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半世纪之恸:数百婴儿失踪 修女参与拐卖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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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半世纪之恸:数百婴儿失踪 修女参与拐卖
2011年08月02日 15:40:35  来源: 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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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们往往还没有见过自己“死亡”的孩子,孩子就被医院“埋葬”了

  7月15日,广东、广西警方同时行动,一举捣毁集拐骗、运输、贩卖于一体的以越南籍犯罪嫌疑人为主的“6·8”特大跨国拐卖儿童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9名,解救被拐婴儿8名。犯罪团伙的猖狂震惊世听。在西班牙,婴儿失踪事件也在牵动人心。在悲恸家长的敦促下,法官正在受理数百桩几十年前的婴儿失踪遗案。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这些失踪案始于佛朗哥专制统治时期,开始是为了报复左派支持者,当局诱拐他们的新生儿卖给他人收养。之后,这股“拐卖潮”发展成一个“产业”,医生、护士甚至修女勾结作案,背后可能有一张肮脏的犯罪网络。

  1

  迟到了的集体诉讼

  7月初,现年78岁的康塞普西翁·罗德里戈·罗梅罗向法庭提起诉讼,要求寻找自己40年前失踪的新生婴儿。和其他上千名提起类似诉讼的父母一样,她渴望了解历史真相,以打开纠缠自己几十年的一个心结。

  罗德里戈·罗梅罗是一个裁缝,1971年在塞维利亚一家医院早产生下一个男婴。医生对她说,孩子虽小,但“身体状况良好,很快可以变得强壮”。此后,这名医生消失了,罗德里戈·罗梅罗也再没见过自己的孩子。两天后,医院另一名医生告诉她的丈夫,孩子被送到另一家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可惜夭亡了。

  这名医生说,第二家医院已将孩子埋葬,就葬在塞维利亚圣费尔南多公墓一个无名墓穴里。

“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一直认为,我的儿子是被盗走的,”罗德里戈·罗梅罗说。

  今年1月底,一个名叫Anadir的组织代表失踪孩子家庭,向西班牙法庭提起首宗婴儿失踪案诉讼。大法官坎迪多·孔德-蓬皮杜6月18日宣布,已调查849宗婴儿失踪案,其中162宗可以归为刑事案件,因为有证据显示涉案婴儿是被拐卖的。

  由于大多数案件已超过诉讼期,律师们正在讨论是否应通过特殊法律条例来审理这些案件。历史上曾有过先例。2008年,西班牙著名法官巴尔塔萨·加尔松宣布对佛朗哥时代遗案展开延期调查,追究佛朗哥是否曾下令将数千名婴儿从他们的母亲身边夺走,因为这些母亲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是共和党的支持者。

  婴儿失踪案从1950年延续到1990年,佛朗哥1975年死后依然持续发生。目前尚不知晓政府官员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2

  疑为犯罪网络所为

  孔德-蓬皮杜说,目前无法预测还将有多少婴儿失踪案浮出水面,它们可能与有组织犯罪网络有关。他没有详细阐述,只是不相信如此“海量”诱拐案件只是“单个组织”所为。

  Anadir组织主席安东尼奥·巴罗索说,他相信,这些年来,西班牙已成为国际贩卖儿童犯罪团伙的一个交易中心,无数新生婴儿在这里被卖到国外各个收养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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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缎带是当年失踪男婴系的,粉色的是失踪女婴系的

  现年42岁的巴罗索于去年成立Anadir组织。当时,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自己是被收养的。于是,他偷偷获取“母亲”的DNA样本,经检测,与自己的样本不相符合。在他的质问下,“母亲”承认自己花钱从一名修女处买了一个婴儿,并将这个秘密保守了几十年。

  后来,巴罗索一直在追踪那名修女的下落,得知她曾在一家妇产医院工作过。巴罗索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是那名修女和医院其他几名员工,此案尚未开庭。如今,他仍在执着地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据Anadir介绍,已有一些被收养的人成功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随着越来越多父母加入到追诉婴儿失踪遗案的大军中,社会上涌现出不少与Anadir有着同样宗旨的组织。他们呼吁更多律师投身到这一公益事业中。

  今年6月,在西班牙的拉利内阿-德拉康塞普西翁举行了首次墓地挖掘工作,有证据显示,那里曾埋葬过新生婴儿。马德里地方法院表示,庭审时需要医院工作人员,包括曾做过护士的修女等出庭作证,向法庭说明涉案婴儿的去向。

  在巴罗索一案中,一些修女已承认参与拐卖婴儿,但没有证据证明她们是一个犯罪网络的一分子。对此,罗马天主教堂尚未做出任何评论。

马丁和女儿安娜相信,安娜的妹妹出生后就被偷走了,当时她们的妈妈刚因难产过世。马丁和安娜坚信,某个家庭里有个女孩长得就和安娜一般模样。

  3

  医疗记录疑点重重

  马德里一家公司从今年1月起,为700多名涉案人员建立了一个DNA库。但即便有DNA检测技术,检察官们仍面临诸多困难,因为涉案婴儿的医疗记录往往不够齐全,甚至互相矛盾。

  多洛雷斯·迪亚兹·塞尔帕称其1973年出生的孩子失踪了,当年的医疗记录是案件的核心环节。她说,怀孕时,一名医生对她说,她怀的是一对双胞胎。结果,护士告诉她生的是一个女儿,没有什么双胞胎。对此,她一直怀疑护士在撒谎。后来,她听说另一对父母在调查失踪的新生婴儿,于是她要求医院出具女儿的出生记录副本。她发现,记录上写的是一名男孩。

  “医院表示,这只是一个管理上常犯的错误,可是这么多年来,没有人告诉我真相是什么,”迪亚兹·塞尔帕说。

  还有一些夫妇,如塞维利亚的华金·塞斯·纳兰霍和曼努埃拉·桑切斯·辛塔多已提起多宗诉讼。他们分别在1972年和1985年两次在可疑的情况下丢失孩子。

  1985年的案件中,桑切斯·辛塔多说,医生在给她做了一个超声波扫描后,祝贺她怀了一个男孩。生产后,有人告诉她,孩子被送到一间特殊病房处理“一个小问题”,而她的丈夫则被单独告知,他们的女儿已死。


Anadir组织主席巴罗索自己就是一名受害者

  “我明明怀了一个男孩,却被人换成一个死亡女婴,”桑切斯·辛塔多说,“这个故事实在荒唐,就好像医生对我说,我断了肘,却在我的手腕上动手术。”

  和其他父母一样,塞斯·纳兰霍现在非常后悔当初接受了医生建议,说不去见孩子尸体对他和妻子都有好处。于是,他只是去塞维利亚的圣费尔南多公墓参加了孩子的葬礼。

  今年7月初,他重返公墓,墓地工作人员对他说,遗体已在10年前被迁走,具体地点不详。

  在调查中,一些悲伤的父母说,他们之所以允许医院处理婴儿埋葬事宜,是因为他们的保险单不涵盖这项费用。另一些人称,尽管他们心存疑虑,却因无知而不敢向医务人员提出质疑。

  在佛朗哥统治时期及之后一段时间里,“你不敢质疑官员对你说的话,”前土豆加工厂工人玛利亚·鲁伊萨·普罗·罗德里格斯说。她的孩子1976年在马拉加一家医院遭拐卖。“很幸运,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可以对所见所闻发出质疑的社会,”她说,“我现在吸取了这个苦涩的教训,我已做好准备,尽一切所能,找到事实真相。”·唐昀·(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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