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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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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辫子”传递的文化信息是什么？[转帖]
不知什么原因，从中央到各地方的电视台，近些年来，编导和有关的制作人员对拍古装戏的热情，要远远高于他们对现实生活题材的采撷，而所谓的古装戏，又相对地集中在清朝历史上，再进一步地说，无非是在大清帝国的盛世时期上做足文章。电视传媒的普及，让平时没有闲工夫去到发霉的线装书匣里寻觅历史旧事的百姓，也都对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的王朝，多少有了一点感性的认识。通过各种叙述清朝历史的电视剧，清代两百多年间的十多位最高统治者，包括摄政王多尔衮，以及孝庄太后和后来握持朝纲长达47年的西太后等实际掌权者，恰似走马灯一样，不断闪现在人们的面前，一遍又一遍强化着人们的印象，似乎清王朝的盛衰史，就是一部代表中国文化精华的历史咏叹调，而我们国人的传统形象，也理所当然地要和大众在荧屏上看到的情况相吻合，即让那根丑陋不堪的曾被洋人讥笑为“猪尾巴”的辫子，永久地定格在中国男人的脑后。
之所以这么说，绝非危言耸听。请看如今包括旅游景点的很多场合：在表现历史场面，要打出所谓传统或仿古文化旗号的事物亮相时，往往就是让相关的扮演者穿戴清代的服饰，而男子脑后必定拖着一根乌黑油亮的大辫子。2002年春节前后在北京天坛公园重新举行的所谓“祭天”仪式，就是由八旗士卒的出场来撑门面。笔者还发现，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信息反复灌输下，人们似乎已经认可了这种结论：要仿古，拖根辫子最合适。
2002年的元旦和春节期间，笔者走亲访友，看见好几个冲龄男童戴着从城隍庙等街摊上买来的所谓彩色团花瓜皮帽，而这种帽子都无一例外地黏附着一根细小的黑布条，显然就是“辫子”的替代品。当时看到后，笔者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不知道在附近的嘉定区，包括离沪较远的扬州市，是否也有人在售卖或购买这种带着假辫子的瓜皮帽。如果有，那真无异于开历史的玩笑。因为说不定，有的人也许正是当年“嘉定三屠”和“扬州十日”屠刀下漏网的孑遗残民的后裔，他们的心中，可能早就把清兵入关后因朝廷颁发的“擞发令”而对自己祖辈大开杀戒的历史血账忘得一干二净。
睹此情景，笔者不禁喟叹，著名影视明星赵薇因在纽约为“时装”杂志做广告宣传，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披上图案酷似日本军旗的旭日方巾，以致引发一场波及全国的声讨巨浪，先有江苏省媒体的宣布封杀，最后到赵薇去湖南长沙表演时，有人专程从河北赶来泼粪，弄得曾经人见人爱的“还珠格格”连上厕所都需保镖把守望风。可见，国人难以容忍的是“小燕子”对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给中国人留下的历史仇恨之漠视。然而，同样“数典忘祖”的事情，从人们（绝大多数应该是汉族）让幼童戴拖着假辫子的瓜皮帽现象上，不也存在着吗？二者之间，其实就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的关系。看来，有必要简单追溯一下离我们还不算太遥远的历史。
从建州女真最早起家的太祖努尔哈赤到羽毛丰满的太宗皇太极，包括入关的世祖顺治帝，以及后来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到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的开始衰落；及最后同治、光绪、宣统三朝的“牝鸡司晨”，即那拉氏秉政时期的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老大的中华帝国经历了由强盛到腐败的过程，以致在乾隆时期，尚能傲慢对待外国来使如马尔嘎尼者；而在慈禧垂帘听政后期，不得不发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的摇尾乞怜声。正是在拖着辫子的爱新觉罗家族龙椅在紫禁城里摇摇欲坠之际，南方几度掀起反满兴汉的革命高潮，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在咸丰初年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最让人们注目的文化象征，就是不留辫子，是故被清王朝视作“长毛”，斥为“发乱”。