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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万两黄金运往台湾蒋介石搬金大法曝光
http://news.sina.com 2011年04月24日 05:50 侨报
洪卜仁在整理资料。厦门《海峡导报》
1949年，国民党在逃亡前夕抢运黄金等重要物资去往台湾。
1950年12月17日，台北台湾银行金库的藏金。圆桶外的封条上有“金圆券准备金”的字样，这是国民党政府国库黄金运台的最有力证据。
1949年1月，蒋介石在下野前夕，连续从上海金库运出两批黄金，共150万两，一批到台湾50万两，一批到厦门鼓浪屿100万两。
作为当时的见证者，厦门文史专家洪卜仁多年来搜集并发现了诸多珍贵材料，他最近对台湾媒体揭秘运台黄金秘转厦门的研究，引起广泛关注。
4月2日到4日，纪录片《黄金密档》在台湾TVBS连续播出，时长共120分钟。选择“辛亥百年”的节点推出此片，算是实现了丁雯静的一桩心愿。她用近两年的时间，走访了11位当事人和33位历史见证者，试图还原国共内战后期那场震惊海峡两岸的“创世纪迁徙”。
关于蒋介石究竟运送了多少黄金赴台，据旺旺中时媒体集团长天影业制片人丁雯静和几位纪录片顾问粗略估算，蒋介石约从大陆共运送了450万两黄金。而蒋介石“总账房”吴嵩庆之子、加州大学教授吴兴镛介绍，蒋介石从大陆所运出的黄金总价值有700万两之多，包括400万两左右的黄金，以及与300万两左右黄金等价的银圆和外汇。另外还有960万两、320万两、200万两等说法。
从路线上来讲，有海运也有空运，有直接从上海运到台湾的，也有从上海运往厦门最后再运往台湾的，有运到台北的，也有运到基隆的，最后汇集到台北县新店新乌路上一个叫文园的山洞。
1949年
码头木箱摔出满地银元
1949年，元旦过后不久，厦门坊间就开始有关于码头上出现黄金和银元的消息。
厦门《海峡导报》报道，现年83岁的洪卜仁回忆，之所以传闻会满天飞，是因为当时有个码头工人在搬运木箱过程中，不慎摔坏了木箱，银元满地在码头滚。当时在厦门太古码头 （现称和平码头），搬运黄金、银元，还有宪兵把守，这让厦门老百姓很好奇。
当时身为记者的洪卜仁留了一个心眼，观察到相关的报道都在不起眼的地方，以小豆腐块的形式出现。“而且各报纸只报道这样一件事情，具体多少黄金，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负责，运到哪里，都不清楚。”洪卜仁说。
洪卜仁介绍，据他所搜集的资料，当时的 《江声报》、《星光日报》、《中央日报》、《立人日报》、《厦门大报》（晚刊）等都有涉及，但均没有系统报道。
洪卜仁也曾尝试向相关方面去求证，但均未果。同时，洪卜仁的同事也曾向“中央银行”厦门分行行长吴本景求证，但都没有获得确切消息。
“不是记者‘不用功’，实在因为是绝密，不可能接触到。”对一直都没有官方“背书”，洪卜仁这样总结。于是关于黄金传闻一直在鹭岛（厦门别称）发酵，但直到最后，这批黄金从厦门运送到台湾，都是众说纷纭。
“现在能找到最早关于黄金的报道，是1949年1月6日 《星光日报》。”
指着那篇标题为《金银千余箱运抵厦 工友争卸几酿纠纷》的报道，洪卜仁强调，过去他自己搜集的旧报纸在文革中都被毁了，现在的材料都是从北京、上海、厦门等各个档案馆、图书馆搜集而来的小豆腐块。
1995年
档案证实黄金曾储鼓浪屿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两岸民间往来的日益频繁，退休后的洪卜仁研究不断深入。
1990年代初，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出版的 《民国档案》中，洪卜仁首次看到关于“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向台北、厦门秘运现金的一组资料”的相关文章。
