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扶老人好在车前有摄像头，这次好在老人外孙是年轻人有良心
- 主题发起人 viper99
- 开始时间
为啥6Park被屏蔽了啊， 那就抄给大家看吧
新闻来源: 山东商报 于September 19, 2011 01:11:33
见到90多岁的老人在公交站牌旁摔倒，骑着电动车路过的省城刘女士便赶紧下车扶起了老人。为了不让自己成为翻版“彭宇”，刘女士在扶起老人的时候，请周围的几位路人为自己作证。“姑娘，我不会赖你的，你是好人，”被扶起后，老人对刘女士很是感恩。然而，当老人被送到医院后，却改了口，称是刘女士撞了他。幸亏老人的家人明事理，幸亏有目击者愿意为刘女士作证……
九旬老人路边摔倒
上前搀扶反被诬
据刘女士说，事情发生在9月16日下午2点左右，当时她正好骑车路过省城北坦陈家楼72路车站牌。
“路过的时候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摔倒了，我就想赶紧下车去扶老人起来。”刘女士告诉记者，见多了各地的“彭宇” 案，她当时也是担心老人会赖上自己，于是她就找在站牌等车的路人作证，并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告诉了几位目击者。“万一出事的话，你们可要为我证明，我只是做好事。”多位目击者均表示，“没事，我们都看着呢，出现万一，会给你作证。”一旁的老人也说，“姑娘，我不会赖你的，你是好人，谢谢你啦。”
刘女士回忆到，见路人都愿意为其作证，老人也这么说，她便立刻扶起了老人，并让其坐在路边。可由于自己的手机当时没电了，刘女士只好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口述给几个证人，但当时她没有记下证人的电话。“我想着反正自己心里也无愧，当时恰好手机也没电了，就没记下证人的联系方式。”
“没过一会儿，有个女士过来，可能是老人的邻居，看老人摔伤了，就赶紧把老人的外孙找来了。”刘女士说，老人见到外孙后，表示自己的骨头伤了，希望上医院检查。
想着既然老人已经有家人照顾了，她就打算回家了，“没想到，老人突然改口说是我撞了他。”
一听这，刘女士立即拨打了110，并和老人外孙一起，将老人送到医院。
为清白寻目击者
已有证人愿出面
经过医生检查，老人确实骨折了。
“一开始还谢我呢，可就在上医院前，老人突然改口说是我撞倒了他……”刘女士很疑惑，刚刚还说让自己放心不会赖上自己，突然怎么就改口了呢？刘女士怎么也没想到这种事竟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于是她赶紧和老人的家人解释。
“不过幸好，他外孙没有为难我，当时我就想，实在不行就找目击证人作证。”随后，刘女士见老人已有人照料，便离开了医院。她告诉记者，当时既没敢留下自己的手机号，也没敢记老人家属的手机号。
“就是怕啊，怕到时候自己被赖上。”虽然老人家属没为难她，但老人在上医院前说的那句话，还是让刘女士越想越觉得不对。
“我心想不能这样，一定得找到目击者给我作证。”刘女士思来想去，觉得最直接的办法是去事发地点去等目击证人，要不就找媒体帮忙寻找目击证人。于是她便在陈家楼站牌等待，“后来好容易等到了一个目击者，她表示愿意为我作证，确实是我扶起的老人。”
而为了证明清白，当时刘女士也找来了电视台记者，希望有更多的目击者能为她作证，“节目播出后，就有一位崔女士给我打电话了，说她也是目击者之一。如果我遇到麻烦，她说肯定会出来给我作证，就算上法庭，也给我作证。要不然，我跳黄河都洗不清了。”
目击证人证实
“她确实是做好事”
为求证此事，记者电话联系上了那位愿意作证的崔女士。“确实是那位女士做好事，扶起了老人。”崔女士告诉记者，当时她正在路边等公交，转头看见了一位老人拄着拐棍过来。“可能是拐棍没拄好，崴了一下，老人就摔了。”崔女士说，此时正好刘女士骑着一辆电动车(专题)路过，于是就下车扶起了老人，并且还告诉路人自己的电话，给自己作证，“她确实是做好事，我可以作证。”
