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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每个孩子都是“白天鹅”(乡村观察)
本报记者 冯华
从繁华的中关村地区一路向北，车流逐渐变得稀少，低矮的平房慢慢融入视野，穿过一排写满了“废品回收”字眼的门脸房，再经过一条长长的甬道，记者终于看到了燕京小天鹅打工子弟学校的牌子。
这是一所由废旧仓库改造而成的学校，7个小教室容纳着200多个孩子在这里学习。由于采光不好，教室里白天也开着灯，但孩子们的读书声依然琅琅动听。
有的孩子吃不起4元一份的午饭，只吃1块钱的饼干和5毛钱的方便面
中午时分，孩子们该吃午饭了。记者看到大部分孩子吃的是学校提供的午餐――米饭、馒头，土豆丝、炒肉片，但也有一些孩子在啃饼干、吃方便面。
记者好奇地问，“为什么吃得和别人不一样？”
吃方便面的小男孩儿不好意思地笑了。老师悄悄告诉记者，学校的午饭4元―4.5元一份，每天两个菜，米饭、馒头随便吃，但有的家庭有两三个孩子都在这里读书，家长觉得负担太重，就不给孩子订饭。
“那你们买饼干、方便面多少钱？”记者问。“饼干1块，方便面5毛。”几个男孩子抢着回答。
8岁的王郁玲长得乖巧可爱，她说，家里有3个姐姐，1个弟弟。她和弟弟都上二年级，姐姐上6年级。上学期妈妈只给弟弟订了午饭，这学期两个人的午饭都没定，中午只能吃饼干。看着王郁玲瘦弱的小身板，记者问她喜欢吃什么？小姑娘顿了一顿，轻轻说：“喜欢吃学校的米饭。”
班主任程秀芳说，班上30多个学生大部分家庭条件都不好，父母基本上靠做保洁、收废品、打零工谋生，有的还在附近的土井村租大棚种蔬菜。子女多的家庭，别说午饭吃不起，连一学期700元的学费都交不出来。
尽管条件艰苦，孩子们求知的渴望深深打动了记者。学校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小书架，里面堆放着各式各样的课外书。课间休息时，三五成群的孩子走进来，挑一两本书拿回教室读。记者说要考考他们，几个小男孩就翻出一本《弟子规》，然后大声背诵起来。
见记者拿出相机拍照，孩子们纷纷围上来，摆出各种造型，开心不已。记者问他们平时照相多吗，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不多！”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些孩子大多在北京长大，对家乡没什么印象。很多孩子都天真地表示在家乡和北京中间更喜欢北京，因为“北京有好吃、好玩儿的。”
原来的校长觉得“太困难了，不想干了”
因为校长燕兆时的缘故，这所普通的打工子弟学校有些与众不同。去年7月以前，北航毕业的他还是一名科研人员，长期从事飞机测试工作，闲暇时就和朋友们一起来给孩子上课。
“第一次上课前我给孩子们做了一次测试，校长特意找了高年级基础较好的30个孩子来答题，其中有一道题是：请你写出你知道的科学家的名字和他们的成就，结果30个人全都是空白。”燕兆时说，还有一道题是问“水在什么时候会沸腾，在什么时候开始结冰”，只有一个孩子回答出了零下50摄氏度。
这让燕兆时很受刺激。他开始给孩子们讲数学，讲应用题的解法，锻炼他们的思维方式。“孩子们进步很快，有一次我甚至讲到了压强，他们也都很快理解了。”
正当燕兆时为孩子们的进步欣喜时，学校却因为拆迁要关闭了。
拆迁，似乎是每一个建在城乡结合部的打工子弟学校逃避不了的命运。几乎每个学校都搬迁过数次。这一次，原来的校长觉得“太困难了，不想干了”，租到合适的地方很难，改造又是一笔费用，而且不知道下一次的拆迁何时来临。
眼看着学校要关门，200多个孩子面临无书可读的境地，燕兆时坐不住了。他和一起支教的朋友挺身而出，从志愿者变成了学校的管理者。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几乎让燕兆时抓狂，他和朋友们疯狂地找地方，最终找到了现在这处家具厂仓库。订合同、搬家、改造、装修……2010年8月20日，学校正式报名，25日开学。
