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事件，既是一起震撼国际社会的生态灾难，也是一起震垮苏联共产政权的政治灾难。
对于共产政权来说，光照猛于虎。一旦它的掩盖事实真相，操控人民思想的功能失效，它的垮台就指日可待了。尽管对于苏联的垮台人们褒贬不一，但基本上都承认切尔诺贝利事件是苏联国内走向公开性改革的一个重大政治转折点。切尔诺贝利事件对于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86年4月26日凌晨，位于苏联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猛烈爆炸，大量放射物质外泄，使苏联1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受到污染。放射尘埃污染还随着东南风向北欧和东西欧部分国家扩散。甚至在瑞典东部沿海地区，检测到的放射物质的含量已超过正常标准的100倍。各国有大面积的农田和牧场受到污染，致使生产出来的牛奶和蔬菜水果都无法食用。
苏联当局在事件发生后，先是一如既往地采取了掩盖的政策。但是大范围的核污染使得消息根本掩盖不住，反而激起周边国家的强烈不满。4月29日，瑞典、丹麦、芬兰以及欧洲共同体正式向苏联提出强烈抗议。世界各国舆论也对苏联的政策提出尖锐批评。面对国际社会的批评，苏联迅速改变了政策。十几天后，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诚恳认真地承认确实发生了严重的事故，正在采取措施控制后果。苏联人民如梦初醒，明白了自己离可怕灾难并不很远。同时也更加深切地明白了公开性是怎样攸关普通人生命利益的重要制度。从此苏联的政治改革加速发展，势头无法逆转，一直进行到苏联解体。
今天，公开性打上了中共政权的门。在非常不情愿同时也是无可奈何的情势下，北京那道坚固的信息防线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渐渐开裂，原先被严密掩盖的情况象牙膏一样被一点点地被挤了出来。
整个过程和当年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事件有很多相似之处。起先都是国内出状况，当局试图掩盖淡化。但是掩盖没有成功。而影响波及到国外，引起国际社会的不安和不满。最后在国际压力之下当局不得不让步。
当然也有不同之处。最重要的不同就是中共当局和1986年时苏共当局对公开性认识的差异。当年的戈尔巴乔夫本身是公开性的积极推动者，苏共党内也有着要求改革的强烈呼声。切尔诺贝利事件成了苏联改革的推动力量。而今天的中共当局仍然以恐惧仇恨的心态看待公开性。中共党内聚集着一大批宁负天下也不舍弃政权的既得利益捍卫者。因此，非典型肺炎/SARS事件的发展，不太可能在中国引出如同前苏联那样的一发而不可遏止的政治改革浪潮。中共当局在遭受这次挫折后，还会继续顽强地抵抗公开性。
但本次事件对中共政权的冲击也不可小视。中共当局在抵抗一阵后不得不屈服的结果表明，并不是只要“党中央有决心”就能把事情搞定的。这也许是非典型肺炎/SARS事件给中共当局最重要的教训。此次封锁行动的失败，必然使一种“光亮再也挡不住”的感觉无情地袭向中共决策当局。这是一种令北京当局不寒而栗的感觉，说明白一点就是一种“末日来临”的绝望感觉。
此次事件中迫使中共当局屈服的因素主要有两条。而这两条在今后不会消失，反而有可能继续加强。
其一是，国际社会的人权大于中国的主权。
中共当局掩盖非典型肺炎/SARS的政策，反映了这个政权在人权问题上的看法和国际社会的流行看法存在显著差异。龙永图那番带有“革命英雄主义”色彩的谈话很能说明问题。一种死亡率不到5%的病，你说它怎么危险怎么可怕，党的领导同志听了只会笑话你。因为他们那些人见过的世面大了，这么点死亡率只能算“正常”或者“好于正常”。根本没有险情可谈。所以从一开始，党的各级领导就把民众对疾病的反应当作“自我恐慌、自寻烦恼”来看待。党最烦的就是那种为了个人或者少数人的小事而干扰国家大事的现象。因此党的措施当然就是以淡化事件，打击“谣言”为主。并不在如何防治本病上浪费精力。他们相信过一段时间就没事了。
而国际社会的观念很不一样。一是各国“革命英雄主义”的水平普遍比较低，怕死怕病的观念很流行。二是沉不住气，往往一些在中共领导看来不过是“屁大的事”，也要轰轰烈烈上头条。据说这属于“虚伪的西方人权观念”。但问题是甭管虚伪不虚伪，绝大多数国家偏偏都吃这一套。美国加拿大不用说了，新加坡那样的专制国家，还有台湾，日本，泰国，韩国等等都这德行，连香港也不例外，而世界卫生组织也按照这“西方人权观念”来对待这件事，你有什么办法？
