。章炳麟的第一根辫子落在张园后，上海轰动了。随后的十年里，辫子又一次成为南方人的心理情结。情绪亢奋的年轻人，用剪辫子来表示自己的开明。江南不少青春期的反叛青年，为了躲家乡的烦闷，村姑的乏味，到上海轧洋场闹猛，随便就把辫子剪了。从上海到内地，从南方到北方，中国人的辫子纷纷落地。大清王朝，无可奈何花落去。但是，剪掉了辫子，换不掉脑子。清朝老大帝国的旧观念，很多还留在旧臣民的心中。清末有种无辫之人，混在上海租界，弄一份洋行差事，不时冒几句革命新名词，既不守中国礼仪，又不懂外国规矩，被称为“假洋鬼子”。他们还真不如特立独行，拖着辫子的辜鸿铭、王国维。这种人，真是“无辩之人”。
1911年前十年的上海，假辫子逐渐成为走俏货。南市的假发店，苏州人开的，原本只作女人的生意，忽然家家改做男人的假辫子。“义发”，和“义乳”、“义齿”、“义鼻”放在一起卖，都是假货，假真货。中文里把“假”说成“义”，真是绝妙。“干儿子”称为“义子”，如果称为“假子”，多无趣。“义发”的顾客们多是北市来的洋行买办，他们去内地置办货物，需要打扮。还有留学回国，路过上海回家探亲的公费留学生，回家乡，向县太爷报到，也要有根假辫子。辫子生意，真的火。说到底，辫子不过就是个文化符号，你不把它当真的话，它一点也不真。
中国的老百姓，其实是懒得革命的。不到山穷水尽，不会揭竿而起。中国人对某朝某姓态度，就象小娘初嫁一样，总希望从一而终。中国人和欧洲人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中国人一直分不清楚民族与国家、王朝、政府之间的区别。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已经会把法兰西民族，与法国国家、波旁王朝、路易国王和内阁政府分得清清楚楚。一个法国人，自豪的时候一定自称是“法兰西人”，不会说是“波旁朝人”。因为“国家”和“王朝”，不是一个概念。中国人就不一样。“中国人”的概念，总是和王朝依附在一起。清朝中国人称自己是“大清朝人”，就象汉代以后，中国人自称“汉人”，唐代以后，中国人又有称为“唐人”的。清末的上海人、南方人之所以要革清朝的命，实在是因为北京的统治太不象话。
1900年的张园故事，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章太炎剪辫子时非常冲动。他不但割去了辫子，还甩掉了身上的马褂。马褂，这也是满人入关后强加给汉人的一件标志。上海的六月天，华衮的士绅也是轻装简服。章太炎脱了外衣，就是赤膊短裤，一时没有合适的衣服换。跑到街上的“章疯子”，租界“红头阿三”即使不是为了他的半截头发，就因为在街上赤膊走路，就可以关他进老闸巡捕房。仓促之间，“章疯子”穿上朋友刚买来的一套西装－“会执友以欧罗巴衣笠至，乃急断发易服。”“立正朔”、“建国号”、“易服饰”，历来是改朝换代的大事，马虎不得。“革命文豪”、“民国元勋”的章太炎却是临时穿起借来的西装与满清帝国告别的。这正好象征着说：二十世纪的中国，变了。变得世界化，国际化，变得不再是帝国，同时也变得仓促慌乱，中国人的内心失了主张。
孙中山、章炳麟是中华民国的“国父”，“开国元勋”。他们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二，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政党政治”、“府院制”等等，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很多是这两位先驱参与设计的。广东人孙中山、浙江人章炳麟，他们长期在上海活动：“中华民国”的国号是章太炎在他上海书斋里拟定的；《建国方略》的大纲是孙中山在他的上海寓所里写就的，中国人的新国服“中山装”是孙中山在上海南京路奉帮裁缝店“荣昌祥呢绒西服号”定制的。“中华民国”代替了“大清国”，“中山装”取代了“旗服”，这些中华民族新的共戴，都是在上海租界诞生的。
躁动的南方
1900年的时候，无论是从外部看中国，还是从内部看中国，都可以明显地感到：南方是黯淡中国的希望，天陷西北，地倾东南，上海在希望之处闪光。激进的维新派已经星散，愚昧的义和团彻底落败，曾经骄横的西太后忽然驯顺，为清朝苦撑了二、三十年的汉族大员们袖手旁观，江浙士绅们对北京已然绝望，谤议之声嚣然而起，一切都表明，清朝完了。除了袁世凯的北洋陆军外，北京已经没有任何统治武器了，北方社会已经轰然坍塌。二十世纪的中国新王朝，将以某种形式取代清朝的统治，而它的社会基础，一定是在南方，在上海。南方已经怀孕，上海正在躁动，华夏中国的新一代传人－中华民国，将要临盆了。
距离清朝的覆灭，还有十一年。人们已经自说自话地讨论起一个问题：新中国的首都定在哪里？戊戌变法时期士大夫们暗中议论的迁都问题，越来越公开地谈论起来。连常住北京的学者都认为：北京，不是中国合适的都城。大多数的舆论，中国的首都应该南迁，应该在上海附近选择一个城市，建立首都。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之后，一贯放言无忌的三朝元老，湖南籍巨绅王湘绮说：“宛平（北京）非可都之地，便令夷国据有燕地，于我形势亦无所损。”这完全是呼应南方“东南互保”的说法：放弃北京并不足惜，保住南方精华之区，才是中国的命脉所系。听来刺耳，但不是无的放矢。西太后在民族紧要关头，一意孤行挪用海军经费，为自己修颐和园，做大寿，把南方的税款挥霍在统治者的虚荣心上，就可知此话不虚。
更加狂放浪漫的章太炎，在戊戌变法的时候，就提出清朝应该赶快“宅南”－都城南迁。他提出：中国最合适的首都应该是在湖北武昌。“夫武昌扬灵于大江，东趋宝山，四日而极，足以转输矣。”武昌，处中国“九省通衢”，在江南富庶之地，滔滔长江，上可连接四川“天府之国”，下能贯通苏杭“人间天堂”。从武昌到上海宝山，大型船舶，四日可达。这样，既可以接纳来自上海的强大经济文化辐射，又可以避免外国势力手伸得过长，过分干涉中国政治。
