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甸反革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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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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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马悲鸣

现在正进行的这场双方实力悬殊的对伊斯兰教徒的战争使我们想起了另一场战争,那就是当年在中国云南发生的沙甸反革命案。时间大约在1975年,也即美国最后从越南撤退的那一年。

后来沙甸反革命案获得了中共平反,对事实真相的解释便又翻了过来。现在因看到了一场颇类沙甸反革命案的美军攻打伊拉克之战,都是在证据不足,法理不足,先打了再找证据的情况下发生的,便又对沙甸反革命案产生怀疑。

从历史上看,伊斯兰教徒有圣战传统,只要振臂一呼∶“天国的大门打开了”,便不顾死活地蜂拥而上。而且自从自杀式炸弹发明以来,已经有数不清的伊斯兰教徒视死如归地身绑炸药,与敌对民族的人,不管是战士,还是平民,一声响亮,同归于尽。

沙甸回民不但是伊斯兰教,而且根据易大旗的说法,是伊斯兰教里最激烈的“血脖子教”,哲合忍耶门宦(教派)。

张承志有本《心灵史》专门介绍哲合忍耶。因为张自己也是回民,自然对这个来自底层的回教门宦称赞有加。但即使这样,我们也能从中看出这个教派的嗜杀。

乾隆年间,哲合忍耶在中国的开山太爷马明心把属于苏非派的此教从也门传来,并在当地与已有的回教花寺派之间展开了为争夺教众而引发的械斗。哲合忍耶因为下手狠辣,花寺派终是不敌。

当时作为官府的清政府曾多次调停两派,制止仇杀,但按下葫芦浮起了瓢,总是不成。后因花寺派老教愿意与官府合作,而哲合忍耶过于桀傲不训,清政府最后决定改为偏袒花寺派的政策,就如现在美国在阿以之争中偏袒以色列。

没想到,第一次派去执行平叛任务的带兵将领新柱刚到,当场就被哲合忍耶阿訇苏四十三所杀。张承志描写道∶“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七,苏四十三急欲了解开近的军队对于教争的态度,于是率众到白庄塘,假作迎接,探听虚实。新柱扬言,此行要‘杀尽新教’。暴烈的苏四十三怒不可遏,闻言后当场扑杀新柱。从而,哲合忍耶面向着清朝,向着中国的乾隆盛世,揭起了卫教造反的大旗。”(《心灵史》第46页,「圣战」)。

苏四十三扑杀新柱的次日奔袭起台堡,恶战后杀杨士玑。再一日扑河州。仅一日便将河州攻破。知州自缢。张承志说∶“义军将牢中罪人一律放出――平地狂飙般的起义,突然间在两三天里席卷并吞没了循化和河州,在交手的这一瞬间,清朝官府一时被如此赌命的哲合忍耶震慑了。”(《心灵史》第46页,第一自然段)。

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开山教主马明心在城头上被当众杀死,苏四十三造反被扑灭。清政府为了防止死灰复燃,便将他们拆散,其中一支流放到了云南,便是现在沙甸回民的起源。

此后西北和云南的哲合忍耶屡扑屡起。每每都是哲部突然起事,拔刀杀死当地官吏,紧接着便攻城掠寨。清政府闻讯派出重兵进剿,好比现在美军强攻伊拉克。而每每都是哲合忍耶被围困在死角,率众起事的头领太爷愿以全家服诛为代价,换取释放全族教众而结束。

每次率众造反的头领太爷之死,都给哲合忍耶部的心灵上留下新的仇恨,而且永志不忘。同治十年的马化龙造反就以此结束。没想到一九八零年代,中共经历过惨烈的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放松宗教政策,马化龙早已平毁的拱北(坟墓)便在一夜之间又被新建了起来。

被流放到云南的哲合忍耶部造反,也曾令清政府头疼。哲合忍耶部与官府做对,前后凡两百年。他们自己的每一任教主太爷是谁,是怎么死的,每一名哲合忍耶都记得清清楚楚。这是他们的民族仇,是他们的“光荣传统”。

现在回到沙甸反革命案。当时肯定有起因。官府执行文革政策,不但哲合忍耶,全国老百姓谁有好日子过?

