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云淡水暖
记得大学毕业时，主要还是由国家分配工作，当然你如果嫌单位或地方不好，也
可以“赖”着不服从分配，另找出路。我没有怎么“赖”去了一间国有大企业，
照例，先到生产车间“劳动锻炼”，车间分配了一位老工人作我师傅，负责带我
。整天跟普通工人在一起，没有后来整天跟文人、知识分子打交道那么累心。当
时，改革开放已经一段时间了，市场经济下的某些不健康的东西已经在社会上出
现，企业里的实权人物也开始不安分起来，各类经济问题、生活腐化问题开始多
起来。当然，与今天的贪官、富豪、社会“精英”们的行为比较起来，那时候的
社会不良行为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
对当时的社会不良现象的一切一切，工人师傅们当然看不惯，虽然当时实行的“
厂长负责制”，令工人师傅们的声音“小”了许多，但我们在一起时，还是无所
不谈的。记得，工人师傅们谈起“当官的”或不“当官的”人的种种丑恶行为时
，总会不无感叹地说：“毛主席的时候，他们敢？”，话虽简单，却透出许多感
悟。
记得听老师傅们讲，文革前的社会风气是是非分明的，以今天的社会现实比较，
简直一汪清水，搞贪污盗窃、生活腐化的人有，但在严峻的组织处理措施和社会
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胆敢伸手者寡。当时在上海的商店，营业员短款100元说不清
原因，公安局上门伺候，哪里有几十万、上千万地拿钱手都不抖的。单位谁搞婚
外恋，北方人叫搞“破鞋”，可能从此基本抬不起头来，但按现在时髦的说法说
是“压抑”了“人性”，更遑论大谈自己“好色”而引以为荣。问题还在于，如
果出现过这些问题，可能当事人的政治前途毁于一旦，而那个年代的政治生命，
对于一个人来说致关重要，被组织处理过的人，升迁基本无望，涨工资肯定机会
排后，甚至影响到分房、子女升学就业等等，按今天的观点，是过“左”的，有
“株连”的意思，但是，毕竟严厉的处罚和后续的影响，客观上遏止了人们不健
康欲望的膨胀。
那时候的干群关系，也不象现在这样隔膜，起码党内的组织生活会，普通党员是
敢于提意见的（当然，不能涉及原则的政治问题，比如反党言论），普通群众也
不是那么“怕”领导干部，记得我们院子里一个局长的小孩同一个普通女干部的
小孩打架，那普通女干部是离异家庭，孤儿寡母，硬是上告监察委员会，下闹单
位的协调会，把那局长搞得下不来抬，痛哭流涕，搁现在，那普通女干部简直是
“找死”。
历次政治运动，除去反右，其实都与防止共产党变色，防止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腐
化堕落有关系，比如叁反五反、比如现在认为是最“左”、最极端的四清、文革
，也是以反对各级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多吃多占，腐化堕落为开始的。文革初期
，造反派打当权派（就是领导干部），北京的情况可能政治意味浓厚，在我们那
里，多少可以反映出一个领导干部的领导作风，为人处世，群众关系等，我的一
个师傅，为保护一个他认为廉洁公正的好干部，把他背回家，被造反派打断了几
根肋骨。与北京的大字报区别的是，我们那里的大字报据说都是领导干部在工作
、生活上面的“鸡毛蒜皮”。有这么多双眼睛盯着，客观上逼使领导干部必须谨
慎从事。
毛主席的时代过去了，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社会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
，共产党队伍、特别使党员领导干部队伍的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其实，这些上百
万、上千万的贪污受贿行为，都是从很小的一件事开始的，整个社会也是如此，
记得刚工作时，一个厂长（厅级）因为老婆受贿2千多元的东西，被判处了两年徒
刑，如果能够坚持如此，何来百万千万。60年代有一部话剧《千万不要忘记阶级
斗争》，讲一个烈士的子弟，沉迷于打野鸭卖钱搞外快，不安心工作，他养父用
烈士的事迹教育他不忘过去，不要忘记他父母流血牺牲换来的江山，不能够因为
小事不改而逐渐变色，虽然我们已经不讲阶级斗争，但是我们搞经济建设的目的
，决不是改变国家的颜色。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是否也应该对不
能够做的事，有足够的敬畏之心，有象我的师傅们所说的“毛主席的时候，他们
敢？”的那种敬畏之心？
