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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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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可能对中俄使用核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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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亚文
基于道德理想主义而对美国作是非判断，是对国际政治生态现状的一个误会。作者列举了美国过去多次考虑动用核武器的例子，说明未来美国是否将对他国使用核武，与美国在人们心目中是否“道德”绝对无关。
最近一份美国报纸披露，美国国防部1月8日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机密报告，内容涉及美国在紧急情况下向包括中国在内的7个国家使用核武器的计划。虽然后来美国国防部对此予以了否认，然而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旋即却又承认，五角大楼的核战争机密报告确实点了中国等七个国家。这样的消息对于中俄等国以及世界究竟是何意味呢？很值得人们深思。
大概会有很多人认为“道德”的美国未来不会真的干下如此“不道德”的事情吧。我的看法是美国将来会不会对他国使用核武器与美国是否“道德”无关，据刚刚解密的一份30年前的文件吐露，70年代初时满口“和平”“正义”的美国前总统尼逊，也曾产生过以核武解决越南战争的考虑。基于道德理想主义而对美国作是非判断，是对国际政治生态现状的一个误会，这样的误会我希望中国人乃至世界还是少些为妙！
多次动用核武的念头
之有此说乃是在近50年来的历史上美国屡屡产生过对他国使用核武的冲动，最后没有使用。一方面是美苏之间的核战略平衡，另一方面是美国政府核心决策层个别人物的明智，没有这两点美国的原子弹氢弹恐怕早就落到了他人的头上。
其实想想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即可见一班，当时德国已经投降、日本也已处于苟延残喘，然而杜鲁让仍然决定在日本试验一下新武器的威力，试验的结果是几十万人顷刻间的灰飞烟灭。
手头正放着两本书《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和《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前者出于前美国《堡垒》杂志副编辑戴维・霍罗威茨之手，出版于60年代初,后者是越南战争时期美国国防部长麦纳马拉在90年代的回忆录。
所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在这两本书里便坦现着冷战期间美国政要和军队高层多次试图对外动用核武的记录，世界一些国家实际上曾经屡屡与灭顶之灾擦身而过。我就不厌其烦在此一一列举吧：
一、1950年7月12日，正当北朝鲜的军队迅猛南下直指釜山时，一位众议员主张限令北朝鲜在一周内撤军，否则就向北朝鲜的城市投掷原子弹，而众议院对这位众议员的发言竟拍手喝采。（《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P104）
二、中国1951年参战朝鲜后，设在远东的美国轰炸机指挥部司令官埃米特（罗齐）・奥唐奈将军要求立刻对中国使用原子弹，他说，“对他们使用原子弹，他们就会知道鞭子的利害了。”美国和联合国的军队没有用上原子弹，但它们确在朝鲜试用了一种新武器：凝固汽油弹。（《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P113-114）
三、1954年3月，当法国军队在越南受到越盟军队的猛烈袭击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雷德福和国务卿杜勒斯主张使用500架飞机对越盟军队投掷战术原子弹来阻止奠边府的陷落，他们并主张如果中国介入，北京也要受到原子弹的待遇。但这一主张被艾森豪威否决。雷德福还曾向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说过，必须摧毁红色中国，即使需要一场为期五十年的战争也在所不惜。（《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P124）
四、1962年10月27日星期六――古巴导弹危机的顶点之时，肯尼迪总统的文武顾问中绝大多数已准备提出建议，如果赫鲁晓夫不将导弹从古巴撤出（他于次日表示了同意），美国将对该岛发动包括核轰炸在内的攻击。（《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P109）
一切为了美国安全利益
五、1964年3月，来自亚时桑那州的保守派参议员、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巴里・戈特华特，在总统选举中在一次演说中，宣扬在越南的法国军队10年前在奠边府被包围时，美国就应该投下一颗低能原子弹摧毁进攻者赖以隐蔽的丛林。隔天，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美国介入，就一定能‘将战争推进到北越――我们10年前就应该轰炸北越，而不必用我们的生命去冒险。’”（《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P159）