回到厦门，洪卜仁终于在1995年编印的材料中，发现了那段历史。虽然写得很少，但提供了重要信息——黄金运到厦门，设库于鼓浪屿存储！
洪卜仁发现，蒋介石要秘运黄金、银元由厦转台，事先有一系列的“谋篇布局”！
据了解，传出黄金、银元秘运厦门的同时，官方称蒋介石要住到鼓浪屿的假新闻也大加炒作。
洪卜仁回忆：“当时就有人传出了，蒋介石要来住鼓浪屿，首先是蒋介石的侍卫长石祖德被调到厦门作警备司令，然后副侍卫长刘树梓被调到厦门担任警察局长，甚至连机场也交由军方接管。”
然而，在洪卜仁看来，一切都是“障眼法”，蒋介石根本没到厦门住，到厦门的是央行金库的黄金。
到鼓浪屿的黄金，后来被送进了鼓浪屿中国银行的地下金库，这里就是蒋介石支持国共内战的“战时金库”。
厦门守得住蒋介石为战事先存军饷
厘清了黄金秘转厦门鼓浪屿库存的脉络后，洪卜仁认为，在那段历史中，厦门的中转站地位是毋庸置疑的。随后，洪卜仁又深入思考了一系列问题，如“当时国民党为何不直接将黄金白银运到台湾，而要先存放在厦门鼓浪屿呢 ”
洪卜仁认为，国民党不直接将黄金运到台湾，主要原因是当时蒋介石还没有完全死心，觉得解放军不可能那么快攻下厦门。当时的厦门是一个海岛，解放军没有军舰、飞机，高射炮也不多。“厦门岛守得住！”这是国民党军内普遍的心理。在蒋介石看来，解放军没有海军，要拦截黄金也不容易。而当时还在持续中的战事，让蒋介石必须留一部分银元，以发军饷。
洪卜仁还指出，选择厦门转运是因为厦门与台湾近在咫尺，即使要搬离也比较容易，“比运到广州方便多了”。
而据蒋介石“总账房”吴嵩庆之子吴兴镛认为，蒋介石对时任 “台湾省主席”陈诚并非百分之百放心。“所以，不能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洪卜仁强调，当时的蒋介石对于自己退守后“定都”在哪里，都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于是，在那段岁月中，厦门扮演起秘运部分黄金、银元到台湾中转站的角色。
老兵驳斥绿营“沉没说”：
“不是光屁股来台湾的”
93岁的董德成曾任国民政府军需署收支司副司长，他在接受丁文静采访后两个月去世，后者提及此事不免神伤。
丁雯静说：“几乎所有纪录片所要采访的老人家在接触伊始都不愿意提及这段黄金秘史。”
一直以来，岛内众多绿营人士认为，作为“外省政权”，蒋介石并未让黄金给台湾发展做出贡献，而是将绝大多数用作军费。甚至李登辉早在2004年就号称：“黄金根本没到台湾，运送船只早已沉没江中。”
“李登辉的话虽然没有依据，但是却影响了很多人。”丁雯静和同事们在考证后确定，国民政府赴台初期几乎所有的政府支出都仰赖黄金。
蒋介石日记的校阅者潘邦正认为，黄金的作用不仅用于稳定物价，它对台湾的政经军心都带来深远影响。他说，“黄金”是广义的、涵盖蒋介石从大陆运来的黄金、白银、外汇、珠宝和银元等所有的有价资产，其用途包括：近80万元新台币的军队薪饷、每四年的经济计划以及扶持和发展民营企业等。
“我们不是光着屁股到台湾来的。”时至今日，丁雯静不止一次听见受访老兵这样讲。
黄金何来 金圆券搜刮民脂民膏
1946年3月，曾经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宋子文祭出“法币”换“黄金”政策，本想抑制货币贬值，不料却造成有钱人大量囤积黄金的后果。于是1948年8月，蒋介石颁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令民间限期兑换金圆券，为的就是回收散落在民间的黄金。
北京《国际先驱导报》报道，有史料记载，当宋子文抛售黄金时，国库还剩有近200万两黄金；此外，国民政府也接收有汪精卫政权所没收的黄金，大约49.5万两。