几年之后，剪掉了辫子，决定反满的章太炎，更加浪漫地为中国设计了三个首都选址：武昌、西安和伊犁。他认为：将来推翻清朝统治以后，为确保中华民国的全国稳定，应该首先定都武昌；如果中国稳定了下来，想进一步在亚洲称雄的话，应该再从武昌迁都西安，那里有中国的高地；如果中国更加富强，还想更进一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话，应该再一次从西安迁都到新疆腹地伊犁，那里有地球的高地，是世界的中点。章太炎原话这样说：“故以此三都者，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视其规摹远近而已。”
回想康熙、乾隆年间，南方士大夫凄凄惶惶地奔走于运河古道，梦寐以求地到北京谋一个翰林位子，为什么忽然而嚣嚣然地全部嚷着要迁都，离开北京？有人说是为了“防俄”南下，有人说是为了免却大量南方物资漕运北京的“转输”之累。这都是人们在“变法”建言时，为不肯往前走的西太后铺做的台阶。还是章太炎爽快地道出了全部理由：迁都南方，能使满清贵族和盘据北京的保守势力“不得南渡，以奸吾政”。南方要搞宪政，应该避开糜烂旧势力的干扰。凭借长江，阻隔弥漫于北方的颟顸愚昧。这是一条为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的百年大计，却是不能对清朝当政者挑明了说。
1900年，真是一个充满浪漫幻想的年头，什么样的话都可以说，什么样的理想都可以提。当时的中国，政治生活黑暗，黑暗到西太后在“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社会秩序混乱，混乱到无政府管理，连世界联手的八国联军都不敢行使国际托管；本来总应该是相对稳定的文化和习俗也在在发生大的动荡，有辫子无辫子，穿西装穿马褂，打揖作拱、握手接吻，什么都有。但是，正是这种全方面的不确定性，给中国人民泄漏了一个巨大的自由空间，出现了大量的自由话语，造就了本世纪第一代理想主义者。理想，很多时候是一种处于绝望与希望之间的精神状态。不甘绝望，却又摸不到希望，人就有了理想。1900年以后，整个中国的二十世纪，理想主义者层出不穷，原因多出于此。
迁都倒不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命题，它伴随着很多血腥的历史。近代以前，定都北京的王朝，都是发源于北方的落后地区。元朝蒙古人，起于大漠以北；清朝女真人，兴于长城以外。原来都是中国文化的化外之地。朱明王朝，倒是发祥于黄淮流域，定都于六朝古都南京的汉人政权。但是来自淮北凤阳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原是识字不多的流氓和尚。不数代，燕王朱棣又把首都迁到北京，留下陪都在南京，明朝的政治和军事，也是集中在北京。明朝的经济与文化中心，仍然在南方。元明清三朝，中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在北京，经济、文化中心在南方，在江浙闽粤。贫血的北方身躯，用南方的富庶来滋养，一条粗大的输液线就是京杭大运河。元明清的中国历史，是这样冲突和互补的：北方农牧民入主中原，他们的彪悍、朴素和顽强，能为沉溺于享乐的南方注入了不带病毒的新血，他们的加入，使华夏民族变得强壮。但地域性的愚昧、粗鲁和残暴，每次都给南方成熟的华夏文明带来灾难。北方新王朝的入侵，每次都给南方城市带来浩劫。
在清末的改朝换代过程中，中国非常幸运地避免了发生这种习惯性的浩劫。中国的命运发生了大转折，转折的原因就是南方的崛起，城市的繁荣。有了上海这样重量级的中心城市，中国历史第一次出现商业城市压倒京城的局面，出现了一个全然由平民控制的城市。在城市和农村的角力，南方和北方的拉锯中，市民社会获胜的可能性大大增加。1900年的老士绅、革命党、留学生和帮会分子，都集中在城市里活动，因为大家都看得出：新的中国将诞生于城市。当时中国的所有势力，都弃北就南，在上海占据地盘。学校、报馆、学会、戏院、茶楼、公园等等“公共空间”里，长成了一个城市市民阶层，他们到处演讲、撰文、唱戏，用以组织人心。中国出现了一个决定性的城市，这就是上海。
历史学家应该重视这个重要事实：近代中国的第一个“新王朝”，它的诞生地在南方，在长江流域的城市。这是一条以上海为龙头，联络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的南方新巨龙。新王朝诞生于南方，这不是第一次。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南朝”政权。但是中华民国的新政权不是靠纠集“山中之民”，呼拥“流民流寇”建立的，它是在大城市里，按“宪政”、“议局”和“党团”的近代方式组成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第一次。
现在讲论上海的百年繁华，动辄举称“三十年代”。三十年代，其实只是目前健在着的老一辈上海人能够记忆起来的最早的上海。说起来，它并不是上海最令人兴奋，最难以忘怀的“黄金时代”。三十年代，蒋介石政权在上海的独裁和搜刮已经开始；南方经济在北方山海关走私日货的冲击下日益萎缩；江湾、杨浦、闸北、虹口的工商业已经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炮火中受损；还有，由于新国民党政权的干预，原来在租界存在的新闻、言论和结社自由受到极大限制。相比本世纪初的一、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上海，醉死梦生的生活虽有过之，新鲜活泼、生动多样的局面则远不如。清末民初的上海，经济自由、投资强劲、物价稳定、言路很多，似乎是有一副新世纪的新气象，经济史家称之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
