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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牛虎”之争：中国“崩溃”！
送交者: 索额图) 2002年3月14日21:33:26 于 [军事天地] http://www.military.com
中美“牛虎”之争：中国“崩溃”！
索额图
本文是《中美“牛虎”之争：美国的策略与中国的对策》的续篇。前文分三部分，（1）中美“牛虎”之争不可避免，（2）美国的策略，（3）中国的对策，陆续贴在万维“军事论坛”。本文试图对前文第三部分引出的问题，即中国会不会象前苏联一样突然崩溃，作一分析。如感兴趣个别讨论，请通过EMAIL suoetu@yahoo.com
在前文第三部分，笔者声称，“只要中国在中美长期对抗中不致突然崩塌，中国就赢得了对抗战的初步胜利。”但文中并未对这一立论作出解释。很显然，不回答这个问题，不解释所谓的“对抗战的初步胜利”，中美“牛虎”之争的提出就没有什么意义，或者仍然无法得出一个较为肯定的结论。前苏联是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与之有类似的情况。选择苏联作为我们分析比较的对象，有现实意义。以下笔者结合对前苏联崩溃的原因分析，对中国“崩溃”这一大家关心的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苏联的崩溃
前苏联崩溃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经济崩溃在先
众所周知，前苏联的经济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或消费品工业在整个经济总量中占的比重较小，其产出不足以满足国内需要，主要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间贸易来达到供需平衡。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建立在非“经济”核算的基础上，是对苏联有利而对其他成员国不利的不平等贸易。苏联官方制订的卢布的价格高于其实际价值，卢布被指定为经济共同体内法定“储备”货币，他国被迫接受这种不平等的货币比价和货币体系，瑞士法郎仅被用作共同体国家对西方贸易的计价尺度和结算工具。苏联用本国卢布价格标定的被高估了价值的重工业品和低成本的石油等资源换取他国低价值因而也是大量的轻工业品。长期的不平等贸易，损害了各国的经济和经济利益，掩盖了苏联工业本身存在的高消耗，低效率的问题，同时在各国人民心上埋藏了不满的情绪。一俟维持和控制这种强制形成的贸易体制，货币体系，和产品专业化分工体系的外部力量松弛或衰弱，苏联经济就将失去赖以完成循环的基本条件，工业结构失衡的问题就暴露无遗，灾难必然接踵而来。八十年代东欧各国风起云涌的“离心”运动带来的原有经济贸易体系的破坏，是导致苏联经济崩溃的重要原因。
美苏近乎疯狂的军事对抗以及苏联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大量地抽吸和浪费了苏联的资金和资源，同时把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也全部卷入其中。纵使苏联使用不平等手段榨取各成员国的经济资源，仍然满足不了其军事开支的需要。从七十年代开始，苏联为支持国内社会福利开支及维持其庞大的经济共同体内的物流周转已显力不从心，发展到八十年代，苏联已经欠下各成员国甚至西方各国巨额债务，除了出卖黄金以外，根本无力弥补，而且多入少出的“贸易”需求仍在继续扩大。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们千方百计想挣脱苏联的控制，主要目的是追求经济自立，摆脱苏联的盘剥。苏联庞大的重工业体系由于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军事，不能为解决苏联整体经济问题开辟任何出路，相反，国家和人民付出巨大的努力只是为了让这一空有工业产值，几乎没有多少经济产出的工业体系得以运转，它变成了苏联及共同体成员国的沉重负担。苏联经济进入八十年代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经济“崩溃”并不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因而也没有相应的量化界定。如果把入不敷出，无法偿还外债，和支出刚性等为特征的“难以为继”的宏观经济状态定义成经济崩溃，那么苏联经济早在八十年代前期就已经崩溃了。而之所以经济崩溃没有立即反映出来，导致国家崩溃，是因为专制社会强有力的对人民和物资的控制力起到了作用。控制人民可以防止革命的力量产生和凝聚，计划分配物资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物资短缺的严重局面。而对其他成员国的军事占领可以在一定时期内防止债主逼债。但这些措施的有效性不可能持续很久。一般地，经济崩溃的严重后果是通过其它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比如政权的更迭或社会动乱。从这一角度看，苏联国家的崩溃是经济崩溃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它只是一个过程延伸的必然结果。让世人感觉到的或值得研究的是其突然性。专制政权对消息情况封锁极严，经济的严重状况不为外人所知，重要的政治决策大多在小范围内进行，受领导人个人意志左右，随意性很大，这就使得苏联乃至任何专制政权体制下任何事件的发生都会具有某种突然性。而突然地国家崩溃，必有其如下所述两点深层原因。
（2）政治决策错误
戈尔巴乔夫在八七年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异想天开，或别有用心。欧洲国家经历过文艺复兴的洗礼，经历过多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主的思想和实践已经为广大人民所接受。任何悖离民主的做法或制度，除非它有明显的优势或对现实政治有显著的改善，否则人民在革命的狂热冷却之后，决不会认同，相反，会产生反感，排斥，强烈怀旧或崇外。斯大林的大清洗使苏联头脑清醒的人们对共产主义政权的幻想彻底破灭。二战打断了苏联人民反省的过程。战后和平日久，民生改善，苏联社会的思想者重新开始了这一过程，却依然遭到了驱逐和镇压。人民大众没有发泄情绪的渠道，却在心中积聚了对政权的不满和厌恶。工人农民偷懒怠工，不爱惜国家财产，官员消极腐败等社会现象，是这种问题的外在表现。戈尔巴乔夫虽然不是从工厂农庄起家，却在苏维埃政权残酷时代诞生，在政治舞台上成长壮大，大部分年月呆在苏联政治的边缘地带，除了忠实执行党的政策外，他仍可以是一个冷静的思想者和观察者，他和普通百姓对政权和制度应当有相似的感受和更深刻的了解。现在看来，这是事实。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戈尔巴乔夫顺应民心，选择民主改革的道路。这其实是一个朴素的，直觉的，戈尔巴乔夫这一代人和更年青的苏联人必然会认同的选择。他和他的同僚们选择向市场经济过渡，却是一个鲁莽的决定。《牛虎之争（上）》已经对苏联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面临的结构问题和资金困难作了较初步的分析。他驳斥“把向市场过渡说成是资本主义复辟企图”的说法，这只能说明他对当今世界和人类历史以及市场经济认识的无知。隔壁中国的改革似乎与他没有任何关系。西方世界对他的格外呵护，他几乎一点警觉都没有。他也许认为自己头脑始终是理智的，但他的所做所为却是急燥的，没有任何策略和智慧可言。用中国的话来讲，他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他面临的管理国家的任务非常艰巨，有许多经济政治关系急需要澄清和理顺，但他却单挑“理顺”联盟内共和国间的关系及改变与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下手，忙于解套。他没有认清楚他所处的严峻形势，他在与一个准备灭亡苏联的人同台共舞，而且西方国家虎视眈眈，等了多少年，只等着这一天，苏联民主变革的迹向出现。
政治和经济改革急躁冒进，使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加剧了现存的社会和民族矛盾，点燃了苏联社会的两堆干柴，民众厌恶现政权的情绪和民族分裂的倾向。在不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民族分裂主义者可以将民族分裂的企图与任何问题挂钓，把所有的罪过推给政府，把本民族未来的前途锁定在分裂这一条路中。当这两堆大火同时烧起来的时候，统治集团最多是只烤鸭，什么国家？什么统一？原来的都已经变得不重要，将来的谁也不关心，他们只想着烧，烧掉原来的一切，直到柴尽火灭。剩下来是政治家们的事，他们决定这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体，让筋疲力竭的人民怎么活。
（3）苏联政权丧失民众基础
