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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零”开始的
死亡名册
大洋网讯 在历次出庭中，常德代表团资料最充分，证据最直接、最完整，证人最多、最关键。可有谁知道，这个7643人的死亡名册是从空白开始一个一个寻找，一个一个求证得出的。
1995年，在常德市委党史办叶荣开、龚积刚等人的努力下，《辛巳劫难――1941年常德细菌战纪实》一书出版。常德人开始找寻当年日本细菌部队在常德所犯罪行的证据。
1996年11月，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西村正治等人第一次来到常德，“我是日本人，来寻找细菌战的证据。”当得知日本律师是来帮助中国人打官司时，有人说了一句“日本人原来也有好人。”这句话让日本律师流下了眼泪。于是，这场跨世纪的诉讼正式拉开了帷幕。
要赢得这场官司，仅有声势是不够的，必须靠扎实的调查取证获得有力的证据。然而，这起诉讼毕竟迟到了50多年，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城市高度发展，居民异动大，寻找半个世纪前的见证人和受害者难度可想而知。受害者、见证者大都年事已高，活着的证人越来越少，（本案起诉以来就有25位原告相继去世）时间也越来越紧迫。
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者调查委员会从1996年1月开始搜寻细菌战受害者及见证人，到2002年5月第一批死亡名单送往日本法庭。
在历时5年零7个月的大规模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足迹遍布10个县，56个乡的486个村，调查座谈30万人次以上，整理了15000多份控诉材料。
当年收尸者
寄来材料
茫茫人海，怎么样才能找到当年的受害者及其亲属？以叶荣开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在老城区召开了60岁以上老人的座谈会。
在第一次座谈会上就找到了受害者马善政的孙子马培成，第二次座谈会又找到了受害者家属何英珍。此后的老人座谈会都有收获，线索呈几何状扩大。于是，老人座谈会成为调查的第一手段。接着，报纸、电视成为扩大取证途径的一个重要方法。
1998年4月，65岁的丁德望在电视里看到日本律师来常德调查细菌战受害的新闻，便找到接待处，从此成为一名志愿者。
“我姑妈也是死于细菌战！”1998年底，调查委员会在常德高专组织的一场报告会上，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常德第一例死于鼠疫的蔡桃儿的侄子在该校读书。报告会结束后，蔡桃儿的弟弟蔡正明找到接待处。于是，蔡正明顺利地成为第二批起诉原告。
长沙女子监狱的一名工作人员曾参加过当年石公桥收尸，他看到报纸电视上的新闻后，主动写来回忆材料。
为了掌握更丰富的证据，湖南省档案馆、常德市档案馆，武陵区、鼎城区档案馆，及周边的保靖、溆浦、沅陵、辰溪等地档案馆成为调查委员会寻找线索的另一个重要途径。
广德医院院长谭学华的鼠疫检验经过，石公桥当年的死亡名单，李家湾当年的死亡名单――一份份宝贵的资料渐渐浮出水面。
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映入眼帘的是更多的泪、更烈的火。惨痛的是历史，义愤填膺的是活着的证人以及为“细菌战”诉讼奔走的一群有识之士……
老年志愿者
奔波7年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去歌颂这群可敬的老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民族血性常常让我们年轻人汗颜！”一位年轻的志愿者如是说。
陈玉芳说，调查组中大部分都是老年志愿者。在7年的调查过程中，这一大批老人骑着自行车不知跑了多少路，啃了多少冷馒头，听了多少风凉话。这种代价换来的是他们调查整理出来的这本名册，这本让日本法庭无法辩白的死亡名册。
1999年6月，志愿者方运胜和李明庭老人去大龙站搞调查，他们背负着雨伞、干粮行程达几百里，终于发现蔡家湾这样一个姓氏全受害死光的典型。“当发现这个典型时，两人受的苦一下子便忘了。但遗憾的是，由于只有部份姓名可考，最后，很多人没有入册。”随后，老人又聊起了另外几个小故事。