早在做志愿者的时候，燕兆时就曾和朋友们探讨过打工子弟学校的发展，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学校难以经营。燕兆时算了一笔账：学校共有学生200多名，每学期学杂费在700元―800元之间，其中约有1/5的学生因家境困难交不起学费，因此收上来的学费只有十几万元。房租一年8万元，12名老师的月工资1600元―2100元，仅这两项就入不敷出。再加上校舍改造、装修的费用，一年下来，学校亏损近10万元。
老师们收入微薄，“随便打个工都挣得比这儿多”
尽管如此，燕兆时仍然坚持给老师们涨工资。在此之前，老师们的月平均工资只有950元。
程秀芳今年32岁，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内蒙古老家当代课老师，后来随丈夫一起来北京发展。2006年起在这所学校当语文老师，最初的月工资只有700元，后来涨到了900元，去年才涨到1100元。微薄的收入不足以养家，丈夫曾经抱怨说：“随便打个什么工都挣得比这个多！”
程秀芳说完苦笑了一下，她也曾经想过放弃这份工作，但却舍不得那些学生。“孩子们每天都围着我叽叽喳喳，跟我特别亲。有一年冬天，教室里特别冷，我下课后在那儿坐着，一个学生就跑过来说，老师您这么冷，我给您倒杯热水暖和暖和吧，才一年级的孩子就这么懂事，我特别感动。”程秀芳说，由于工资待遇差，打工子弟学校老师的流动性很大，每个学期都有三四名老师离职，“换一次老师，学生们就得重新适应一次，对教学质量影响太大。”
“燕老师来了后学校的变化特别大，老师和孩子们的生活都有了很大改善。我的基本工资涨到了2000元，加上全勤奖一个月能有2100元，比其他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高出一大截。”程秀芳笑着说。
“只要你愿意学习，就来这里上课”，每个孩子都是“白天鹅”
对于像王郁玲那样的困难学生，燕京学校一律减免学费。“只要你愿意学习，就来这里上课。”燕兆时说，打造一所“硬件简陋、软件豪华”的打工子弟学校是他的梦想。支撑他实现这个梦想的，还有一支强大的志愿者队伍。
今年3月起，燕京小天鹅打工子弟学校在周末开设了英语和数学补习班，面向学校及周边的孩子，全部免费，老师则由志愿者担任。“有一天上午上完课，英语小组的8个志愿者就站在教室门口从12点讨论到下午3点，怎么能够结合打工子弟的特点因材施教。讨论完后他们又一起去了官园小商品市场，说是要买一些小礼物作为奖品，激励孩子们学好英语。”燕兆时说，那一刻他特别感动，这8名志愿者中有4位是专职翻译，还有一位从海外留学归来，却如此用心地帮助打工子弟。
志愿者除了传授知识，还用自身经历教育打工子弟不自卑、不气馁。“我们当年在农村，条件比你们艰苦得多，不照样奋斗打拼出来了？！”
半年前，燕兆时把学校名称改为“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为何叫小天鹅？燕兆时说，当你把一只天鹅放到鸭子群里，周围所有人都认为你是鸭子，并且是最丑的鸭子。时间长了，你也会认为自己就是一只鸭子。“我们想让孩子们认为，你本来就是小天鹅。”
记者手记
在采访打工子弟学校时，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另一群孩子的脸庞――我曾经采访过的农村留守儿童，想起那个小男孩一笔一画在纸上写着“我想爸爸”。
与留守儿童相比，这些追随父母在城市生活的孩子们是幸运的，虽然他们的教室简陋，老师常常更换，但毕竟他们在城里有一个“课桌”。如果有一天，城市里的打工子弟学校不能再接纳他们，有些孩子也许就要被送回故乡，成为新的留守儿童。“我想和爸爸妈妈在一起”，这个听起来简单的愿望，对许多农民工子女来说却可望而不可即。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民工，他们的身影遍布加工制造业、建筑业、环卫、家政、餐饮等行业，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不能一边享受着农民工提供的便利，一边对他们融入城市的各种障碍视而不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教育资源的均等化，要做的事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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