刘女士说，目前她已有些许放心了，至少有证人证明她是清白的。当记者问及，是不是因为老人年纪大了，且送到医院后可能有些恍惚，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刘女士认为，“其实老人当时真的是清醒的，毕竟我刚想去扶他时，他还说的好好的。”
由于刘女士没有记下老人的联系方式，记者没能采访到老人。但在电视台的节目里记者也看到，老人的家人也表示，老人虽然 90多岁了，但神智清楚，而且也时常爬山锻炼。而昨天，记者也前往了当时救治老人的医院，在急诊科和骨科寻找老人，并没能找到那位老人。目前，老人是否说过是刘女士撞的他也无法求证。
化解“讹人”与“逃责”对抗
维护好扶危济困善念
遭遇了这次的事情后，刘女士以后是否还会再继续帮助他人？对此，刘女士并没有正面回答，她只是表示这次真的很害怕自己被赖上，毕竟之前也听说过很多类似的事情，“只要这次证明我是清白的就好。”而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刘女士也表示，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我是绝不会再做了。”
对此，记者也采访了一些市民对此事的看法。市民杨女士表示，如果类似的事情再多发生几起，那么社会的信任度将大打折扣，“以后再有老人摔了，谁还敢去扶？”而市民周先生则认为，不管如何，既然已经找到证人了，那么刘女士也可安心了，但至于见摔倒老人还扶不扶，得看情形。
此事在网上曝光后，网友“无聊星期一”表示，自己虽然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但听说的实在是太多了，很多确实是别人做了好事，被帮者却反而被赖上了，且其中不少还都是老人，“以后老人摔倒起不来了，反正我是不敢去扶的。要么就是先扶起来，然后赶紧就跑。”网友“行走天下”感慨，被救者对救人者发生误会并不可怕，怕的是“讹人”与“逃责”之间的恶意对抗。化解这种对抗，需要以司法为代表的公权力秉持原则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也需要人们在纷纷扰扰之中保持冷静与理性，进而共同悉心维护好扶危济困的每一丝善念。
南京彭宇案
2006年11月20日早晨，一位老太在南京市水西门广场一公交站台等83路车。人来人往中，老太被撞倒摔成了骨折，鉴定后构成8级伤残，医药费花了不少。
老太指认撞人者是刚下车的小伙彭宇。老太告到法院索赔13万多元。彭宇表示无辜。他说，当天早晨3辆公交车同时靠站，老太要去赶第3辆车，而自己从第2辆车的后门下来。“一下车，我就看到一位老太跌倒在地，赶忙去扶她了，不一会儿，另一位中年男子也看到了，也主动过来扶老太。老太不停地说谢谢，后来大家一起将她送到医院。”彭宇继续说，接下来，事情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老太及其家属一口就咬定自己是“肇事者”。
2007年9月4日下午4点半，鼓楼区法院一审宣判。法院认为，本案主要存在两个争议焦点：1.彭宇与老人是否相撞 。2.应赔偿的损失数额问题，法院认为本次事故双方均无过错。按照公平的原则，当事人对受害人的损失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因此，判决彭宇给付受害人损失的 40%，共45876.6元。当天，老太的代理律师表示：对判决事实感到满意，但40%的赔偿比预期要少。而彭宇则表示不服此判决。
天津许云鹤案
