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应该停止对SARS使用“非典”一词 --- 笑谈中国特色
不锈钢螺杆
近日有医学专家提出，“非典”-- 与“萨斯”在病理学上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全称非典型肺炎(atypical pneumonia)，有药可治，后者全称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缩写为SARS ，是RNA病毒，无方可医。现在又发现中国政府的官方传媒，似乎不很情愿使用SARS这个名词，而宁愿在很多场合中使用“非典”。这是有些缘故的：一是SARS虽为外来名词，却源自于中国，象“支那”一样，是伤害中国人民族自尊的称呼，“爱国”人士因之反感，所以宁愿使用国货“非典”，也不肯接受泊来品SARS ；二是“SARS”谐音为“杀死”，又与香港特区的缩写SAR一致，太不吉利，不合中国民俗。而“非典”听起来不犯忌，“费点”或者“废点”而已，细细碎，小意思啦；三是“非典”这医学名词，可以经过专家解释为并非可怕的传染病，仅仅是非典型的流感肺炎而已，这样似乎就能安定人心了。玩弄自欺欺人的文字游戏和障眼法，历来是中共的拿手好戏，比如耍猴的卖艺人愚弄猴子就是这样：把朝三暮四改为朝四暮三，猴子就高兴了，其实一天还是七个馒头。我们可爱的爱国愤青们也如孔乙己一般：窃书也，非偷书也，把偷字换成了窃字，面子上就过得去。所以“非典”这个新名词，不仅应该于二十一世纪收入汉语大词典，也应该总结为中国特色。
用Google搜索了一下，发现最早记载“非典”这个名词的文献，竟然是《三国志》，且看：“太祖征荆州，至宛，张绣迎降。…….. 太祖退往舞阴，闻韦（猛将典韦）死，为流涕，募间取其丧，亲自临哭之，曰：“非典，吾命休矣”！说起三国，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第十七回倒是讲了个曹操杀替罪羊的故事：
……却说曹兵十七万，日费粮食浩大，诸郡又荒旱，接济不及。操催军速战，李丰等闭门不出。操军相拒月余，粮食将尽，致书于孙策，借得粮米十万斛，不敷支散。管粮官任峻部下仓官王（后土）人禀操曰：“兵多粮少，当如之何？”操曰：“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后土）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后土）依命，以小斛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听，无不嗟怨，皆言丞相欺众。操乃密召王（后土）入曰：“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后土）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头以示众耳。”（后土）大惊曰：“某实无罪！”操曰：“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必变矣。汝死后，汝妻子吾自养之，汝勿虑也。”（后土）再欲言时，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头高竿，出榜晓示曰：“王（后土）故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
这段故事说的是仓官王（后土）奉曹操之命，将大斛改为小斛分发粮食，王有言在先，提出这样做会引起军心不稳，但曹操讲他还有办法，原来这办法是将大斛改小斛的罪名栽脏给仓官，这说明曹操杀仓官王某是有预谋在心的，目的在于借仓官王某的脑袋来搞稳定，仓官王某的脑袋，就这样为曹操的大魏国家主义和阿瞒党的利益作了牺牲。所以说，共产党的官既好作又不好作，当共产党的官，不学无术不要紧，只要善于溜须拍马，投机钻营就可以。不好做的是，当共产党的官必须拉帮结伙搞宗派，与贪官们同流合污，不然就得不到升迁。另外，当共产党的官必须不择手段努力往上爬，要当大官别当小官，这样才能保住自己。这不：因SARS问题不可收拾，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副市长孟学农就被中共中央当成替罪羊罢了官。