近代的上海，渐渐成长为南方的领袖，中国的舞台，表率着近代社会走上自由民主的“民国”道路。但是，让全体中国人接纳这样一个几十年里崛起的怪样的城市文明，上海面临着一个“重返中国”的大问题。清末民初，“上海人”是不是中国人有大疑问，比“香港人”、“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更有疑问。戊戌变法后，上海南市大士绅李平书到内地探望李鸿章，两人就洋务、维新等事宜，谈得非常投机入港。欣赏表扬之后，“合肥李鸿章”居然拍拍“上海李平书”的肩膀说：“君为上海人，胡异于西人？”从外部看，上海是打开中国门户的钥匙，上海是进入中国市场的桥头堡。外国商人和西方舆论都这么看。但是，换一个角度，从内地看，上海在文化习俗和社会体制上，都不能算是中国。上海，是中国文化的杂种。上海人在租界，被外国绅士看作是最糟糕的中国人。在内地，又被看作是假冒伪劣的西方人。几十年盘据上海的李鸿章，十分知晓洋场风气。他的疑问，代表了所有中国人的疑问。那时候，“你看起来不象上海人哎”，就已经是一句内地人对上海人套近乎的表扬和嘉奖。
上海人的归属感在哪里？上海人的身份认同，确实存在大问题。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上海的地位很暧昧：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后，香港和台湾割让给英国和日本，是改了国籍的殖民地。异族统治之下，在中国文化的边缘上，香港、台湾反而有对中原政治的向心倾向。上海不是。上海“租界”是商务租让给外国人的特区，其实租界里的主要人口是中国人，华人也有相当的自主权，充其量是个“半殖民地”。上海人，包括外国侨民和租界商人，其实是利用英国、法国的条约保护，保护自己的安全和稳定，谋取自己的利益。上海华人的行为取向很模糊：在东西文化之间，许多上海人的行为举动，往往表现出“不东不西”，“亦东亦西”，或曰“不是东西”的怪模怪样，自称“高等华人”，别称“假洋鬼子”。在利益诉求上，上海人也打自己的小算盘，只顾租界“十里洋场”的自身发展，不对江苏全省和中国大政承担责任。在传统的士大夫和农民社会中，上海当然有全国最强烈的“市民意识”。但是，过于强烈的自我意识很难摆脱自私自利。1843年以后，上海一直沿着外向型的国际商业、工业、金融和文化大都市方向发展，在十九世纪末回归中国内地事务时后，却遇到了重大障碍。
1900年的上海，正在消除这些重返中国的障碍。有一个重大的标志，就是上海忽然集中起一大批对中国的未来有担当精神的政治家、学者和文人。张謇、马相伯、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陈其美、李平书等等。这些沪上名人，有的是在上海土生的，有的是从江苏、浙江、广东、安徽、湖南、湖北等南方省份移植来的。长期生活在上海的本地人士，在租界内外都有产业。外来革命家在上海的主要职业，就是在福州路一带的棋盘街上兴报馆，组杂志，立书局。所谓传媒的营生。
上海的华文出版业，一开始主要是为本地消费市场服务的。华文报纸中，只有外国传教士办的《万国公报》是全国性的。上海的旧报纸，曾经“卖野人头”、“做拆白党”、“放白鸽”，只要赚钱，无所不为，确实是些当地小角色在从事。八十年代，在新疆苦战叛匪的左宗棠将军，派他的“粮台”军需，“红顶商人”胡雪岩在上海外国银行借款，准备购买洋枪、洋炮，被《申报》揭露。事败后，左宗棠大骂上海的报纸是“江、浙无赖文人之末路”。这话如果只是一般而言，有它的道理，上海的华文小报确实有媚俗和恶俗地方。但是这件事情上，上海《申报》恰恰开始表现出负责任的“大报”姿态。它扮演了市民喉舌的角色，发挥了舆论监督对全国性重大事务方面的干预作用。
上海租界没有报禁，清朝对新式传媒的发行限制也较小。大批南国人才涌入上海，使的上海社会出现了一股空前的政治热情。当时全国新出版的杂志和书籍，几乎全都在上海编辑、印刷和发行。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汪康年在上海办《时务报》，一度执全国舆论之牛耳。代起，几乎所有的新闻纸、杂志和书籍，都表现出对全国政治的热烈关心。两1900年后，章太炎、吴稚珲在上海办《苏报》，骂光绪皇帝为“载（三点水）恬小丑”；在日本的广东、浙江、江苏、湖南革命家编辑的《民报》，秘密运入上海，在全国印刷发行的；内地学生编辑的《汉帜》、《江苏》、《河南》、《复报》，还有苏州、无锡、杭州、宁波等地的地方小报刊，也都是在上海编辑、印刷或发行的。辛亥革命前夕，动辄印数几百万的宣传鼓动小册子，如《革命军》、《警世钟》，都是从上海往外流行的。
上海人的政治意识高涨到连娱乐明星也来凑热闹的程度。章太炎剪发后，上海流行张园式的政治演讲。老者马相伯是演讲艺术的宗师，名优潘月樵是“海派”京剧的开山。两人都在1900年后开始反清，他们常在沪西的张园，和福州路的丹桂舞台演戏又演讲，场场爆满。上海报纸点评说：“马相伯演讲象做戏，潘月樵做戏象演讲”。老政客马相伯的政治演讲绘声绘色，名戏子潘月樵的戏剧表演常常高喊口号。结果台上台下，大家一起狂喊革命口号。成为外地人到上海必看的“一道风景线”。戏剧与人生的“错位”，表明上海人的政治热情是弥漫性的，全国性的。
“反满”、“光复”、“革命”，上海终于在1911年和整个南中国站在一起，并且成为辛亥革命的大本营。上海回归了，它在政治观点上，经济利益上，人心向背上，都归指到中国。上海，成为中国的上海。几十年里，整个南中国大地慢慢集中到上海来的财富、资金、人才、舆论、经验和技巧，一起发力，猛然一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权的国体：中华民国，诞生了。
果然，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西狩”长安。中国一度陷入了真正的无政府状态。中国人是一个顽固地相信“天人感应”的民族，谶语被看作上帝对人事的暗示，在中国极有市场。每当改朝换代，民间就有大量谶语出现。秦末的谶语是“大楚兴，陈胜王”。汉末的谶语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清末，国家要亡了。“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这一次，上海人害怕的不是揭竿而起的农民，而是打起来的“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和船坚炮利的八国联军洋人。所以，上海流行出“京失洋，海失洋”的谶语。历朝历代的正史，当然鄙视谶语，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当时的人心处在怎样的一片惶恐。惶恐之中，还隐约地透出了一点躲在外国租界里饱食终日，衣食无虞，看满人如何闹腾的幸灾乐祸。
