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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在很多人记忆中读小学时上的 “劳动课”，如今成了湖南省衡阳市所有党政干部要上的“必修课”。今年3月以来，衡阳市为了治理干部队伍“庸懒散”，专门出台政策将“劳动”纳入对干部的考核，干部年终在述职、述廉的同时，还要“述劳”，并在市县两级党校培训中增设“劳动课”。衡阳市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的做法在网络上也激起了热烈讨论。
用“劳动课”赶干部下基层
衡阳市出台的“干部参加劳动锻炼制度”规定，市、县两级机关干部每年劳动时间不少于10天，乡镇机关干部每年劳动时间不少于24天。为了将这一制度落到实处，衡阳市把干部是否参加劳动作为干部作风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的考核内容，年底要求机关干部不仅述职、述廉，还要“述劳”。为了防止搞形式、走过场，干部劳动要接受群众评议，劳动记录要由群众签字认可。
此外，衡阳市规定市、县委党校对干部的培养学习强化劳动元素，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学习理论，三分之一的时间开展社会实践，还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劳动。
“这是衡阳市新形势下加强群众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衡阳市委书记张文雄说。他认为，现在的机关干部不缺文化、文凭与理论知识，但缺乏对基层劳动人民的感情。衡阳市建立劳动制度，是要通过这种形式把干部“赶”到基层，“赶”到群众中去，让他们体察民情、换位思考，增强对基层的感性认知，在情感上增进对群众的了解，在作风上更加贴近老百姓，把为基层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变成公职人员的自觉、自发的行动。
衡阳市委党校负责人介绍，衡阳市委党校每年培训600至800名干部。为了加强他们劳动培训，党校专门购买了60多套农具和一批雨鞋、草帽、手电筒等。市委党校初步在郊区农村和一些工厂建立了固定的劳动教学点，这些教学点既便于劳动，也便于接近和了解群众。
衡阳市规定，干部下基层劳动要自带经费、自带铺盖、自带资料、自带工具，根据群众需求参加劳动，并接受群众评议认可。据统计，今年以来，衡阳市各级公职人员总计10万余人深入田间地头，人均参加劳动3天以上，帮助村民修公路、修塘坝、翻耕秧田、义务植树。
让干部接受触动心灵的洗礼
张文雄认为，目前党政机关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首先是从干部脱离劳动开始的，而脱离劳动必然脱离群众，轻视劳动必然轻视群众，好逸恶劳之风造成官僚主义盛行，“机关病”引发的懒散、庸俗、享乐风气日趋严重，缺乏劳动锻炼的干部往往也是血糖、血压、血脂“三高”的干部。
尤其是现在年轻干部越来越多，他们是从家门进校门、从校门进机关门的“三门”干部，确实需要有亲身接触基层和劳动的机会，让他们通过体验感受，感悟做人和做事的道理。27岁的衡阳市祁东县团县委书记谭慕容参加劳动之后很有感受。她告诉记者：“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作为‘80后’干部，与群众一起劳动确实可以改变一个干部的认识。有时候，推动工作光靠制度还不够，还需要升华到人性和价值观层面，只有思想通了，才会主动去做。”
记者在衡山县贯塘乡白泥村采访时，偶遇衡阳市委党校一个中青年干部学习班在上“劳动课”。47名学员中有14名是“80后”年轻人，他们分成12个小组，在村干部的安排下帮助村民干农活。一些年轻干部谈到，平时他们总是与周围比自己强的人攀比，压力大、失落感强。而下基层劳动，与农民比，比出了幸福感、感恩感。参加党校学习的南岳区纪委副书记匡文峰告诉记者：“我们与村民一起整理菜地，在田埂锄草，让我感受到劳动之累，晓得百姓疾苦，每粒稻谷都来之不易。通过劳动我们与老百姓建立了信任，他们有什么困难，会毫无保留地给我们反映。”
50岁的衡东县政协副主席何岳峰很有感触地告诉记者，他今年3月带领几十名机关干部在高塘乡两路口村和群众一起清理了一条渠道，修了一条路，架了一条电线。“我有30年没参加这种劳动了，与大家一起劳作，身体也锻炼了，心情也放松了。”
防止图形式走过场
衡阳干部补上“劳动课”的做法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共鸣。当了40年村干部的衡山县贯塘乡白泥村支部书记范千元跟记者聊天时说，以前他家经常住干部，跟群众同吃同住。后来，镇里干部连村支书都不怎么联系了，更别说普通群众了。群众经常谈论党的政策好，就是被下面干部“贪污”了，说明干部与群众沟通不够，群众对干部很不信任。
近年来，在一些基层，虽然交通便利了、信息发达了，可干群关系越来越疏远。从2009年开始，衡阳市成立“群众工作部(站)”，把以前等待群众上访改为主动解决群众反映的困难问题，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衡阳“干部劳动”制度在网上也引起热烈议论。一些网民纷纷留言：“到乡下走走看看，体察民情，多听农民意见，结合政府的现实情况，才能给出改善的措施。” 、“现如今，只有真正肯劳动，敢贴近群众的干部才是好干部，也才能真正起到凝心聚力的作用。”