据说张文康不服气，说自己对国际社会撒谎是政治局的决定，和那个仓官王某一样，不过是奉命行事。但张文康未免过于为自己狡辩了，中国历史上所有专制制度的帮凶打手哪个不是奉命行事？就连江青还要喊冤呢，她说自己本来是毛泽东的一条狗，是毛泽东叫她咬谁她才去咬谁，结果现在文革的罪责被中共一骨脑地栽给了四人帮。就文革而言，确切地说，四人帮还不能称谓毛泽东的“替罪羊”，应该是替死鬼，因为大多数替罪羊本身都是无辜的。所以张文康也不能算是替罪羊，他也应该是中共在SARS事件上的替死鬼。
被海外传媒誉为“撒谎部长”的张文康为什么会成为SARS事件的替死鬼呢？第一，他是卫生部长，拿的是卫生部长的俸禄，在任何社会做任何官员，都应该有风险，不然纳税人的钱就不如养条狗了。SARS在中国境内流行了数月之久，卫生部不如实不及时通报，不采取积极措施，反而隐瞒疫情，欺骗人民，以致造成世界范围的传播扩散，不仅害了中国人，还害了人家洋人，使中华民族再次蒙受“东亚病夫”之辱，其罪当诛。即使在中国封建社会，地方官员对朝廷隐瞒疫情灾情，上级官员对灾情疫情若不重视，玩忽职守也是要杀头的，所以在SARS问题上，张文康难逃其咎。
第二，张是有罪的，无所谓“替罪”，因为他是医生出身，而且是卫生部长。作医生的不比其它专业，比如钱学森说亩产可以万斤，他是负不上什么责任的，因为他一不是农民，二不是农业部长。而做医生的若黑了良心，人的性命就要受到威胁。身为医生的张文康不顾人性只顾党性，是知法犯法明知故犯，所以，即使他是在维护中共党的原则也是有罪的，因为这个原则本身就是罪恶，而作为医生，他的罪责更无法推卸，最起码是渎职罪。与同是共产党员的七十岁老军医蒋彦永相比，张这个卫生部长显得多么涉小。既然张文康能拍着胸脯：“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他就要真正负起这个可以负的起的“责任”来。
行医者最起码的职业操守就是良心和人道，因为这个职业以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为已任。这个职业本来是高尚纯洁的，但今天中共标榜的“中国国情”，却把医生这个神圣称呼给沾污了。在中国大陆，共产党当年许诺给中国人民的公费医疗制度早已烟消云散，国家在社会医疗福利事业方面基本上不投入不建设，要地方上胡搞乱搞，结果搞出了艾滋村艾滋省，穷人有病，基本上无药可医无院可住，交不起住院押金死在家里，在医院得不到抢救活活等死的凄惨现象比比皆是。医生收红包，护士收小费，病房看大门的也收受贿赂，假医假药到处泛滥。堂堂国家卫生部长，为了一党之私和党天下的稳定，竟可以瞪眼说瞎话，要人放心来旅游公干，而且不必戴口罩，诱骗本国人民甚至国际社会来跳疫区的火坑，这和抱人孩子下井有什么区别？这样缺德的社会，怎么能不发生瘟疫呢？所以无论是大自然的惩罚，还是神的惩罚，中国大陆发生瘟疫都是个必然。
专制政府的官与民主社会的官比起来，风险相对要小的多，比如中共的官，就都是终身制的，在甲地没当好，拍拍屁股走人，可以到乙地再继续为害一方，“干部是革命的宝贵财富”，不出大错，也轻易不会被罢官免职。现在前朝的红人张文康竟然被罢官，就说明SARS事态很严重，严重到了足以威胁中共的统治地位，不得不借张的乌纱帽来安定民心，缓和矛盾，挽回恶劣影响了。但仅仅罢了撒谎部长的官就完事大吉了吗？没听见张还在一边振振有词的在凤凰卫视的镜头前坚持：“中国的国情不太赞成每天在报纸报告疫情，我们不赞成铺天盖地的来报告，弄到风声鹤唳，弄到老百姓生活都不安宁”吗？
这位撒谎部长把他渎职的行为归啻于中国的“国情”和“法律”：“所以我说首先是根据自己的国情，跟自己的法律来报，我们的法律没有说要每天报告，一般的传染病我们都是每月，有的传染病是每个月报告一次”。