与南京“彭宇案”类似，社会上多数人都指责天津许云鹤案中的王老太是“倒打一耙”。车主许云鹤称，自己在2009年 10月21日行驶在红旗路左车道，一名老太太横跨马路中间的护栏，不想被护栏绊了一下摔倒在地。他急忙停车搀扶，发现老太太已经不能扶起来了，便拨打 120和110，并从车里翻出创可贴给老太太包扎。
没想到老太太却打电话告诉亲属，自己在马路上被车撞了。而伤者王秀芝则说，当天她爬护栏时，许云鹤的车撞到自己腿部，自己被撞弹起后，趴在车前部，又倒在地上。王老太的女儿王莉萍称许云鹤在说谎，她说，照片显示许云鹤并不是正常停车，车头碰着护栏了。她还称自己当天赶到事发现场时，看见许云鹤在擦拭车头的灰尘，并被警方阻止。 事故发生后，王老太花费了大量医药费和人力成本，而车主认为自己没有责任拒绝支付费用，因此将其告上法庭。当时许云鹤被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判赔 108606元，许云鹤不服再上诉，二审未出结果
新闻来源: 山东商报 于September 19, 2011 01:11:33
见到90多岁的老人在公交站牌旁摔倒，骑着电动车路过的省城刘女士便赶紧下车扶起了老人。为了不让自己成为翻版“彭宇”，刘女士在扶起老人的时候，请周围的几位路人为自己作证。“姑娘，我不会赖你的，你是好人，”被扶起后，老人对刘女士很是感恩。然而，当老人被送到医院后，却改了口，称是刘女士撞了他。幸亏老人的家人明事理，幸亏有目击者愿意为刘女士作证……
九旬老人路边摔倒
上前搀扶反被诬
据刘女士说，事情发生在9月16日下午2点左右，当时她正好骑车路过省城北坦陈家楼72路车站牌。
“路过的时候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摔倒了，我就想赶紧下车去扶老人起来。”刘女士告诉记者，见多了各地的“彭宇” 案，她当时也是担心老人会赖上自己，于是她就找在站牌等车的路人作证，并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告诉了几位目击者。“万一出事的话，你们可要为我证明，我只是做好事。”多位目击者均表示，“没事，我们都看着呢，出现万一，会给你作证。”一旁的老人也说，“姑娘，我不会赖你的，你是好人，谢谢你啦。”
刘女士回忆到，见路人都愿意为其作证，老人也这么说，她便立刻扶起了老人，并让其坐在路边。可由于自己的手机当时没电了，刘女士只好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口述给几个证人，但当时她没有记下证人的电话。“我想着反正自己心里也无愧，当时恰好手机也没电了，就没记下证人的联系方式。”
“没过一会儿，有个女士过来，可能是老人的邻居，看老人摔伤了，就赶紧把老人的外孙找来了。”刘女士说，老人见到外孙后，表示自己的骨头伤了，希望上医院检查。
想着既然老人已经有家人照顾了，她就打算回家了，“没想到，老人突然改口说是我撞了他。”
一听这，刘女士立即拨打了110，并和老人外孙一起，将老人送到医院。
为清白寻目击者
已有证人愿出面
经过医生检查，老人确实骨折了。
“一开始还谢我呢，可就在上医院前，老人突然改口说是我撞倒了他……”刘女士很疑惑，刚刚还说让自己放心不会赖上自己，突然怎么就改口了呢？刘女士怎么也没想到这种事竟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于是她赶紧和老人的家人解释。
“不过幸好，他外孙没有为难我，当时我就想，实在不行就找目击证人作证。”随后，刘女士见老人已有人照料，便离开了医院。她告诉记者，当时既没敢留下自己的手机号，也没敢记老人家属的手机号。
“就是怕啊，怕到时候自己被赖上。”虽然老人家属没为难她，但老人在上医院前说的那句话，还是让刘女士越想越觉得不对。
“我心想不能这样，一定得找到目击者给我作证。”刘女士思来想去，觉得最直接的办法是去事发地点去等目击证人，要不就找媒体帮忙寻找目击证人。于是她便在陈家楼站牌等待，“后来好容易等到了一个目击者，她表示愿意为我作证，确实是我扶起的老人。”