采访中，一些群众期待对干部劳动制度要长期坚持。有网民指出：“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很有必要，但要坚持，重在落实到位，不能走过场，图形式，更不能做秀。”
老村支部书记范千元告诉记者，干部真的下基层搞劳动，老百姓很感动、很欢迎，如果搞成形式主义，大家还会有意见，也不会在干部的劳动记录上签字。据悉，衡阳市在已有制度基础上，还在探索进一步完善干部参加劳动的机制。(记者邹云 于磊焰 丁文杰)
(访谈)衡阳市委书记张文雄：新时期建立干部参加劳动制度很有必要
新时期，我们一些基层干部缺的主要不是文化、不是理论、不是营养，而是缺少同人民群众的感情，缺少实践锻炼，缺少扎硬寨、打硬仗的作风。这与一些干部长期不参加劳动有很大的关系。脱离劳动必然会脱离群众，轻视劳动必然会轻视群众。实践证明，党的政策再好，离开群众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新时期建立干部参加劳动制度是转变干部作风的突破口，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切入点，也是推进群众工作的重要抓手。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干部参加劳动，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把基础扎根于劳动人民之中。在最困难的时期，毛主席在延安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王震率领三五九旅，使南泥湾这一荒原变成“陕北江南”，创立了“南泥湾”精神。建国初期，为尽早走出一穷二白的困境，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参加劳动。1958年5月，周恩来和习仲勋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与工人一同劳动，一起吃午饭。1964年7日14日，毛泽东主席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始终重视干部劳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曾多次参加植树等劳动，在田间、工厂、矿山、工地与群众一同劳动、一同就餐。
今年春节过后，湖南衡阳市开展了“十万干部百乡千村万户大走访”活动，主要是察民情、讲政策、解难题、办实事；规定干部自带费用、自带铺盖、自带资料、自带工具；要求干部坐公交车、住农家屋、吃柴火饭、聊家常事、干田里活。我在调研时，很多干部反映劳动好，劳动锻炼身体、净化心灵、密切干部和群众的联系，劳动还能治三种“病”，既能治“职业病”，诸如腰椎、颈椎病和“三高”；也能治“思想病”，诸如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盲目攀比；还能治“机关病”，诸如文山会海、迎来送往，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少数“三门”干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可见，干部参加劳动，非常重要。
新时期，70后、80后干部逐步走上工作岗位，许多年轻干部是从家门到校门、再从校门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一般都缺少劳动生产的锻炼，缺乏实际经验，不懂得劳动的艰辛和劳动人民的艰难。有的年轻干部还轻视体力劳动，同劳动人民的感情贴得不紧，看不起劳动群众。这些干部如果不经过劳动的锻炼，可能担当不起基层工作的任务。而干部参加劳动，有利于密切联系群众，拉近同群众的距离，增进同群众的感情；有利于转变机关作风，减少文山会海，减少迎来送往；有利于宣传党的政策，完善工作思路，推动工作落实；有利于激发群众的劳动热情，鼓舞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形成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的社会风气；有利于培养锻炼干部，净化思想，提高拒腐防变的免疫能力。因此，干部参加劳动，也非常必要。
干部参加劳动要建立制度，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干部参加劳动，要见到实效、确保长效，就需要建立制度，以制度来规范，以制度来激励，以制度来评价。衡阳市建立了“1124”劳动制度。市、县机关干部参加劳动每年不少于10天，乡镇、街道干部参加劳动每年不少于24天。此外，衡阳是在干部参加党校学习中，把劳动作为必修课，安排三分之一的时间让干部参加劳动，安排三分之一的时间学习理论，三分之一的时间开展社会调查。通过培训和实践，增强干部的劳动观念，提升干部的劳动素养，激发干部的劳动热情，让干部在劳动中充电、在劳动中思考、在劳动中得到锻炼。