既然是法律，卫生部长就没权力擅自更改，但是撒谎部长又“根据这个特殊情况，我们一步一步在改变这个公布的办法，但我们是尊重WHO的，或者决定也罢，或者要求也罢，我们从四月一号以后，每天公布，因为我们有一个系统。每天报我就报给你，但我们现在对居民也不是每天报，就是本来我们居民认为你每月报吧，我们决定五日报一次，5号、10号、15号、20号在广报，那么现在我正是这样执行”。
人们终于明白，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是部长们也可以更改的，不过它必须是在国际社会的干预和压力下才会乖乖的更改，而面对SARS给中国人民的死亡威胁，几个月之久却从未想过更改！所幸的是，现在中国政府终于明白了，借撒谎部长的口来文过饰非了：“你知道中国那么大一个地方，十五亿人口，是需要做些准备，好在我们有一个病情的报告，就是传染病报告系统，我们很快就建立了每天报告的系统”。
本来，就医德而言，张文康不仅要负上法律责任，还要受到严厉的道义谴责，至少，从他给中国人民带来耻辱这点上，就应该有爱国愤青挺身而出，泼他一身大粪汁。但中国政府处理这类事件，仍然保留了中国的特色，这就是将党的意志和权势斗争掺合到政府事务的运作中，党内派系斗争要互相看颜色，不能把事做绝，适可而止，“刀下留人”，结果弄出个冤乎枉哉的孟学农来陪斩。在SARS事件中，比孟责任重大者大有人在，比如广东的地方官员就没有一个受到惩办。众所周知，共产党惩办贪官污吏和失职官僚，历来是讲究内部派系间权利平衡的，今天你收拾我一个哥们，明天我就要搞掉你一个弟兄。
中共新领导刚刚接管权力，板凳还没坐热乎，就被张文康一类旧官僚体系烧了个焦头烂额，闹得胡温二人只好舍命单枪匹马亲往疫区督战，其他的政治局成员们除了吴仪兼任卫生部长，没一个站出来挺胡温二人，而那些元老们更是在一旁作壁上观，全无《六四》事件中的那种参与热心，如无事一般，明显有兴灾乐祸之嫌。所以然，只罢张文康一个官，恐怕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彻底解决的还是整个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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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医学专家提出，“非典”-- 与“萨斯”在病理学上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全称非典型肺炎(atypical pneumonia)，有药可治，后者全称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缩写为SARS ，是RNA病毒，无方可医。现在又发现中国政府的官方传媒，似乎不很情愿使用SARS这个名词，而宁愿在很多场合中使用“非典”。这是有些缘故的：一是SARS虽为外来名词，却源自于中国，象“支那”一样，是伤害中国人民族自尊的称呼，“爱国”人士因之反感，所以宁愿使用国货“非典”，也不肯接受泊来品SARS ；二是“SARS”谐音为“杀死”，又与香港特区的缩写SAR一致，太不吉利，不合中国民俗。而“非典”听起来不犯忌，“费点”或者“废点”而已，细细碎，小意思啦；三是“非典”这医学名词，可以经过专家解释为并非可怕的传染病，仅仅是非典型的流感肺炎而已，这样似乎就能安定人心了。玩弄自欺欺人的文字游戏和障眼法，历来是中共的拿手好戏，比如耍猴的卖艺人愚弄猴子就是这样：把朝三暮四改为朝四暮三，猴子就高兴了，其实一天还是七个馒头。我们可爱的爱国愤青们也如孔乙己一般：窃书也，非偷书也，把偷字换成了窃字，面子上就过得去。所以“非典”这个新名词，不仅应该于二十一世纪收入汉语大词典，也应该总结为中国特色。
用Google搜索了一下，发现最早记载“非典”这个名词的文献，竟然是《三国志》，且看：“太祖征荆州，至宛，张绣迎降。…….. 太祖退往舞阴，闻韦（猛将典韦）死，为流涕，募间取其丧，亲自临哭之，曰：“非典，吾命休矣”！说起三国，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第十七回倒是讲了个曹操杀替罪羊的故事：