而为了证明清白，当时刘女士也找来了电视台记者，希望有更多的目击者能为她作证，“节目播出后，就有一位崔女士给我打电话了，说她也是目击者之一。如果我遇到麻烦，她说肯定会出来给我作证，就算上法庭，也给我作证。要不然，我跳黄河都洗不清了。”
目击证人证实
“她确实是做好事”
为求证此事，记者电话联系上了那位愿意作证的崔女士。“确实是那位女士做好事，扶起了老人。”崔女士告诉记者，当时她正在路边等公交，转头看见了一位老人拄着拐棍过来。“可能是拐棍没拄好，崴了一下，老人就摔了。”崔女士说，此时正好刘女士骑着一辆电动车(专题)路过，于是就下车扶起了老人，并且还告诉路人自己的电话，给自己作证，“她确实是做好事，我可以作证。”
刘女士说，目前她已有些许放心了，至少有证人证明她是清白的。当记者问及，是不是因为老人年纪大了，且送到医院后可能有些恍惚，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刘女士认为，“其实老人当时真的是清醒的，毕竟我刚想去扶他时，他还说的好好的。”
由于刘女士没有记下老人的联系方式，记者没能采访到老人。但在电视台的节目里记者也看到，老人的家人也表示，老人虽然 90多岁了，但神智清楚，而且也时常爬山锻炼。而昨天，记者也前往了当时救治老人的医院，在急诊科和骨科寻找老人，并没能找到那位老人。目前，老人是否说过是刘女士撞的他也无法求证。
化解“讹人”与“逃责”对抗
维护好扶危济困善念
遭遇了这次的事情后，刘女士以后是否还会再继续帮助他人？对此，刘女士并没有正面回答，她只是表示这次真的很害怕自己被赖上，毕竟之前也听说过很多类似的事情，“只要这次证明我是清白的就好。”而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刘女士也表示，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我是绝不会再做了。”
对此，记者也采访了一些市民对此事的看法。市民杨女士表示，如果类似的事情再多发生几起，那么社会的信任度将大打折扣，“以后再有老人摔了，谁还敢去扶？”而市民周先生则认为，不管如何，既然已经找到证人了，那么刘女士也可安心了，但至于见摔倒老人还扶不扶，得看情形。
此事在网上曝光后，网友“无聊星期一”表示，自己虽然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但听说的实在是太多了，很多确实是别人做了好事，被帮者却反而被赖上了，且其中不少还都是老人，“以后老人摔倒起不来了，反正我是不敢去扶的。要么就是先扶起来，然后赶紧就跑。”网友“行走天下”感慨，被救者对救人者发生误会并不可怕，怕的是“讹人”与“逃责”之间的恶意对抗。化解这种对抗，需要以司法为代表的公权力秉持原则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也需要人们在纷纷扰扰之中保持冷静与理性，进而共同悉心维护好扶危济困的每一丝善念。
南京彭宇案
2006年11月20日早晨，一位老太在南京市水西门广场一公交站台等83路车。人来人往中，老太被撞倒摔成了骨折，鉴定后构成8级伤残，医药费花了不少。
老太指认撞人者是刚下车的小伙彭宇。老太告到法院索赔13万多元。彭宇表示无辜。他说，当天早晨3辆公交车同时靠站，老太要去赶第3辆车，而自己从第2辆车的后门下来。“一下车，我就看到一位老太跌倒在地，赶忙去扶她了，不一会儿，另一位中年男子也看到了，也主动过来扶老太。老太不停地说谢谢，后来大家一起将她送到医院。”彭宇继续说，接下来，事情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老太及其家属一口就咬定自己是“肇事者”。