观点碰撞的结果，中共当局在这个地球上是绝对的少数。那么该听谁的？中共当局当然可以一如既往地拒绝国际社会的主张。因为他们有“主权”（就是按照党的意愿主宰人民之权），他国不得干涉。但是这事件中的各国并不试图干涉中国。他们只是按照他们自己的人权观念行事，他们的措施不多于躲避。惹不起就躲。而这种躲避恰恰是中国受不了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出的关于SARS几次旅行劝告，比任何国家的经济制裁政策所造成后果更加严重。不说别的，如果中共当局继续不合作的话，光是世界卫生组织维持她的“劝告”这一条，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不可避免要放慢下来。由此会产生一系列令人头痛的国内问题。共产党政权不怕得罪人民，但他们怕得罪钱。
世界卫生组织是个毫无行政权力的“境外”机构。按照中国当局时髦的“主权”观念，中国境内的病当然由中国政府掌握，你那个“WHO”来插什么嘴？而且还没有调查就先发什么“旅行劝告”，故意给党造成被动局面。根据这些就完全可以把世界卫生组织定性为“境外敌对势力组织”的。然而中共最终选择了让步与合作。一个毫无行政权力的组织之所以能够迫使中国当局合作，完全是因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这个关乎人命的问题上遵从与中共政权不同的人权准则。这样的认同性使得世界卫生组织的“劝告”生效极快且没有国家限制。美国人听从这个劝告，法国人、约旦人、马来亚人也听的。这局面迫使中共当局进行选择：要么坚持“主权”而面临更加严重的后果，要么接受国际社会的要求。中共当局步步退让最终不得不道歉的结局，象征着国际社会人权观念对中共当局“主权”观念的一次胜利。
其二是，“体外循环”的信息打破了党的信息垄断。
中共当局掩盖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努力，最初是被在“党的喉舌”以外的信息流冲破的。二月份广东关于非典型肺炎的恐慌风潮，很大部分是由手机短信息促成的。三月份中国开人大时，广东代表李刚不无忧虑地提到了这个现象：“今年春节7天假期中间，人们发送手机短信的数量竟达75亿条之多，已到了惊人的地步！在随后广东发生的非典型肺炎及其引发的药品、大米、食盐的抢购事件中，网上信息和手机信息也起了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手机短信息，和其他一些新的信息传播方式一样，对中共当局的信息垄断地位提出了严重挑战。在农历正月里，强大官方媒体营造的出来的喜庆气氛铺天盖地，然而那些只有十几、几十个字的简单信息，却能够把成千上万人在一夜之间推入恐慌之中。这种现象在世界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的这种脆弱“国情”注定“体外循环”的信息对政权有致命的杀伤力。不用说，经过这次“教训”，中共当局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去加强对手机短信的控制。问题是中共当局能否如愿以偿？手机短信息，和其他一些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具有微型、分散、快速、量大等特点，而且技术还在进步发展。控制这些媒体的难度很大而且越来越大。光是快速、量大这两个特点，就让当局应接不暇。试想中共当局试图在今年二月的广东非典型肺炎恐慌风潮中控制手机信息，从发现信息“不对头”到决定过滤方案在到组织实施，总需要几天时间的。而这段时间里那些“有害信息”早就传得“家喻户晓”了。除非采取彻底关闭服务这种招惹民愤的强硬措施，否则当局无法有效控制这类“体外循环”的信息。
信息不经过党的喉舌而传播，对于长期依赖大众传播媒体控制人民思想的政权来说是真正的噩梦。六十年代的中国和目前的朝鲜都发生了可怕的饥荒，如果不是靠着对信息的封锁和操控，中朝两国当局早就被人民推翻了。而借着对信息封锁和操控，遭受惨重灾难的这两国人民却连一点对当局愤怒的情绪都没有，他们甚至比任何其他国家人民更加拥护本国的政权。由此可见信息的封锁和操控权对独裁统治者是多么重要。信息的封锁和操控权就是独裁统治者的生存权，是命根子。