回民造反,每次都是“忍无可忍”。但事后回头再看那些忍无可忍的事和与官府血战到底相比,大多微不足道。沙甸案有种粮与种菜之争,有强迫回民养猪之争。这些官府政策上的错误完全可能是真的。但问题是,最终导致解放军炮轰沙甸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我手里有一本宋永毅编的《文革大屠杀》,其中最后一篇是马萍写的「解放军血洗沙甸」。

该文以第一句“北京「六四」屠杀,举世皆惊,人神共愤”开始,铺叙了较长的矛盾是如何激化的,直到正文∶“一九七五年,解放军开始「平叛」”。

然后是∶“他们最初和北京屠杀采取的手法一样,由一团副参谋长率领一排战士,于深夜偷袭该村「回民指挥部」,他们的目的是「擒贼擒王」,力图以最小的损失将沙甸平息,但天不从人,该排兵力一进村就全部被俘虏。随后不得不改为强攻,但一个小小的沙甸,由于民心一致,竟和部队对抗了四天,都没打进去。”然后是解放军调炮兵。

1995年易大旗写的《越过文明的藩篱》中也提到最先进村的解放军被俘事∶“昆明军区的「平叛」大军便将小小的沙甸村围得象铁桶一般。谁知以卵击石的圣战者们先将夜袭入村的解放军别动队全部缴械俘虏,继而又与强攻部队血战多日,岿然不动。”然后是解放军调炮兵。

现在令我起疑的问题有二。其一是,正规军如何能被村民俘虏?第二个问题是,这支被俘解放军的下落如何?

造成解放军被俘有两种可能。第一是轻敌,摸营的解放军根本就没带子弹。当时由于阶级斗争的弦崩得很紧,部队轻易不发给子弹,平常只练空枪。我在当时见过的所有军管军训的解放军都是如此。另一个可能是在当时不间断的“军爱民,民拥军”宣传之下,解放军长期不曾接到过可以开枪的命令。当他们被村民包围以后不能开枪自卫,只好束手被擒。

至于这些被俘解放军的下落,据我在事隔不久听来的说法是,当场就被村民全部屠杀了。我没有证据,当时听了一耳朵也没记录。是否事实,至今未见澄清。我只能从两个方面来猜测。

第一是自从读了张承志的《心灵史》以后,知道了苏四十三当场拔刀杀新柱开始的屡次先发制人的嗜杀,包括在信仰竞争中杀花寺派和杀官府中人。他们这个以“血脖子教”著称的教派有这个传统。

第二是,如果解放军俘虏没有被杀,仍被关押在沙甸村,则解放军调来炮兵这么一轰,还不把自己人全都炸死了。故如果这些被俘解放军仍活着,军方也不会真敢用炮轰。

另外我记得当年炮轰沙甸时,中央有指示∶“用一发炮弹换五个战士的生命”。估计解放军已经伤亡惨重了。马萍的文章说,调了五个师的兵力,攻了四天都没攻进去,可见沙甸村不但有充分的武装,而且战斗力十足。

中国民间不许藏枪,如此有组织和有战斗力的武装,在当时只可能被当做叛乱处理。那么,在这导致发布“用一发炮弹换五个战士的生命”的命令时,是否也考虑到了进村被俘的战士呢?

按张承志的说法,如果哲合忍耶认为你是好人,即使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也会翻一座山去借粮食来招待你。但若一言不和,他们也会当场拔刀子杀了你。

半夜摸营的解放军对于哲合忍耶来说,可绝不止于“一言不和”!

在「擒贼擒王」无效,五个师一万人马攻不进去而死伤惨重的情况下,解放军调来了炮兵猛轰,就和现在美军猛炸伊拉克似的。
 
[ZT] 佚名

  读《花絮生活周刊》第三十四期醉人“血性的震撼”一文之后,忍不住也讲几句。我服过役的部队参加了沙甸之战。我当时已离开了部队,后来从参过战的人口中了解到一些情况。

对事情的起因当兵的不清楚,也管不了。当时邓小平主持军委,他定性是反革命武装叛乱,以中央军委名义下令镇压。“军令如山倒”,底下只有执行。

开始部队以为这任务很简单,把造反派组织的坏头头抓起来就完事了。于是派侦察连半夜摸进村,想来个瓮中捉鳖。不想“文革”多年,部队不训练,光“突出政治”,兵不会
打,官也不会指挥,进了村找不到地方,又不会散开队形,一群人乱哄哄壅在大街上乱转。
回民听到响动发现情况,从院子里往人堆里扔炸药包,死伤一大片。这下部队急眼了,撤出村子等天亮再攻。但以前的看家本领,什么村落战、利用地形地物、发扬火力、人自为战、迂回包抄、“一点两面三三制”、“四组一队”、等等传统全忘得差不多了。而回民则早挖好了地道,打开了地道战。部队进了村干挨打,最后只好学美国佬和国民党的办法,拼武器装备,调炮轰。六○炮、无后座力炮、八五加、一○○加、一二○迫、一二二榴,直至一五二榴,就这样逐步升级上去的。总参事后总结,五○年剿匪时一个排就解决的战斗当时一个连都啃不动,而炮弹消耗比得上淮海战役。部队伤亡一半是误伤:一炮打过去,炮弹飞过包围圈打到自己人头上去了。

