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从良渚文化看中国文明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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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心喜
良渚文化已有着先进发达的稻作农业。人们过着以稻米为主食，采集、狩猎和饲养家畜为辅的定居生活。稻作农业发达的标志，当首推犁耕的发明和推广。在良渚遗址中普遍出士有一种平面呈等腰三角形，前端尖锐，腰部两侧磨成单面刃，中部有固定犁床用的圆孔的石犁。犁耕农业的出现，是农具的重大革新，更是耕作技术发展的标志。它为大规模扩大耕种面积，提高地力和工效创造了条件。

农业的发展，为手工业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良渚文化的手工业不论是制陶、治玉，还是髹漆、纺织、酿酒和造船等等，都达到全面发展的昌盛时期。良渚文化时期盛行“黑皮陶”，即器表被上一层黑陶衣，并经打磨光亮，是风格独特的一种陶器群，放考古界素有“良渚黑陶”之称。1958年在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中出土了?樗恐?肥滴?绸片。经鉴定，其经密为每寸134根，纬密达每寸133根，纺织技术之高，令人折服！绸片的发现，把中国“丝绸之国”的历史上溯到5000多年之前，堪称为世界丝绸之源。

良渚文化还以盛行玉器而著称海内外，是中华民族崇尚玉器传统的源头之一。玉器不但出士数量多，而且品种丰富，仅余杭反山遗址发掘的ll座墓葬中，随葬的玉器就多达3200多件，为国内外绝无仅有。良渚玉器有综、璧、璜、?、环等20多个品种。玉器的表面都经打磨抛光，莹洁凉润，并琢有优美图案，其中以神面纹最为常见。1986年在余杭反山遗址出士的重约6500克的玉琼，为良港文化玉琼之首，堪称“琼王”。琼王上用浅浮雕雕刻成神人与兽面复合的图像，据考证，这是良渚先民崇拜的神徽。

在良渚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阶级内涵。从反山、瑶山等地发现的大墓来看，墓主人拥有象征权力的玉钺及大量礼仪用器琼、璧、佩桂装饰品等精制的玉器随葬物，而且耗费大量劳力营建了单独的陵寝式高台墓地，说明墓主人已是显贵阶层。特别是江苏昆山市赵陵山良渚大墓中，发现有一批以青少年为牺牲祭品的杀殉坑和人殉现象，应是阶级压迫激烈，氏族解体，强权政治建立的真实写照。

文字是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良渚文化黑陶上出现的成组刻划符号，以及一些玉器和纺轮上的符号，已具有文字的初级形态，表达了一定的语言内涵，只是目前还无法破译出它们的真实含义。

良渚文化时期，太湖流域出现了一批聚落群，每个聚落群中都有一个规模较大的中心聚落。譬如，浙江余杭反山?瑶山聚落群，在其周围约30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同时代的聚落40余处。中心聚落?莫角山遗址是一处人工堆筑营建的总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巨型大土墩。考古专家们赋于它许多名号：城堡、社稷、紫禁城、中心遗址等。但不外乎一个含义，即这个中心聚落己具有“城”的规模，是聚落群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办心，已具有早期萌芽性城市的特征。

良渚文化被列为全国性考古新发现，是它所显示出与夏商周文化的密切关系，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譬如，良渚玉琼到了商代不仅为殷人所继承，而琼上雕刻的神徽，更成为商局王朝青铜礼器装饰上所具有的饕饕纹，呈现出一派庄严威武而又神秘的气氛。汉代以后玉琼发展成“玉刚卯”，变成一种佩带于身，具有祈福禳灾作用的护身待。又如，良渚玉望在先秦时已为华夏民族所使用。良渚玉望的功能既是先民用以与神明沟通的祭器，又是具有敛尸防腐的法器，同时还是部族方国间馈赠礼聘的贵重礼器。三代以降，良渚玉璧融入华夏文明，而且功能仍具有良渚遗风。这一切诚如夏鼐所说：当时各种文化在祖国大地上争研竞秀，并且常常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交织成一幅光采奇丽的图景，而且为中国文明打下了基础。良渚文化不愧为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大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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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文化, 文明与古蜀史

文化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美国人菲利普・巴格比有一本广博而浅显的书，名曰《文化：历史的投影》，对“文化”什了比之《辞源》更为广泛的解释。近年来，“文化”一词，十分随意，有如一件可以在任何季节都能穿在任何人身上的时装。谈吃，有饮食文化(细分还有茶文化、酒文化、烟文化、食文化…)。谈穿，文化更深。名模、时装设计师，让人仰慕不已．谈住，各类建筑，当然是文化。淡行，高档汽车、万吨巨轮，航天飞机，更是当代文化的高峰。有朋友戏言，如今文化一词，有些像妓女，只要有钱，准都可以陪伴。周洪先生在(<南方周末>)著文说：‘有了吃文化，文化就被吃掉了。有了赌文化，文化就被赌掉了。所以，真正的文化所剩无几了。”

幸亏，“三星堆文化”是一个属于考古学方面的概念，有比较固定的内容；“还有一种对象物，学者们时常称其为‘文化’……有一些作为人类活动产物的物品，如工具、武器、罐子、建筑、工艺作品等等。”(<文化；历史的投影＞)。我们平常所说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当属此意。与之相同, “三星堆文化”也应作如是观。

按照这个定义，三星雄文化的研究对象，应该主要是对三星堆出土的器物的研究。通过研究而引申出对当时当地社会的各个方面的确认、判断和推测。而《三星堆文化》这部专著，却是”从考古学的三星堆文化开始发覆，遍及三星堆文明或古蜀文明的各个方面。”(原书(绪沦))这种写法，值得商榷。

“文明”一词，最早见于《易・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但这里的词义则是英文civilisation，指的是社会进步的状态。它与‘野蛮”相对而言，并且是以摩尔根和恩格斯的三个划分期来规定其含义的。这个“文明”，一般是指城市的建立，文字的发展和使用，有冶炼金属的技术等等。以此观察，“文化”是对器物的研究，“文明”是对社会的研究。而这种社会必须达到上述标准，才能叫“文明”。

三星堆遗址，真正“达标”了吗，就目前所公布的材料看，下结论还为时过早。首先，城和城市应该是有区别的。据报载，近期，成都平原陆续在新津、郫县、都江堰、温江、崇州发现五座古城，而出土的文物，都与三星堆第一期文化相似，只有陶石器。这种城，当无城市之义---至少在目前没有其他实物佐证的情况下。而三星堆怍为一座文明城市，某些方面也尚未“达标”(详论于后，此处从略)。而仅有的几个“文字符号”，就认定三星堆文化期已有文字和使用文字，证据也很不充分．真正让人津津乐道的，只有青铜器、玉器和金器。所以，作为三星堆文明的概念，尚须得到更多的实物和文献来证实。至于说：“三星堆文明从本质上讲，乃是古蜀文明的同义语，＂这就更模糊了部分与全局的关系。因为即使将来完全证实三星堆时已是文明社会，后期的古蜀也还有相当的发展。