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统治者已经意识到苏联人民对苏联政权的厌恶情绪。为了缓解社会矛盾，苏联吸取了北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也就是所谓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管理国家的成功经验，在苏联推行社会主义福利政策，为国民提供福利住房，家家有汽车，户户有别墅，等等。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却不能根本改变苏联人民的消极的心理和思想状态。人民“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劳动热情并没有因此提高，带来经济效率的增长。官僚主义和官员的腐败愈演愈烈，政府的效率低下，警察被用作唯一有效的统治国家的工具。一直认为被苏联夺去独立和自由的加盟共和国依然怨恨不已。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更是旧怨加新恨，时时图谋摆脱苏联的盘剥。而苏联政府却背上了沉重的无法推卸的财政负担。
“军事论坛”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廿一日贴过一篇题为《中国不得不面对比苏联更悲惨的命运：四分五裂》的佚名文章，我不同意作者的分析和结论，但其中引述的一段前苏联外交助理的高尔基阿尔巴托夫的论述却非常深刻：“七十年苏共的暴政，从根本上灭尽了对道德和正义的信仰，人们也习惯於懒惰，并学会了通过私下或公开窃取国家财富的办法来致富。当官的利用职权极尽贪污受贿的能事，而平民百姓则想尽办法从国有企业偷窃财富。没有人真正留恋苏共的暴政，而这个暴政却在七十年中消灭了一切可能的不同政见者，并且在这个国家从上到下的一切政治管理机构、所有的社会阶层中培养了两亿多的蛀虫。就象一栋大楼，远看时觉得它庞大壮观，可近看时发现已经风雨飘摇，当走进这栋楼时才发现每一根房梁、每一根支柱都已经被无数的蛀虫侵蚀得烂透了。无论是谁碰一下这房子，这房子都会垮掉，而且是垮得乾乾净净，你想扶都扶不起来。到底是叶利钦还是戈巴契夫的错？他们只是在历史的那一时，在那一位置上推了这房子一下。”
这样的国家，就是“蛀虫”们也不会喜欢的。很显然，民众的好恶，在克留奇科夫的进攻部队发起对叶利钦躲藏的苏维埃大楼的攻击之前，在这关键的时刻，决定了苏维埃的命运。他们自觉地围起人墙，以三个年青人的生命为代价，阻挡了坦克前进。不忍开枪的士兵和将军们放弃了努力。
叶利钦在《告俄罗斯公民书》中宣称政变者“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毁誉苏联，破坏我们在世界大家庭中的威信，让我们重回到冷战和孤立苏联的时代”，但政变是在一个重要的日子前一天发动的，即八月二十日原定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们第一次签署新联盟条约，也就是苏联正式走向解体的一天前，叶利钦此处到底指的是哪一个苏联呢？是指被他即将解体的苏联呢？还是未来的“新苏联”？恐怕是帽子戴错了。但是这些语言却很容易地煽动民众的情绪，达到“揭露”政变者的目的。我以为，亚佐夫、克留奇科夫、亚纳耶夫，普戈们并非要让苏联“重回到冷战和孤立苏联的时代”，如果那样，戈尔巴乔夫就不可能自八七年提出“新思维”以来迅速推进改革，相反，他们的努力是在试图挽救苏联免于分裂！但阻挡坦克的民众那时并不知道他们的这一意图和计划，他们的努力被莫斯科的市民误解了。而叶利钦则是借机造谣，为自己抹粉，把民众拿来当枪使了。所以，戈尔巴乔夫是误国者，叶利钦是窃国者，发动政变的将军们是悲剧英雄。民众，在政治漂摇的时代，根本没有能力也无法判定政治上的谁对谁错，他们最终决定了的苏联的命运，而那一刻是什么样的命运仍然是未知的。今天，那些缅怀前苏联时代的国际威风和优越福利的人们，该对那次事件中的角色们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了。人民大众在任何时代，参与任何政治事件，总是事后才觉悟的。这就是为什么人类需要英雄，现代国家需要英明领袖的缘故。
苏共的变革始于一九八五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以一九八七年戈尔巴乔夫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为标志，全面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历经六年时间，却因政治改革太过超前而不能成功，或者说由于经济改革无成效，未能消除阻碍政治改革的社会问题，政治改革演化成一场社会革命，引起社会动乱，在改革的初级阶段即已失败，八一九政变试图挽救苏联免于分裂，结果却导致苏共政权加速瓦解。苏联的崩溃，标志着过去一百多年中人类探索共产主义事业的努力宣告失败，标志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践归于破产，标志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最终确立。世界重新回到上个世纪初帝国主义纷争，弱肉强食的时代，世界将与资本主义同呼吸，共命运，人类除了追随资本寻求生存和发展之外，再无选择自身命运和前途的可能。这无所谓对和错，好和坏，这是人类共同努力导致的结果。人类的追求从此不再为选择任何主义而困扰，变得单一和物质化，那就是活着，活得更长，活得更好。
（二）中国的“崩溃”
严格说来，由苏联的崩溃类比中国存在逻辑上的不合理性，因为当前的中国与崩溃前的苏联处在不同的发展或改革阶段。苏共在改革的初级阶段就已经失败，中国曾经面临与苏联改革前相似的经济政治状况，但中国已经成功渡过了难关，步入了改革和发展的高级阶段。依葫芦画瓢，比照上述苏联崩溃原因分析中国崩溃的可能性，显然文不对题，没有多大意义。《中国不得不面对比苏联更悲惨的命运：四分五裂》一文的逻辑错误正在于此。西方主宰的世界之所以惊奇苏联之崩溃，其实骨子里是庆幸“共产主义”终于崩溃了；美国无时无刻不在祈盼中国的“社会主义”或中共专制政权象苏联一样快快崩溃，用中国话讲，就是企盼“中国变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希望中国做为一个国家彻底灭亡或消失。由于社会主义事业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流年不利，命运如何大致已明了，加上国情差异，中国也可能面临另类“崩溃”。
七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虽然当时中国没有巨额债务，但整个社会物资匮乏，百业凋蔽，国库空虚，民生潦倒，人民解放军是中国政府手中治疗社会百病的最有力的也是几乎唯一的工具和手段。经历了十多年的动乱之后，英明的邓小平以第二次解放中国人民的豪气和胆略，选择恢复经济建设这条道，搞包产到户，搞门户开放，为中国社会和经济带来了生机。也许是因为身在其中的不便，或者由于开国元勋特有的救国救民的胸怀，邓小平没有选择问罪于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制度变革的做法。邓小平始终是乐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他的思想和影响酝酿形成了中国八十年代求稳不乱，柔中有刚的政策风格，为中国社会和经济走出困境创造了条件。如果是华国锋执政，继续推行教条主义路线，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就找不到出路，得不到解决，人民的生活在打倒“四人邦”之后仍然长期得不到改善，人民就会转变为否定政府的力量，中国真有可能如同苏联一样早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崩溃。如果当时中国上台的是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中国人民心中最后的一点寄予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希望就会被打破，“文革”无需任何人发动，会再次回到人们中间。而就是那最后的一点希望，得到了邓伟人的爱护和利用，它支持中国渡过了改革开放前期最难的那几年，而没有发生社会动乱。请别忘记“小平你好”那条横幅，它说出了中国人心中的话，不只在赞扬邓本人，也包含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的肯定。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能有今天，有赖于邓伟人打下的改革开放的政治基础。这一点只有到苏联崩溃之后，中国的改革事业在进入九十年代后出现停滞以来，才会看得更清楚一些。这是中共比苏共精明之处，也是中国人民族性格和华夏文化精髓品质的体现，是中国人自己在历史的危机关头拯救了自己。
就目前的状况而言，中共政权面临的问题确实严重，民众对政权的不满，官员的腐败，已经发展到了政令不通，动乱频发的状态；一些人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十足的末世心态；领导层一些人大智若无，权欲膨胀，不顾国体国格甚至国法，不看时代春秋变化，企图重温前代伟人亿万人仰慕的旧梦，令世人为之侧目。如果说中国的老百姓还能忍受什么的话，那就是经济还不是一团糟，还有饭吃；人虽糊涂但已经老了，还有盼头。