2007年9月4日下午4点半，鼓楼区法院一审宣判。法院认为，本案主要存在两个争议焦点：1.彭宇与老人是否相撞 。2.应赔偿的损失数额问题，法院认为本次事故双方均无过错。按照公平的原则，当事人对受害人的损失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因此，判决彭宇给付受害人损失的 40%，共45876.6元。当天，老太的代理律师表示：对判决事实感到满意，但40%的赔偿比预期要少。而彭宇则表示不服此判决。
天津许云鹤案
与南京“彭宇案”类似，社会上多数人都指责天津许云鹤案中的王老太是“倒打一耙”。车主许云鹤称，自己在2009年 10月21日行驶在红旗路左车道，一名老太太横跨马路中间的护栏，不想被护栏绊了一下摔倒在地。他急忙停车搀扶，发现老太太已经不能扶起来了，便拨打 120和110，并从车里翻出创可贴给老太太包扎。
没想到老太太却打电话告诉亲属，自己在马路上被车撞了。而伤者王秀芝则说，当天她爬护栏时，许云鹤的车撞到自己腿部，自己被撞弹起后，趴在车前部，又倒在地上。王老太的女儿王莉萍称许云鹤在说谎，她说，照片显示许云鹤并不是正常停车，车头碰着护栏了。她还称自己当天赶到事发现场时，看见许云鹤在擦拭车头的灰尘，并被警方阻止。 事故发生后，王老太花费了大量医药费和人力成本，而车主认为自己没有责任拒绝支付费用，因此将其告上法庭。当时许云鹤被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判赔 108606元，许云鹤不服再上诉，二审未出结果
这样的说瞎话害人的老人册那一把岁数让狗活了啊？
- 注册
- 2010-07-16
- 消息
- 6,980
- 荣誉分数
- 642
- 声望点数
- 123
年纪大的怎么这么多糊涂的涅
- 注册
- 2010-07-16
- 消息
- 6,980
- 荣誉分数
- 642
- 声望点数
- 123
都是老人，你咋整:blink:
我有个想法，老人独自外出受伤， 算监护人责任
我记得早年出国时接受的教育,其中一条就是: 国外看见老人摔打不能去扶... 真不骗你.
二十年河东, 二十年河西啊.
- 注册
- 2011-08-08
- 消息
- 607
- 荣誉分数
- 31
- 声望点数
- 0
綦彦臣：丧亡之兆随处可见――中国社会道德大崩溃观略
最近的一项关于社会道德有否共同底线的网络调查表明：认为「没有共同道德底线」的，远远高于认为「有共同道德底线」的，两者比例为一比一点二六。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最重要作家拉伯雷（亦译为「拉贝莱」）有句名言：「学术无良知就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时隔四百余年，这句名言在中国网络发言中被高频率地引用，可知社会整体的良知与道德状况是何等模样了。
学术无良知是知识精英阶层的事情，与老百姓日常生活关系不大。政治无道德则是时刻影响百姓生活的重大因素，以至于他们随时都感到处于被剥夺、被羞辱的境地，因为政治运行在最微观处必然表现为权力产生的利益分配效果。比如说，普通市民排队申请经济适用房数年不果，而刚交付使用的经济适用房小区里却停有不少豪车――有权人士使用冒名方式侵占了弱势群体的利益，但是弱势群体的质疑往往又被公权力体系指为「缺乏证据」而遭搪塞。
政治本能导致常识匮乏
在中国社会，常识本来就不可靠，「潜规则」大行其道。再加上利益集团的政治本能过强，社会病态就成了难免之势。本能战胜常识的最经典例子是国防大学教授张召忠的预言：他曾预测萨达姆可利用全民皆兵的优势战胜美国，结果萨达姆不但败了，而且被吊死；他又认为卡达菲比奥巴马支持率更高，因此，在人民的支持下，也会战胜美国。人们十分纳罕此人之言行，以至于说「张召忠挺谁谁死」。
稍有常识的人都不难知道奥巴马的支持虽低但是真实可靠，即便不得未来连任也非本人承受不起的事情；而之于卡达菲不仅高支持率是虚假的，而且他承受不起正常权力更迭的结果，更何况武装反抗所致。