……却说曹兵十七万，日费粮食浩大，诸郡又荒旱，接济不及。操催军速战，李丰等闭门不出。操军相拒月余，粮食将尽，致书于孙策，借得粮米十万斛，不敷支散。管粮官任峻部下仓官王（后土）人禀操曰：“兵多粮少，当如之何？”操曰：“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后土）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后土）依命，以小斛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听，无不嗟怨，皆言丞相欺众。操乃密召王（后土）入曰：“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后土）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头以示众耳。”（后土）大惊曰：“某实无罪！”操曰：“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必变矣。汝死后，汝妻子吾自养之，汝勿虑也。”（后土）再欲言时，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头高竿，出榜晓示曰：“王（后土）故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
这段故事说的是仓官王（后土）奉曹操之命，将大斛改为小斛分发粮食，王有言在先，提出这样做会引起军心不稳，但曹操讲他还有办法，原来这办法是将大斛改小斛的罪名栽脏给仓官，这说明曹操杀仓官王某是有预谋在心的，目的在于借仓官王某的脑袋来搞稳定，仓官王某的脑袋，就这样为曹操的大魏国家主义和阿瞒党的利益作了牺牲。所以说，共产党的官既好作又不好作，当共产党的官，不学无术不要紧，只要善于溜须拍马，投机钻营就可以。不好做的是，当共产党的官必须拉帮结伙搞宗派，与贪官们同流合污，不然就得不到升迁。另外，当共产党的官必须不择手段努力往上爬，要当大官别当小官，这样才能保住自己。这不：因SARS问题不可收拾，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副市长孟学农就被中共中央当成替罪羊罢了官。
据说张文康不服气，说自己对国际社会撒谎是政治局的决定，和那个仓官王某一样，不过是奉命行事。但张文康未免过于为自己狡辩了，中国历史上所有专制制度的帮凶打手哪个不是奉命行事？就连江青还要喊冤呢，她说自己本来是毛泽东的一条狗，是毛泽东叫她咬谁她才去咬谁，结果现在文革的罪责被中共一骨脑地栽给了四人帮。就文革而言，确切地说，四人帮还不能称谓毛泽东的“替罪羊”，应该是替死鬼，因为大多数替罪羊本身都是无辜的。所以张文康也不能算是替罪羊，他也应该是中共在SARS事件上的替死鬼。
被海外传媒誉为“撒谎部长”的张文康为什么会成为SARS事件的替死鬼呢？第一，他是卫生部长，拿的是卫生部长的俸禄，在任何社会做任何官员，都应该有风险，不然纳税人的钱就不如养条狗了。SARS在中国境内流行了数月之久，卫生部不如实不及时通报，不采取积极措施，反而隐瞒疫情，欺骗人民，以致造成世界范围的传播扩散，不仅害了中国人，还害了人家洋人，使中华民族再次蒙受“东亚病夫”之辱，其罪当诛。即使在中国封建社会，地方官员对朝廷隐瞒疫情灾情，上级官员对灾情疫情若不重视，玩忽职守也是要杀头的，所以在SARS问题上，张文康难逃其咎。
第二，张是有罪的，无所谓“替罪”，因为他是医生出身，而且是卫生部长。作医生的不比其它专业，比如钱学森说亩产可以万斤，他是负不上什么责任的，因为他一不是农民，二不是农业部长。而做医生的若黑了良心，人的性命就要受到威胁。身为医生的张文康不顾人性只顾党性，是知法犯法明知故犯，所以，即使他是在维护中共党的原则也是有罪的，因为这个原则本身就是罪恶，而作为医生，他的罪责更无法推卸，最起码是渎职罪。与同是共产党员的七十岁老军医蒋彦永相比，张这个卫生部长显得多么涉小。既然张文康能拍着胸脯：“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他就要真正负起这个可以负的起的“责任”来。