六、1964年3月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国防部长麦纳马拉提交了一份备忘录，重申了他们的看法，“就美国的安全利益而言，阻止南越的丧失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并提出为迫使中国放弃其可能的行动，美国应做出使用核武器的准备，因为，“进行核攻击将极有可能”逼迫他们就范。（《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P125-126）
七、“东京湾”决议生效之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一致认为失去南越就意味着失去整个东南亚。参谋长们及其僚属在各种场合提到核战争的可能性，并表示可以接受核战争的风险。（《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P167）
八、对越宣战之前的1965年2月27日，麦纳马拉等人曾请来艾森豪威，聆听他对越南问题的看法。艾氏一开始就说，林登・B・约翰逊的首要任务是在东南亚遏制共产主义，并认为轰炸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并认为已到了把报复性打击改为“施压战役”的时机，还说，如果中国人或苏联人威胁要进行干预，“我们应该回话让他们小心，以防灾难（如核打击）降临到他们头上。”（《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P184-185）
九、越南战争期间，约翰逊政府曾组织社会各界高人组成“哲人”小组，为越南问题提供建议，在1965年的一次会议上，“哲人”小组中除杜克大学法学教授阿瑟・拉森外，其它都建议尽“一切”力量防止南越落入共产党之手。其中几位还批评我们目前的行动“太保守”。（《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P208）
十、在越战规模扩大后，越战总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要求增派更多的军队，并要求使战争大规模升级。他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声称，他们认为这个计划需要动用备役人员和国家的全部军事能力，包括使用核武器。他们认识到这些行动可能使美国在东南亚或其地区与中国和（或）苏联发生冲突，但是他们认为这些行动可使战争缩短五年。（《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P242）
十一、1967年5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交给麦纳马拉一份备忘录，极力主张美国部队对北越进行更猛烈的海陆空立体攻击，他们认为，入侵北越、老挝和柬埔寨，包括在泰国部署美国部队已变得非常必要，同时，存在对南中国使用核武器的极大可能。对此，麦氏说，“他们坚持冒险挑起核冲突的想法令人感到震惊。”（《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P282）
着迷于核武力的神效
列举以上举重若轻于核武之事例令人不由瞠目，读者请注意动辄出言发动核攻击的都是美国高层决策者。更瞠目的是一向在我心目中有良好形象的艾森豪威和基辛格――两个号称“和平斗士”的人，其实也一样着迷于核武力的神效。
1956年2月9日，艾森豪威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相当明确地说，他对热衷于进行导弹竞赛深表不安：“大家都知道，原子导弹如果不装上十分强大的弹头，是没有多大价值的。用这样的原子导弹进行战争，你能描绘它是什么样的一场战争吗？导弹不能像开大炮或飞机投弹那样的准确，所以你对这件事情必须看到，涉及的数量之大，而所用的又是这样一种武器，这就意味着彻底的毁灭......如果突然地把一切都停止，单是做这件事（即集中力量于发展导弹），我认为你是在设想一种根本否定战争的理论，因为战争也是一种竞赛，而你的理论最后所达到的一点就是你只是在谈全人类的自杀，而毫无其他内容了。”（《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P345-346）
然而，这并不排斥艾森豪威在他认为不会有报复的情况下考虑使用核武器（例如1958年危机时可能对中国发动这样的进攻）。“如果使用原子弹有利于国家，那末我从来没有想过美国不应当使用原子武器”，艾森豪威在他的《从事和平》（Waging Pease）一书中如是说。
肯尼迪时期的基辛格，也认为美国能够轻而易举地摧毁苏联，在谈到冷战后的美国对苏政策时，他写道：“我们从来没有成功地把我们的军事优势转变为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P345）
霍罗威茨指出这句话说明美国人相信技术几乎达到了神秘的程度：这种想法意味着，美国理应能够利用原子弹垄断来取得永久性的政治利益，既不必进行战争，甚至也不必进行战争的威胁，就能达到这一目的。
