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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之乱，杨增新为中国保住新疆
送交者: 父皇 2011年10月10日20:27:02 于 [世界军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0日发动于武昌军营，一般不为人所知的则是，1912年1月10日在伊犁将军府的大厅才大功告成：由刚解职的伊犁将军广福，逼继任者志瑞交出军政大权，才真正颠覆了清廷对中国的统治。几乎同时，外蒙古上层以快得不可思议的速度宣布“独立”，马上就是一系列边疆区：唐努乌梁海、科布多、阿勒泰、图瓦……先后从中华民国版图剥离。
实际上正是下一场革命——俄国推翻沙皇，终止了已经启动的灾难性雪崩。二月革命的直接后果之一，是中亚哈萨克举族东迁，新疆自古就是民族迁徙的通道，可数十万哈萨克牧民驱赶着牛羊涌入边境，却將新疆置于紧迫的危机之中。“逃哈”带来的难题，足以颠覆刚刚恢复生气的新疆政局。更为致命的是，随之而来的十月革命，使欧洲到远东都成为战区。日本、印度远不可及，败北的白军只有一个避难所，那就是几乎不设防的中国新疆。白军不是伏龙芝、夏伯阳们的对手，但要将战火引入新疆的绿洲村镇与牧场，只需200名亡命之徒就足够了。1919年，黑喇嘛——丹毕加参——出现在甘肃与新疆之间的黑戈壁，使内陆亚洲又多了一个变数。如果任其存在，必将导致整个新疆陷入没有胜者的战乱，塔里木的绿洲城镇回到“宇宙洪荒”景观，准噶尔的牧场断绝人迹。
1912年6月，清廷最后一任新疆巡抚袁大化弃职东返，而他刚刚才为袁世凯重新任命为民国的新疆都督。为填补政权真空，杨增新临危受命。杨增新是进士出身，云南蒙自人，1911年才来新疆任职。1912年6月5日，成为民国第一任新疆督军，可就在他入主督军府同时，伊犁成立了与省府分庭抗礼的临时政府，哈密与吐鲁番的铁木耳起义，患生肘腋，和田一个从不为人所知的村落竟然发生了引起国际关注的“策勒村事件”，俄国军队竟以“不知该通知谁”为借口，悍然越境进驻伊犁与喀什噶尔。新疆陷入全面动乱，进而被列强肢解，已不可避免。这，就是杨增新继承的“遗产”。
没有军队，没有财政，没有后援，没有人际资源，连可以推心置腹的人都没有。而本应成为他的坚强后盾的“中央政府”，自顾不暇，反视其为累赘。当时最乐观的看法是：杨增新顶多能支撑十八个月。然而，在不长的时间里杨增新竟然将乱麻拧成了一股绳，将难收覆水升华为甘霖。任职期间，他对中央“认庙不认神”，死跟定中央政府，却不管由谁执政。他将化解危机当作家常便饭。他的名言是：新疆治世是桃园，乱世是绝地，无人幸免。他曾做过这样一个比喻：在当时的形势下只要发生战乱，塔里木就是一口锅底烧红的大锅。他曾半开玩笑地将唐诗名句“西出阳关无故人”，改造成“西出阳关无好人”。
在文献记载与故老相传中，杨增新是杀人从不手软的刽子手，是心细如发的独裁者，是步履蹒跚的昏聩老人，是精明得如同计算机的循吏，是最讲信用的人，是最不在乎人言的人，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客，是深受百姓爱戴的大儒……你也许会产生错觉：以为这里说的不是同一个人。但有一点绝无异词：他给了新疆近20年的休养生息。新疆绿洲与游牧文明进入现代社会，始于他坚守的弃绝战乱的信念。辛亥革命后，主政者显然认为塞防的重要性不能与海防相比，民国政府准备放弃清朝乌里雅苏台将军统辖的阿勒泰、唐努乌梁海等边疆区域，以便退保新疆塔里木进而维持中原稳定。此时只有杨增新认清：保住阿勒泰，新疆才不至于陷入动荡。放弃阿勒泰，就不可能遏制瓦解中华民国的趋势。可以说，没有杨增新，就没有今天的新疆，以及中国的西北边界。到今天可以看出：杨增新所要的，才是内陆亚洲合乎人文地理实际的疆界；杨增新坚持的，才是内陆亚洲重归于和谐安定的底线。
1911年到1928年，中国从清过渡到民国，袁世凯，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徐世昌……抢班登场；赶溥仪出宫，贿选总统，张勋复辟，中原大战……几乎就不给人喘息的机会。外蒙古呢？活佛称帝，还出现一个新年号“共戴”，脱离中国，自治，撤销自治，恢复自治，徐树铮“筹边”……哲布尊丹巴活佛，白党谢苗诺夫，恩琴男爵，苏赫巴托尔，乔巴山，再加上“黑喇嘛”——丹毕加参。同时伴随着几个游离板块：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图瓦、阿勒泰的去留重组。