建章立制，还要狠抓落实。衡阳把干部参加劳动情况纳入单位年度目标管理考核、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各单位年终要开展干部除了述职、述廉外，还要“述劳”，劳动搞得好不好、群众认可不认可，都要纳入对干部的考核管理。在用人上，把爱不爱劳动、会不会劳动、常不常劳动作为评价使用干部的一条标准，在劳动实践中考察、识别干部。褒奖和激励那些勤奋劳动、埋头苦干的干部，教育和调整那些好恶逸劳、贪图享乐的干部，问责和惩处那些只尚空谈、逃避劳动的干部。让爱劳动的干部有机会、会劳动的干部有舞台，常劳动的干部有甜头。(记者 丁文杰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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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劳动课”赶干部下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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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衡阳市规定市、县委党校对干部的培养学习强化劳动元素，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学习理论，三分之一的时间开展社会实践，还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劳动。
“这是衡阳市新形势下加强群众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衡阳市委书记张文雄说。他认为，现在的机关干部不缺文化、文凭与理论知识，但缺乏对基层劳动人民的感情。衡阳市建立劳动制度，是要通过这种形式把干部“赶”到基层，“赶”到群众中去，让他们体察民情、换位思考，增强对基层的感性认知，在情感上增进对群众的了解，在作风上更加贴近老百姓，把为基层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变成公职人员的自觉、自发的行动。
衡阳市委党校负责人介绍，衡阳市委党校每年培训600至800名干部。为了加强他们劳动培训，党校专门购买了60多套农具和一批雨鞋、草帽、手电筒等。市委党校初步在郊区农村和一些工厂建立了固定的劳动教学点，这些教学点既便于劳动，也便于接近和了解群众。
衡阳市规定，干部下基层劳动要自带经费、自带铺盖、自带资料、自带工具，根据群众需求参加劳动，并接受群众评议认可。据统计，今年以来，衡阳市各级公职人员总计10万余人深入田间地头，人均参加劳动3天以上，帮助村民修公路、修塘坝、翻耕秧田、义务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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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雄认为，目前党政机关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首先是从干部脱离劳动开始的，而脱离劳动必然脱离群众，轻视劳动必然轻视群众，好逸恶劳之风造成官僚主义盛行，“机关病”引发的懒散、庸俗、享乐风气日趋严重，缺乏劳动锻炼的干部往往也是血糖、血压、血脂“三高”的干部。
尤其是现在年轻干部越来越多，他们是从家门进校门、从校门进机关门的“三门”干部，确实需要有亲身接触基层和劳动的机会，让他们通过体验感受，感悟做人和做事的道理。27岁的衡阳市祁东县团县委书记谭慕容参加劳动之后很有感受。她告诉记者：“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作为‘80后’干部，与群众一起劳动确实可以改变一个干部的认识。有时候，推动工作光靠制度还不够，还需要升华到人性和价值观层面，只有思想通了，才会主动去做。”
记者在衡山县贯塘乡白泥村采访时，偶遇衡阳市委党校一个中青年干部学习班在上“劳动课”。47名学员中有14名是“80后”年轻人，他们分成12个小组，在村干部的安排下帮助村民干农活。一些年轻干部谈到，平时他们总是与周围比自己强的人攀比，压力大、失落感强。而下基层劳动，与农民比，比出了幸福感、感恩感。参加党校学习的南岳区纪委副书记匡文峰告诉记者：“我们与村民一起整理菜地，在田埂锄草，让我感受到劳动之累，晓得百姓疾苦，每粒稻谷都来之不易。通过劳动我们与老百姓建立了信任，他们有什么困难，会毫无保留地给我们反映。”
50岁的衡东县政协副主席何岳峰很有感触地告诉记者，他今年3月带领几十名机关干部在高塘乡两路口村和群众一起清理了一条渠道，修了一条路，架了一条电线。“我有30年没参加这种劳动了，与大家一起劳作，身体也锻炼了，心情也放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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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干部补上“劳动课”的做法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共鸣。当了40年村干部的衡山县贯塘乡白泥村支部书记范千元跟记者聊天时说，以前他家经常住干部，跟群众同吃同住。后来，镇里干部连村支书都不怎么联系了，更别说普通群众了。群众经常谈论党的政策好，就是被下面干部“贪污”了，说明干部与群众沟通不够，群众对干部很不信任。
近年来，在一些基层，虽然交通便利了、信息发达了，可干群关系越来越疏远。从2009年开始，衡阳市成立“群众工作部(站)”，把以前等待群众上访改为主动解决群众反映的困难问题，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衡阳“干部劳动”制度在网上也引起热烈议论。一些网民纷纷留言：“到乡下走走看看，体察民情，多听农民意见，结合政府的现实情况，才能给出改善的措施。” 、“现如今，只有真正肯劳动，敢贴近群众的干部才是好干部，也才能真正起到凝心聚力的作用。”
