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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医学专家“袒护”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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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readers.net 万维读者网 2003年04月23日 07:40 AM
【万维读者网】这是2003年3月31日世界的一个经典画面：地点是香港充满高科技味道的新机场。一大群亚洲旅客的视线凝固在机场的大电视屏幕上，这时美国人为了铲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发起的对伊战争还在惊心动魄地进行中。和平的香港新机场专注观看新闻的人带着医用口罩，洗碗用的橡皮手套，相互之间大概都保持两三米远。当世界重新开始一个千年不久，我们发现旧时代的两个妖魔如影随行，一个是战争，一个是疾病。
《华盛顿观察》周刊2003年第16期陈雅莉报道，虽然不见战火和硝烟，亚洲在还未看到尽头的“非典”之战中“死伤”惨重。 感染非典的人员伤亡显而易见，截至4月21日世界上4000多个感染非典的病人中， 光中国一地累积报告病例2158例。世界上200多个感染“非典”而死亡中有97个是中国大陆人。“非典”危机正在引发东亚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收缩，华尔街日报预计2003年因为非典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回落22亿美元，南韩20亿美元，香港17亿美元，日本11亿美元，新加坡9.5亿美元，台湾8.2亿美元。，长期看来外国投资者在华投资信心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打击。
经济损失容易计算，但是亚洲的社会损失和政治损失可能更为重大，最大的“伤员”当属中国大陆。中国不仅面临来自14年来从未如此严重的香港和大陆百姓的“信任危机”，不管非典国际化的原因是什么，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国的指责之声也此起彼伏，各个将手指指向中国。中国刚刚见好的地区和国际形象正在受到严重的打击。
一同备受打击的是中国人出入境自由。出入境自由对普通中国人来讲是最大的“奢侈品，”曾经三十年来被尘封，过去二十年来受种种内部限制和外部歧视。虽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或CDC）的高级公共事务官员凯特林.哈本（Kathryn Harben）说CDC目前只对去亚洲旅游的美国人提出推迟旅行的建议，还没有对美国移民当局作出任何限制中国人入境的政策建议。CDC最多只是给与入境的亚洲人关于‘非典’的情况介绍，如果被告知入境的旅客有病状，那么会派专人进行评估，或建议治疗。但是很多国家对于“非典”病菌的恐惧可能将重新“雪藏”普通中国人接触世界的机会。
“非典”危机该怪谁？
“不要低估‘未知’的迷雾对整个事件的影响。‘非典’是一种我们未知的病毒引起的。公共卫生部门经常需要时间来意识到某种病正在爆发中。经常要等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一种流行病才得到足够的重视。卫生部门掌握了足够的情况后才可能发现和确定这一种病的爆发模式，”曾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多年，美国红十字会（American Red Cross）国际部的高级技术顾问马克.格拉保尔斯基（Mark Grabowsky, MD, MPH）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格拉保尔斯基大夫说他所听到的报道显示中国地方医疗系统处理能力，以及非军方和军队医院系统之间信息的障碍正是导致中国在处理“非典”问题上行动缓慢的症结之一。格拉保尔斯基大夫曾经在非洲有多年帮助当地人防治流行性疟疾传播的工作经验，也曾经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北京分机构驻扎过半年时间。
“作为流行病专家，我们发现公众想尽可能多地了解流行病的爆发情况，但是不知道如何评价这些情况。因此所有国家的卫生部门都需要斟酌这样一个难题，就是公开信息的需要和对引起公众恐慌的担忧。”格拉保尔斯基大夫说。他补充说，“对于流行病学家，的确非常困难开口说‘我们现在发现一种疾病，但是我们对如何预防和治疗一无所知。’我们到目前为止对‘非典’了解不够, 无法确定哪一种，或是是否有任何公共卫生体系可以有效地防止这种病毒的传播。它可能就像传染性感冒一样不管在哪一个国家都会被传播，同这个国家的公共医疗体制是否发达没有直接关系。”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凯特林.哈本说，“非典是一次传染病爆发，是一种新的疾病。卫生部门需要一定时间来发现是怎么回事，所以现在重要的不是指责谁，而是所有国家遵行标准程序来控制这一流行病的蔓延。”
