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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晋侯墓、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看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演绎与积淀
艾斐
中华文化是丰富多彩、源远流长的。它与古埃及文化、古巴比伦文化、古希
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古印度文化等，共同创造了人类的古代文明。但是，从严
格的意义上说，在这诸多古代文化中，真正延续不断承传下来，并在现代条件下
得以发扬光大的，却只有中华古代文化。我们常常说的五千年中华文明，即由此
而来。
确乎，中华民族作为华夏子孙，其文化与文明的历史又何止五千年？但现在
的问题是对任何历史的评骘和认定，都需要有相应的考古发现和古代实物作支撑
，作印证。缺乏这种支撑和印证的历史，不仅是乏力的，而且也是国际上不予承
认的。我们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就受到这样的质疑和挑战。因为在这五千年
中，有考古成果支撑和印证的仅有二千余年，再往上靠，也顶多只能靠到濒于三
千年。应当说，安阳殷墟的发掘及其出土文物在印证这二千年至三千年的文明历
史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和决定性的。但再往上溯，就又被历史的玄秘和雾晕所笼罩
，亟待得到考古新成果的佐证。
山西侯马地区的晋侯墓发掘和陶寺遗址的发掘恰恰填补了这一考古空缺，以
有力的证据为玄虚的历史进行了实物的诠释，使五千年中华文明得到了不容置疑
的考古坐实。其意义是非同小可的。应当说，这是考古史上的一次巨大的突破，
当然就更是一次历史的大发现了。
在中国的历史上，初元先帝及尧、舜、禹等，虽然被当作历史人物看待，但
实际上关于他们却只有传说故事，没有考古成果作见证。在这种情况下，严格说
来是不能够作为历史人物看待的。其所处的时代也是不应当作为历史的。另外，
在中国历史中，关于春秋、战国的人物和事迹虽然很多，但它们基本上是从《左
传》、《史记》、《封神演义》等历史和文学著作中演绎出来的，同样也缺乏考
古成果的佐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晋侯墓，到陶寺遗址的发掘及其丰富的考
古成果，便具有拂拭尘埃、辉耀历史的积极作用。
先说晋侯墓的考古发掘及其在历史演进中的重要作用。
晋侯墓遗址位于今山西省曲沃县曲村。由于晋国建制始于西周初年的“叔虞封
唐”及其后的叔虞子燮父易唐为晋，所以晋国便成为西周时期最早的诸侯国。这个
晋国的封地正在山西曲沃一带，晋国的许多重要活动也都发生在这里，遂使曲沃及
与之毗邻的侯马成为晋文化荟萃和出土最集中的地区，先后在这里发现了晋都新田、侯马盟书、晋国侯马遗址等。应当说，对晋侯墓的考古发掘是这一系列考古发掘中最为重要和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次考古发掘。因为此次发掘所获得的成果不仅时间早、规模大，而且地下文物丰富。特别是在1992年和2000年的两次发掘中所获甚丰。已发掘出的9代晋侯及其10个夫人墓葬，从时间上说大体在公元前600-900年间， 比陕西临潼的秦始皇兵马俑还早了至少606年。其9个晋侯是从第二代开始一直到第十代的，其中有一个晋侯是由两位夫人陪葬的。更令人纳罕的是，在第二代晋侯墓侧发掘出一个巨大的车马坑，大量的马匹俯仰纵跃，引颈仄身、相互叠压、彼此践踏的惨状，令人目不忍睹。显然，当年这些活生生的马是作为晋侯的殉葬品而被强赶入坑中，然后活活被埋掉的。据发掘人员说，刚发掘出这马坑时，在下坑的半坡上还有一匹头朝上的马，那显然是在从坑中往上跑的过程中被土埋住的。比这些晋侯们晚606年的秦始皇显然要开明得多，他不用活马陪葬， 而是用兵马俑陪葬，这不啻不是一种文明和进步。
毫无疑问，晋侯墓的发掘及其丰富的考古成果，为西周初年的历史提供了极
具说服力的文物佐证，使中国的古代文明从考古学的意义上已坐实到了2700年以
上，与殷墟的考古成果在历史学的意义上进行了很好的衔接，可谓珠联璧合。正
因为其意义重大，所以曲村晋侯墓遗址及其车马坑，已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与晋侯墓和车马坑遗址相比，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意义更加重大，因为它以
实物作见证直将中国的文明史向前推到了公元前2500年，并因此而使中华民族的