联系历史想想现实，未来美国会不会对其它国家发动核攻击，实在难以预测。再强调一句：未来美国是否将对他国使用核武，与美国在人们心目中是否“道德”绝对无关。
・作者在北京从事安全问题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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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亚文
基于道德理想主义而对美国作是非判断，是对国际政治生态现状的一个误会。作者列举了美国过去多次考虑动用核武器的例子，说明未来美国是否将对他国使用核武，与美国在人们心目中是否“道德”绝对无关。
最近一份美国报纸披露，美国国防部1月8日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机密报告，内容涉及美国在紧急情况下向包括中国在内的7个国家使用核武器的计划。虽然后来美国国防部对此予以了否认，然而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旋即却又承认，五角大楼的核战争机密报告确实点了中国等七个国家。这样的消息对于中俄等国以及世界究竟是何意味呢？很值得人们深思。
大概会有很多人认为“道德”的美国未来不会真的干下如此“不道德”的事情吧。我的看法是美国将来会不会对他国使用核武器与美国是否“道德”无关，据刚刚解密的一份30年前的文件吐露，70年代初时满口“和平”“正义”的美国前总统尼逊，也曾产生过以核武解决越南战争的考虑。基于道德理想主义而对美国作是非判断，是对国际政治生态现状的一个误会，这样的误会我希望中国人乃至世界还是少些为妙！
多次动用核武的念头
之有此说乃是在近50年来的历史上美国屡屡产生过对他国使用核武的冲动，最后没有使用。一方面是美苏之间的核战略平衡，另一方面是美国政府核心决策层个别人物的明智，没有这两点美国的原子弹氢弹恐怕早就落到了他人的头上。
其实想想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即可见一班，当时德国已经投降、日本也已处于苟延残喘，然而杜鲁让仍然决定在日本试验一下新武器的威力，试验的结果是几十万人顷刻间的灰飞烟灭。
手头正放着两本书《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和《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前者出于前美国《堡垒》杂志副编辑戴维・霍罗威茨之手，出版于60年代初,后者是越南战争时期美国国防部长麦纳马拉在90年代的回忆录。
所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在这两本书里便坦现着冷战期间美国政要和军队高层多次试图对外动用核武的记录，世界一些国家实际上曾经屡屡与灭顶之灾擦身而过。我就不厌其烦在此一一列举吧：
一、1950年7月12日，正当北朝鲜的军队迅猛南下直指釜山时，一位众议员主张限令北朝鲜在一周内撤军，否则就向北朝鲜的城市投掷原子弹，而众议院对这位众议员的发言竟拍手喝采。（《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P104）
二、中国1951年参战朝鲜后，设在远东的美国轰炸机指挥部司令官埃米特（罗齐）・奥唐奈将军要求立刻对中国使用原子弹，他说，“对他们使用原子弹，他们就会知道鞭子的利害了。”美国和联合国的军队没有用上原子弹，但它们确在朝鲜试用了一种新武器：凝固汽油弹。（《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P113-114）
三、1954年3月，当法国军队在越南受到越盟军队的猛烈袭击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雷德福和国务卿杜勒斯主张使用500架飞机对越盟军队投掷战术原子弹来阻止奠边府的陷落，他们并主张如果中国介入，北京也要受到原子弹的待遇。但这一主张被艾森豪威否决。雷德福还曾向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说过，必须摧毁红色中国，即使需要一场为期五十年的战争也在所不惜。（《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P124）
四、1962年10月27日星期六――古巴导弹危机的顶点之时，肯尼迪总统的文武顾问中绝大多数已准备提出建议，如果赫鲁晓夫不将导弹从古巴撤出（他于次日表示了同意），美国将对该岛发动包括核轰炸在内的攻击。（《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P109）
一切为了美国安全利益
五、1964年3月，来自亚时桑那州的保守派参议员、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巴里・戈特华特，在总统选举中在一次演说中，宣扬在越南的法国军队10年前在奠边府被包围时，美国就应该投下一颗低能原子弹摧毁进攻者赖以隐蔽的丛林。隔天，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美国介入，就一定能‘将战争推进到北越――我们10年前就应该轰炸北越，而不必用我们的生命去冒险。’”（《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P159）