同美国流行病医疗界比，美国的政治学家对中国政府的批评直截了当得多。
“这场危机是由于中国的‘意识形态’失败引起的。中国的统治者长久以来认为自然灾难，包括地震，新的疾病，都会对他们的政权合法性产生影响，”正在香港做研究，“非典”在香港爆发期间目击全过程的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政治学系教授白霖（Lynn White III）说，“非典在去年秋天就开始，在冬天广东应该对此有所认知，但是为什么没有报道？”
“在广东，对于早期的‘非典’案例报道被压制，因为他们害怕流行病体现了‘不稳定’。而这引起了真正的不稳定。矛盾的、多事的、不礼貌、大声的新闻记者可能从没有清理发表数据，这本来可以帮助当地医生来控制病情的蔓延。精英对于稳定的迷信窒息了他们自己。如果政府可以更信任底层的任命，那本来可以避免（现在要付的）如此巨大的代价。控制对于‘非典’的恐惧真的害死人，” 白霖教授说。中国问题专家白霖著有《非国家权力：中国改革的地方原因，混沌政策和上海的职业 （Unstately Power: Local Causes of China's Reforms, Policies of Chaos, and Careers in Shanghai）》一书。
中国迟迟不向其他国家通报“非典”错有多大？
“鼠疫（plague）、霍乱（Cholera）和黄热病（yellow fever）是目前唯一三种必须向国际社会报告的流行传染病。国家之间也有办法来报告过去流行病的数据。但是世界上还没有一种固定的正式体系来让国家之间相互通告流行病的爆发或其他紧急事态。这次‘非典’爆发，世界卫生组织这样发出全球警报是第一次，这体现了世界卫生组织在对紧急事态反应上的真正价值，”格拉保尔斯基大夫说。
世界卫生组织必须得到成员国邀请，才可以进行调查、介入治疗和提供建议。主权问题在世界卫生组织中是一个敏感问题。美国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流行病专家说，在排斥世界卫生组织干预本国流行性疾病的检查方面，大概最严重的是美国，更不要说去检查其军方医院。当然话也说回来，美国在对流行病爆发的早期预警和报告方面有固定而健全的机制。在美国，卫生部门必须向公众报道所有流行病的爆发情况，这主要是通过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周报来进行的。而畅通的新闻传播途径帮助将这些信息以最快速度传递给公众。但是无论如何，通过这场“非典”危机，让世界卫生组织运行模式和规则大变动的可能性不大。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在这次危机中组织的国际合作是史无前例的。这一合作不仅体现在发现病毒，还在探索对诊断病情有用的试验方面，”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凯特林.哈本说。国际卫生组织最近宣布确认冠状病毒中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它也是研制非典疫苗的主要组织者和协调者。
“以前外界虽然难以从中国拿到关于‘非典’的情况，现在中国政府在做正确的事情，比如对‘非典’每天及时报道。我个人有信心如果中国继续同世界卫生组织密切合作，这场危机会逐渐得到控制。”格拉保尔斯基大夫说。
“非典” 是美国生物武器在中国“练兵”？
最近在中文电子邮件和聊天室颇为流行的一些文章，影射“非典”是美国生物武器在中国“练兵。”针对这些猜测，格拉保尔斯基大夫说，“这种流言让我想起来艾滋病刚刚开始在非洲流行时广为流传的类似谣言，那就是艾滋病是美国在非洲故意散播的病毒。当然我们后来都知道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我相信科学家会调查和研究非典病毒，到时候会有证据表明非典是不是生物武器。我只是想提醒亚洲读者一个事实，那就是最近还有另外两种病毒在亚洲流行，一个叫Nipah病毒，另一个叫Hendra病毒。这两种病毒都是因为人和动物的密切接触而引起的，而专门在世界特定角落存在。
通过“非典”危机，中国该学些什么？
格拉保尔斯基大夫说，“这场危机教给中国和世界一个重要的经验，那就是在这个更加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好的疾病监督机制。这一机制应该不仅包括收集和报道公共医疗卫生信息，而且要正确地分析这些信息，这是我们早期发现和干涉疾病、传染病大规模爆发，尤其是未知传染病爆发，唯一有效途径。很显然，非典爆发显示中国的卫生信息收集和报告机制还没有到位。”
“从上到下的‘咨询性’政府在处理一些问题上非常笨拙。这次‘非典’危机清楚地为这种‘笨拙’提供了案例。”白霖教授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也许中国的知识分子会慢慢理解‘协商（咨询）’必须也是自下而上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叫它‘民主’。对于北京一些人来讲，这是一个‘脏词’。虽然是这样，过去三十年来中国让人惊叹的社会经济发展会使得这类问题不会那么明显。”白霖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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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readers.net 万维读者网 2003年04月23日 07:40 AM
