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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过解放后前三十年反腐败的平权斗争，到文化大革命，把 腐败反到辽宁省陈锡联主政时，沈阳市民每人每月定量三两食用植物油的地步，当地人称“陈三两”。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素文和国 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的工资和出任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时的工资、工分一样，没有增加。王洪文开完国宴后把各瓶没喝完的茅台酒汇集起来带回家去喝，就是被揭发出 来作为批判“四人帮”腐败的重大罪行了。
毛主席革命路线把腐败反到国民经济走到崩溃边缘的程度。邓小平拨乱反正，把毛泽东时代的洗澡水， 连孩子一起倒掉。把国民经济搞到如今举世第二大经济实体的同时，集体的贪污腐败与国民生产总值同步增长，已经到人类有史以来前无古人的地步。重庆市负责打 黑、扫黄、禁赌和捉拿贪污犯的公安局副局长文强不但玩女人，而且受贿上千万元，并保护亲属开地下赌场和妓院。遍地的冤假错案和孤苦无告的访民冤民。不管什 么主义的社会，这都是不能允许的。政治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可怎么改？却是大问题。
现在无非两种观点，一种叫“体制内改革”，另一种叫“体制外改革”。但还是没有说明，体制内怎么改？体制外怎么改？
《北 京之春》主笔胡平有总统之志，故他的诉求是中共让出政权来，而这是不可能的。人家凭什么让出政权，把总统大位拱手让给你胡平？逻辑上讲得通的所谓体制外改 革只有一途，就是民运拉杆子，搞武装斗争。可是除了提倡搞恐怖主义袭击外，没有一个民运分子真能静下心来考虑如何筹集饷械，如何招兵买马这些非常具体的工 作。
所谓体制内改革，无非是让贪污上亿的惩办贪污上千万的，贪污上千万的惩办贪污上百万的，贪污上百万的惩办贪污上十万的。这种所谓体制内的改革从来就没停止过，却是越改越糟糕。而真正能够把反腐败进行到底的文化大革命又被彻底否定了。
体制内改革、体制外改革、渐进改革和革命都有人提出来过，但除了暴力革命我们知道需要招兵买马、筹集饷械外，其他都是猫吃刺猬，无从下口。
我曾写了篇文章《中国现代化的机会被巨大的胜利所毁》，根据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接受改革的经验指出，当年八国联军也曾把阻止改革的慈禧太后打到彻底服输接受改革，若无辛亥革命的巨大胜利，中国的政治改革早就成功了。
结果有人跟帖说∶“中国的历史道路不会有别的选择。无论是那个党派和团体，谁有点权力，就会这样走下去。”
无独有偶，赵紫阳政治报告起草人吴国光也说∶中共体制内政改已死。
按照他们的逻辑，那就不要再做政治改革之想了，直接拉杆子搞武装斗争就是了。可他们却并无此想，至少是自己不肯身体力行。
中国历代政治改革失败的根本，是皇权意识作祟。戊戌变法几个书生以为只要笼络住光绪皇帝就可以乱下圣旨逼令改革了。赵紫阳手下所谓智囊团也打这个主意，以为只要恩主赵紫阳当了总书记就可以想怎么改革就怎么改革了。
在 中国出现黑窑主奴役智障人士时，刘晓波著文∶《别跟我说惊动了胡温》。卡特获诺贝尔和平奖前后，胡平撰文∶《别跟我说农村基层选举》。先不说惊动和胡温和 农村基层选举是对是错，就这说话的口气，已经不是总统而是帝王了。凭什么别人不能跟你说惊动和胡温或农村基层选举？胡平以重提言论自由著称，却公开不让别 人跟他说农村基层选举。
中国由孔夫子订下来的文化传统，凡想做成点事的人，无不刚愎自用，都是帝王意识，没一个真有民主素养的。
中国自立宪以来的所有宪法无一能比得上钦订君主立宪的中国第一部宪法。经过这么多共和以后，最后导致了共产党绝对不会自动让出政权，把头放在砧板上，伸着脖子等刽子手砍。所以，行得通的政治改革只有共产党君主立宪。
中 国的现行体制是行政权（总理、省长和县长），立法权（全国人大、省人大和县人大）,还有司法权（最高法院、省高院和县法院）统归相应的各级党委掌控。因为 各级权力机关的人选都是经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进行过政治可靠性审查的，故所谓“权力来自人民”是不存在的。权力来自组织部的委任才是事实。