因此，就我的看法，时至今日，三星堆文化比三星堆文明更让人信服。如果将来我们的史实史料，能确认“文明”的概念，当然是大好事，而那时，在众多的实物面前，我们―定能对这个文明社会有更为深刻的认识。这将比建筑在分析和推测上的东西，坚实得多。

当然，“文明”对历史的某些“限制”，往往会因新的发现而改变，譬如，我们一直把黄帝至夏以前的“五帝”，作为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但是，在1999年，约40平方公里，呈正方形的“九宫连城”的黄帝黄城已经在桥山发现。如果将来能证实仓颉造字，“帝以神金铸器，皆钴题”<王嘉《拾遗记》)，而《世本》所说的”蚩尤作兵”真的就是戈矛，剑戟等等，那么，黄帝岂不就进入了“文明时代”?

总之，我们肘上古时代的事，实在是知之甚少。三星堆的文物所呈现的, 也仅仅是古蜀王国的”冰山一角”。要想接近真实，能依靠的，只能是不断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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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从古文献上证明夏代的存在

赵光贤
从来讲我国古史，都以夏、商、周为三代，《史记》有三代的本纪，这本来是没有问题的。近来听说有些人不承认夏代的存在，主要理由是从考古学的观点来看，没有从地下发掘出来确实无误的夏代的遗址和文物。我以为这个理由不能成立。本文拟从古文献上说明夏代是确实存在的。今天尚未发掘出确实无误的夏代的遗址与文物不能保证将来不会发现，也许已发现了而考古学家们尚不能认识亦未可知。下面从真古书中举出关于夏代的记载的实例。
一 《尚书・周书》
《尚书》里自《康诰》以下有许多关于夏代的记载，这些篇《周书》是最真实可信、最具权威的。
1 用肇造我区夏。(《康诰》)
2 相古先民有夏。(《召诰》)
3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有夏服天命。(同上)
4 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同上)
5 上帝引逸，有夏不适(敌)。逸，则惟帝降格，向于时(是)夏。(《多士》)
6 乃命尔祖成汤革夏。(同上)
7 殷革夏命。(同上)
8 夏迪简在王庭。(同上)
9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君爽》)
10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诞厥逸。(《多方》)
11 崇乱有夏。(同上)
12 亦惟有夏之民……劓割夏邑。(同上)
13 刑殄有夏。(同上)
14 惟夏之恭。(同上)
15 代夏作民主。(同上)
16 非天庸释有夏。(同上)
17 乃惟有夏图厥政。(同上)
18 古人之迪惟有夏。(《立政》)
19 乃怦我有夏式(代之误)商受命。(同上)(按周人自认为夏之后，此语可为证。)
除《周书》外，《虞夏书》中尚有关于夏代的记载，其权威性远不及《周书》，故从略。
从上述十九条中可以得出这样无可置疑的结论：
一、在殷代之前有一个夏代，因而三代之说是正确的。
二、这个夏代是一个号称夏族建立起来的。
三、周人自称是夏族之后，自河东西迁到周原，定居下来，因而自称为周。
二 其它古书中有关“夏”的言论
1 子曰：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
2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八佾》)
3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同上)
4 夏后氏以松。(同上)
5 夏后氏五十而贡。(《孟子・滕文公上》)
6 夏后殷周之盛。(《公孙丑上》)
7 夏后殷周继。(《万章上》)
8 夏后氏尚黑。(《礼记・檀弓上》)(按三礼书中多载夏后氏礼，尤以《)L记》为最多，不可尽录，姑举一条，以概其余。)
9 《夏书》曰…．：(《左传》庄八年、僖二十四年)(按《左传》中多见“《夏书》曰”，不备录。)
10 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同上，僖三十二年)
1l 《夏训》有之。(同上，襄四年)(按《夏训》亦夏代书名，早亡。一说即《夏书》。)
12 夏有观扈。(同上，昭元年)
13 夏启有钧台之享。(同上，昭四年)
14 夏桀为有仍之会。(同上)
15 夏有乱政。(同上，昭六年)
16 我无所监，夏后及商。(同上，昭二十六年)
17 及有夏孔甲……其后有刘累，夏后嘉之，…・夏后享之。(同上，昭二十九年)
18 夏后氏之璜。(同上，定四年)
19 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同上)
20 昔有过浇……杀夏后相。(同上，哀元年)
以上所举诸例虽不过一隅，已足够证明夏代之存在乃历史事实，不容否定。《史记》有《夏本纪》是完全正确的。


原载《夏文化研究论集》　中国先秦史学会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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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夏商周年代解说千年中华史

罗琨　社科院中国历史研究所
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国历史年代学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使我们在世纪交替之际填补上了历史年代学的重要课题。
考古发现与年代学研究将中华大地连续发展的历史揭示出来，找到了将中华文明从距今 5000年再上溯的实证。

20世纪是史学研究有许多突破性发展的时代。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在史学领域，殷墟甲骨、流沙坠简、敦煌文书、大库档案有本世纪四大发现之称，至今俱成显学。
殷墟甲骨
1903年第一部甲骨录书面世，此后，有了更多的著录、考释等研究成果，直接导致了安阳殷墟发掘。商代都城及大量商代文字资料的确认，扫清了国内外学术界对商王朝历史真实性的怀疑。一百年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甲骨学形成并取得很大发展，为重构商代史奠下坚实基础。