本人虽曾潜身经济学多年，但由于多年在外，现在搞的又是编程，对国内经济状况没有切身体验和跟踪研究，拿不出深刻和有水平的见解，只能根据网络文章提供的信息做些臆断。如《牛虎之争（下）》所称，中国的经济改革并不成功，但对外开放卓有成绩。中国经济之所以没有象苏联经济一样几乎死掉，重要原因是门户开放，为中国经济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支援，中国产品打进了国际市场，获取了利益，为国家挣来了外汇，国家得以运用外汇手段调济资源和技术短缺等问题，通过加入国际市场经济大循环，中国经济被带动起来，找到了出路，获得了发展。国营经济因为没有达到这一步，陷入了目前的困境。这正好说明中国经济改革的不彻底，不成功。虽然当前国内失业严重，已经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但这应是任何人都应预料到的必然结果，不应责备中国政府或朱熔基。中国国企不排出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大量冗员，国企就没有发展可言。我持有的观点是中国政府让他们失业，却没有为他们今后的出路着想，实现“工者有其股”的主张就是要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工人和生产资料之间的直接关系，使他们面对经济大势所逼，不至彻底失望，防止不满的情绪转化成否定政府或革命的力量。当年中国革命不就是利用了朱氏定义的“弱势群体”吗！海外一些文章突然间关心起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可你们曾经在国企呆过，了解国家主人们的所做所为吗？盗窃国家资财的是主人们，违犯劳动纪律，不服从生产纪律的是主人们，争利益，争位子，拉关系的是主人们，拉帮造反，去厂长家坐炕头的是主人们，最艰苦的岗位上看不到主人们，有点技术的主人们敢扔下火热的炉子回家睡大觉，敢XX车间主任和厂长们，他们是社会主义主人还是社会主义蛀虫？有人说“农民问题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我说这是挣眼说瞎话。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农民没有一天成为中国政府的“问题”！相反，历次折腾，灾难总是由农民来承受，因为城市吃穿总要由农民来提供，而农民靠两只手就能生存！农民不论什么时候，总是被压迫和剥削的对象，总是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能听到农民绝望的声音！投资放在城市，投给工人的是多少，投到农村的又是多少？我可以专文列出中国工业自建国以来“支援”农民兄弟的生产工具的清单！屈指可数而且质量低劣。江浙农民靠勤劳和智慧致富，撑起工业半边天，可这个社会的人们仍然不忘给他们加上“农民企业家”的大号，难道“企业家”还需定成份？言外之意，不就是想说“农民”，当了企业家不也还是“农民”吗！在社会主义蛀虫的行列里，有农民的份儿吗？农民，他宽大的胸怀容忍了中国的蛀虫，他厚实的脊梁扛起了中国！中国的领导人们，讨好工人，是肉包子打狗；讨好农民，是固国之本；而如果农民已经痛苦不堪，生存绝望，政府却仍然漠不关心，听之任之，中国必将覆国！工人们，收起你的眼泪，痛定思痛，深刻反省，学点本事再就业也不迟！我们这里四五十岁的大龄青年或爸爸妈妈们不也得重新学习再就业吗！
我记得当年有这样一种说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剥夺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剩余价值以利润的形式上交国家，国家用来为全体人民谋福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种说法一定程度上起到安慰工人阶级的目的，使他们满足于现状，不要抱怨工资低，“为共产主义的美好明天而奋斗”。目前国内解决国企的手段已经明朗，那就是股份化或破产。反正工人阶级是什么也捞不着的，仍然挣低工资，甚至没工资可挣。不管时代怎么变或怎么称呼，工人仍然是工人，共产党最终验证了这个命题。中国如是做，显然已经不把工人阶级放在眼里了，工人阶级做为中国社会的领导阶级已经成为历史，中共再也没有姓社姓资的困扰或顾忌了。苏联不顾人民的感受，急急忙忙向市场经济飞奔而摔倒了。中国改革，云里来，雾里去，只等到人民三杯过后，醉眼朦胧，千呼万呼始出来，犹抱瑟琶半遮面，转过身来，小娘子原来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到底有多大区别，我们暂且不去管它，但不论在东方或西方，不论在哪个国家，市场经济的运作和管理方式大抵是相同的，如果这还不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话，那就需要重新命名，比如“社会资本主义”可不可以呢？如果这样，算不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崩溃”了呢？对中国政府来说，市场经济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多多收税而不用为企业出路发愁。中国政府今后要做的事是用好手中的钱，搞好基础建设，完善市场机制，为企业保驾护航，少买些外国的武器，多给搞武器研究的知识分子们发些钱，或给每人配上一台小轿车。。。。。。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二十多年来，几乎没什么突破或实质进展。究其根源，当政者生怕政改引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政权的祸水，革了自己的命，或者担心西方插手，操纵中国的民主进程。苏联政改失败，得到教训的是中国。只要共产党能撑一天，它就不会自动退出政治舞台。任何推翻共产党的企图，都会受到当政者的镇压。这是中国政改的底线。除此之外，任何帮助共产党维持统治的努力，都会受到欢迎。中国是大，其实共产党更大，里面什么古今奇人，什么中外思想，什么奸雄或智者都会有，但都罩着一层外衣，外人能看到的，都不是真的。毛泽东曾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没有派，他非搞出几个来不可，以达到消除任何党内潜在敌人的目的。而今天的领导人既不可能象毛泽东那样下狠手段清理门户，他们就会一方面对弱者出气，找软的掐，使所谓“杀鸡给猴看”之手段达到威慑对手的目的，另一方面他们会奉行得过且过的拖延战术，尽量维持现状，苟且偷生。这就是中共党内邓小平之后权力斗争激烈和加剧的原因所在。权力斗争是一种和平较量，是低烈度的利益冲突，既得利益方往往是保守的，不思进取的，我们就不能指望他们在诸如政治改革这样高风险的政策实践中做出有实际意义的举动。大的政策的转变，往往只能随当政者的更替才能实现。而继任者又会陷入与前任同样的困境，他所能做的仍然是渐进的，改良的，边摸索，边观察，瞻前顾后的政策实践。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同样不能寄胡锦涛以很高期望。当推翻一个独裁党不那么容易或可能的情况下，能够争取或支持党内的开明派执政，能以较小的成本，达到一定程度改善民主民权的效果，不也是一种可行的途径吗？
经历了一百多年革命的风风雨雨，今天的人们已经认识到革命并不是一种最好的达到目的的办法。而实践证明，走改良的道路，却常常可以达到更好效果。美国乌托邦州立大学教授们的讨论正是战后广大西方工业国家的社会实践。如果中国将来有人掌权后象戈尔巴乔夫那样推行全面彻底的民主改革，我担心中国会乱。不会因为中国老百姓缺乏民主意识，操作或运用不了民主而生出乱子，使民主改革夭折，而是因为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这样几种危险人群，这几种人不让我们的老百姓得到民主！有一种如政客，他们没有原则，没有人格，能适应任何变化，任何时代，他们偷机钻营的行径可能是民主制度无法防止或制止的，而这种人的存在是对民主秩序和社会公平的极大危害；另一种如无赖，他们的最大特点是不守纪律，他们甚至以流氓手段破坏民主选举的结果；还有一种是某些既得利益者害怕民主，他们会使出各种手段破坏民主进程，这种人有钱有势，是对民主进程最大的危胁，而恰恰是这种人在现实中国社会占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甚至民主进程还会依赖他们来推进。在转向民主的过程中，这些破坏因素可以制造混乱，激化矛盾，引发动乱和冲突，乃致分裂和战争。这是中国推行民主体制改革的最大风险。如果无视上述特别是第三种人对民主的致命危害而提倡民主体制改革，中国将重蹈苏联覆辙。
民主思想源于西方，民主实践归功于资产阶级，是成千上万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献身的人们换来了人类社会崭新的人生观－－民主和人权。民主思想在西方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就如同几千年形成的皇权思想在中国人心目中难以割舍一样。民主可以唤起西方人热血沸腾，为自由而战，就象开明的皇帝可以摘取民心，赢得天下人的顶礼膜拜一样。民主思想是西方人的精神支柱，就象中国人的儒家思想如“忠孝”浸透在每一个人的思想和日常行为中一样。西方人为民主而自豪，中国人为有明君而欢呼雀跃。西方人热爱民主，但同时也知道，民主是争取来的，不是别人给的，所以他们决不会放弃表达民主权力的任何机会；中国人喜欢明君，是因为明君会体察民众也就是“我”的疾苦，为“我”代劳，不用“我”去操心。如果总统是笨蛋，西方人心中明白，下回我不选他就是了；如果中国的皇帝或领导人是“昏君”，中国人嘴上不敢说，心里却在赌咒：老东西快点儿死吧！
中国人民需要民主，但我以为中国人打心眼儿里更喜欢“明君”。明君既出，首先欢呼的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小部分人喜欢民主，大部分人喜欢明君而害怕民主，他们需要明君爱护他们，重视他们，让他们当官，或让他们专心研究，不要为衣食操心，过上仕大夫的上等人生活，念两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古训，看着夕阳西下发出赞美。百姓既已盼到明君，他们会变得更有耐心，对未来会更加满怀希望，稍许的好处就会令他们感恩戴德，社会的好多问题反倒容易解决了。任何明君，如果连中国农民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都解决不好，还能称“明君”吗？而任何领导人，只要安抚好农民，农民由衷地喊出两声“万岁”，“青天”，他的政治资本就捞足了！谁还敢动他？农民直到今天仍然在念着邓小平的好呐！那个时候，就没有多少人再愿意听民运人仕们的呐喊，读他们的文章了，人们会认为他们很没趣儿。中国经济就会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中继续发展和壮大，让中国政府底气十足地面对任何强权。。。。。
