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yuer
新手上路
- 注册
- 2002-03-12
- 消息
- 10,204
- 荣誉分数
- 0
- 声望点数
- 0
文/阎亢宗
联军攻打伊拉克的行动仍在持续，但美英两国似乎已对这场战争成竹在胸，并开始绸缪组织临时政府及重建事宜。对于战争的发动，美英凭借一面倒的军事优势，也许可以在短期内结束战争，但对后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重建，却无可避免须面对重重难关。可以这么说，美伊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也是真正面临棘手问题的开始。
以国际现实主义出发主导这场战争的美国，对未来伊拉克的重建，目标当然置于型塑一美式自由民主与亲美政权上，但在实现此一目标时，却至少面临手段、现实与理想及目标与实际的差距三个面向上的困难。
从手段的选择看，其着眼点在于确保不会再有第二个萨达姆政权，及新政权运作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就此，国际现实主义师祖马基维里在他那本赤裸裸阐述国家主义的圣经─君王论中，已勾勒出一个征服者使被征服国家听命的几种手段：一是派遣殖民或驻军，但考量成本以殖民为佳；二是被征服的国家若从未有自由传统，应保持他们的制度与法律；三是成为被征服国家之邻近国家的保护者；四是不能让其它的大国插足被征服国家。
从以上的条件来看，美国拟排除唱反调的法德俄参与伊拉克重建，对联合国的态度也模棱两可，勉强符合上述第四个要件，但美英两国对于是否由联合国主导重建的歧异，却埋下日后冲突的导火线。而从第一项要件分析，殖民已不为现今国际认同且违反美国「解放」承诺，但长期驻军却可能落入马基维里所言耗费财力与得罪当地人民的结果。从第二项要件来看，美国虽然以日德为样板，却忽略宗教等文化的差异性，以土耳其及马来西亚为例，回教与民主政治的结合，并不必然产生一个「真正」的民主政体，且其民主型式也与美式民主大异其趣。至于第三项要件，着眼点在于不让大国有机可乘，但恐怖主义已使美国与回教世界濒于文明冲突，美国偏袒以色列，更使回教国家心寒，未来要此一地区唯美国马首是瞻恐是天方夜谭。
除了手段选择的困难外，美国从发动侵伊战争开始，便面临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两难。美国不理会联合国径自用兵，即赤裸呈现国内现实主义的抬头，但为师出有名，又不得不以维护自由民主与国际和平为借口，如此本为西方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与和平，反而成为伸展国家权力的遮羞布，此一差距导致美国与「旧欧洲」分道扬镳，而在未来伊拉克重建上，也面临同样的矛盾。
美国欲重建自由民主的伊拉克，却打算以离开伊拉克五十余年且犯过金融弊案的查拉比及其它流亡人士主其事，这若非对伊拉克人民的轻视，便是美国欲建立亲美政权甚于民主政权；再者，美国若欲藉重建伊拉克作为确保国际和平的踏板，则还有比联合国更适合主导的国际机构吗？美国对联合国态度的模糊，不正反证正义即强权的诡辩思维吗？康德在建构国际永久和平条款中，明定「任何国家均不得以武力干涉其它国家的体制和政权」，这位国际和平理想主义者，想必在地下也要连声叹息了。
最后从目标与实际的差距看，美国重建伊拉克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斧痕凿凿，但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美国强迫移植的自由民主能否持续？曾预言文明冲突的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其对近代国家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分析中，即坦承民主建立与民主巩固是不同的两件事，并指出多项民主转型的困难，那么美国重建伊拉克，是以民主建立为目标，还是要确保其民主巩固呢？若是后者，美国打算独立支撑政治改造伊拉克的成本吗？
另一个直接涉及美国利益的问题是，即使伊拉克可以达到美国的预期目标，但一个自由民主与经济繁荣的伊拉克，果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看看经过「去纳粹」、「再教育」彻底改造的德国，再看看受惠于马歇尔计画的法国，不都与美国唱反调？但是美国能怪他们吗？除了同样深受理想主义的熏陶外，这些国家何尝不受现实主义思维的影响，美国能保证一个未来强大的伊拉克，不会因国家利益的考量而与美国唱反调？
美国打算以军事手段创建一个民主的伊拉克，除了移植政权此一面向外，此一模式与孙中山先生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三程序论」如出一辙，但也面临相同的困难，即一国从破坏到创建，其所涉及者不仅是政经军等多面向的工程，同时也是一个超出国内界限的国际问题，这些问题是有限理性难以兼顾的。无奈的是，即使理想主义者如康德，也以战争的必要及历史的和平必然趋向合理化人类的有限理性与动乱，如此看来，任何人都似乎没有理由责怪战争的凶残与强国的自以为是，这也是预测后萨达姆不确定的伊拉克发展时，必须保持一颗谦卑的心的原因。