所谓物伤其类，所谓�死狐悲。由于无法秉持最基本的是非观即道德底线，靠公权力牟取暴利的诸多集团就采取「能骗一阵儿就骗一阵儿，能骗一会儿就骗一会儿」的办法。比如说，在杭州，为掩盖燕窝有毒即致癌的真相，有关利益方推出假冒的马来西亚官员做证并虚构对方官方机构，以证明燕窝生产源血燕「绝无问题」。事后发现：不仅马来西亚的机构与官员均系子虚，而血燕作为一个物种在马来西亚也是乌有。
病态社会源于病态政治
编造事实欺骗公众在恶劣治术中已屡见不鲜，其变种则是「否认原则」。比方某地或（及）某人被曝出丑闻，官方发言人很本能地出面否认。即便不是直接否认，也会采取变相的手法来为丑闻辩解。铁道部的王勇平因「反正我信」一言而名声大振，外媒则惊讶地问：「中国的发言人出了什么问题？」
外媒除了惊讶，还有建议，有的（如BBC发表裴敏欣的文章）好心地建议「中国政府需要加强微观治理」，但同时也无奈地叹息「一个如此强大的政府在许多问题上表现有些糟糕」。此种判断远离了中国制度性腐败的现实。面对制度性腐败或言「社会性腐败的膨胀」，一些学者（如上海大学的王晓明教授）指出：人们对制度性腐败是无可奈何的，多数人只能归化于此种无奈，以便分羹一杯。为了分羹一杯，有关的方法论也成为公开话题。有作家甚至写出「搞关系」的专著，帮助人们确认「从一种不公平的安排中获益的手段是平等地利用它」的原则。
仍如右引的王晓明教授转引斯宾诺沙「道德败坏的人其实就是精神上有病」，而引伸出「个人如此，社会亦然」那样，我们仍可以从无法计数的个案中抽取样本进行分析。比方说，人们可以指责武汉医生因患者交不起一千元的手术费，给后者已缝的伤口当场拆线；也可以指责慈善机构滥用捐款，而致社会善心遭伤害。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任何敢于公诸于众的缺德行为，均有它自己的「合法」依据。
政治制度派生政策导向，政策导向派生收费权力。这是中国到处需要证明文件或手续的「基本原理」。因此，在最大的权力批发中心北京，流动人口多的地方无处不见办证广告（见图）。
利益集团稳居盘剥地位
据一些媒体透露，外地民工的孩子在京上小学需要五种证明，而即便办完五种证明，也不一定能争取到合法的就学机会。在另一端，教育分利集团却能通过貌似合法的渠道、发出红头文件，取缔民间自发办起的民工儿女小学。此为「中国版的种族隔离政策」无疑，也是丑陋的收费政治的一个缩影。
北京民工儿女就学需要的父母在北京的长期务工证明，一份以「出手续」方式代办的假证明需要六百到四百元不等的费用。涉及到其他证明的办理及人情疏通费用，整个市场规模超过两亿元人民币。
人民的叫骂、舆论的指责也许会让一些行为有所收敛，但本质是改变不了丧亡趋势的。比如人们普遍质疑的慈善机构，不仅会从善款中提出超比例的手续费，还会给捐赠品「定价」，以捞取更多的非法交易。《经济观察报》曾在七月份披露：红十字扶贫中心的扶贫也是有偿行为，它会对无偿赠品收取市场价百分之十至十五的「售价」而以扶贫名义卖出去。
由此可见红十字扶贫本不扶贫，反而吃的就是穷人，靠的就是政府批文。靠批文、吃穷人是病态政治的核心密码。以经济适用房为例，全国三四线城市的该类住房有百分之四十以上被权力分子冒名占据，或转售或租出。官员倒卖经济适用房的毛利润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五，并且不用交税。
政改无共识的「北京共识」
革命性意识形态失败，经济增长宗教化，国学复兴为官本位提供了历史资源，其中矛盾纠缠非短时间可厘清与解决。因此，本来歧义颇生的社会转型问题更加复杂化；因此，政治改革没有共识才是真正的「北京共识」。一段时间里，作为中共理论重镇的中央党校，有人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型的政改思路，意在中央再集权的基础上推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但是，由于党控意识形态体系而不是行政分级体系里面，出现了没有共同道德底线的情形，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只要排除群众参与，只有死路一条。
