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y902
新手上路
- 注册
- 2002-12-25
- 消息
- 3,687
- 荣誉分数
- 1
- 声望点数
- 0
2.现代史学在方法论上存在问题
在1949年中国政治革命胜利之前，近代中国人为什么形同一团散沙？因为近代中国缺乏政治国家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个系统发育进程。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以至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一直陷入于频繁的政治革命和政治运动之中。激烈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导致了国民内部严重的政治分裂及意识形态分裂。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意识分裂导致了民族历史人格的自我迷失。
20世纪初叶中国出现了激进的民族历史否定论。当时流行的激进观点如谓，中国五千年史是一部“吃人”史。胡适一派西化主义的“疑古”论者，则根本怀疑中国的全部成文古史体系，认为都是出自莫须有的虚构。晚近又有人模仿日人所著辱华之书《丑陋的支那人》，写作《丑陋的中国人》，将一部中国史描绘成奸母、屠父、杀亲、吃人等等集人间丑恶之大成的自虐、自渎的妄想史。而此书于80年代在国内曾风行一时。二、三十年代，当日本史学界掀起一股“中国古史抹杀论”的时候，章太炎曾说：“欲亡其族者，必先诬诋而灭其史。”痛哉，斯言也！
胡适说，“历史是一个任人装扮的小女孩。”的确，历史实体存在的复杂丰富性，以及人类认知的片面性，会导致史学解释难以避免的见仁见智的随机性（即主观性）。在一定意义上，历史解释与文学艺术一样具自由性和创造性。但是历史与国家民族利益直接攸关。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要求必须限制和规范主流历史解释的这种自由和随意。
3.“德”具有政治历史内涵
中国历史中的政治家常常提出“德”的问题。“德”并不单纯是一个抽象的形而上的伦理概念，“德”也是一个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政治意识形态概念。
从商周时期“德”这个概念在古代政治中的起源追溯，《尚书》所谓“天监其德，用降大命，抚绥万方”。“逆德违常，九州则亡”，所讲的“德”，首先是指政德。要求政治家和国民共同承担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正是体现了古代士人对于这种政治公德的自我认知。政治公德是大德，其次才是个人之私德、小德。实际上，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正是体现了国家要求当代中国政治家立政立身必须实践的三大政德。
宋名儒吕祖谦曾指出，历史学对于政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观国运之所以兴、衰，人事之所以成、败，人德之所以邪、正，于极微之萌芽，而洞察其所以然”。（《吕东莱先生遗集》卷20）
中国是一个具有举世最为丰富的史典文献资源的国家。“惟殷之先，有册有典”，“是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自虞夏商周秦汉以来至今五千多年，中国历史文献具有一贯的线索，年次分明，从来不曾中断。世界上历史比我国古远的国家，如苏美尔、古埃及、摩竭陀（古印度）等，都没有留下如此而数千年一脉相承的系统史籍。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中国这样悠久系统的成文史。没有任何民族具有中国古代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所具有的那样悠远、深刻、富于忧患感的历史意识。这是我国历史在世界史上极可骄傲之点。
盛世修史。在当代，我们有必要重新寻求一种理性的历史认知，首先必须寻求对于民族生存国家发展有利的历史认知。
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历史哲学，以国家民族意识为本位而同时具有开阔宏大的世界主义视野。已故杰出史传家朱东润先生在所著《张居正大传》书后曾深有寄托地说：“整个的中国，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时候，总会发见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焕一些，有的黯淡一些。但是每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有更大的期待。努力呵，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一卷，422页）
列祖列宗缔造了一个伟大的历史中国。现在必须创造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中国人！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在21世纪世界中的命运和地位，取决于这一点。
在1949年中国政治革命胜利之前，近代中国人为什么形同一团散沙？因为近代中国缺乏政治国家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个系统发育进程。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以至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一直陷入于频繁的政治革命和政治运动之中。激烈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导致了国民内部严重的政治分裂及意识形态分裂。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意识分裂导致了民族历史人格的自我迷失。
20世纪初叶中国出现了激进的民族历史否定论。当时流行的激进观点如谓，中国五千年史是一部“吃人”史。胡适一派西化主义的“疑古”论者，则根本怀疑中国的全部成文古史体系，认为都是出自莫须有的虚构。晚近又有人模仿日人所著辱华之书《丑陋的支那人》，写作《丑陋的中国人》，将一部中国史描绘成奸母、屠父、杀亲、吃人等等集人间丑恶之大成的自虐、自渎的妄想史。而此书于80年代在国内曾风行一时。二、三十年代，当日本史学界掀起一股“中国古史抹杀论”的时候，章太炎曾说：“欲亡其族者，必先诬诋而灭其史。”痛哉，斯言也！
胡适说，“历史是一个任人装扮的小女孩。”的确，历史实体存在的复杂丰富性，以及人类认知的片面性，会导致史学解释难以避免的见仁见智的随机性（即主观性）。在一定意义上，历史解释与文学艺术一样具自由性和创造性。但是历史与国家民族利益直接攸关。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要求必须限制和规范主流历史解释的这种自由和随意。
3.“德”具有政治历史内涵
中国历史中的政治家常常提出“德”的问题。“德”并不单纯是一个抽象的形而上的伦理概念，“德”也是一个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政治意识形态概念。
从商周时期“德”这个概念在古代政治中的起源追溯，《尚书》所谓“天监其德，用降大命，抚绥万方”。“逆德违常，九州则亡”，所讲的“德”，首先是指政德。要求政治家和国民共同承担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正是体现了古代士人对于这种政治公德的自我认知。政治公德是大德，其次才是个人之私德、小德。实际上，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正是体现了国家要求当代中国政治家立政立身必须实践的三大政德。
宋名儒吕祖谦曾指出，历史学对于政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观国运之所以兴、衰，人事之所以成、败，人德之所以邪、正，于极微之萌芽，而洞察其所以然”。（《吕东莱先生遗集》卷20）
中国是一个具有举世最为丰富的史典文献资源的国家。“惟殷之先，有册有典”，“是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自虞夏商周秦汉以来至今五千多年，中国历史文献具有一贯的线索，年次分明，从来不曾中断。世界上历史比我国古远的国家，如苏美尔、古埃及、摩竭陀（古印度）等，都没有留下如此而数千年一脉相承的系统史籍。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中国这样悠久系统的成文史。没有任何民族具有中国古代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所具有的那样悠远、深刻、富于忧患感的历史意识。这是我国历史在世界史上极可骄傲之点。
盛世修史。在当代，我们有必要重新寻求一种理性的历史认知，首先必须寻求对于民族生存国家发展有利的历史认知。
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历史哲学，以国家民族意识为本位而同时具有开阔宏大的世界主义视野。已故杰出史传家朱东润先生在所著《张居正大传》书后曾深有寄托地说：“整个的中国，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时候，总会发见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焕一些，有的黯淡一些。但是每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有更大的期待。努力呵，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一卷，422页）
列祖列宗缔造了一个伟大的历史中国。现在必须创造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中国人！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在21世纪世界中的命运和地位，取决于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