五千年文明得到了考古学意义和历史学意义上的双重认定。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
事件。中华五千年文明从此不再是在传说和史实相结合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而
着着实实成为有考古成果相佐证的历史事实了。
尧、舜、禹三代文明的发祥地都在山西晋南地区，尧都平阳（今临汾市），
舜都蒲坂（今永济市），禹都安邑（今运城市）。尧、舜、禹在晋南地区的活动
尽管留下了诸多遗迹，如庙宇、坟、传说等，但真正的考古实物发掘却是没有的
。如今，陶寺遗址的发掘及在发掘中出土的大量文物，第一次从考古学意义上证
明了尧、舜、禹文明的实际存在。因为陶寺遗址在时间和地域上恰恰与尧舜文明
相对应，其所有出土的文物和遗址都是尧舜时代的生产和生活记录。它使我们相
信，尧、舜、禹的活动范围就在晋南一带，史称舜即位到“中国”，这个“中国
”也就是今天的晋南。在陶寺考古发掘中，大量实物都证明了在尧、舜时代，已
经产生了社会等级，有了阶级差别，并出现了铜器、文字、礼制和初级的农耕技
术，出现了祭祖活动，出现了初具规模的城池和屋舍、寺庙、水井、殿堂等建筑
。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尧舜时代，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独具的文
化要素和开始跨入了文明的门坎。都邑，往往是历史和时代文明的集中体现，在
陶寺考古发掘中，除了大量文物之外，还有都邑遗址。这些都邑尽管距今已有4500
年以上的历史，但它们却基本上具备了作为都邑的各种必备要素。灿烂的古代文
明，已经在这些都邑遗址上形成了厚厚的文化积淀。
陶寺遗址所反映的历史时代，大体上在公元前2500-2100年间，这个时间段与考古史上的龙山时代相对应，也正是典型的尧舜时代。特别是陶寺遗址中发掘出土的铜铎、礼器、文字残片、城池与墓葬，已清楚地反映了尧舜时期的国家形态以及经济和文化状况，都邑的大小和建筑格局、墓葬的规格和陪葬品的种类与数量等，都清楚地表明了当时已有了国家机器，有了阶级分化，有了官职、军队、祭祀活动、刑罚、礼仪等。所有这些，从尧到舜，经历了从雏形到发展，从萌芽到完备的过程。当时，虽然已有了阶级分化，有了等级和礼仪，但君王并不专制，并不霸权，礼贤纳谏之风十分盛行。作为华表的前身的诽谤术，就是尧时兴起的，为的是广纳嘉言、广聆诤谏，既让老百姓有话可以说，又使君王能够及时揣摩民意，集广智而兴国事。
据《尚书・尧典》记载，现在通行的“农历”，就是尧时观察天象、总结实践经验之后钦定下来的。凿井汲水，也是尧时为了替百姓除旱纾难而发明的。尧不仅自己生活俭朴，勤谨持政，而且四处访贤，奉行禅让。正是由于帝尧晚年将帝位让给了贤能之舜，才使尧开辟的事业得到了更新更大的发展，才有了至今被后人称颂的尧天舜日之盛誉，明君弘政之大业。尧不仅将帝位传让给舜，而且也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均嫁给舜为妃，都是因为仰慕舜的才能与贤德，这反映了尧的民主思想和先进的人才观与权力观。
陶寺遗址虽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开始了发掘工作，但对陶寺城址的寻找则
是从1999年开始的，并由此而使陶寺发掘获得了突破性的巨大成就。它以确凿的
实物让人们相信：一、陶寺遗址是“万邦并立时代”的陶寺文明的典型代表，也
是这一时代的最大的城址。二、陶寺遗址所代表的文化与文明，具有从酋邦社会
向早期国家社会过渡的显著特征。三、陶寺遗址以铜铎、礼仪、祭器、文字、墓
葬、都邑等，对悠久的中华文化与文明进行确证与定格。四、陶寺遗址将中华文
化与文明的历史上溯了1400余年，遂使五千年中华文明从此获得了考古学的支撑
和实物的确证。
历史，就是对已往的生活与时代的事实裁定与文化评骘。而晋南，就是这历
史的源头和文化的亮点。无论从历史学的意义上、文化学的意义上、考古学的意
义上和文献学的意义上说，晋南都是“中国”的源头。以晋南为中心延及关中与
豫西，就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黄帝炎帝初起于此，尧、舜、禹躬耕启政于此，
“晋文化”发源于此，“春秋争霸晋为先，战国七雄晋有三”。正是在这片古老
的土地上，旧石器时期的遗迹有300余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有上千处之多，均
为全国之冠，世界罕见。特别是晋侯墓――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更以无可
置疑的事实，向全世界确证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真实与可信，实乃蕴储殊丰，功