清政府在北方闯了这么大的祸，没有南方人一丁点责任。南方人忙着做生意，不玩义和团。习武并无碍，武术是中国的国术，“南拳北腿”遍中国。不玩拳腿的，至少也都喜欢看武侠小说。1900年，霍元甲还没有来到上海滩，“精武体育会”还勿曾开张，在虹口、闸北、南市一带有人练拳。清洪帮主也有从山东、河北的码头来上海开香堂，带徒弟，但租界里外必须讲个“文明”，教人练拳脚，舞刀棒，不过是混饭谋生而已。这样的拳脚，既不是用来笑傲江湖，更不是去为清政府衙门中的懦夫们壮胆的。还有，看多了洋枪队的来福枪、克虏伯大炮，知道冷兵器打不过热兵器。上海人换了一种新概念：练拳脚，是健身运动，是Fair play，和西人游泳、跳舞、踢球、划船是一回事，是所谓“体育”。所以，当义和拳的北方汉子们练得浑身肌肉，满口咒语，号称刀枪不入，在山东、河北、山西高喊“扶清灭洋”的时候，上海很冷静。几乎所有的报纸都站在汉族大员许景澄、张之洞、李鸿章、刘坤一后面，喝住西太后不要玩火。
五月二十五日，清政府正式向国际社会宣战。暴民们受政府的鼓动，赤膊上阵，围着东交民巷的各国公使馆扔石头、喊口号、放排枪。因为宣战令是在上海向全世界公布的，国际观瞻一下子全集中到上海。清末的北京，是个反空间，反时间的大黑洞，是个不事生产，腐朽消费，游手好闲的城市。它把地大物博的中国之精华往里吸，自我消耗着大量的能量，没有放射，透不出些许光明。相反，沿海的通商口岸城市，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有了越来越大的外向辐射能力，是新事物生长的地方。清政府的颟顸外交活动，小的在天津举行，大的搬到上海来。上海，实际上成了中国经济、文化和外交的中心。那些年，北京感冒，上海发烧；那一天，北京开始杀赶洋人，拳民割断电线，断了一切消息，而上海大东、大北电报公司的发报机旁，聚起了各大报纸赶来的忧心忡忡的记者。
中国的命运，常常系于一人之手。老佛爷发了疯，北京打起来了，各地怎么办？！蠢到底的清朝，到底还有一个老谋深算的李鸿章。《马关条约》后，因为碍于一顶“卖国”的帽子，他被西太后不冷不热地晾在广州的两广总督任上，不在直隶和上海，手无重权。但是，巨滑的李鸿章还是有本事把局势拨弄到没有他办不成外交的地步。他密电给老部下盛宣怀，再用上海道台余联沅的名义，召集各国领事，在南京路的中外会审公廨开会。上海，又一次搭起了国际外交大舞台，不是中央，胜似中央。历史，不得不看着一群小演员，看他们扮演起厘定乾坤的大角色。
这是十足的越权！上海道台，官衔只有五、六品的“地县级”干部，居然端坐着，和外国公使、领事、舰队将军们谈起了中国与全世界的战与和。清朝的外交，奇怪事情还有很多。让退休的美国公使蒲安臣，充任清朝的欧洲巡回大使。派英国商人敦崇礼到罗马代表中国谈判。清朝的外交，就是如此地越办越不伦。这一次，上海官员卑位高行，自说自话办外交，算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从。”中外双方决定，上海道台联络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合力镇守江苏和长江以南经济富庶的南中国。中方保证：义和团不越过长江；外方也答应：如果中方做得到，已经驶入长江的各国军舰也不往岸上派士兵。会上中方出示了李鸿章的密电：“凡二十四日以后之上谕，概不奉行。”也就是说，封疆大吏在南方另立中央，组织临时政府，实行“东南互保”。
过去的历史教科书，称“东南互保”是“可耻卖国”。是不是“卖国”？大约是的。一群汉族地方大臣，在中央政府向外国宣战后，不但不赴京“勤王”参战，反而自作主张，与敌方谈判。还接管了南方，自行其是。在太后“西狩”，还没有“回銮”，北京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日子里，他们确实是把清朝地卖了，地方暂时地把中央卖了。但是，事实证明这一次“卖”得好。如果我们分得清“清朝”和“中国”的区别，李鸿章们这次为中国做的是件好事。他们卖去的是清朝的面子，保住的是中国的夹里。“东南互保”使得南中国没有乱成一团，没有生灵涂炭。当时，闯入长江和沿海开埠城市水域的各国军舰，都一段段地划定了中国占领区，准备登岸“保护”侨民和商务。幸亏“东南互保”，外国列强失去了干涉理由，终没有占领托管，避免了“瓜分豆剖”。
北方要打，南方是无辜的。但是，祸乱于北，罪加于南。闯祸的是颟顸官员、愚昧拳民，倒霉的却是南方无辜商民。战后《辛丑条约》庚子赔款，南方人，江、浙、粤、鄂人民，尤其是上海人，赔得最惨。四万万五千万两，赔额按中国人每人一两计算。历来最穷困的贵州，每年只认摊到二十万两。富裕的江苏、浙江、广东人，每人就要摊到十几两，几十两。清政府在北方本来就收不到多少税，上海江海关上交的关税维持着大清王朝的一半开销。这一次，每年二千多万两的关银全部押上了。南方，历来的南方，是中国振兴的希望之区，如此地被清政府拖入了泥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等保不住人民利益的政府，怎么可能继续获得来自民间的支持。所以，即使1900年中国人不把清朝取而代之，再等上十一年，也只是时间问题。
清朝要亡了。丧钟在1900年已经敲响。或许因为康熙、乾隆曾经善待汉人，仰慕中原文化，为满人积了德，汉人才假以时日，让它寿终正寝；或许是南方还没有准备好自己的宪政，一时还不会用新的国体、政体来接受大清王朝的烂摊子，中国才拖了十一年，才有辛亥革命。在上海看北京，看得很清楚。上海的中西文报纸，当时就评论说：1900年以后，远东的事务已经很清楚了。从此以后的问题，已经不象两年前的“百日维新”那样，对大清体制能不能变有怀疑。“清朝向何处去”，已经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有眼光的人问的是：“中国向何处去？”