中国人民需要民主，但经过一次次革命和运动蹂躏的中国人民并一希望通过推翻专制政权的途径来达到目的。用渐进改良的方式一步步逼近，直到条件成熟，瓜熟蒂落，和平过渡到民主制度，这是中国人民可以接受甚至是满怀希望的实现民主的方式，如台湾民主进程所走过的路。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基本的生存保障之后，改良的道路是成本最低的，可能的，现实的，并不遥远。只要开明的领导人出现，他就会在赞美和劝诱下一步步走向更开明，更开放，顺应民心，体现民意，追赶潮流，彪炳时代。更何况，中国市场经济会培养出“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他们是财富与智慧的化身，更是推进民主改革的中坚力量；他们将视政治为工具，如果与己不利，他们会用糖衣炮弹把政府官员统统打倒，再设法登堂入室，反客为主。不必妄言什么政府在利用他们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时代不同，今非昔比，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们将必然是那个社会的主宰。今天的中国，刻意淡化宪法有关核心条款，模糊中国社会的性质，已经早早为他们打开了走上政治舞台，主导中国社会的大门！“三个代表”证明中共除了人所共知的“三大法宝”之外，还有一“护法大宝”，那就是“见风使舵”。这个法宝集古今谋略之大成，汇中华智慧之精髓，与天地共长久，立中共于不败。中共在危机关头从没有被自己的理论信仰所限制和约束，一切以达到目的为原则。外来任何主义思想都是中共的工具，毛泽东将之发挥到登峰造极。伟人们即去，留下智慧真空，让继任者们手足无措好些年。“三个代表”是中共面对市场经济和民主自由的大趋势所做出的适应性调整。中共自知人心所向，无法逆流而动，更何况搞好经济可以强身固本，让共产党富起来，顺从民意，可以占尽风头，独领风骚，后来居上，做得利渔翁，何乐而不为？“三个代表”，是秉承马克思主义“扬弃”之哲学真谛，吐故纳新，金蝉脱壳，使中共演义升华，成仙得道。“三个代表”标志着当今中共已经“成熟”起来，总算又找回了党的灵魂，学会了使用看家法宝。政权的颜色在中共看来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保住政权本身。从这一点看，将来的政权变得更加开明是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而现时的不开明多少是与主要领导人衣服领子以上的部分相关的。
通俗地讲，“代表”的含义不就是“谁说了算”吗！中共到底要选择代表谁或代表谁说话办事，目前仍不可妄断，但在西方或美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应该是资产者阶级，因为他们是这个社会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资料以及先进管理的实际的拥有者或控制者。如果他们不开办实业雇佣科学家和博士硕士们，比如我们这些人“高科技人才”，我们就没法活，但他们离了我们照样活，因为人家有钱。不知中共怎么定义先进文化，依我的非专业解释，应是促进社会进步，财富积累，和平共处，人性升华，生活改善和立足长远，维护自然，保护人类的思想，学说，艺术，行为规范及其物化物。谁来创造或引入先进文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进文化和谁最终结合。结合的对象决定先进文化为谁服务，谁就是先进文化的代表。由于先进文化离不开物质条件和人文条件，欧美社会的先进文化历来是和有钱人或思想者即社会精英们首先实现结合，并由他们主导，享受，弘扬并受到保护，进一步发展成为全社会认同的价值观，行为准则或政策体系。美国文化以商业性为特征，它的代表自然是这个社会的主人－－资本家或有产者。中国文化中最大的部分是传统文化，显然是落后文化，古建筑，古文献，和中国人思想中的古旧观念是其代表，已经没有人群特征了。现代文化的主要内容大概就是激进的革命文化了，共产党曾经是这种文化的代表，今天中共重提“代表先进文化”，说明中共要抛弃它，另择先进。当代中国处在改革年代，政策多变，人心思变，思想混乱，文化断档，旧的不适应时代需要，新的只有外来的－－西方商业文化，二十多年来中国本土没有产生出任何足以影响中国人思想或行为的东西。那么中共要代表的“先进文化”到底是什么文化，它在哪里？“以德治国”之“德”是先进文化吗？让现代社会的人们照古代人的“德”去做，似有削足适履，“克己复礼”之嫌，行得通吗？岂不自相矛盾？当今世界占主导的文化是西方商业文化，先进与否难下定论，但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莫非江总书记所谓“代表先进文化”的真正目的就是代表当代西方文化？！如果是这样，“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何能实现？总书记，三个“代表”已经打起来了！如何让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啊？！总书记应当赶走“三个代表”撰稿人。
如果中国人民有选择的机会，不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中国的有产者，或是知识分子，甚至是中国当今的越来越年青化的统治阶层，他们最大可能会选择市场经济制度和改良政治的道路。而种种现象表明，现实中国正在向这一方向全速挺进，势不可挡，无人愿意或根本没有社会力量去“阻挡历史潮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党的领导，等等概念，将不知不觉地从人们的眼界和思想中淡化和消失，中国将会潜移默化，进化成一个独具特色的现代化国家，中国在走向世界强国的道路上会更快，更强大，更令世人敬慕。这就是中国的另类“崩溃”， 也即中国的新生。
如果红色政权继续褪化，直至某一日中国的资产阶级完全控制了政权，或者照搬美国民主体制，或者实行“封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发扬光大封建皇权，继续推行专制统治，西方或美国还会攻击或围堵中国吗？
会的！美国与中国的冲突，本质上并不是民主信仰或社会制度之争，而是资源之争。不论中国的政权如何变换，中美争夺的命运是不会变的。从政治上搞垮一个国家，比从经济上扼杀一个国家要省力得多，但必须等待时机。中国社会只要不出现大的政治动荡，美国就无从下手。只要保持经济有效和相对平稳的发展，并带动周边国家致力于建立西太平洋经济区，将这一广大地区的资源和人民溶入经济一体化进程，国际资金就会越来越多地流向这一地区，加速这一地区的发展；进入美国的资金和技术，人才就会相对减少，从而削弱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和美国的实力，加剧美国国内财政金融状况的恶化，“空心化”带来的经济高成本进一步拖住美国经济恢复和增长，迫使美国降低国防或政府支出，收缩其对外用兵，武力称霸的战略，美国力不从心，也就无法摇撼中国这个巨人，吃不下这头“牛”。中国如果能撑到这一天，中国就将是这个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一极或支柱，对世界将产生真正实质性的影响，周边或世界将有许多国家和地区将依赖中国而生存，他们将乐意支持中国向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方向发展。不管GDP 或GNP 差美国多少，中国或中国为中心的西太平洋经济共同体的实力已经不是可以通过军事手段可以摧毁，围堵战略可以奏效的，中国的时代就会真的开始！
多么美妙的远景啊！中国只要撑着，别趴下，就有希望！“中国就赢得了对抗战的初步胜利。”中国如果轰然崩溃，什么都没有了。我以为，中国的政治走向如上分析，还是可以把握的，最令人担心的是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经济继续增长是无疑的，但其最终会变成西方或美国经济的附庸，还是中国可以自主，相对独立的区域经济体，仍然难以推测，或者由于索郎才疏识陋不可及。但我不甘心，于是搬出祖宗之法，立起一卦。“牛虎”之争，牛为坤，虎为艮，地山谦卦也。地中有山，即高山低藏在地中，象征谦虚。《易》卦词曰：“谦，亨，君子有终”。我高兴了。这不就是要中国坚持“韬光养晦”的国策吗？！牛虎谦动六爻变出重艮卦。天呐！两个艮卦加一起乃两只老虎相遇，就是说老牛将来要变成老虎，与美洲虎较量啊！艮卦的意思是静止和对峙，“上下敌应，不相与也”，就是互相敌对，不相交往，这是二虎共存的必然结果。上六爻爻辞：“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意思是说，将来某个时候，中国坚持韬光养晦，名声远闻，但志向尚未实现，顺从者众，背逆者寡，可以出兵征讨四周邻国了。互出震坎，震为龙，为东方，为雷霆，坎为鱼，为水，为江湖，龙舞东方，雷霆万钧，翻江倒海，吞鱼伏鳖，这是指中国在平定叛逆的过程中，在东方海上必有大战或大作为，消灭敌手，威震四方，从此变成世界一强，亚洲虎！
也许是巧合吧！让我们努力相信这将是真的！中国再忍耐些时月，装作老牛，继续装下去。直到有一天，“老牛”发威，以龙的睿智威猛，而不是牛的鲁莽愚笨，冲出去，让这世界改变！
