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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封闭滞后
中共中央近日决定，免去卫生部长和北京市委副书记党内的职务。这是在我国发生非典型肺炎以后，中央对相关部门高层领导作出的处理决定。早在2003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召开会议，要求各地本着沉着应对、措施果断、依靠科学、有效防治、加强合作、完善机制的总体要求，切实做好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会议特别强调各地要如实报告并定期对社会公布疫情，不得缓报、瞒报。4月18日温家宝总理检查北京大中小学和幼儿园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时，也再次强调，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发现、报告和公布疫情，决不允许缓报、漏报和瞒报。
现在，中国的疫情状况已经公开，人们关心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才能避免类似的事件发生？
从去年11月到现在，疫情的发生与传播已经有近半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相关部门肯定也在努力防止这一疾病。但为什么会造成疫情的扩散呢？
首先应该承认，我国的相关制度具有封闭性，不能及时应对新出现的传染性疾病。1989年2月21日通过的《传染病防治法》虽然规定了甲类、乙类和丙类三种传染性疾病，但在这三类疾病中，没有新发现的非典型肺炎。因此，尽管《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实施办法严格规定了传染病的预防、疫情的报告、公布和控制制度，但由于非典型肺炎不属于法定传染病，所以，法律上规定的相关制度迟迟无法启动。尽管该法第二条规定了国务院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甲类传染病种并予公布，国务院的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乙类、丙类传染病病种并予以公布，但法律并没有规定新疫情的诊断、疫情报告和公布的具体程序，这就使得新疫情发生后，相关的行政部门无法依照法定的程序开展工作。可以说，法律的封闭性和相关程序的缺失，使得非典型肺炎的疫情没有得到及时的预防、报告和控制，也使得少数的部门可以借此缓报、漏报和瞒报有关的疫情。如果在2003年4月8日中国卫生部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列为法定的传染病以后，有关部门还继续瞒报有关疫情，那么，这些部门的负责人必须承担法律责任。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第39条规定，从事传染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人员和政府有关主管人员玩忽职守，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的，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因此，追究相关行政责任人的行政责任，不但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
非典型肺炎危害严重
自2003年3月29日非典型肺炎（严重呼吸道综合症，即SARS）的发现者，意大利医生卡罗・乌尔巴尼因感染非典型肺炎逝世以来，世界各地非典型肺炎患者死亡的病例不断增加。截至4月18日，全国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病例1807例，其中，广东1304例，北京339例，山西108例，内蒙古25例，广西12例，湖南6例，四川5例，福建3例，上海2例，河南2例，宁夏1例。在累计报告的病例中，已治愈出院1165人，占64.5％；死亡79人，占4.3％。其中，广东已治愈出院1110人，占85％；死亡46人，占3.5％。 在这些病例中，不乏中国优秀的医务工作者，仅在北京，确诊为非典型肺炎的医务人员就有４１人。
非典型肺炎的疫情的发展不但给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也为我国的政治、经济活动带来了严重的影响。首先，由于非典型肺炎的传播介质是空气，一些客商害怕被传染，取消了许多与中国直接进行的商务交流活动。东南亚一些国家已经暂停办理了中国客人入境旅游签证。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也劝告本国的公民，最好不要到中国从事商务活动。甚至南半球的一个国家要求中国代表团不要出席在该国首都举行的会议。人员流动的阻隔必然会大大地影响到经济活动的开展。中国相关的行业如旅游、饭店、餐饮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仅瑞士限制中国香港的代表团参加巴塞尔珠宝钟表展销会一项活动，据估计就给香港的相关企业造成了100亿港元的损失。现在，中国已经取消了旅游长假，以防止非典型肺炎疫情的近一步传播。这是保护保护人民身体健康的重要举措，但它在客观上也会为中国的旅游经济带来影响。其次，从政治层面上来说，此次非典型肺炎事件给中国政府的开放形象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一些媒体认为中国政府有意隐瞒疫情，无视国民的身体健康，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隔离中国”的声音。为改变形象，也为了寻求非典型肺炎的防治方法，中国政府卫生机构邀请了国际卫生组织到中国进行调查。这是开展国际合作的一个开端。我们注意到世界卫生组织在对中国一些地方机构相关预防措施予以肯定的同时，也作出了异于中国的疫情通报安排。尽管中国目前已经与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制度接轨，但这也提醒我们，在疫情面前，应该更快地与国际机构合作，并尽快地将疫情告知天下。