如今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有三种。
其 一种是严家其制定的《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和上千人签名的《零八宪章》。另立宪法，不管是好宪法还是坏宪法，都是改变体制的革命。法国和韩国每修一次宪， 共和的号码就加一个，比如法兰西第三共和，大韩第四民国等。但这只是修宪，而非另立宪法。只要另行立馅，就是定义确切的阴谋颠覆国家政权。
第二种方案是以王希哲为代表的《民主改革，请先从习（近平）、薄（熙来）、汪（洋）等竞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始》（见附录二）。这和直选国家主席或县级直选一样，都是眼睛盯着最高行政权或地方行政权的人选。行政权是行使权力的，故最吸引权力欲强烈的人。
在 共产党君主立宪制下，现行最高接班人制度是隔代钦点。邓小平钦点了胡锦涛，江泽民钦点了习近平。两代接班人交接班以后，就已经成了制度。习近平的接班人应 该由胡锦涛隔代钦点。习近平则隔代钦点自己接班人的接班人。因为君主立宪的规定是君主世袭，不由民选。故共产党君主立宪的共产党总书记也由下台前总书记隔 代钦点，不由民选。所以王希哲方案也行不通。
因为是共产党君主立宪，故军队不能国家化，否则必成枪指挥党，甚至指挥一切的军阀混战。
国家主席由共产党总书记兼任和省长、县长这三级行政权人选一时半会儿还得由相应的各级党委组织部进行忠诚度审查，故还是不可能直选的。
那么还有第三种方案，是已故作家王小波遗孀李银河写在博客里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从人大代表竞选开始》（见附录一，简称李银河方案）。这才是能够操作的政治改革起点。
即使李银河方案，也不能一下子就从全国人大开始，连省、直辖市级的人大都不行，只能从最基层的区县级人大代表开始。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区县级人大代表竞选，是迈开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而且在完善之前，轻易不迈第二步。
区县级人大代表是选民能直接感受到，甚至认识的。省人大和全国人大与选民距离太过遥远，根本感觉不到民意。
因为中国有科举传统，故区县人大代表资格可以有受教育程度歧视，必须高中（或大学）毕业以上学历。凡报名竞选区县人大代表的人还必须有两项资格限制，其一是无犯罪纪录。这个不用多说。另一个是查他（她）的合法纳税纪录。
国家是由税收运转的，合法不纳税的低收入或最低生活保障领取者对国家没有贡献，故没有被选举资格。这样可以免除无产阶级专政再现于中国。
区县人大代表必须从纳税人中产生。因税收是按收入提成的，故所纳税额只要简单除一下税额比例，就应该是该人的合法收入。为了核实该人是否合法纳税，只要查其真实收入就行。如果偷税，所纳税额低于应纳税额，则该人就涉嫌偷税漏税罪，便无竞选资格。
现在一谈政治改革，一谈反腐败，就有人直指让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公开家产。而实际上贪污腐败如此普遍，和《红楼梦》里说的一样，“一荣具荣，一损具损”，一旦把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都办了贪污罪，谁来管理这个国家呀？
但如果说，在最低级的区县人大代表报名竞选之后，开始竞选之前，先查这些小人物的家产和纳税纪录，则高层肯定不会有意见。
因为区县级的人大代表都是已经查明了没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合法纳税人，故由这些经过廉洁审查而又经过民选的人组成的区县人民代表大会参与本行政区县立法和审查行政首脑行政命令的合法性，应该是最少弊端的。
区 县级民选代表必须是全职的，不能象现在全国人大那样，只在年初开一次会。为本选区选民排忧解难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有些来美国留学的大陆学生申请家属陪读 被美国驻华使馆拒签，或自觉利益受损，而又无明确法律保护时，都可找本选区的郡议会议员。这些郡议员有个办事班子，查明原委后，由该议员名义写封信给驻华 使馆，或打个电话给所涉单位；只要是合法的事，多能办成。如果办不成，也会给选民一个交代，说明办不成的道理。否则选民把该议员不办事的消息捅给传媒，他 下届的竞选就成了问题。