送交者: 索额图) 2002年3月14日21:33:26 于 [军事天地] http://www.military.com
中美“牛虎”之争：中国“崩溃”！
索额图
本文是《中美“牛虎”之争：美国的策略与中国的对策》的续篇。前文分三部分，（1）中美“牛虎”之争不可避免，（2）美国的策略，（3）中国的对策，陆续贴在万维“军事论坛”。本文试图对前文第三部分引出的问题，即中国会不会象前苏联一样突然崩溃，作一分析。如感兴趣个别讨论，请通过EMAIL suoetu@yahoo.com
在前文第三部分，笔者声称，“只要中国在中美长期对抗中不致突然崩塌，中国就赢得了对抗战的初步胜利。”但文中并未对这一立论作出解释。很显然，不回答这个问题，不解释所谓的“对抗战的初步胜利”，中美“牛虎”之争的提出就没有什么意义，或者仍然无法得出一个较为肯定的结论。前苏联是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与之有类似的情况。选择苏联作为我们分析比较的对象，有现实意义。以下笔者结合对前苏联崩溃的原因分析，对中国“崩溃”这一大家关心的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苏联的崩溃
前苏联崩溃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经济崩溃在先
众所周知，前苏联的经济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或消费品工业在整个经济总量中占的比重较小，其产出不足以满足国内需要，主要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间贸易来达到供需平衡。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建立在非“经济”核算的基础上，是对苏联有利而对其他成员国不利的不平等贸易。苏联官方制订的卢布的价格高于其实际价值，卢布被指定为经济共同体内法定“储备”货币，他国被迫接受这种不平等的货币比价和货币体系，瑞士法郎仅被用作共同体国家对西方贸易的计价尺度和结算工具。苏联用本国卢布价格标定的被高估了价值的重工业品和低成本的石油等资源换取他国低价值因而也是大量的轻工业品。长期的不平等贸易，损害了各国的经济和经济利益，掩盖了苏联工业本身存在的高消耗，低效率的问题，同时在各国人民心上埋藏了不满的情绪。一俟维持和控制这种强制形成的贸易体制，货币体系，和产品专业化分工体系的外部力量松弛或衰弱，苏联经济就将失去赖以完成循环的基本条件，工业结构失衡的问题就暴露无遗，灾难必然接踵而来。八十年代东欧各国风起云涌的“离心”运动带来的原有经济贸易体系的破坏，是导致苏联经济崩溃的重要原因。
美苏近乎疯狂的军事对抗以及苏联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大量地抽吸和浪费了苏联的资金和资源，同时把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也全部卷入其中。纵使苏联使用不平等手段榨取各成员国的经济资源，仍然满足不了其军事开支的需要。从七十年代开始，苏联为支持国内社会福利开支及维持其庞大的经济共同体内的物流周转已显力不从心，发展到八十年代，苏联已经欠下各成员国甚至西方各国巨额债务，除了出卖黄金以外，根本无力弥补，而且多入少出的“贸易”需求仍在继续扩大。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们千方百计想挣脱苏联的控制，主要目的是追求经济自立，摆脱苏联的盘剥。苏联庞大的重工业体系由于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军事，不能为解决苏联整体经济问题开辟任何出路，相反，国家和人民付出巨大的努力只是为了让这一空有工业产值，几乎没有多少经济产出的工业体系得以运转，它变成了苏联及共同体成员国的沉重负担。苏联经济进入八十年代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经济“崩溃”并不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因而也没有相应的量化界定。如果把入不敷出，无法偿还外债，和支出刚性等为特征的“难以为继”的宏观经济状态定义成经济崩溃，那么苏联经济早在八十年代前期就已经崩溃了。而之所以经济崩溃没有立即反映出来，导致国家崩溃，是因为专制社会强有力的对人民和物资的控制力起到了作用。控制人民可以防止革命的力量产生和凝聚，计划分配物资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物资短缺的严重局面。而对其他成员国的军事占领可以在一定时期内防止债主逼债。但这些措施的有效性不可能持续很久。一般地，经济崩溃的严重后果是通过其它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比如政权的更迭或社会动乱。从这一角度看，苏联国家的崩溃是经济崩溃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它只是一个过程延伸的必然结果。让世人感觉到的或值得研究的是其突然性。专制政权对消息情况封锁极严，经济的严重状况不为外人所知，重要的政治决策大多在小范围内进行，受领导人个人意志左右，随意性很大，这就使得苏联乃至任何专制政权体制下任何事件的发生都会具有某种突然性。而突然地国家崩溃，必有其如下所述两点深层原因。
（2）政治决策错误
戈尔巴乔夫在八七年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异想天开，或别有用心。欧洲国家经历过文艺复兴的洗礼，经历过多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主的思想和实践已经为广大人民所接受。任何悖离民主的做法或制度，除非它有明显的优势或对现实政治有显著的改善，否则人民在革命的狂热冷却之后，决不会认同，相反，会产生反感，排斥，强烈怀旧或崇外。斯大林的大清洗使苏联头脑清醒的人们对共产主义政权的幻想彻底破灭。二战打断了苏联人民反省的过程。战后和平日久，民生改善，苏联社会的思想者重新开始了这一过程，却依然遭到了驱逐和镇压。人民大众没有发泄情绪的渠道，却在心中积聚了对政权的不满和厌恶。工人农民偷懒怠工，不爱惜国家财产，官员消极腐败等社会现象，是这种问题的外在表现。戈尔巴乔夫虽然不是从工厂农庄起家，却在苏维埃政权残酷时代诞生，在政治舞台上成长壮大，大部分年月呆在苏联政治的边缘地带，除了忠实执行党的政策外，他仍可以是一个冷静的思想者和观察者，他和普通百姓对政权和制度应当有相似的感受和更深刻的了解。现在看来，这是事实。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戈尔巴乔夫顺应民心，选择民主改革的道路。这其实是一个朴素的，直觉的，戈尔巴乔夫这一代人和更年青的苏联人必然会认同的选择。他和他的同僚们选择向市场经济过渡，却是一个鲁莽的决定。《牛虎之争（上）》已经对苏联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面临的结构问题和资金困难作了较初步的分析。他驳斥“把向市场过渡说成是资本主义复辟企图”的说法，这只能说明他对当今世界和人类历史以及市场经济认识的无知。隔壁中国的改革似乎与他没有任何关系。西方世界对他的格外呵护，他几乎一点警觉都没有。他也许认为自己头脑始终是理智的，但他的所做所为却是急燥的，没有任何策略和智慧可言。用中国的话来讲，他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他面临的管理国家的任务非常艰巨，有许多经济政治关系急需要澄清和理顺，但他却单挑“理顺”联盟内共和国间的关系及改变与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下手，忙于解套。他没有认清楚他所处的严峻形势，他在与一个准备灭亡苏联的人同台共舞，而且西方国家虎视眈眈，等了多少年，只等着这一天，苏联民主变革的迹向出现。
政治和经济改革急躁冒进，使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加剧了现存的社会和民族矛盾，点燃了苏联社会的两堆干柴，民众厌恶现政权的情绪和民族分裂的倾向。在不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民族分裂主义者可以将民族分裂的企图与任何问题挂钓，把所有的罪过推给政府，把本民族未来的前途锁定在分裂这一条路中。当这两堆大火同时烧起来的时候，统治集团最多是只烤鸭，什么国家？什么统一？原来的都已经变得不重要，将来的谁也不关心，他们只想着烧，烧掉原来的一切，直到柴尽火灭。剩下来是政治家们的事，他们决定这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体，让筋疲力竭的人民怎么活。
（3）苏联政权丧失民众基础
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统治者已经意识到苏联人民对苏联政权的厌恶情绪。为了缓解社会矛盾，苏联吸取了北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也就是所谓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管理国家的成功经验，在苏联推行社会主义福利政策，为国民提供福利住房，家家有汽车，户户有别墅，等等。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却不能根本改变苏联人民的消极的心理和思想状态。人民“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劳动热情并没有因此提高，带来经济效率的增长。官僚主义和官员的腐败愈演愈烈，政府的效率低下，警察被用作唯一有效的统治国家的工具。一直认为被苏联夺去独立和自由的加盟共和国依然怨恨不已。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更是旧怨加新恨，时时图谋摆脱苏联的盘剥。而苏联政府却背上了沉重的无法推卸的财政负担。