而非典型肺炎事件隐隐约约地对中共当局说：命根子快绝了，你们该怎么办？
对于共产政权来说，光照猛于虎。一旦它的掩盖事实真相，操控人民思想的功能失效，它的垮台就指日可待了。尽管对于苏联的垮台人们褒贬不一，但基本上都承认切尔诺贝利事件是苏联国内走向公开性改革的一个重大政治转折点。切尔诺贝利事件对于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86年4月26日凌晨，位于苏联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猛烈爆炸，大量放射物质外泄，使苏联1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受到污染。放射尘埃污染还随着东南风向北欧和东西欧部分国家扩散。甚至在瑞典东部沿海地区，检测到的放射物质的含量已超过正常标准的100倍。各国有大面积的农田和牧场受到污染，致使生产出来的牛奶和蔬菜水果都无法食用。
苏联当局在事件发生后，先是一如既往地采取了掩盖的政策。但是大范围的核污染使得消息根本掩盖不住，反而激起周边国家的强烈不满。4月29日，瑞典、丹麦、芬兰以及欧洲共同体正式向苏联提出强烈抗议。世界各国舆论也对苏联的政策提出尖锐批评。面对国际社会的批评，苏联迅速改变了政策。十几天后，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诚恳认真地承认确实发生了严重的事故，正在采取措施控制后果。苏联人民如梦初醒，明白了自己离可怕灾难并不很远。同时也更加深切地明白了公开性是怎样攸关普通人生命利益的重要制度。从此苏联的政治改革加速发展，势头无法逆转，一直进行到苏联解体。
今天，公开性打上了中共政权的门。在非常不情愿同时也是无可奈何的情势下，北京那道坚固的信息防线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渐渐开裂，原先被严密掩盖的情况象牙膏一样被一点点地被挤了出来。
整个过程和当年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事件有很多相似之处。起先都是国内出状况，当局试图掩盖淡化。但是掩盖没有成功。而影响波及到国外，引起国际社会的不安和不满。最后在国际压力之下当局不得不让步。
当然也有不同之处。最重要的不同就是中共当局和1986年时苏共当局对公开性认识的差异。当年的戈尔巴乔夫本身是公开性的积极推动者，苏共党内也有着要求改革的强烈呼声。切尔诺贝利事件成了苏联改革的推动力量。而今天的中共当局仍然以恐惧仇恨的心态看待公开性。中共党内聚集着一大批宁负天下也不舍弃政权的既得利益捍卫者。因此，非典型肺炎/SARS事件的发展，不太可能在中国引出如同前苏联那样的一发而不可遏止的政治改革浪潮。中共当局在遭受这次挫折后，还会继续顽强地抵抗公开性。
但本次事件对中共政权的冲击也不可小视。中共当局在抵抗一阵后不得不屈服的结果表明，并不是只要“党中央有决心”就能把事情搞定的。这也许是非典型肺炎/SARS事件给中共当局最重要的教训。此次封锁行动的失败，必然使一种“光亮再也挡不住”的感觉无情地袭向中共决策当局。这是一种令北京当局不寒而栗的感觉，说明白一点就是一种“末日来临”的绝望感觉。
此次事件中迫使中共当局屈服的因素主要有两条。而这两条在今后不会消失，反而有可能继续加强。
其一是，国际社会的人权大于中国的主权。
中共当局掩盖非典型肺炎/SARS的政策，反映了这个政权在人权问题上的看法和国际社会的流行看法存在显著差异。龙永图那番带有“革命英雄主义”色彩的谈话很能说明问题。一种死亡率不到5%的病，你说它怎么危险怎么可怕，党的领导同志听了只会笑话你。因为他们那些人见过的世面大了，这么点死亡率只能算“正常”或者“好于正常”。根本没有险情可谈。所以从一开始，党的各级领导就把民众对疾病的反应当作“自我恐慌、自寻烦恼”来看待。党最烦的就是那种为了个人或者少数人的小事而干扰国家大事的现象。因此党的措施当然就是以淡化事件，打击“谣言”为主。并不在如何防治本病上浪费精力。他们相信过一段时间就没事了。
而国际社会的观念很不一样。一是各国“革命英雄主义”的水平普遍比较低，怕死怕病的观念很流行。二是沉不住气，往往一些在中共领导看来不过是“屁大的事”，也要轰轰烈烈上头条。据说这属于“虚伪的西方人权观念”。但问题是甭管虚伪不虚伪，绝大多数国家偏偏都吃这一套。美国加拿大不用说了，新加坡那样的专制国家，还有台湾，日本，泰国，韩国等等都这德行，连香港也不例外，而世界卫生组织也按照这“西方人权观念”来对待这件事，你有什么办法？