选民有事解决不了，不应该找当官的，而是找本选区的人大代表。现在这么多人上访，就是六十年不办实事的积案所致。如果这些上访者的问题能在本区县由他们自己投票选出的人大代表出面协助解决，何必费那么多警力截访？
为了防止区县人大代表受行贿的诱惑，他们必须有合理的工资，车马电讯补助与雇佣秘书的工资。区人大代表名额由各街道人口在全区人口中所占比例分配。县人大代表名额由各乡人口在全县人口中所占比例分配。区县人大代表的工资和各项费用中某个百分比由各自所在街道或乡支付。
底 层人民只能想象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本乡、本县、本区、本街道的事。由于天高皇帝远，底层对中央究竟是如何运转的没有想象力。既无法想象他们的腐败，也无法 想象他们反贪污的决心和手段。所以省级和中央的腐败恐怕不是能由人大代表竞选解决的。大家还得容忍省级上千万和中央上亿的贪污。
前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科长，我地下党员郭汝瑰中将留学日本期间从港口下船乘出租车；到了地方后郭没有零钱，就给了司机一张大票子说∶“不用找了”。
司机不干，硬是让郭汝瑰等在那里，一分不差地找齐了钱，才让他离开。而日本上层的黑金政治至今未绝。可见只要底下清廉了，整个国民正气就树起来了。上风正不正倒在其次。而且国民正气树起来后，早晚能影响到中央的风气。因为有国民正气在，揭露上层的不正之风更理直气壮。
中国的底层就没有正风正气。谁有了后门不肯走？哪个出租车司机多给了他钱而不要？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那里费尽心力，不怕得罪全党全社会地整党整风。一旦他老人家作古，立刻腐败得一塌糊涂。所以，区县人大代表的竞选是政治改革的根本之道。
因为中国的宪法规定是共产党君主立宪制，故区县人大代表只能对本区县行政方案投票，而一切对共产党去留的表决都属违宪。
先由区县级人大竞选开始，再由这些清廉干炼的人大代表来投票制定如何修改法律，直到修宪的合法表决程序，然后才能一步步地合法修宪。
《零八宪章》和《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不管内容如何，都是丝毫不顾及程序正义的非法之作。至于什么“党内改革派”、“民主社会主义”和体制内外的改革等，都是不着条道的胡说，根本没法施行。
还是回到当年胡适之的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愤怒地批判胡适，说主义的正确才是更根本的。最后李大钊殉了他的主义。而他的继承者搞成的就是前三十年杀死整死数百万，饿死上千万和后三十年如此腐败的社会主义。
亲爱的读者，你也愿意象李大钊那样当烈士吗？
区县级人大代表竞选和全职有薪，是且仅是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唯一可行方案。
敬请跟帖反诘和板砖。
【附录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从人大代表竞开始
李银河
国家领导人最近一再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提高民主程度。所谓民主就是通过各种渠道提高公民参与决策的程度。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 现成的民主设计，只不过它并没有把代表人民意志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我认为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许多代表参政议政的能力差，有些甚至缺乏参政议政的意识。这跟选 拔人大代表的过程有关。如果我们是选拔各行各业的模范人物，那么这批人当人大代表并不合适，他们尽可以参加英模大会，荣获各类表彰和奖励，但是做民意代表 并不是他们的长处。
那么人大代表应当怎样选拔呢？我认为应当竞选。想做人大代表的人应当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让选民用两个标准选择自己的代表：一是看他提出的政策主张是否能 代表自己的意愿；二是看他参政议政的能力是否出类拔萃。由这两个标准选出来的代表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大代表，而不是像现在的人代会，由一般的行政官员和 模范人物组成。