1999年冬天最冷的那几天，刘体云、丁德望、陈唤菊去汉寿侯王村搞调查。风雨交加中，三位老人被阻隔在侯王渡，好不容易叫来一条无蓬船，船老板却说风太大怕船翻不让他们撑伞。三位老人便顶风冒雨过渡，几次差点落入水中。当上岸时，三人都淋成了落汤鸡，冻得说不出话来。
2001年夏天，孙克富一个人在长岭岗搞了整整一个月调查，吃住在农家，一口气走了14个村子。
陈玉芳说，像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太多，几天也说不完。
远不止
7643个冤魂
在调查过程中，常德市调查委员会像滚雪球一样慢慢壮大，很快就在各个乡之间形成了调查网络。
严格的说，关于细菌战的调查始于《辛巳劫难》的编撰叶荣开和陈大雅。他们为了编书，在城区和石公桥范围进行调查。1996年，刘体云等人开始小规模的调查。
1998年3月，“侵华日军731部队常德细菌战受害接待处”正式挂牌。刘体云、李本富、何英珍、张礼忠、刘述文、丁德望、王跃来、孙克富、徐万智等老年志愿者加入，并成为调查的核心力量，他们戏称自己为“调查委员会的嫡系部队”。
刚开始，他们下去调查都是找自己在当地的亲戚朋友提供情况、组织召开座谈会。后来，随着调查范围扩大，很多地方都有热心人帮助做工作，这使调查委员会受到启发，决定建立二级工作站，在下面疫点培养联络人，帮助进行调查核实工作。在受害人员多、受害面较大的疫点则设立三级工作站，请乡一级退休干部牵头，组成乡一级工作站，由乡级工作站指导村级工作站开展工作。
目前，调查委员会掌握的调查队伍分布在全市58个疫点，有100人左右。调查网络的形成大大加快了调查的进度。调查委员会设计了一种调查摸底表下发到各疫点，对受害人进行普遍登记，同时对下面上报的材料进行全面、系统的过滤审核，最终确定了第一批7643人的死亡名册。
“还有很多未入册的冤魂！”陈玉芳说，本案原告所在地只是日军细菌战受害地中的一小部分，还有许多地方的受害事实并未彻底查清。从这几年的调查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常德受侵华日军细菌战之害的人数远不止这7643人，常德还将会有第二批、第三批死亡名册产生。
陈玉芳告诉记者，为了本案和其它对日索赔案的胜诉，更是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她希望我们更加广泛的动员起来，抢救性的发掘历史，维护历史的本来面目。（当代商报）
死亡名册
大洋网讯 在历次出庭中，常德代表团资料最充分，证据最直接、最完整，证人最多、最关键。可有谁知道，这个7643人的死亡名册是从空白开始一个一个寻找，一个一个求证得出的。
1995年，在常德市委党史办叶荣开、龚积刚等人的努力下，《辛巳劫难――1941年常德细菌战纪实》一书出版。常德人开始找寻当年日本细菌部队在常德所犯罪行的证据。
1996年11月，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西村正治等人第一次来到常德，“我是日本人，来寻找细菌战的证据。”当得知日本律师是来帮助中国人打官司时，有人说了一句“日本人原来也有好人。”这句话让日本律师流下了眼泪。于是，这场跨世纪的诉讼正式拉开了帷幕。
要赢得这场官司，仅有声势是不够的，必须靠扎实的调查取证获得有力的证据。然而，这起诉讼毕竟迟到了50多年，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城市高度发展，居民异动大，寻找半个世纪前的见证人和受害者难度可想而知。受害者、见证者大都年事已高，活着的证人越来越少，（本案起诉以来就有25位原告相继去世）时间也越来越紧迫。
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者调查委员会从1996年1月开始搜寻细菌战受害者及见证人，到2002年5月第一批死亡名单送往日本法庭。
在历时5年零7个月的大规模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足迹遍布10个县，56个乡的486个村，调查座谈30万人次以上，整理了15000多份控诉材料。
当年收尸者
寄来材料
茫茫人海，怎么样才能找到当年的受害者及其亲属？以叶荣开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在老城区召开了60岁以上老人的座谈会。
在第一次座谈会上就找到了受害者马善政的孙子马培成，第二次座谈会又找到了受害者家属何英珍。此后的老人座谈会都有收获，线索呈几何状扩大。于是，老人座谈会成为调查的第一手段。接着，报纸、电视成为扩大取证途径的一个重要方法。