德殊敦，贡献殊大！
悠悠岁月，泱泱中华，灿烂历史，辉煌文化，见诸“晋侯”，亮相“陶寺”
，五千文明，从此定格。
《大地》 〔２００２年 第１８期〕
艾斐
中华文化是丰富多彩、源远流长的。它与古埃及文化、古巴比伦文化、古希
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古印度文化等，共同创造了人类的古代文明。但是，从严
格的意义上说，在这诸多古代文化中，真正延续不断承传下来，并在现代条件下
得以发扬光大的，却只有中华古代文化。我们常常说的五千年中华文明，即由此
而来。
确乎，中华民族作为华夏子孙，其文化与文明的历史又何止五千年？但现在
的问题是对任何历史的评骘和认定，都需要有相应的考古发现和古代实物作支撑
，作印证。缺乏这种支撑和印证的历史，不仅是乏力的，而且也是国际上不予承
认的。我们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就受到这样的质疑和挑战。因为在这五千年
中，有考古成果支撑和印证的仅有二千余年，再往上靠，也顶多只能靠到濒于三
千年。应当说，安阳殷墟的发掘及其出土文物在印证这二千年至三千年的文明历
史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和决定性的。但再往上溯，就又被历史的玄秘和雾晕所笼罩
，亟待得到考古新成果的佐证。
山西侯马地区的晋侯墓发掘和陶寺遗址的发掘恰恰填补了这一考古空缺，以
有力的证据为玄虚的历史进行了实物的诠释，使五千年中华文明得到了不容置疑
的考古坐实。其意义是非同小可的。应当说，这是考古史上的一次巨大的突破，
当然就更是一次历史的大发现了。
在中国的历史上，初元先帝及尧、舜、禹等，虽然被当作历史人物看待，但
实际上关于他们却只有传说故事，没有考古成果作见证。在这种情况下，严格说
来是不能够作为历史人物看待的。其所处的时代也是不应当作为历史的。另外，
在中国历史中，关于春秋、战国的人物和事迹虽然很多，但它们基本上是从《左
传》、《史记》、《封神演义》等历史和文学著作中演绎出来的，同样也缺乏考
古成果的佐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晋侯墓，到陶寺遗址的发掘及其丰富的考
古成果，便具有拂拭尘埃、辉耀历史的积极作用。
先说晋侯墓的考古发掘及其在历史演进中的重要作用。
晋侯墓遗址位于今山西省曲沃县曲村。由于晋国建制始于西周初年的“叔虞封
唐”及其后的叔虞子燮父易唐为晋，所以晋国便成为西周时期最早的诸侯国。这个
晋国的封地正在山西曲沃一带，晋国的许多重要活动也都发生在这里，遂使曲沃及
与之毗邻的侯马成为晋文化荟萃和出土最集中的地区，先后在这里发现了晋都新田、侯马盟书、晋国侯马遗址等。应当说，对晋侯墓的考古发掘是这一系列考古发掘中最为重要和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次考古发掘。因为此次发掘所获得的成果不仅时间早、规模大，而且地下文物丰富。特别是在1992年和2000年的两次发掘中所获甚丰。已发掘出的9代晋侯及其10个夫人墓葬，从时间上说大体在公元前600-900年间， 比陕西临潼的秦始皇兵马俑还早了至少606年。其9个晋侯是从第二代开始一直到第十代的，其中有一个晋侯是由两位夫人陪葬的。更令人纳罕的是，在第二代晋侯墓侧发掘出一个巨大的车马坑，大量的马匹俯仰纵跃，引颈仄身、相互叠压、彼此践踏的惨状，令人目不忍睹。显然，当年这些活生生的马是作为晋侯的殉葬品而被强赶入坑中，然后活活被埋掉的。据发掘人员说，刚发掘出这马坑时，在下坑的半坡上还有一匹头朝上的马，那显然是在从坑中往上跑的过程中被土埋住的。比这些晋侯们晚606年的秦始皇显然要开明得多，他不用活马陪葬， 而是用兵马俑陪葬，这不啻不是一种文明和进步。
毫无疑问，晋侯墓的发掘及其丰富的考古成果，为西周初年的历史提供了极
具说服力的文物佐证，使中国的古代文明从考古学的意义上已坐实到了2700年以
上，与殷墟的考古成果在历史学的意义上进行了很好的衔接，可谓珠联璧合。正
因为其意义重大，所以曲村晋侯墓遗址及其车马坑，已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与晋侯墓和车马坑遗址相比，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意义更加重大，因为它以
实物作见证直将中国的文明史向前推到了公元前2500年，并因此而使中华民族的
五千年文明得到了考古学意义和历史学意义上的双重认定。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
事件。中华五千年文明从此不再是在传说和史实相结合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而