“军事论坛”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廿一日贴过一篇题为《中国不得不面对比苏联更悲惨的命运：四分五裂》的佚名文章，我不同意作者的分析和结论，但其中引述的一段前苏联外交助理的高尔基阿尔巴托夫的论述却非常深刻：“七十年苏共的暴政，从根本上灭尽了对道德和正义的信仰，人们也习惯於懒惰，并学会了通过私下或公开窃取国家财富的办法来致富。当官的利用职权极尽贪污受贿的能事，而平民百姓则想尽办法从国有企业偷窃财富。没有人真正留恋苏共的暴政，而这个暴政却在七十年中消灭了一切可能的不同政见者，并且在这个国家从上到下的一切政治管理机构、所有的社会阶层中培养了两亿多的蛀虫。就象一栋大楼，远看时觉得它庞大壮观，可近看时发现已经风雨飘摇，当走进这栋楼时才发现每一根房梁、每一根支柱都已经被无数的蛀虫侵蚀得烂透了。无论是谁碰一下这房子，这房子都会垮掉，而且是垮得乾乾净净，你想扶都扶不起来。到底是叶利钦还是戈巴契夫的错？他们只是在历史的那一时，在那一位置上推了这房子一下。”
这样的国家，就是“蛀虫”们也不会喜欢的。很显然，民众的好恶，在克留奇科夫的进攻部队发起对叶利钦躲藏的苏维埃大楼的攻击之前，在这关键的时刻，决定了苏维埃的命运。他们自觉地围起人墙，以三个年青人的生命为代价，阻挡了坦克前进。不忍开枪的士兵和将军们放弃了努力。
叶利钦在《告俄罗斯公民书》中宣称政变者“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毁誉苏联，破坏我们在世界大家庭中的威信，让我们重回到冷战和孤立苏联的时代”，但政变是在一个重要的日子前一天发动的，即八月二十日原定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们第一次签署新联盟条约，也就是苏联正式走向解体的一天前，叶利钦此处到底指的是哪一个苏联呢？是指被他即将解体的苏联呢？还是未来的“新苏联”？恐怕是帽子戴错了。但是这些语言却很容易地煽动民众的情绪，达到“揭露”政变者的目的。我以为，亚佐夫、克留奇科夫、亚纳耶夫，普戈们并非要让苏联“重回到冷战和孤立苏联的时代”，如果那样，戈尔巴乔夫就不可能自八七年提出“新思维”以来迅速推进改革，相反，他们的努力是在试图挽救苏联免于分裂！但阻挡坦克的民众那时并不知道他们的这一意图和计划，他们的努力被莫斯科的市民误解了。而叶利钦则是借机造谣，为自己抹粉，把民众拿来当枪使了。所以，戈尔巴乔夫是误国者，叶利钦是窃国者，发动政变的将军们是悲剧英雄。民众，在政治漂摇的时代，根本没有能力也无法判定政治上的谁对谁错，他们最终决定了的苏联的命运，而那一刻是什么样的命运仍然是未知的。今天，那些缅怀前苏联时代的国际威风和优越福利的人们，该对那次事件中的角色们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了。人民大众在任何时代，参与任何政治事件，总是事后才觉悟的。这就是为什么人类需要英雄，现代国家需要英明领袖的缘故。
苏共的变革始于一九八五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以一九八七年戈尔巴乔夫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为标志，全面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历经六年时间，却因政治改革太过超前而不能成功，或者说由于经济改革无成效，未能消除阻碍政治改革的社会问题，政治改革演化成一场社会革命，引起社会动乱，在改革的初级阶段即已失败，八一九政变试图挽救苏联免于分裂，结果却导致苏共政权加速瓦解。苏联的崩溃，标志着过去一百多年中人类探索共产主义事业的努力宣告失败，标志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践归于破产，标志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最终确立。世界重新回到上个世纪初帝国主义纷争，弱肉强食的时代，世界将与资本主义同呼吸，共命运，人类除了追随资本寻求生存和发展之外，再无选择自身命运和前途的可能。这无所谓对和错，好和坏，这是人类共同努力导致的结果。人类的追求从此不再为选择任何主义而困扰，变得单一和物质化，那就是活着，活得更长，活得更好。
（二）中国的“崩溃”
严格说来，由苏联的崩溃类比中国存在逻辑上的不合理性，因为当前的中国与崩溃前的苏联处在不同的发展或改革阶段。苏共在改革的初级阶段就已经失败，中国曾经面临与苏联改革前相似的经济政治状况，但中国已经成功渡过了难关，步入了改革和发展的高级阶段。依葫芦画瓢，比照上述苏联崩溃原因分析中国崩溃的可能性，显然文不对题，没有多大意义。《中国不得不面对比苏联更悲惨的命运：四分五裂》一文的逻辑错误正在于此。西方主宰的世界之所以惊奇苏联之崩溃，其实骨子里是庆幸“共产主义”终于崩溃了；美国无时无刻不在祈盼中国的“社会主义”或中共专制政权象苏联一样快快崩溃，用中国话讲，就是企盼“中国变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希望中国做为一个国家彻底灭亡或消失。由于社会主义事业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流年不利，命运如何大致已明了，加上国情差异，中国也可能面临另类“崩溃”。
七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虽然当时中国没有巨额债务，但整个社会物资匮乏，百业凋蔽，国库空虚，民生潦倒，人民解放军是中国政府手中治疗社会百病的最有力的也是几乎唯一的工具和手段。经历了十多年的动乱之后，英明的邓小平以第二次解放中国人民的豪气和胆略，选择恢复经济建设这条道，搞包产到户，搞门户开放，为中国社会和经济带来了生机。也许是因为身在其中的不便，或者由于开国元勋特有的救国救民的胸怀，邓小平没有选择问罪于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制度变革的做法。邓小平始终是乐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他的思想和影响酝酿形成了中国八十年代求稳不乱，柔中有刚的政策风格，为中国社会和经济走出困境创造了条件。如果是华国锋执政，继续推行教条主义路线，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就找不到出路，得不到解决，人民的生活在打倒“四人邦”之后仍然长期得不到改善，人民就会转变为否定政府的力量，中国真有可能如同苏联一样早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崩溃。如果当时中国上台的是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中国人民心中最后的一点寄予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希望就会被打破，“文革”无需任何人发动，会再次回到人们中间。而就是那最后的一点希望，得到了邓伟人的爱护和利用，它支持中国渡过了改革开放前期最难的那几年，而没有发生社会动乱。请别忘记“小平你好”那条横幅，它说出了中国人心中的话，不只在赞扬邓本人，也包含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的肯定。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能有今天，有赖于邓伟人打下的改革开放的政治基础。这一点只有到苏联崩溃之后，中国的改革事业在进入九十年代后出现停滞以来，才会看得更清楚一些。这是中共比苏共精明之处，也是中国人民族性格和华夏文化精髓品质的体现，是中国人自己在历史的危机关头拯救了自己。
就目前的状况而言，中共政权面临的问题确实严重，民众对政权的不满，官员的腐败，已经发展到了政令不通，动乱频发的状态；一些人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十足的末世心态；领导层一些人大智若无，权欲膨胀，不顾国体国格甚至国法，不看时代春秋变化，企图重温前代伟人亿万人仰慕的旧梦，令世人为之侧目。如果说中国的老百姓还能忍受什么的话，那就是经济还不是一团糟，还有饭吃；人虽糊涂但已经老了，还有盼头。