打沙甸没有用火箭炮。火箭炮精度低,炮弹散布大,打面不打点,对付大面积活动目标
才最有效。如用来打点目标在军事上属于外行。只有特殊情况下才用来直接瞄准抵近射击。

象沙甸这样的情况也不敢用火箭炮打,因为是围起来打的,一不小心就打到自己人头上去
了。当时部队也没有四十管火箭炮,有的只是二十管一三○,就是后来打越南时用得最多的那种。那时苏联四十管火箭炮“冰雹”的样机刚弄到,才开始测绘仿制。专业课上老师刚开
始把这种新玩意的新奇之处介绍给我们。那会儿有没有此装备我比较清楚。

当时回民的确心齐,男女老少齐上阵。经常是妇女小孩笑嘻嘻叫着“解放军叔叔好”走到跟前,一把抱住就拉响背后的炸药包同归于尽。

部队最后急了眼,不管是谁,只要企图逼近就打,免得再上当。这大概是“冷血杀手”说法的由来之一。但话要两面说,不管哪个国家哪个军队,但凡当兵的都有这么个共性:枪响之前怎么想的都有,枪一响也有吓得直尿裤子的。但只要眼瞅着朝夕相处的熟人朋友夥伴在自己跟前死了伤了,那情绪马上就不一样,顿时火冒三丈,杀气腾腾,管它三七二十一抄家伙就打,有什么用什么,逮着谁打谁。这就叫“杀红了眼”。

只要当过兵就能明白这是条规律,不管换了谁都一样。所以说:“兵者,凶器也”。要讲人道只有一条:别动刀兵。只要把兵撒出去,杀戒一开那就根本收不住。

事后说三道四容易,但我敢说,说这种话的人如果也当了兵,军令一下,战场一上其情绪和行为不会跟别人有什么两样。胆敢违抗军令,战场纪律是就地枪决。执行命令,那就是有进无退。所以如果说凡是军人都是“冷血杀手”,那没什么可辩的,军人的贬义名词而已。

如果说只有某个军队是“冷血杀手”,意思是说换了别的军队就仁义些,那纯属瞎掰。所有所谓“仁义”、“爱民”之类都是下了战场之后才扯得上的话。管你是谁,一上战场只有一条路,就是你死我活。

战场上谁都不会伸着脖子让别人来砍,而是挨了打必还击。所以要怪只能怪决定动兵的人。骂当兵的本身没意义。养兵就是为了干这个的。不管哪个国家的军队,到什么时候都是工具。这么骂的人如果当上国家元首,也未必愿意养一群光吃不打的废物兵。张三包住一窝马蜂往人堆里一撒,把李四给螫了,是该骂马蜂还是该骂张三?

等打完了沙甸,军委又命令部队搞好军民关系,把炸毁的房子全盖起来。当兵的挨着骂还得赔着笑脸盖房子,个个怨气冲天。这个委屈可从来没人提过。一句话,应该骂决策的。

【多象美国正在策划的战后重建伊拉克】
 
[ZT] 易大旗

1983年,我曾到云南一行,是去参加一个专题讨论会。我本已盘算好会后的日程,滇西滇南当然要走一走的。哪晓得,在昆明呆了三天便"抱头鼠蹿",不敢回望了。原来,当地人际关系极为紧张而且复杂,渊源无一例外都是文革遗恨。云南文革中的两派斗得至为惨酷,简直是血海深仇!80年代初,事隔还未久,大家勉强坐在一起,却都瞪圆了一对乌鸡眼。而且我还发现,人只要斗得性起,连外人都要没由来地扯下水的,从长春来的一位与会者就被消遣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我坐未暖席,瞅出不对,就赶紧"拜拜"了。
  
后来,我的一位好友认识了云南的某民间"大款",并结为莫逆。他几度赴滇,也曾邀我同行。我因败了兴,都婉词推托了。我的这位朋友走了几趟云南,沙甸自然是去过了。他给我讲述过关于这段血史的所见所闻。沙甸大屠杀,海外已有多篇文章披露过了,我也无意将事件的全过程一一重述,只是想略作钩沉而已。
  