在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曾经试行过这种人大代表竞选的做法，不知为何这个重大试验最终无疾而终。我觉得这种做法不会伤筋动骨，又能真正改良中国的 民主程度，从基层人大开始，推进到全国人大，最终实现国家主席的大选，或将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稳健的推进方式。
【附录二】～～～～～～～～～～～～～～～～～～～～～～～～～～～～
民主改革，请先从习、薄、汪等竞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始
王希哲
近来，“民主改革”的呼声很高。五中全会能开成怎样？不清楚。风传，习近平仍不在这次会议上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各种猜测就来了：究竟谁在中共18大上接任胡锦涛的总书记？
今天已经有了中共政治派别多元化的条件了。依我看，共产党与其幕后神秘下去，不如一不做二不休有个决断，今天民主改革，就请先从习近平、薄熙来、汪洋等18大公开竞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始！
胡锦涛的总书记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是人治高于宪治，是违反中共党章法规的恶习。恶习，为什么要使它永远凌驾党法之上成为惯例？江泽民的所谓“扶上马，送一程”和“隔代指定”习近平，学的是邓小平，就是在把邓小平的封建恶习，形成惯例，为什么胡锦涛就不能打破它？
胡 锦涛十七大报告承诺，要“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说了就要做。一届大会五年，都做不了么？请现在就改！请中共中央带头 改！18大就从习近平、薄熙来、汪洋等竞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开始，“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此其时矣！
江泽民最能载入史册之处，是他中国千年历史第一次哪怕以不完备的，尚存钦定严重封建恶习的准“民主”制度，完成了国家最高权力职位的和平移交。
胡锦涛靠什么载入史册？无他，只有坚决废去封建余绪之钦定恶习，翻开国家最高权力职位民主竞选制度，哪怕初步在最上层精英圈内民主竞选制度的历史新页。胡能这样做了，其历史功绩将大大超越前人。
习 近平很优秀。基层磨练，甘苦备尝，圆熟沉稳。颇能克绍乃父开明、进取，团结全党之风，足可掌舵。但在21世纪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内，作一个钦定几年如履薄 冰的“王储”和终奉“上皇诏”正位的“总书记”，究竟有何滋味？有何光彩？只恐有辱习门矣。“生子当如孙仲谋”。习近平有志执鼎领导全党，何不宣言废置丹 书铁券，欢迎民主竞争，学父亲靠真本领击楫中流取胜。是真金又岂惧火炼？
薄熙来更是了得，“敢与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倡红打 黑，将混沌一方的重庆硬是改造成了“解放区的天”，一帜独树，耸动四方，观其志不在小，决非屈居池中物。“民生为本”之民生十条建设，近更腾誉全国。使各 省百姓，望薄如望云霓。党心民心，“天命在吾”矣。岁甲子矣，不我待矣，不再来矣，何不今日挟民意之所归奋起逐鹿要求18大民主竞选总书记耶？于党于国于 民于历史民主潮流创它个新篇章有个大交代，真英雄之所为也，薄公子岂有意乎？
南粤汪洋，出身贫寒；初鸣于铜陵，冲天于重庆，砸“三铁”敢 改革获赏识于老邓，解放思想，“杀开血路”得威名于广东。肃贪，缚南霸天问罪于阶下，上网，迎众剑客拍砖于虚拟。腾龙换鸟，拒压力之哓哓，创新广东，仗前 卫之少帅。18大之役，总书记之争，汪少帅迎战薄秦王、习“太子”，各述己见，各展宏图，必亦精彩纷纭令人目不暇给，而开共产党全党代表自由投票选择自家 领袖之广阔天地矣！
此例一开，此风一树，中国政治民主之潮流，势必如长河波澜之向东岂可御乎？故民主改革，今日请先从习近平、薄熙来、汪洋等中共精英18大面向全党代表竞争选举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始！
