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罡
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周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国有资本收益就像是全国人民的一笔储蓄，不会被企业内部人拿走，在需要时可以随时拿出来。其实，即便中国国有企业的内部监管足够严密，国企利润不会被企业内部人拿走，但这笔钱是否能做到“需要时可以随时拿出来”也很成疑问，因为从历史经验看，当客观形势真的急需为政者拿出备用银子给国家解困时，他们却往往认为“还不到时候”。
明朝万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敛财高手，他派遣税监到通都大邑、矿监到矿山、盐监到两淮、珠监到广东等地替他广敛钱财，聚敛起大量财富。这笔钱据说都藏在了紫禁城的地窖里，而且监管也堪称严密，在万历死后连魏忠贤那样一手遮天的太监都没能把这些钱搬到自己家里去，可是当明朝末年国家内忧外患急需用钱时，当朝的崇祯皇帝却好像从未觉得“需要”把这笔钱拿出来应急，他宁肯搞三饷加派对百姓涸泽而渔，甚至愿意舍下脸来向大臣募捐，可就是没想过用他爷爷万历留下的这笔巨额财富去挽救大明王朝的命运。
后世那些愿意为崇祯一洒同情之泪的人往往替他辩解说，崇祯不是舍不得花钱的守财奴，他是想把这笔钱用在最危急的关头。而在我们一般人看来，对于那些将天下视为自家囊中私物的封建皇帝来说，用祖宗留下的私房钱来保江山也不算肥水流了外人田，崇祯确实没理由死抱着这批银子不放。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当真正需要用这笔钱的时候到来时，崇祯皇帝自己却认为还不是时候。或许正是这种认知上的偏差最终要了明王朝的命。
当然，对于是否真的存在这笔巨额财富史学界还有一些争论，那我们不妨再举一个没有任何争论的例子。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也是个擅长聚敛的帝王。在他治理下的隋朝可谓是典型的“国富民穷”。据史籍记载，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百姓们缺粮到了不得不吃豆屑和米糠的程度，而当时长安的政府粮仓里却堆得满满的，粮食多得都要放在走廊上，可隋文帝就是不肯开仓赈济百姓。隋朝后来灭亡的直接原因虽然是隋炀帝的穷兵黩武激起民变，但隋文帝时代的重敛轻赈导致阶级矛盾严重激化实际上已经给隋朝灭亡埋下了伏笔。
关中大旱时隋文帝不肯开仓放赈，显然他认为还不是动用官储粮的时候；但历史证明，等到叛军四起隋朝统治者感到真的有亡国之危时，隋文帝囤积起来的官粮却想派都派不出去了。唐太宗李世民后来回忆说，到隋朝灭亡时，官方的存粮仍然可以供国家支应五六十年。政府手里掌握着这么多财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社会危机把国家搞垮，可见“藏富于官”不是一项好政策。
国资委邵宁副主任在周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几年，国家处于高增长时期，财政增收还很大……，他的言下之意就是，中国现在不差钱，国有资本的收益还不到用的时候。可谁都知道，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急需转而依靠百姓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转型期，而政府在医疗、养老、教育和保障房等社会事业上的投入不足正严重制约着老百姓的消费意愿，因此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政府现在不差钱，是因为它在改善民生方面做的还不够。
既然邵副主任承认国有资本收益是全国人民的储蓄，既然中国在改善民生方面急需用钱，政府为什么一门心思认为现在还不是花这笔钱的时候，非要帮百姓“藏富”于国有企业呢？鉴于历史上的教训，这难说不是个馊主意。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周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国有资本收益就像是全国人民的一笔储蓄，不会被企业内部人拿走，在需要时可以随时拿出来。其实，即便中国国有企业的内部监管足够严密，国企利润不会被企业内部人拿走，但这笔钱是否能做到“需要时可以随时拿出来”也很成疑问，因为从历史经验看，当客观形势真的急需为政者拿出备用银子给国家解困时，他们却往往认为“还不到时候”。
明朝万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敛财高手，他派遣税监到通都大邑、矿监到矿山、盐监到两淮、珠监到广东等地替他广敛钱财，聚敛起大量财富。这笔钱据说都藏在了紫禁城的地窖里，而且监管也堪称严密，在万历死后连魏忠贤那样一手遮天的太监都没能把这些钱搬到自己家里去，可是当明朝末年国家内忧外患急需用钱时，当朝的崇祯皇帝却好像从未觉得“需要”把这笔钱拿出来应急，他宁肯搞三饷加派对百姓涸泽而渔，甚至愿意舍下脸来向大臣募捐，可就是没想过用他爷爷万历留下的这笔巨额财富去挽救大明王朝的命运。
后世那些愿意为崇祯一洒同情之泪的人往往替他辩解说，崇祯不是舍不得花钱的守财奴，他是想把这笔钱用在最危急的关头。而在我们一般人看来，对于那些将天下视为自家囊中私物的封建皇帝来说，用祖宗留下的私房钱来保江山也不算肥水流了外人田，崇祯确实没理由死抱着这批银子不放。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当真正需要用这笔钱的时候到来时，崇祯皇帝自己却认为还不是时候。或许正是这种认知上的偏差最终要了明王朝的命。
当然，对于是否真的存在这笔巨额财富史学界还有一些争论，那我们不妨再举一个没有任何争论的例子。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也是个擅长聚敛的帝王。在他治理下的隋朝可谓是典型的“国富民穷”。据史籍记载，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百姓们缺粮到了不得不吃豆屑和米糠的程度，而当时长安的政府粮仓里却堆得满满的，粮食多得都要放在走廊上，可隋文帝就是不肯开仓赈济百姓。隋朝后来灭亡的直接原因虽然是隋炀帝的穷兵黩武激起民变，但隋文帝时代的重敛轻赈导致阶级矛盾严重激化实际上已经给隋朝灭亡埋下了伏笔。
关中大旱时隋文帝不肯开仓放赈，显然他认为还不是动用官储粮的时候；但历史证明，等到叛军四起隋朝统治者感到真的有亡国之危时，隋文帝囤积起来的官粮却想派都派不出去了。唐太宗李世民后来回忆说，到隋朝灭亡时，官方的存粮仍然可以供国家支应五六十年。政府手里掌握着这么多财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社会危机把国家搞垮，可见“藏富于官”不是一项好政策。
国资委邵宁副主任在周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几年，国家处于高增长时期，财政增收还很大……，他的言下之意就是，中国现在不差钱，国有资本的收益还不到用的时候。可谁都知道，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急需转而依靠百姓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转型期，而政府在医疗、养老、教育和保障房等社会事业上的投入不足正严重制约着老百姓的消费意愿，因此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政府现在不差钱，是因为它在改善民生方面做的还不够。
既然邵副主任承认国有资本收益是全国人民的储蓄，既然中国在改善民生方面急需用钱，政府为什么一门心思认为现在还不是花这笔钱的时候，非要帮百姓“藏富”于国有企业呢？鉴于历史上的教训，这难说不是个馊主意。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