观点碰撞的结果，中共当局在这个地球上是绝对的少数。那么该听谁的？中共当局当然可以一如既往地拒绝国际社会的主张。因为他们有“主权”（就是按照党的意愿主宰人民之权），他国不得干涉。但是这事件中的各国并不试图干涉中国。他们只是按照他们自己的人权观念行事，他们的措施不多于躲避。惹不起就躲。而这种躲避恰恰是中国受不了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出的关于SARS几次旅行劝告，比任何国家的经济制裁政策所造成后果更加严重。不说别的，如果中共当局继续不合作的话，光是世界卫生组织维持她的“劝告”这一条，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不可避免要放慢下来。由此会产生一系列令人头痛的国内问题。共产党政权不怕得罪人民，但他们怕得罪钱。
世界卫生组织是个毫无行政权力的“境外”机构。按照中国当局时髦的“主权”观念，中国境内的病当然由中国政府掌握，你那个“WHO”来插什么嘴？而且还没有调查就先发什么“旅行劝告”，故意给党造成被动局面。根据这些就完全可以把世界卫生组织定性为“境外敌对势力组织”的。然而中共最终选择了让步与合作。一个毫无行政权力的组织之所以能够迫使中国当局合作，完全是因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这个关乎人命的问题上遵从与中共政权不同的人权准则。这样的认同性使得世界卫生组织的“劝告”生效极快且没有国家限制。美国人听从这个劝告，法国人、约旦人、马来亚人也听的。这局面迫使中共当局进行选择：要么坚持“主权”而面临更加严重的后果，要么接受国际社会的要求。中共当局步步退让最终不得不道歉的结局，象征着国际社会人权观念对中共当局“主权”观念的一次胜利。
其二是，“体外循环”的信息打破了党的信息垄断。
中共当局掩盖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努力，最初是被在“党的喉舌”以外的信息流冲破的。二月份广东关于非典型肺炎的恐慌风潮，很大部分是由手机短信息促成的。三月份中国开人大时，广东代表李刚不无忧虑地提到了这个现象：“今年春节7天假期中间，人们发送手机短信的数量竟达75亿条之多，已到了惊人的地步！在随后广东发生的非典型肺炎及其引发的药品、大米、食盐的抢购事件中，网上信息和手机信息也起了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手机短信息，和其他一些新的信息传播方式一样，对中共当局的信息垄断地位提出了严重挑战。在农历正月里，强大官方媒体营造的出来的喜庆气氛铺天盖地，然而那些只有十几、几十个字的简单信息，却能够把成千上万人在一夜之间推入恐慌之中。这种现象在世界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的这种脆弱“国情”注定“体外循环”的信息对政权有致命的杀伤力。不用说，经过这次“教训”，中共当局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去加强对手机短信的控制。问题是中共当局能否如愿以偿？手机短信息，和其他一些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具有微型、分散、快速、量大等特点，而且技术还在进步发展。控制这些媒体的难度很大而且越来越大。光是快速、量大这两个特点，就让当局应接不暇。试想中共当局试图在今年二月的广东非典型肺炎恐慌风潮中控制手机信息，从发现信息“不对头”到决定过滤方案在到组织实施，总需要几天时间的。而这段时间里那些“有害信息”早就传得“家喻户晓”了。除非采取彻底关闭服务这种招惹民愤的强硬措施，否则当局无法有效控制这类“体外循环”的信息。
信息不经过党的喉舌而传播，对于长期依赖大众传播媒体控制人民思想的政权来说是真正的噩梦。六十年代的中国和目前的朝鲜都发生了可怕的饥荒，如果不是靠着对信息的封锁和操控，中朝两国当局早就被人民推翻了。而借着对信息封锁和操控，遭受惨重灾难的这两国人民却连一点对当局愤怒的情绪都没有，他们甚至比任何其他国家人民更加拥护本国的政权。由此可见信息的封锁和操控权对独裁统治者是多么重要。信息的封锁和操控权就是独裁统治者的生存权，是命根子。
而非典型肺炎事件隐隐约约地对中共当局说：命根子快绝了，你们该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