此致中共中央
2010年10月16日
【按】～～～～～～～～～～～～～～～～～～～～～～～～～～～～
《零八宪章》和《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网上有，不再赘录。
毛主席革命路线把腐败反到国民经济走到崩溃边缘的程度。邓小平拨乱反正，把毛泽东时代的洗澡水， 连孩子一起倒掉。把国民经济搞到如今举世第二大经济实体的同时，集体的贪污腐败与国民生产总值同步增长，已经到人类有史以来前无古人的地步。重庆市负责打 黑、扫黄、禁赌和捉拿贪污犯的公安局副局长文强不但玩女人，而且受贿上千万元，并保护亲属开地下赌场和妓院。遍地的冤假错案和孤苦无告的访民冤民。不管什 么主义的社会，这都是不能允许的。政治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可怎么改？却是大问题。
现在无非两种观点，一种叫“体制内改革”，另一种叫“体制外改革”。但还是没有说明，体制内怎么改？体制外怎么改？
《北 京之春》主笔胡平有总统之志，故他的诉求是中共让出政权来，而这是不可能的。人家凭什么让出政权，把总统大位拱手让给你胡平？逻辑上讲得通的所谓体制外改 革只有一途，就是民运拉杆子，搞武装斗争。可是除了提倡搞恐怖主义袭击外，没有一个民运分子真能静下心来考虑如何筹集饷械，如何招兵买马这些非常具体的工 作。
所谓体制内改革，无非是让贪污上亿的惩办贪污上千万的，贪污上千万的惩办贪污上百万的，贪污上百万的惩办贪污上十万的。这种所谓体制内的改革从来就没停止过，却是越改越糟糕。而真正能够把反腐败进行到底的文化大革命又被彻底否定了。
体制内改革、体制外改革、渐进改革和革命都有人提出来过，但除了暴力革命我们知道需要招兵买马、筹集饷械外，其他都是猫吃刺猬，无从下口。
我曾写了篇文章《中国现代化的机会被巨大的胜利所毁》，根据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接受改革的经验指出，当年八国联军也曾把阻止改革的慈禧太后打到彻底服输接受改革，若无辛亥革命的巨大胜利，中国的政治改革早就成功了。
结果有人跟帖说∶“中国的历史道路不会有别的选择。无论是那个党派和团体，谁有点权力，就会这样走下去。”
无独有偶，赵紫阳政治报告起草人吴国光也说∶中共体制内政改已死。
按照他们的逻辑，那就不要再做政治改革之想了，直接拉杆子搞武装斗争就是了。可他们却并无此想，至少是自己不肯身体力行。
中国历代政治改革失败的根本，是皇权意识作祟。戊戌变法几个书生以为只要笼络住光绪皇帝就可以乱下圣旨逼令改革了。赵紫阳手下所谓智囊团也打这个主意，以为只要恩主赵紫阳当了总书记就可以想怎么改革就怎么改革了。
在 中国出现黑窑主奴役智障人士时，刘晓波著文∶《别跟我说惊动了胡温》。卡特获诺贝尔和平奖前后，胡平撰文∶《别跟我说农村基层选举》。先不说惊动和胡温和 农村基层选举是对是错，就这说话的口气，已经不是总统而是帝王了。凭什么别人不能跟你说惊动和胡温或农村基层选举？胡平以重提言论自由著称，却公开不让别 人跟他说农村基层选举。
中国由孔夫子订下来的文化传统，凡想做成点事的人，无不刚愎自用，都是帝王意识，没一个真有民主素养的。
中国自立宪以来的所有宪法无一能比得上钦订君主立宪的中国第一部宪法。经过这么多共和以后，最后导致了共产党绝对不会自动让出政权，把头放在砧板上，伸着脖子等刽子手砍。所以，行得通的政治改革只有共产党君主立宪。
中 国的现行体制是行政权（总理、省长和县长），立法权（全国人大、省人大和县人大）,还有司法权（最高法院、省高院和县法院）统归相应的各级党委掌控。因为 各级权力机关的人选都是经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进行过政治可靠性审查的，故所谓“权力来自人民”是不存在的。权力来自组织部的委任才是事实。
如今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有三种。
其 一种是严家其制定的《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和上千人签名的《零八宪章》。另立宪法，不管是好宪法还是坏宪法，都是改变体制的革命。法国和韩国每修一次宪， 共和的号码就加一个，比如法兰西第三共和，大韩第四民国等。但这只是修宪，而非另立宪法。只要另行立馅，就是定义确切的阴谋颠覆国家政权。
