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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十年前几乎场场不落地频繁往来国际各大电影节，如今却有点意兴阑珊，焦雄屏认为，海外电影节对她的意义越来越小，而戛纳、威尼斯、柏林这欧洲三大电影节已经堕落，日益成为变相的明星时装秀及电影公司的广告平台。
第68届威尼斯电影节大幕拉开，全球电影人欢聚水城，以影会友。电影节期间，晨报将邀电影业界资深人士，纸上设坛，交流他们往来各大电影节的经验心得，畅谈三大电影节的各自特色，并对国内惟一的国际性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微博)建言献策。这些业界名流中，有名誉海外的导演，有执掌一方电影节的掌门人，也有电影公司代表。今日，由中国台湾金马奖前评委会主席、“台湾电影教母”焦雄屏(微博)率先开讲，明日“陈嘉上(微博)议电影节”敬请期待。
来往海外电影节
“那时它们很纯粹”
晨报记者：初次参加海外电影节，是什么情形？
焦雄屏：具体时间已经说不准了。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电影在国际上还没起来时，我就已经开始参加华盛顿影展、纽约影展等，参加一些座谈会、研讨，建立业界人脉。稍晚点去了多伦多电影节，那是去当评委了。反正要么是参加学术性论坛，要么就是当评委，差不多都是以学者身份去的，主要还是为了建立台湾电影与国际交流的桥梁。电影节期间，倒很少去参加酒会，还是以看电影为主，或者去跟国际电影人谈事情，也认识一些崭露头角的创作人，和电影节的领导见面。那时，海外电影节远没有现在那么多，整个过程都非常纯粹，让你真正感受到电影的魅力，是件非常过瘾的事情。那时，网络还没有盛行起来，手机也没被广泛使用，发个文章，还得通过传真机，一页一页地传。那时，我压力还蛮大的，战战兢兢地学习辩论技巧，做实际的研究，学会一些观点的对抗。那时，媒体关注点也集中在电影，能写出深度分析性的文章。这是早期啦，还是古典电影节的时候。
晨报记者：海外电影节对于你个人的意义，有什么变化？
焦雄屏：20年前，我几乎没间断地跑海外电影节，现在我很少去电影节了，经常缺席，偶尔去下鹿特丹影展、戛纳电影节。首先是海外电影节对我的意义少了很多，对我来说，原本它最大的作用是信息交流，但现在可以通过很多其他途径很方便地了解到，在那儿放映的片子，不到三四个月也就能看到了，和国际友人的交流也无需非得再跑去电影节了。另一方面，我觉得很多海外电影节都沦陷了，欧洲三大电影节都堕落了。这些年，三大电影节的商业气息越来越浓厚，电影节主办方没有用心去选片，或者所托非人，更注重观光效应，都看重来了哪些好莱坞明星，都在说红地毯，说好莱坞大片的首映，明星把它当成了变相的时装秀，电影公司当它是做宣传的广告平台。以前在戛纳，我喜欢看完片后的“大堂讨论”；现在，明星光芒盖过了电影本身。虽然更热闹了，但对我的吸引力反倒少了。
比较三大电影节
“柏林定位最模糊”
晨报记者：怎么看欧洲三大电影节的特色？
焦雄屏：戛纳电影节，参与人数最多，有最严明的制度，也拥有最好的资源，交易市场是最大的，媒体资源也是最丰富的，现在更是越来越星光熠熠。它的选片水准、质量，似乎永远高出一格。对电影人来说，要去欧洲三大电影节，戛纳电影节应该是最有吸引力的。威尼斯电影节立足于观光效应，它的城市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旅游资源，但产业味比较淡，没有电影交易；虽然近年来也学戛纳，在向明星妥协，开始产业化，但还是相对强调艺术性。柏林电影节算是欧洲三大电影节中定位最不清晰的。过去，它比较看重同性恋电影，李安《喜宴》等就是在那儿拿的奖。周边比戛纳、威尼斯可选择的住宿地方也多，交通便利。不好的地方，就是柏林冬天太冷，对于中国电影人来说，它举办的时间又恰逢农历新年，吸引力又降了点。