流沙坠简首先是西方国家为了“新的地理占领”（英国探险家斯文赫定语）纷纷到中亚一带探险、考古，在我国西北边陲新疆白龙堆沙漠（古称“流沙”）等地发现、发掘并掠走大批汉晋简牍。
1914年我国第一部简帛著作出版，此后不断有新的出土，地域遍及南北，时代上及战国，内容包括屯戍等档案、书籍、历籍、信函等等。近世科技的发展，更为保存、识别简帛文字提供了新的条件。如今简帛学已成为国际汉学的一个分支。
敦煌文书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打开，发现了数万件古代典籍和一批文化遗物。虽因清廷腐败，大量物品流落海外，劫余文书又遭将其解运京师的某些官员的盗窃，损失很大。但随着资料的陆续刊布，研究成果日丰，敦煌学已成为世界范围的显学。至今研究范围虽不断开拓，但从一开始校刊古籍、补叙史传就是敦煌学的一个重点。
大库档案指藏于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其中还包括宋元珍本书籍、稿本等文献。
1909年内阁奏请焚毁，获准。幸有学者们奔走呼吁、奋力抢救，使其大多数免遭焚毁及化作纸浆的厄运，得以俱藏于国内学术机关。今已结集出版，为改修明史、重修清史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此外，产生于本世纪，与史学相关的学科还有很多。如我国的田野考古始于
1920年前后，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中国考古学，由于传统金石学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有别于西方考古学，将重构没有文字的史前史及补证成文历史作为重要任务之一。七八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的迅速发展，一页页地打开了记载于大地中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愤怒出诗人”，史学研究却需要冷静的头脑、缜密的思维，以科学的思想方法鉴别资料的史料价值，驾驭全部史料，将其融会贯通。而一系列的新发现及新学科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各个断代史的研究，更使人们认识到，研究古史不能局限于文献记载，从古书到古书，还要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印证、以文献与文物相印证，并借助一切可能提供支持的学科，这就是所谓“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等利用多重证据的研究方法。本世纪末年代学的大型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使用的多学科协作攻关的方法，可以说正植根于此。

夏商周年代学是一个古老的、难度很大的课题。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考古发现与研究已将中华大地连续发展的历史揭示出来，找到了文明形成还要从距今
5000年再向上溯的实证。但是，在史书上明确的历史纪年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 841年），再向上仅列世系而无年代。对此，司马迁说：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

由此可见，《史记・三代世表》未录年代，不是因为没有记载，而是因为各种记载有很大差异，不能确认。这种做法不是没有缘由的。我们的民族很重视历史，上古已形成“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制度，推崇“直史”，要求史官不畏权势，留下真实的历史记录。如《春秋》、《左传》都有齐大史兄弟四人前赴后继“秉笔直书”的故事。司马迁很推崇《春秋》，说它“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疑”。班固对《史记》评论则是“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实录”。司马迁极力继承直史的传统，留下能够“定犹疑”的历史实录，采取只列“世表”，不列“年表”的处理方法，不想却使这年代的疑案延续了
2100年。

两千多年来，夏商周年代问题一直受到关注，《汉书・律历志》记载了用《殷历》、《四分历》、《春秋历》、《三统历》等推算的夏商周三代的积年和武王伐纣之年，但由于这些历法的粗疏而难以准确。《唐书・历志》也进行了推算，并指出了刘歆《三统历》的疏漏。据今所知，战国已有始于黄帝的编年形式的史籍，宋代包括三代诸王的年表通行起来，不止一种，清代更有官撰的《御批通鉴辑览》。本世纪初，有学者提出西方各国用耶稣诞生纪年，回教各国用穆罕默德纪年，我国当用黄帝纪年并编制了年表。但是这些年表都是建立在五帝和三代积年及诸王在位之年的基础上，形成不同的纪年体系，因而又回到了司马迁遇到的问题面前，而且遇到更多的困难。

首先由于年代的久远，司马迁当年见到的早期资料有的已失传，有的在流传过程中难免出现错简或讹误，使问题更加复杂。就目前所见，文献记载夏商西周各代的积年总计不下
25种说法。夏代 16王（不含禹），诸王在位年数共计 61种说法。商代 30王（不含未立而卒的大丁），在位年数共计 81种说法。西周
12王，在位年数共计
36种说法。如果没有新的证据，选取哪一说“论次年月”都会成虚言。当然，新证据、新资料是有的。本世纪陆续发现了一批西周铜器，其铭文中有年、月、纪时词语（月相）、干支等可以复原历谱的资料。殷墟甲骨文中也有一组月食记录，可以通过天文计算确定年代。数十年来不少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工作，仍是众说纷纭，尤其是金文历谱，由于目前对西周的月相纪日及历法尚未能洞悉，还没有一家能将所有资料准确无误地排入历谱。

资料多而存在矛盾，始终是夏商周历史年代学遇到的最大困难。如据天象、月相记载，不少学者试探过用天文学方法推算武王伐纣之年，但是文献记载伐纣天象、月相有十余条，难以一一满足。一些学者采取了将包括《国语》在内的一些记载一一摈弃的办法。然而，对历史记载不经过严密考证，没有充分理由是不能随意取舍的。因为文献记载的古史尽管是“层累地”造成的，但每个时代的人都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习惯的语言传诵甚至整理古代历史，而且时代愈古，传下的语言愈简约，后人想复原其过程必然多方采择，使得传闻愈繁，难免失真。另一方面，随着古族的融合，多头绪的古史也会合并、简化，也远离了原始形态。但这只能说明对史料要辨其价值，层层剥离流传过程打上的时代烙印，追索其原始面貌，而不能简单地否定留在晚期“层位”中的时期史料。
从文献看，《汉书》记载到公元前 78年，学者们推算“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载”，则黄帝时代当始于距今
5000多年前的公元前第四千纪。这与本世纪以来推算的黄帝纪元差异很大，但却与综合文献记载、民族学、考古学研究结果相合。又如《述征记》记尧碑铭有尧继位到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载”，则尧的时代当始于公元前
2400年，也恰与某些文献与考古综合研究的成果相呼应。这说明尚无成文历史的史前时代曾留下过有价值的史料，那么，对于有关夏商周三代的史料更不能轻易否定，因为商人灭夏以前已经“有册有典”，进入成文历史的时代，商王朝更有了保存档案文书制度，周代已开始整理、写定古代传下的历史资料了。