非典型肺炎防治需要人人参与
首先，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在世界各地，基于不同的宗教和习俗，我们选择不同的饮食。但有一点在各国是共同的，那就是必须选择既能够为我们提供必要的热量，又能保证我们不致染上疾病的食物。中国俗话说：病从口入。可见中国人已经知道了饮食与疾病的关系。在中国传统美食中，许许多多的植物和动物都可以成为烹饪的原材料。近年来，随着饮食文化的发展，过去一些不能入口的动植物也成了食客桌上的佳肴。市面上流传这样一句话，说广东人很愿意尝试，凡是有腿的，除了桌子和椅子不吃外，其他的都可以吃。现在一个非常不好的风气是，越是稀有的野生动物，越是被视为有营养，因而越是有人愿意品尝。随着《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宣传普及，现在广东人已经非常注意保护野生动物了。但是，仍有一些人在野味上做文章，制作许多稀奇古怪的动植物食品，以吸引猎奇的食客。从市场的角度来说，喜好野味的食客与制作野味的餐馆是一对相互依存的矛盾体。只有当所有的公民拒绝在饮食上追求怪异，不到野味餐馆就餐，这些餐馆才会有所收敛。
近日，香港的大学医学院的专家表示，在已经完成的非典型肺炎病毒基因图谱排列中，发现病毒来自动物。他们认为这种引起非典型肺炎的冠状病毒有可能是由动物传染给人类的。（见《楚天都市报》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８日第６版）可见，保护野生的动植物既是公民法定的义务，也是爱护自身的需要。只有远离各种可疑的传染体，非典型肺炎的疫情才能根治。
其次，防治疫情时应该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中国《传染病防治法》第21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都应当及时向附近的医疗保健机构或者卫生防疫机构报告。该法第14条还规定，传染病病人、病源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人，在治愈或者排除传染病前，不得从事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根据卫生部的规定，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应当予以隔离治疗，隔离的期限根据医学检查结果确定。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治疗单位采取强制隔离措施。中国《传染病防治法》还规定，为控制传染病的传播，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可以就交通卫生检疫作出规定（第31条）。2003年4月12日，中国卫生部、财政部、铁道部、交通部、民航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严格预防通过交通工具传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通知》，规定在铁路、公路、水运沿线和主要航空站所在的地级及其以上城市，设立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人和疑似病人留验站，配备必要的设备和条件，并制定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人和疑似病人留验预案以及接触者的调查、处理方案。有关机构应该严格依照规定采取措施，以防范非典型肺炎的传播，公众也应该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工作，杜绝违法事件的发生。
其三，医疗机构必须改变传统的诊治环境。中国的医院一般实行开门坐堂问诊的方式，为患者提供服务。在中国许多医院里，病人与病人之间，病人与医生之间频繁接触，非常容易交叉感染。《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卫生防疫机构和从事致病性微生物实验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管理制度、操作规程，防止传染病的医源性感染、医院内感染和致病性微生物的扩散（第15条）。此次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出现，不但造成了患者死亡，而且许多医务工作者也不能幸免，这说明中国的医疗机构有必要依照法律和行政法规，在医疗保健机构内部实行严格的消毒隔离措施。今后可考虑改变沿袭已久的诊断方式，让病人与病人之间的接触更少些，让患者在就医时更加安全一些。
其四，应该加快建立重大疫情的紧急应对机制。在中国现行法律中，已经有许多疫情的预防、报告和控制制度，国务院《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甚至将“责任疫情报告人”的报告时间限定在6个小时（农村12个小时）以内，但由于中国的法律没有对疫情的确认时间和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致使这次新发现的疫情的确认、预防、报告和控制在一段时期内无章可循。因此，建立重大疫情的紧急应对机制，不仅仅是设立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络机构，也不仅仅是要求更高的国家领导人担任协调负责人，而是要完善疫情的确认规范，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确认疫情，实行有效的隔离与控制。