海外已见诸报端的报导,大多将笔锋指向执政当局的政治残暴,如"中央文革小组"、云南省革委会、昆明军区等在沙甸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有的捎带提到了"经济因素",沙甸村的回民历来是种烟草和其它经济作物的,但"公社化"后就被工作组强迫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改变了村民的历史传统和生存方式,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越来越穷的沙甸百姓一直在上访申诉,均被置若罔闻;当然也有文章揭露了当局对回民的宗教迫害----这显然是沙甸民变的关键。
至文革,"红卫兵"、"工宣队"、"军宣队"一波又一波地进村,大破"四旧",捣毁教寺,斗争阿訇,勒令回民不吃猪肉也得养猪,以完成"学大寨"的硬性指标。当时,云南革委会扶植出一个回族"革命典型",此人带头养猪、砸清真寺、检举关押游斗阿訇......直至混上了省革委副主任的头衔。
  
1974年,云南回民的大开斋节被禁。与此同时,蒙自县鸡街公社的"民兵指挥部"私设公堂,逮捕了两名沙甸回民,因而引爆了流血冲突事件,全滇为之震动。当时,康生、谢富治及"中央文革"的其他要员都驰电要沙甸回民派出代表进京。村民闻之雀跃,便将多少年的冤屈都写成"奏章"。回民进京代表被斥退后,沙甸民情鼎沸,旋即全村"易帜"了__他们在清真寺中祷告先贤,亮出了"伊斯兰共和国"的旗号(这面旗帜在此前后的历次回民骚动中都被高高擎起),为首的是一位叫马伯华的宗教领袖。岁为1975年暮春。
  
这个秘而不宣的"共和国"的生存期不到两个月。东窗事发后,昆明军区的"平叛"大军便将小小的沙甸村围得象铁桶一般。谁知以卵击石的圣战者们先将夜袭入村的解放军别动队全部缴械俘虏,继而又与强攻部队血战多日,岿然不动。恼羞成怒的昆明军区速速调来野战火炮__其型号即是四年之后在沙甸不远处的中越边界上密集使用的多管火箭炮。它既能将越军的钢筋混凝土防线瞬忽夷为平地,沙甸的民房更是不堪一击,统统化为齑粉!解放军随即掩杀而至,乱枪击毙村中火海余生的男丁,自然也有众多妇孺罹难。令人骇然的是圣战者们没一人弃械投降,不惜头颅一掷,以身殉教。马伯华与最后一群浴血战士在轻重机枪万弹横扫之下含笑归天。
  
  事件经过大致如此。只是我的这位好友告知的两个细节很有必要在此补上__
  
  其一,屠杀行动甫结束,沙甸村幸存的妇女从地底拱开瓦砾爬出来,面对满村尸骸,竟无一人掩面啼哭。这个结局从一开始她们就清楚并决意承受了,倘有眼泪亦早已流干。她们第一个动作就是从废墟里翻寻出缝纫机。解放军官兵还以为这是在抢救家产,毕竟滇西南农民的菲薄财产中最贵重的就是缝纫机。然而她们将之挖掘出来当即踩动脚踏开始缝纫,原来是为战死者制作尸布,那些白布她们早就准备好了。这幕焦土之上的悲壮情景,连旁观的屠夫都为之耸然动容!
  
其二,及至中越开战,边境打打停停的消耗战又持续多年,当局竭力修补滇边的军民关系,"沙甸事件"被平反了。但是它已超越了政治伤痕而成了全体中国回民的精神圣地,甚至外部伊斯兰世界也仰慕大名,阿拉伯各国的捐款源源而至。修建一新的清真寺里永久性地悬挂着中国各部回民敬赠的挽联、悼词。话语相当"本土化",诸如"宁死不屈"、"浩气长存",等等。这些话语铭刻在汉人的忠烈祠上,颇教人肃然;但在回民抗暴的沙甸,就不免触目惊心并具特别的刺激力__尤其对官方而言。
  
还有一个细节是研究中国回回文化的学者刚刚告诉我的。他谓:当时沙甸回民秘密选出了一位"小王子"(回教中称小教主),这虽不见诸文载,却也非空穴来风。它与回教苏非的"九代必有圣人兴"的神喻有关,那时沙甸的回教门宦恰好传到了第九代。事在文革年间,诚然是招致血光之灾的一个内在因素。
  
然而,当人们的视线穿越历史的尘砂,就会从文化的源头里发现一些端倪。沙甸回民属于回教苏非之哲赫林耶这一教派。中国的回民过半属于"格迪穆"这一"旧教","苏非"则是回教中的"新教",在清初由马明心等人创立,哲赫林耶为新教中最重要的教派。马明心早年虽曾去过麦加,但哲赫林耶完全是在中国本土诞生并发育的,连"九代必有圣人兴"的说法也是本地的土产,仅因马明心在阿拉伯师从的那位阿訇正是第九代,九九之数就此通玄。沙甸回民的"祖庭"是宁夏哲赫林耶之板桥门宦,那儿是回族英雄、起义领袖马化龙的出生地和圣墓的所在。了解这点,至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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