据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1948年11月16日向蒋介石的报告，当时共收兑黄金166.3万两，仅上海一地收兑的黄金就达110.3万两。这笔黄金被岛内学者视为蒋介石从民间搜刮而来的“救命钱”，而被兑换的金圆券不久便如雪崩般狂贬，继而成为一堆废纸，许多小康人家因此倾家荡产。
寻运金理由蒋氏炮制预支军费草约
丁雯静制作纪录片时想探讨一个议题：“蒋介石运走黄金到底违不违法 是否违背宪法 蒋以手谕就能一锤定音吗 ”答案关键恰是早已遗失的“预支军费草约”。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10天前，从淮海战役上传来消息，国民党精锐部队付之一炬。蒋介石没有完全灰心，他还在谋划如何在下野前，把国库的金银外汇等“现金”，至少拿出一半用于军费，做最后一搏。
为此，蒋介石想出了“预支军费草约”。据台媒解释，所谓“草约”，即把上海国库现金至少拨出半数作为“预支军费”的一项作业，总数约90万两黄金、3000万块银元和7000万美元外汇。
蒋介石认为，这笔钱不能被代总统李宗仁使用；隐藏的军费能避开主管机构和立法院的监督；钱由国民党军队前财务署长吴嵩庆掌管，随时可以动用。
吴嵩庆奉蒋之命，亲赴央行和时任财政部长徐堪的府第洽办此事，并拟定草约作为取用国库的依据。俞鸿钧和徐堪颇为犹豫，蒋以“草约”方式向央行负责人表明，“不要你们负责，是我蒋总统命令国民党军队军费总监财务署长吴嵩庆同你们立约后，拿出半数出来转为军费。”隔日，三方立约。
但这笔绝密经费没有运往台湾，而是去了厦门。至今，只有在吴嵩庆的日记手稿上能够窥见“草约”的蛛丝马迹。丁文静推测，1949年1月27日，一艘载有1000多封密档的客轮“太平轮”在舟山群岛外海沉没。“关键的‘预支军费草约’大概也因此遗失。”
挑夫搬黄金被英国记者撞破
也就是在蒋介石颁布财政令两个月后，随着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等战场上的接连溃败，蒋介石深感大势已去。
吴兴镛推断，蒋介石10月9日密召央行总裁俞鸿钧，很可能是交代有关首批黄金运台的决定。蒋单线指挥俞，以“改储金地点”方式转运首批黄金，为“国府最高机密”，知情者仅限蒋经国、宋子文等人。
后来，宋子文左右手丁世祺的夫人丁惟柔亲口告诉蒋介石日记的校阅者潘邦正：“宋子文建议，由外国人负责的海关总署来协助黄金运台。”
丁雯静找到了现居台北、已90多岁的范元健。上世纪40年代末，范元健担任海关缉私舰“海星号”三副。他说，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国民政府首批黄金运台的目击者。
1948年12月1日，范元健接到紧急动员令，要求他们在舰艇上准备待命，他回忆：“结果一等，等到深夜差不多到快1时，船长才说，开船！”与以往不同的是，“海星号”当晚并没有立刻出海，而是转向中国银行的码头，悄悄地停了下来。
岸上一片死寂。凌晨1时左右，一个意外的景象出现了：中国银行旁的滇池路，突然走出一群挑夫，二人一组，用扁担挑着木制箱子，吃力地朝“海星号”走来。范元健与同事们窃窃私语，不断打量。但船长一脸严肃：“不要问里面装什么，完成任务就是了。”
此时，这番场景被紧邻在中国银行旁、《字林西报》一位英国记者撞见。他从窗户中发现，挑夫正将一担担木箱从金库里搬出。他连夜赶稿，“我几乎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下面是一个充满苦力的银行……扁担的两端装满着包装的金条”。
首批运送台湾的200万两黄金就这么被搬上了“海星号”。
同年12月底，“海星号”第二次执行运送黄金任务，为了避险，军舰南驶厦门，数月后转运台北，绕了一大圈。至此，蒋已悄然运走黄金260万两，超过国库黄金存量的一半。
“在蒋介石的大溪档案中，我们只看得到3批运送黄金的记录。事实上，透过当事人口述，运送黄金的批次不下7次。”丁雯静说，除主要批次外，还有一些零星的批次。