最后，应该充分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无论是英国的疯牛病还是欧洲大陆的二恶英，都是在媒体的广泛报道下，引起了世界的注意。令人遗憾地是，在中国南方已经出现了大量抢购板蓝根、食醋恐慌现象的时候，内地各大媒体并没有给予充分地报道，致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公民仍然到疫情重灾区旅行，使得非典型肺炎扩散到了其他地区。我们不能苛求媒体做它们无法做到的事情，但在此次疫情发生后，党和国家的有关部门能否为媒体独立报道社会突发事件松绑？如果公众无法确切地知道自己所处的环境，也就无法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准确地判断；如果整个社会处在信息极不对称的状态，人们的心态早晚会失衡，任何一个细小的事件都可能会成为“压死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美国发生9・11事件的时候，反对党批评布什政府向公众封锁消息，导致公众无法对自己所处环境的安全性作出判断。布什总统吸取教训，在以后的日子里，及时向公众发布警报，以提醒国民保持警惕。美国的经验证明，政府通过媒体向公众披露危险信息，并不会造成社会性大恐慌。政府和媒体应该对自己的国民充满信心。
2003年4月13日，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癌症研究院下属的麦克尔・史密斯基因科学中心宣布确定了非典型肺炎病源的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随后世界其他重要的科学研究机构也相继宣布完成冠状病毒的基因排序工作。人类向克服非典型肺炎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现在，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方面的执行干事戴维・海曼先生又公开宣布，科学家已经确认冠状病毒中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看来，克服非典型肺炎指日可待。
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面临许多危及生命的疾患，非典型肺炎只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考验而已。面对这一考验，中国人积累了经验，也总结了教训。在于疾病搏斗的过程中，我们不但改变了自然，也改变了社会。风雨过后，世界会看到一个清新的中国。
中共中央近日决定，免去卫生部长和北京市委副书记党内的职务。这是在我国发生非典型肺炎以后，中央对相关部门高层领导作出的处理决定。早在2003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召开会议，要求各地本着沉着应对、措施果断、依靠科学、有效防治、加强合作、完善机制的总体要求，切实做好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会议特别强调各地要如实报告并定期对社会公布疫情，不得缓报、瞒报。4月18日温家宝总理检查北京大中小学和幼儿园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时，也再次强调，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发现、报告和公布疫情，决不允许缓报、漏报和瞒报。
现在，中国的疫情状况已经公开，人们关心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才能避免类似的事件发生？
从去年11月到现在，疫情的发生与传播已经有近半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相关部门肯定也在努力防止这一疾病。但为什么会造成疫情的扩散呢？
首先应该承认，我国的相关制度具有封闭性，不能及时应对新出现的传染性疾病。1989年2月21日通过的《传染病防治法》虽然规定了甲类、乙类和丙类三种传染性疾病，但在这三类疾病中，没有新发现的非典型肺炎。因此，尽管《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实施办法严格规定了传染病的预防、疫情的报告、公布和控制制度，但由于非典型肺炎不属于法定传染病，所以，法律上规定的相关制度迟迟无法启动。尽管该法第二条规定了国务院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甲类传染病种并予公布，国务院的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乙类、丙类传染病病种并予以公布，但法律并没有规定新疫情的诊断、疫情报告和公布的具体程序，这就使得新疫情发生后，相关的行政部门无法依照法定的程序开展工作。可以说，法律的封闭性和相关程序的缺失，使得非典型肺炎的疫情没有得到及时的预防、报告和控制，也使得少数的部门可以借此缓报、漏报和瞒报有关的疫情。如果在2003年4月8日中国卫生部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列为法定的传染病以后，有关部门还继续瞒报有关疫情，那么，这些部门的负责人必须承担法律责任。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第39条规定，从事传染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人员和政府有关主管人员玩忽职守，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的，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因此，追究相关行政责任人的行政责任，不但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