张园落辫
是谁首先告别清朝，剪掉了中国第一根辫子？辛亥革命中的这项商标权，广东人和上海人有得一争。广东南海人冯自由说，他的父亲最先剪掉辫子。冯镜如先生在日本的通商口岸横滨办了一家印刷店“文经活版所”。1895年，“甲午之战，旅日华侨多避难返国。及马关和议既成，侨商渐次东渡，余父仍有戒心。以生长香港，遂剪辫易服，求英国领事保护营业。旅日侨商之解除辫发者，实以余父为嚆失。”冯自由在1896年14岁的时候加入了“兴中会”，后来做了孙中山的秘书。同样根据冯自由的回忆，孙中山是在第二年（“乙未”）在横滨的冯家割断辫子的。
是的，中国最早的剪辫者，是广东人。甲午战争前，大清国民还能为自己脑后的这根辫子自豪。这根辫子，和清朝的黄龙旗一样，是中国人的象征，或许还是来自文明国度的象征。十九世纪被贩到旧金山的华侨们至死还拖着辫子，生怕因为活着吃过美国饭，死后翘不成辫子，成不了中国鬼。泱泱大清被蕞尔日本打败后，这种文化上的自信彻底毁灭了。冯镜如在自己的店铺前，挂起了英国旗帜，穿起了西装，剪去了辫发。有些精明实际的广东海外商人，开始改变自己的身份认同感。他们仍然还是中国人，但不再承认自己是大清国人。把“中国人”和“大清人”分开的做法，在当时很困难。这一群“名教叛徒”的传闻，传到国内，个个被视为江洋大盗。孙文的“文”字被加上了三点水，记为“孙汶”。
但是，上海人还是可以争辩说：中国第一根落地辫子，落在上海。1900年7月26日下午，浙江余杭人，中年学者章炳麟到上海沪西的张园开会。当天到会的有沪上“名流”八十余人，有退隐的高官文廷式、马相伯，有曾国藩的大幕僚容闳，还有知名学者严复、宋恕。会议主持者是活跃在上海、武昌、广州和日本的湖南政务活动家唐才常。当天他们组织了一个“中国议会”，准备以上海为基地，武汉为前线，湖广为策应，组织南方军队，北上拘押慈禧太后，把光绪皇帝营救出来。然后推翻满清，建立汉人执政的君主立宪国家。
会上，章炳麟同意在上海发动“革命”和“反满”，但坚决不愿再与光绪皇帝共戴一天。革命务必彻底，反满从头到脚。33岁的章炳麟，汉学大师俞曲园的学生，当时是上海《亚东时报》的主笔。学问固然一流无匹，性格也是独立不羁，惟资历却是不厚尚浅。可能由于一腔的激情无法倾诉，也可能因为人微言轻不受重视，他急了。他返身找来一把杭州剪刀，举手“咔喳”，当时当地，在会场二百多人的惊谔盱吁中，中国第一根辫子落地。
章太炎生于吴越之地的鱼米之乡，体内却是流着一腔燕赵古人才惯有的热血。看他留下的相片，不笑的－清末民初人拍照片，除了妓女，很少有笑的。中国人拍照时，Say cheese，说“茄子”是本世纪稍后的事情。脸上那南方的柔韧细腻和北方的豪迈刚毅，铸成了他一副典型的“南人北相”，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狂狷任侠。这样性格的人物，明清的江南，前有顾亭林炎武，后有周树人鲁迅。一个是章炳麟的精神导师，一个是他的学业门徒。顾炎武、章太炎、鲁迅这样的性格，在江浙籍贯的人群中真的少见，好象是属于“另类”，抑或“异类”，称为“犟头倔脑”。章太炎更过分，他还得有一个“章疯子”的绰号。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说他老师“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绕者，并世亦无第二人。”章太炎是清末学人中的第一智勇者，这应该没有问题。
江南繁华之地，江苏、浙江、安徽，在中国古“九州”中属扬州，史书上常有“扬州近水，民风柔弱，生性轻扬”的说法。通常的江南浙北之人，文弱儒雅者有之，轻薄浮滑者有之。江浙人确实许多“小市民”、“小文人”，北方固然不少舍身捐躯之勇士。但是，谁也不能轻视江南。中国近代真正的大智大勇之匹夫，慷慨悲歌之豪杰，还是多出于江南，不信你去数。
细究起来，章炳麟的辫子确实还应该算是中国第一根落了地的辫子。冯镜如、孙中山的辫子，落得固然早，但落在日本，不落在中国本土。可以这样说：落在日本横滨的，是中国人第一根落地辫子；落在上海张园的，是中国第一根落地辫子。还有，在日本剪辫子，离清朝远，剪辫子只有好处，没有风险，还有一些为做生意考虑的便利之处。象1900年的章炳麟这样，在上海的租界里，在清朝官员的鼻子底下剪辫子闹革命，需要更大的勇气。没有了辫子的章炳麟，头上少了东西，在上海马上成为突现出自己是异类，到处受到捕快的追捕。上海又不能住了。二年前，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也受到过牵连，躲到了台湾。1900年的冬天，他潜回杭州老家，还是有人追来。结果正月初一，他不得不“避之僧寺”，和老和尚一起，念着佛经，度过了他的世纪之年。
中国历史似乎有一个官定的儒家“三段论”：大前提：中国是一个文化帝国；小前提：帝国统治需要中央意识形态；结论：帝国的皇帝和官员，有责任努力把原本属于个人、族群、社区和地域的文化，改造成划一的中央意识形态。清初的意识形态问题是头发。头发的长短和式样，在清初绝不是单纯的个人问题，而是一个立场分明，关系江山千秋，永不变色的路线问题。
明朝人留的是短发，束发髻，盘在头顶。南方天热，窝酥。男人常出汗，头要常汰，用香草汰。汰头沐浴后，振衣焚香，躺在后花园竹塌上抚琴吟诗，象煞有介事。然而，中国这么大，风俗本难同。清朝从大漠以北来，天冷，少汗少浴，编辫子留着，自然方便。但他们统治南方后，也要求大家把脑门前的一块头发剃掉，然后把后面的部分编起辫子来。否则，“留发不留头”，不是酷，是残酷。“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清朝为建立这个意识形态，曾经在江南杀了多少人。江南人为保住自己头上的汉人标志，曾经流了多少血。读历史书的人会奇怪，明末的江南人为什么会如此地固执于自己的头发，以致一反历来柔顺随和的民风，以死相争。其实不怪。因为清朝要建立的是统摄一切的意识形态，它要改变原有文化的所有结构，让传统人无法生活。