如果存在党控意识形态体系的共同道德底线，就不可能在「跨省」成为丑陋政治商标之后，再次出现「跨省」；就不会在铁道部发言人「反正我信」的雷人话语之后，再出现「反对我就是反党」的狂妄叫嚣。
中国已经错过了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窗口期，更何况，全球共产党政治体系里面，只要成为执政党，其党内民主从来就没实现过。前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早有总结，此处无须多说。
――原载《动向》杂志2011年9月号
最近的一项关于社会道德有否共同底线的网络调查表明：认为「没有共同道德底线」的，远远高于认为「有共同道德底线」的，两者比例为一比一点二六。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最重要作家拉伯雷（亦译为「拉贝莱」）有句名言：「学术无良知就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时隔四百余年，这句名言在中国网络发言中被高频率地引用，可知社会整体的良知与道德状况是何等模样了。
学术无良知是知识精英阶层的事情，与老百姓日常生活关系不大。政治无道德则是时刻影响百姓生活的重大因素，以至于他们随时都感到处于被剥夺、被羞辱的境地，因为政治运行在最微观处必然表现为权力产生的利益分配效果。比如说，普通市民排队申请经济适用房数年不果，而刚交付使用的经济适用房小区里却停有不少豪车――有权人士使用冒名方式侵占了弱势群体的利益，但是弱势群体的质疑往往又被公权力体系指为「缺乏证据」而遭搪塞。
政治本能导致常识匮乏
在中国社会，常识本来就不可靠，「潜规则」大行其道。再加上利益集团的政治本能过强，社会病态就成了难免之势。本能战胜常识的最经典例子是国防大学教授张召忠的预言：他曾预测萨达姆可利用全民皆兵的优势战胜美国，结果萨达姆不但败了，而且被吊死；他又认为卡达菲比奥巴马支持率更高，因此，在人民的支持下，也会战胜美国。人们十分纳罕此人之言行，以至于说「张召忠挺谁谁死」。
稍有常识的人都不难知道奥巴马的支持虽低但是真实可靠，即便不得未来连任也非本人承受不起的事情；而之于卡达菲不仅高支持率是虚假的，而且他承受不起正常权力更迭的结果，更何况武装反抗所致。
所谓物伤其类，所谓�死狐悲。由于无法秉持最基本的是非观即道德底线，靠公权力牟取暴利的诸多集团就采取「能骗一阵儿就骗一阵儿，能骗一会儿就骗一会儿」的办法。比如说，在杭州，为掩盖燕窝有毒即致癌的真相，有关利益方推出假冒的马来西亚官员做证并虚构对方官方机构，以证明燕窝生产源血燕「绝无问题」。事后发现：不仅马来西亚的机构与官员均系子虚，而血燕作为一个物种在马来西亚也是乌有。
病态社会源于病态政治
编造事实欺骗公众在恶劣治术中已屡见不鲜，其变种则是「否认原则」。比方某地或（及）某人被曝出丑闻，官方发言人很本能地出面否认。即便不是直接否认，也会采取变相的手法来为丑闻辩解。铁道部的王勇平因「反正我信」一言而名声大振，外媒则惊讶地问：「中国的发言人出了什么问题？」
外媒除了惊讶，还有建议，有的（如BBC发表裴敏欣的文章）好心地建议「中国政府需要加强微观治理」，但同时也无奈地叹息「一个如此强大的政府在许多问题上表现有些糟糕」。此种判断远离了中国制度性腐败的现实。面对制度性腐败或言「社会性腐败的膨胀」，一些学者（如上海大学的王晓明教授）指出：人们对制度性腐败是无可奈何的，多数人只能归化于此种无奈，以便分羹一杯。为了分羹一杯，有关的方法论也成为公开话题。有作家甚至写出「搞关系」的专著，帮助人们确认「从一种不公平的安排中获益的手段是平等地利用它」的原则。