俄国红白两军作了人类历史上地域跨度最长的贴身肉搏，从欧洲打倒海参崴……在旧的宗主不复存在、新的权威未曾确立的十几年间，远离海洋的内陆亚洲成了最不计成本的造反、最不可思议的冒险的温床。作为广袤的省份新疆的统治者，杨增新未能继承清朝对这个区域的权威，却承担起使之建立新的均衡机制的责任。1925年，长期使沙俄、苏俄、蒙古国、清廷理藩院、民国政府总理衙门、新疆省府、内蒙古王公受到困扰的“黑喇嘛”遇刺身亡，挑战权威的力量不复存在，内陆亚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这个地缘政治格局一直影响到（或说延续到）今天。此前历时一二十年的角逐，面对着成批轮换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对立面，“军阀”“独夫”杨增新，以非凡的定力，非常的举措，保持了中国六分之一国土的稳定安宁。新的中国、俄国、蒙古的疆界与版图，是力量均衡分布的减压措施。
辛亥革命以后，新疆的经济命脉——朝廷每年拨给的数百万两白银的“协饷”自然没有了。民国期间，对边疆区的财政补助根本无从谈起。杨增新是惟一一个只能依靠新疆自身资源的中国新疆领导人。民国时期的新疆锡伯族政治家广禄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为了缓解白党的压力，杨增新设法让其最顽固的领袖阿连阔夫将军（号称沙皇的驸马）染上鸦片瘾，彻底瓦解了斗志。为阻断境内外白党的联系，竟将进入新疆的白党精兵软禁在人迹罕至的敦煌的石窟里，以至现在还留下了俄国败兵烟熏火燎的痕迹。杨增新的名言是：“白俄势力抵抗苏俄虽不足，扰乱新疆则有余。”他处理白党“借道”、红军大军压境的策略，和他处理“黑喇嘛”要来新疆“避难”的果断，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1912年－1928年间，杨增新成功地将战乱拒之新疆境外，保境安民不是政治家的最高境界，却是百姓们衡量其业绩的尺度。杨增新在没有任何外援、得不到中央政府具体支持的情况下，维护了中国领土完整、国体尊严，用保障民众的基本生计，化解了境内数十个民族的历史积怨，平息了因绝望而生的孤注一掷的冲动。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人物，他是内陆亚洲的稳定因素。
送交者: 父皇 2011年10月10日20:27:02 于 [世界军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0日发动于武昌军营，一般不为人所知的则是，1912年1月10日在伊犁将军府的大厅才大功告成：由刚解职的伊犁将军广福，逼继任者志瑞交出军政大权，才真正颠覆了清廷对中国的统治。几乎同时，外蒙古上层以快得不可思议的速度宣布“独立”，马上就是一系列边疆区：唐努乌梁海、科布多、阿勒泰、图瓦……先后从中华民国版图剥离。
实际上正是下一场革命——俄国推翻沙皇，终止了已经启动的灾难性雪崩。二月革命的直接后果之一，是中亚哈萨克举族东迁，新疆自古就是民族迁徙的通道，可数十万哈萨克牧民驱赶着牛羊涌入边境，却將新疆置于紧迫的危机之中。“逃哈”带来的难题，足以颠覆刚刚恢复生气的新疆政局。更为致命的是，随之而来的十月革命，使欧洲到远东都成为战区。日本、印度远不可及，败北的白军只有一个避难所，那就是几乎不设防的中国新疆。白军不是伏龙芝、夏伯阳们的对手，但要将战火引入新疆的绿洲村镇与牧场，只需200名亡命之徒就足够了。1919年，黑喇嘛——丹毕加参——出现在甘肃与新疆之间的黑戈壁，使内陆亚洲又多了一个变数。如果任其存在，必将导致整个新疆陷入没有胜者的战乱，塔里木的绿洲城镇回到“宇宙洪荒”景观，准噶尔的牧场断绝人迹。
1912年6月，清廷最后一任新疆巡抚袁大化弃职东返，而他刚刚才为袁世凯重新任命为民国的新疆都督。为填补政权真空，杨增新临危受命。杨增新是进士出身，云南蒙自人，1911年才来新疆任职。1912年6月5日，成为民国第一任新疆督军，可就在他入主督军府同时，伊犁成立了与省府分庭抗礼的临时政府，哈密与吐鲁番的铁木耳起义，患生肘腋，和田一个从不为人所知的村落竟然发生了引起国际关注的“策勒村事件”，俄国军队竟以“不知该通知谁”为借口，悍然越境进驻伊犁与喀什噶尔。新疆陷入全面动乱，进而被列强肢解，已不可避免。这，就是杨增新继承的“遗产”。