http://news.sina.com 2011年04月24日 05:50 侨报
洪卜仁在整理资料。厦门《海峡导报》
1949年，国民党在逃亡前夕抢运黄金等重要物资去往台湾。
1950年12月17日，台北台湾银行金库的藏金。圆桶外的封条上有“金圆券准备金”的字样，这是国民党政府国库黄金运台的最有力证据。
1949年1月，蒋介石在下野前夕，连续从上海金库运出两批黄金，共150万两，一批到台湾50万两，一批到厦门鼓浪屿100万两。
作为当时的见证者，厦门文史专家洪卜仁多年来搜集并发现了诸多珍贵材料，他最近对台湾媒体揭秘运台黄金秘转厦门的研究，引起广泛关注。
4月2日到4日，纪录片《黄金密档》在台湾TVBS连续播出，时长共120分钟。选择“辛亥百年”的节点推出此片，算是实现了丁雯静的一桩心愿。她用近两年的时间，走访了11位当事人和33位历史见证者，试图还原国共内战后期那场震惊海峡两岸的“创世纪迁徙”。
关于蒋介石究竟运送了多少黄金赴台，据旺旺中时媒体集团长天影业制片人丁雯静和几位纪录片顾问粗略估算，蒋介石约从大陆共运送了450万两黄金。而蒋介石“总账房”吴嵩庆之子、加州大学教授吴兴镛介绍，蒋介石从大陆所运出的黄金总价值有700万两之多，包括400万两左右的黄金，以及与300万两左右黄金等价的银圆和外汇。另外还有960万两、320万两、200万两等说法。
从路线上来讲，有海运也有空运，有直接从上海运到台湾的，也有从上海运往厦门最后再运往台湾的，有运到台北的，也有运到基隆的，最后汇集到台北县新店新乌路上一个叫文园的山洞。
1949年
码头木箱摔出满地银元
1949年，元旦过后不久，厦门坊间就开始有关于码头上出现黄金和银元的消息。
厦门《海峡导报》报道，现年83岁的洪卜仁回忆，之所以传闻会满天飞，是因为当时有个码头工人在搬运木箱过程中，不慎摔坏了木箱，银元满地在码头滚。当时在厦门太古码头 （现称和平码头），搬运黄金、银元，还有宪兵把守，这让厦门老百姓很好奇。
当时身为记者的洪卜仁留了一个心眼，观察到相关的报道都在不起眼的地方，以小豆腐块的形式出现。“而且各报纸只报道这样一件事情，具体多少黄金，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负责，运到哪里，都不清楚。”洪卜仁说。
洪卜仁介绍，据他所搜集的资料，当时的 《江声报》、《星光日报》、《中央日报》、《立人日报》、《厦门大报》（晚刊）等都有涉及，但均没有系统报道。
洪卜仁也曾尝试向相关方面去求证，但均未果。同时，洪卜仁的同事也曾向“中央银行”厦门分行行长吴本景求证，但都没有获得确切消息。
“不是记者‘不用功’，实在因为是绝密，不可能接触到。”对一直都没有官方“背书”，洪卜仁这样总结。于是关于黄金传闻一直在鹭岛（厦门别称）发酵，但直到最后，这批黄金从厦门运送到台湾，都是众说纷纭。
“现在能找到最早关于黄金的报道，是1949年1月6日 《星光日报》。”
指着那篇标题为《金银千余箱运抵厦 工友争卸几酿纠纷》的报道，洪卜仁强调，过去他自己搜集的旧报纸在文革中都被毁了，现在的材料都是从北京、上海、厦门等各个档案馆、图书馆搜集而来的小豆腐块。
1995年
档案证实黄金曾储鼓浪屿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两岸民间往来的日益频繁，退休后的洪卜仁研究不断深入。
1990年代初，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出版的 《民国档案》中，洪卜仁首次看到关于“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向台北、厦门秘运现金的一组资料”的相关文章。
回到厦门，洪卜仁终于在1995年编印的材料中，发现了那段历史。虽然写得很少，但提供了重要信息——黄金运到厦门，设库于鼓浪屿存储！