非典型肺炎危害严重
自2003年3月29日非典型肺炎（严重呼吸道综合症，即SARS）的发现者，意大利医生卡罗・乌尔巴尼因感染非典型肺炎逝世以来，世界各地非典型肺炎患者死亡的病例不断增加。截至4月18日，全国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病例1807例，其中，广东1304例，北京339例，山西108例，内蒙古25例，广西12例，湖南6例，四川5例，福建3例，上海2例，河南2例，宁夏1例。在累计报告的病例中，已治愈出院1165人，占64.5％；死亡79人，占4.3％。其中，广东已治愈出院1110人，占85％；死亡46人，占3.5％。 在这些病例中，不乏中国优秀的医务工作者，仅在北京，确诊为非典型肺炎的医务人员就有４１人。
非典型肺炎的疫情的发展不但给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也为我国的政治、经济活动带来了严重的影响。首先，由于非典型肺炎的传播介质是空气，一些客商害怕被传染，取消了许多与中国直接进行的商务交流活动。东南亚一些国家已经暂停办理了中国客人入境旅游签证。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也劝告本国的公民，最好不要到中国从事商务活动。甚至南半球的一个国家要求中国代表团不要出席在该国首都举行的会议。人员流动的阻隔必然会大大地影响到经济活动的开展。中国相关的行业如旅游、饭店、餐饮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仅瑞士限制中国香港的代表团参加巴塞尔珠宝钟表展销会一项活动，据估计就给香港的相关企业造成了100亿港元的损失。现在，中国已经取消了旅游长假，以防止非典型肺炎疫情的近一步传播。这是保护保护人民身体健康的重要举措，但它在客观上也会为中国的旅游经济带来影响。其次，从政治层面上来说，此次非典型肺炎事件给中国政府的开放形象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一些媒体认为中国政府有意隐瞒疫情，无视国民的身体健康，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隔离中国”的声音。为改变形象，也为了寻求非典型肺炎的防治方法，中国政府卫生机构邀请了国际卫生组织到中国进行调查。这是开展国际合作的一个开端。我们注意到世界卫生组织在对中国一些地方机构相关预防措施予以肯定的同时，也作出了异于中国的疫情通报安排。尽管中国目前已经与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制度接轨，但这也提醒我们，在疫情面前，应该更快地与国际机构合作，并尽快地将疫情告知天下。
非典型肺炎防治需要人人参与
首先，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在世界各地，基于不同的宗教和习俗，我们选择不同的饮食。但有一点在各国是共同的，那就是必须选择既能够为我们提供必要的热量，又能保证我们不致染上疾病的食物。中国俗话说：病从口入。可见中国人已经知道了饮食与疾病的关系。在中国传统美食中，许许多多的植物和动物都可以成为烹饪的原材料。近年来，随着饮食文化的发展，过去一些不能入口的动植物也成了食客桌上的佳肴。市面上流传这样一句话，说广东人很愿意尝试，凡是有腿的，除了桌子和椅子不吃外，其他的都可以吃。现在一个非常不好的风气是，越是稀有的野生动物，越是被视为有营养，因而越是有人愿意品尝。随着《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宣传普及，现在广东人已经非常注意保护野生动物了。但是，仍有一些人在野味上做文章，制作许多稀奇古怪的动植物食品，以吸引猎奇的食客。从市场的角度来说，喜好野味的食客与制作野味的餐馆是一对相互依存的矛盾体。只有当所有的公民拒绝在饮食上追求怪异，不到野味餐馆就餐，这些餐馆才会有所收敛。
近日，香港的大学医学院的专家表示，在已经完成的非典型肺炎病毒基因图谱排列中，发现病毒来自动物。他们认为这种引起非典型肺炎的冠状病毒有可能是由动物传染给人类的。（见《楚天都市报》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８日第６版）可见，保护野生的动植物既是公民法定的义务，也是爱护自身的需要。只有远离各种可疑的传染体，非典型肺炎的疫情才能根治。
其次，防治疫情时应该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中国《传染病防治法》第21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都应当及时向附近的医疗保健机构或者卫生防疫机构报告。该法第14条还规定，传染病病人、病源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人，在治愈或者排除传染病前，不得从事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根据卫生部的规定，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应当予以隔离治疗，隔离的期限根据医学检查结果确定。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治疗单位采取强制隔离措施。