本人虽曾潜身经济学多年，但由于多年在外，现在搞的又是编程，对国内经济状况没有切身体验和跟踪研究，拿不出深刻和有水平的见解，只能根据网络文章提供的信息做些臆断。如《牛虎之争（下）》所称，中国的经济改革并不成功，但对外开放卓有成绩。中国经济之所以没有象苏联经济一样几乎死掉，重要原因是门户开放，为中国经济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支援，中国产品打进了国际市场，获取了利益，为国家挣来了外汇，国家得以运用外汇手段调济资源和技术短缺等问题，通过加入国际市场经济大循环，中国经济被带动起来，找到了出路，获得了发展。国营经济因为没有达到这一步，陷入了目前的困境。这正好说明中国经济改革的不彻底，不成功。虽然当前国内失业严重，已经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但这应是任何人都应预料到的必然结果，不应责备中国政府或朱熔基。中国国企不排出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大量冗员，国企就没有发展可言。我持有的观点是中国政府让他们失业，却没有为他们今后的出路着想，实现“工者有其股”的主张就是要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工人和生产资料之间的直接关系，使他们面对经济大势所逼，不至彻底失望，防止不满的情绪转化成否定政府或革命的力量。当年中国革命不就是利用了朱氏定义的“弱势群体”吗！海外一些文章突然间关心起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可你们曾经在国企呆过，了解国家主人们的所做所为吗？盗窃国家资财的是主人们，违犯劳动纪律，不服从生产纪律的是主人们，争利益，争位子，拉关系的是主人们，拉帮造反，去厂长家坐炕头的是主人们，最艰苦的岗位上看不到主人们，有点技术的主人们敢扔下火热的炉子回家睡大觉，敢XX车间主任和厂长们，他们是社会主义主人还是社会主义蛀虫？有人说“农民问题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我说这是挣眼说瞎话。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农民没有一天成为中国政府的“问题”！相反，历次折腾，灾难总是由农民来承受，因为城市吃穿总要由农民来提供，而农民靠两只手就能生存！农民不论什么时候，总是被压迫和剥削的对象，总是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能听到农民绝望的声音！投资放在城市，投给工人的是多少，投到农村的又是多少？我可以专文列出中国工业自建国以来“支援”农民兄弟的生产工具的清单！屈指可数而且质量低劣。江浙农民靠勤劳和智慧致富，撑起工业半边天，可这个社会的人们仍然不忘给他们加上“农民企业家”的大号，难道“企业家”还需定成份？言外之意，不就是想说“农民”，当了企业家不也还是“农民”吗！在社会主义蛀虫的行列里，有农民的份儿吗？农民，他宽大的胸怀容忍了中国的蛀虫，他厚实的脊梁扛起了中国！中国的领导人们，讨好工人，是肉包子打狗；讨好农民，是固国之本；而如果农民已经痛苦不堪，生存绝望，政府却仍然漠不关心，听之任之，中国必将覆国！工人们，收起你的眼泪，痛定思痛，深刻反省，学点本事再就业也不迟！我们这里四五十岁的大龄青年或爸爸妈妈们不也得重新学习再就业吗！
我记得当年有这样一种说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剥夺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剩余价值以利润的形式上交国家，国家用来为全体人民谋福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种说法一定程度上起到安慰工人阶级的目的，使他们满足于现状，不要抱怨工资低，“为共产主义的美好明天而奋斗”。目前国内解决国企的手段已经明朗，那就是股份化或破产。反正工人阶级是什么也捞不着的，仍然挣低工资，甚至没工资可挣。不管时代怎么变或怎么称呼，工人仍然是工人，共产党最终验证了这个命题。中国如是做，显然已经不把工人阶级放在眼里了，工人阶级做为中国社会的领导阶级已经成为历史，中共再也没有姓社姓资的困扰或顾忌了。苏联不顾人民的感受，急急忙忙向市场经济飞奔而摔倒了。中国改革，云里来，雾里去，只等到人民三杯过后，醉眼朦胧，千呼万呼始出来，犹抱瑟琶半遮面，转过身来，小娘子原来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到底有多大区别，我们暂且不去管它，但不论在东方或西方，不论在哪个国家，市场经济的运作和管理方式大抵是相同的，如果这还不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话，那就需要重新命名，比如“社会资本主义”可不可以呢？如果这样，算不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崩溃”了呢？对中国政府来说，市场经济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多多收税而不用为企业出路发愁。中国政府今后要做的事是用好手中的钱，搞好基础建设，完善市场机制，为企业保驾护航，少买些外国的武器，多给搞武器研究的知识分子们发些钱，或给每人配上一台小轿车。。。。。。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二十多年来，几乎没什么突破或实质进展。究其根源，当政者生怕政改引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政权的祸水，革了自己的命，或者担心西方插手，操纵中国的民主进程。苏联政改失败，得到教训的是中国。只要共产党能撑一天，它就不会自动退出政治舞台。任何推翻共产党的企图，都会受到当政者的镇压。这是中国政改的底线。除此之外，任何帮助共产党维持统治的努力，都会受到欢迎。中国是大，其实共产党更大，里面什么古今奇人，什么中外思想，什么奸雄或智者都会有，但都罩着一层外衣，外人能看到的，都不是真的。毛泽东曾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没有派，他非搞出几个来不可，以达到消除任何党内潜在敌人的目的。而今天的领导人既不可能象毛泽东那样下狠手段清理门户，他们就会一方面对弱者出气，找软的掐，使所谓“杀鸡给猴看”之手段达到威慑对手的目的，另一方面他们会奉行得过且过的拖延战术，尽量维持现状，苟且偷生。这就是中共党内邓小平之后权力斗争激烈和加剧的原因所在。权力斗争是一种和平较量，是低烈度的利益冲突，既得利益方往往是保守的，不思进取的，我们就不能指望他们在诸如政治改革这样高风险的政策实践中做出有实际意义的举动。大的政策的转变，往往只能随当政者的更替才能实现。而继任者又会陷入与前任同样的困境，他所能做的仍然是渐进的，改良的，边摸索，边观察，瞻前顾后的政策实践。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同样不能寄胡锦涛以很高期望。当推翻一个独裁党不那么容易或可能的情况下，能够争取或支持党内的开明派执政，能以较小的成本，达到一定程度改善民主民权的效果，不也是一种可行的途径吗？
经历了一百多年革命的风风雨雨，今天的人们已经认识到革命并不是一种最好的达到目的的办法。而实践证明，走改良的道路，却常常可以达到更好效果。美国乌托邦州立大学教授们的讨论正是战后广大西方工业国家的社会实践。如果中国将来有人掌权后象戈尔巴乔夫那样推行全面彻底的民主改革，我担心中国会乱。不会因为中国老百姓缺乏民主意识，操作或运用不了民主而生出乱子，使民主改革夭折，而是因为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这样几种危险人群，这几种人不让我们的老百姓得到民主！有一种如政客，他们没有原则，没有人格，能适应任何变化，任何时代，他们偷机钻营的行径可能是民主制度无法防止或制止的，而这种人的存在是对民主秩序和社会公平的极大危害；另一种如无赖，他们的最大特点是不守纪律，他们甚至以流氓手段破坏民主选举的结果；还有一种是某些既得利益者害怕民主，他们会使出各种手段破坏民主进程，这种人有钱有势，是对民主进程最大的危胁，而恰恰是这种人在现实中国社会占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甚至民主进程还会依赖他们来推进。在转向民主的过程中，这些破坏因素可以制造混乱，激化矛盾，引发动乱和冲突，乃致分裂和战争。这是中国推行民主体制改革的最大风险。如果无视上述特别是第三种人对民主的致命危害而提倡民主体制改革，中国将重蹈苏联覆辙。
民主思想源于西方，民主实践归功于资产阶级，是成千上万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献身的人们换来了人类社会崭新的人生观－－民主和人权。民主思想在西方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就如同几千年形成的皇权思想在中国人心目中难以割舍一样。民主可以唤起西方人热血沸腾，为自由而战，就象开明的皇帝可以摘取民心，赢得天下人的顶礼膜拜一样。民主思想是西方人的精神支柱，就象中国人的儒家思想如“忠孝”浸透在每一个人的思想和日常行为中一样。西方人为民主而自豪，中国人为有明君而欢呼雀跃。西方人热爱民主，但同时也知道，民主是争取来的，不是别人给的，所以他们决不会放弃表达民主权力的任何机会；中国人喜欢明君，是因为明君会体察民众也就是“我”的疾苦，为“我”代劳，不用“我”去操心。如果总统是笨蛋，西方人心中明白，下回我不选他就是了；如果中国的皇帝或领导人是“昏君”，中国人嘴上不敢说，心里却在赌咒：老东西快点儿死吧！
中国人民需要民主，但我以为中国人打心眼儿里更喜欢“明君”。明君既出，首先欢呼的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小部分人喜欢民主，大部分人喜欢明君而害怕民主，他们需要明君爱护他们，重视他们，让他们当官，或让他们专心研究，不要为衣食操心，过上仕大夫的上等人生活，念两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古训，看着夕阳西下发出赞美。百姓既已盼到明君，他们会变得更有耐心，对未来会更加满怀希望，稍许的好处就会令他们感恩戴德，社会的好多问题反倒容易解决了。任何明君，如果连中国农民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都解决不好，还能称“明君”吗？而任何领导人，只要安抚好农民，农民由衷地喊出两声“万岁”，“青天”，他的政治资本就捞足了！谁还敢动他？农民直到今天仍然在念着邓小平的好呐！那个时候，就没有多少人再愿意听民运人仕们的呐喊，读他们的文章了，人们会认为他们很没趣儿。中国经济就会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中继续发展和壮大，让中国政府底气十足地面对任何强权。。。。。