第二种方案是以王希哲为代表的《民主改革，请先从习（近平）、薄（熙来）、汪（洋）等竞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始》（见附录二）。这和直选国家主席或县级直选一样，都是眼睛盯着最高行政权或地方行政权的人选。行政权是行使权力的，故最吸引权力欲强烈的人。
在 共产党君主立宪制下，现行最高接班人制度是隔代钦点。邓小平钦点了胡锦涛，江泽民钦点了习近平。两代接班人交接班以后，就已经成了制度。习近平的接班人应 该由胡锦涛隔代钦点。习近平则隔代钦点自己接班人的接班人。因为君主立宪的规定是君主世袭，不由民选。故共产党君主立宪的共产党总书记也由下台前总书记隔 代钦点，不由民选。所以王希哲方案也行不通。
因为是共产党君主立宪，故军队不能国家化，否则必成枪指挥党，甚至指挥一切的军阀混战。
国家主席由共产党总书记兼任和省长、县长这三级行政权人选一时半会儿还得由相应的各级党委组织部进行忠诚度审查，故还是不可能直选的。
那么还有第三种方案，是已故作家王小波遗孀李银河写在博客里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从人大代表竞选开始》（见附录一，简称李银河方案）。这才是能够操作的政治改革起点。
即使李银河方案，也不能一下子就从全国人大开始，连省、直辖市级的人大都不行，只能从最基层的区县级人大代表开始。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区县级人大代表竞选，是迈开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而且在完善之前，轻易不迈第二步。
区县级人大代表是选民能直接感受到，甚至认识的。省人大和全国人大与选民距离太过遥远，根本感觉不到民意。
因为中国有科举传统，故区县人大代表资格可以有受教育程度歧视，必须高中（或大学）毕业以上学历。凡报名竞选区县人大代表的人还必须有两项资格限制，其一是无犯罪纪录。这个不用多说。另一个是查他（她）的合法纳税纪录。
国家是由税收运转的，合法不纳税的低收入或最低生活保障领取者对国家没有贡献，故没有被选举资格。这样可以免除无产阶级专政再现于中国。
区县人大代表必须从纳税人中产生。因税收是按收入提成的，故所纳税额只要简单除一下税额比例，就应该是该人的合法收入。为了核实该人是否合法纳税，只要查其真实收入就行。如果偷税，所纳税额低于应纳税额，则该人就涉嫌偷税漏税罪，便无竞选资格。
现在一谈政治改革，一谈反腐败，就有人直指让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公开家产。而实际上贪污腐败如此普遍，和《红楼梦》里说的一样，“一荣具荣，一损具损”，一旦把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都办了贪污罪，谁来管理这个国家呀？
但如果说，在最低级的区县人大代表报名竞选之后，开始竞选之前，先查这些小人物的家产和纳税纪录，则高层肯定不会有意见。
因为区县级的人大代表都是已经查明了没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合法纳税人，故由这些经过廉洁审查而又经过民选的人组成的区县人民代表大会参与本行政区县立法和审查行政首脑行政命令的合法性，应该是最少弊端的。
区 县级民选代表必须是全职的，不能象现在全国人大那样，只在年初开一次会。为本选区选民排忧解难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有些来美国留学的大陆学生申请家属陪读 被美国驻华使馆拒签，或自觉利益受损，而又无明确法律保护时，都可找本选区的郡议会议员。这些郡议员有个办事班子，查明原委后，由该议员名义写封信给驻华 使馆，或打个电话给所涉单位；只要是合法的事，多能办成。如果办不成，也会给选民一个交代，说明办不成的道理。否则选民把该议员不办事的消息捅给传媒，他 下届的竞选就成了问题。
选民有事解决不了，不应该找当官的，而是找本选区的人大代表。现在这么多人上访，就是六十年不办实事的积案所致。如果这些上访者的问题能在本区县由他们自己投票选出的人大代表出面协助解决，何必费那么多警力截访？
为了防止区县人大代表受行贿的诱惑，他们必须有合理的工资，车马电讯补助与雇佣秘书的工资。区人大代表名额由各街道人口在全区人口中所占比例分配。县人大代表名额由各乡人口在全县人口中所占比例分配。区县人大代表的工资和各项费用中某个百分比由各自所在街道或乡支付。