记得大学毕业时，主要还是由国家分配工作，当然你如果嫌单位或地方不好，也
可以“赖”着不服从分配，另找出路。我没有怎么“赖”去了一间国有大企业，
照例，先到生产车间“劳动锻炼”，车间分配了一位老工人作我师傅，负责带我
。整天跟普通工人在一起，没有后来整天跟文人、知识分子打交道那么累心。当
时，改革开放已经一段时间了，市场经济下的某些不健康的东西已经在社会上出
现，企业里的实权人物也开始不安分起来，各类经济问题、生活腐化问题开始多
起来。当然，与今天的贪官、富豪、社会“精英”们的行为比较起来，那时候的
社会不良行为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
对当时的社会不良现象的一切一切，工人师傅们当然看不惯，虽然当时实行的“
厂长负责制”，令工人师傅们的声音“小”了许多，但我们在一起时，还是无所
不谈的。记得，工人师傅们谈起“当官的”或不“当官的”人的种种丑恶行为时
，总会不无感叹地说：“毛主席的时候，他们敢？”，话虽简单，却透出许多感
悟。
记得听老师傅们讲，文革前的社会风气是是非分明的，以今天的社会现实比较，
简直一汪清水，搞贪污盗窃、生活腐化的人有，但在严峻的组织处理措施和社会
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胆敢伸手者寡。当时在上海的商店，营业员短款100元说不清
原因，公安局上门伺候，哪里有几十万、上千万地拿钱手都不抖的。单位谁搞婚
外恋，北方人叫搞“破鞋”，可能从此基本抬不起头来，但按现在时髦的说法说
是“压抑”了“人性”，更遑论大谈自己“好色”而引以为荣。问题还在于，如
果出现过这些问题，可能当事人的政治前途毁于一旦，而那个年代的政治生命，
对于一个人来说致关重要，被组织处理过的人，升迁基本无望，涨工资肯定机会
排后，甚至影响到分房、子女升学就业等等，按今天的观点，是过“左”的，有
“株连”的意思，但是，毕竟严厉的处罚和后续的影响，客观上遏止了人们不健
康欲望的膨胀。
那时候的干群关系，也不象现在这样隔膜，起码党内的组织生活会，普通党员是
敢于提意见的（当然，不能涉及原则的政治问题，比如反党言论），普通群众也
不是那么“怕”领导干部，记得我们院子里一个局长的小孩同一个普通女干部的
小孩打架，那普通女干部是离异家庭，孤儿寡母，硬是上告监察委员会，下闹单
位的协调会，把那局长搞得下不来抬，痛哭流涕，搁现在，那普通女干部简直是
“找死”。
历次政治运动，除去反右，其实都与防止共产党变色，防止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腐
化堕落有关系，比如叁反五反、比如现在认为是最“左”、最极端的四清、文革
，也是以反对各级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多吃多占，腐化堕落为开始的。文革初期
，造反派打当权派（就是领导干部），北京的情况可能政治意味浓厚，在我们那
里，多少可以反映出一个领导干部的领导作风，为人处世，群众关系等，我的一
个师傅，为保护一个他认为廉洁公正的好干部，把他背回家，被造反派打断了几
根肋骨。与北京的大字报区别的是，我们那里的大字报据说都是领导干部在工作
、生活上面的“鸡毛蒜皮”。有这么多双眼睛盯着，客观上逼使领导干部必须谨
慎从事。
毛主席的时代过去了，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社会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
，共产党队伍、特别使党员领导干部队伍的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其实，这些上百
万、上千万的贪污受贿行为，都是从很小的一件事开始的，整个社会也是如此，
记得刚工作时，一个厂长（厅级）因为老婆受贿2千多元的东西，被判处了两年徒
刑，如果能够坚持如此，何来百万千万。60年代有一部话剧《千万不要忘记阶级
斗争》，讲一个烈士的子弟，沉迷于打野鸭卖钱搞外快，不安心工作，他养父用
烈士的事迹教育他不忘过去，不要忘记他父母流血牺牲换来的江山，不能够因为
小事不改而逐渐变色，虽然我们已经不讲阶级斗争，但是我们搞经济建设的目的
，决不是改变国家的颜色。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是否也应该对不
能够做的事，有足够的敬畏之心，有象我的师傅们所说的“毛主席的时候，他们
敢？”的那种敬畏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