行医者最起码的职业操守就是良心和人道，因为这个职业以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为已任。这个职业本来是高尚纯洁的，但今天中共标榜的“中国国情”，却把医生这个神圣称呼给沾污了。在中国大陆，共产党当年许诺给中国人民的公费医疗制度早已烟消云散，国家在社会医疗福利事业方面基本上不投入不建设，要地方上胡搞乱搞，结果搞出了艾滋村艾滋省，穷人有病，基本上无药可医无院可住，交不起住院押金死在家里，在医院得不到抢救活活等死的凄惨现象比比皆是。医生收红包，护士收小费，病房看大门的也收受贿赂，假医假药到处泛滥。堂堂国家卫生部长，为了一党之私和党天下的稳定，竟可以瞪眼说瞎话，要人放心来旅游公干，而且不必戴口罩，诱骗本国人民甚至国际社会来跳疫区的火坑，这和抱人孩子下井有什么区别？这样缺德的社会，怎么能不发生瘟疫呢？所以无论是大自然的惩罚，还是神的惩罚，中国大陆发生瘟疫都是个必然。
专制政府的官与民主社会的官比起来，风险相对要小的多，比如中共的官，就都是终身制的，在甲地没当好，拍拍屁股走人，可以到乙地再继续为害一方，“干部是革命的宝贵财富”，不出大错，也轻易不会被罢官免职。现在前朝的红人张文康竟然被罢官，就说明SARS事态很严重，严重到了足以威胁中共的统治地位，不得不借张的乌纱帽来安定民心，缓和矛盾，挽回恶劣影响了。但仅仅罢了撒谎部长的官就完事大吉了吗？没听见张还在一边振振有词的在凤凰卫视的镜头前坚持：“中国的国情不太赞成每天在报纸报告疫情，我们不赞成铺天盖地的来报告，弄到风声鹤唳，弄到老百姓生活都不安宁”吗？
这位撒谎部长把他渎职的行为归啻于中国的“国情”和“法律”：“所以我说首先是根据自己的国情，跟自己的法律来报，我们的法律没有说要每天报告，一般的传染病我们都是每月，有的传染病是每个月报告一次”。
既然是法律，卫生部长就没权力擅自更改，但是撒谎部长又“根据这个特殊情况，我们一步一步在改变这个公布的办法，但我们是尊重WHO的，或者决定也罢，或者要求也罢，我们从四月一号以后，每天公布，因为我们有一个系统。每天报我就报给你，但我们现在对居民也不是每天报，就是本来我们居民认为你每月报吧，我们决定五日报一次，5号、10号、15号、20号在广报，那么现在我正是这样执行”。
人们终于明白，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是部长们也可以更改的，不过它必须是在国际社会的干预和压力下才会乖乖的更改，而面对SARS给中国人民的死亡威胁，几个月之久却从未想过更改！所幸的是，现在中国政府终于明白了，借撒谎部长的口来文过饰非了：“你知道中国那么大一个地方，十五亿人口，是需要做些准备，好在我们有一个病情的报告，就是传染病报告系统，我们很快就建立了每天报告的系统”。
本来，就医德而言，张文康不仅要负上法律责任，还要受到严厉的道义谴责，至少，从他给中国人民带来耻辱这点上，就应该有爱国愤青挺身而出，泼他一身大粪汁。但中国政府处理这类事件，仍然保留了中国的特色，这就是将党的意志和权势斗争掺合到政府事务的运作中，党内派系斗争要互相看颜色，不能把事做绝，适可而止，“刀下留人”，结果弄出个冤乎枉哉的孟学农来陪斩。在SARS事件中，比孟责任重大者大有人在，比如广东的地方官员就没有一个受到惩办。众所周知，共产党惩办贪官污吏和失职官僚，历来是讲究内部派系间权利平衡的，今天你收拾我一个哥们，明天我就要搞掉你一个弟兄。
中共新领导刚刚接管权力，板凳还没坐热乎，就被张文康一类旧官僚体系烧了个焦头烂额，闹得胡温二人只好舍命单枪匹马亲往疫区督战，其他的政治局成员们除了吴仪兼任卫生部长，没一个站出来挺胡温二人，而那些元老们更是在一旁作壁上观，全无《六四》事件中的那种参与热心，如无事一般，明显有兴灾乐祸之嫌。所以然，只罢张文康一个官，恐怕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彻底解决的还是整个政治制度。