而同样是粤省的香山县（今为广东省中山市）人氏，曾以“洪秀全第二”激励自己走上民主革命道路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在1894年成立了旨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兴中会，至于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团结在孙中山旗帜下的革命志士，无不痛恨这根让几亿汉族和其他民族拖了两百多年的长辫子，不少留学国外的有为青年，更是毅然地剪去了拖在脑后的辫子，以此来表示自己与满清政府的彻底决裂。
重温这段历史，不是要刻意强调满、汉民族之间曾经存在过的历史冲突和民族之间的压迫引起的尖锐矛盾，因为在打倒满清王室的统治，最终结束了封建君主制度之后，孙中山先生的“五族共和”口号中，并没有将满族排斥在外。但我们很多文化圈内的人，似乎都成了90年前遍布京城和各大都市茶馆里的八旗子弟或前朝的遗老遗少，满脑子还都陶醉在康、雍、乾盛世的辉煌里，或是浸淫在“辫子文化”的氛围中，整日里抖落的就是大清国的皇帝、固山、贝勒和阁老、才子加格格或福晋的那些破事，全然不顾整个世界早已换了人间，辫子已经早被人们剪下，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尽管20世纪前期曾经发生过“辫子军”入京的“张勋复辟”，但那也只是历史的笑谈，丑陋的辫子不该是璀璨于人类文化星河的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象征，至少不应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古文化传承载体的人文标志。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影视文化圈内的许多人士，应该从自己那种多少接近于“大清臣子”的文化心态中解脱出来，不妨学着像当年《革命军》的作者邹容那样，勇敢地剪掉自己脑后那根无形而又确实存在的“辫子”，让自己的历史视野变得更加广阔，或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现实生活题材的创作中去，那么，届时荧屏将不再是“辫子满天飞”的“清一色”，更多的具有深刻现代社会意义的影视扛鼎力作也会应运而生。
不知什么原因，从中央到各地方的电视台，近些年来，编导和有关的制作人员对拍古装戏的热情，要远远高于他们对现实生活题材的采撷，而所谓的古装戏，又相对地集中在清朝历史上，再进一步地说，无非是在大清帝国的盛世时期上做足文章。电视传媒的普及，让平时没有闲工夫去到发霉的线装书匣里寻觅历史旧事的百姓，也都对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的王朝，多少有了一点感性的认识。通过各种叙述清朝历史的电视剧，清代两百多年间的十多位最高统治者，包括摄政王多尔衮，以及孝庄太后和后来握持朝纲长达47年的西太后等实际掌权者，恰似走马灯一样，不断闪现在人们的面前，一遍又一遍强化着人们的印象，似乎清王朝的盛衰史，就是一部代表中国文化精华的历史咏叹调，而我们国人的传统形象，也理所当然地要和大众在荧屏上看到的情况相吻合，即让那根丑陋不堪的曾被洋人讥笑为“猪尾巴”的辫子，永久地定格在中国男人的脑后。
之所以这么说，绝非危言耸听。请看如今包括旅游景点的很多场合：在表现历史场面，要打出所谓传统或仿古文化旗号的事物亮相时，往往就是让相关的扮演者穿戴清代的服饰，而男子脑后必定拖着一根乌黑油亮的大辫子。2002年春节前后在北京天坛公园重新举行的所谓“祭天”仪式，就是由八旗士卒的出场来撑门面。笔者还发现，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信息反复灌输下，人们似乎已经认可了这种结论：要仿古，拖根辫子最合适。
2002年的元旦和春节期间，笔者走亲访友，看见好几个冲龄男童戴着从城隍庙等街摊上买来的所谓彩色团花瓜皮帽，而这种帽子都无一例外地黏附着一根细小的黑布条，显然就是“辫子”的替代品。当时看到后，笔者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不知道在附近的嘉定区，包括离沪较远的扬州市，是否也有人在售卖或购买这种带着假辫子的瓜皮帽。如果有，那真无异于开历史的玩笑。因为说不定，有的人也许正是当年“嘉定三屠”和“扬州十日”屠刀下漏网的孑遗残民的后裔，他们的心中，可能早就把清兵入关后因朝廷颁发的“擞发令”而对自己祖辈大开杀戒的历史血账忘得一干二净。