正是在总结了前人得失的基础上，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支持、采取多学科协作攻关的方法时，清醒地认识到古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是解决夏商周年代的基础，也是天文年代学科进行研究的依据。该工程组织人员对文献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的查阅，将分散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零星分散的年代学资料集中起来，辑集了
30万字的资料，虽然重要的史料大多为前人的研究成果引用过，但仍有个别子书的记述是过去注意不多的。针对过去的研究曾有从不同观点出发，对史料各执一端、聚讼纷纭的情况，学者们进行了对有关三代积年及诸王世系、在位年数的诸种说法的全面梳理，作出较科学的归纳和评价，筛选出较可靠合理的数据，对其它专题研究及总报告的编写提供根据与参数。武王伐纣之年的确定对于夏商西周的绝对年代研究有特殊意义，因而也被列为个案，收集了各家的研究成果百余篇，归纳为
44种说法，进行异说排比，并对文献中与伐纣之年相关的记载，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评析。此外该项工程完成了对有关文献记载可信性的研究，论证其形成年代、材料来源及史料价值。对夏至商前期有文献记载的二十九位帝王的都邑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通过分析、考辨，对各个都城的位置作出推断。因此，可以说世纪末的这项年代学研究，首先在文献方面总结了过去的成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准备了条件。
年代学研究涉及面很广，前人早已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但是断代工程是第一次同时组织了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测年技术等多学科的
200位专家学者共同攻关，将编制夏商西周年表的目标分解为九大课题
44个专题，除文献的整理研究外，还有天文年代学综合问题研究、夏代年代学、商前期年代学、商后期年代学、武王伐纣年代、西周列王年代的研究以及
C
14测年技术的改进与研究，最后进行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和总结。在各专题独立研究的基础上，该工程多次组织了学科内或跨学科的专题研讨会，在尽可能吸收前人智慧的基础上，集思广益再提高一步。武王伐纣之年的推定正体现了这种多学科的协作。可信性较高的时期文献、有关考古遗址的
C
14测年、经认证的甲骨文月食天文计算共同界定西周始年的范围，武王克商的天文推算提出可能的具体年代，再结合西周金文历谱进行整合，推定了可能性最大的克商之年当为公元前
1046年。这个数据虽早已为前人所提出，但是断代工程第一次给以多方位的论证，不能不说是一个新进展。
此外，在本世纪的最后 5年里， C 14测年技术的改进和研究方面有了很大发展，改造了 C
14测年的设备，改进了样品制备和测试方法，大大提高了测试精度。这一课题纳入断代工程，使人文科学研究首次获得最新的科学技术支持，有力地促进世纪末年代学研究的进展。
如今《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
2000年阶段性成果报告》（简本）已经出版，其中列出的“夏商周年表”初看也很简单，夏和商前期仅是框架，商后期也并不是每个王都列出在位年数。但是在这
1300年间，每个数据的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有科学依据的支持点，则是其他同类年表所不具备的。尽管作为阶段性成果，一些问题还有待深入研讨，但它代表了目前所能达到的新水平、新高度，而且为进一步研究解决夏商周年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夏商周年表

朝代／年代（公元前）／年数

夏代／2070――― 1600
商前期／1600――― 1300
商后期（盘庚迁殷后）
盘庚、小辛、小乙／1300――― 1251 50
武丁／1250――― 1192 59
祖庚、祖甲、廪辛、康丁／1191――― 1148 44
武乙／1147――― 1113 35
文丁／1112――― 1102 11
帝乙／1101――― 1076 26
帝辛／1075――― 1046 30
西周
武王／1046――― 1043 4
成王／1042――― 1021 22
康王／1020――― 996 25
昭王／995――― 977 19
穆王／976――― 922 55（共王当年改元）
共王／922――― 900 23
懿王／899――― 892 8
孝王／891――― 886 6
夷王／885――― 878 8
厉王／877――― 841 37（共和当年改元）
共和／841――― 828 14
宣王／827――― 782 46
幽王／781――― 771 11

《人民论坛》 (2000年第十二期)

两篇均引自 中国先秦史 http://www.zgxqs.c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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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话说夏商周断代工程（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教授 殷玮璋
1、"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宗旨是什么？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她历史悠久、文字发达、文化面貌多采多姿。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流传，而且从未间断，为海内外炎黄子孙所自豪。古代文献中清楚地记录了夏、商、周三个朝代。其中，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时代；商汤灭夏之后建立了商代；武王伐纣灭了商朝，又建立了周代。历史学家将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简称为"三代"。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还清楚地记下了夏商周三代君王的世系，其中商周两代的君王世系，已被地下出土的甲骨文和金文所证实，说明三代的存在是肯定的、不容怀疑的。

可是有关中国的历史年代只能上溯到西周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在西周时期，它已处于西周晚期。在此之前的西周早期和中期的年代、更早的商代和夏代的年代就说不清楚了。很多人在编写历史时，只能按自己的认识去估算，常常写上一个"约"字或在年代之后打个"？"号，表示有关年代的不确定性。这样做是不得已的，当然也是不准确、不科学的。

早在两千年前的西汉时代，就有学者对三代的年代进行研究。以后，历代的学者仍孜孜不倦地对三代年代进行探索。到了近代，还吸引一些国外的汉学家也投身到三代年代学研究的行列之中。他们在利用历史文献的同时，还尝试引入天文学的方法对天象材料进行计算，试图在三代的年代学研究中取得突破。不过，过去的研究者所用的手段比较单一，基本上是凭个人的力量进行研究，难度极大。虽也提出了各种结果，但受材料的局限和方法的不完备，缺乏必要的证据而不能形成共识，致使三代的年代一直未能解决。

中国古代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包括不少涉及三代年代与天文历法及天象的资料，这是研究三代年代的重要素材。以往的研究，主要靠这些材料进行年代学研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的几十年间，中国考古学获得飞速发展。对三代遗存的研究、特别是对三代物质文化的分期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建立起代表遗存早晚的文化分期序列。虽然它们只说明遗存间的相对早晚，但它包含有重要的年代信息。从这个分期序列中采选含碳样品进行碳14测年，就可得到与分期序列一致的年代序列。这就使原本反映相对早晚的分期序列，形成有一个个年代数据支持的年代框架。因此，将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与高精度测年相结合，为我们找到了另一条研究夏商周年代的途径，使三代年代学研究进入新阶段。近20年来，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积累，分期研究的成果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碳14测年技术的不断改进，使精度大为提高；历史学、古文字学、天文学等学科的研究也取得长足进展。因此，用多学科协作、联合攻关的形式研究三代年代的条件逐渐成熟，建立三代年代框架已成为可能。

7、能否以实例说明上述方法在解决年代方面的作用？ （上述方法是指C-14和树轮校正曲线：摘者注）

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西周时期年代，是"工程"中采用多学科联合攻关的重点之一。"工程"实施过程中，北京房山琉璃河墓地依墓葬所分的三期六段，提供了系列样品。三期代表了西周时期的早、中、晚期，分段是指每期遗存中还有相对早晚的遗存。它们的年代跨度从西周初至西周末。这些含碳样品用常规碳14方法测年，得到了与考古分期序列完全一致的年代序列：

西周早期(1) 1040─1006B.C.；
(2) 1015─950B.C.；
西周中期(3) 960─918B.C.；
(4) 935─850B.C.；
西周晚期(5) 852─810B.C.；
(6) 820─750B.C.。

从上述年代可以看到：西周时期的年代约当1040─750B.C.。这三期的年代早晚有序，与考古分期序列完全对应、没有矛盾。

诚然，就西周年代而论，靠一个地点测得的年代，还不足以作为西周年代立论的依据。因此在陕西长安的丰镐遗址、山西曲沃的天马──曲村遗址乃至琉璃河遗址的居住址等相关的西周时期遗存，也依它们的分期作了碳14测年。鉴于这几个地点的早中晚期能够对应起来，所得的年代与遗址的分期一致，也与琉璃河墓地早中晚期测得的年代一致，由此可以说明，依遗存的分期成果而构架的西周年代框架是可信的。