传统的力量确实强。从1644年南方人不肯剃发留辫，到1900年大多数的南方人不愿剪辫，这就是传统的力量。清朝的二百六十七年统治，汉人也习惯了辫子，没了反而不舒服。辫子，成了新的传统。1911年以后，北京学术界还有两根最有名的辫子。一根挂在从外国回来的南洋人辜鸿铭脑后，另一根在章炳麟的临县大同乡、海宁人王国维身上。他们都把辫子看作是经过自己认同了的文化象征。
意识形态是一种滞后的保守力量，它会在崩溃后还残留人心许久。不但有读书人舍不得剃发留发，情况在上海的平民当中也一样。章炳麟的第一根辫子落在张园后，上海轰动了。随后的十年里，辫子又一次成为南方人的心理情结。情绪亢奋的年轻人，用剪辫子来表示自己的开明。江南不少青春期的反叛青年，为了躲家乡的烦闷，村姑的乏味，到上海轧洋场闹猛，随便就把辫子剪了。从上海到内地，从南方到北方，中国人的辫子纷纷落地。大清王朝，无可奈何花落去。但是，剪掉了辫子，换不掉脑子。清朝老大帝国的旧观念，很多还留在旧臣民的心中。清末有种无辫之人，混在上海租界，弄一份洋行差事，不时冒几句革命新名词，既不守中国礼仪，又不懂外国规矩，被称为“假洋鬼子”。他们还真不如特立独行，拖着辫子的辜鸿铭、王国维。这种人，真是“无辩之人”。
1911年前十年的上海，假辫子逐渐成为走俏货。南市的假发店，苏州人开的，原本只作女人的生意，忽然家家改做男人的假辫子。“义发”，和“义乳”、“义齿”、“义鼻”放在一起卖，都是假货，假真货。中文里把“假”说成“义”，真是绝妙。“干儿子”称为“义子”，如果称为“假子”，多无趣。“义发”的顾客们多是北市来的洋行买办，他们去内地置办货物，需要打扮。还有留学回国，路过上海回家探亲的公费留学生，回家乡，向县太爷报到，也要有根假辫子。辫子生意，真的火。说到底，辫子不过就是个文化符号，你不把它当真的话，它一点也不真。
中国的老百姓，其实是懒得革命的。不到山穷水尽，不会揭竿而起。中国人对某朝某姓态度，就象小娘初嫁一样，总希望从一而终。中国人和欧洲人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中国人一直分不清楚民族与国家、王朝、政府之间的区别。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已经会把法兰西民族，与法国国家、波旁王朝、路易国王和内阁政府分得清清楚楚。一个法国人，自豪的时候一定自称是“法兰西人”，不会说是“波旁朝人”。因为“国家”和“王朝”，不是一个概念。中国人就不一样。“中国人”的概念，总是和王朝依附在一起。清朝中国人称自己是“大清朝人”，就象汉代以后，中国人自称“汉人”，唐代以后，中国人又有称为“唐人”的。清末的上海人、南方人之所以要革清朝的命，实在是因为北京的统治太不象话。
1900年的张园故事，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章太炎剪辫子时非常冲动。他不但割去了辫子，还甩掉了身上的马褂。马褂，这也是满人入关后强加给汉人的一件标志。上海的六月天，华衮的士绅也是轻装简服。章太炎脱了外衣，就是赤膊短裤，一时没有合适的衣服换。跑到街上的“章疯子”，租界“红头阿三”即使不是为了他的半截头发，就因为在街上赤膊走路，就可以关他进老闸巡捕房。仓促之间，“章疯子”穿上朋友刚买来的一套西装－“会执友以欧罗巴衣笠至，乃急断发易服。”“立正朔”、“建国号”、“易服饰”，历来是改朝换代的大事，马虎不得。“革命文豪”、“民国元勋”的章太炎却是临时穿起借来的西装与满清帝国告别的。这正好象征着说：二十世纪的中国，变了。变得世界化，国际化，变得不再是帝国，同时也变得仓促慌乱，中国人的内心失了主张。
孙中山、章炳麟是中华民国的“国父”，“开国元勋”。他们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二，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政党政治”、“府院制”等等，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很多是这两位先驱参与设计的。广东人孙中山、浙江人章炳麟，他们长期在上海活动：“中华民国”的国号是章太炎在他上海书斋里拟定的；《建国方略》的大纲是孙中山在他的上海寓所里写就的，中国人的新国服“中山装”是孙中山在上海南京路奉帮裁缝店“荣昌祥呢绒西服号”定制的。“中华民国”代替了“大清国”，“中山装”取代了“旗服”，这些中华民族新的共戴，都是在上海租界诞生的。
躁动的南方
1900年的时候，无论是从外部看中国，还是从内部看中国，都可以明显地感到：南方是黯淡中国的希望，天陷西北，地倾东南，上海在希望之处闪光。激进的维新派已经星散，愚昧的义和团彻底落败，曾经骄横的西太后忽然驯顺，为清朝苦撑了二、三十年的汉族大员们袖手旁观，江浙士绅们对北京已然绝望，谤议之声嚣然而起，一切都表明，清朝完了。除了袁世凯的北洋陆军外，北京已经没有任何统治武器了，北方社会已经轰然坍塌。二十世纪的中国新王朝，将以某种形式取代清朝的统治，而它的社会基础，一定是在南方，在上海。南方已经怀孕，上海正在躁动，华夏中国的新一代传人－中华民国，将要临盆了。
距离清朝的覆灭，还有十一年。人们已经自说自话地讨论起一个问题：新中国的首都定在哪里？戊戌变法时期士大夫们暗中议论的迁都问题，越来越公开地谈论起来。连常住北京的学者都认为：北京，不是中国合适的都城。大多数的舆论，中国的首都应该南迁，应该在上海附近选择一个城市，建立首都。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之后，一贯放言无忌的三朝元老，湖南籍巨绅王湘绮说：“宛平（北京）非可都之地，便令夷国据有燕地，于我形势亦无所损。”这完全是呼应南方“东南互保”的说法：放弃北京并不足惜，保住南方精华之区，才是中国的命脉所系。听来刺耳，但不是无的放矢。西太后在民族紧要关头，一意孤行挪用海军经费，为自己修颐和园，做大寿，把南方的税款挥霍在统治者的虚荣心上，就可知此话不虚。