仍如右引的王晓明教授转引斯宾诺沙「道德败坏的人其实就是精神上有病」，而引伸出「个人如此，社会亦然」那样，我们仍可以从无法计数的个案中抽取样本进行分析。比方说，人们可以指责武汉医生因患者交不起一千元的手术费，给后者已缝的伤口当场拆线；也可以指责慈善机构滥用捐款，而致社会善心遭伤害。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任何敢于公诸于众的缺德行为，均有它自己的「合法」依据。
政治制度派生政策导向，政策导向派生收费权力。这是中国到处需要证明文件或手续的「基本原理」。因此，在最大的权力批发中心北京，流动人口多的地方无处不见办证广告（见图）。
利益集团稳居盘剥地位
据一些媒体透露，外地民工的孩子在京上小学需要五种证明，而即便办完五种证明，也不一定能争取到合法的就学机会。在另一端，教育分利集团却能通过貌似合法的渠道、发出红头文件，取缔民间自发办起的民工儿女小学。此为「中国版的种族隔离政策」无疑，也是丑陋的收费政治的一个缩影。
北京民工儿女就学需要的父母在北京的长期务工证明，一份以「出手续」方式代办的假证明需要六百到四百元不等的费用。涉及到其他证明的办理及人情疏通费用，整个市场规模超过两亿元人民币。
人民的叫骂、舆论的指责也许会让一些行为有所收敛，但本质是改变不了丧亡趋势的。比如人们普遍质疑的慈善机构，不仅会从善款中提出超比例的手续费，还会给捐赠品「定价」，以捞取更多的非法交易。《经济观察报》曾在七月份披露：红十字扶贫中心的扶贫也是有偿行为，它会对无偿赠品收取市场价百分之十至十五的「售价」而以扶贫名义卖出去。
由此可见红十字扶贫本不扶贫，反而吃的就是穷人，靠的就是政府批文。靠批文、吃穷人是病态政治的核心密码。以经济适用房为例，全国三四线城市的该类住房有百分之四十以上被权力分子冒名占据，或转售或租出。官员倒卖经济适用房的毛利润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五，并且不用交税。
政改无共识的「北京共识」
革命性意识形态失败，经济增长宗教化，国学复兴为官本位提供了历史资源，其中矛盾纠缠非短时间可厘清与解决。因此，本来歧义颇生的社会转型问题更加复杂化；因此，政治改革没有共识才是真正的「北京共识」。一段时间里，作为中共理论重镇的中央党校，有人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型的政改思路，意在中央再集权的基础上推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但是，由于党控意识形态体系而不是行政分级体系里面，出现了没有共同道德底线的情形，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只要排除群众参与，只有死路一条。
如果存在党控意识形态体系的共同道德底线，就不可能在「跨省」成为丑陋政治商标之后，再次出现「跨省」；就不会在铁道部发言人「反正我信」的雷人话语之后，再出现「反对我就是反党」的狂妄叫嚣。
中国已经错过了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窗口期，更何况，全球共产党政治体系里面，只要成为执政党，其党内民主从来就没实现过。前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早有总结，此处无须多说。
――原载《动向》杂志2011年9月号
- 注册
- 2011-08-08
- 消息
- 607
- 荣誉分数
- 31
- 声望点数
- 0
年纪大的怎么这么多糊涂的涅
一个逆向淘汰的社会。。。人随此向走。。。悲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