当然，上述年代之准确性，还需与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衔接而得以确认。天马──曲村遗址的晋侯墓地中的8号墓的测年解决了这个问题。

晋侯墓地的8号墓中出有晋侯苏编钟，钟铭上刻有"唯王三十又三年"的纪年。从随葬物品可以判断该墓为西周晚期遗存。但西周晚期诸王中在位超过三十年的只有厉王和宣王。那么，此墓究竟是厉王还是宣王呢？学者们的看法很不一致。

从墓中采选的木炭和骨头用常规碳14测年，经树轮校正曲线拟合后得到的日历年为808±8B.C.。这一年代与琉璃河墓地所分第三期(西周晚期)的年代范围没有矛盾。按《史记・晋世家》记载，晋侯苏死于周宣王16年，即公元前812年，与测年结果十分接近。但这一结果的价值，不只是解决了晋侯苏钟上所记的"唯王三十又三年"乃厉王之纪年，从而平息了一场争论；它还把"工程"中测得的西周年代框架与公元前841年自然地衔接起来。这就把"工程"建立的三代年代学框架，落在841B.C.这个基准点上，三代的年表将以此为基点往前延伸。足见碳14测年得到的年代，其可信度是很高的。

8、武王克商的年代涉及商周分界，这个年代碳14测年能解决吗？

武王克商的年代在三代年代中的位置十分重要，因为它涉及商周两代的分界。两千年来有不少学者对它进行研究，力图对这个年代有个准确的说法。但因以往的研究受材料与手段的局限，虽然提出了至少44种说法，均因证据不足而未能形成共识。这44种说法中，最早的为1130B.C.，最晚的为1018B.C.，前后相差112年。


"工程"启动以后，将这个问题作为重点，专门设有一个课题，组织各学科的学者进行攻关。根据考古学提供的年代信息，常规碳14测年提供的第一个日历年就是武王克商的年代范围。


1997年在丰镐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一组可以分期的典型文化层。最下层的窖穴(编号为H18)中出土许多文化遗物及木炭、兽骨和炭化小米；从陶器等遗物可判定是先周文化晚期遗存。它的上面分别叠压有西周初期的文化层(T1第4层)、西周早期的两个窖穴(H16、H11)、西周中期的两个窖穴(H8、H3)和文化层(T1第3层)。由于H18与第4层之间没有发现因自然原因堆积的地层，表明H18与第4层是当时的居民在此活动期间持续形成的。它们形成的时间应在武王克商事件的前后，或者说，武王克商事件发生在使用H18这个窖穴与第4文化层堆积形成的年代范围之内。考古学家从这一组单位中分别采选含碳样品，用常规碳14方法测得的年代、经拟合换算成日历年后，得到了它们所跨的年代为1050─1020B.C.，提出武王克商的历史事件，应在这一年代范围之内。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个系统工程。一个年代范围的正确与否，除了看这个年代的立论依据是否可靠外，还要看它与之相关的年代是否与之衔接或不矛盾？对此，可将它与相关专题测得年代进行对比，在比对中予以检验：

安阳殷墟第4期(商王帝乙、帝辛时期)的年代为1080─1040B.C.；
琉璃河西周初期的年代为1040─1006B.C.；
天马──曲村西周早期的年代为1020─970B.C.。

由上述不同地点测得的年代可以看到，它们之间前后衔接、没有矛盾。说明为解决武王克商的这一事件而测得的年代范围是可信的。

特别要提到的是：在整合过程中，曾有人提出武王克商的年代范围只有30年是否短了一些？为此，碳14课题组的同仁专门进行复核，先后提出了30多个假说进行演算，结果证明这个年代范围是不可推移的。

利用考古学家提供的年代信息，经碳14测年获得的武王克商的年代，虽然不能确指在哪一年，但给出的年代范围把原来的112年缩短为30年，这不能不说是个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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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将公元前1046年定为武王克商年的根据是什么？应该怎么看待这个年代？

武王克商年代范围的确定，为最后推定商周分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一绝对年代的提出，主要是依据文献中有关克商时的天象记录、由天文学家计算而提出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陕西临潼出土的一件青铜器(利簋)的铭文中，记录了武王征伐商纣的事迹。"武王征商，唯甲子朝"，明确记录了克商的那一天是甲子日，证明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克商那一天的干支"甲子"是正确的。"朝"字指早晨。"岁鼎克闻夙有商"句中的"岁"字，张政教授认为是岁星，即木星；"鼎"作"当"解，指岁星正当其位，即周的星土分野鹑火。

《国语・周语下》记有伶州鸠的一段话："昔武王克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把克商时的天象记的很清楚。天文学家根据所记的日月星辰的位置进行计算，得出了武王克商发生在1044.1.9B.C.和1046.1.20B.C.两个结果。这两个结论均有合理之处，差别在于对金文中使用的纪时词语(习称月相)的理解不同。鉴于1046B.C.说与推定西周王年时对纪时词语的理解一致，选用了这一结论。

武王伐纣是商周两代的分界，应有一个绝对年代来表示。在1050─1020B.C.这一范围内，可以选为武王克商年的还不止这两个年代。例如，有一种算法是取古本《竹书纪年》所记西周积年257年说，由平王东迁之年、公元前770年上溯257年，得公元前1027年为武王克商之年。这一说法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综合各种条件，特别是考虑到西周列王研究中的一些条件，选择1046B.C.说是几种说法中相对较好的一个。如果将来有新的材料证明其它说法比这个结论更为合理，届时可予以变更。

10、西周列王的年代是怎么推定的？

西周列王年代的推定，也是多学科交叉协作的产物。由于要对每个王世的在位时间有个具体的年代；而每个年代的确定，又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所以这项研究的难度是很大的。上面提到的北京房山琉璃河、山西曲沃的天马──曲村等西周遗址中，根据考古分期采选的碳样所作的碳14测年给出的年代，虽然不能直接给出每个王的年代，但早中晚期的划分也涉及王世。如西周早期包括武、成、康、昭四个周王；中期包括穆、共、懿、孝、夷五个周王；晚期为厉、共和、宣、幽诸王世。所以上述年代对具体王年的推定也是有意义的。

具体王年的推定，主要依据西周有铭青铜器中的纪年铭进行历日推算而给出的，有的则是根据文献资料进行天文学研究而确定的。前者是在考古学家对西周青铜器进行分期研究的基础上由天文学家进行演算后推定的。