更加狂放浪漫的章太炎，在戊戌变法的时候，就提出清朝应该赶快“宅南”－都城南迁。他提出：中国最合适的首都应该是在湖北武昌。“夫武昌扬灵于大江，东趋宝山，四日而极，足以转输矣。”武昌，处中国“九省通衢”，在江南富庶之地，滔滔长江，上可连接四川“天府之国”，下能贯通苏杭“人间天堂”。从武昌到上海宝山，大型船舶，四日可达。这样，既可以接纳来自上海的强大经济文化辐射，又可以避免外国势力手伸得过长，过分干涉中国政治。
几年之后，剪掉了辫子，决定反满的章太炎，更加浪漫地为中国设计了三个首都选址：武昌、西安和伊犁。他认为：将来推翻清朝统治以后，为确保中华民国的全国稳定，应该首先定都武昌；如果中国稳定了下来，想进一步在亚洲称雄的话，应该再从武昌迁都西安，那里有中国的高地；如果中国更加富强，还想更进一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话，应该再一次从西安迁都到新疆腹地伊犁，那里有地球的高地，是世界的中点。章太炎原话这样说：“故以此三都者，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视其规摹远近而已。”
回想康熙、乾隆年间，南方士大夫凄凄惶惶地奔走于运河古道，梦寐以求地到北京谋一个翰林位子，为什么忽然而嚣嚣然地全部嚷着要迁都，离开北京？有人说是为了“防俄”南下，有人说是为了免却大量南方物资漕运北京的“转输”之累。这都是人们在“变法”建言时，为不肯往前走的西太后铺做的台阶。还是章太炎爽快地道出了全部理由：迁都南方，能使满清贵族和盘据北京的保守势力“不得南渡，以奸吾政”。南方要搞宪政，应该避开糜烂旧势力的干扰。凭借长江，阻隔弥漫于北方的颟顸愚昧。这是一条为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的百年大计，却是不能对清朝当政者挑明了说。
1900年，真是一个充满浪漫幻想的年头，什么样的话都可以说，什么样的理想都可以提。当时的中国，政治生活黑暗，黑暗到西太后在“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社会秩序混乱，混乱到无政府管理，连世界联手的八国联军都不敢行使国际托管；本来总应该是相对稳定的文化和习俗也在在发生大的动荡，有辫子无辫子，穿西装穿马褂，打揖作拱、握手接吻，什么都有。但是，正是这种全方面的不确定性，给中国人民泄漏了一个巨大的自由空间，出现了大量的自由话语，造就了本世纪第一代理想主义者。理想，很多时候是一种处于绝望与希望之间的精神状态。不甘绝望，却又摸不到希望，人就有了理想。1900年以后，整个中国的二十世纪，理想主义者层出不穷，原因多出于此。
迁都倒不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命题，它伴随着很多血腥的历史。近代以前，定都北京的王朝，都是发源于北方的落后地区。元朝蒙古人，起于大漠以北；清朝女真人，兴于长城以外。原来都是中国文化的化外之地。朱明王朝，倒是发祥于黄淮流域，定都于六朝古都南京的汉人政权。但是来自淮北凤阳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原是识字不多的流氓和尚。不数代，燕王朱棣又把首都迁到北京，留下陪都在南京，明朝的政治和军事，也是集中在北京。明朝的经济与文化中心，仍然在南方。元明清三朝，中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在北京，经济、文化中心在南方，在江浙闽粤。贫血的北方身躯，用南方的富庶来滋养，一条粗大的输液线就是京杭大运河。元明清的中国历史，是这样冲突和互补的：北方农牧民入主中原，他们的彪悍、朴素和顽强，能为沉溺于享乐的南方注入了不带病毒的新血，他们的加入，使华夏民族变得强壮。但地域性的愚昧、粗鲁和残暴，每次都给南方成熟的华夏文明带来灾难。北方新王朝的入侵，每次都给南方城市带来浩劫。
在清末的改朝换代过程中，中国非常幸运地避免了发生这种习惯性的浩劫。中国的命运发生了大转折，转折的原因就是南方的崛起，城市的繁荣。有了上海这样重量级的中心城市，中国历史第一次出现商业城市压倒京城的局面，出现了一个全然由平民控制的城市。在城市和农村的角力，南方和北方的拉锯中，市民社会获胜的可能性大大增加。1900年的老士绅、革命党、留学生和帮会分子，都集中在城市里活动，因为大家都看得出：新的中国将诞生于城市。当时中国的所有势力，都弃北就南，在上海占据地盘。学校、报馆、学会、戏院、茶楼、公园等等“公共空间”里，长成了一个城市市民阶层，他们到处演讲、撰文、唱戏，用以组织人心。中国出现了一个决定性的城市，这就是上海。
历史学家应该重视这个重要事实：近代中国的第一个“新王朝”，它的诞生地在南方，在长江流域的城市。这是一条以上海为龙头，联络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的南方新巨龙。新王朝诞生于南方，这不是第一次。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南朝”政权。但是中华民国的新政权不是靠纠集“山中之民”，呼拥“流民流寇”建立的，它是在大城市里，按“宪政”、“议局”和“党团”的近代方式组成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第一次。
现在讲论上海的百年繁华，动辄举称“三十年代”。三十年代，其实只是目前健在着的老一辈上海人能够记忆起来的最早的上海。说起来，它并不是上海最令人兴奋，最难以忘怀的“黄金时代”。三十年代，蒋介石政权在上海的独裁和搜刮已经开始；南方经济在北方山海关走私日货的冲击下日益萎缩；江湾、杨浦、闸北、虹口的工商业已经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炮火中受损；还有，由于新国民党政权的干预，原来在租界存在的新闻、言论和结社自由受到极大限制。相比本世纪初的一、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上海，醉死梦生的生活虽有过之，新鲜活泼、生动多样的局面则远不如。清末民初的上海，经济自由、投资强劲、物价稳定、言路很多，似乎是有一副新世纪的新气象，经济史家称之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