【万维读者网】这是2003年3月31日世界的一个经典画面：地点是香港充满高科技味道的新机场。一大群亚洲旅客的视线凝固在机场的大电视屏幕上，这时美国人为了铲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发起的对伊战争还在惊心动魄地进行中。和平的香港新机场专注观看新闻的人带着医用口罩，洗碗用的橡皮手套，相互之间大概都保持两三米远。当世界重新开始一个千年不久，我们发现旧时代的两个妖魔如影随行，一个是战争，一个是疾病。
《华盛顿观察》周刊2003年第16期陈雅莉报道，虽然不见战火和硝烟，亚洲在还未看到尽头的“非典”之战中“死伤”惨重。 感染非典的人员伤亡显而易见，截至4月21日世界上4000多个感染非典的病人中， 光中国一地累积报告病例2158例。世界上200多个感染“非典”而死亡中有97个是中国大陆人。“非典”危机正在引发东亚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收缩，华尔街日报预计2003年因为非典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回落22亿美元，南韩20亿美元，香港17亿美元，日本11亿美元，新加坡9.5亿美元，台湾8.2亿美元。，长期看来外国投资者在华投资信心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打击。
经济损失容易计算，但是亚洲的社会损失和政治损失可能更为重大，最大的“伤员”当属中国大陆。中国不仅面临来自14年来从未如此严重的香港和大陆百姓的“信任危机”，不管非典国际化的原因是什么，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国的指责之声也此起彼伏，各个将手指指向中国。中国刚刚见好的地区和国际形象正在受到严重的打击。
一同备受打击的是中国人出入境自由。出入境自由对普通中国人来讲是最大的“奢侈品，”曾经三十年来被尘封，过去二十年来受种种内部限制和外部歧视。虽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或CDC）的高级公共事务官员凯特林.哈本（Kathryn Harben）说CDC目前只对去亚洲旅游的美国人提出推迟旅行的建议，还没有对美国移民当局作出任何限制中国人入境的政策建议。CDC最多只是给与入境的亚洲人关于‘非典’的情况介绍，如果被告知入境的旅客有病状，那么会派专人进行评估，或建议治疗。但是很多国家对于“非典”病菌的恐惧可能将重新“雪藏”普通中国人接触世界的机会。
“非典”危机该怪谁？
“不要低估‘未知’的迷雾对整个事件的影响。‘非典’是一种我们未知的病毒引起的。公共卫生部门经常需要时间来意识到某种病正在爆发中。经常要等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一种流行病才得到足够的重视。卫生部门掌握了足够的情况后才可能发现和确定这一种病的爆发模式，”曾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多年，美国红十字会（American Red Cross）国际部的高级技术顾问马克.格拉保尔斯基（Mark Grabowsky, MD, MPH）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格拉保尔斯基大夫说他所听到的报道显示中国地方医疗系统处理能力，以及非军方和军队医院系统之间信息的障碍正是导致中国在处理“非典”问题上行动缓慢的症结之一。格拉保尔斯基大夫曾经在非洲有多年帮助当地人防治流行性疟疾传播的工作经验，也曾经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北京分机构驻扎过半年时间。
“作为流行病专家，我们发现公众想尽可能多地了解流行病的爆发情况，但是不知道如何评价这些情况。因此所有国家的卫生部门都需要斟酌这样一个难题，就是公开信息的需要和对引起公众恐慌的担忧。”格拉保尔斯基大夫说。他补充说，“对于流行病学家，的确非常困难开口说‘我们现在发现一种疾病，但是我们对如何预防和治疗一无所知。’我们到目前为止对‘非典’了解不够, 无法确定哪一种，或是是否有任何公共卫生体系可以有效地防止这种病毒的传播。它可能就像传染性感冒一样不管在哪一个国家都会被传播，同这个国家的公共医疗体制是否发达没有直接关系。”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凯特林.哈本说，“非典是一次传染病爆发，是一种新的疾病。卫生部门需要一定时间来发现是怎么回事，所以现在重要的不是指责谁，而是所有国家遵行标准程序来控制这一流行病的蔓延。”
同美国流行病医疗界比，美国的政治学家对中国政府的批评直截了当得多。