洪卜仁发现，蒋介石要秘运黄金、银元由厦转台，事先有一系列的“谋篇布局”！
据了解，传出黄金、银元秘运厦门的同时，官方称蒋介石要住到鼓浪屿的假新闻也大加炒作。
洪卜仁回忆：“当时就有人传出了，蒋介石要来住鼓浪屿，首先是蒋介石的侍卫长石祖德被调到厦门作警备司令，然后副侍卫长刘树梓被调到厦门担任警察局长，甚至连机场也交由军方接管。”
然而，在洪卜仁看来，一切都是“障眼法”，蒋介石根本没到厦门住，到厦门的是央行金库的黄金。
到鼓浪屿的黄金，后来被送进了鼓浪屿中国银行的地下金库，这里就是蒋介石支持国共内战的“战时金库”。
厦门守得住蒋介石为战事先存军饷
厘清了黄金秘转厦门鼓浪屿库存的脉络后，洪卜仁认为，在那段历史中，厦门的中转站地位是毋庸置疑的。随后，洪卜仁又深入思考了一系列问题，如“当时国民党为何不直接将黄金白银运到台湾，而要先存放在厦门鼓浪屿呢 ”
洪卜仁认为，国民党不直接将黄金运到台湾，主要原因是当时蒋介石还没有完全死心，觉得解放军不可能那么快攻下厦门。当时的厦门是一个海岛，解放军没有军舰、飞机，高射炮也不多。“厦门岛守得住！”这是国民党军内普遍的心理。在蒋介石看来，解放军没有海军，要拦截黄金也不容易。而当时还在持续中的战事，让蒋介石必须留一部分银元，以发军饷。
洪卜仁还指出，选择厦门转运是因为厦门与台湾近在咫尺，即使要搬离也比较容易，“比运到广州方便多了”。
而据蒋介石“总账房”吴嵩庆之子吴兴镛认为，蒋介石对时任 “台湾省主席”陈诚并非百分之百放心。“所以，不能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洪卜仁强调，当时的蒋介石对于自己退守后“定都”在哪里，都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于是，在那段岁月中，厦门扮演起秘运部分黄金、银元到台湾中转站的角色。
老兵驳斥绿营“沉没说”：
“不是光屁股来台湾的”
93岁的董德成曾任国民政府军需署收支司副司长，他在接受丁文静采访后两个月去世，后者提及此事不免神伤。
丁雯静说：“几乎所有纪录片所要采访的老人家在接触伊始都不愿意提及这段黄金秘史。”
一直以来，岛内众多绿营人士认为，作为“外省政权”，蒋介石并未让黄金给台湾发展做出贡献，而是将绝大多数用作军费。甚至李登辉早在2004年就号称：“黄金根本没到台湾，运送船只早已沉没江中。”
“李登辉的话虽然没有依据，但是却影响了很多人。”丁雯静和同事们在考证后确定，国民政府赴台初期几乎所有的政府支出都仰赖黄金。
蒋介石日记的校阅者潘邦正认为，黄金的作用不仅用于稳定物价，它对台湾的政经军心都带来深远影响。他说，“黄金”是广义的、涵盖蒋介石从大陆运来的黄金、白银、外汇、珠宝和银元等所有的有价资产，其用途包括：近80万元新台币的军队薪饷、每四年的经济计划以及扶持和发展民营企业等。
“我们不是光着屁股到台湾来的。”时至今日，丁雯静不止一次听见受访老兵这样讲。
黄金何来 金圆券搜刮民脂民膏
1946年3月，曾经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宋子文祭出“法币”换“黄金”政策，本想抑制货币贬值，不料却造成有钱人大量囤积黄金的后果。于是1948年8月，蒋介石颁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令民间限期兑换金圆券，为的就是回收散落在民间的黄金。
北京《国际先驱导报》报道，有史料记载，当宋子文抛售黄金时，国库还剩有近200万两黄金；此外，国民政府也接收有汪精卫政权所没收的黄金，大约49.5万两。
据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1948年11月16日向蒋介石的报告，当时共收兑黄金166.3万两，仅上海一地收兑的黄金就达110.3万两。这笔黄金被岛内学者视为蒋介石从民间搜刮而来的“救命钱”，而被兑换的金圆券不久便如雪崩般狂贬，继而成为一堆废纸，许多小康人家因此倾家荡产。