晨报记者：怎么看台湾电影在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当下状态？
焦雄屏：我觉得，不光是对台湾电影，这些电影节对整个华语圈，都跟不上时代了。首先，他们现在才刚看懂我们以前的片子，印象还停留在那个阶段，忽视整个地区新片的诞生，或者是匆忙到没有能力去接受新变化。第二，它们的选片乱了，迷信自己的所谓名牌，形成就那么几个电影人把持的局面。第三，在他们眼里，华语电影都是他们心目中的第三世界范畴。台湾电影自然是华语片中更小的一片。选艺术片，同一个水准的电影，欧美的很容易入选，台湾电影就未必了。电影节变得越来越势利，他们现在看重的是韩国片、泰国片。
晨报记者：这次魏德圣《赛德克・巴莱》入围了威尼斯电影节，是说明有好转吗？
焦雄屏：魏德圣是个很专注的导演，我非常欣赏。但《赛德克・巴莱》这次入选威尼斯电影节，一方面是因为魏德圣是名牌，他之前拍的《海角七号》创下了票房奇迹；一方面是它抓住了台湾原住民这个题材，令他们好奇。这些并不说明威尼斯电影节真的了解了有新发展的台湾电影。
话说上海电影节
“不要盲目去攀比”
晨报记者：台湾电影过去常在海外电影节拿奖，怎么看“拿奖害了台湾电影”的说法？
焦雄屏：不能说是海外电影节害了台湾电影，它们当然帮助了台湾电影的成长。那时，台湾电影刚发展起来，出现主打现实主义的新浪潮，这些电影常去电影节，我直接参与了不少，和国际电影人做交流，得到赞许，形成一股潮流，他们的现实主义发展到形式美学。像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拿下了第4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开启了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蔡明亮《爱情万岁》等影片在国外电影节拿奖的风潮。1990年到1995年，是台湾电影在国际上有相当高声誉的时代，台湾电影那段时间也总能得到海外赞助，电影人去和国际对话，产生了新的世界观，也给很多台湾电影带来了很多新的东西。所以，虽然说台湾的一些得奖电影，后来可能让观众形成排斥情绪，得奖变成票房毒药，造成社会对得奖电影的误解，但总体上说，海外电影节对台湾电影是起了很大帮助作用的。
晨报记者：你曾主持金马奖，有向欧洲三大电影节取经吗？
焦雄屏：当然，金马奖向国外电影节取经很多，比如进行评审制度的改革、建构比较大的创作交易平台、引进国际性观点等。比如，我当时就办了胡金铨、杨德昌、李翰祥回顾展，至今还有余波，最近还有意大利人、法国人感兴趣，希望能把这些回顾引过去，作为认识台湾电影的一个窗口。一个电影节，必须对本土文化有所梳理，形成比较延续的生命力，有文化韧性。
晨报记者：你怎样看待上海电影节？
焦雄屏：上海电影节要取得更大发展，评选的公信力一定是最基础的。更为重要的是，上海电影节必须对整理自己当代的历史文化有所贡献，而不是盲目地去和戛纳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等攀比，毕竟人家历史悠久、相当成熟了。而对于一个电影节来说，要形成自己的强项、招牌、特色；没有比立足自己的特色来整理当代文化、梳理历史文化，更对外界有吸引力的了。
[今日嘉宾]
焦雄屏
台湾著名电影学者、影评家、剧作家，同时也是著名的电影评论人、电影制片人，金马奖评委会主席，人称“台湾电影教母”，一直是台湾年轻影人的幕后推手。监制过 《蓝色大门》、《望乡》、《十七岁的单车》、《白银帝国》等电影。现任台湾电影中心主任、吉光电影公司董事长，并任教于台北艺术大学电影创作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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