“这场危机是由于中国的‘意识形态’失败引起的。中国的统治者长久以来认为自然灾难，包括地震，新的疾病，都会对他们的政权合法性产生影响，”正在香港做研究，“非典”在香港爆发期间目击全过程的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政治学系教授白霖（Lynn White III）说，“非典在去年秋天就开始，在冬天广东应该对此有所认知，但是为什么没有报道？”
“在广东，对于早期的‘非典’案例报道被压制，因为他们害怕流行病体现了‘不稳定’。而这引起了真正的不稳定。矛盾的、多事的、不礼貌、大声的新闻记者可能从没有清理发表数据，这本来可以帮助当地医生来控制病情的蔓延。精英对于稳定的迷信窒息了他们自己。如果政府可以更信任底层的任命，那本来可以避免（现在要付的）如此巨大的代价。控制对于‘非典’的恐惧真的害死人，” 白霖教授说。中国问题专家白霖著有《非国家权力：中国改革的地方原因，混沌政策和上海的职业 （Unstately Power: Local Causes of China's Reforms, Policies of Chaos, and Careers in Shanghai）》一书。
中国迟迟不向其他国家通报“非典”错有多大？
“鼠疫（plague）、霍乱（Cholera）和黄热病（yellow fever）是目前唯一三种必须向国际社会报告的流行传染病。国家之间也有办法来报告过去流行病的数据。但是世界上还没有一种固定的正式体系来让国家之间相互通告流行病的爆发或其他紧急事态。这次‘非典’爆发，世界卫生组织这样发出全球警报是第一次，这体现了世界卫生组织在对紧急事态反应上的真正价值，”格拉保尔斯基大夫说。
世界卫生组织必须得到成员国邀请，才可以进行调查、介入治疗和提供建议。主权问题在世界卫生组织中是一个敏感问题。美国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流行病专家说，在排斥世界卫生组织干预本国流行性疾病的检查方面，大概最严重的是美国，更不要说去检查其军方医院。当然话也说回来，美国在对流行病爆发的早期预警和报告方面有固定而健全的机制。在美国，卫生部门必须向公众报道所有流行病的爆发情况，这主要是通过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周报来进行的。而畅通的新闻传播途径帮助将这些信息以最快速度传递给公众。但是无论如何，通过这场“非典”危机，让世界卫生组织运行模式和规则大变动的可能性不大。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在这次危机中组织的国际合作是史无前例的。这一合作不仅体现在发现病毒，还在探索对诊断病情有用的试验方面，”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凯特林.哈本说。国际卫生组织最近宣布确认冠状病毒中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它也是研制非典疫苗的主要组织者和协调者。
“以前外界虽然难以从中国拿到关于‘非典’的情况，现在中国政府在做正确的事情，比如对‘非典’每天及时报道。我个人有信心如果中国继续同世界卫生组织密切合作，这场危机会逐渐得到控制。”格拉保尔斯基大夫说。
“非典” 是美国生物武器在中国“练兵”？
最近在中文电子邮件和聊天室颇为流行的一些文章，影射“非典”是美国生物武器在中国“练兵。”针对这些猜测，格拉保尔斯基大夫说，“这种流言让我想起来艾滋病刚刚开始在非洲流行时广为流传的类似谣言，那就是艾滋病是美国在非洲故意散播的病毒。当然我们后来都知道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我相信科学家会调查和研究非典病毒，到时候会有证据表明非典是不是生物武器。我只是想提醒亚洲读者一个事实，那就是最近还有另外两种病毒在亚洲流行，一个叫Nipah病毒，另一个叫Hendra病毒。这两种病毒都是因为人和动物的密切接触而引起的，而专门在世界特定角落存在。
通过“非典”危机，中国该学些什么？
格拉保尔斯基大夫说，“这场危机教给中国和世界一个重要的经验，那就是在这个更加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好的疾病监督机制。这一机制应该不仅包括收集和报道公共医疗卫生信息，而且要正确地分析这些信息，这是我们早期发现和干涉疾病、传染病大规模爆发，尤其是未知传染病爆发，唯一有效途径。很显然，非典爆发显示中国的卫生信息收集和报告机制还没有到位。”
“从上到下的‘咨询性’政府在处理一些问题上非常笨拙。这次‘非典’危机清楚地为这种‘笨拙’提供了案例。”白霖教授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也许中国的知识分子会慢慢理解‘协商（咨询）’必须也是自下而上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叫它‘民主’。对于北京一些人来讲，这是一个‘脏词’。虽然是这样，过去三十年来中国让人惊叹的社会经济发展会使得这类问题不会那么明显。”白霖教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