作者为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2003/04/10 中国时报
联军攻打伊拉克的行动仍在持续，但美英两国似乎已对这场战争成竹在胸，并开始绸缪组织临时政府及重建事宜。对于战争的发动，美英凭借一面倒的军事优势，也许可以在短期内结束战争，但对后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重建，却无可避免须面对重重难关。可以这么说，美伊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也是真正面临棘手问题的开始。
以国际现实主义出发主导这场战争的美国，对未来伊拉克的重建，目标当然置于型塑一美式自由民主与亲美政权上，但在实现此一目标时，却至少面临手段、现实与理想及目标与实际的差距三个面向上的困难。
从手段的选择看，其着眼点在于确保不会再有第二个萨达姆政权，及新政权运作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就此，国际现实主义师祖马基维里在他那本赤裸裸阐述国家主义的圣经─君王论中，已勾勒出一个征服者使被征服国家听命的几种手段：一是派遣殖民或驻军，但考量成本以殖民为佳；二是被征服的国家若从未有自由传统，应保持他们的制度与法律；三是成为被征服国家之邻近国家的保护者；四是不能让其它的大国插足被征服国家。
从以上的条件来看，美国拟排除唱反调的法德俄参与伊拉克重建，对联合国的态度也模棱两可，勉强符合上述第四个要件，但美英两国对于是否由联合国主导重建的歧异，却埋下日后冲突的导火线。而从第一项要件分析，殖民已不为现今国际认同且违反美国「解放」承诺，但长期驻军却可能落入马基维里所言耗费财力与得罪当地人民的结果。从第二项要件来看，美国虽然以日德为样板，却忽略宗教等文化的差异性，以土耳其及马来西亚为例，回教与民主政治的结合，并不必然产生一个「真正」的民主政体，且其民主型式也与美式民主大异其趣。至于第三项要件，着眼点在于不让大国有机可乘，但恐怖主义已使美国与回教世界濒于文明冲突，美国偏袒以色列，更使回教国家心寒，未来要此一地区唯美国马首是瞻恐是天方夜谭。
除了手段选择的困难外，美国从发动侵伊战争开始，便面临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两难。美国不理会联合国径自用兵，即赤裸呈现国内现实主义的抬头，但为师出有名，又不得不以维护自由民主与国际和平为借口，如此本为西方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与和平，反而成为伸展国家权力的遮羞布，此一差距导致美国与「旧欧洲」分道扬镳，而在未来伊拉克重建上，也面临同样的矛盾。
美国欲重建自由民主的伊拉克，却打算以离开伊拉克五十余年且犯过金融弊案的查拉比及其它流亡人士主其事，这若非对伊拉克人民的轻视，便是美国欲建立亲美政权甚于民主政权；再者，美国若欲藉重建伊拉克作为确保国际和平的踏板，则还有比联合国更适合主导的国际机构吗？美国对联合国态度的模糊，不正反证正义即强权的诡辩思维吗？康德在建构国际永久和平条款中，明定「任何国家均不得以武力干涉其它国家的体制和政权」，这位国际和平理想主义者，想必在地下也要连声叹息了。
最后从目标与实际的差距看，美国重建伊拉克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斧痕凿凿，但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美国强迫移植的自由民主能否持续？曾预言文明冲突的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其对近代国家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分析中，即坦承民主建立与民主巩固是不同的两件事，并指出多项民主转型的困难，那么美国重建伊拉克，是以民主建立为目标，还是要确保其民主巩固呢？若是后者，美国打算独立支撑政治改造伊拉克的成本吗？
另一个直接涉及美国利益的问题是，即使伊拉克可以达到美国的预期目标，但一个自由民主与经济繁荣的伊拉克，果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看看经过「去纳粹」、「再教育」彻底改造的德国，再看看受惠于马歇尔计画的法国，不都与美国唱反调？但是美国能怪他们吗？除了同样深受理想主义的熏陶外，这些国家何尝不受现实主义思维的影响，美国能保证一个未来强大的伊拉克，不会因国家利益的考量而与美国唱反调？
美国打算以军事手段创建一个民主的伊拉克，除了移植政权此一面向外，此一模式与孙中山先生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三程序论」如出一辙，但也面临相同的困难，即一国从破坏到创建，其所涉及者不仅是政经军等多面向的工程，同时也是一个超出国内界限的国际问题，这些问题是有限理性难以兼顾的。无奈的是，即使理想主义者如康德，也以战争的必要及历史的和平必然趋向合理化人类的有限理性与动乱，如此看来，任何人都似乎没有理由责怪战争的凶残与强国的自以为是，这也是预测后萨达姆不确定的伊拉克发展时，必须保持一颗谦卑的心的原因。
作者为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2003/04/10 中国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