睹此情景，笔者不禁喟叹，著名影视明星赵薇因在纽约为“时装”杂志做广告宣传，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披上图案酷似日本军旗的旭日方巾，以致引发一场波及全国的声讨巨浪，先有江苏省媒体的宣布封杀，最后到赵薇去湖南长沙表演时，有人专程从河北赶来泼粪，弄得曾经人见人爱的“还珠格格”连上厕所都需保镖把守望风。可见，国人难以容忍的是“小燕子”对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给中国人留下的历史仇恨之漠视。然而，同样“数典忘祖”的事情，从人们（绝大多数应该是汉族）让幼童戴拖着假辫子的瓜皮帽现象上，不也存在着吗？二者之间，其实就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的关系。看来，有必要简单追溯一下离我们还不算太遥远的历史。
从建州女真最早起家的太祖努尔哈赤到羽毛丰满的太宗皇太极，包括入关的世祖顺治帝，以及后来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到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的开始衰落；及最后同治、光绪、宣统三朝的“牝鸡司晨”，即那拉氏秉政时期的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老大的中华帝国经历了由强盛到腐败的过程，以致在乾隆时期，尚能傲慢对待外国来使如马尔嘎尼者；而在慈禧垂帘听政后期，不得不发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的摇尾乞怜声。正是在拖着辫子的爱新觉罗家族龙椅在紫禁城里摇摇欲坠之际，南方几度掀起反满兴汉的革命高潮，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在咸丰初年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最让人们注目的文化象征，就是不留辫子，是故被清王朝视作“长毛”，斥为“发乱”。而同样是粤省的香山县（今为广东省中山市）人氏，曾以“洪秀全第二”激励自己走上民主革命道路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在1894年成立了旨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兴中会，至于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团结在孙中山旗帜下的革命志士，无不痛恨这根让几亿汉族和其他民族拖了两百多年的长辫子，不少留学国外的有为青年，更是毅然地剪去了拖在脑后的辫子，以此来表示自己与满清政府的彻底决裂。
重温这段历史，不是要刻意强调满、汉民族之间曾经存在过的历史冲突和民族之间的压迫引起的尖锐矛盾，因为在打倒满清王室的统治，最终结束了封建君主制度之后，孙中山先生的“五族共和”口号中，并没有将满族排斥在外。但我们很多文化圈内的人，似乎都成了90年前遍布京城和各大都市茶馆里的八旗子弟或前朝的遗老遗少，满脑子还都陶醉在康、雍、乾盛世的辉煌里，或是浸淫在“辫子文化”的氛围中，整日里抖落的就是大清国的皇帝、固山、贝勒和阁老、才子加格格或福晋的那些破事，全然不顾整个世界早已换了人间，辫子已经早被人们剪下，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尽管20世纪前期曾经发生过“辫子军”入京的“张勋复辟”，但那也只是历史的笑谈，丑陋的辫子不该是璀璨于人类文化星河的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象征，至少不应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古文化传承载体的人文标志。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影视文化圈内的许多人士，应该从自己那种多少接近于“大清臣子”的文化心态中解脱出来，不妨学着像当年《革命军》的作者邹容那样，勇敢地剪掉自己脑后那根无形而又确实存在的“辫子”，让自己的历史视野变得更加广阔，或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现实生活题材的创作中去，那么，届时荧屏将不再是“辫子满天飞”的“清一色”，更多的具有深刻现代社会意义的影视扛鼎力作也会应运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