寻运金理由蒋氏炮制预支军费草约
丁雯静制作纪录片时想探讨一个议题：“蒋介石运走黄金到底违不违法 是否违背宪法 蒋以手谕就能一锤定音吗 ”答案关键恰是早已遗失的“预支军费草约”。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10天前，从淮海战役上传来消息，国民党精锐部队付之一炬。蒋介石没有完全灰心，他还在谋划如何在下野前，把国库的金银外汇等“现金”，至少拿出一半用于军费，做最后一搏。
为此，蒋介石想出了“预支军费草约”。据台媒解释，所谓“草约”，即把上海国库现金至少拨出半数作为“预支军费”的一项作业，总数约90万两黄金、3000万块银元和7000万美元外汇。
蒋介石认为，这笔钱不能被代总统李宗仁使用；隐藏的军费能避开主管机构和立法院的监督；钱由国民党军队前财务署长吴嵩庆掌管，随时可以动用。
吴嵩庆奉蒋之命，亲赴央行和时任财政部长徐堪的府第洽办此事，并拟定草约作为取用国库的依据。俞鸿钧和徐堪颇为犹豫，蒋以“草约”方式向央行负责人表明，“不要你们负责，是我蒋总统命令国民党军队军费总监财务署长吴嵩庆同你们立约后，拿出半数出来转为军费。”隔日，三方立约。
但这笔绝密经费没有运往台湾，而是去了厦门。至今，只有在吴嵩庆的日记手稿上能够窥见“草约”的蛛丝马迹。丁文静推测，1949年1月27日，一艘载有1000多封密档的客轮“太平轮”在舟山群岛外海沉没。“关键的‘预支军费草约’大概也因此遗失。”
挑夫搬黄金被英国记者撞破
也就是在蒋介石颁布财政令两个月后，随着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等战场上的接连溃败，蒋介石深感大势已去。
吴兴镛推断，蒋介石10月9日密召央行总裁俞鸿钧，很可能是交代有关首批黄金运台的决定。蒋单线指挥俞，以“改储金地点”方式转运首批黄金，为“国府最高机密”，知情者仅限蒋经国、宋子文等人。
后来，宋子文左右手丁世祺的夫人丁惟柔亲口告诉蒋介石日记的校阅者潘邦正：“宋子文建议，由外国人负责的海关总署来协助黄金运台。”
丁雯静找到了现居台北、已90多岁的范元健。上世纪40年代末，范元健担任海关缉私舰“海星号”三副。他说，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国民政府首批黄金运台的目击者。
1948年12月1日，范元健接到紧急动员令，要求他们在舰艇上准备待命，他回忆：“结果一等，等到深夜差不多到快1时，船长才说，开船！”与以往不同的是，“海星号”当晚并没有立刻出海，而是转向中国银行的码头，悄悄地停了下来。
岸上一片死寂。凌晨1时左右，一个意外的景象出现了：中国银行旁的滇池路，突然走出一群挑夫，二人一组，用扁担挑着木制箱子，吃力地朝“海星号”走来。范元健与同事们窃窃私语，不断打量。但船长一脸严肃：“不要问里面装什么，完成任务就是了。”
此时，这番场景被紧邻在中国银行旁、《字林西报》一位英国记者撞见。他从窗户中发现，挑夫正将一担担木箱从金库里搬出。他连夜赶稿，“我几乎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下面是一个充满苦力的银行……扁担的两端装满着包装的金条”。
首批运送台湾的200万两黄金就这么被搬上了“海星号”。
同年12月底，“海星号”第二次执行运送黄金任务，为了避险，军舰南驶厦门，数月后转运台北，绕了一大圈。至此，蒋已悄然运走黄金260万两，超过国库黄金存量的一半。
“在蒋介石的大溪档案中，我们只看得到3批运送黄金的记录。事实上，透过当事人口述，运送黄金的批次不下7次。”丁雯静说，除主要批次外，还有一些零星的批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