没有军队，没有财政，没有后援，没有人际资源，连可以推心置腹的人都没有。而本应成为他的坚强后盾的“中央政府”，自顾不暇，反视其为累赘。当时最乐观的看法是：杨增新顶多能支撑十八个月。然而，在不长的时间里杨增新竟然将乱麻拧成了一股绳，将难收覆水升华为甘霖。任职期间，他对中央“认庙不认神”，死跟定中央政府，却不管由谁执政。他将化解危机当作家常便饭。他的名言是：新疆治世是桃园，乱世是绝地，无人幸免。他曾做过这样一个比喻：在当时的形势下只要发生战乱，塔里木就是一口锅底烧红的大锅。他曾半开玩笑地将唐诗名句“西出阳关无故人”，改造成“西出阳关无好人”。
在文献记载与故老相传中，杨增新是杀人从不手软的刽子手，是心细如发的独裁者，是步履蹒跚的昏聩老人，是精明得如同计算机的循吏，是最讲信用的人，是最不在乎人言的人，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客，是深受百姓爱戴的大儒……你也许会产生错觉：以为这里说的不是同一个人。但有一点绝无异词：他给了新疆近20年的休养生息。新疆绿洲与游牧文明进入现代社会，始于他坚守的弃绝战乱的信念。辛亥革命后，主政者显然认为塞防的重要性不能与海防相比，民国政府准备放弃清朝乌里雅苏台将军统辖的阿勒泰、唐努乌梁海等边疆区域，以便退保新疆塔里木进而维持中原稳定。此时只有杨增新认清：保住阿勒泰，新疆才不至于陷入动荡。放弃阿勒泰，就不可能遏制瓦解中华民国的趋势。可以说，没有杨增新，就没有今天的新疆，以及中国的西北边界。到今天可以看出：杨增新所要的，才是内陆亚洲合乎人文地理实际的疆界；杨增新坚持的，才是内陆亚洲重归于和谐安定的底线。
1911年到1928年，中国从清过渡到民国，袁世凯，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徐世昌……抢班登场；赶溥仪出宫，贿选总统，张勋复辟，中原大战……几乎就不给人喘息的机会。外蒙古呢？活佛称帝，还出现一个新年号“共戴”，脱离中国，自治，撤销自治，恢复自治，徐树铮“筹边”……哲布尊丹巴活佛，白党谢苗诺夫，恩琴男爵，苏赫巴托尔，乔巴山，再加上“黑喇嘛”——丹毕加参。同时伴随着几个游离板块：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图瓦、阿勒泰的去留重组。俄国红白两军作了人类历史上地域跨度最长的贴身肉搏，从欧洲打倒海参崴……在旧的宗主不复存在、新的权威未曾确立的十几年间，远离海洋的内陆亚洲成了最不计成本的造反、最不可思议的冒险的温床。作为广袤的省份新疆的统治者，杨增新未能继承清朝对这个区域的权威，却承担起使之建立新的均衡机制的责任。1925年，长期使沙俄、苏俄、蒙古国、清廷理藩院、民国政府总理衙门、新疆省府、内蒙古王公受到困扰的“黑喇嘛”遇刺身亡，挑战权威的力量不复存在，内陆亚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这个地缘政治格局一直影响到（或说延续到）今天。此前历时一二十年的角逐，面对着成批轮换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对立面，“军阀”“独夫”杨增新，以非凡的定力，非常的举措，保持了中国六分之一国土的稳定安宁。新的中国、俄国、蒙古的疆界与版图，是力量均衡分布的减压措施。
辛亥革命以后，新疆的经济命脉——朝廷每年拨给的数百万两白银的“协饷”自然没有了。民国期间，对边疆区的财政补助根本无从谈起。杨增新是惟一一个只能依靠新疆自身资源的中国新疆领导人。民国时期的新疆锡伯族政治家广禄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为了缓解白党的压力，杨增新设法让其最顽固的领袖阿连阔夫将军（号称沙皇的驸马）染上鸦片瘾，彻底瓦解了斗志。为阻断境内外白党的联系，竟将进入新疆的白党精兵软禁在人迹罕至的敦煌的石窟里，以至现在还留下了俄国败兵烟熏火燎的痕迹。杨增新的名言是：“白俄势力抵抗苏俄虽不足，扰乱新疆则有余。”他处理白党“借道”、红军大军压境的策略，和他处理“黑喇嘛”要来新疆“避难”的果断，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1912年－1928年间，杨增新成功地将战乱拒之新疆境外，保境安民不是政治家的最高境界，却是百姓们衡量其业绩的尺度。杨增新在没有任何外援、得不到中央政府具体支持的情况下，维护了中国领土完整、国体尊严，用保障民众的基本生计，化解了境内数十个民族的历史积怨，平息了因绝望而生的孤注一掷的冲动。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人物，他是内陆亚洲的稳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