着着实实成为有考古成果相佐证的历史事实了。
尧、舜、禹三代文明的发祥地都在山西晋南地区，尧都平阳（今临汾市），
舜都蒲坂（今永济市），禹都安邑（今运城市）。尧、舜、禹在晋南地区的活动
尽管留下了诸多遗迹，如庙宇、坟、传说等，但真正的考古实物发掘却是没有的
。如今，陶寺遗址的发掘及在发掘中出土的大量文物，第一次从考古学意义上证
明了尧、舜、禹文明的实际存在。因为陶寺遗址在时间和地域上恰恰与尧舜文明
相对应，其所有出土的文物和遗址都是尧舜时代的生产和生活记录。它使我们相
信，尧、舜、禹的活动范围就在晋南一带，史称舜即位到“中国”，这个“中国
”也就是今天的晋南。在陶寺考古发掘中，大量实物都证明了在尧、舜时代，已
经产生了社会等级，有了阶级差别，并出现了铜器、文字、礼制和初级的农耕技
术，出现了祭祖活动，出现了初具规模的城池和屋舍、寺庙、水井、殿堂等建筑
。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尧舜时代，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独具的文
化要素和开始跨入了文明的门坎。都邑，往往是历史和时代文明的集中体现，在
陶寺考古发掘中，除了大量文物之外，还有都邑遗址。这些都邑尽管距今已有4500
年以上的历史，但它们却基本上具备了作为都邑的各种必备要素。灿烂的古代文
明，已经在这些都邑遗址上形成了厚厚的文化积淀。
陶寺遗址所反映的历史时代，大体上在公元前2500-2100年间，这个时间段与考古史上的龙山时代相对应，也正是典型的尧舜时代。特别是陶寺遗址中发掘出土的铜铎、礼器、文字残片、城池与墓葬，已清楚地反映了尧舜时期的国家形态以及经济和文化状况，都邑的大小和建筑格局、墓葬的规格和陪葬品的种类与数量等，都清楚地表明了当时已有了国家机器，有了阶级分化，有了官职、军队、祭祀活动、刑罚、礼仪等。所有这些，从尧到舜，经历了从雏形到发展，从萌芽到完备的过程。当时，虽然已有了阶级分化，有了等级和礼仪，但君王并不专制，并不霸权，礼贤纳谏之风十分盛行。作为华表的前身的诽谤术，就是尧时兴起的，为的是广纳嘉言、广聆诤谏，既让老百姓有话可以说，又使君王能够及时揣摩民意，集广智而兴国事。
据《尚书・尧典》记载，现在通行的“农历”，就是尧时观察天象、总结实践经验之后钦定下来的。凿井汲水，也是尧时为了替百姓除旱纾难而发明的。尧不仅自己生活俭朴，勤谨持政，而且四处访贤，奉行禅让。正是由于帝尧晚年将帝位让给了贤能之舜，才使尧开辟的事业得到了更新更大的发展，才有了至今被后人称颂的尧天舜日之盛誉，明君弘政之大业。尧不仅将帝位传让给舜，而且也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均嫁给舜为妃，都是因为仰慕舜的才能与贤德，这反映了尧的民主思想和先进的人才观与权力观。
陶寺遗址虽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开始了发掘工作，但对陶寺城址的寻找则
是从1999年开始的，并由此而使陶寺发掘获得了突破性的巨大成就。它以确凿的
实物让人们相信：一、陶寺遗址是“万邦并立时代”的陶寺文明的典型代表，也
是这一时代的最大的城址。二、陶寺遗址所代表的文化与文明，具有从酋邦社会
向早期国家社会过渡的显著特征。三、陶寺遗址以铜铎、礼仪、祭器、文字、墓
葬、都邑等，对悠久的中华文化与文明进行确证与定格。四、陶寺遗址将中华文
化与文明的历史上溯了1400余年，遂使五千年中华文明从此获得了考古学的支撑
和实物的确证。
历史，就是对已往的生活与时代的事实裁定与文化评骘。而晋南，就是这历
史的源头和文化的亮点。无论从历史学的意义上、文化学的意义上、考古学的意
义上和文献学的意义上说，晋南都是“中国”的源头。以晋南为中心延及关中与
豫西，就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黄帝炎帝初起于此，尧、舜、禹躬耕启政于此，
“晋文化”发源于此，“春秋争霸晋为先，战国七雄晋有三”。正是在这片古老
的土地上，旧石器时期的遗迹有300余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有上千处之多，均
为全国之冠，世界罕见。特别是晋侯墓――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更以无可
置疑的事实，向全世界确证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真实与可信，实乃蕴储殊丰，功
德殊敦，贡献殊大！
悠悠岁月，泱泱中华，灿烂历史，辉煌文化，见诸“晋侯”，亮相“陶寺”
，五千文明，从此定格。
《大地》 〔２００２年 第１８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