近代的上海，渐渐成长为南方的领袖，中国的舞台，表率着近代社会走上自由民主的“民国”道路。但是，让全体中国人接纳这样一个几十年里崛起的怪样的城市文明，上海面临着一个“重返中国”的大问题。清末民初，“上海人”是不是中国人有大疑问，比“香港人”、“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更有疑问。戊戌变法后，上海南市大士绅李平书到内地探望李鸿章，两人就洋务、维新等事宜，谈得非常投机入港。欣赏表扬之后，“合肥李鸿章”居然拍拍“上海李平书”的肩膀说：“君为上海人，胡异于西人？”从外部看，上海是打开中国门户的钥匙，上海是进入中国市场的桥头堡。外国商人和西方舆论都这么看。但是，换一个角度，从内地看，上海在文化习俗和社会体制上，都不能算是中国。上海，是中国文化的杂种。上海人在租界，被外国绅士看作是最糟糕的中国人。在内地，又被看作是假冒伪劣的西方人。几十年盘据上海的李鸿章，十分知晓洋场风气。他的疑问，代表了所有中国人的疑问。那时候，“你看起来不象上海人哎”，就已经是一句内地人对上海人套近乎的表扬和嘉奖。
上海人的归属感在哪里？上海人的身份认同，确实存在大问题。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上海的地位很暧昧：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后，香港和台湾割让给英国和日本，是改了国籍的殖民地。异族统治之下，在中国文化的边缘上，香港、台湾反而有对中原政治的向心倾向。上海不是。上海“租界”是商务租让给外国人的特区，其实租界里的主要人口是中国人，华人也有相当的自主权，充其量是个“半殖民地”。上海人，包括外国侨民和租界商人，其实是利用英国、法国的条约保护，保护自己的安全和稳定，谋取自己的利益。上海华人的行为取向很模糊：在东西文化之间，许多上海人的行为举动，往往表现出“不东不西”，“亦东亦西”，或曰“不是东西”的怪模怪样，自称“高等华人”，别称“假洋鬼子”。在利益诉求上，上海人也打自己的小算盘，只顾租界“十里洋场”的自身发展，不对江苏全省和中国大政承担责任。在传统的士大夫和农民社会中，上海当然有全国最强烈的“市民意识”。但是，过于强烈的自我意识很难摆脱自私自利。1843年以后，上海一直沿着外向型的国际商业、工业、金融和文化大都市方向发展，在十九世纪末回归中国内地事务时后，却遇到了重大障碍。
1900年的上海，正在消除这些重返中国的障碍。有一个重大的标志，就是上海忽然集中起一大批对中国的未来有担当精神的政治家、学者和文人。张謇、马相伯、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陈其美、李平书等等。这些沪上名人，有的是在上海土生的，有的是从江苏、浙江、广东、安徽、湖南、湖北等南方省份移植来的。长期生活在上海的本地人士，在租界内外都有产业。外来革命家在上海的主要职业，就是在福州路一带的棋盘街上兴报馆，组杂志，立书局。所谓传媒的营生。
上海的华文出版业，一开始主要是为本地消费市场服务的。华文报纸中，只有外国传教士办的《万国公报》是全国性的。上海的旧报纸，曾经“卖野人头”、“做拆白党”、“放白鸽”，只要赚钱，无所不为，确实是些当地小角色在从事。八十年代，在新疆苦战叛匪的左宗棠将军，派他的“粮台”军需，“红顶商人”胡雪岩在上海外国银行借款，准备购买洋枪、洋炮，被《申报》揭露。事败后，左宗棠大骂上海的报纸是“江、浙无赖文人之末路”。这话如果只是一般而言，有它的道理，上海的华文小报确实有媚俗和恶俗地方。但是这件事情上，上海《申报》恰恰开始表现出负责任的“大报”姿态。它扮演了市民喉舌的角色，发挥了舆论监督对全国性重大事务方面的干预作用。
上海租界没有报禁，清朝对新式传媒的发行限制也较小。大批南国人才涌入上海，使的上海社会出现了一股空前的政治热情。当时全国新出版的杂志和书籍，几乎全都在上海编辑、印刷和发行。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汪康年在上海办《时务报》，一度执全国舆论之牛耳。代起，几乎所有的新闻纸、杂志和书籍，都表现出对全国政治的热烈关心。两1900年后，章太炎、吴稚珲在上海办《苏报》，骂光绪皇帝为“载（三点水）恬小丑”；在日本的广东、浙江、江苏、湖南革命家编辑的《民报》，秘密运入上海，在全国印刷发行的；内地学生编辑的《汉帜》、《江苏》、《河南》、《复报》，还有苏州、无锡、杭州、宁波等地的地方小报刊，也都是在上海编辑、印刷或发行的。辛亥革命前夕，动辄印数几百万的宣传鼓动小册子，如《革命军》、《警世钟》，都是从上海往外流行的。
上海人的政治意识高涨到连娱乐明星也来凑热闹的程度。章太炎剪发后，上海流行张园式的政治演讲。老者马相伯是演讲艺术的宗师，名优潘月樵是“海派”京剧的开山。两人都在1900年后开始反清，他们常在沪西的张园，和福州路的丹桂舞台演戏又演讲，场场爆满。上海报纸点评说：“马相伯演讲象做戏，潘月樵做戏象演讲”。老政客马相伯的政治演讲绘声绘色，名戏子潘月樵的戏剧表演常常高喊口号。结果台上台下，大家一起狂喊革命口号。成为外地人到上海必看的“一道风景线”。戏剧与人生的“错位”，表明上海人的政治热情是弥漫性的，全国性的。
“反满”、“光复”、“革命”，上海终于在1911年和整个南中国站在一起，并且成为辛亥革命的大本营。上海回归了，它在政治观点上，经济利益上，人心向背上，都归指到中国。上海，成为中国的上海。几十年里，整个南中国大地慢慢集中到上海来的财富、资金、人才、舆论、经验和技巧，一起发力，猛然一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权的国体：中华民国，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