采访中，一些群众期待对干部劳动制度要长期坚持。有网民指出：“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很有必要，但要坚持，重在落实到位，不能走过场，图形式，更不能做秀。”
老村支部书记范千元告诉记者，干部真的下基层搞劳动，老百姓很感动、很欢迎，如果搞成形式主义，大家还会有意见，也不会在干部的劳动记录上签字。据悉，衡阳市在已有制度基础上，还在探索进一步完善干部参加劳动的机制。(记者邹云 于磊焰 丁文杰)
(访谈)衡阳市委书记张文雄：新时期建立干部参加劳动制度很有必要
新时期，我们一些基层干部缺的主要不是文化、不是理论、不是营养，而是缺少同人民群众的感情，缺少实践锻炼，缺少扎硬寨、打硬仗的作风。这与一些干部长期不参加劳动有很大的关系。脱离劳动必然会脱离群众，轻视劳动必然会轻视群众。实践证明，党的政策再好，离开群众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新时期建立干部参加劳动制度是转变干部作风的突破口，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切入点，也是推进群众工作的重要抓手。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干部参加劳动，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把基础扎根于劳动人民之中。在最困难的时期，毛主席在延安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王震率领三五九旅，使南泥湾这一荒原变成“陕北江南”，创立了“南泥湾”精神。建国初期，为尽早走出一穷二白的困境，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参加劳动。1958年5月，周恩来和习仲勋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与工人一同劳动，一起吃午饭。1964年7日14日，毛泽东主席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始终重视干部劳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曾多次参加植树等劳动，在田间、工厂、矿山、工地与群众一同劳动、一同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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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70后、80后干部逐步走上工作岗位，许多年轻干部是从家门到校门、再从校门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一般都缺少劳动生产的锻炼，缺乏实际经验，不懂得劳动的艰辛和劳动人民的艰难。有的年轻干部还轻视体力劳动，同劳动人民的感情贴得不紧，看不起劳动群众。这些干部如果不经过劳动的锻炼，可能担当不起基层工作的任务。而干部参加劳动，有利于密切联系群众，拉近同群众的距离，增进同群众的感情；有利于转变机关作风，减少文山会海，减少迎来送往；有利于宣传党的政策，完善工作思路，推动工作落实；有利于激发群众的劳动热情，鼓舞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形成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的社会风气；有利于培养锻炼干部，净化思想，提高拒腐防变的免疫能力。因此，干部参加劳动，也非常必要。
干部参加劳动要建立制度，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干部参加劳动，要见到实效、确保长效，就需要建立制度，以制度来规范，以制度来激励，以制度来评价。衡阳市建立了“1124”劳动制度。市、县机关干部参加劳动每年不少于10天，乡镇、街道干部参加劳动每年不少于24天。此外，衡阳是在干部参加党校学习中，把劳动作为必修课，安排三分之一的时间让干部参加劳动，安排三分之一的时间学习理论，三分之一的时间开展社会调查。通过培训和实践，增强干部的劳动观念，提升干部的劳动素养，激发干部的劳动热情，让干部在劳动中充电、在劳动中思考、在劳动中得到锻炼。
建章立制，还要狠抓落实。衡阳把干部参加劳动情况纳入单位年度目标管理考核、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各单位年终要开展干部除了述职、述廉外，还要“述劳”，劳动搞得好不好、群众认可不认可，都要纳入对干部的考核管理。在用人上，把爱不爱劳动、会不会劳动、常不常劳动作为评价使用干部的一条标准，在劳动实践中考察、识别干部。褒奖和激励那些勤奋劳动、埋头苦干的干部，教育和调整那些好恶逸劳、贪图享乐的干部，问责和惩处那些只尚空谈、逃避劳动的干部。让爱劳动的干部有机会、会劳动的干部有舞台，常劳动的干部有甜头。(记者 丁文杰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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