1998年4月，65岁的丁德望在电视里看到日本律师来常德调查细菌战受害的新闻，便找到接待处，从此成为一名志愿者。
“我姑妈也是死于细菌战！”1998年底，调查委员会在常德高专组织的一场报告会上，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常德第一例死于鼠疫的蔡桃儿的侄子在该校读书。报告会结束后，蔡桃儿的弟弟蔡正明找到接待处。于是，蔡正明顺利地成为第二批起诉原告。
长沙女子监狱的一名工作人员曾参加过当年石公桥收尸，他看到报纸电视上的新闻后，主动写来回忆材料。
为了掌握更丰富的证据，湖南省档案馆、常德市档案馆，武陵区、鼎城区档案馆，及周边的保靖、溆浦、沅陵、辰溪等地档案馆成为调查委员会寻找线索的另一个重要途径。
广德医院院长谭学华的鼠疫检验经过，石公桥当年的死亡名单，李家湾当年的死亡名单――一份份宝贵的资料渐渐浮出水面。
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映入眼帘的是更多的泪、更烈的火。惨痛的是历史，义愤填膺的是活着的证人以及为“细菌战”诉讼奔走的一群有识之士……
老年志愿者
奔波7年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去歌颂这群可敬的老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民族血性常常让我们年轻人汗颜！”一位年轻的志愿者如是说。
陈玉芳说，调查组中大部分都是老年志愿者。在7年的调查过程中，这一大批老人骑着自行车不知跑了多少路，啃了多少冷馒头，听了多少风凉话。这种代价换来的是他们调查整理出来的这本名册，这本让日本法庭无法辩白的死亡名册。
1999年6月，志愿者方运胜和李明庭老人去大龙站搞调查，他们背负着雨伞、干粮行程达几百里，终于发现蔡家湾这样一个姓氏全受害死光的典型。“当发现这个典型时，两人受的苦一下子便忘了。但遗憾的是，由于只有部份姓名可考，最后，很多人没有入册。”随后，老人又聊起了另外几个小故事。
1999年冬天最冷的那几天，刘体云、丁德望、陈唤菊去汉寿侯王村搞调查。风雨交加中，三位老人被阻隔在侯王渡，好不容易叫来一条无蓬船，船老板却说风太大怕船翻不让他们撑伞。三位老人便顶风冒雨过渡，几次差点落入水中。当上岸时，三人都淋成了落汤鸡，冻得说不出话来。
2001年夏天，孙克富一个人在长岭岗搞了整整一个月调查，吃住在农家，一口气走了14个村子。
陈玉芳说，像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太多，几天也说不完。
远不止
7643个冤魂
在调查过程中，常德市调查委员会像滚雪球一样慢慢壮大，很快就在各个乡之间形成了调查网络。
严格的说，关于细菌战的调查始于《辛巳劫难》的编撰叶荣开和陈大雅。他们为了编书，在城区和石公桥范围进行调查。1996年，刘体云等人开始小规模的调查。
1998年3月，“侵华日军731部队常德细菌战受害接待处”正式挂牌。刘体云、李本富、何英珍、张礼忠、刘述文、丁德望、王跃来、孙克富、徐万智等老年志愿者加入，并成为调查的核心力量，他们戏称自己为“调查委员会的嫡系部队”。
刚开始，他们下去调查都是找自己在当地的亲戚朋友提供情况、组织召开座谈会。后来，随着调查范围扩大，很多地方都有热心人帮助做工作，这使调查委员会受到启发，决定建立二级工作站，在下面疫点培养联络人，帮助进行调查核实工作。在受害人员多、受害面较大的疫点则设立三级工作站，请乡一级退休干部牵头，组成乡一级工作站，由乡级工作站指导村级工作站开展工作。
目前，调查委员会掌握的调查队伍分布在全市58个疫点，有100人左右。调查网络的形成大大加快了调查的进度。调查委员会设计了一种调查摸底表下发到各疫点，对受害人进行普遍登记，同时对下面上报的材料进行全面、系统的过滤审核，最终确定了第一批7643人的死亡名册。
“还有很多未入册的冤魂！”陈玉芳说，本案原告所在地只是日军细菌战受害地中的一小部分，还有许多地方的受害事实并未彻底查清。从这几年的调查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常德受侵华日军细菌战之害的人数远不止这7643人，常德还将会有第二批、第三批死亡名册产生。
陈玉芳告诉记者，为了本案和其它对日索赔案的胜诉，更是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她希望我们更加广泛的动员起来，抢救性的发掘历史，维护历史的本来面目。（当代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