在西周的有铭铜器中，有不少铜器都记有年、月、干支(日)和纪时词语等内容。但并不是每器中都记有这四个内容，只有约60件铜器的铭文中，有年、月、干支、纪时词语这四项内容。这次就以这些"四要素"齐全的铜器为素材，在分期的基础上推定王世、再作历日推算，以检验推论的可靠性并推算其年代。

在这"四要素"中，年、月、干支(日)是不难理解的，但加上"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这四个纪时词语，就有一个如何理解的问题了。以往将它们都称为月相，理解为每月中人们看到月亮时月面盈亏不同而分别用四个词称呼之，所以出现了四分说、定点说、二分二点说等不同解释。"工程"实施过程中按这些说法排入历谱进行推算，发现均有不合理之处。后据西周晚期铜器铭文进行归纳，提出以下认识：

初吉，出现在初一至初十。

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均为月相，"既"表示"已经"，"望"即满月，"霸"指月球的光面。既生霸指新月初见至满月；既望指满月后月面尚未明显亏缺；既死霸指月面亏缺到月光消失。目前推定的王年，就是按上述理解将四要素俱全的铜器铭文进行历日推算而提出来的。不过，上述理解虽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但仍有三件铜器排不进去。是铭文中的干支记错了还是上述解释有缺陷？只能留待以后发现新材料后再作进一步研究。同时，铜器铭文中记述的某王多少年，只说明他至少在位多少年，却难以断定他的实际在位年。但因无法搞清他的实际在位年，因此目前推定西周列王的在位年中，有的王年可能因新资料的出土而在未来的岁月中会有变动。不过，由于多学科协作而对各种可能作了详尽的研究与计算，它比以往的研究有不少改进、结论也更趋合理。其中，有些年代的推定还是有依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个系统工程，年代框架的建立，当然要有若干基点作支撑。

例如：古本《竹书纪年》中记有"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内容。所谓"天再旦"是指天亮了两次。有人认为是在天亮之际发生日食而引起的，并推算出这次日食发生在公元前899年4月21日。郑地在今西安附近，距西周时期的都城丰镐不远。1997年3月9日，我国境内发生本世纪最后一次日食，在新疆北部正好是天亮之际。为此，"工程"组织天文学家在那里布网实地观测，看到了日食前天色已明、日食发生后天色转黑、日食结束天色复明的全过程。从实地观测证明："天再旦"为日全食记录的说法是可信的；西周晚期懿王元年在郑地看到的天再旦天象是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的日全食的推算是正确的。这样，将懿王元年定为公元前899年是合理的。这一年代的推定，可以作为西周王年研究中的一个支点。

再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晋侯墓地中8号墓的年代的确定，可知晋侯苏钟所记的"唯王三十又三年"乃厉王的纪年。它说明厉王在位不会少于33年，可证《史记・卫世家》和今本《竹书纪年》所记厉王不足30年是错误的。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厉王为37年。另有一件善夫山鼎，它的铭文中铸有"唯三十又七年"的纪年。由这件铜鼎的形制、纹饰与颂鼎相近，属厉王时器，可证厉王37年说可信。今取共和当年称元说，厉王37年为841B.C.，则厉王元年为877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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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商后期的年代学研究中，甲骨文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商后期年代学研究中，主要依据殷墟文化分期(四期)和甲骨文分期(五期)的研究成果。我们从每期遗存中采选系列含碳样品进行碳14测年，所得年代数据经过拟合、换算成日历年后，得到两个与分期序列一致的年代序列。由于这两个分期序列中所断的王世可以对应起来，所以在两个年代序列的比对中，不仅可以建立商后期武丁至帝辛的年代框架，也可为推定武丁至帝辛的王年打下基础。


在几十年的研究过程中建立的甲骨文分期，每一期都可与商代王世对应起来：第一期为武丁时期；第二期属祖庚、祖甲时期；笫三期为廪辛、康丁时期；第四期为武乙、文丁时期；第五期为帝乙、帝辛时期。根据安阳殷墟发掘的文化遗存进行的分期(四期)，因一些单位中出有可以推断王世的甲骨卜辞，因而可推定其相应的王世：第一期的早段约当盘庚、小辛、小乙时期，晚段因伴出组、午组卜辞而推定为武丁早期；第二期遗存中出土铸有妇好、子渔等宾组卜辞中的人物，推断为武丁晚期，下限可到祖庚、祖甲二王世；第三期地层中出有康丁、武乙的卜辞，故推断与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同时；第四期则与帝乙、帝辛时期相当。因此，只要取样合格、测年的精度得到保证，所得的两个年代序列例应对应起来。"工程"实施过程中，在殷墟文化四期遗存中采集的碳样用常规碳14测年，得到的日历年代为：

第一期早段：1370─1260B.C.；
第一期晚段：1261─1239B.C.；
第二期 ：1255─1200B.C.；
第三期 ：1205─1070B.C.；
第四期 ：1087─1036B.C.。

依据甲骨分期所采的107个碳样，目前只测了三分之一，数据太少。由于制样方面的原因，有的数据还出现明显偏早的现象。所以，有关商王在位年的推定，还需等到测年工作全部完成后才能研究。不过，现已提供的年代序列，与常规碳14测定后建立的年代序列还是一致的，有关廪辛至文丁的年代与上述第三期的年代基本吻合，说明依据殷墟文化分期、用常规碳14测年方法建立的商后期年代框架，是合理而可信的。

12、天文学家利用天象记录在商后期年代学研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天文学在商后期年代学研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突出地表现在天文学家依据宾组卜辞中记录的五次月食，为推定武丁的年代作出了贡献。


宾组卜辞中记录的五次月食，都属发生后记录的验辞，它的可信度在学术界是公认的。宾组卜辞比组、午组卜辞略晚，其年代约在武丁时期或晚至祖庚之世。近二十年来，古文字学家在对甲骨文进行分期、分类研究方面有不少新进展，对这五次月食的先后次序也提出了一些看法，有些看法在一些学者中相当接近。这次在古文字学家的参与下，天文学家依以下排序而计算的年代最值得重视。这一组月食的年代为：

癸未夕月食 1201.07.12B.C.
甲午夕月食 1198.11.04B.C.
己未夕皿庚申月食 1198.11.04B.C.
壬申夕月食 1189.10.25B.C.
乙酉夕月食 1181.11.25B.C.