中国《传染病防治法》还规定，为控制传染病的传播，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可以就交通卫生检疫作出规定（第31条）。2003年4月12日，中国卫生部、财政部、铁道部、交通部、民航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严格预防通过交通工具传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通知》，规定在铁路、公路、水运沿线和主要航空站所在的地级及其以上城市，设立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人和疑似病人留验站，配备必要的设备和条件，并制定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人和疑似病人留验预案以及接触者的调查、处理方案。有关机构应该严格依照规定采取措施，以防范非典型肺炎的传播，公众也应该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工作，杜绝违法事件的发生。
其三，医疗机构必须改变传统的诊治环境。中国的医院一般实行开门坐堂问诊的方式，为患者提供服务。在中国许多医院里，病人与病人之间，病人与医生之间频繁接触，非常容易交叉感染。《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卫生防疫机构和从事致病性微生物实验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管理制度、操作规程，防止传染病的医源性感染、医院内感染和致病性微生物的扩散（第15条）。此次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出现，不但造成了患者死亡，而且许多医务工作者也不能幸免，这说明中国的医疗机构有必要依照法律和行政法规，在医疗保健机构内部实行严格的消毒隔离措施。今后可考虑改变沿袭已久的诊断方式，让病人与病人之间的接触更少些，让患者在就医时更加安全一些。
其四，应该加快建立重大疫情的紧急应对机制。在中国现行法律中，已经有许多疫情的预防、报告和控制制度，国务院《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甚至将“责任疫情报告人”的报告时间限定在6个小时（农村12个小时）以内，但由于中国的法律没有对疫情的确认时间和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致使这次新发现的疫情的确认、预防、报告和控制在一段时期内无章可循。因此，建立重大疫情的紧急应对机制，不仅仅是设立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络机构，也不仅仅是要求更高的国家领导人担任协调负责人，而是要完善疫情的确认规范，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确认疫情，实行有效的隔离与控制。
最后，应该充分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无论是英国的疯牛病还是欧洲大陆的二恶英，都是在媒体的广泛报道下，引起了世界的注意。令人遗憾地是，在中国南方已经出现了大量抢购板蓝根、食醋恐慌现象的时候，内地各大媒体并没有给予充分地报道，致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公民仍然到疫情重灾区旅行，使得非典型肺炎扩散到了其他地区。我们不能苛求媒体做它们无法做到的事情，但在此次疫情发生后，党和国家的有关部门能否为媒体独立报道社会突发事件松绑？如果公众无法确切地知道自己所处的环境，也就无法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准确地判断；如果整个社会处在信息极不对称的状态，人们的心态早晚会失衡，任何一个细小的事件都可能会成为“压死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美国发生9・11事件的时候，反对党批评布什政府向公众封锁消息，导致公众无法对自己所处环境的安全性作出判断。布什总统吸取教训，在以后的日子里，及时向公众发布警报，以提醒国民保持警惕。美国的经验证明，政府通过媒体向公众披露危险信息，并不会造成社会性大恐慌。政府和媒体应该对自己的国民充满信心。
2003年4月13日，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癌症研究院下属的麦克尔・史密斯基因科学中心宣布确定了非典型肺炎病源的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随后世界其他重要的科学研究机构也相继宣布完成冠状病毒的基因排序工作。人类向克服非典型肺炎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现在，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方面的执行干事戴维・海曼先生又公开宣布，科学家已经确认冠状病毒中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看来，克服非典型肺炎指日可待。
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面临许多危及生命的疾患，非典型肺炎只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考验而已。面对这一考验，中国人积累了经验，也总结了教训。在于疾病搏斗的过程中，我们不但改变了自然，也改变了社会。风雨过后，世界会看到一个清新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