中国人民需要民主，但经过一次次革命和运动蹂躏的中国人民并一希望通过推翻专制政权的途径来达到目的。用渐进改良的方式一步步逼近，直到条件成熟，瓜熟蒂落，和平过渡到民主制度，这是中国人民可以接受甚至是满怀希望的实现民主的方式，如台湾民主进程所走过的路。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基本的生存保障之后，改良的道路是成本最低的，可能的，现实的，并不遥远。只要开明的领导人出现，他就会在赞美和劝诱下一步步走向更开明，更开放，顺应民心，体现民意，追赶潮流，彪炳时代。更何况，中国市场经济会培养出“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他们是财富与智慧的化身，更是推进民主改革的中坚力量；他们将视政治为工具，如果与己不利，他们会用糖衣炮弹把政府官员统统打倒，再设法登堂入室，反客为主。不必妄言什么政府在利用他们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时代不同，今非昔比，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们将必然是那个社会的主宰。今天的中国，刻意淡化宪法有关核心条款，模糊中国社会的性质，已经早早为他们打开了走上政治舞台，主导中国社会的大门！“三个代表”证明中共除了人所共知的“三大法宝”之外，还有一“护法大宝”，那就是“见风使舵”。这个法宝集古今谋略之大成，汇中华智慧之精髓，与天地共长久，立中共于不败。中共在危机关头从没有被自己的理论信仰所限制和约束，一切以达到目的为原则。外来任何主义思想都是中共的工具，毛泽东将之发挥到登峰造极。伟人们即去，留下智慧真空，让继任者们手足无措好些年。“三个代表”是中共面对市场经济和民主自由的大趋势所做出的适应性调整。中共自知人心所向，无法逆流而动，更何况搞好经济可以强身固本，让共产党富起来，顺从民意，可以占尽风头，独领风骚，后来居上，做得利渔翁，何乐而不为？“三个代表”，是秉承马克思主义“扬弃”之哲学真谛，吐故纳新，金蝉脱壳，使中共演义升华，成仙得道。“三个代表”标志着当今中共已经“成熟”起来，总算又找回了党的灵魂，学会了使用看家法宝。政权的颜色在中共看来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保住政权本身。从这一点看，将来的政权变得更加开明是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而现时的不开明多少是与主要领导人衣服领子以上的部分相关的。
通俗地讲，“代表”的含义不就是“谁说了算”吗！中共到底要选择代表谁或代表谁说话办事，目前仍不可妄断，但在西方或美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应该是资产者阶级，因为他们是这个社会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资料以及先进管理的实际的拥有者或控制者。如果他们不开办实业雇佣科学家和博士硕士们，比如我们这些人“高科技人才”，我们就没法活，但他们离了我们照样活，因为人家有钱。不知中共怎么定义先进文化，依我的非专业解释，应是促进社会进步，财富积累，和平共处，人性升华，生活改善和立足长远，维护自然，保护人类的思想，学说，艺术，行为规范及其物化物。谁来创造或引入先进文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进文化和谁最终结合。结合的对象决定先进文化为谁服务，谁就是先进文化的代表。由于先进文化离不开物质条件和人文条件，欧美社会的先进文化历来是和有钱人或思想者即社会精英们首先实现结合，并由他们主导，享受，弘扬并受到保护，进一步发展成为全社会认同的价值观，行为准则或政策体系。美国文化以商业性为特征，它的代表自然是这个社会的主人－－资本家或有产者。中国文化中最大的部分是传统文化，显然是落后文化，古建筑，古文献，和中国人思想中的古旧观念是其代表，已经没有人群特征了。现代文化的主要内容大概就是激进的革命文化了，共产党曾经是这种文化的代表，今天中共重提“代表先进文化”，说明中共要抛弃它，另择先进。当代中国处在改革年代，政策多变，人心思变，思想混乱，文化断档，旧的不适应时代需要，新的只有外来的－－西方商业文化，二十多年来中国本土没有产生出任何足以影响中国人思想或行为的东西。那么中共要代表的“先进文化”到底是什么文化，它在哪里？“以德治国”之“德”是先进文化吗？让现代社会的人们照古代人的“德”去做，似有削足适履，“克己复礼”之嫌，行得通吗？岂不自相矛盾？当今世界占主导的文化是西方商业文化，先进与否难下定论，但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莫非江总书记所谓“代表先进文化”的真正目的就是代表当代西方文化？！如果是这样，“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何能实现？总书记，三个“代表”已经打起来了！如何让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啊？！总书记应当赶走“三个代表”撰稿人。
如果中国人民有选择的机会，不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中国的有产者，或是知识分子，甚至是中国当今的越来越年青化的统治阶层，他们最大可能会选择市场经济制度和改良政治的道路。而种种现象表明，现实中国正在向这一方向全速挺进，势不可挡，无人愿意或根本没有社会力量去“阻挡历史潮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党的领导，等等概念，将不知不觉地从人们的眼界和思想中淡化和消失，中国将会潜移默化，进化成一个独具特色的现代化国家，中国在走向世界强国的道路上会更快，更强大，更令世人敬慕。这就是中国的另类“崩溃”， 也即中国的新生。
如果红色政权继续褪化，直至某一日中国的资产阶级完全控制了政权，或者照搬美国民主体制，或者实行“封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发扬光大封建皇权，继续推行专制统治，西方或美国还会攻击或围堵中国吗？
会的！美国与中国的冲突，本质上并不是民主信仰或社会制度之争，而是资源之争。不论中国的政权如何变换，中美争夺的命运是不会变的。从政治上搞垮一个国家，比从经济上扼杀一个国家要省力得多，但必须等待时机。中国社会只要不出现大的政治动荡，美国就无从下手。只要保持经济有效和相对平稳的发展，并带动周边国家致力于建立西太平洋经济区，将这一广大地区的资源和人民溶入经济一体化进程，国际资金就会越来越多地流向这一地区，加速这一地区的发展；进入美国的资金和技术，人才就会相对减少，从而削弱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和美国的实力，加剧美国国内财政金融状况的恶化，“空心化”带来的经济高成本进一步拖住美国经济恢复和增长，迫使美国降低国防或政府支出，收缩其对外用兵，武力称霸的战略，美国力不从心，也就无法摇撼中国这个巨人，吃不下这头“牛”。中国如果能撑到这一天，中国就将是这个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一极或支柱，对世界将产生真正实质性的影响，周边或世界将有许多国家和地区将依赖中国而生存，他们将乐意支持中国向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方向发展。不管GDP 或GNP 差美国多少，中国或中国为中心的西太平洋经济共同体的实力已经不是可以通过军事手段可以摧毁，围堵战略可以奏效的，中国的时代就会真的开始！
多么美妙的远景啊！中国只要撑着，别趴下，就有希望！“中国就赢得了对抗战的初步胜利。”中国如果轰然崩溃，什么都没有了。我以为，中国的政治走向如上分析，还是可以把握的，最令人担心的是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经济继续增长是无疑的，但其最终会变成西方或美国经济的附庸，还是中国可以自主，相对独立的区域经济体，仍然难以推测，或者由于索郎才疏识陋不可及。但我不甘心，于是搬出祖宗之法，立起一卦。“牛虎”之争，牛为坤，虎为艮，地山谦卦也。地中有山，即高山低藏在地中，象征谦虚。《易》卦词曰：“谦，亨，君子有终”。我高兴了。这不就是要中国坚持“韬光养晦”的国策吗？！牛虎谦动六爻变出重艮卦。天呐！两个艮卦加一起乃两只老虎相遇，就是说老牛将来要变成老虎，与美洲虎较量啊！艮卦的意思是静止和对峙，“上下敌应，不相与也”，就是互相敌对，不相交往，这是二虎共存的必然结果。上六爻爻辞：“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意思是说，将来某个时候，中国坚持韬光养晦，名声远闻，但志向尚未实现，顺从者众，背逆者寡，可以出兵征讨四周邻国了。互出震坎，震为龙，为东方，为雷霆，坎为鱼，为水，为江湖，龙舞东方，雷霆万钧，翻江倒海，吞鱼伏鳖，这是指中国在平定叛逆的过程中，在东方海上必有大战或大作为，消灭敌手，威震四方，从此变成世界一强，亚洲虎！
也许是巧合吧！让我们努力相信这将是真的！中国再忍耐些时月，装作老牛，继续装下去。直到有一天，“老牛”发威，以龙的睿智威猛，而不是牛的鲁莽愚笨，冲出去，让这世界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