按这一组年代，可以推断武丁之世的年代范围为：
1. 1239─1181B.C.(即假设这五次月食都发生在武丁之世)；
2. 1250─1192B.C.(即为一些学者主张的壬申、乙酉两次月食发生在祖庚之世)。

由于月食发生的频率较高，世界上每个地方几乎每年都能见到一次月食，所以用月食计算年代比用日食计算年代的困难大得多。对上述五次月食的排列，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次序，必然会得出许多种不同的结果。为此，有关专题组对可能出现的情况都一一作了研究与计算。此外，己未夕皿庚申月食中的"皿"(向)字的释读，学者们有不同看法等等，这都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不过，武丁是个有名的君王，文献中对他在位59年多无异议。任何排序组合的年代范围只要超过59年，即可排除在外不予考虑。按文献记载，盘庚迁殷至商纣灭亡的总年数有273年、275年、253年、251年诸说，那么武丁至商纣的年代必少于275─251年。上面推定的武丁年代的可信度，将由克商之年上溯，少于上述总年而得以论定。再说，在1400─1160B.C.这一期间安阳可以看到的月食，其干支为甲午的月食最早为1229B.C.。因此，即使不采用新的甲骨分类排列月食次序，这五次月食中推定的年代即使只有一、两次是对的，武丁在位的年代范围也不会有大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以武丁时期的遗存进行测年换算成日历年后，其年代与月食计算所得的年代是一致的。前面已经谈到，武丁早期的一个年代为1250±11B.C.，武丁晚期至祖甲时的年代为1255─1200B.C.，说明用宾组卜辞中五次月食用天文学计算所得的年代是可信的、准确的。

武丁年代的推定，不仅解决了这一古代君王的在位年代，而且可以推定盘庚迁殷的年代不会超过公元前1300年。它还证明用文化分期提供的信息测得的武丁至帝辛的年代框架是合理的。这一年代框架的建立为武丁至帝辛诸王在位年代的研究确定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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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除了上述方法，历史学家在商王年祀的研究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历史学家依据甲骨文中黄组卜辞和晚商青铜器中记有时王年祀的材料，对晚商时期的周祭祀谱作了复原研究，就商代末年的文丁、帝乙、帝辛这三个商王的在位年作了推断。这也是一项有价值的探索。


近二十年间的研究表明，黄组卜辞是文丁、帝乙、帝辛时期的遗物。研究者以有关材料中年祀、月名、干支、祀典名、祖先名齐全的的那部分材料为基础，将没有年祀，但有月名、干支、祀典名、祖先名或单记其中一项内容的材料都收集一起。利用这145件资料，对商末三王的周祭祀谱作了复原研究。


从甲骨卜辞的内容可以看出，商代王室、贵族对祖先的祭祀极为重视。他们用五种祀典对上甲以后的祖先轮番地、周而复始地进行祭祀。这种祭祀还一个王世接着一个王世持续不断地进行，并在甲骨卜辞中记录下来。黄组卜辞中以五种祀典对祖先轮番祭祀一周需要36旬或37旬(二者基本上是相同安排的，但有时也有错漏或连续进行的)。由于两个周期与两个太阳年的时间相当，因此，利用卜辞等有关材料排出周祭祀谱，算出某一王世举行了多少个祭祀周期，理论上是可以推定某王的在位年数的。

经过排谱研究，得到了文丁时举行过11个36旬型周期、11个37旬型周期，总计22个祭祀周期，因而推测文丁在位22年。帝乙时也有11个36旬型周期和11个37旬型周期，共22个祭祀周期。但帝乙22祀与帝辛元祀不能接合，他的在位年当大于22年。帝辛时举行了13个36旬周期、21个37旬周期，合计34个周期。这里，36旬周期与37型周期的数量不等，原因何在，尚需研究。但34个祭祀周期的存在，提供了帝辛在位年或为34年的可能。

历史文献中对上述三个王世的在位年也有记载，如文丁有3年、13年等说；帝乙有9年、37年说；帝辛有33年、52年等说。但这些古籍的成书年代较晚，资料来源也不甚清楚。甲骨卜辞和金文材料均为商代遗存，是当时的记录，其可信度显然比前者要高。所以，借这些宝贵资料去研究商王的年代，应是我们研究时的首选方案。

甲骨文和金文中记载的某王几祀、月份、干支及祀典名等内容，其"隹王几祀"是指某王在位的第几年。商人使用的是阴阳合历，月份是大小月相间排列的，大月一般为30天，小月是29天，有连大月和闰月。在上述三个周祭系统中有的相当紧密，如帝辛二祀至十一祀的材料。已知这一期间没有十三月的记载，而有年中置闰的证据，表明月份与季节基本上是对应的。因此，为进一步检验上述推论的准确性，用天文方法将有关材料排入具体的历日之中，看看能否排进去或哪些年份的材料可以放进去。假如能够排入具体的历日之中，可以提供有关王年的具体日历年的参数。

由于周祭周期、干支周期与月份周期之间存在一定关系，所以两个祀年、月份、干支、祀典名和被祭先祖名齐全的材料之间相距的日数、闰月和闰旬数都可以推算出来。推算帝辛周祭系统的可能年代时，以十一条祀年、月份、干支、祀典名和被祭先祖齐全的材料为基点，对二祀至十一祀周祭祀谱在历日中的位置作了推算。推算结果，在1100─1050B.C.之间，帝辛元祀的可能年份有1100、1095、1090、1080、1075、1070、1065、1060B.C.等8个。基于克商年选定为1046B.C.，帝辛元祀为1075B.C.的话，则帝辛在位为30年。

用同样的方法对帝乙与文丁的材料作了推算。结果得出帝乙在位26年或36年两种可能。今取帝乙26年说，则帝乙元祀为1101B.C.。文丁在位年的推算，因材料较少，不能提供有价值的年代。

14、商前期和夏代的年代为什么没有像商后期和西周那样对王世有较明确的说法？

这是由于材料不足而造成的。在商前期和夏代年代学研究中，没有商后期中可以利用的大量甲骨卜辞；也没有西周时期有一批可供分期断代的有铭铜器和"四要素"齐全的铭文材料。这一状况，就决定了在商后期和西周年代学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不可能在夏代或商前期的年代学研究中使用。


夏与商前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也做得不少，有关分期基本上也被学术界同仁所认同。但是有两点与商后期和西周时期的考古是不同的。

1.
虽然夏代的世系(十四世十七王)在《史记・夏本纪》中记得很清楚；商前期自成汤至盘庚诸王世系在《史记・殷本纪》中也交代得很明白，但因夏与商前期考古遗存中缺乏上面提到的可以推断其王世的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资料，使有关分期不能像商后期或西周时期的那样，与王世直接联系起来。由此而来的是，依据文化分期提供的含碳样品在作碳14测年、换算成日历年代后，这些年代也不能与王世联系起来。