六、1964年3月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国防部长麦纳马拉提交了一份备忘录，重申了他们的看法，“就美国的安全利益而言，阻止南越的丧失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并提出为迫使中国放弃其可能的行动，美国应做出使用核武器的准备，因为，“进行核攻击将极有可能”逼迫他们就范。（《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P125-126）
七、“东京湾”决议生效之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一致认为失去南越就意味着失去整个东南亚。参谋长们及其僚属在各种场合提到核战争的可能性，并表示可以接受核战争的风险。（《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P167）
八、对越宣战之前的1965年2月27日，麦纳马拉等人曾请来艾森豪威，聆听他对越南问题的看法。艾氏一开始就说，林登・B・约翰逊的首要任务是在东南亚遏制共产主义，并认为轰炸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并认为已到了把报复性打击改为“施压战役”的时机，还说，如果中国人或苏联人威胁要进行干预，“我们应该回话让他们小心，以防灾难（如核打击）降临到他们头上。”（《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P184-185）
九、越南战争期间，约翰逊政府曾组织社会各界高人组成“哲人”小组，为越南问题提供建议，在1965年的一次会议上，“哲人”小组中除杜克大学法学教授阿瑟・拉森外，其它都建议尽“一切”力量防止南越落入共产党之手。其中几位还批评我们目前的行动“太保守”。（《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P208）
十、在越战规模扩大后，越战总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要求增派更多的军队，并要求使战争大规模升级。他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声称，他们认为这个计划需要动用备役人员和国家的全部军事能力，包括使用核武器。他们认识到这些行动可能使美国在东南亚或其地区与中国和（或）苏联发生冲突，但是他们认为这些行动可使战争缩短五年。（《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P242）
十一、1967年5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交给麦纳马拉一份备忘录，极力主张美国部队对北越进行更猛烈的海陆空立体攻击，他们认为，入侵北越、老挝和柬埔寨，包括在泰国部署美国部队已变得非常必要，同时，存在对南中国使用核武器的极大可能。对此，麦氏说，“他们坚持冒险挑起核冲突的想法令人感到震惊。”（《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P282）
着迷于核武力的神效
列举以上举重若轻于核武之事例令人不由瞠目，读者请注意动辄出言发动核攻击的都是美国高层决策者。更瞠目的是一向在我心目中有良好形象的艾森豪威和基辛格――两个号称“和平斗士”的人，其实也一样着迷于核武力的神效。
1956年2月9日，艾森豪威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相当明确地说，他对热衷于进行导弹竞赛深表不安：“大家都知道，原子导弹如果不装上十分强大的弹头，是没有多大价值的。用这样的原子导弹进行战争，你能描绘它是什么样的一场战争吗？导弹不能像开大炮或飞机投弹那样的准确，所以你对这件事情必须看到，涉及的数量之大，而所用的又是这样一种武器，这就意味着彻底的毁灭......如果突然地把一切都停止，单是做这件事（即集中力量于发展导弹），我认为你是在设想一种根本否定战争的理论，因为战争也是一种竞赛，而你的理论最后所达到的一点就是你只是在谈全人类的自杀，而毫无其他内容了。”（《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P345-346）
然而，这并不排斥艾森豪威在他认为不会有报复的情况下考虑使用核武器（例如1958年危机时可能对中国发动这样的进攻）。“如果使用原子弹有利于国家，那末我从来没有想过美国不应当使用原子武器”，艾森豪威在他的《从事和平》（Waging Pease）一书中如是说。
肯尼迪时期的基辛格，也认为美国能够轻而易举地摧毁苏联，在谈到冷战后的美国对苏政策时，他写道：“我们从来没有成功地把我们的军事优势转变为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P345）
霍罗威茨指出这句话说明美国人相信技术几乎达到了神秘的程度：这种想法意味着，美国理应能够利用原子弹垄断来取得永久性的政治利益，既不必进行战争，甚至也不必进行战争的威胁，就能达到这一目的。
联系历史想想现实，未来美国会不会对其它国家发动核攻击，实在难以预测。再强调一句：未来美国是否将对他国使用核武，与美国在人们心目中是否“道德”绝对无关。
・作者在北京从事安全问题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