底 层人民只能想象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本乡、本县、本区、本街道的事。由于天高皇帝远，底层对中央究竟是如何运转的没有想象力。既无法想象他们的腐败，也无法 想象他们反贪污的决心和手段。所以省级和中央的腐败恐怕不是能由人大代表竞选解决的。大家还得容忍省级上千万和中央上亿的贪污。
前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科长，我地下党员郭汝瑰中将留学日本期间从港口下船乘出租车；到了地方后郭没有零钱，就给了司机一张大票子说∶“不用找了”。
司机不干，硬是让郭汝瑰等在那里，一分不差地找齐了钱，才让他离开。而日本上层的黑金政治至今未绝。可见只要底下清廉了，整个国民正气就树起来了。上风正不正倒在其次。而且国民正气树起来后，早晚能影响到中央的风气。因为有国民正气在，揭露上层的不正之风更理直气壮。
中国的底层就没有正风正气。谁有了后门不肯走？哪个出租车司机多给了他钱而不要？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那里费尽心力，不怕得罪全党全社会地整党整风。一旦他老人家作古，立刻腐败得一塌糊涂。所以，区县人大代表的竞选是政治改革的根本之道。
因为中国的宪法规定是共产党君主立宪制，故区县人大代表只能对本区县行政方案投票，而一切对共产党去留的表决都属违宪。
先由区县级人大竞选开始，再由这些清廉干炼的人大代表来投票制定如何修改法律，直到修宪的合法表决程序，然后才能一步步地合法修宪。
《零八宪章》和《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不管内容如何，都是丝毫不顾及程序正义的非法之作。至于什么“党内改革派”、“民主社会主义”和体制内外的改革等，都是不着条道的胡说，根本没法施行。
还是回到当年胡适之的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愤怒地批判胡适，说主义的正确才是更根本的。最后李大钊殉了他的主义。而他的继承者搞成的就是前三十年杀死整死数百万，饿死上千万和后三十年如此腐败的社会主义。
亲爱的读者，你也愿意象李大钊那样当烈士吗？
区县级人大代表竞选和全职有薪，是且仅是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唯一可行方案。
敬请跟帖反诘和板砖。
【附录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从人大代表竞开始
李银河
国家领导人最近一再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提高民主程度。所谓民主就是通过各种渠道提高公民参与决策的程度。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 现成的民主设计，只不过它并没有把代表人民意志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我认为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许多代表参政议政的能力差，有些甚至缺乏参政议政的意识。这跟选 拔人大代表的过程有关。如果我们是选拔各行各业的模范人物，那么这批人当人大代表并不合适，他们尽可以参加英模大会，荣获各类表彰和奖励，但是做民意代表 并不是他们的长处。
那么人大代表应当怎样选拔呢？我认为应当竞选。想做人大代表的人应当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让选民用两个标准选择自己的代表：一是看他提出的政策主张是否能 代表自己的意愿；二是看他参政议政的能力是否出类拔萃。由这两个标准选出来的代表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大代表，而不是像现在的人代会，由一般的行政官员和 模范人物组成。
在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曾经试行过这种人大代表竞选的做法，不知为何这个重大试验最终无疾而终。我觉得这种做法不会伤筋动骨，又能真正改良中国的 民主程度，从基层人大开始，推进到全国人大，最终实现国家主席的大选，或将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稳健的推进方式。