2.
对考古学文化的属性和某些分期的认识在学术界未获共识。诸如：是根据文献中记载的夏、商古都去推定考古学文化的族属、进而推定哪些是夏文化、哪些是早商文化？还是用考古方法从已知的考古学文化中进行分析，去划分夏商文化的分界，进而去论定哪种考古学文化是夏代文化？夏代文化与商代文化是同源还是各有源头等等，目前都存在分歧。在缺乏文字等实证的情况下，这些分歧无法得到统一。在夏代和商代的分界还未解决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就它们的王年等开展研究。基于上述原因，在"工程"的可行性报告中，有关夏代和商代前期在年代学研究中的目标与要求，跟商后期和西周的目标与要求有所不同，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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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目前公布的夏代与商前期年代框架是怎么推定的？

为了保证碳14测年的高精度，物理学家们对古代遗留下来的的树木，按年轮取样后分别进行测年，其最外缘的年代应为该树死亡的年代，借此可推定与它共存的文化遗存的年代。由于从古代树木的年轮中取样，它的系列样品与建立树轮校正曲线的依据同为树木之年轮，拟合时的精度高，所以它的年代可视为年代框架的重要支点。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中所用木椁的椁板外缘测得的年代就是一例。在郑州商城发掘的一口水井中用作井架的古木，因长期泡在水中，古木的保存情况极佳，有的部位还能看到树皮。采集后用不同树轮的样品作碳14测年、经树轮校正曲线拟合换算成日历年，判定古树的砍伐年代为1400±8B.C。根据考古分期，水井属二里岗上层一期。这样，用这口水井井架测得的年代，可以推定二里岗上层一期遗存的年代。它作为商前期年代的一个基点，对检验其它年代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学术界对在河南偃师和郑州发现的两座城址均属商代前期的城址的认识甚为一致，所以把这两座城址作为研究商前期年代的对象是不错的。"工程"实施过程中将这两座城址列入专题，对它们的文化遗存作了分期研究，并分别采选系列含碳样品进行碳14测年。测年组将碳14年代换算成日历年后，得到了两个与分期序列一致的年代序列。郑州商城的年代为：

二里岗下层一期：1580─1478B.C.；
二里岗下层二期：1485─1415B.C.；
二里岗上层一期：1429─1392B.C.；
二里岗上层二期：1390─1210B.C.；
偃师商城的年代为：
第一期一段：1600─1560B.C.；
第一期二段：1532─1486B.C.；
第二期一段：1500─1461B.C.；
第二期二段：1467─1387B.C.；
第三期 ：1380─1260B.C.。

这两个商城的分期是相对一致的。即从考古分期的角度判断，偃师商城第一期二段至第三期，与二里岗下层一期至二里岗上层二期遗存的面貌、特征相对一致，它们的年代也应相当。这样，它们的年代与分期是否一致，可以在比对中进行检验。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这两个年代序列与分期是相对一致的，因而都是合理的。


作为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偃师二里头遗址的测年结果也已给出，它们的年代为：
第一期：1780─1730B.C.；
第二期：1740─1590B.C.；
第三期：1610─1555B.C.；
第四期：1564─1521B.C.。
上述三个城址的年代都已给出，它们的年代早晚已经清楚，有关夏商的分界应在那里划分的问题就摆在面前了。

关于夏商的分界，学术界的看法存在严重分歧。这些看法涉及夏代文化的内容，即哪些遗存是夏代文化的问题。目前对夏商分界的看法有：
1. 二里岗下层一期为商文化，二里头一至四期为夏代文化；
2. 二里头四期和二里岗期均为商文化，二里头一至三期为夏代文化；
3. 二里头三、四期和二里岗期均为商文化，二里头一、二期为夏代文化；
4. 二里头二至四期均为商文化，二里头一期为夏代文化。

鉴于上述看法的不同，有将夏商文化的分界有划在二里头四期至二里岗期之间的；有的划在二里头三、四期之间；有的划在二里头二、三期之间；也有人划在二里头一、二期之间。从上面的年代可以看出，三个地点的年代是合理的；那么夏商分界以第3种意见为合理，即应在二里头文化的第二、三期之间划分夏商的分界。二里头文化第三、四期遗存的年代已进入商代纪年，1、2两种看法的立论，显然缺乏年代学依据。


但因种种原因，对此没有形成共识。因此，目前的夏商分界是以1046B.C.为基点，用文献所记的商代积年上推、取整估定的。商的积年有576年和496年等说，取前者为1622B.C.；取后者则据《通鉴外纪》注所引是"二十九王"，缺帝乙、帝辛二王。按商后期年代研究课题组推算商末这二个君王的年代为26年和30年，合计为56年，则商积年为526年。由1046B.C.上推526年为1572B.C.，现取整估定为1600B.C.。


夏商分界不能解决，夏的年代就更难推定。目前采用的年代是从1600B.C.上推，加上夏的积年来估定。夏代积年有471、472、431、432年等说法。后两种说法有人指出系未计羿、寒浞代夏的"无王"阶段所致。故取471年说，为2071B.C.。取整估定采2070B.C.年说。应该说，无论是1600B.C.还是2070B.C.，这两个年代都是估定的。它们虽有合理的成分，但还需在今后的年代学研究中继续探索研究。一旦夏商分界的问题得到解决，对夏代文化的认识有了共识，那时将会提出更合理、可信的年代学结论。

16、历史学与天文学在夏代年代学研究方面发挥什么作用？

在开展夏代年代学研究时，也设立专题对文献中记载的仲康日食和夏时五星聚的内容进行研究。

关于仲康日食，《左传》昭公十七年引《夏书》记有当时的天象：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史记・夏本纪》和《尚书・胤征》也记有此事。长久以来，这条记录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自梁代虞邝认为这次日食发生于仲康元年以来，已有13种说法。"工程"设有专题对这13种说法进行了复核与验算，发现都有问题。经计算，在2250─1850B.C.之间，在今河南洛阳地区可以看到的大食分日食有11次，其中2043.10.3B.C.、
2019.12.6B.C.、1970.11.5B.C.、1961.10.26B.C.这四次均可作夏初年代的参考。

关于禹时五星聚的记载，见于《太平御览》卷七引《孝经钩命诀》："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有学者计算1953.2.26B.C.有一次很好的五星聚会。"工程"设有专题对此也进行了核算，证实这一天发生的五星聚会是迄今5000年中最难得的一次。土星、木星、水星、火星和金星在这一年2月中旬至3月初的黎明时分，每天都在东方地平线上排成一列。1953.2.26B.C.这一天五大行星之间的角距小于4度，是难得一见的奇异壮观的天象。大概这一天象在古代先民的记忆中印象十分深刻，因而被流传后世。因此，上面推算的年代，对估定夏初年代也有参考价值。


由于这两条记载均出自后世文献之中，与安阳殷墟出土的宾组卜辞中五次月食的价值自不能相提并论。这是"工程"没有将它作为推定夏初年代依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