【附录二】～～～～～～～～～～～～～～～～～～～～～～～～～～～～
民主改革，请先从习、薄、汪等竞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始
王希哲
近来，“民主改革”的呼声很高。五中全会能开成怎样？不清楚。风传，习近平仍不在这次会议上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各种猜测就来了：究竟谁在中共18大上接任胡锦涛的总书记？
今天已经有了中共政治派别多元化的条件了。依我看，共产党与其幕后神秘下去，不如一不做二不休有个决断，今天民主改革，就请先从习近平、薄熙来、汪洋等18大公开竞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始！
胡锦涛的总书记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是人治高于宪治，是违反中共党章法规的恶习。恶习，为什么要使它永远凌驾党法之上成为惯例？江泽民的所谓“扶上马，送一程”和“隔代指定”习近平，学的是邓小平，就是在把邓小平的封建恶习，形成惯例，为什么胡锦涛就不能打破它？
胡 锦涛十七大报告承诺，要“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说了就要做。一届大会五年，都做不了么？请现在就改！请中共中央带头 改！18大就从习近平、薄熙来、汪洋等竞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开始，“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此其时矣！
江泽民最能载入史册之处，是他中国千年历史第一次哪怕以不完备的，尚存钦定严重封建恶习的准“民主”制度，完成了国家最高权力职位的和平移交。
胡锦涛靠什么载入史册？无他，只有坚决废去封建余绪之钦定恶习，翻开国家最高权力职位民主竞选制度，哪怕初步在最上层精英圈内民主竞选制度的历史新页。胡能这样做了，其历史功绩将大大超越前人。
习 近平很优秀。基层磨练，甘苦备尝，圆熟沉稳。颇能克绍乃父开明、进取，团结全党之风，足可掌舵。但在21世纪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内，作一个钦定几年如履薄 冰的“王储”和终奉“上皇诏”正位的“总书记”，究竟有何滋味？有何光彩？只恐有辱习门矣。“生子当如孙仲谋”。习近平有志执鼎领导全党，何不宣言废置丹 书铁券，欢迎民主竞争，学父亲靠真本领击楫中流取胜。是真金又岂惧火炼？
薄熙来更是了得，“敢与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倡红打 黑，将混沌一方的重庆硬是改造成了“解放区的天”，一帜独树，耸动四方，观其志不在小，决非屈居池中物。“民生为本”之民生十条建设，近更腾誉全国。使各 省百姓，望薄如望云霓。党心民心，“天命在吾”矣。岁甲子矣，不我待矣，不再来矣，何不今日挟民意之所归奋起逐鹿要求18大民主竞选总书记耶？于党于国于 民于历史民主潮流创它个新篇章有个大交代，真英雄之所为也，薄公子岂有意乎？
南粤汪洋，出身贫寒；初鸣于铜陵，冲天于重庆，砸“三铁”敢 改革获赏识于老邓，解放思想，“杀开血路”得威名于广东。肃贪，缚南霸天问罪于阶下，上网，迎众剑客拍砖于虚拟。腾龙换鸟，拒压力之哓哓，创新广东，仗前 卫之少帅。18大之役，总书记之争，汪少帅迎战薄秦王、习“太子”，各述己见，各展宏图，必亦精彩纷纭令人目不暇给，而开共产党全党代表自由投票选择自家 领袖之广阔天地矣！
此例一开，此风一树，中国政治民主之潮流，势必如长河波澜之向东岂可御乎？故民主改革，今日请先从习近平、薄熙来、汪洋等中共精英18大面向全党代表竞争选举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始！
此致中共中央
2010年10月16日
【按】～～～～～～～～～～～～～～～～～～～～～～～～～～～～
《零八宪章》和《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网上有，不再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